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和内地企业可优势互补(论文文献综述)
周向媚[1](2020)在《企业社会责任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基于香港上市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一直以来,企业税收规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海外上市。部分企业在吸引全球投资的同时,也利用着海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极端税收筹划行为。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制度在中国也渐渐发展起来。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对中国内地企业社会责任与税收规避行为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却少有人利用海外市场上的中国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香港作为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的首选上市地,同时也是世界着名避税天堂。本文利用彭博数据库2015年至2018年在港上市中国企业与内地A股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及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香港与内地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税收规避行为均存在替代效应,前者比后者的替代效应相对更强。为了弥补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花费的成本,社会责任评分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利用税收规避行为达到降低现金税负,降低成本的目的。本文结论证实了企业风险管理观在香港及中国大陆的适用性,也为税收监管部门提供了启示。税务部门要加强对在港上市中资企业的监督力度,利用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设定纳税评估指标,及时查清中国企业在港上市目的,避免税收流失。同时逐步完善社会责任披露机制,可在社会责任披露中加入税收相关指标,以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飞[2](2020)在《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地方公共政策研究 ——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港澳青年是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未来有生力量。进入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为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最佳路径,同时也生成了新的时代课题,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纲要》背景下,如何有针对性地为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政策供给,从而帮助其在意愿、行动和成果等方面获得进展,为港澳青年发展开拓新空间,培育新优势,注入新动能。政策是一个垂直互动体系,发挥国家政策的作用离不开地方政策的配套。从政策供给的角度看,中央的大政方针、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具有宏观性、普遍性、基础性的特点,对港澳青年的个案帮助尚显不足,只有通过体现区域特点的、更具针对性的、措施更具体的地方公共政策的补充,才能形成对港澳青年“北上”内地发展形成整体性推动。从港澳回归祖国前后的政策实践看,在特定区域制定实施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地方公共政策,既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一些地方制定实施了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扶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但政策措施碎片化,指向领域比较局限,系统集成相对不足。广州南沙是叠加多重国家战略的地方区域,具有区位、交通、产业、生态、人文等多重优势,与港澳合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致力于打造港澳青年湾区创新创业的首选地和全面融入国家的中转站。在连续五年组织实施“粤港澳青少年深度合作发展促进工作项目”的基础上,于2019年10月颁布了一揽子扶持港澳青年在南沙开展学业、就业、创业、置业活动的《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鼓励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充分融合“国家战略所向、港澳青年所需、南沙政府所能”,针对当前港澳青年在内地和本埠成长发展过程中正向外力缺失的现实问题精准发力,政策目标明确,作用路径清晰,操作实施便利,是迄今为止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丰富、关怀最精准、扶持最有力的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地方公共政策体系。本文以该《办法》为研究样本,在梳理公共政策和地方公共政策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政界、学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解读和研究,依托五年来在工作实践中获取的资讯与经验,分析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概括当前制定实施《办法》的总体政策环境,梳理这一地方公共政策出台前的实践探索、调查研究过程,同时对其部分政策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对《办法》作用路径的分析论证,对其宏观政策作用的进行合理预期,最后对《办法》进行检视,指出其局限和缺憾,并对未来政策发展进行展望。
林明灯[3](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认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丁辉[4](2020)在《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基于亚洲30个经济体面板数据》文中指出中国自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对外经济合作也日趋频繁。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国内的企业也纷纷“走出去”,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来。对外直接投资是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全球资本联动起来,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有效分配。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迅猛,无论从流量还是存量来看,中国都已迈入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之列。在世界诸多地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资本的存在已不可忽视,尤其“一带一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帮助沿线东道国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与中国的合作程度也不断加深。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使得中国企业不断加快海外寻求资源的脚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注册新公司,通过发行美元债券向海外融资,购买东道国矿产开采权,收购海外石油公司,在新兴的人口大国建立生产工厂,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最优配置,并且也助推国内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合作的宏大背景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的深度探究,以及帮助刚刚踏出国门的企业选择理想的对外投资东道国,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方向。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虽着述较多,但大都时间较早,对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研究较少,且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某种要素领域或制度因素,鲜有将东道国要素禀赋进行细分并综合研究的成果。