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医学院学报》总目录，卷。 2003 年 2 月 25 日

一、《临沂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袁耀辉^[2]（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指出《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李枫^[3]（2019）在《《辽海书徵》校注补正》文中研究表明金毓黻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其所作《辽海书徵》,脱胎於《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本论文是对《辽海书徵》一书进行的校注、补正工作。本论文共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对《辽海书徵》的校注、补正。首先,完成《辽海书徵》的校勘工作,以国家图书馆藏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石印本为底本,以《东北文史丛书》编1委员会点校、渖阳古旧书店1983年出版的《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作为对校本,进而得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版本,校对力求全面、细致。其次,由於金氏在着录各书时,对版本、作者以及内容等的介绍相对简略,且很多资讯随时间流逝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会导致不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无从下手之弊,因此本文另外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对《辽海书徵》的注释、补正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对《辽海书徵》着录、徵引书目的版本存续、作者生平、以及金氏未录之其他书目的记载情况,进行注释、补正。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探讨了《辽海书徵》对《奉天通志·艺文志》书徵部分的增补、订正与因袭进而讨论了《辽海书徵》在文献学领域的价值。

王凯博^[4]（2018）在《出土文献资料疑义探研》文中研究表明出土文献字词考释是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这既是出土资料研究的本身课题,又是相关学科利用出土材料开展深入研究的外在要求。字词考释如有歧误,不能爲相关学科研究提供成熟的文本依据,出土资料的重大价值就难以充分体现,所以出土资料疑难字词考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本文前三章内容主要涉及出土资料研究中字形、语音通假与用字习惯、词义三大方面问题。第一章对字形问题分类例举,着重探讨形体释读与辞例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提示据後世文字释读古文字时应提高警惕。第二章对出土文献中一形表示多词、一词用多形表示的复杂字词关系及疑难、特殊的语音通假关系分别例举,新考订了同声、异声通假共20组。第三章以词义研究爲重,是本论文颇有特色的部分之一,先探讨了出土文献注释歧误现象,对一些特殊词义作分类例举,关注新词义与语源义的考证,提示了简帛文献语词考证与中古汉语的密切关联,最後新考证、辨析了10则疑难词义。其後三章关注出土文献研究中除形、音、义外的其他方面问题。第四章对出土资料异文、对读研究分类说明,同时提示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阐述了作者对四组异文的不同解释。第五章涉及出土文献的校勘与语法、虚词问题,主要举误字、衍文方面的例子以说明校勘对出土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出土文献研究中语法、虚词往往不被重视,举典型例证以说明语法、虚词知识的学习、运用的重要意义。第六章提示注重“比较互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这是考证出土资料疑难语词的一种重要方法。这六章以典型例子的类举爲主,不过也有一些是作者自己的发明,比如将“兴”读爲“孕”,对“濩（护）”具有御止义的解释等。

张光润^[5]（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田孟^[6]（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买小英^[7]（2017）在《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8至10世纪的敦煌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缩影,其家庭关系深受中国古代传统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现今留存的大量敦煌史料证明,8至10世纪敦煌的家庭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的个案,在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儒家家庭伦理与佛教家庭伦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相互印证,体现了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儒家伦理思想包括伦理基础、伦理核心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包涵伦理基石、伦理准则与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以严正慈、以慈辅严”的慈父伦理和“以孝致敬、承教继志”的孝子伦理,与佛教伦理的“孝”及佛教亲子伦理,共同形成了8至10世纪敦煌地区家庭亲子关系的若干实践途径及儒释结合的孝道伦理特征。儒释家庭伦理中夫妻之间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体现在敦煌家庭中的夫与妻在婚姻关系维系和婚姻关系解除两种不同情况下,夫妻之间彼此所遵循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儒释伦理的兄弟之间遵循着兄仁弟悌、兄友弟恭、平等互助、患难与共的手足情义,展示出在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敦煌家庭兄弟之间同居共御、慈悲友悌和“胜似血亲”的伦理关系。佛教在敦煌长期流行和传播,佛教组织在敦煌长期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敦煌地区僧俗关系的变化,即家庭中僧中有俗、俗中有僧、僧俗相依的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得以实现的平台、教育、制度、伦理、地位等,使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到落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敦煌家庭伦理的延续与发展。

