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父子与金元之间的东平文化

一、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鞠芳凝^[1]（2021）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可谓极为热络,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金元士人的文集中有着大量为医者书籍写序作跋、立传撰铭的文字。本研究即以医者与士人的交游为切入点,将其纳入金元时期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量,通过梳理相关医学着作、史部典籍、文学作品、碑刻墓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展现一些典型医者与士人交往的活动,进而探寻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交游为中医学带来的影响。首先,选取张子和、李杲、罗天益、窦默、朱震亨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与相关士人交游活动进行详尽爬梳和深度解析,力图梳理出前人未曾涉及的医士关系,并理清和更正之前或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认知。其次,通过对部分个案的深入研究,结合其他医者与士人的交往记录,全面分析金元时期医士交游过从密切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以及现实因素,从而为本时期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鲜明时代特点寻找较为合理的答案。最后,探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背后所透射出的试图建立医学统绪的政治诉求,以及对医者地位与中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往来密切,一些具有儒学背景的医者开始积极向儒士阶层靠拢,医者的素质有了显着提高,并越来越迎合士人为之打造的标准,“儒医”逐渐成为主流;医者与士人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为医者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在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医官的操作下,影响了一个朝代的医疗祭祀。三皇庙祭祀医者,或是元代涉政医官与儒臣试图为新王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寻找依据,客观上也为医者奢望攀附儒学以抬高自己声誉和社会地位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并最终为明清时期医学统绪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毕星^[2]（2021）在《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婚姻状况与社交网络研究》文中认为金元时期是孔氏家族发展的特殊阶段。自孔端友南渡后,孔氏家族分裂为南北二宗。曲阜孔氏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家族内部因衍圣公袭爵问题频繁出现争斗。在这样的背景下,孔氏子女的婚姻与社交网络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婚姻方面,孔氏子女的婚配对象以汉人为主,亦存在与少数民族的通婚。金元易代之际,曲阜孔氏出现了多个与武人通婚的案例。与武人家族的通婚使得孔氏家族得以在战乱中维持了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此外,孔氏子女的婚姻与孔门出仕者的仕宦经历有一定的联系。社交网络方面,孔元措的社交范围较广,涉及曲阜、汴京、东平、燕京等地。金元之际,孔元措结交了众多的离散士人与官宦,与东平府学的儒士交游尤其深厚。元太宗九年（1237年）,孔元措北行燕京,途中与佛教禅僧海云、全真教士萧元有所往来,海云、萧元二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助孔氏争取特权。本文通过对曲阜碑石及孔氏家族史志的梳理,揭示了曲阜孔氏社交网络的特点。孔氏子弟的社交对象以文士和官宦为主,而这两类群体中出自山东地区的不在少数。与孔氏交往的士人在受征召或通过科举入仕后,对孔氏家族的发展起到了助力作用。此外,孔氏交往人群中不乏蒙古、色目官员。从婚姻和社交网络来看,金元时期,曲阜孔氏的社会地位有着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方面,孔氏在金元之际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与新兴武人家族通婚,借助武人的力量巩固了自身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元代士人对曲阜孔氏地位的认识存在差异与局限。士人对曲阜孔氏的“圣裔”身份持认同态度,但这种“圣裔”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血缘认同,而非源自孔氏子弟的文化建树。在南北宗袭爵的问题上,士人意见并未统一,部分士人仍以南宗为大宗。元朝中后期,随着曲阜孔氏子弟出仕元廷的人数激增,蒙元统治者对曲阜孔氏的认知愈深,北宗为大宗的观点占据了主流。

