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债市的投资机会与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阮昊[1](2020)在《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文中研究指明违约债券交易是一种以实质违约或有违约风险之虞的债券为交易对象的新型债券交易种类,因该种交易具有高风险性需以层次性制度体系防范风险。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经历了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间徘徊的过程,并集中体现在是否允许债券违约。债市发展初期,由于法制缺位、监管经验不足,初时发行企业债券未能妥善防范市场风险,导致出现大面积违约现象,甚至引发金融群体性事件。此后监管层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在促进债市发展,丰富投资品种的同时以政府信用为发行主体背书,导致了长期“零违约”的非市场化现象。2014年超日信用债事件后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市场惯性,债券市场逐步呈现“违约常态化”趋势,市场主体也已经逐渐适应市场转变并停止对政府不合理的期待。自2018年起至今,债券违约出现“新常态”,无论在数量、规模上都远超前些年,违约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债券市场运行基础在于风险定价机制,违约是市场正常现象。随着违约债券余额持续累积,催生出违约债券如何处理的问题。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备以及相关制度僵化,导致违约债券的后续处置并不顺利,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亦不断累积,基于这些前提违约债券转让业务应时而生。此前,虽在法律层面未明文禁止违约债券交易,但由于两大交易所违约债券停牌制度以及配套交易制度缺失,导致该种交易一直处于被限制状态。违约债券交易不同于其他违约处置方式,是一种将风险消弭于市场的手段,既能够使想要进行风险管理的原债券持有者能够及时处理债券,又能给予风险偏好投资者以市场参与渠道。违约债券交易是制度变革后出现的交易种类,符合金融创新理论,蕴含根雕理论、冰棍理论,也是优化决策理论驱动下的产物。违约债券有着普通债券的“债性”及“券性”,是一种标准化有着流通能力的商事契约,又有着股票某些特性以及高风险性等不同于一般债券的特质。违约债券交易是高收益债券市场的一部分,美国高收益债券中“堕落天使”与违约债券具有同质性,都是属于“跌出来”的债券,因而对违约债券制度讨论可以借鉴高收益债券。违约债券交易对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推进债券市场国家化。违约债券包含一般性风险。信用风险是最为常见的非系统性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但可以管理风险、分散风险,违约债券具有高信用风险,因其交易标的本身就是风险资产。对准备持有债券至到期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并不足为虑,但对打算在债券到期之前就出售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可能会带来极大损失。违约债券和其他债券一样与利率之间呈现反向相关关系,违约债券价格相较于其他债券对利率的变化不那么敏感,但对发行主体的信誉变化则敏感的多。流动性风险是投资者在需要时不能以合理价格,并无法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将债券出售的风险,违约债券交易市场限于规模及惯用交易模式有出现该种风险之虞。因违约债券一般期限较长且票息较高,该种债券的再投资风险比较高。违约债券交易标的具有高风险,容易产生次生风险。该种风险是一种试图应对风险而产生的一种新风险,是因风险溢出被传染而产生的风险,不妥善应对可能会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雏形。违约债券具有权益债券特性,价格高低受公司基本面因素决定远大于利率水平且具有与股票媲美的流动性,规制内幕交易对违约债券具有相当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内幕交易能够作为披露机制市场发布有价值的信息并能够缓解代理成本问题,因而能提升交易效率。事实上,只有当市场确认内幕消息后价格才会产生相应变化,而确认消息的方式一般是等待公布或发现价格有不同寻常的波动。允许内部人以内幕交易获利会变相鼓励其在公司经营中去尝试高风险项目,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利益受损。此外,以公平市场理论、侵占理论或是信赖义务理论来规制内幕交易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虚假陈述需要考量信息的重大性、公开性以及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违约债券对市场信息敏感程度相较于一般债券更强,虚假陈述不但容易影响交易效率,也有可能成为其他违规行为的推手。违约债券交易缔约方式呈现出系统性特征,交易双方都先要在己方竞争里脱颖而出才能获取缔约机会,形成缔约行为关联性。交易主体之间、交易主体与资金提供者之间等各市场主体通过金融契约而形成群落,并产生密切关联,风险防范不但要关注微观风险,还需要着眼于市场性风险。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要对市场风险妥善监管。金融风险监管是市场失灵以及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市场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理论是为了抑制市场不完全性缺陷并维护公众利益,站在公正立场通过政府监管替代部分市场竞争,保障市场效益。法律自身局限性决定其具有不完备性,而后就需要解决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分配的问题,考量标准在于标准化程度以及预期损害大小。监管也是有成本的,金融领域的高标准化与强外部性决定了在该领域监管是适宜获取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的,即引入监管能够覆盖所产生的成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公共利益论的前提监管者是中立道德且有能力的并不成立。监管层并非完全中立的“理性人”,而是“经济人”,会被某些群体俘获而成为利益代表,监管规则也会为这些人服务,并非是单纯为了公众利益以及市场效率提升。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识别风险并将其类型化,然后积极避免风险或处理风险。而金融风险理论则是旨在实现风险较小情况下获取较大收益或者收益一定条件下风险相对最小,在承认风险的情况下与风险和平共处。妥善管理金融风险需要及时识别风险、准确测算风险、客观评价风险并以多样化方式管理风险。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风险防范问题都需要依靠“立法论”来解决。