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会计制度》讲座（十一）

一、《企业会计制度》讲座(十一)（论文文献综述）

马恺成^[1]（2021）在《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研究——基于世界各国实践经验及启示》文中认为在我国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建立也被提上日程,然而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对于审计内容仍没有明确定论,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家已有数十年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经验,本文通过对世界各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及其审计实践的分析,结合我国政府审计体制和审计环境,为我国确定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提出建议。

姜超^[2]（2015）在《上海中苏友好宣传教育运动研究（1949-1965）》文中认为1950年代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在全国展开,服务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内政方面,全面移植苏联模式、走苏联式发展道路；外交方面,巩固中苏同盟,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上海是开展中苏友好宣传教育的重要对象。随着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相继发生,政府对上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及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同一时期,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形成合流。随着中苏两国矛盾日益尖锐,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发生变异,转为重点宣传中国成就,尤其是“三面红旗”。1960年中苏两国矛盾公开化,中苏友好宣教运动随即成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苏共争夺话语权的工具。1965年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瓦解,中苏友好宣教运动随之终结。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受到欧美文化影响,最终使上海成为一座带有欧美情结的多元文化都市。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则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将苏联革命文化灌输给上海社会,试图将多元文化和心理的上海改造成单一文化和心理的城市。苏联革命文化与欧美文化属于异质文化,代表不同的思维模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府向上海社会灌输苏联革命文化时,把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层面内容作为宣传重点。近代以来形成的心理积淀使一些人认为欧美在这些方面比苏联优越,所以他们对苏联革命文化持保留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文化的影响对政府宣传苏联革命文化并非都是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代欧美艺术表现形式对上海社会影响颇深,尤其是俄罗斯文艺,所以人们对政府在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中采用的美术、电影、音乐、舞蹈等宣传手段并不陌生。上海社会在中苏友好运动中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图景,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近代受欧美文化影响。中苏友好运动开展之初认同、漠视、怀疑、抵触等各种声音并存。随着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全面展开,认同苏联的言论愈发普遍。不过口头表态未必能反映内心想法、沉默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怀疑。同一时期,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声音始终存在,包括怀疑苏联和崇尚欧美,这类言论在“鸣放”运动中大量出现。由此可见,认同苏联的言论愈发普遍这一现象并不能全面呈现上海社会的心理图景。此外,很可能存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度产生认同感的人,由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形势变化而心存疑虑。这就是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中上海社会心理图景的复杂性所在,认同、漠视、怀疑甚至抵触等心理始终处于博弈状态,正所谓“此消彼长”,部分人的认知很可能出现过反复和波动。此后,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入们近乎“一边倒”地表示拥护苏联,怀疑苏联、崇尚欧美的言论则基本销声匿迹。这种现象固然与政府开展的各项宣教活动有关,反右运动亦不容忽视,在当时那种氛围下保持沉默或迎合主流话语显然对自己更有利。1960年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多数人对中国政府批判苏联表示认同,不过对于政府长时间内宣传的苏联“老大哥”突然蜕变成“修正主义”,部分人亦心存疑问。由此可见,一些人对政府通过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塑造的苏联形象确实产生了认同感,所以当政府转而批判苏联时他们会感到疑惑和诧异。

胡俊杰^[3]（2014）在《法治视角下的财政支出监督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财政监督问题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又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伴随着对财政监督问题的深入研究必然将其细化为对财政收入监督的研究和对财政支出监督的研究。财政支出规模膨胀趋势和因财政支出而产生的政府危机使得当今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重视对财政支出监督的研究。本文从法治视角研究我国财政支出监督问题既是财政支出实践的客观要求,又是财政监督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法。本文多处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比如关于财政支出决策程序的确立、财政支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划分、财政支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划分等问题,本文从应然的角度解决了其“是什么”的问题。此外,本文通过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关于财政支出监督诸多方面的异同,总结出西方国家关于财政支出监督值得我国借鉴之处。本文以法律为主线,以行为和权利为两维展开对财政支出监督的研究：通过对财政支出监督进行法律解析,为构建财政支出监督法律体系打下法理基础；通过对财政支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面研究,并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构建起对财政支出进行全方位监督的网络体系；通过对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从根本上保障公民财政支出监督权利的实现。