颜建国^[3]（2021）在《《水浒传》文学人物与蒙元东平行台历史人物之本事关系考论》文中认为长篇小说《水浒传》一书自元末明初成书传世以来,就有研究者指出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水浒传》中的梁山群英之间没有本事关系,众头领中只有宋江一人为北宋历史真实人物,其他梁山好汉均为蒙元文士创作出的文学人物形象,对依托人物争议较大。依据蒙元东平行台严实父子史迹,梳理有关史料证据,探究小说《水浒传》文学人物和蒙元东平行台严实等历史人物之关联,为《水浒传》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王洋^[4]（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姚雯雯^[5]（2020）在《金朝进士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朝士人通过词赋、经义、策论最高级别考试或特恩赐第获得进士身份,形成进士群体,参与国家政治运作,对金朝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金朝民族融合背景下,辩正和完善进士相关信息,进一步探讨进士群体在金朝政治、教育、社会中的具体作用,对全方位、多层次了解金朝社会全貌有重要意义。论文由绪论、正文六章、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对本文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进行概述,界定本文研究对象为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经义、词赋、策试三科进士和特赐进士,诸科及第、经童、武举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第一章,讨论金朝进士群体形成的制度基础。首先,从社会学群体概念入手,阐述金朝进士群体的构成要素,包括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一致的身份特征与认同感、共同利益和价值伦理取向。其次,考查金朝进士诸科相关制度建设、运行机制与科考内容,理解金朝进士群体形成的制度基础。第二章,对金朝进士取士科次、人数、相关概念进行辨析、考释。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从金朝进士内涵出发,对各类进士称谓进行辨析,厘清各种“进士”称谓,着重探讨各种不同进士代表的特定身份。厘清辞科进士、前进士、里人进士、乡进士等称谓内涵,对辨析金朝史料中进士身份有所助益。金朝共开科37次,进士实际录取人数预估在5500-6443人之间。第三章,对现存几种进士名录中有争议的进士信息进行考证。在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金朝进士信息。依据文献和墓志对金朝进士进行增补25位新进士。第四章,探讨金朝进士群体的政治参与情况。金朝统治者不同时期对进士群体的定位与需求有较大差异,经历了临时救急、事务执行、政治共议、权力挤压四个过程。探索进士群体影响金朝政治运作形式逐步朝“文治”方向发展,将汉制政治文化传统逐渐渗透至金朝政治运作中。治理基层社会是绝大多数进士入仕迁转必经之路。对金朝进士出身地方官员考绩标准、教化作用、基本职能进行解读,考查进士任职基层社会的政治影响。第五章,探讨金朝进士群体的文化参与情况。进士在社会各阶层中发挥教育职能,承载和传承金朝文化。首先关注进士在皇族教育中的文化载体作用,在与女真最高统治阶层的教育互动中,传递儒家理念文化,获取文化认同。其次观察进士群体在官学、私学教育中的积极表现,从教育管理者和知识传授者两个身份,探寻进士群体为士人阶层创造继续参与政权的教养环境所做努力。第六章,从社会活动的历史情境出发,讨论金朝进士群体内部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丰富多样的交友活动。进士群体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实现彼此身份认同,进而形成对金朝进士群体价值观念和独特风格的整体认识。结论部分,在总结全文基础上,对金朝进士群体的政治参与、文化参与、社会交往形成结论,最终对其历史贡献进行评价。

郭亚宾^[6]（2020）在《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我国金元之际一位杰出的契丹族政治家。他身为契丹皇族后裔,自幼生长于中原地区,在金元相交之际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十年,最终成为窝阔台主政时期的重要辅臣,为保存并发展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的文明、促进蒙元政权的汉化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身世经历极为特殊。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蒙元初期的治理转型是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经历了辽宋夏金长时期分裂之后的中国,来到了新一轮文化融合的历史关口;从耶律楚材的八世祖耶律倍以来300多年的家族变迁史,清晰地展示了这支契丹皇族的汉化过程。