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鼓励

一、热情鼓励 踊跃献计（论文文献综述）

李宁^[1]（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认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张瑜^[2]（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李星仪^[3]（2020）在《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文中指出建国初期,吉林省的财政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为了恢复与发展本地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缓解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对财政造成的压力,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号召,在城市和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吉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吉林省抗美援朝分会以及主要负责工业生产的吉林省总工会和农村农业互助组等机构负责了运动相关事宜,对运动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初步构建了全省党内及非党宣传网,通过一系列通俗而形象的宣传手段,使群众深刻理解“增产节约”的伟大意义,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事生产活动,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本文主要利用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档案汇编,吉林省省志、长春市地方志等大量文献资料,分四个章节对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组织宣传、运动的展开及成绩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以及吉林省的实际状况两个角度四个方面,来梳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第二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和宣传手段,初步呈现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宣传情况,即结合上级政策指导和下级行动落实,构建宣传网络,深入各单位、各部门开展运动,保障增产节约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三章论述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从工业领域、农业领域以及吉林省森林工业的具体实例展开讨论。在工业生产方面,从组织工人群众订立生产计划,深入车间单位开展运动,到检查、竞赛评优,通过开展创纪录运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这一系列的运动,各国公营厂矿和单位达到了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的“增产节约”目的;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业互助组形式组织开展的爱国主义丰产运动,在互换农具、牲畜下开展的换工互助、副业生产,弥补了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各互助组内成员共同富裕,大幅度增加了粮食产量和收入。第四章分析“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在省内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工农业生产状况大幅度改善,生产效率提高,本地经济状况发生根本好转,成为关内战争、抗美援朝中不可或缺的后方物资基地。此外,农业作物的种类增多、种植面积及产量不断提高,满足了本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原料。工矿单位在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中,培养和挖掘了技术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工业资金,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张轲^[4]（2020）在《园本课程开发助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日益重视,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关注。同时园本课程开发作为农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核心举措,不仅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需要,也对推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进步有着非常现实的积极作用。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园本课程开发对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本文作者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开展了专门的深入研究。目前我国幼儿园纷纷开展了园本课程开发工作,为了研究能够见微知着、小中见大,本文从一所在园本课程开发方面较有特色的农村幼儿园,选取了一名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从教5年的拥有小教三级职称教师W老师（编制外）作为研究对象,是想通过积极解剖麻雀,全面深入分析该个案教师参与园本课程开发以及由此所获得的专业发展进步状况,以期获得园本课程开发助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有益经验、现实不足及应对启示,为其他众多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积极借鉴。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文本分析法、观察法、访谈法、量表评价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农村幼儿园开展园本课程开发为切入点,对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通过运用实地观察和个案访谈的方法,归纳出农村幼儿教师参与园本课程开发主要经历尝试期、转折期、发展期这样三个阶段。通过运用个案访谈和实地观察及量表评价的方法,全面掌握了园本课程开发助推W老师在幼教专业理念、幼教专业知识、幼教专业能力以及性格、信心、需要、态度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通过对个案的访谈、观察及文本资料的分析,总结了园本课程开发助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园本课程开发助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困境。最后,通过对个案情况的全面掌握和有针对性的综合分析,提出本研究的思考与启示。本研究通过农村幼儿教师的典型个案研究,积极做深做透,努力达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效果。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农村幼儿教师能够进行园本课程开发,农村幼儿园并不是不具备开发园本课程的条件,农村幼儿教师也不是不具备开发园本课程的能力;园本课程开发不仅仅是单一的封闭的课程创设过程,国家提出的五大领域课程要在幼儿园具体实施,需要有一个园本化的过程,外来课程的本园化借鉴,也存在一个园本化过程,这些都属于园本课程开发;农村幼儿教师要获得积极的专业发展,不仅需要进行广泛的学习与提升,尤其需要重视园本课程开发所带来的积极推动作用。本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园本课程开发与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有着密切关联,通过参与园本课程开发,农村幼儿教师在许多方面可以获得积极的专业进步,目前在这方面不仅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同时也依然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突出困境,总体上只要积极应对挑战,在参与过程中努力吸纳有益经验,不断促进现实困境的积极好转,随着园本课程开发,农村幼儿教师能够获得专业上的积极提升。因此,必须努力以园本课程开发助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进而带动农村幼儿教师不断的全面专业进步,确保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李悝悝^[5]（2020）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研究》文中提出社会教育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是领导阶级以提高国民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以及共同价值观为目的,在全社会开展的普遍的学制外的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社会教育成为启迪民智、动员民众联合抗战的重要手段。回溯历史,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在山东境内的处境举步维艰。1928年5月25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红军就正式建立,可直至1935年11月前山东省境内还未建立起一支正规红军,民众流离失所,山东共产党人甚至曾与中央失去长达两年多的联系。但到抗战胜利时,山东根据地约有3500万民众,30万人的军队,这些军民组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团结歼敌60万人,占全国人民武装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并成为解放战争的主力军。不言而喻,我党如何教育和动员群众,从无到有地创建发展革命根据地并领导抗战胜利是一门值得深究的学问。通过回顾抗日战争时期（1931年-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实施社会教育的缘由,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传统教化、近代思潮、党的传统和地域条件等方面勾勒出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实施社会教育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施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山东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落实中共中央新民主主义社会教育理论政策,突出强调“社会是一所大学校”,要求通过社会教育构筑民众的“铜墙铁壁”。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根据山东的独特省情将新民主主义社会教育思想“在地化”,总结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山东战时国民教育思想”和“山东新文化运动”思想。纵向追溯,山东根据地社会教育事业由战前零散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后的迷茫徘徊,到1936年的转危为安,再到1940年联合大会后的繁荣壮大,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山东境内的共产党人围绕思想、政治、国防、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等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内容,以冬学运动为典型,以俱乐部为中心机构,还配合民校、夜校、读报组、群众剧团、民众教育馆以及具有山东特色的“庄户学”等共同构成了多样化的教育模式,这使得社会教育事业得到了广大积极分子的支持拥护（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中间分子冷漠动摇和落后分子的抵抗反对）。经过不懈努力,根据地社会教育取得极大成效:民众提高了政治觉悟,丰富了文化生活,调动了抗日热情以及促进了妇女解放,等等。当然,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事业开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具体执行中方向不够明确,忽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等不足。但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对这些偏差,不断进行探索纠正。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在各种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更加凸显,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了人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参与度不高,甚至存在相当严重的政治冷漠。加之国外少数敌对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形象进行大肆诋毁,许多民众开始对国家政策产生质疑,社会上往往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从抗战时期根据地社会教育成效来看:人才可以靠学校去培养,但民众的素质和民心的养成只靠学校教育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发展社会教育,提高学校以外民众的素质。教导民众如何正确辨识这些声音,正确抵制这些错误言论是一门学问,需要党进行科学有力的社会教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审视历史,我们能够正视现实与遥想未来。从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研究分析来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实施社会教育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由之路;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我党是中国传统教化文化的守护者、扬弃者与发展者;理论联系实际,政策的“在地化”;社会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以更好为民谋利的重要手段;加强社会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文明素质是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些宝贵的经验启示运用到新时代社会教育工作之中,将对我们破解新时代民众思想的问题和困境,为今天党彰显意识形态话语权,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也会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情,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从而推动实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胡昕^[6]（2020）在《“非指示性”教学理念下的高中文言文教学》文中研究指明文言文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文言文有利于学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升语文素养。虽然许多一线教育工作者已经对高中文言文教学展开许多研究工作,但很少将郑逸农的“非指示性”教学理念与高中文言文教学相结合。这种理念是“把人当做人,自主成长”,包括学生意识和学科意识,能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教师引导的交互作用中成长。因此,本文以“非指示性”教学理念指导下的高中文言文教学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析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非指示性”教学理念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的可操作性以及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笔者的教学实践经历,尝试探索出一些新的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概述“非指示性”教学理念内容、理论基础和基本特征。同时,将“非指示性”理念和“指示性”教学理念进行对比,从而明确“非指示性”教学理念在语文教学中的价值,并根据新课标要求、高中生认知发展规律和高中文言文教学需要探究“非指示性”教学理念引入高中文言文教学的可行性。第二章主要分析高中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及制约因素。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教学实践等形式了解高中文言文教学的现状,然后在对现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既明确高中文言文教学取得的成就,又对文言文教学在教师、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多角度探究,从而找出制约高中文言文教学的因素。第三章主要阐述“非指示性”教学理念下的高中文言文教学策略。在“非指示性”教学理念引入高中文言文教学的可行性的基础上,结合教材编者对文言文分类特征,提出在“非指示性”教学理念指导下具体的教学策略。第四章主要是设计与反思。据文言文体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教学案例设计,阐述设计意图,付诸于教学实践,获得听课教师和学生的课后评价后进行教学反思。以上四章紧紧围绕“非指示性”教学理念指导,针对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为其提供可操作的创新教学策略,企望推动高中文言文教学。