基于法律的视角,以对财政支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各个行为研究为基础,运用财政学、管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基本研究方法和手段,本文分六章从对财政支出全过程监督的网络体系构建和财政支出监督权利保障两方面对我国财政支出监督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一章是导论,作为论文的起点,它对选题的背景与意义、论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以及创新与不足等方面进行总括性介绍。第二章是对财政支出监督进行法律解析,从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的渊源和法律责任几个主要方面解析财政支出监督,指出了财政支出监督的公平正义原则和民主原则,奠定财政支出监督相关立法工作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对我国财政支出监督现状的研究,该章以财政支出的执行行为为核心,以时序为线索,将整个财政支出的全过程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并分别对这三个阶段中涉及的我国财政支出计划、调研、评估、决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公务卡制度、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制度、政府采购制度、预算账户管理制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监督检查、统计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等制度的现状加以总结。第四章是国外财政支出监督概览。本章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的财政支出监督实践,以之为我国财政支出监督制度改革提供借鉴。具体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关于确定财政支出结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国库现金管理、公务卡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对决算的审计等相关财政支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经验。第五章是从财政支出监督全过程的角度出发,提出完善我国财政支出监督的法律建议。通过对财政支出计划、调研、评估、决策各环节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完善来实现财政支出事前的监督；通过对与财政支出执行密切相关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公务卡制度、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制度、政府采购制度、预算账户管理制度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完善来实现财政支出事中的监督；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监督检查、统计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相关制度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完善加以实现财政支出事后的监督。进而构建起对我国财政支出全过程的法治化监督体系。此外,本章还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财政支出外部监督的法律建议。第六章是从保障公民财政支出监督权的角度,完善与财政支出监督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包括保障公民财政支出相关信息知情权的财政支出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财政支出相关决策参与权的听证制度以及保障公民对财政支出相关违法行为追究权的财政支出公益诉讼制度。本文基于法律的视角,通过对财政支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面分析,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经验,阐明了如下主要观点：一方面,要以财政支出事前监督为重点,事中监督为核心,事后监督为补充,从财政支出计划、调研、评估、决策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公务卡制度、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制度、政府采购制度、预算账户管理制度,直至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监督检查、统计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各方面完善财政支出程序,构建起对财政支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督机制；另一方面,从财政支出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方面完善与财政支出监督相关的权利保障制度,构建起对公民财政支出监督权利的制度保障体系。本篇论文在以下方面基于法治的视角对财政支出监督问题进行了创新研究：第一,鉴于前人对我国财政支出监督问题的研究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对财政支出进行全过程分析的基础上,从完善财政支出各环节的角度构建起财政支出监督体系。第二,本文采用了法治理论对财政支出监督进行分析,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的渊源和法律责任的方法分析财政支出监督问题,为财政支出监督的立法提供的理论指导。第三,本文基于法律的视角来研究财政支出监督问题,从开篇的对财政支出监督进行法律解析到财政支出全过程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直到提出完善财政支出的信息公开、决策听证和公益诉讼制度,并确立起与财政支出监督相关的权利保障体系。由于客观条件和笔者能力的限制,本文虽具有一些创新,获得一定成绩,也有不足和缺点,这也是本论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由于目前相关数据缺乏,文章未能有效地对相关问题进行计量分析,因此可能导致论证的严谨性有所欠缺。二是文章中虽然有理论分析,也有具体实践,但将二者紧密结合方面,本文做得仍然不够。

李俊德^[4]（2014）在《建构中小企业优质融资环境研究 ——世界部分国家及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制度之比较》文中提出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均是国民经济最活跃的主体,不仅其户数占全体企业户数均逾九成五,且提供约三分之二就业岗位机会,且孵育未来大企业、促进经济成长、增进社会安定与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对经济社会稳定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世界部分国家及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金融界、及企业界进行广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和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生产模式更加灵活,在促进就业、打破垄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在稳定与刺激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重新审视,经济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理论逐步形成。尽管中小企业发展理论日臻完善,近几年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商业银行也努力尝试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越发明显,「融资难」仍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之道在于营造中小企业优质融资环境,亦即进行金融制度的创新,即建立金融制度创新与中小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完整金融制度。另中小企业之所以融资困难之最重要原因在于其经营体质薄弱,面对外在环境恶化之抵抗力相对较差,金融机构即认为中小企业是贷款风险较大的一群。因此须进行扎根建设—强化中小企业健全体质,着手改造中小企业经营体质,将会改变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刻板印象,也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之最佳保证,包括中小企业应不断充实自我提升、完善中小企业经营所需各功能协助之服务机构、建构中小企业辅导服务网络等。因此,如何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建构优质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与制度,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之问题是本论文之研究目的。惟本论文内涵精髓贵在实践,尤其在扎根建设—强化中小企业健全体质方面,可选择适当试点落实实践,相信可使我国中小企业有焕然一新的气象。

