一、《化学工业与工程》2001年第18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孙磊[1]（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邹琪[2]（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博强[3]（2015）在《日据时期台湾盐业专卖制度研究 ——以产销体系的变迁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此设立台湾总督府,建立以总督府专制独裁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为巩固殖民统治积极推动资源调查、整顿土地林野、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以及加强施行奴化教育等政策,建立“殖民地基础工程”。而在建立“殖民地基础工程”的过程中,盐作为台湾的重要经济资源成为台湾殖民政府调查、改造及掠夺的对象。本文以日据时期台湾盐业专卖制度产销体系的殖民化改造为研究重心,运用贯通性、比较性和微观性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台湾盐政的曲折性发展历程。同时运用横向共时维与纵向历时维的角度,从盐这一微观视野透视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盐业的调查、专卖制度的重构与进一步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宏观视野下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殖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与沿革提供补充,并且以盐业专卖制度的变革为主线,以日据时期为重点,全面阐述在不同时期,不同政府,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下,台湾盐业体系的连续与断裂。为实现所要研究的目标,在研究路径的设计上,首先回顾日据时期台湾盐专卖制建立的背景,了解日本殖民者是如何确立实行盐专卖政策的；其后论述甲午战后台湾总督府对原有专卖制度进行重构,通过建立或调整盐业专卖的管理、法规及资本体系,使其成为殖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之后分析台湾总督府对台湾盐业产销体系进行殖民化改造的过程。在盐业生产方面,总督府进行盐田适地调查及盐田的开设修复；在盐业购销方面,总督府颁布盐业收纳方式、手续等规则,改造岛内贩盐行销体系,推动台湾盐向日本、朝鲜等岛外市场销售。此过程中,台湾总督府颁布一系列殖民法令,强化对盐业产销的控制,鼓励日本盐业资本的侵入,逐步形成以日本盐商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最后阐述日据中后期,台湾盐在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背景下,被纳入战时统制经济体系之中,实现本地“工业化”。日据时期,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充当了战略物资的供应地及日本商品的倾销市场,形成了殖民地对日本的附属化,日本对殖民地的依赖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政策从“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向“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转变均是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及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相关经济资源,使台湾成为日本战时经济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盐业资源是台湾十分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日本重点控制和掠夺的战略物资。日本在台湾建立盐业专卖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控制台湾盐的生产和销售,以维护其殖民统治,保证日本本国生产生活中对盐的需求。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在台湾所建立盐专卖制度并不是简单的财税经济制度,而是以掌握殖民地经济命脉为核心,构建殖民地基础工程的重要一环。台湾盐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追随于日本战时统制经济体系,以服务于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殖民为最终目的。
孙丹丹[4]（2015）在《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我国进入现代辞书出版时期。自此以来，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发展走过了百年历程，出版了汉语知识辞书11080多部。如果加上汉语语文辞书和外语辞书，已达2万多部。从出版规模看，我们可以算得上辞书大国了。然而，我国还不是辞书强国。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及文化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辞书强国梦”。因此关于汉语辞书编纂出版问题和发展对策的研究越来越迫切。为了探讨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对策，需要回顾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演进过程，总结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并藉此分析我国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汉语知识辞书研究的意义，知识辞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主要阐述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现状、理论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第三章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在引进国内外主要的知识辞书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已有辞书理论和知识辞书信息库中的知识辞书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简约分类体系。第四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我们把进入现代出版时期的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12-1948），转折期（1949-1977），繁荣期（1978-2000），新世纪（2001-2012）。第五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辞书内部世界、语言世界、辞书外部世界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我国知识辞书经历了由起步期草创既成、随着建国后辞书出版政策的变化而转折、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汉语知识辞书理念由朦胧到清晰、类型从无到有、品种由少到多、理论由粗浅到成熟、体例由略到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七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本文主要从学术界、出版社、教育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刘敏[5]（2013）在《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科学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总与该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认识到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过程中，杂志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知识人自清末开始创办科学杂志，如《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杂志均遭遇昙花一现，未能延续发展的厄运。