法律解释是让纸面文字发出声音的过程,立法也是有成本的,因而风险防范规范应当在法律解释无法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再交由立法解决。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核心在于使风险防范原则化,实现具体路径在于构建多层次风险防范规范体系。新修订之《证券法》里为债券制定了专门性规则,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仍未摆脱名为“证券法”实为“股票法”,债券依然依附在股票规则之上的窘境。债券规则边缘化地位导致了从制度供给方面来说根本无法满足防范债券市场风险的需求,《证券法》中的规定未能体现债券特性以及反映债券治理逻辑,风险防范规则方面无论是“量”、“质”或者“针对性”上都有所欠缺。关于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特殊性规定仅存在于市场交易规则内的寥寥数语,无法满足市场实际需求。同时,我国债市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相当浓厚,处理违约风险最为惯用的方式就是政府兜底。主要以管制式防范风险措施,通过对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来消极避免风险,最终将会导致经济体系僵化、金融压抑。尤其对于违约债券交易这类依赖风险机制运行的交易,一旦采用这类防范风险措施将会导致交易无法运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上位法缺失,差异化规则明显。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采用不同的规则标准,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使用三套各异的制度,监管机构间的监管竞次使得各债券制度差异化,风险防范制度无法统一会造成适用混乱,留下规则真空地带。中介机构承担市场“看门人”之职,应当发挥出其专业特性,起到提升市场透明度、缓解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分担市场风险等作用,在债市风险防范体系中承担重要角色。然而,从实践来看中介机构未能以市场实际为基础,反映交易主体需求,而是以行政监管部门要求为最高指令,未充分考虑其市场定位,过度发挥其理性经济人本性、贯彻功利主义,而忽略其对市场风险存在机构责任。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监管者认为违约债券虽然具有高风险但仍是债券的一种,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对违约债券的风险防范思路应当延续证券市场一以贯之的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而非由监管层作出实质性判断。美国与欧盟都已形成完善、全面且层次分明的法律规定,并构建起良性的监管制度。TRACE系统是一种强制性报告制度,通过充分收集场外市场交易数据,以提高价格透明度,并进而提升市场整体透明度。既能够提升投资者对市场信息获取度,也能够增强监管机构对债券市场活动的监督效果。提升市场透明度并非全是赞美之声,也有观点认为这样做无意义且降低高收益债券市场运行效率。通过分析TRACE应用前后市场内幕交易风险数据的变化,可以得出增加市场透明度确实有助于规范市场行为防范风险。美国违约债券交易参与主体构成随规范修改而经历过较大幅度变化。关于是否要设置准入门槛,反对者认为垃圾债并不是金融机构可以投资的唯一高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可以适当在机构投资组合中配置。而支持者则以高风险性债券年限较长且受经济波动影响大为依据认为应当设置。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持续性披露、财务披露和持续报告义务是违约债券交易信息披露重点。评级机构身份经历过数次变化后成为承担“准监管”角色的市场中介机构,市评级机构出现利益冲突问题严重、自我信息披露不足且依赖经验化判断对金融创新产品预测能力不足等问题。违约债券有其风险生成特殊性,评级机构有针对性评级规则。风险管理工具能够释缓违约债券风险,更为主动的管理风险,但需注意避免风险沦为单纯投机工具且需要妥善监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市场化风险防范机制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根据债券市场风险机理,以市场化方式作用于风险的制度。法制化就是将市场规则以及其他对交易各方约束的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使其能够拥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以及强制力保障,进而规范市场行为维持市场秩序。市场化与法制化理念之间并不是割裂开的,在风险防范机制中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市场化是法制化的前提和基础,良性的规则才能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促进市场发展。违约债券是债券的一种,具有“债性”以及“券性”,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同时,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债市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统一的,统一性规范意味着理顺规范统一与监管统一之间的关系,并非仅能有一个监管机构与一套制度,而是应当妥善协调,同质性债券适用统一标准。违约债券并没有突破债券的本质属性且风险防范思路与普通债券并无二致,因而应纳入债市整体风险防范体系,并通过针对性规范应对违约债券交易风险特性。此外,需平衡金融安全与效率理念,如果仅出于防范风险目的来说,禁止交易就能够直接掐灭风险源头,没有交易自然就不会带来风险。债券市场是风险市场,防范风险可以与市场效率原则实现共存。安全理念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性理念,防范风险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保障市场的安全运行。安全理念与效率理念应该统筹兼顾、力求协调,不可偏废。需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在市场整体层次,应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将同质性债券放入统一市场交易,该市场容纳风险的能力相较于分裂交易市场更强,也拥有更优越的流动性。以完善的监管制度、集中有效的信息集中制度增加投资者信息获取度,并提升市场透明度,能够及时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并妥善管理风险。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应当以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为价值取向,在政府与市场间妥善分工,构建层次性的预警机制。