赵丽萍^[8]（2017）在《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其地域化特征明显。本文以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该时期山右诗歌的样貌、特征及其出现的诗人及其创作做出较为深入详审的辨析,以期探讨该时期山右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和诗人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和贡献,从而发现地域和时代文化和诗歌创作之间的有效关联。经由元明两代,文学的重心已经完成了又一次由北向南的转移,但并没有掩没山右诗歌的光芒,山右诗歌尽管不如江南诗歌、山左诗歌繁盛,但山右诗人得江山之助,风骨铮铮,弃华崇实,秉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客观上形成了并州、上党、河东、雁北四大诗歌创作中心,形成了四个各具特色又相互渗透,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以山右地域特点为向心力的创作格局,形成了遗民诗人与新朝诗人、布衣诗人与官吏诗人并存,雄豪与清雅、奇崛与自然共存的创作局面,成为清代地域诗歌中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文共分为绪论、主体、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介绍该选题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其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览,在整理分析清嘉庆刻本《国朝山右诗存》（顺康部分）的基础上,结合现存诗人别集,全面还原分析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面貌。第一章从山右诗歌创作实际出发,认为山右诗坛形成了四个风格各异的创作中心,即河东、并州、上党、雁北创作中心,分析了各中心诗人的分布情况,并收集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人别集存目以及馆藏情况。认为在四个诗歌区域中,并州、上党受时代文化影响更为突出,河东、雁北受地域传统文化影响更大。第二章是对山右诗人身份的分析,认为山右诗人主体构成丰富复杂,有政坛显要、遗民野逸、也有硕学鸿儒,从馆阁到民间、从学界到诗坛、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山右诗人的身影,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涌现了许多着名的廉吏能臣。在不同身份的诗人身上,体现了崇实重节、安贫乐道以及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儒者情怀。第三章分析了山右诗歌的题材特征,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中的题材大多延续传统题材,如对现实的关怀、对山水的感悟、与亲友的赠答等,山右题材沿袭传统,但在主旨指向上体现了个性特征,山右诗歌多注重情感的表达,多展现内心的图景,少有对现实的客观摹写,表现了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诗篇中弥漫着隐逸和感伤的情绪。第四章是对山右诗歌特征的分析。认为从整体面貌上讲,山右诗人以追求风格上的清刚壮健、语言上的简质朴直者居多,但从个体诗人的角度考察,各种风格趋向又不一而足,从时代特征角度分析,定鼎之际的诗歌多生新辣硬,隐晦幽微,定鼎之后,新朝诗人成长,他们的诗歌则多雅正平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终身生活于山右的诗人诗歌多得江山之助,以清刚壮健者居多,流寓江南的诗人则多受南方明秀山水的滋养与南方士人的影响,多清丽婉约;诗人的个性特征则更多地影响了乡野村趣与凄冷孤幽特色的形成。第五章从山右地域文化和明清时代文化的角度分析山右诗歌在诗人身份、题材、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来的特征。认为山右历史的多元化形成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的区域性明显的特征,山右民风的悭吝与山右名宦辈出有着密切的关联,山右自然环境滋养了山右诗人的审美意识。下编为个案研究,分别论证“并州遗民诗人”、“上党官吏诗人”、“河东隐逸诗人”、“雁北军事诗人”的诗歌创作特色和成就,文章认为,顺治及康熙前期诗人活动集中于并州文化区,以遗民活动为主,康熙中后期,山右诗坛由并州文化区向上党文化区和河东文化区转移,该区域出现了在诗史上可圈可点的着名诗人。第一章以傅山和戴廷栻为代表,结合清顺康时期并州文化特色,探讨遗民诗歌的特征。人们常以异端称傅山,文章认为,甲申之变,傅山的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即由异端自居到儒家的凸显。傅山提出了追求自然的诗学主张,其诗歌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本章分析了傅山诗歌风格中奇崛、晦涩与自然的统一。第二章是对上党官吏诗人的探讨,在详细体察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对陈廷敬的“台阁体诗”及其以“和声以鸣盛”来概括陈廷敬诗歌的观点进行辨析,认为这一认识是不恰当的,难以概括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全貌与深度。除了陈廷敬之外,该章还分析了吴碘、张泰交、毕振姬的诗歌创作,虽然他们同是官吏诗人,但各有特色。第三章是对雁北文化区诗人诗歌的分析,以冯氏父子为研究对象,认为冯氏父子雄壮苍凉的诗歌风格与雁北文化区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冯如京和冯云骧诗歌在雄壮风格下的差异则是受时代文化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官吏魏象枢的诗歌创作,认为魏象枢的部分诗歌带有苍凉悲壮的雁北特征,但从总体面貌上讲则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第四章是对河东诗人吴雯的分析,吴雯是王士禛的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河东深厚的隐逸传统,以布衣诗人而终,本章辨证了吴雯不遇的原因,分析了吴雯与其老师王士祺倡导的“神韵说”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地分析了吴雯诗歌的创作特色。最后分析了山右诗歌中的地域因素的呈现方式,认为诗歌中对于家乡山水的认同和归宿感是山右诗歌地域特色形成的心理基础,地域民俗生活的展现和方言俗语入诗是最直观的呈现方式。