因此,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并对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便有着较为现实的意义,能够促进中国企业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质量提升。首先,基于全球经济合作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环境,阐述文章选题的研究意义,确保存在研究价值;其次,按照对外直接投资和要素禀赋的内涵进行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概述,为下文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再次,选取亚洲30个经济体作为文章的研究对象,以要素禀赋和制度文化为线索对其投资环境进行较为详细的陈述,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相应阐述;最后,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10-2018年亚洲30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重点对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比较南亚、东南亚与中亚、西亚地区要素禀赋对中国企业投资影响的差异,根据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提出具体详尽的对策建议。通过对全样本数据回归可得:东道国各类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分地区数据回归可得: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各类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劳动力禀赋经济意义较为显着,相较而言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资本禀赋结果显着,但其劳动力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着影响。此外,滞后一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东道国对外开放度和双边合作协议具有显着影响,而东道国制度因素则不具有显着促进效应。基于回归结果,为促进中国企业进一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与东道国加深互信机制,保障企业海外投资安全;二是加强国际间金融合作,建立互融互通体系;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四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增加资产流动性;五是发掘东道国市场,构建产业链生态环境;六是保护东道国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七是成立行业协会,实现资源共享。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总结并展望其未来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魏甜甜[5](2020)在《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具备了建成世界第四大湾区的经济基础。然而粤港澳三地在税制结构、税收负担、税收征管体制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利于推进粤港高大湾区进行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发展。三个地区进行税收合作是缩小大湾区内税收制度差异、平衡地区间税收负担减少税收竞争、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本文对珠三角九市、香港、澳门地区的税制结构、税收负担、相关税种规定、税收征管体制的差异及税收合作中的制约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为后文三个地区间进行税收合作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背景、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等内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是对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经济基础分析。界定了粤港澳税收合作的概念及内容。并对珠三角九市、香港澳门地区2014-2018年来本地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对各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类型及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旨在为提出以产业结构为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协调做铺垫。第三部分为文章的重点部分,对三个地区的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体制进行对比。主要利用2018年数据对珠三角九市、香港、澳门地区税收制度中的税制结构、税收负担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对可能引起税收负担差异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的相关税收规定进行分析。此外,该部分也详细对比分析了三个地区的税收征管体制中税收机构的设置、纳税人申报方式、税收管辖权等规定,以期更加具体地指出粤港澳税收合作的内容及必要性。第四部分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有:税制差异导致湾区内生产要素流动不均匀,影响产业布局的合理性;税收征管体制不同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合作过程中缺乏跨区域涉税争议协调机制;湾区内跨境电子商务日益兴起现代化税收管理方式尚未成熟,不利于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进行税收行为的监管。第五部分是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建议,包括:税收制度的合作、税收征管的合作、协调湾区内税收优惠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专门的涉税争议解决机构、不断完善地区间签订的税收安排内容等建议。
戴了[6](2018)在《香港金融中心影响力分析 ——基于经济促进和金融辐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具有优质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国际化的市场,但其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尤其在九七亚洲金融危机后愈加明显。文章旨在分析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经济促进的影响,并对目前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香港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历来息息相关。香港从贸易港起家,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后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发展了轻工业,但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制造业向外转移,再次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小型经济体。目前,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中有着稳定的位置。金融中心对于经济促进的影响既包括对内自身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包括对外整个区域乃至国家的金融辐射作用,单纯地分析内部影响或者外部影响,皆难以全面地对其进行分析评估。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中遵循了较为全面的思路:内部影响方面,通过产业耦合度以及产业对经济影响的路径,分析香港金融产业的高度集聚对于其经济的影响;外部影响方面,分析了金融辐射对于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切合以上分析思路,针对内部影响的分析主要围绕制造业和金融业之间的耦合关系和协调关系。当金融业和制造业耦合度高,资源能够达到高效配置,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相反,资源禀赋较低的配置则会降低经济的增长率乃至抑制经济的增长。分析香港金融产业和制造业的耦合关系,发现香港经济在80年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金融产业和制造业的高度耦合度,而伴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和资本缺口扩大,香港金融产业在九十年代高速发展。