在市场规范层次,多层次规范体系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各层次规则各有独特作用,现阶段着力改进自律规则是现实途径。在司法制度层次,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也能够弥合监管与规则标准不一所带来的风险,完善司法制度保障各项风险防范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并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实现多元化风险防范。在市场监管层次,监管统一并非是为了形式主义而是希望能够缓解监管真空、监管失灵等问题。更为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监管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统一监管标准,减少重复监管。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秉持适当性执法原则,既需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又应该及时介入并以妥善方式执法,避免风险生成或者扩散。为加强执法监管效果,还需要提升债券监管机构透明度,并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有约束方能促使机构妥善履行职责。在市场中介主体层次,应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构建,着力提升评级质量,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细化跟踪评级等规定来完善违约债券特殊性规则。由于长期以来的“零违约”市场,导致风险管理市场发育不良,应完善规则重点落实信息披露规则,为风险管理提供市场化工具。《证券法》以及《债券纠纷纪要》等已对受托管理人制度所暴露出的问题做出了制度回应。在市场主体层次,违约债券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同时反应价格信号与偿债能力,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应作出针对性规定。设置适当投资者准入制度,避免没有风险承受以及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盲目进入市场,并积极引入多元化适格投资者参与交易。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通过规定投资者资金比例结构、单笔交易规模限制等措施成为风险防范的第一道关口。
沈艳[2](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资本市场已紧密联系在一起,蝴蝶效应加剧,回顾每次资本市场的重大波动,经济政策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间隔日益增多和变短,化解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任务。在目前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在规律,不仅是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有助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定竞争优势的经济政策。在理论研究上,国外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尤其自斯坦福大学Baker等教授编制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来,各种研究以此指数为基础,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对其影响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借助于量化技术及大数据的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又可以向前一步,本研究选取资本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研究,通过梳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债市场及其相关性的影响。首先,本研究考虑了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8大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影响,同时加入了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波动率数据,使用神经网络模型,重新构建了针对中国市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此指数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具有全球化特征,在其构建过程中采用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10类新闻媒体数据,最大化程度的反应了世界经济体影响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第二,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良好的非线性特征,相比传统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在进行特征提取时遗漏的有效信息更少,变分自编码模型作为无监督模型的典型代表,相比主成分分析具有信噪比高,拓展性强等诸多优点;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更显着的影响,相比Baker等编制的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体现出对国内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更强烈的影响作用,诸如在工业增加值、市场波动和景气预期等方面表现出更显着的脉冲冲击响应。其次,本研究使用新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和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一步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小市场和子样本时序区间的影响,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存在长期正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市场情绪越不稳定,股市波动越大,且表现出明显的时效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宏观因子,相对个股而言其主要影响的是整体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是不确定性主要的传导渠道。