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建设一片蓝天

一、共同缔结一片蓝天（论文文献综述）

赵晶晶^[1]（2021）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叙事表达始终与诗化现象相伴而行。无论史传文学、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诗化现象或隐或现存在。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简单的表现为文本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意化、意象的抒情化等特征。而是指小说叙事表达之外存在诗性气质的诸多层面,具体表现在文本空间、小说世界、作家及个体追求的精神气质等维度。因此,笔者将诗化书写现象定位为三个层面:1.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意话语的呈现、风景书写等。2.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诗化存在。3.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及人物个体的生命态度与精神气质层面。本文以此贯穿十七年时期小说文本的研究,意在打破人们对十七年时期相关小说的认知惯性,从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视域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探析其中的诗化书写现象。论文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人情、人性的角度上,试图在坚硬的叙事话语中找寻柔软的诗意追求,通过诗化书写探知此时作家的艺术人生如何体现在主流的文学导向中。或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挖掘诗性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让大众从作品表现中体会到独属“十七年”时期的诗意生活状态。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将此时一些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之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诗化品格之走向。新时期初小说的诗化之风,正是作家直接承续十七年文学中或隐或显的诗化追求之体现。如铁凝、贾平凹在新时期初创作中,深受孙犁的影响。铁凝结合自己的特性形成诗化较强的创作风格,将笔下的女性塑造为如从“荷花淀”中走出的淳朴善良女性。贾平凹继承孙犁“简洁、清新”的语言魅力,以及孙犁的艺术人生般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作品的精神支撑。这些作家的创作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诗化书写的传承,也呈现了当代文学诗化追求的路径与走向。论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做大致梳理。此部分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文化来源与流变发展。诗化书写现象源自国内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诗学文化的传承。对诗化书写现象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厘清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诗化书写现象这条发展主线。第二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该部分分别从现实原则、快乐原则、道德原则对“十七年”时期小说中民俗风景的诗化表现展开分析。坚持以现实原则的“自我”表现,描绘“十七年”主流政治下的本真的民俗及生态环境。以快乐原则的“本我”突破“自我”,在民间传统中突出民俗的魅力。以道德原则的“超我”实现诗意的栖居,从而构建“十七年”时期的理想世界。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此部分分别从革命战争题材、乡村变革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方面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日常生活的诗化表现。本文以诗化书写的叙述风格展现革命环境中英雄的另一面,探知乡村“生活化民间”的日常空间。通过挖掘“异质性”写作方式,表达在城市知识分子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寻找家国情怀之外的感情归属。第四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该部分从情感结构的角度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体征。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情感角度构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模式,排除仅就一种静态的情感论述的可能性。该部分将主流叙事中的“异质类”作品,通过个体情感来呈现独特的情感结构。“十七年”小说中城乡之间情感的流动,成为时代情感的体现。第五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此部分主要挖掘“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成长中知识女性、农村传统妇女、“落后”女性等形象并研究其诗化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作用如诗化书写那般淡化或缓解激烈的矛盾,或者中和宏大叙事及男性象征的阳刚之气。知识女性自带独特的诗性话语,以及农村妇女常态化的表现,“落后”女性形象独特的存在,不但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诗意空间。第六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该部分从个体伦理、民间伦理、情爱伦理等方面突出“十七年”时期小说叙事的诗化伦理。文学复杂性生成的个体伦理,与人民伦理形成共存的张力现象。“十七年”时期国家伦理的主导下渗离而出的民间伦理,将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从主流文化中分离而出。“十七年”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带着时代话语的重负,又潜在地表现出情爱追求的个人气质。论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研究,把握其中一些文本的诗化风格,探究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诗性生活状态,并深入理解文本中传达出来的作家及人物个体身上的诗性精神与气质。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诗化追求的美学走向。