但中华民族从未间断过追求创办科学杂志的梦想。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杨铨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创办了《科学》，1918年随着科学社的回国，《科学》也在国内生根成长，直至今天。《科学》是民国时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在极其艰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以“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理念诞生并发展，这体现了当时热血知识青年奋发图强、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他们的勇敢和才智。《科学》作为传递最新科学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刊载国人研究成果和弘扬科学精神的阵地，为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它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科学》这一窗口，能够回眸和反思民国时期学人对科学的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从而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通过《科学》管窥民国时期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水平，为研究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科学》虽为留美学生创办发行，但因其创办者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等原因，办刊之初就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关注，它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同时大量翻译刊登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论着。就这一层面而言，《科学》不仅记录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史，也记录了世界科学的发展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科学》从战火纷争中一路走来，杂志发行的背后，是强有力的编辑、作者群体的支撑，充分体现了一支有组织的团队的力量。它启示我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团队理念和团结精神，有组织地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刊载的文章范围宽泛，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包括对科学的性质、作用、历史、教育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中文章为第一手资料，宏观上对民国《科学》的办刊历程、栏目设置和主编的办刊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新的时空观审视民国《科学》所折射的科学观，包括其作者群对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认识。从时间上，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结合近现代科学思想，纵向回顾《科学》中科学观的发展历程；从空间上，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横向审视这一科学观，从而对其有较全面的认识。以《科学》为中心，论述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状况，分析这一时期科学史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发展概述。介绍《科学》的创刊缘起，通过对1915-1949年间《科学》办刊历程地详细梳理，厘清其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的变迁情况，总结在不同主编时期杂志办刊风格的变化。第3章，《科学》中关于科学的讨论。包括：1.何谓科学。论述国人思维中的“科学”以及《科学》中对科学内涵的讨论。2.科学精神。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家与科学精神”。3.科学的分类。以汤姆生《科学之分类》和任鸿隽《智识的分类及科学的范围》两篇文章为基础，解读前人提出的科学分类的观点。4.科学方法。通过对比《科学》中涉及的科学方法，总结出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当时颇受科学研究者的重视。第4章，科学与文明。包括：1.科学与和平。讨论了科学与和平的辩证关系。2.科学与工业。《科学》中对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科学为工业之母”，另一种认为科学与工业之间是理论与实践、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3.科学与农业。介绍科学兴农的观点和科学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4.科学与社会。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健全又可促进科学的研究。第5章，《科学》中的科学教育。包括：1.科学教育。《科学》的作者们认为科学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对科学知识的教授，又包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的传播；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存在诸如科学图书和仪器的缺乏、教师的数量和素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不足之处的讨论，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介绍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子科学教育，其目的是使女子在家庭生活中更好地相夫教子。2.科学教育方法。包括科学教学法和数学、地理、植物学等学科教学法。3.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导向。应当切实改进“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努力推进“大众化”的科学教育，迅速建立“中国化”的科学教育。第6章，《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包括：1.数学史研究。对《科学》中数学史类文章进行了概述，总结了数学史研究具有注重史料和通过书信进行学术交流等特点。2.天文学史研究。对《科学》中天文学史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3.化学史研究。阐述了《科学》中化学史的研究状况，重点对曾昭抡、丁旭贤、王琎的化学史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4.科学史研究特点。第7章，结语。阐述了《科学》对当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对今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杨卫民[6]（2013）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文中认为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陈元[7]（2012）在《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大学研究院所不仅是我国近现代科研体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机构,而且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构。