周沧贤^[5]（2014）在《非法解雇之法理探讨 ——以台湾地区相关法律实践为对象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时代，劳动者依旧是社会阶层中的多数，他们通过与工作相关的收入来保障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福利，而雇主也需要借助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创造出比其所付出的工资更高的经济价值，防止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虽然相关法律中规定了劳动者和雇主具有同样的解除合同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依赖劳动关系的存续赚取生活费用，并通过劳动关系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失去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劳动者生活资料和自身尊严的丧失，所以对于劳动者来说，基本上没有放弃稳定劳动关系的意愿；对于雇主来说，当他认为劳动者危害其企业经营时，无论是客观上劳动者的个人因素、或企业经营发生短暂困难，还是仅仅主观上厌恶该劳动者，雇主都会产生与劳动者结束劳动关系的念头。因而，无论是从社会的供求关系，还是雇主利益以及社会的公益来说，解雇都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如果任由雇主随意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劳动者势必会无所适从，而有可能陷入生活的困境。因此，如何防止雇主非法解雇劳动者，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维护并实现其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便成为劳动法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在台湾地区劳动法中亦是如此。对台湾地区非法解雇制度的系统、详细的研究能够对大陆地区深入研究解雇制度并完善相关立法提供有益的帮助。解雇是在劳动合同当事人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没有实现或没有完全实现，这必然会对一方或双方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解雇究竟应该是毫无限制还是必须附有正当理由，便具有重要的法学理论意义。从“解雇自由说”到“解雇权滥用说”再到“解雇正当事由说”，限制解雇的理论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蜕变和现实的考验，而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立法即采用了解雇正当事由说，并区分了惩戒解雇和裁员解雇两种不同的解雇态样。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即构成非法解雇，文章对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在第11条及第12条分别规定的雇主解雇的合法事由的用词和法律适用作了详细的解读。即使在雇主解雇具有法律规定的合法事由的情况下，非法解雇也受到诚信原则和最后手段性原则的限制，同时还应注意解雇事由在诉讼程序中的自始及确定性。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女工分娩前后，职灾医疗期间，劳资争议调解或仲裁期间等，即使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雇合法事由，基于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原则，在保障劳动者工作权的前提下，也限制或禁止雇主行使解雇权，因此，违反时也会构成非法解雇。国际劳动组织公约和建议书中关于限制解雇的一些规定、美国的一些关于限制解雇的判例以及日本解雇理论的新发展，对我们研究解雇理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雇主解雇劳动者不具备法定的解雇事由、解雇权除斥期间届满或违反诚信原则、解雇最后手段性原则，将构成非法解雇，其解雇行为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劳动合同仍然有效存在。劳动者首先可以申请调解，这里的调解不仅包括主管机关的调解，乡镇市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还包括法院的调解。而且非法解雇事件属于强制调解的事件，未经调解虽仍得以起诉，惟法院会安排审前调解。同时，劳动者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假处分救济，即地位保全及给付工资的假处分，但是目前台湾地区法院对此种假处分仍非全面认同，在许多案例否定了假处分的必要性，从而阻断了被解雇的劳动者寻求及时救济的最佳途径。劳动者寻求救济的最后途径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劳动者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相应的诉讼程序，被解雇的劳动者可以申请给付资遣费、确认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等实现自己的权益。在非法解雇的案件中，存在许多颇具争议的实务问题。立基于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并结合相关具体实务案例，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对其法律规定作一个详细的解读，既是劳动法律面临的现实挑战，也可以说是法律自身的一个理论和价值上的制度检讨。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以及具体的法律应用，我们可以了解台湾地区关于非法解雇立法的长处及不足；通过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及外国立法的探讨，可以为我们今后的非法解雇方面的劳动立法提供成熟的经验；通过对被解雇的劳动者申请救济的途径的归纳和总结以及具体申请程序的比较研究，可以尽量减少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注重分析解雇案例背后的法学理论基础，通过比较诉讼双方可从法律上获得的权益的多少来反映法律的公平、公正性，充分体现出了本文对现实的关切。

王向南^[6]（2014）在《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独特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交叉渗透,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面对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如何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在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创新上为其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归纳梳理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发展起源、组织结构、运行机理、覆盖领域、与其他社会部门的关系、运行现状等,从中探索在制度安排上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借鉴意义的经验和做法,作为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制度设计的参照系；第二,研究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发展轨迹、组织结构、运行机理、覆盖领域、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制度安排、运行现状等,通过与国外同类组织的对比分析,找出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异同、优势和不足。