于海燕^[9]（2016）在《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谱是一种记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世系及其成员生平事迹等家族发展史的文献。作为江苏省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既有明清时期坚实的传统为基础,又有江苏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呈现出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民国时期家谱存量甚为丰富,这其中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层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谱的纂修。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氛围相对浓厚,编修程序相对完整,体例相对完备。同时,受社会变革的影响,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在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体现在对宗族事务及其管理、教育的发展、女性上谱、经济事务的记载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以家谱纂修者的微视角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见证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由于受时代和纂修者的出发点等因素所限,民国时期江苏毡家谱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需要从文化的高度和科学的角度去认真对待。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背景及概况。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因素分别进行分析。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家谱总目》、国家图书馆“中华寻根网”所涉及的江苏省民国时期家谱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数量、纂修次数、版本、区域分布和时段分布等分别进行统计,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总体情况。第二章研究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组织与经费保障。对于修谱机构的组织及职能进行研究,对谱局的设立、职责与分工进行详细分析,试图挖掘家谱纂修背后的细节。对于修谱人员的分析,旨在揭示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人员组成及其修谱者应具备的一些素质要求。之后,对江苏省家谱的编修程序进行分析,如搜集资料、聘请谱师、印刷家谱、领谱散谱,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谱纂修过程。最后,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经费保障进行分析,试图从经费的筹措方式、支出构成等方面有条理地产生,以期了解与家谱纂修有关的经济问题。第三章是对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体例研究。民国时期处于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也必然因时而变。为了将社会变迁中诸多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纳入家谱中,家谱的体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这部分对诰命、凡例、序跋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对家谱中诰命的处理、凡例的变化、序跋的数量、序跋者的身份等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内容研究。作为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该章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家谱中宗族事务及其管理,内容涉及祭祀、丧俗、墓地、家规家法；民国教育的发展及变迁,内容有：重视家族成员教育、开展以家族为中心的教育实践,对传统家族教育的转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女性上谱部分则对民国时期对女性上谱的规定、民国时期女性上谱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章内容还涉及经济史料、民族主义、佛教、医学、体育等等方面。第五章研究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的纂修理论。首先梳理了民国时期家谱功能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民国时期社会的变革促使一些家谱纂修者对民国以前的家谱进行批判,这是本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民国时期家谱纂修者对欧苏二法的扬弃以及对本家族旧谱的批判。接着,对近代史观引入家谱纂修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进化史观、全球史观、新文明文化史观等都对家谱的纂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后,对修谱原则进行了归纳概括,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家谱的纂修践行了信实、平等、实用等原则。第六章剖析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编纂的特点与局限。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家谱内容不断拓宽,折射出时代变迁。历史局限体现在内容上,存在滞后观念,书写上有隐恶扬善现象,形式上雷同部分偏多。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家谱历史局限性存在的原因,如家谱纂修的目的性、修谱过程的主观性、纂修监管的无效性、家谱的沿袭性等等,都影响了家谱纂修的质量。本文的创新在于：这是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昕做的第一次系统和综合性研究。这种系统和综合性研究体现在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研究的角度上。从文献学角度看,本文对江苏省内民国时期部分家谱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家谱的特点、生产方式、家谱的贡献和局限进行研究。从史学角度看,本文解读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展现民国时期江苏省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小见大,以微知着,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从文化角度看,由江苏省所特有的自然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孕育的家谱文化,兼具时代性、区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体现了家谱文化的多样性。为了将以上内容尽可能全面地得以呈现,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比较学等研究方法,透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动机、纂修机构、纂修过程,以及所编纂家谱的体例、内容、理论、特点和局限等方面,力图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进行分析,试图把握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家谱的发展脉络、发展状态和发展规律,以期对当代家谱纂修提供借鉴,使家谱这种古老的文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张帆^[10]（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认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临沂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临沂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2）《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辽海书徵》校注补正（论文提纲范文）

（4）出土文献资料疑义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7）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四、《临沂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3]《辽海书徵》校注补正[D]. 李枫.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出土文献资料疑义探研[D]. 王凯博. 吉林大学, 2018(12)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6]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7]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D]. 买小英. 兰州大学, 2017(03)
• [8]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D]. 赵丽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D]. 于海燕. 扬州大学, 2016(12)
•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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