耶律楚材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身逢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毅然承担起延续斯文一脉的人生使命。耶律楚材的治学体现了博约结合、道器并重的特点。从学术渊源来看,楚材主要受四方面影响:自八世祖耶律倍至父亲耶律履、母亲杨氏薪火相传的家学;伴随金朝科举制的发展,为进身仕途刻苦攻习的官学;面临生死抉择,皈依佛门师从万松行秀参悟的禅学;身处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不拘门限广泛吸收的当时流传于北方的各类学术。在知识技能方面,楚材博览群书、业有专攻,他不仅通晓天文、地理、历史、博物、医药、礼法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尤其擅长术数、理财和语言文章,体现了切合时务、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艺术修养方面,楚材的诗歌创作独树一帜,被誉为“一代词臣倡始”;文章骈散兼备,娴熟老道;书法气势雄健,刚毅劲拔;鼓琴情理交融,技艺超群;他甚至能够捕捉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以应对政治斗争对其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信仰方面,楚材既是一名标准的儒士,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同时对道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习和体悟,他出入三教,淹通百家,涵养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建立卓越事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耶律楚材参与治国理政历经成吉思汗、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和乃马真后称制等四个时期。他凭借杰出的才干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一步步跻身蒙古帝国的核心决策层。他依据中原汉法谋划了涉及民生、经济、政治、法制等十个方面的治国方略,抓住窝阔台宽宏放权的历史机遇,以非凡的胆魄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在务实层面,他谏言颁布赦令、纠正野蛮提议、阻止屠城政策、设法安定逃民,竭尽全力保护百姓生命;主张编户齐民、抵制游牧泛滥、明确课税额度、坚持休养生息,千方百计恢复经济活力;提出建正朔、立朝仪、创机构、抑割据、建宫室的方案,努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从具体事务入手,“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制建设。在务虚层面,他向蒙古统治者“时时进说周孔之教”,高高扬起儒家大旗,保护并任用一批中原士子,兴文教、开科举,搜索图籍,刊印经典,全力以赴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提出“华夷一混”的观点,主张各民族融合发展;坚持宗教宽容政策,倡导三教并行、发扬正邪之辨、遏制全真坐大、扶持正统佛教;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不失时机地进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引导蒙古政权开启协和万邦的大国外交,采取刚柔并济的内联之策。由于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楚材自身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改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其辅政成效在当时已有显现,尤其对忽必烈时期全面推行汉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耶律楚材的治学与理政密切相关,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原士大夫治理世界性帝国的实践探索,他为极度崇尚武力的蒙元政权注入仁义、理性、协和、良序等思想因子,彰显了中华文治的价值取向和独特魅力,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段莹^[7]（2019）在《金元鉴藏风气转移中的东平士人》文中研究表明金元之际,东平士人作为北方的政坛中坚和文化精英,在书画鉴藏风气的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亡之时,元好问、商挺诸公将金人鉴藏风尚带入东平,影响了一代士子。继元好问、商挺之后,包括王恽、徐琰、马绍、申屠致远、乔篑成、焦敏中在内的年轻一代东平士人,上承金人鉴藏之学,在宋亡后又得以接触南宋藏品。他们的视野打破了南北局限,率先体现出囊括南北的书画鉴藏倾向。随后,这些东平士人又先后赴杭任职,将金代及元初北方书画鉴藏风气及相关文献传播到杭州鉴藏圈,促进了元初书画鉴藏的南北交流。