针对存在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推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第三,立足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巩固、发展和丰富这些作用的制度设计方面,研究新举措,探索新路径,形成新机制。本文以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线、融合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采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法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非营利组织发育成长、运营管理、功能作用、社会地位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在制度建设层面对非营利组织的内涵外延、本质属性和行为特征、历史沿革和发展走势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本文研究的创新性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国际视野对非营利组织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时期、冷战时期以及世界多极化新形势下的不同表现形态、行为特征、社会影响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梳理和概括,大纵深、全方位的对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作出研究分析。二是归纳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即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补充作用,对弥补社会结构失衡、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对弘扬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引领作用,对扩大社会就业和社会财富分配的调节作用,围绕这些功能发挥,提出更好发挥其作用的制度安排。三是提出把知识管理方法引入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制度设计,在加强非营利组织信息管理、强化社会监督、非营利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论述了知识管理作用于非营利组织信息管理的机制。通过中外非营利组织制度对比,在比较中鉴别,在借鉴学习中创新,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营利组织在制度创新方面,应更好运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手段,为激活组织自身活力创造制度需求,形成有利其发展的竞争压力和市场拉力。在宏观层面,有效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激发各类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吸纳社会资源,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创新激励成长的外部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明确非营利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和公示制度等,促进其整体绩效提升,从而在社会管理领域形成政府主导下的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主体运行模式,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制度框架。

赵武阳^[7]（2013）在《研发会计改革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了吗？》文中提出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必须当即计入费用；新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将研发投入资本化。本文探讨了这项会计改革是否提升了我国上市企业会计信息的有用性（Usefulness）,包括从价值相关性和分析师跟踪的角度来分析对会计信息估值角色（Valuation Role）的影响,和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及CEO离职-业绩敏感性的角度来分析对会计信息缔约角色（Contracting Role）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牵涉到准则对会计信息相关性（Relevance）和可靠性（Reliability）的取舍。具体来说,如果允许管理者有条件地资本化研发支出,则一方面,这不但有利于将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现金流的技术确定为资产,而且能够通过资本化、减值和摊销这三项重要的会计选择（且对于每个会计选择都有“是否实施”、“实施多少”、“何时实施”这三项决策）来释放管理层对研发活动内部信息的信号,从而提升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另一方面,由于研发活动风险较高、后续前景很难提前确定,且管理层存在利用这项便利进行盈余管理的嫌疑,因此有可能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会计信息对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有用性,则取决于相关性和可靠性两者的综合权衡。中国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为检验研发会计处理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契机。一方面,这是全球范围内近年来少有的研发会计处理的变更。1974年,美国SFAS第2号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要求所有研发投入当即进行费用化（1985年SFAS第86号确定了软件业的例外）。之后30年,很少有主要经济体变更研发的会计处理方法（详见2.1.2小节）。另一方面,中国的独特性能够拓宽对研发会计研究的外延并加深其内涵。在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提出要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愿景,允许研发投入资本化便是相关措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脆弱的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不成熟的审计师行业,是否使得“相关性”和“可靠性”有着与成熟市场不一样的权衡关系还不得而知。因此,对中国研发会计处理改革进行研究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同时,这项研究还能够有助于我们增加对新会计准则的后续影响的理解,从而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国内已经有一部分研究探讨研发会计处理改革的经济后果,但这些研究都只关注某一个特定的方面,如“改革后研发投入是否增加”等；同时,这些研究在研究设计上都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如只是进行改革前后的对比,缺乏控制组进行对照,因此很难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如这些变化纯粹是时间趋势而已,与这项改革无关。本文较为全面地探讨了这项改革是否提升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本文从会计信息估值角色（Valuation Role）和缔约角色（Contracting Role）两方面进行探讨,分别分析了这项改革对价值相关性、分析师跟踪、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CEO离职-业绩敏感性这四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前两者关乎估值角色,后两者关乎缔约角色。