它们是在我国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以及争取学术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创建与发展的。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我国现代学术研究摆脱殖民化并逐步走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学位制度、学科建设、教研结合和学术独立的一个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深受我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功能的变化,引发了大学学术研究与交流方式的转变,为大学培养了人才并创新了人才的培养模式,加速了大学学位与学术的独立进程。现将本文大体结构分述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并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研究范围,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阐释了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研究的可能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初创过程。分析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实是探寻大学研究院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动因,主要从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书院学术精神的传承、大学学术独立的寻求以及学术研究方式转变的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由于对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肇始年代至今仍存有一些模糊说法,故就其肇始年代进行了考证辨疑；同时由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历了一个由试办、改组到正式创办的探索过程,并为其它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提供了模式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对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大国学门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发展概况。第一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分别以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和1946年《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的颁布为界点,将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演变史分为1902-1934年、1934-1946年和1946-1949三个阶段,梳理在此三个时间段里,国家层面上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与职能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制度变迁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第二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概况,分别介绍了1917-1934年、1935-1946年和1947-1949年三个时间段里大学研究院所发展规模的变化,并分析其地域分布、学科分布等特征。第四部分为第三章。主要探讨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此部分以7所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为例,具体分析了各校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组织架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等方面的内容,以此反映当时的总体状况。由于当时大学的特种研究所是独立研究机构,并不开展研究生教育,其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有特殊性,故而将此类特种研究所的分析穿插于各校之中,以利于与其他院校研究院所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为第四章。主要介绍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情况。第一节分析当时全国高校学术研究的总体概况,以此折射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情况。第二节具体介绍了7校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工作,包括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方式、成就等。特种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情况亦穿插其中。第三节仍以7校为例,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情况,包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学术考察等。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情况。首先分析了全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变迁、发展规模、学科分布和公私性质等特征。接着用二、三两节分别具体讨论了7校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和研究生培养两方面的情况。通过7所大学的比较,可以分析比较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研究院所在招生和培养方面的异同,从而反映出当时的总体状况。第七部分为结语。主要对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所作出的贡献进行总体性描述,并对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归纳,而后结合当今大学研究院所的实际情况,提出个人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王伟良[8]（2011）在《热硫化硅橡胶的合成和加工(四)》文中认为简要介绍了混炼胶制造的一般流程,补强填料白炭黑的结构。