虽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波动周期基本保持了一致,但在部分区间,尤其是2016年“股灾”发生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股灾”后的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出台了诸多财政、货币等经济政策,但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出现了与常识相违背的情形。本研究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构建了具有宏微观控制变量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预测模型,对中国A股市场在全样本周期(2002-2017年)和子样本(2008-2017年)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显着的预测结果(分别在5%水平内和10%水平内显着)。通过对整体市场细分,进行了一级行业的实证预测,结果发现除电信行业外,EPUnew的预测能力同样显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最大。在样本外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调整后的均方预测误差法(MSFE-adjust)检验其显着性,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行业及包括材料、工业、消费、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在内的各行业均存在显着的样本外预测能力(同基准模型对比)。再次,本研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债市相较于股市整体波动较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市场情绪和对实体企业的影响进行传导。首先,研究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和公司债长期波动的影响,用上证国债指数和公司债指数作为中国国债和公司债市场的代理变量,同样使用单因子混频波动方法(Garch-Midas)引入对应频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new指标来分析中国债市波动长期成分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债市长期波动呈现正相关关系,不确定性增大时,债券市场波动随之扩大。相对于国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率对公司债的波动影响更为明显,这与公司债中民营企业占比较多,受整体宏观环境影响波动较大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增大债券市场的波动性,通过分析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得到市场处于较大波动的状态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风险存在较大影响,信用利差变大;而在市场波动较小的状态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仍存在正向影响,导致信用利差变大,但幅度不如状态一。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债券市场中的国债由于其政府背书的性质基本不受影响,而由于担忧行业受政策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未来盈利预期受挫,企业债收益会降低,而信用利差反映了上述两者之间的差别,因而其波动主要跟随受影响更大的企业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市超额收益的影响,与波动类似,债券超额收益常受到宏观变量的影响而变化,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设定控制一年期存款利率(RF),通货膨胀指标(CPI),市场流动性指标(LIQ)和利率期限结构中的斜率(SLOPE)等传统宏观变量,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债和全债市场超额收益具有显着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国债市场长短期债券超额收益在减少,其中长期国债收益降低要高于短期国债,以中债新综合财富指数WI代表全债市场,不同于国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WI的预测系数为正,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WI相对于基准债券(一年期国债收益)的超额收益也在增加,最后重新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相同期限中债综合财富指数和国债的收益差预测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期限债券的超额收益预测系数基本保持不变,没有呈现明显的单调变化,表明EPUnew对不同期限债券信用风险的影响接近。最后,本研究从单一市场角度上升为股债两市相关性的影响分析。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两个大类,股市和债市整体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的趋势,而两者的相关性常常能反映出经济的阴晴和市场的情绪。本文使用了上证综指和上证国债的2003年1月至2018年5月的日度数据,利用Dcc-Garch模型得到两市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F检验表明其为平稳过程,J-B检验拒绝其正态分布的假设),接着使用Garch-Midas模型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两市相关性的影响,发现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值和波动值的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相关系数具有正向的关系,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值或波动值增大时,市场相关性的波动增大。在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相关性水平影响时,采用了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通过对市场状态进行划分,发现在市场整体“活跃”的状态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将导致市场相关性的降低(由正到零再到负),体现了当外围宏观环境不稳定时资产的避险情绪加重,资金从一个市场流向另一个市场。