李昆丹^[8]（2019）在《王旭诗歌研究》文中认为元朝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统治者奉行种族歧视政策,加之取消科举考试,很多汉族文士被政治边缘化,王旭就是元代异族统治背景下的一个悲剧缩影。王旭一生未仕,以教书为业,足迹遍及南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有着不俗的文学修养,着有《兰轩集》,其中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绝齐备。王旭为人宽厚仁爱,心怀天下;品质高洁,正气凛然。同时,王旭又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诗歌艺术鲜明而丰富,记录了远游漂泊的艰辛之感,怀才不遇的无奈之感,也有超然世俗的归隐情怀。本文将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感悟相结合和对比分析等论证方法,对王旭诗歌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一部分,笔者以王旭的诗文作品为切入点,钩索出王旭的生平、交游经历,并分析王旭的道学与名节思想。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王旭所处的元代诗学环境和杜仁杰的诗学教育,探索其诗学主张。第三部分,研究其诗歌题材内容、情感内蕴和创作美学,全面了解王旭的诗歌创作。第四部分,通过对“三王”诗歌作品异同进行比较,呈现出以“三王”为代表的元代诗人在元朝所展现的风采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

都刘平^[9]（2018）在《元曲十九家行状考辨》文中研究说明考证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孔子即已讲“无征不信”,清代乾嘉学派运用它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但古人是将其运用于经史研究,以这一方法运用于戏曲者,始自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使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真正跻身于现代学术大厦之中。王氏在全面梳理古剧的基础上,系统的研究了元杂剧的方方面面,或受材料与精力所限,在论述元杂剧家生平事迹时,依据的主要材料仅钟嗣成《录鬼簿》。真正以元曲家生平作为研究对象,全力搜索文献资料、考证其行迹的,是孙楷第先生。他的这项工作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1981年修订版《元曲家考略》问世,共考证作家八十五位,成为元曲家生平研究的第一功臣。同时及后来学者,也都不同程度的补充推进了孙先生的这项学术研究。元人文献浩繁,孙先生以一己之力,在没有现代数据检索的情况下,能搜索到如此多的材料、考证如此多的曲家事迹,实令人敬佩。但还有不少文献未被查索使用,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近来的研究者,或限于自己的研究课题,或担心徒劳无功,很少有以“元曲家新考”为研究题目。只是就自己现有的研究对象、阅读范围,就偶尔发现的新材料、新证据撰而为文,虽对个别作家的事迹的了解认识有帮助,但对元曲家整体研究的推进,难着功效。笔者二O一五年从袁师世硕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协助袁师做《录鬼簿》汇校整理工作。在这期间,编集了有关元曲家生平传记的资料,并对有疑问的材料间作笺注。除正史有传的作家外,累积文献四十万字。在现代学者编纂的元代诗文词总集之外,翻阅了大量石刻文献及清人编集的有关元人书画题跋材料。其中颇有一些新的收获。此外,元朝因有长达八十年没有科举的时间空白,汉族文人最主要的晋身之途就是从吏。《元史·孛术鲁翀传》所谓“科举未立,人才多以吏进”。而即便延佑二年恢复科举后,在种族歧视的政策下,汉族士子由科举而入仕的数量也很有限①。所以对元代吏职制度的研究,是破解元曲家身世的一把重要钥匙。为此,笔者翻阅了以《元典章》为代表的部分元代官方文书,并参研现代学者相关方面的研究着作。正是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先后撰成若干单篇论文,部分公开发表在一些刊物上。现在择出材料较丰赡、据新发现的文献可以解决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的若干种,以作家时代先后为次序,撰成《考辨》,计得总数十九人。遵循学界元曲研究的通例,分散曲家（上篇）、杂剧家（下篇）两部分。其中散曲家十一人,杂剧家八人。通过对有元一代曲家的整体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曲家的身份构成是有差异的,并非如过去笼统的“底层文人”所能界定。元初,面对方兴的曲体文学的出现,文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如关汉卿、白朴等一批具有包容开放思想的文人积极接纳,参与其中。而另一部文人则仍严守传统,在诗文领域继续骋才。这两个领域的文人也就各自分为不同的阵营,彼此间少有交集。介乎两者之间的则是偶作散曲而不染指杂剧的作家,他们从“今乐府犹古乐府”的崇古思想出发,以散曲为古乐府的当代变体。文人这种自我身份的分流现象,随着大量曲体文学的涌现,对本朝这一新兴文体价值意义的认识的深入,至元中后期发生改变。邾经曾中进士（应是乡贡进士）;钟嗣成是名士邓文原的弟子,也多次参加江浙乡试;张鸣善以诗歌创作擅时名,与诗人张翥、成廷珪等交往密切。他们都不以参与杂剧创作为耻。正是对曲文体的价值的深化认识,在面对登峰造极的唐诗、宋词时,他们以“大元乐府”作为与之抗衡的底气和资本。作为有元一代诗文领袖的虞集,将“国朝之今乐府”与“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并称为“一代之绝艺”。对通俗化的杂剧,也认为其“有深意焉”,“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而加以肯定。也正如此,元后期出现了一批对元曲作家及作品文献整理的着作,诸如贯云石、虞集、杨维祯等文坛领袖纷纷为之作序。从这个角度说,“元曲的经典化”,不必等到明代,元本朝人已然自觉的认识到了。