彭丽熔[9]（2009）在《世界书局文学出版情况研究（1917-1949）》文中研究说明世界书局是民国时期中国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曾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界最活跃的出版机构之一。自1917年成立至1949年间,世界书局共出版文学书籍515种,其中文学理论书籍71种,文学作品书籍444种。无论是文学理论书籍还是文学作品书籍出版数量,在我国现代出版机构中都名列前茅。此外,世界书局还先后创办了《快活》、《良晨》、《红杂志》、《侦探世界》、《红玫瑰》、《诗与散文》和《剧学月刊》等文艺杂志。其中,《红》、《红玫瑰》和《侦探世界》是1920年代我国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红玫瑰》,先后出版了7年,共出版了288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寿命最长的文学期刊之一,也是抗战前中国通俗文学的代表性刊物。世界书局的文学出版亦以通俗文学出版为主要特色,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出版重镇。简言之,世界书局以其卓越的文学出版业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当坚实的运作平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即对世界书局的文学出版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同时也就学术界过去对世界书局的某些误解与偏见,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文章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描述了世界书局的创办与发展历程;第二章主要讨论世界书局的文学期刊出版情况,并对其中四种主要文学期刊的用稿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第三章则对世界书局文学书籍出版情况,包括文学理论书籍、文学创作书籍、翻译文学书籍和文学丛书出版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并简要描述了世界书局文学书籍出版的历程。结语部分则概括了世界书局文学出版的基本特点,并择要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董国锋[10]（2009）在《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法学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标准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种规范性文件。标准化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中医药标准化在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加强中医药依法行政,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在探索发展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中,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本身就存在亟需标准和规范的问题。现行中医药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很不完善,目前中医药标准化法治建设还很薄弱。因此,中医药标准化要真正切实、很好地发挥作用,其在理论和现实上都需要解决上述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法学研究能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提供重要的思路、方法、途径和对策。[研究目的]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是为保证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各个方面和环节的健康发展和运行提供法学支撑,以保证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在中医药事业的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发挥的基础性技术支撑作用得以顺利有效实现。[研究方法]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方法有三个层次,即:（1）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唯物辩证法。（2）一般科学研究方法:①社会调查方法;②历史考察方法;③比较分析方法;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等。（3）法学自身的研究方法:①价值分析方法;②法律解释方法;③逻辑推理方法④法规汇编、法典编篡方法;⑤语义分析方法。此外,法学研究时,还积极借鉴其他具体科学研究方法,比如,生物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物理学方法、文献检索法等等。[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中医药标准化理论体系正处在构建中,亟待完善;（2）我国中医标准化工作和中药标准化工作不是同步开展的,我国中药标准化工作比我国中医标准化工作开展的要早一些,也一直走在中医标准化工作的前面。目前,我国中医标准化工作还处在发展阶段,中药标准化工作已进入全面发展提高阶段:（3）中医国际标准化活动与中药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开展也不是同步的,与中医国际标准化活动相比,中药国际标准化活动进展的要缓慢一些。目前,中医国际标准化工作整体水平还较低,还只是处在发展阶段初期;中药国际标准化活动还只是处在中药材的国际标准创制阶段;（4）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实体问题,也有程序问题,这些实体和程序问题的存在是法学支撑作用得以发挥的现实基础和依据;（5）以法学维度研究中医药标准化问题对解决我国目前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有作为。法的方法、法的价值、法的作用、法的运行和法的体系对解决中医药标准化问题提供了法学支撑,为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解决给予了法学应对;（6）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法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使用价值,问题研究前沿,思维角度独特,创新性强。[研究价值和意义]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如下:（1）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法学研究对解决中医药标准化问题具有重要支撑作用;（2）对更好地保障中医药预防治疗保健养生水平的提高、保障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保障中医药管理水平的提高、保障中医药产业发展、规范中医药市场秩序、保障中医药国际贸易发展、提高中医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中医药现代化的顺利进行等方面具有积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3）对加强中医药管理、临床、科研、教育和产业诸方面的标准化建设都具有促进和支撑作用;（4）对构建中医药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中医药标准化法治建设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创新点]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首次以法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研究了中医药标准化现状、问题和问题的法学应对;（2）首次对国内、国际中医药标准化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3）对构建中医药标准化理论体系做了一些创造性的探索;（4）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中医药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的多项实质性建议。
二、《化学工业与工程》2001年第18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学工业与工程》2001年第18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日据时期台湾盐业专卖制度研究 ——以产销体系的变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四、研究的方法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日据时期台湾盐业专卖制度建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甲午战前台湾盐业专卖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盐业的调查 |
| 第三节 盐业自由买卖向专卖政策的转变 |
| 第二章 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盐业专卖制度的重构 |