马琳琳^[7]（2019）在《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做好青年工作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乎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稳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向对作为党的青年工作助手、重要社会支柱的共青团及其各项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还专门对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价值定位指明方向、对新形势下共青团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共青团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确实在为党培养储备青年人才、团结动员青年群众围绕党中心任务建功立业、引导青年群众自觉培育和践行共产主义信仰、服务群众和维护青年群众权益、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新时代共青团仍然面临着各种因素诱发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即“四化”问题的挑战,共青团工作还无法有效满足各阶层青年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还存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改革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这既需要在共青团改革既有成果基础上在实践层面的持续推进,也需要相关研究的及时跟进。因此,对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力争突破多学科研究成果分散、思想理论基础梳理和历史经验总结缺乏系统性、对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缺乏宏观把握等不足,从中共党史学的角度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启示,以问题为导向,在对党领导共青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求本溯源的基础上,全面回顾建党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实践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分析青年群体因时代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新需求,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之策。论文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先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群体全面解放与发展的途径以及党如何引领青年组织做好青年工作的一些重要论述,界定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基本理论内核;再通过系统梳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对不同历史阶段青年问题和共青团工作的认识,揭示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时代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继承与发展,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青年群体总体特征的变化,在不断推进共青团组织及其各项工作革新的过程中,在组织性质、组织结构设计、组织原则、组织环境营造等组织内外部生态建设方面的特色。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星星之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在全国各地点亮,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燎原之势遍及城乡各行各业,到“文化大革命”的沉沙折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新整顿、恢复、发展及全面活跃的历史进程,并梳理共青团围绕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引领青年、组织动员青年、团结青年、服务青年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实践及成就,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第四部分先研究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将共青团纳入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之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的革故鼎新、新型城镇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的新机遇、新资源、新平台;再结合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特征的分析,研究这些新变化对共青团组织的有效覆盖、共青团的组织结构、共青团工作的内容与方式方法等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四化”问题。第五部分在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深入分析新时代共青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共青团工作创新的思路与理念,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在思想引领、工作方式方法以及组织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增强青年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创新发展之策。总之,从中国共青团的实践历程来看,共青团工作是一项常做常新的工作,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无论是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还是对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以及对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共青团组织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基本要求,继续继承发扬共青团工作的优良传统,抓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正视来自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把握青年群体的新特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布局中寻求共青团工作的新突破,以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青春力量。