同时,香港制造业在高端化进程中受到内地低廉成本的冲击使得制造业迁移至内地,此消彼涨中金融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开始失衡。伴随着几次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经济增速相较于内地放缓,没能很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在外部影响的分析方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通过金融辐射刺激内地经济增长,并通过金融辐射形成的关联以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等手段补足内地资金短板。但是,伴随着我国国家性金融中心的崛起,当下香港的金融辐射能力明显受到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家有不同的需求都表明,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作用的转变不是偶然的。伴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香港迎来了新的机遇。在空心化的产业结构下,香港应更好地服务内地经济。虽然从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金融业务的开展中,香港均在做出深度合作的努力。然而,香港与内地经济却存在脱钩的问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中,在“一带一路”倡议、《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外合作机制下,香港仍应探索加强服务内地经济的途径。
陈小辛[7](2017)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国际地位的探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等多个维度,重点分析论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由此延伸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演变趋势。本文核心观点认为,通过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促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将从单一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演化为美元与人民币并存的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转型提升的路径选择。其中的关键是促成商品和货币的良性循环,体现在资源要素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和美元金融生态圈的自由流动上,从而充分发挥香港的人民币和美元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为此,香港应明确提升国际金融服务质量的发展策略。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近年来,受到美元地位削弱和国际贸易恶化的双重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也面临着转型的抉择。但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加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获得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在文献综述方面,围绕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愈发的重要,并且随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演变衍生出一系列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发展格局及发展趋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面对的问题,加快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促进我国更快及更有效率地发展成为金融强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及决策参考价值。第二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通过梳理上世纪香港主要支柱产业的历史演进过程,不难发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香港长期贯彻最低限度干预市场的治理原则。第二,香港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产业演进过程为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实体经济基础和金融基础。第三,法制建设和监管完善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特色,就非正式制度而言,香港社会文化的包容性使得香港多元化文化高度融合特征非常明显,也造就了香港成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际性大都市,进而决定了香港经济的高度外向性,奠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此同时,香港的法治精神深入人心,香港将法治观念、法治秩序、法治环境、法制管理贯彻到香港市民和法人的思想和行为当中,使法治精神成为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香港建立起以货币局制度为核心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联系汇率制度在弱化央行职能的同时,促进了国际资本在香港自由流动,加快了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升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第三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探讨。香港当前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位于世界前三,仅次于伦敦和纽约。但是,香港不具备取代伦敦、纽约成为更强大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香港作为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受到来自其它国际金融中心和内地金融中心的挑战。然而,内地为香港转型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就沪港金融中心关系而言,香港与上海优势互补,呈现错位发展的趋势,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并行不悖。就粤港金融中心关系而言,随着金融合作的深化,两地金融产业的梯度发展模式将演化为双轮驱动模式。随着香港与内地的金融关系的不断升华,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将积极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促使香港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因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香港必须充分善用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区位优势的排他性,促进实体产业的国际化、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才能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以预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路径将从单一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演变为美元与人民币并存的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瓶颈将通过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来弥补。进一步,建设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第四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香港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的逐步完善,香港逐渐发展起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从最初的有限的个人人民币业务拓展到债券、股票、货币、证券和基金等业务,并由此形成了多层次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根据业务种类的不同,可以将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致划分为借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其它金融产品市场等多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2010年以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资金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资金交易量明显增长,形成了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在构筑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同时,香港也加快了离岸人民币利率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设。