为了控制新会计准则其他变化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环境变化等宏观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采取双重差分（Diff-in-Diff）的方法,使用控制组来剔除这些噪音的影响。本文采用四种方法来区分一个公司是否受到这项改革的影响,而将不受影响的公司作为控制组。（1）Hi-Tech:一个公司是否处于高科技行业；（2）Patent:一个公司在2004-2009年是否有发明型专利；（3）Capitalized:一个公司是否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确实对研发投入进行了资本化；（4）CapAll,以上三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在所有的回归中,上述四种衡量方法提供了基本一致的结果。即相对于不受改革影响的公司,受这项改革影响的公司的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提高,分析师跟踪增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CEO离职-业绩敏感性都提高。这表明,资本化所带来的会计信息相关性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可靠性降低所带来的损失,这项改革提高了会计信息在估值和缔约中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地,本文还探讨了这项改革的影响的截面差异。具体来说,本文发现改革对会计信息两种角色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会计质量比较低的公司中（或者在会计质量比较低的公司中提升比在会计质量高的公司中要高）。本文同时使用基于修正DD模型计算出来的可操纵应计的标准差（Francis et al.,2005）和对好消息与坏消息确认及时性的不对称性（Basu 1997）作为会计质量的度量,都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这意味着,这项改革对会计信息之于使用者的有用性的提升在会计质量低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项改革能够提升企业的会计系统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能力,而这种提升对于会计质量低的公司,也就是那些会计系统原本不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公司帮助更大。这种推测得到了证实,即后续补充检验表明,这项改革确实能够提高了企业的会计质量。‘

郭小兵^[8]（2012）在《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财政评论》是民国时期一份以财政金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专业性权威刊物，发表了许多经济学家财政金融方面的学术成果。《财政评论》的刊行为中国经济理论界探讨中国的财政经济问题、传播与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尤其是财税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财政评论》自1939年元月创刊至1949年停刊，历时十年之久，经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两个阶段，且其所涉内容庞杂，既有对财政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研究和介绍，也有对国内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可以说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因此，本文选取《财政评论》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对该期刊的梳理和归纳，对民国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的财政及经济思想有所认识。民国时期尽管在所有制方面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民国又是一个为中国未来的思想与制度建设而服务的“创造前提的阶段”，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立足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用现代经济学和史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财政评论》本身及其所体现的主要经济思想，全面地回顾、分析、解剖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以期能为今天的经济思想研究提供借鉴与启迪。文章首先对《财政评论》的总体概况进行了分析。1939年元旦，民国期刊《财政评论》（1939-1948）在抗战的炮火声中创刊于香港，到1948（1948年第19卷只出版1-3期）年共计出版发行19卷，为月刊的形式进行出版，每卷6期，共计111期。《财政评论》以“进化论”为哲学理论基础，以“民生史观”作为发展观，以古典、新古典为研究范式，秉承“不急不随”的学术立场，以渐进与改良为其政策取向，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较少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而更加崇尚价值中立的原则是其一贯的宗旨与办刊方针。《财政评论》的作者群体涉及十分广泛，其中不乏有各经济学界名人和政界要员。《财政评论》虽然以“财政”命名，但它涉及的研究主题甚为广泛，是一本以财政金融为特色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其文章涉及经济学诸多领域，其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理论与流派、财政学、金融与贸易问题、国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工业化问题等。在对《财政评论》的整体框架描述之后，作者对《财政评论》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实现民族独立和实现以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这两个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的思考与研究是渐进的，是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财政评论》的内容也大体围绕这一时期的主题来编排期刊。战时阶段，无论是税制改革还是统制经济的实施，抑或专卖的实施都是服务于战时的财政与经济的；战后无论是国际贸易问题还是金融领域的信托问题的探讨，都是围绕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可以说工业化是战后学者共同的理论指向。因此，本文的主体内容即围绕此“两大主题”，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以“专题”的形式对于《财政评论》所涉及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第二章基于战时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评论》体现出的财政思想，分别探讨了战时财政论、自治财政论、战时公债政策、战时租税政策以及在战时被国民政府特别倚重的战时专卖制度。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们运用和借鉴西方财税理论对于战时财政所提出的观点，对国民政府解决战时财政困难、筹措战费从而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尽管实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另外，学者们能够提出利用战争时机着力推进直接税，进而改造我国的租税体系的思想相当可贵的。第三章对《财政评论》中文章体现的公共财政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主要包括：新公债哲学的评介、分税制改革思想、公共财政与宪政、财政管理与监督思想。其中两个方面的评介最为重要，一是民国财政学界分税制改革的思想，另一个是民国时期宪政与财政关系的思想，对于它们的讨论可以为今天公共财政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启发。