| 第一节 台湾盐业专卖制度中管理体系的重建 |
| 第二节 台湾盐业专卖制度中法规体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台湾盐业专卖制度中盐业资本体系的调整 |
| 第三章 专卖制度建立后台湾总督府进行盐田改造 |
| 第一节 挖掘潜力：台湾总督府进行盐田适地调查 |
| 第二节 扭转形势：日本盐商在盐田改造阶段“由弱而强” |
| 第三节 着力控制：台湾制盐株式会社的设立及运行 |
| 第四节 提供支持：总督府在盐田修复过程中给予补助 |
| 第五节 日系资本的进入：野崎台湾盐行对布袋盐田的开垦 |
| 第四章 专卖制度体系中台湾总督府对盐业购销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革规则：总督府对台盐收纳手续的改造 |
| 第二节 简化层级：总督府专卖局对岛内贩盐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强化管理：改造行销体系过程中的私盐问题 |
| 第四节 “求贩路于岛外”：总督府推动台盐向日本国内输出 |
| 第五节 拓展市场：寻求对朝鲜等台湾周边地区的输出 |
| 第五章 工业化与战时统制经济下的台湾盐业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工业盐机构的设立 |
| 第二节 战时经济体制下台湾工业盐的深化发展 |
| 第三节 工业盐田买卖关系的确立与规定 |
| 结论 |
| 一、日据时期台湾盐业专卖制度的本质 |
| 二、日据时期台湾盐专卖制变迁的主线及其特征 |
| 三、台湾盐专卖制与同一时期大陆盐政体制的关系 |
| 附录 |
| 一、乾隆四十八年至光绪十四年台湾盐埕杜卖契约原文 |
| 二、日据时期历年盐田面积及产盐量表 |
| 三、日据时期历年台湾盐销售数量表 |
| 四、1925年3月台湾盐田及盐配给图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日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1.1 小辞书 大民生 |
| 1.1.2 辞书出版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建设 |
| 1.1.3 辞书出版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体现 |
| 1.1.4 辞书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
| 1.1.5 辞书出版是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2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1.1 建立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1.2.1.2 总结经验 找出规律 |
| 1.2.1.3 分析知识辞书出版的影响因素 |
| 1.2.1.4 探讨知识辞书发展对策 |
| 1.2.2 研究思路 |
| 1.2.2.1 理论驱动 |
| 1.2.2.2 摸清家底 |
| 1.2.2.3 找出问题 |
| 1.2.2.4 提出对策 |
| 1.2.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2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内容 |
| 2.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状况 |
| 2.2.1 知识辞书系列化理论的研究 |
| 2.2.2 知识辞书系列化状况的研究 |
| 2.2.2.1 辞书系列化现状的研究 |
| 2.2.2.2 辞书系列化历史的研究 |
| 2.2.3 知识辞书系列化建设的研究 |
| 2.3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和材料 |
| 2.3.1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原则 |
| 2.3.1.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 2.3.1.2 系统观 |
| 2.3.1.3 辞书类型学理论 |
| 2.3.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材料 |
| 第3章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1 国外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2 国内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3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3.1 普及型与学术型知识辞书 |
| 3.3.2 大型、中型、小型知识辞书 |
| 3.3.3 单科、多科、百科、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3.3.4 单语、双语、多语知识辞书 |
| 第4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 |
| 4.1 汉语知识辞书起步期 |
| 4.1.1 单科知识辞书 |
| 4.1.2 多科知识辞书 |
| 4.1.3 百科知识辞书 |
| 4.1.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2 汉语知识辞书的转折期 |
| 4.2.1 单科知识辞书 |
| 4.2.2 多科知识辞书 |
| 4.2.3 百科知识辞书 |
| 4.2.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3 汉语知识辞书的繁荣期 |
| 4.3.1 单科知识辞书 |
| 4.3.2 多科知识辞书 |
| 4.3.3 百科知识辞书 |
| 4.3.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4 汉语知识辞书的新世纪 |
| 4.4.1 单科知识辞书 |
| 4.4.2 多科知识辞书 |
| 4.4.3 百科知识辞书 |
| 4.4.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第5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 |
| 5.1 辞书内部世界 |
| 5.1.1 辞书研究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1.2 知识辞书类型理论影响辞书的策划与编纂出版 |
| 5.1.3 知识辞书编纂理念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2 语言世界 |
| 5.2.1 汉语汉字类型特征影响汉语知识辞书类型和结构 |
| 5.2.2 语文文字发展的影响 |
| 5.2.3 语言文字研究的影响 |
| 5.3 辞书外部世界 |
| 5.3.1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
| 5.3.2 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3 国家辞书出版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4 政治因素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5 政治家对辞书出版的影响 |
| 5.3.6 出版社的意志 |
| 5.3.7 读者需求影响 |
| 5.3.8 辞书编纂出版人才影响辞书出版 |
| 5.3.9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辞书出版发展 |
| 第6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 |
| 6.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意识增强 |
| 6.1.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理念不断提高 |
| 6.1.2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规划意识不断增强 |
| 6.2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渐趋繁荣 |
| 6.2.1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数量增多 |
| 6.2.2 汉语知识辞书品种类型增多 |