包海波^[2]（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王蕾^[3]（2020）在《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文中研究指明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湖南作家,他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以及对文学创作地不断深入,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反思,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论文试图去解读韩少功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追求,以及在具体的创作指向中把握他独特的精神世界。韩少功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这其中,鲁迅、沈从文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成为了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精神向导。因此,论文将通过上述几位作家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分别从韩少功的文化启蒙、文学寻根、文学思想建构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论证,以深度剖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具体来说,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在他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之中完成的。因此,论文的四个章节也将从上述几个维度来进行展开。论文的第一章将主要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缘由。第一部分以韩少功人生历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为时间纵轴,阐释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具体路径。韩少功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既是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创作思想形成的外部条件。第二部分将具体解读韩少功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将侧重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构成之源、主要内涵和突出特征。一方面他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的浸染,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责。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理论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精神导向作用。第二章到第四章将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作详细的论述。第二章将集中论证韩少功在鲁迅精神指引下文化“启蒙”意识的自觉形成。本章的第一节将鲁迅生存意义上的价值选择“火与剑”式的激烈批判与韩少功“中和”式的坚持与抵抗进行比较,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阐释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价值立场的坚守。第二节将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韩少功笔下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进行关注,试图去审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群体生存境遇的异同。章节的最后,对鲁迅与韩少功在文化“启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比较,将“国民性”批判作为鲁迅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重点突出韩少功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开拓。第三章将“寻根”作为本章的论述基点。沈从文对“生命优根”的执着追寻,对韩少功的文学“寻根”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第一节将对“寻根”母题进行简要探析,解读传统寻根视域下“优根”与“劣根”之选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意义,并分析“寻根”视域下湖湘文化与巫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与第三节将分别论述沈从文的“乡下人”寻根与韩少功的“外乡人”寻根,在比较他们各具特色的“寻根”路径中,重点分析韩少功新时期文学“寻根”所产生的时代意义。第四章将重点分析韩少功在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指引下个人创作思想的建构以及具体表达。八十年代中期,韩少功译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中国内地并引起强烈反响,韩少功本人也深受昆德拉创作思想的影响。从对“存在”的找寻、文体试验的践履,到拒绝“媚俗”坚守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韩少功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一次次智慧地完成生命的独行之路,“倔强”地守候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初心”。总之,本论文意在超越以往有关韩少功研究的单一路径和思维范式,主要采用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宏观阐述结合一体的方法,对韩少功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思想的价值追求做全面的阐释与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借以能够拓宽学界对韩少功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黄若然^[4]（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提出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余英^[5]（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指出《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陈小雪^[6]（2019）在《同性婚姻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古以来,同性恋现象就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相较于异性恋的正统地位和强大感召,同性恋作为特殊群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眼光的歧视与排斥,他们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法律权利得不到社会和政府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性恋者的婚姻权。近年来,随着人权的呼声、社会的进步,同性恋者勇敢地走入社会视野、积极地提出民事法律权利的保护要求,许多西方国家已经从法律层面对同性婚姻给予接纳和承认,实现了对同性恋者婚姻权益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我国在同性婚姻的立法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笔者认为,对于同性恋者这一特殊群体婚姻权益的确认与保护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扛鼎之作,我们必须予以正视并积极解决,基于此,本文以我国未来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可能性以及同性婚姻立法模式的选择作为研究重点,在论证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法理基础之上,分析外国同性婚姻立法模式的内容、特点以及利弊,学习、借鉴其成功经验,并谨慎探索提出适合我国同性婚姻的立法模式—“登记伴侣模式”。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同性恋的相关概念及具体分类,指明民事法律视野下同性恋的主体范畴,同时概述婚姻的概念及其本质,阐述同性婚姻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从我国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同性恋在传统婚姻中的困境以及同性伴侣共同生活中的法律真空这三个角度,分别阐述我国同性恋者在当今社会中的艰难困境,证实我国同性婚姻立法的必要性、紧迫性。第三章,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理基础、同性婚姻合法化正当性、可行性等多个方面对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进行论述,力证我国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介绍国外四类典型国家的同性婚姻立法模式,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为我国同性婚姻立法模式的选择与构建提供借鉴意义。第五章,提出适合我国的同性婚姻立法模式—“登记伴侣模式”,并对我国的登记伴侣模式提出相关构想。

邓玉琼^[7]（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文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进步的高度,为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所提出的一份中国方案,表达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内涵。它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吸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方式以及前途命运提出了创新性思考。从文化哲学的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在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基础上,力图建构一种人类新文明的模式,从而展开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创造性阐释。本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为题,分析了其诞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挖掘了它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理论源头,探讨了其在文化价值方面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型共同体对人类文明的更新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全文一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对人和共同体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将个人和共同体认为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自从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个人和共同体的思考开始脱离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认为个体和共同体是矛盾对立的,这种对立也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渡。现代社会瓦解了共同体,个体获得了一定自由,理性得以开启,但唯利是图的“市民社会”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基于“本质意志”建立的共同体,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温馨、安全的生存环境的追求,能一定程度上弥合基于“选择意志”而构成的社会所呈现的自私和算计。因而重建人类共同体,由分到合,由私到公,就成为超越斗争性、对抗性个体生存的一个可能性路径。第二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概念,详细分析了其诞生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并提出这一理念的四个核心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全新的的理念,它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历史为轴,从中国由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境遇切换到不断走向世界的开放历程中,可见其诞生的客观必然;以现实为据,全球化的历程加速了全人类的时间和空间的关联和互通,共同风险和挑战的增多客观上促使人类需要命运与共,同舟共济;以未来为向,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的个体和群体生活方式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创新,使人类的文明进程迈入一个新台阶。纵观近几年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本围绕着和平、繁荣、开放、绿色这四个核心价值而展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文化内核。第三章分析了这一理念的历史文化根基。儒家的“天下”,“和谐”、“礼让”和“大同”等文化涵义是这一理念提出的历史文化基础,其中重点分析了儒家理念的“古今之辨”,并讨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适用的范围和边界,提出如何以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来看待儒家在当代世界的坚持和发展,以激发儒家内在的思想活力和资源。第四章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谓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出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新时期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此部分着重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的“类”意识、“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由此辨明二者内在的逻辑关联和创新运用。第五章探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从历史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观继承义利兼顾的传统伦理,其中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在新时期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一项重要的中国式伦理法则。从现实维度来审视,其提出的建立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绿色环保的新全球伦理,是对于现代性条件下全球伦理的有效调适。第六章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新命。这一理念展视了新的“共同体”时代的可能性面向。这个共同体是对于传统共同体的升级转型,不是“物的共同体”,也不是纯粹“精神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建立于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和共同意志、同情共感基础上的共同体,体现出共同体不断走向进化的历程。新的共同体时代对人类未来文明作出了新的设想,试图在超越工业现代文明的基础上重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促使人类的文化走向“其命维新”的新境地。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挖掘了儒家的思想对新的共同体的建构能提供的价值支撑;其次是提出了共同体进化的可能性面向;其三是分析了人类新文明的可能性走向。