除此之外，本章还关注了公共领域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管理与财政监督问题，民国时期这方面的制度许多是开创性的，正是学者们的思想推动了民国时期财税制度的变革。第四章主要对《财政评论》的税收问题进行了考察。本章首先评介了租税原则与中国税制，租税原则是税收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了瓦格纳的租税原则将社会公平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甚至凌驾于财政原则之上，主张累进税率，他的租税原则论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很大，其思想特别受到民国经济学人的关注与钟爱，直接催生了我国民国时期的直接税改革，十分注重税收公平是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与上述思想不无关系。其次对民国时期税制改革的两种目标模式做了剖析，近代中国在税制目标模式的选择上直接税为主体的模式的提出体现了税收公平与财政的现代化特征，但“双主体”的选择反映了民国税制改革思想逐步趋于理性与现实。第三节是税收改革思想分论，笔者重点选择了该期刊中关于直接税中的遗产税、间接税中的关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考虑遗产税在均平方面特殊的意义，加之在当今的中国遗产税也是呼之欲出，或许可以提供借鉴；近代中国税收制度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税自主，该期刊所体现的思想可以代表民国学者的共同特征，即努力寻求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结合点，而骨子里却倾向于保护关税。第五章是总结概括《财政评论》中体现的货币金融思想，该期刊涉及金融问题的文章很多，主要是货币数量论、购买力平价说、通货膨胀问题、信托问题。在对这些介绍和评价西方经济思想的文章进行的梳理和总结中，可以使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于国外理论所持的态度是一种的“批判的接受”，这也是每一位学者所需要的治学态度；另外，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对现实的经济状况和问题也十分关注，适时的提出了若干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意见，对于解决战时出现的诸如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制度、法币币值等问题均有所裨益。第六章对于战后国际贸易理论与思想作了梳理与总结；主要包括外汇政策与汇率问题、贸易政策与制度问题、国际收支问题。从理论视野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后期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现代贸易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如关税问题、汇率问题、对外贸易政策等，在该时期的对外贸易研究中均有涉及。特别是关税与汇率两个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知识界和学者们对于对外贸易政策所持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无论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还是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仅仅将贸易政策视为服务于中国工业化目标的手段，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民族经济作必须采取的手段。政策只是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无论是自由还是保护，都要服务于发展工业这一根本目标。第七章是对《财政评论》所涉及的其他经济问题进行评述，主要是工业化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的论争，重点述评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思潮以及对计划经济思潮的反思，特别介绍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工业发展优先顺序的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应该秉承“轻重工业应该同时并进”，应该说很好地处理了轻重工业的辩证关系。但学者们对于工业化过程中处理国营与民营的关系时，对于国营企业的弊端和效率认识不足，他们的这种主导思想决定了他们国营化的政策取向，这点尤其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第八章是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财政评论》进行了总体总结与评价，进而得出借鉴与启示。笔者分析了《财政评论》积极影响因素，即它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同时也考察了《财政评论》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黄韬^[9]（2013）在《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投资是一种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股权投资在成功募集股权资本后,以盈利为目的,以未上市企业股权（包括上市公司非公开募集的股权）为主要投资对象,由股权投资专门人才负责股权投资管理,在约定时间内选择适当时机退出完成获利。股权投资基金作为连结金融资本与实体企业的纽带,是一种功能特殊的创新性投资工具,它能将具备投资需求的金融资本配置于最具潜力和生产效率的那部分实体企业,从而有效解决企业融资比例不协调这一困境,促进我国的资本市场的成熟,降低金融风险。股权投资基金涉及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本文取其中与股权投资行业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环,即基金募集法律问题进行展开,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至少包括基金组织形式、基金参与者的规制、基金不同募集方式面临的不同法律监管、基金税收法律制度等重要问题。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在中国存在若干种不同译法,而最佳译法应为“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是对“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投资基金的本质特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的股权投资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商事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股权投资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事代理行为,其除了具备民事代理一些主要特征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商事代理的特征。本文从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利润和亏损的承担方式、组织结构成本、适应股权投资行业的行业规律、获取资本的便捷程度等六个方面对四类基金组织形态即自我管理型公司制、委托管理型公司制、信托制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进行了全面比较,并得出结论：在中国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从总体上优于公司制和信托制,它更好地解决了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角色定位、管理人激励约束、组织结构成本最优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更为符合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内在需求；也正缘于此,有限合伙制得以在国际范围内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模式。合格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是股权投资基金法律规制的关键。