| 6.2.3 汉语知识辞书体例结构由粗略到详细 |
| 6.2.4 汉语知识辞书分众化趋势明显 |
| 第7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 |
| 7.1 学术界有所作为 |
| 7.1.1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问题 |
| 7.1.2 正确处理理论借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 7.1.3 加强汉语知识辞书理论创新 |
| 7.1.4 加强辞书评论工作 |
| 7.2 出版社有所作为 |
| 7.2.1 加强资源建设和技术革新 |
| 7.2.2 重视辞书用户调查 |
| 7.3 教育机构有所作为 |
| 7.3.1 加强辞书用户教育 |
| 7.3.2 加快培养辞书学专业人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科学社社员的回忆 |
| 1.3.2 国内学者的研究 |
| 1.3.3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1.4 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科学》发展概述 |
| 2.1 中国科学社 |
| 2.1.1 留美学生与中国科学社 |
| 2.1.2 中国科学社发展概述 |
| 2.2 《科学》的创刊及发展历程 |
| 2.3 《科学》栏目变迁情况概述 |
| 2.3.1 杨铨时期（1915-1921） |
| 2.3.2 王琎时期（1922-1934） |
| 2.3.3 刘咸时期（1934-1941） |
| 2.3.4 卢于道时期（1942-1943） |
| 2.3.5 张孟闻时期（1944-1949） |
| 第3章 《科学》中的科学探讨 |
| 3.1 何谓科学 |
| 3.1.1 国人意识中的“科学” |
| 3.1.2 科学内涵的讨论 |
| 3.2 科学精神 |
| 3.2.1 何谓科学精神 |
| 3.2.2 科学家与科学精神 |
| 3.3 科学的分类 |
| 3.4 科学方法 |
| 3.5 唯科学主义 |
| 第4章 科学与文明 |
| 4.1 科学与和平 |
| 4.1.1 科学与战争 |
| 4.1.2 科学——战争——和平 |
| 4.2 科学与工业 |
| 4.2.1 科学与工业的讨论 |
| 4.2.2 “科学与工业”专题座谈会 |
| 4.3 科学与农业 |
| 4.4 科学与社会 |
| 4.4.1 科学与社会发展 |
| 4.4.2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
| 4.4.3 《科学》中的广告 |
| 第5章 《科学》中的科学教育 |
| 5.1 科学教育 |
| 5.1.1 科学与教育 |
| 5.1.2 科学教育的讨论 |
| 5.1.3 中小学科学教育 |
| 5.1.4 女子科学教育 |
| 5.2 科学教育方法 |
| 5.2.1 科学教育方法讨论 |
| 5.2.2 学科教育方法讨论 |
| 5.3 中国科学教育的导向 |
| 第6章 《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 |
| 6.1 数学史研究 |
| 6.1.1 数学史研究概述 |
| 6.1.2 数学史研究特点 |
| 6.2 天文学史研究 |
| 6.2.1 天文学史研究概述 |
| 6.2.2 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 |
| 6.3 化学史研究 |
| 6.4 科学史研究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科学》的贡献及影响 |
| 7.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摩登上海与革命潮流：中共出版人都市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 |
| 第一节 多元势态下的上海都市发展 |
| 一、 多元的政治格局 |
| 二、 经济的快速发展 |
| 三、 都市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
| 四、 国际环境的巨变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现代化潮流中的上海出版业发展 |
| 一、 上海出版的总体发展 |
| 二、 各种类型出版的发展 |
| 第三节 革命洪流中的上海红色革命传播 |
| 一、 从卡内基到马克思：五四时期上海出版人的思想和行动转向 |
| 二、 中共建党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0—1923.12） |
| 三、 大革命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4.1—1927.7） |
| 四、 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7.8—1937.12） |
| 第四节 红色革命的内涵：中共出版人社会实践的目标探索 |
| 一、 中共出版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主张（1920—1927） |
| 二、 中共出版人转向重视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主张（1927—1937） |
| 第二章 创生与合成：中共出版人群体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
| 第一节 创生：中共出版人的发展轨迹与壮大 |
| 一、 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中共出版人的产生和发展（1920—1927） |
| 二、 国民党统治下中共出版人的抗争（1927—1936） |
| 三、 中共出版人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的力量扩展（1936—1937） |
| 第二节 耦合与内聚：关于中共出版人群体的结构分析 |
| 一、 年龄、性别和来源地 |
| 二、 所受教育及相关文化活动 |
| 三、 中共出版人的红色革命传播活动 |
| 四、 内聚的群落：中共出版人的整体特性 |
| 第三章 理想与专业的结合：中共出版人的都市出版生活实践 |
| 第一节 中共出版人的出版理念考察 |
| 一、 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 |
| 二、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
| 三、 促进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团结 |
| 第二节 中共出版机构、出版物及流程分析 |
| 一、 红色出版机构的创办 |
| 二、 中共出版人的编辑和组稿 |
| 三、 中共出版人与出版物的发行、传播 |
| 四、 中共出版人工作流程中的相关场景 |
| 第三节 中共出版人出版实践的阶段变化、路径及特色 |
| 一、 出版阶段的变化 |
| 二、 社科和文艺并作的两条传播路径 |
| 三、 出版实践的特色 |
| 第四节 中共出版人的坚持与抗争 |
| 一、 出版经费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坚持 |
| 二、 出版环境的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抗争 |
| 第四章 多重角色下的革命活动：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联系的加强 |
| 第一节 工人的组织者：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中共出版人 |
| 一、 对工人的启蒙和组织 |
| 二、 中共出版人与五卅运动 |
| 三、 中共出版人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 第二节 青年的导师：上海教育中的中共出版人 |
| 一、 中共出版人与平民女校教育试验 |
| 二、 中共出版人在上海大学的红色革命传播 |
| 第三节 同路人：上海先进文化网络建设中的中共出版人 |
| 一、 中共出版人在商业出版机构中的组织和文化联系 |
| 二、 中共出版人在“左联”组织中的活动 |
| 第四节 都市整合者：上海整体动员中的中共出版人 |
| 一、 利用节假日进行都市民众联合的宣传，扩大影响力 |
| 二、 通过国共合作，提升社会动员的领导力 |
| 三、 通过成立和参与地方社团，加强社会动员中的组织能力 |
| 第五章 革命与品位的关联：中共出版人的都市日常生活实践 |
| 第一节 中共出版人的日常生活概况分析 |
| 一、 收入与支出 |
| 二、 生活空间：住所及其环境 |
| 三、 个人修养与精神生活 |