在“非活跃”期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两市相关系数长期值同样呈负相关,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的影响变小,两个状态的结果均表明了资金对于外围环境的灵敏性和避险性。进一步分析影响的机理,由于新颁布的政策对行业的影响存在波动,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资金对于存在较高风险的股票市场进行回避而涌入了相较稳定的债券市场,因而会出现股跌债涨的情况,两者相关性降低。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会引致中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增加。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1)编制了适宜中国市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首次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变分自编码模型(VAE)进行信息降维和特征提取,构建了适宜中国市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时使用了Baker等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在全样本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在解释股票、债券市场波动收益和两市相关性波动上均高于BAKER等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不包含世界经济政策变动信息的CEPU解释力急速下降,甚至表现为不显着,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依然保持对市场优秀的解释能力。相比原有量化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EPUnew更能反映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市场的扰动和影响。(2)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应用。本研究根据究目的不同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模型,比传统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创新性和合理性。第三章使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型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冲击响应分析;第四章针对波动特征应用了Garch-Midas模型提取长期波动和短期波动,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波动预测过程中使用添加了控制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样本外分析中采用均方预测误差MSFE模型;第五章债券市场收益预测考虑到不同时期市场表现的差异使用了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并尽可能的将特殊子区间划分出进行独立研究;第六章股债相关性分析中考虑到了相关系数的动态变化。(3)研究内容上的深入整合。本研究首次将中国股票和债券两个资本市场结合进行研究,并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影响的联动效应,从多个层次、逐步递进的阐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构建了经典的收益和波动研究模型,选取了重要的几个股债交易市场,基本涵盖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部分,分析结果显着;本研究发现的影响规律和传导过程也可以作为政策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行业组合波动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监管层在施行经济政策时可以充分考虑对不同行业的作用强度而选取最优的实施路径,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各区块股票收益均有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稳定市场时要尽量减少政策干预。
卞进[3](2019)在《基于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的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组合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产证券化作为现代金融市场上融资者获得资金的重要融资渠道和进行金融风险管理的全新手段与工具,资产证券化近年来受关注度的不断增加,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且产品类型日益丰富,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已进入建设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对产品进行创新成为必然趋势。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的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Articial Intelligence)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也迅猛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量化投资方法借助计算机所拥有的强大算力可以实现对整个市场的跟踪监测,及时发现市场中潜在的交易机会并给予精准评价,有效减少因情绪波动等因素给交易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能够与其他人工投资策略形成一定的负相关性并以此丰富投资策略组合,正是因为人工智能量化投资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与优势,将其引入金融行业领域恰逢其时。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人工智能量化投资引入资产证券化,研究和探讨最优投资组合方案。