许婷芳^[8]（2019）在《乔纳森·弗兰岑地方小说中的后工业“不适感”》文中认为地方是研究乔纳森·弗兰岑及其作品的一个关键维度。就弗兰岑的成长经历而言,他一生与诸多地方结缘:在中西部地区度过童年,在东部沿海城市生活,并在大学期间访学德国,加上他的鸟类爱好者身份,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就弗兰岑的创作生涯而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是关于故乡圣路易斯,继而拓展到波士顿、纽约、费城、圣保罗和奥克兰,甚至跨越国界到达东欧和南美。因此,从地方的角度切入该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研究者虽已注意到弗兰岑对地方的浓厚兴趣,但并未将其小说中的地方作为主题进行历时考察。本论文将借鉴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地方的概念。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Relph 1976;Tuan 1977）看来,地方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其独特的地理景观,更来自于人地关系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联结和身份认同。鉴于地方内涵的复杂性和弗兰岑小说的丰富性,本论文将地方理解为一切具有人文意义的场所,既包括现实的地理景观,也包括虚拟的网络社会。在上述地方概念的引导下,本论文将弗兰岑的小说研究放置于后工业社会的视阈下,聚焦其笔下人物在后工业社会中所感受的种种“不适感”,并透过这些“不适感”剖析地方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外延,由此形成“地方—情感—文化”的三维立体化研究。具体的论证过程如下:第一章审视了弗兰岑早期的地方书写与后工业城市个体的“不适感”,呈现了弗兰岑的双重地方身份对其早期两部作品的影响。小说《第二十七大城市》中的圣路易斯作为中西部城市的代表,它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进程中走向衰落。圣路易斯的衰落是内忧外患的结果,圣路易斯人的恐惧则是由于个体自我身份的缺失。小说《强震》中的波士顿作为东部沿海城市的代表,它的腐化象征着弗兰岑对“山巅之城”神话的质疑和解构。波士顿地区的强震看似是天灾,实则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阴谋论”,进而引发了人物的愤怒情感。虽然圣路易斯和波士顿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但它们共同体现了弗兰岑早期辩证主义的地方创作理念,亦即作家的中西部人和东部沿海知识分子两种地方身份的对峙与糅合。第二章探讨了弗兰岑地方理念的突破与后工业核心家庭的消费“不适感”。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社会小说创作的新背景和新需求,弗兰岑提出了“悲剧写实主义”的思想,意味着他的地方理念实现了三重突破:第一,从后现代实验派小说家的“地位模式”转向关注读者阅读感受的“契约模式”。地方的跨度更大,旨在吸收更多的读者。第二,从对话空想的主流文化转向书写自己书写的人物和场景。地方的书写更加倾向于私人领域。第三,从对科技消费主义的反对到关注其引发的人类困境。地方的书写不仅有关真实世界,而且开始步入虚拟地带。小说《纠正》代表着弗兰岑新地方理念的成功践行,展现了一个中西部核心家庭面临的消费焦虑,呈现了层次分明的地方风貌和情感风景,反映了美国传统价值观与消费文化相互“纠正”的关系。第三章考察了弗兰岑地方创作的新走向与后工业技术阶层的“不适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地方性逐渐丧失。为了解决地方创作素材的缺乏,弗兰岑一方面凸显地方概念中人的情感、记忆和认知,另一方面开拓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新地带,书写后工业技术逻辑支配下人类面临的新困境。小说《自由》和《纯洁》代表着弗兰岑地方创作的两种新走向,即地方的流动性和虚拟维度。这两部小说中人物所面临的抑郁和羞愧不再具有地方的典型性,而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些“不适感”来自于科技消费主义倡导的技术逻辑对人性的摧残和压制。弗兰岑认为,人们只有重返现实,重归群体,才有可能摆脱“不适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纯洁”。换言之,弗兰岑倡导的是文化的包容性。通过上述讨论,本论文认为,弗兰岑五部小说中的地方呈现出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从真实到虚拟的发展轨迹。地方不断构建小说人物的身份认同。从城市个体到中西部核心家庭,再到中产阶级和技术阶层,这些人物在种种“不舒适地带”中先后经历了身份的迷失、找寻和确立的过程。纵观弗兰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他生动地勾勒了一幅幅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图景,出色地完成了与美国的城市文明、消费文化和技术逻辑的对话。弗兰岑不断地突破地方创作理念,逐步褪去“中西部作家”的标签,进而跻身“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之列。弗兰岑的小说创作充分诠释了地方与文学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郑佳佳^[9]（2018）在《哈尼梯田景观标识的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尼梯田因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得以塑造。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发展使得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地景观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景观变化过程往往也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历程。