| 第二节 红色浪漫：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 |
| 一、 红色浪漫产生的环境及主体追求 |
| 二、 革命事业中现代爱情和婚姻实践 |
| 三、 革命事业背后的家庭温情 |
| 四、 红色浪漫与事业的协调问题 |
| 第三节 多重身份及心灵矛盾：以沈雁冰为例 |
| 一、 多重身份，多重责任 |
| 二、 心灵的矛盾及其化解 |
| 三、 沈雁冰人格：家庭和交友 |
| 四、 沈雁冰个案分析的意义 |
| 结语 |
| 附录 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出版人代表人物简表（1920—1937）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7）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一) “大学”的概念界定 |
| (二) “大学研究院所”的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范围 |
| 三、文献综述和研究意义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主体研究思路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法 |
| (二) 历史法 |
| (三) 比较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初创过程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动因 |
| 一、移植西方大学制度的呼吁 |
| 二、大学学术独立发展的探寻 |
| 三、传承书院研究精神的诉求 |
| 四、学术研究方式转变的需要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初创及其影响 |
| 一、蔡元培关于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的说法 |
| 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始创时间的考证 |
| 三、1917-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初创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其成因与影响 |
| 一、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草创：大学学制与职能的移植探索 |
| 二、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规范：学位化与学术化的功能分离 |
| 三、大学研究院所制度的改革：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本位回归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概况 |
| 一、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规模 |
| 二、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特征 |
| 第三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一、1917-1934年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二、1934-1946年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三、1946-1949年大学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组织举概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三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人事管用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四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经费来源 |
| 一、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经费制度 |
| 二、7所大学研究院所经费来源例举 |
| 第四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制度及特征 |
| 一、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制度 |
| 二、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特征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三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 |
| 一、北京大学 |
| 二、清华大学 |
| 三、中山大学 |
| 四、交通大学 |
| 五、南开大学 |
| 六、金陵大学 |
| 七、北洋工学院 |
| 第五章 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 |
| 第一节 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教育的制度演变及发展概况 |
| 一、研究生教育制度演变 |
| 二、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的招考 |
| 一、1917-1934年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 |
| 二、1934-1949年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 |
| 第三节 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培养 |
| 一、1917-1934年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培养 |
| 二、1934-1949年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培养 |
| 结语 |
| 一、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做出的贡献 |
| 二、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存在的问题 |
| 三、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办理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热硫化硅橡胶的合成和加工(四)（论文提纲范文）
| 3 混炼胶的制造 |
| 3.1 混炼胶的制造过程 |
| 3.2 补强填料 |
| 3.2.1 白炭黑 |
（9）世界书局文学出版情况研究（191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世界书局:民国时期三大书局之一 |
| 一、创办经过:从皮包公司到股份有限公司 |
| 二、发展历程:五个阶段 |
| 三、总体评价:被曲解的世界书局 |
| 第二章 文学期刊出版情况 |
| 一、文学期刊:世界书局初期的出版重心之一 |
| 二、开篇之作:《快活》旬刊 |
| 三、创牌之作:《红杂志》周刊 |
| 四、尝试之作:《侦探世界》半月刊 |
| 五、顶峰之作:《红玫瑰》周刊 |
| 第三章 文学书籍出版情况 |
| 一、文学书籍出版历程 |
| 二、文学理论书籍出版情况 |
| 三、文学创作书籍出版情况 |
| 四、翻译文学书籍出版情况 |
| 五、文学丛书出版情况 |
| 结语 |
| 附录一 世界书局主要文学期刊篇目汇录 |
| 附录二 世界书局文学书籍出版情况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法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1章 法律、法制、法治、法学 |
| 1.1 法律 |
| 1.2 法制 |
| 1.3 法治 |
| 1.3.1 法治的概念和含义 |
| 1.3.2 法治的基本要求 |
| 1.3.3 当代中国法治方略的提出和确立 |
| 1.4 法律、法制和法治之间的关系 |
| 1.4.1 法律和法制的联系和区别 |
| 1.4.2 法制和法治的联系和区别 |
| 1.5 法学 |
| 1.5.1 法学的概念 |
| 1.5.2 法学的研究对象 |
| 1.5.3 法学的特征 |