班瑞钧^[10]（2017）在《政治背叛者的记忆与自辩 ——以宋元际《牧庵集》等文本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背叛”话语是政治世界攻守兼备的利器。掌握对“背叛”的定义权、阐述权也就成为权力争夺的重要内容。“背叛者”当然有更加强烈的冲动要参与其中,争取“调适”“回应”以及“回归”历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文以宋元之际政治背叛者的个人文集为研究对象,以描述性、叙事性的行文风格,力图呈现政治背叛者自己笔下的自己,从而展现其记忆塑造的整体面相和实施记忆塑造的基本逻辑。以此建构出的“政治背叛者以记忆塑造的方式进行自我辩护”的模型将为后续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又一种参照与导引。论文在此基础上展开陈述了以姚燧为中心的“政治背叛者社会圈”和他们从自发记录到自觉建构的记忆塑造,重点关照了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的自觉意识和塑造中的“分工合作”。之后,本文紧紧围绕政治背叛者的文本和“无奈+无我+无私→→无错”的自我塑造路径,阐述其以自我记忆塑造达致自我辩护的方法、过程及细节。其中,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史事回归链”按照时间的顺序先后分析了政治背叛者在政治背叛前的生态、政治背叛时的过程、政治背叛后的结果所展开的对其个人和群体经历的塑造。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逻辑回归链”按照逻辑顺序,先后阐述了政治背叛者在价值观念、“正统”观念、“忠节”观念三个层次的铺设,从而完成了把自身从“背叛者”塑造为“忠节者”的“以记忆塑造的方式进行自我辩护”的过程,完成了思维和行文的逻辑闭环。“无奈”是政治背叛者在文本中对于自身所处生态的情绪塑造。无可选择的时空环境是所有历史人物的宿命,而政治背叛者所处生态的特点是“块裂”的、双方的边疆,犹如大旱之后遭遇公地悲剧的公共田地。基层精英就在这样的生态下以地方为本位而崛起,与暴力优势、知识象征优势、物质资源优势相辅相成,形成了局部的“正向连锁反应”。宋元之际,国家体系的局部崩塌成为华北政治突变的“奇点”,由此形成的政治真空吸引部分基层精英走上了权力竞争的高级舞台,也有部分基层精英是被“推”、被“挤”上了这个舞台。在后世看来理应充满挣扎和纠缠的政治背叛就在“精英的自立与流动”中“行云流水”般完成了。“无我”是政治背叛者文本中对政治背叛瞬间进行塑造时的经典应对法门。对政治背叛瞬间进行典型化分类,可提炼为七种典型话语模式,分别为:“以民为本”型、“为国所弃”型、“国亡无主”型、“卫道传教”型、“知天命”型、“尽人事”型、“省略原因”型政治背叛。但无论哪一种,在政治背叛者笔下都显现为“无我”的“合理”行动。然后再以个案分析对政治背叛瞬间进行综合复原,这使得典型化分类的漏洞得以适当弥补。同时,对政治背叛者文本中稀有的自相矛盾之处进行呈现和分析,从而出示了政治背叛者进行记忆塑造以自我辩护的最直接证据。“无私”是政治背叛者文本中展示政治背叛后的“功劳簿”时的基本语调。对政治背叛者笔下的政治背叛后以“公共世界的重续与发展”为指向的“功劳簿”进行梳理,政治背叛者从人伦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教育秩序五个方面展开其记忆塑造过程。人伦秩序的塑造围绕“以民为本”而展开,分为止杀救民、弘扬孝悌、敬宗收族、济困救民四个要点。经济秩序的塑造围绕生活而展开,分为恢复农耕、重建家园、纳赋代价三个要点。政治秩序的塑造围绕行政而展开,分为政府体系、办公设施、揭贪树廉、保境救灾四个方面。文化秩序和教育秩序的恢复和重建部分,政治背叛者着墨良多,也是他们最为自傲的部分。文化秩序从争取政治地位、保护文化遗产、文化外溢三个方面展开。教育秩序则从宣传奔走积极兴学、地方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许衡在国子监的教育实践、教育守成和揭弊兴利、政治背叛者士人群、科举与理学六个方面来阐述。思想内部的自洽和“思想——行为”结构的自洽是记忆塑造生命力的核心源泉,理论困境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困境会严重削弱记忆塑造话语力量。因此,政治背叛者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口进行内在扩张性的政治背叛文化塑造,力图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无错”是其实施记忆塑造的终极追求。作为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和自我辩护“逻辑回归链”的基石,政治背叛者的价值观念意图占据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的道德高地。