目前,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离岸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受到国际资本的影响愈发明显。但是,大量离岸人民币被用于套利与套汇等投机活动当中,导致离岸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投机性和波动性都很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量离岸人民币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所致,离岸人民币对境内外实体经济的支持严重不足。因此,下一阶段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重点应该放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上。总之,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离岸人民币资金的集聚和周转,创新离岸人民币金融交易产品,优化离岸人民币资源的配置,完善离岸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确立香港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的地位。第五部分,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全面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积极作用,能够从根本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能够促进人民币发挥其国际流通货币、国际支付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投资货币的职能和功能。其次,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能够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一是有助于基础设施项目顺利融通资金,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香港天然深水良港的地理优势,发挥国际航运中心和亚洲干散货、集装箱运输枢纽的区位优势,发挥海陆空立体化多式联运的交通运输优势。二是有利于企业开展其运营、融资、投资活动。三是有助于推动持续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使香港金融产业和金融资本深度国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从而客观上提升了金融产业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水平。最后,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能够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作用关键在于促成商品和货币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不仅体现在以商品和货币为表征的资源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内的有效流动上,而且体现在资源在圈内的有效集聚上,同时还体现在资源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和美元金融生态圈的自由流动上,从而充分发挥香港的人民币和美元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因此,资源集聚和循环以及资源的圈内和圈际流动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才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所在。第六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首先,香港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有被弱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贸易中转角色淡化。第二,资本中介角色淡化。第三,产业对接角色淡化。第四,交通枢纽角色淡化。第五,政治沟通角色淡化。其次,香港套利套汇等投机活动盛行带来的潜在风险。离岸人民币存在一种单向做空机制,导致香港成为套利套汇投机的离岸金融中心。最后,香港可能面临大规模国际资金转移的挑战。以日本离岸金融中心为例,日本离岸中心已成为再贷款的通道和国际避税的工具,对日元国际化进程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有鉴于此,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既要防范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动,也要防范金融体系漏洞。第七部分,促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通过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SWOT总结分析,笔者重申了若干观点。第一,香港不具备取代伦敦、纽约成为更强大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第二,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瓶颈可通过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空间来弥补。第三,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促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路径将从单一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演化为美元与人民币并存的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第四,发展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关键在于促成商品和货币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两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继续巩固香港在美元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二是积极打造香港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奠定这一地位,笔者认为,需要确立香港的人民币商品流通中心地位、人民币金融交易中心地位、人民币金融信息中心地位。在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发展策略上,应该重点提供以下服务,包括为内地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服务、为内地企业境外贷款融资服务、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募资服务、为内地机构境外发债融资服务、为内地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服务、为境外企业境内直接投资服务、为境外机构境内间接投资服务,等等。
邹琪[8](2016)在《CEPA实施十年来的发展及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CEPA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WTO框架下,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两个独立关税区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区经贸安排。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CEPA的签署,标志着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从由市场主要主导的功能性一体化进入到了市场与制度一体化。CEPA开放领域广,程度深,为两地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本文在阐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描述了CEPA的主要内容及其最新实施进展,并对CEPA实施十年来,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发展及CEPA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巴拉萨模型以协整检验方法分析CEPA对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通过指数分析,协整检验等方法研究CEPA的动态效应,并探索新形势下CEPA的实施机制的创新与升级。