股权投资基金,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基金参与主体,或者说,把合格投资者以及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做到科学合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均可得到解决。合格投资者的立法思路,可以将投资者净资产标准与资产规模相结合,并定期审视其资产变化情况作出动态调整,放弃我国现有的静态出资门槛制度。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规制,本文认为基金管理人应当拥有一定数量具有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并从必要条件与限制条件两方面对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进行约束要求：将基金管理人的净资产与其资产管理规模相挂钩,保持风险可控,基金管理人还应当具备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有非公开性、募集对象具有特定性等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应当抓紧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抓住基金参与主体比强调基金投资方向更为重要,只要科学合理地规范好合格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就可以解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而基金投资方向,则可以放手交由市场自由约定。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要严格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应规定私募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且为具备一定门槛要求的合格投资者,否则很容易使得投资风险向社会扩散,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于投资者人数的统计可采用累计制,以任意6个月为周期,限制基金发行对象的合并计算不得超过200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同时,加强对私募所得资金的监管。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出现代表了行业的最新趋势。随着黑石、KKR、凯雷等一批股权投资国际巨头纷纷走向公开上市,公众心目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传统印象再一次被颠覆。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模式,至少包括基金上市、管理机构上市以及基金与管理机构混同上市三种类型。随着全球范围内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机构上市的规模化、常态化,最终促成了标准普尔上市PE股权指数的建立。由于各国企业组织形态立法不同,因此各国上市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呈多元化态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组织形式偏好。从上市动机分析,股权投资机构更多是为了应对激烈竞争、留住核心员工,完成高管套现、募集业务资金等商业目的。中国曾出现过股权投资机构上市的雏形,但目前资本市场更倾向于新设子公司模式从事股权投资活动。中国股权投资机构上市面临的法律问题有：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公司制普通合伙人不可直接作为上市主体；国有基金管理机构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现行会计计价方法会抑制早期企业投资。在对股权投资企业上市问题有了全面深刻认识之后,为更好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在促进经济机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独特作用,应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做系统性的修改和调整。税收问题是在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根据美国的相关经济数据,包括资本利得税在内的税收政策的变化一直是影响股权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内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外资股权投资基金三大板块详细讨论了中国当前股权投资基金税收制度,并提出了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政,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的立法建议。完善我国股权投资募集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快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步伐,酌情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对各类组织形式的基金尽可能给予同等法律待遇；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注重对管理人规范和引导；允许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公开渠道募集资金；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收政策,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

李学斌^[10]（2012）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文中指出自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社区养老成为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养老方式,社会变迁的诸多因素导致我国城市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微,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实际养老状况都是居家养老,面对家庭养老的弱化趋势,欲实现社区养老必须人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当前有关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存在着实践丰富而理论欠缺的问题,以往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局限于对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忽视了对其他模式的概括总结和比较,并且局限于对策应用型研究,缺乏理论概括和提升。本论文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南京市的实地调查,以南京为代表,概括出我国现有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实践模式,并进行了分类研究,包括行政主导型的街居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合作供给的政府购买模式、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单位服务模式以及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市场服务模式。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资金来源、输送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各种模式的不同特征及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文章通过分析认为：可以将现有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分为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和非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街居服务、单位服务、政府购买服务这三种模式属于非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家政服务为代表的市场服务模式属于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从服务范围上,市场服务模式适用的服务对象范围最广,其次是街居服务模式、单位服务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适用范围最小,因此应大力发展市场型社区养老服务,并加以规范化管理。