柴书毓^[8]（2019）在《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在乡里社会德行高尚、声望远播的人被称为“乡贤”。明清时期乡贤文化发展较为鼎盛,突出表现在各地“乡贤祠”的设置,地方上品学兼优且得到民众推崇者死后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是褒奖地方贤达人士在乡里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者对地方社会民众实行教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应从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入手,明清时期阳城有着丰富的乡贤文化,乡贤典型代表众多,且多以家族的形式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乡贤家族中优秀族人如王国光、陈廷敬、张慎言、王重新、田从典等,构成了阳城明清乡贤群体,历史文化望族的身份也是传统乡贤身上的另一标签,贤人名士与文化家族成为明清时期阳城地方社会重要的人文景观,二者也促成阳城崇文重德、耕读传家的地方社会风气。在这背后,是乡贤进行家族建设与地方社会建设的努力,乡贤家族文化中蕴含着修身、齐家、处世、为官的生动内核,由此形成的优良家风浸润在家族成员的血脉中,对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地方社会的建设上,乡贤群体致力于教化民众,促进地方良风美俗的形成;参与到地方公共建设、地方救济事务和文教事务中;他们还为民请愿,在与官府的互动中构建起规范的地方秩序。乡贤作为地方社会德业、学业较突出者,人们对乡贤的崇尚不仅是用于祭祀的乡贤祠,更多的是对乡贤事迹的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承,书面记录多以古今乡贤传记、墓志铭、序表以及碑刻等的方式进行,其中包含对乡贤事迹的描述及对乡贤的评价,口头传承主要以乡贤所在的地方社会为传播区域,通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乡贤的事迹,以此称颂乡里贤达人士,彰显地方社会的乡贤风貌。传统乡贤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形成,有为官清廉者、地方守护者,也有乐善好施者、教育传播者等,无论何种形象,均表现出乡贤身上的品质与修养,善行与义举。乡贤文化在阳城是传承着的一种文化现象。传统乡贤文化激励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成为新时期乡贤文化的历史依据。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等的背景下,阳城县挖掘本地的乡贤文化,依据德行、才能、声望的标准在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普通民众等群体中寻找乡贤,建设“新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群体相比,新乡贤的群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也突破了性别限制的不足。新乡贤在参与村落事务的方式上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致力于公益事业、调处矛盾、移风易俗方面的新乡贤,也有致力于地域文化传承、带头致富的新乡贤,在每类下还可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呈现出多样化的参与方式。本文在论述新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关系时,以新乡贤个体实践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兼顾新乡贤的口述资料,对于分析新乡贤文化的当代表述具有一定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使新乡贤的村落实践之路更为生动。重新审视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民众对于乡贤文化认识度不够、参与度不高,乡贤组织未能很好的发挥其效用等。从政府、民众与乡贤三个层面上进行共建是当下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路径所在。