研究发现:(1)CEPA促进了港产品对内地出口的提升,促进了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促进了香港对内地投资稳定发展,“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业发展,消费增加。但是,CEPA成效不如预期显着,总体呈规模递减,“大门打开,小门不开”特征明显。(2)CEPA实施十年,香港获得了货物、服务总的贸易创造和维纳的贸易创造效应,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内地获得了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分行业看,实证分析证明了CEPA对香港运输行业的贸易创造效应,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3)CEPA促进了香港优势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增强了两地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力,推动两地贸易稳定发展,实证表明,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对香港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4)新形势下,采用创新开放措施或机制“先行先试”,构建广东自贸区,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形式可以加强CEPA正面效应实现,促进内地与香港全面深度合作。
陈德宁,陈军才,何一鸣[9](2014)在《CEPA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度与效应分析》文中认为作者首先构建一个关于香港和内地经济耦合的制度博弈理论逻辑模型。接着,收集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投资、人员和技术往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构建耦合指数进行摸拟,得出两地经济耦合度增长迅速的结论。然后,客观评价了CEPA对香港和内地产生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并就如何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耦合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增强两地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沟通与协作;二是减少两地经贸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加速两地要素双向流动;三是积极探索两地合作新模式;四是增强广东和上海先行先试的力度,推动港粤沪合作走向新阶段。
杨益[10](2013)在《CEPA实施促进内地企业“走出去”》文中研究指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国际市场信息灵敏,专业机构人才荟萃,拥有大批高素质的国际化专业人才,在内地企业“走出去”迫切需要的金融、法律、保险、税务、设计、咨询等服务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是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依托和最佳跳板。《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二、香港和内地企业可优势互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香港和内地企业可优势互补(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社会责任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基于香港上市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相关研究 |
2.2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 |
2.3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 |
第三章 香港税收政策及港股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现状 |
3.1 香港税收政策及税收环境概述 |
3.2 香港反避税政策基本框架 |
3.3 港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界定以及披露现状 |
第四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4.1 基于企业文化价值观的企业社会责任 |
4.2 基于风险管理观的企业社会责任 |
第五章 研究设计 |
5.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5.2 被解释变量:税收规避行为的衡量 |
5.3 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 |
5.4 其他控制变量 |
5.5 模型提出 |
第六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1 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 |
6.2 相关性分析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回归结果分析 |
6.3.2 香港上市中国企业与内地A股上市企业回归结果对比分析 |
6.4 稳健性检验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地方公共政策研究 ——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由来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对公共政策和地方公共政策的研究 |
1.2.2 对港澳青年特别是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的研究 |
1.2.3 对粤港澳大湾区赋予港澳青年发展机遇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论文的分析框架与理论阐释 |
2.1 整体分析框架及实证对应 |
2.1.1 “掌舵”而非“划桨” |
2.1.2 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
2.1.3 注重政府间的良性竞争 |
2.1.4 注重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 |
2.2 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
2.2.1 概念界定 |
2.2.2 必要性分析 |
2.2.3 可能性分析 |
2.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生成的机遇分析 |
2.3.1 实质是经济整合与优势互补 |
2.3.2 作用是拓展发展空间 |
2.3.3 任务是加强要素流通 |
2.4 专门政策对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作用分析 |
2.4.1 作用逻辑分析 |
2.4.2 现有港澳青年专门政策梳理 |
2.4.3 制定实施超国民待遇政策的必要性 |
2.5 制定地方公共政策的理论依据 |
2.5.1 地方公共政策的基本涵义 |
2.5.2 地方公共政策的主要特点 |
2.5.3 地方公共政策的引导作用 |
2.5.4 地方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
2.5.5 地方公共政策的环境分析 |
2.5.6 地方公共政策的选择机制 |
2.5.7 地方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 基于“一国两制”背景下的宏观氛围 |
3.1.1 祖国内地的感召 |
3.1.2 港澳本埠的转型 |
3.1.3 国际因素的左右 |
3.2 基于国家认同感的自我主观意愿 |
3.2.1 教育领域的影响 |
3.2.2 媒体领域的影响 |
3.2.3 朋辈的影响 |
3.3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红利吸引 |
3.3.1 丰富的应用场景 |
3.3.2 齐备的发展要素 |
3.3.3 低廉的配套成本 |
3.4 基于政策环境的便利程度 |
3.4.1 通关便利化 |
3.4.2 营商便利化 |
3.4.3 生活与公共服务便利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南沙出台的地方公共政策体系实证分析 |
4.1 《办法》出台的政策环境分析 |
4.1.1 南沙承载的国家战略及其叠加过程 |
4.1.2 南沙承载国家战略的基础条件 |
4.1.3 南沙在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
4.2 地方公共政策的作用路径与前期项目化试验 |
4.2.1 过程梳理 |
4.2.2 确立路径的项目化试验及其效果 |
4.2.3 作用机制 |
4.3 地方公共政策的内容体系 |
4.3.1 鼓励和支持学业就业 |
4.3.2 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 |
4.3.3 鼓励和支持安居乐业 |