从服务内容上,政府购买模式和市场服务模式可以为老年人提供长期照顾服务,但这些照顾服务还停留在家政服务低水平的生活照料服务,还不能为老人提供居家康复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等专业化服务。而街居服务模式和单位服务模式更多地为健康老人提供非照顾型服务,以社会管理、文化娱乐为主要内容,未将照料服务纳入服务范围。伴随未来我国人口高龄化、空巢化的发展,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健康服务、长期照顾服务是今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在服务内容上应加强的方面。在服务资金上,街居模式和政府购买模式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福利的色彩,单位服务模式由单位出资开展各项服务,更具有单位福利的色彩。在市场型模式中,资金源自老年人及其家庭,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面向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料保险制度,因此,养老服务的资金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未来发展看,应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迅速发展带来的照顾需求。在服务输送机制上,街居模式、政府购买模式及单位模式这三种模式与政府关联更为紧密,受到政府的更多重视,建立有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管理体制,由于有正式组织、特别是政府的监督管理,运作较为规范。由于日前我国家政服务行业缺乏规范化管理以及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市场型模式的运作尚不够规范,亟需政府加大管制力度。论文对单位养老服务模式进行了创新性研究,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单位服务模式具有其独特优势,在未来发展趋协上,可以对单位退休人员的经济保障实行社会化改革,但应继续发挥单位养老服务的优势,建立单位与社区合作管理服务退休职工的机制。文章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四种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产生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在养老服务领域的体现,即从国家一元化的整体性社会结构转向国家、单位、民间组织、市场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福利提供亦由国家单一主体转向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它们分别对应满足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分别对应满足不同自理能力的老人的需求。研究指出,福利多元主义对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分析研究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了理论思路。福利多元主义强调不应视政府为提供福利的唯一来源,指出了政府以外的多个福利来源部门：志愿部门、私营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我国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7亿庞大老年人口的国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部门绝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唯一提供渠道,必须鼓励提供主体的多元化,由政府之外的其他组织如民间养老机构、家政服务公司、传统单位等多个部门提供。福利多元主义背景下的西方社区照顾模式、照顾管理协作模式对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实践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应依托多个载体,发挥不同模式的优势特点,鼓励各种模式共同发展才能满足老年人巨大的社区服务需求。在对服务模式的选择上,坚持主体优势原则、成本—效率原则、需求满足原则。积极利用多元福利提供体系,发挥不同模式在提供服务中的优势,实践福利治理,实现老年人安享晚年,更好地提高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

二、《企业会计制度》讲座(十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会计制度》讲座(十一)（论文提纲范文）

（1）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研究——基于世界各国实践经验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中苏友好宣传教育运动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3）法治视角下的财政支出监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建构中小企业优质融资环境研究 ——世界部分国家及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制度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5）非法解雇之法理探讨 ——以台湾地区相关法律实践为对象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研发会计改革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了吗？（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企业会计制度》讲座(十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研究——基于世界各国实践经验及启示[J]. 马恺成. 河北企业, 2021(10)
• [2]上海中苏友好宣传教育运动研究（1949-1965）[D]. 姜超.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3]法治视角下的财政支出监督问题研究[D]. 胡俊杰. 东北财经大学, 2014(06)
• [4]建构中小企业优质融资环境研究 ——世界部分国家及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制度之比较[D]. 李俊德.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5]非法解雇之法理探讨 ——以台湾地区相关法律实践为对象的分析[D]. 周沧贤. 吉林大学, 2014(03)
• [6]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研究[D]. 王向南.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1)
• [7]研发会计改革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了吗？[D]. 赵武阳. 复旦大学, 2013(12)
• [8]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D]. 郭小兵. 武汉大学, 2012(07)
• [9]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D]. 黄韬. 南京大学, 2013(07)
• [10]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D]. 李学斌. 南京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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