张嘉凌^[9]（2019）在《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造成乡村精英大量外流,也瓦解了乡村内生精英的能力。精英的缺失破坏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而群众力量的激发关键在于培育新的乡村精英。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吸纳与塑造新的乡村精英,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亟需从既有的实践中汲取经验,破解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农村基层社会,成功吸纳并塑造了大批乡村精英替代传统乡绅,在组织和动员农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西沟村为个案,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演进脉络,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从政党、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着手,分析普通农民如何被动员加入基层党组织,进而培育成乡村精英的?荒凉闭塞的山村又为什么能够涌现出精英群体并带动整个村庄发展的?挖掘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的内在机理,揭示政党、国家、群众与精英塑造之间的关联性,为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重点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交待研究思路与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的内容构成,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分析政党下乡、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如何实现乡村精英的吸纳、培育、示范与塑造。第一章主要以政党下乡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为背景,从政党下乡前群众在恶劣村落环境中的生存性集体行动出发,分析了群众普遍产生的精英需求和权威依赖。在政党下乡后,基层党组织吸纳了群众中的权威人物,这些人通过党组织吸纳替代了传统乡绅成为新的乡村精英,并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其价值取向和职能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第二章主要从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两个角度,分三个主体论述了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培育。国家通过政策推行过程实现乡村精英组织化,驻村干部通过先进性教育培育乡村精英,乡村精英通过自我形塑在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第三章主要从国家、村庄和群众三个层面分析了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机制,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精英宣传、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精英带动以及群众层面的精英依赖,三者共同增强了乡村精英的权威性和引领性。第四章主要从党组织、精英和群众互动的视角阐述了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与群体效应。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精英群体,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发展。第五章主要从近年来精英流失与权力化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出发,剖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适应新情况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增强整合能力的具体做法,提出了保护乡村精英的生长环境、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促进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的对策建议。在对西沟的个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精英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是发挥乡村精英示范引领功能的保证,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的群体式涌现。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吸纳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使更多的精英在党的引领下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如何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保护乡村社会土壤,有效培育和塑造乡村精英,进而更好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施州^[10]（2019）在《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大规模的总体战争,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凭借其强大国力和武装力量领导同盟国赢得最终胜利。其胜利的原因,除了正义战争之性质这一主因之外,离不开战时国家意志的凝聚,更离不开战时人民力量（包括大规模战争物资生产）的动员。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积极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报刊、广播、海报等媒介进行战时动员,其中尤以海报为重要宣传工具。海报宣传发挥强大效果,深刻影响了战争进程。同时,二战还对传播学产生巨大影响,传播学几位奠基人都参与战时宣传研究,开创重要理论体系,为传播学奠定理论基础。二战是近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输出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时至今日世界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依然深受二战影响,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的意义深远。本研究以战时宣传理论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对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活动进行个案分析。本研究挖掘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有关海报宣传的重要文献,收集整理了651张政府海报样本,以宣传研究方法论为基础,结合经典传播学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建构历史语境,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对海报样本作整体规律分析,用定性符号学文本分析法对单张海报进行意义解读。本研究分别从政府海报的“宣传组织运作机制”、“宣传渠道和媒介景观”、“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的流变”、“国家精神宣扬”、“战争逻辑建构”、“军事神话塑造”、“社会身份认同”、“文化价值输出”互为有机关联的八个方面对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活动进行全面透彻的解析。本研究发现,战时宣传组织并不一定是官方垄断式,也可以采用官民协作机制,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进行创作、发布,并通过事件配合、媒体联动等方式,共同营造媒介景观。战时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要避免抽象说教,而要具象化、通俗化。战时宣传的内容可以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宣扬国家精神和爱国主义;建构战争的性质和目标;塑造正义之师和强大武装力量的形象;促进国民身份认同,缓解社会矛盾;输出本国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本研究继承了传播学先驱的研究传统,是对战时宣传理论的延续和补充。本研究认为战时宣传研究首先要关注宣传组织,同时要分析宣传渠道、媒介事件、媒介景观、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宣传形式;具体宣传内容分析不仅要从国家、战争和军事层面,也要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切入。本研究为后续战时宣传研究供了新的框架和思路。同时,本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加以凝聚国家意志、团结民心、动员全民参与;在重大历史转折期对内对外加以宣传国家精神、军队形象、国家软实力等重大问题供极其鲜活的典例和范式。

二、热情鼓励 踊跃献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热情鼓励 踊跃献计（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3）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4）园本课程开发助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非指示性”教学理念下的高中文言文教学（论文提纲范文）

（7）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0）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热情鼓励 踊跃献计（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3]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D]. 李星仪.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园本课程开发助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D]. 张轲. 成都大学, 2020(08)
• [5]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研究[D]. 李悝悝.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非指示性”教学理念下的高中文言文教学[D]. 胡昕.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7]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D]. 马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D]. 柴书毓.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9]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D]. 张嘉凌. 山西大学, 2019(01)
• [10]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D]. 施州. 上海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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