4.3.4 鼓励和支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
4.3.5 促进港澳青年来南沙实习、就业、创业 |
4.3.6 提供配套服务 |
4.4 地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 |
4.4.1 议程建立 |
4.4.2 政策形成 |
4.4.3 政策采纳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以南沙为代表的地方公共政策宏观作用预期 |
5.1 为中央政策提供配套 |
5.1.1 丰富政策和服务供给 |
5.1.2 增加港澳青年“北上”流量 |
5.1.3 为国家政策进行边界测试 |
5.2 为港澳青年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提供帮助 |
5.2.1 优化作用路径 |
5.2.2 针对痛点破除难点 |
5.2.3 帮助港澳爱国爱港(澳)青年工作力量发挥作用 |
5.3 为港澳青年融入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帮助 |
5.3.1 加强感知体验 |
5.3.2 帮助增进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接纳 |
5.3.3 帮助培养未来港澳治理人才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3)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2.1 传统OFDI理论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2.1.2 内部化理论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2.6.1 东道国视角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2.7 理论述评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4.1 理论基础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4.2.1 前提假设 |
4.2.2 函数设定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4.3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5.1 研究假设 |
5.1.1 产权制度 |
5.1.2 经济制度 |
5.1.3 创新制度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5.2.3 变量说明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5.4 异质性检验 |
5.4.1 所有制差异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5.4.3 产业差异 |
5.4.4 行业集中度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5.6 本章小节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6.1 研究假设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6.2 研究设计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6.4 异质性检验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6.4.3 产业异质性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6.7 本章小节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7.2 研究设计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7.2.3 描述性统计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7.4 异质性检验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7.7 本章小节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8.1.1 契约制度 |
8.1.2 物权制度 |
8.1.3 税收制度 |
8.1.4 信贷制度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8.2.1 政府支出 |
8.2.2 供给效率 |
8.2.3 政府干预 |
8.2.4 政府补贴 |
8.2.5 行政审批 |
8.2.6 政府腐败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8.4 管理启示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致谢 |
(4)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基于亚洲30个经济体面板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结构 |
第三节 创新点与难点 |
一、创新点 |
二、难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概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二、要素禀赋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
二、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
三、文献评述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概述 |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
三、理论评述 |
第三章 亚洲30个经济体投资环境分析 |
第一节 自然资源、人口状况及民族宗教 |
一、自然资源 |
二、人口状况 |
三、民族宗教 |
第二节 经济环境 |
一、国内经济总量 |
二、对外经济合作 |
第三节 政治体制及政策环境 |
一、政治体制 |
二、营商环境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一、总体概况 |
二、对亚洲直接投资概况 |
第二节 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
一、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二、东道国劳动力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三、东道国资本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第五章 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一、模型构建 |
二、数据及变量说明 |
第二节 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检验 |
二、回归分析 |
三、主要结论 |
第六章 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及未来展望 |
第一节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一、与东道国加深互信机制,保障企业海外投资安全 |
二、加强国际间金融合作,建立互融互通体系 |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 |
第二节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一、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增加资产流动性 |
二、发掘东道国市场,构建产业链生态环境 |
三、保护东道国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 |
四、成立行业协会,实现资源共享 |
第三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5)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意义及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目的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评述 |
1.3 主要研究内容、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2 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经济基础分析 |
2.1 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概念及内容 |
2.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推进历程 |
2.3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现状 |
2.3.1 珠三角九市、香港、澳门各地区本地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
2.3.2 珠三角九市、香港、澳门各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
3 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制度及征管体制差异比较分析 |