景观不断变化的特性决定了认识景观、呈现景观的困难。面对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呈现具有丰富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哈尼梯田景观,协助游客建立对梯田文化景观的审美、释读与尊重就成为了实现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引导人们进一步行动或进一步理解其代表的事物意义的物象即是标识。标识以静态及动态的形式存在。文字书写可以是标识,人们的一些行为在特定的如旅游的场域中也可能转换为文化的标识。景观标识是景观呈现的浓缩,同时也可以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景观标识是引导人们认识、理解与欣赏景观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指示性符号。景观标识之所以是重要的,就在于若没有此类符号,深刻而丰富的景观文化内涵就难以为大众游客所理解。因而,景观标识的设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书写行为,对当地社会文化景观等进行言说的目的在于让潜在的读者即游客能够通过对这些言说的理解去认识当地的文化。哈尼梯田的景观标识可分为提供介绍性信息的公共标识、提供专门化信息的旅游标识、作为程式化表现的文化展演以及得到片段式呈现的日常生活四类。当前的景观标识系统中,公共标识的解释力不足、旅游标识的信息错漏、文化展演对文化神圣性的消解以及日常生活的被误读是景观标识存在的四类主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公共标识、旅游标识等文字标识高比率地出现表述错误,这使得肩负着指示和引导游客进行文化理解、文化释读功能的景观标识难以实现其预设目的。标识信息传递出现错误并不会因为其普遍常见而成为人们必须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的问题。这类被人们视为“常识”的现象必须得到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景观标识是纽结着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行动与表征的符号系统。准确建立景观标识对于标识设立者、游客及村民三种人群的意义重大。然而,标识设立中存在认知误区,设立标识的目的模糊,文本缺乏整合,规训阐释随意,文化信息的加工实践中出现大量纰缪。游客在场却在景观标识中缺位,放弃了对景观标识的阅读与理解将促使视觉陷阱制造更多的理解困难,互动中的游客、村民等不同群体尝试实现文化理解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只有准确的景观标识才能使传统村落文化得以恰当的显现,使过去服务于内部的信息在对外进行表述时能够通畅传递,也可以使缺乏逻辑的景观解读得以避免。由于反映世界变化的知识及信息存在延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准确建立景观标识需要传播方式的创新。各式各样的景观标识都起着指述、表现与传递信息的功能。对于包含了生态多样性、历史悠久性、文化多元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等多重要素的哈尼梯田而言,仅仅依靠某一种景观标识或者说某一个群体单独对梯田景观进行呈现都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由于卷入到这场全新的文化书写中的标识设立者、游客以及村民的多样性,又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节律性,多种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对哈尼梯田景观采取复调式呈现就是必须的。只有当各类景观标识之间建立起互补、对比、照应等多重协作关系,哈尼梯田的景观标识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引导和帮助游客对梯田文化景观进行理解与释读,才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

郭景川^[10]（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二、共同缔结一片蓝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共同缔结一片蓝天（论文提纲范文）

（1）“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5）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同性婚姻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乔纳森·弗兰岑地方小说中的后工业“不适感”（论文提纲范文）

（9）哈尼梯田景观标识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共同缔结一片蓝天（论文参考文献）

• [1]“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D]. 赵晶晶.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3]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 王蕾.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6]同性婚姻法律问题研究[D]. 陈小雪. 深圳大学, 2019(12)
• [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D]. 邓玉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乔纳森·弗兰岑地方小说中的后工业“不适感”[D]. 许婷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哈尼梯田景观标识的人类学研究[D]. 郑佳佳. 云南大学, 2018(01)
• [10]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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