| 1.5.4 法学的思维 |
| 1.5.5 法学研究方法 |
| 1.6 法学与法律、法制、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 |
| 1.6.1 法学与法律、法制、法治三者之间的区别 |
| 1.6.2 法学与法律、法制、法治三者之间的联系 |
| 第2章 标准和标准化 |
| 2.1 标准 |
| 2.1.1 标准的基本概念 |
| 2.1.2 标准的基本特征 |
| 2.1.3 标准体制 |
| 2.2 标准化 |
| 2.2.1 标准化的概念和对象 |
| 2.2.2 标准化的基本特征 |
| 2.2.3 标准化发展史 |
| 2.2.4 标准化的目的与作用 |
| 2.2.5 标准化的哲学基础 |
| 2.2.6 标准化原理和形式 |
| 2.2.7 标准化方法 |
| 2.2.8 标准化组织和机构 |
| 2.3 标准与标准化的关系 |
| 2.4 标准和法律的关系 |
| 2.4.1 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关系 |
| 2.4.2 强制性标准的属性分析 |
| 2.4.3 我国标准体系的构建 |
| 第3章 中医药标准和标准化 |
| 3.1 中医药标准 |
| 3.1.1 中医药特色和优势 |
| 3.1.2 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 |
| 3.1.3 中医药标准的基本概念 |
| 3.1.4 中医药标准的特征 |
| 3.1.5 中医药标准体制 |
| 3.2 中医药标准化 |
| 3.2.1 中医药标准化的基本概念和对象 |
| 3.2.2 中医药标准化的基本特征 |
| 3.2.3 中医药标准化发展简史 |
| 3.2.4 中医药标准化的背景 |
| 3.2.5 中医药标准化组织和机构 |
| 第4章 中医药标准化问题法学研究的背景 |
| 4.1 中医药标准化的重要性 |
| 4.2 中医药标准化的必要性 |
| 4.2.1 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
| 4.2.2 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
| 4.2.3 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
| 4.3 中医药标准化的可行性 |
| 4.3.1 对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的一些认识误区解析 |
| 4.3.2 中医药标准化可行性的表现 |
| 4.4 中医药标准化问题法学研究的必要性 |
| 4.4.1 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存在是中医药标准化问题法学研究的客观基础 |
| 4.4.2 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法学研究是中医药标准化法治建设的需要 |
| 第5章 国内中医药标准化状况 |
| 5.1 国内中医标准化状况 |
| 5.1.1 国内中医标准化概况 |
| 5.1.2 国内中医标准化的具体状况(国内中医标准的运行状况) |
| 5.2 国内中药标准化状况 |
| 5.2.1 国内中药标准化概况 |
| 5.2.2 国内中药标准化的具体状况(国内中药标准的运行状况) |
| 第6章 国际中医药标准化状况 |
| 6.1 国际中医标准化状况 |
| 6.1.1 世界卫生组织中医标准化 |
| 6.1.2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中医标准化 |
| 6.1.3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标准化 |
| 6.1.4 香港中医标准化 |
| 6.1.5 澳门中医标准化 |
| 6.1.6 台湾中医标准化 |
| 6.1.7 日本中医标准化 |
| 6.1.8 韩国中医标准化 |
| 6.1.9 其他国家中医标准化 |
| 6.2 国际中药标准化状况 |
| 6.2.1 世界卫生组织中药标准化 |
| 6.2.2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标准化 |
| 6.2.3 欧盟中药标准化 |
| 6.2.4 香港中药标准化 |
| 6.2.5 澳门中药标准化 |
| 6.2.6 台湾中药标准化 |
| 6.2.7 日本中药标准化 |
| 6.2.8 韩国中药标准化 |
| 6.2.9 其他国家中药标准化 |
| 第7章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7.1 我国中医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7.1.1 我国中医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概述 |
| 7.1.2 我国中医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述 |
| 7.2 我国中药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7.2.1 我国中药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概述 |
| 7.2.2 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存在的问题 |
| 第8章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法学支撑 |
| 8.1 法学方法论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支撑 |
| 8.1.1 法学方法论 |
| 8.1.2 法学方法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支撑作用 |
| 8.2 法的价值追求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支撑 |
| 8.2.1 法的价值 |
| 8.2.2 法的价值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意义 |
| 8.3 法的作用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支撑 |
| 8.3.1 法的作用 |
| 8.3.2 法的作用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强力支撑 |
| 8.4 法的运行机制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支撑 |
| 8.4.1 法的运行 |
| 8.4.2 法的运行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动态支撑 |
| 8.5 法的体系架构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支撑 |
| 8.5.1 法的体系架构 |
| 8.5.2 法的体系架构对中医药标准化问题解决的静态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四、《化学工业与工程》2001年第18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2]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3]日据时期台湾盐业专卖制度研究 ——以产销体系的变迁为中心[D]. 李博强. 武汉大学, 2015(01)
- [4]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D]. 孙丹丹. 鲁东大学, 2015(07)
- [5]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D]. 刘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10)
- [6]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D]. 杨卫民. 上海大学, 2013(05)
- [7]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D]. 陈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1)
- [8]热硫化硅橡胶的合成和加工(四)[J]. 王伟良. 有机硅材料, 2011(06)
- [9]世界书局文学出版情况研究（1917-1949）[D]. 彭丽熔. 华东师范大学, 2009(07)
- [10]中医药标准化问题的法学研究[D]. 董国锋.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