3.1 税制结构差异分析 |
3.1.1 珠三角九市税制结构分析 |
3.1.2 香港税制结构分析 |
3.1.3 澳门税制结构分析 |
3.2 税收负担差异及相关税种比较 |
3.2.1 个人所得税比较 |
3.2.2 企业所得税比较 |
3.2.3 增值税比较 |
3.3 税收征管体制差异分析 |
4 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制约因素 |
4.1 税制差异阻碍湾区内生产要素流动,影响产业布局的合理性 |
4.2 税收征管体制差异,增加了税收合作成本 |
4.3 缺乏跨区域涉税争议协调机制,降低了税收争议解决效率 |
4.4 大湾区内现代化税收征管方式尚未成熟 |
5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的建议 |
5.1 税收制度合作,实现三个地区税收制度趋近 |
5.1.1 个人所得合作 |
5.1.2 企业所得税合作 |
5.1.3 增值税合作 |
5.1.4 关税合作 |
5.2 税收征管合作,营造公正、公平的税收环境 |
5.2.1 建立统一的税收合作机构 |
5.2.2 建立税收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现代化税收管理方式 |
5.3 协调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大湾区内产业结构 |
5.4 建立专门的跨区域涉税争议协调机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6)香港金融中心影响力分析 ——基于经济促进和金融辐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 |
2.1.2 金融中心评判标准 |
2.1.3 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 |
2.1.4 金融外溢的理论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金融中心成长的理论 |
2.2.2 金融中心评估指标体系 |
2.2.3 金融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 |
2.2.4 金融发展和金融辐射效应的理论 第3章 金融中心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
3.1 金融中心发展 |
3.1.1 金融中心形成及发展 |
3.1.2 金融聚集和金融辐射的关系 |
3.1.3 金融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
3.2 金融中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3.2.1 金融中心发展与经济的关系 |
3.2.2 金融与产业“耦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
3.2.3 金融体系对产业水平、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第4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对其经济的影响 |
4.1 香港及其他各大金融中心演变路径 |
4.1.1 香港 |
4.1.2 其他各大金融中心 |
4.1.3 各大金融中心发展路径比较的启示 |
4.2 香港金融体系与产业协调度的影响 |
4.2.1 模型设计 |
4.2.2 实证分析 |
4.2.3 金融体系与产业协调度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
4.3 香港体系结构对产业水平、经济增长的影响 |
4.3.1 模型设计 |
4.3.2 实证分析 |
4.3.3 体系结构对产业水平、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 第5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内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
5.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内地金融辐射效应的分析框架 |
5.1.1 香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内地经济的影响机制 |
5.1.2 香港通过金融辐射对内地经济的影响机制 |
5.1.3 香港金融辐射效应的影响因素 |
5.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内地金融辐射效应测算 |
5.2.1 模型设计 |
5.2.2 测算分析 |
5.2.3 金融中心的金融辐射效应测算 |
5.3 香港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辐射效应对内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
5.3.1 模型设计 |
5.3.2 香港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辐射效应对内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5.3.3 国家性金融中心崛起影响的分析 |
5.3.4 结论及启示 第6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政策建议 |
6.1 香港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
6.1.1 香港转口贸易职能弱化 |
6.1.2 资本中介角色的弱化 |
6.1.3 面对我国内地经济崛起被边缘化 |
6.2 香港金融中心的机遇 |
6.2.1 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构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 |
6.2.2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一带一路”国家金融服务广度 |
6.2.3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利用金融科技优势促进区域协同创新 |
6.3 香港金融中心发展建议 |
6.3.1 利用政策过渡区域,构建新型互补关系 |
6.3.2 重新定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扮演新角色 |
6.3.3 特区政府主动作为,加强与内地的合作机制创新 第7章 结论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研究拓展方向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序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综述 |
1.2.2 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研究综述 |
1.2.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的理论基础 |
1.2.4 文献研究的归纳总结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结构安排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第2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 |
2.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进程 |
2.1.1 殖民主义时期自由经济管治理念 |
2.1.2 战后实体产业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
2.1.3 香港银行业主导地位的确立 |
2.1.4 证券业发展及资本市场繁荣 |
2.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色 |
2.2.1 自由港政策及国际化特色 |
2.2.2 法治精神与监管特色 |
2.2.3 货币局制度和现代金融体系 第3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探讨 |
3.1 香港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 |
3.1.1 全球着名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概述 |
3.1.2 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评价模型 |
3.1.3 香港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比较 |
3.2 香港与内地金融中心的关系 |
3.2.1 香港与内地金融关系 |
3.2.2 沪港金融中心关系 |
3.2.3 粤港金融中心关系 |
3.3 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必要条件 |
3.3.1 区位优势排他性 |
3.3.2 实体产业国际化 |
3.3.3 资本市场国际化 |
3.3.4 人力资源国际化 第4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
4.1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概况 |
4.1.1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 |
4.1.2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架构与业务 |