他们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口出发,以充满实用倾向的“期于有用”为价值中枢构筑政治背叛价值观,最终以“保民而王”和“位德一体”的捆绑式组合,以“民”和“德”为草船,借到了“王”和“位”的箭,最终推衍到个人性价值归宿。作为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和自我辩护“逻辑回归链”的要旨,其“正统”观念要在学术和政治双重战场进行权威竞争。以业已铺就的政治背叛价值观为基础,政治背叛者以“正统”到“大一统”的暗渡实现金蝉脱壳,占据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的舆论高地。政治背叛者中的两位大家杨奂和郝经的政治背叛者典型“正统”话语“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1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2,尽管观点稍有差异,但逻辑主干依然致力于正统观念的权威竞争,以维护政治背叛者的根本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忠节”观念是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和自我辩护“逻辑回归链”的归宿。政治背叛者意图以之占据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的意识形态高地。政治背叛者的记忆塑造过程最后终究要直接面对“忠义”和“守节”的议题,通过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与塑造,政治背叛者利用传统话语的兼容与破损尽量对“忠义”和“守节”的议题进行政治背叛话语的转换,依然在“无奈+无我+无私→→无错”的塑造路径中一路前行,并且通过”忠节”的转移兑付来抵消政治背叛、甚至融入”忠节”者的行列。首先是通过“守节”与政治背叛的组合与传统的”忠节”者在实践上取得“共情效应”,其次是通过”忠节”于新朝的政治归宿与传统的“忠节”者在理论上前后呼应,从而通过对”忠节”的塑造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并逐步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实现了复归其中。这样,政治背叛者最终完成了把自身的背叛经历“隐身”或“洗白”、甚至从“背叛者”塑造为“忠节者”的过程,完成了记忆塑造的逻辑闭环。总之,政治背叛者的文本显示,他们进行记忆塑造的基本方法是以回忆的部分特定意象或事实为骨架“形成”了一些“故事”。这些赖以塑造记忆的“故事”反过来促使读者“回忆”某些特定意象或事实并“遗忘”另一些特定意象或事实。就文本来看,每个政治背叛者似乎都在自身内部进行过往复的主观厮杀,他们想通过一定程度的“再造”经历来型塑自我,最后的文本呈现就像是在这些主观对战中生存下来的获胜者,是当时“唯一可能的现实”。

二、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婚姻状况与社交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水浒传》文学人物与蒙元东平行台历史人物之本事关系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5）金朝进士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金元鉴藏风气转移中的东平士人（论文提纲范文）

（8）王旭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元曲十九家行状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10）政治背叛者的记忆与自辩 ——以宋元际《牧庵集》等文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D]. 鞠芳凝.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1
• [2]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婚姻状况与社交网络研究[D]. 毕星. 山东大学, 2021
• [3]《水浒传》文学人物与蒙元东平行台历史人物之本事关系考论[J]. 颜建国. 泰山学院学报, 2021(01)
•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5]金朝进士群体研究[D]. 姚雯雯. 吉林大学, 2020(08)
• [6]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D]. 郭亚宾. 河北大学, 2020(08)
• [7]金元鉴藏风气转移中的东平士人[J]. 段莹.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9(12)
• [8]王旭诗歌研究[D]. 李昆丹.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9]元曲十九家行状考辨[D]. 都刘平. 山东大学, 2018(12)
• [10]政治背叛者的记忆与自辩 ——以宋元际《牧庵集》等文本为中心[D]. 班瑞钧. 南京大学,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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