4.2 香港人民币离岸借贷市场 |
4.2.1 人民币离岸存款市场 |
4.2.2 人民币离岸贷款市场 |
4.3 香港人民币离岸货币市场 |
4.3.1 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市场 |
4.3.2 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的形成 |
4.4 香港人民币离岸证券市场 |
4.4.1 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的发展 |
4.4.2 人民币离岸股票市场的发展 |
4.4.3 人民币离岸基金市场的发展 |
4.5 香港人民币离岸外汇市场 |
4.5.1 人民币离岸即期外汇市场 |
4.5.2 人民币离岸远期外汇市场 第5章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 |
5.1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促进货币职能和功能的发挥 |
5.1.1 作为流通货币发挥支撑作用 |
5.1.2 作为支付货币发挥基础作用 |
5.1.3 作为储备货币发挥关键作用 |
5.1.4 作为投资货币发挥积极作用 |
5.2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 |
5.2.1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挥区位排他性优势 |
5.2.2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加速实体产业国际化 |
5.2.3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推动人力资源国际化 |
5.3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5.3.1 形成货币循环枢纽 |
5.3.2 形成商品循环枢纽 第6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
6.1 香港经济地位的“弱化”风险 |
6.1.1 贸易中转角色淡化 |
6.1.2 资本中介角色淡化 |
6.1.3 产业对接角色淡化 |
6.1.4 交通枢纽角色淡化 |
6.1.5 政治沟通角色淡化 |
6.2 香港套利套汇投机盛行的潜在风险 |
6.2.1 两地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差异创造套利机会 |
6.2.2 离岸人民币单向做空的内在逻辑 |
6.2.3 离岸人民币单向做空机制 |
6.3 香港可能成为跨国逃税节点的挑战——以日本为鉴 |
6.3.1 日元国际化的困境 |
6.3.2 日本离岸中心的发展 |
6.3.3 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及其后果 |
6.3.4 对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警示 第7章 促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 |
7.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SWOT分析 |
7.1.1 优势 |
7.1.2 劣势 |
7.1.3 机会 |
7.1.4 威胁 |
7.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 |
7.2.1 继续巩固美元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7.2.2 积极打造人民币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7.3 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选择 |
7.3.1 确立人民币商品流通中心地位 |
7.3.2 确立人民币金融交易中心地位 |
7.3.3 确立人民币金融信息中心地位 |
7.4 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策略 |
7.4.1 服务内地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措施 |
7.4.2 服务内地企业境外贷款融资的措施 |
7.4.3 服务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募资的措施 |
7.4.4 服务内地机构境外发债融资的措施 |
7.4.5 服务内地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措施 |
7.4.6 服务境外企业境内直接投资的措施 |
7.4.7 服务境外机构境内间接投资的措施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致谢 |
(8)CEPA实施十年来的发展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
绪论 1.1 |
研究背景与意义 1.2 |
研究内容与框架 1.3 |
创新与不足之处 2 |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
理论基础 2.2 |
研究综述 3 |
CEPA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进展 3.1 |
CEPA签订和实施的背景及原因 3.2 |
CEPA的主要内容 3.3 |
CEPA的实施进展 3.4 |
CEPA的局限与存在的问题 4 |
CEPA实施十年来内地与香港经贸发展及CEPA效应理论分析 4.1 |
CEPA推动港产品对内地出口提升 4.2 |
CEPA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 4.3 |
CEPA促进香港对内地投资稳定发展 4.4 |
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效应分析 4.5 |
CEPA实施十年来的困难与问题 5 |
CEPA实施十年来效应影响实证分析 5.1 |
CEPA区内静态效应分析 5.2 |
CEPA区内动态效应分析 6 |
新形势下CEPA实施机制的创新与升级 6.1 |
实施CEPA创新机制的先行先试 6.2 |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CEPA机制创新平台 6.3 |
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 7 |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
主要结论 7.2 |
政策建议 尾注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 致谢 |
(9)CEPA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度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 |
引言 二、 |
经济耦合的制度博弈理论逻辑模型 三、 |
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度分析 (一) |
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指数(COUHM指数) |
的设计 (二) |
COUHM指数的拟合结果及其分析 四、 |
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的效应分析 (一) |
基本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
四、香港和内地企业可优势互补(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社会责任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基于香港上市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D]. 周向媚. 山东大学, 2020(11)
- [2]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地方公共政策研究 ——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D]. 高飞.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3]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4]东道国要素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基于亚洲30个经济体面板数据[D]. 丁辉.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5]粤港澳大湾区税收合作问题研究[D]. 魏甜甜.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6]香港金融中心影响力分析 ——基于经济促进和金融辐射视角[D]. 戴了. 辽宁大学, 2018(05)
- [7]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与路径选择[D]. 陈小辛. 吉林大学, 2017(03)
- [8]CEPA实施十年来的发展及效应研究[D]. 邹琪. 暨南大学, 2016(02)
- [9]CEPA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度与效应分析[J]. 陈德宁,陈军才,何一鸣. 学术研究, 2014
- [10]CEPA实施促进内地企业“走出去”[N]. 杨益. 国际商报,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