首先,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对资产证券化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进行阐述,分析中美资产证券化差异,探讨当前人工智能在国内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组合中的应用情况。其次,本文对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规定及投资成本进行调研,从不同投资者的角度建立五组真实交易场景和假设条件,构建理想收益率模型,使用上交所、银行间、深交所三个市场的2015年至2018年二级资产证券化交易数据,得出不同参数条件下的理想收益并基于L2范数考量各投资策略组合中夏普比率的平均水平和波动性。最后,基于已提出的理想收益率模型优化思路,建立了Lasso回归、岭回归、XGBoost、LightGBM、神经网络以及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支持向量机)六组人工智能配置模型,并基于人工智能投资策略中的累计收益率均值与累计收益率波动率构建Dis指标定量观测模型与作为基准绩效的理想收益率的绩效差距。实验结果表明:在结构化率、质押比率以及杠杆比率等参数发生改变、其余参数恒定时,岭回归模型表现均与理想收益率有着最接近的绩效表现;因此岭回归对回购质押比例、杠杆比率以及结构化率三个参数的敏感度较低,在这三个参数下的投资者角度的策略中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运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更好投资绩效。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四点(1)针对因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不足导致没有权威的业绩评估标准的问题,本文基于理想条件的重要特性提出了可以被当作业绩评估基准的理想收益率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该模型在理论上可以达到特定标的下的最高投资收益,为后续人工智能模型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本文提出了多种人工智能模型预测投资组合可行性从而确定具体投资策略的方法,克服了传统资产证券化投资中的强假设以及投资者看法过于主观随意、不能客观反映实际问题。(3)本文主要使用了主流的人工智能模型——Lasso回归、岭回归、XGBoost、LightGBM、神经网络以及SVM的模型及思想、原理,并严格的给出各模型的数学或算法基础。通过构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配置策略以及对各模型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所构建的岭回归在综合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Dis指数和后续比较反映出岭回归的稳定性较好,同时兼具理论严谨性与在投资绩效上的优越性。对于结构化率变化,岭回归依旧表现抢眼。这进一步反映出在运用人工智能方法为投资者提供分析时,采取多视角多模型的分析方式可以带来更好的投资绩效。(4)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投资组合智能优化模型。现阶段学术界关于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组合优化这一细分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且多散落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管理等文献之中。学术界对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组合优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均值方差资产组合、重抽样组合的优化以及基于公司特征的组合优化之中。这些优化方法的全局寻优能力较弱,普适性较低故在此构建基于遗传算法的投资组合智能优化模型对资本组合进行全局寻优。
黄冰华[4](2017)在《含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可转换债券定价和套利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可转换债券是一种高度混合的金融衍生品,它不仅可以作为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工具,还是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者钟爱的投资品种。可转债兼具债券、股票和期权的特性,通常内嵌包括转换条款、赎回条款、回售条款和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等期权条款。在经典可转债定价文献中,一般只考虑转换、赎回和回售这三种可转债内嵌期权条款,而没有详细讨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对可转债价值的影响。从近二十年中国市场发行上市的可转债来看,绝大多数可转债都包含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则也可称之为含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可转债(Resettable Convertible Bond,以下简称RCB),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主要内容为,若正股价格下跌某一比例,且满足向下修正触发条款等条件时,转股价格将向下修正某一比例,而忽视此条款会造成对RCB内在价值的错误估算。因此,本文拟提出含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可转债理论模型,定量地估算RCB价值及其内嵌期权价值,特别是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内在价值,并根据RCB理论定价模型对中国可转债市场进行价值评估,进一步地,根据RCB市场实证结果,构造相应的套利策略和投资策略,挖掘被市场错误定价的投资机会,验证RCB理论定价模型有效性。本文在经典连续时间框架下,并在一些假设条件和限制条件下,分析得出RCB发行人和持有者的最优策略,再详细讨论标的股价路径的所有可能路径,全面分析各种路径可能性下的RCB收益,发现RCB价值可以完全分解成三部分:债券面值、债券券息现值和一些奇异期权价值,进而得出RCB的定价解析式。借助理论定价模型,本文定量地计算了RCB理论价值、内嵌期权价值和各类内嵌期权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当RCB处于虚值状态时,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价值会是RCB总内嵌期权价值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存在会使得赎回条款触发概率增加但会减小回售条款触发概率,因此能够增加赎回条款价值但会减少回售条款价值。根据本文提供的RCB理论定价模型,利用2010年至2014年底沪深可转债市场可供交易的共36支RCB日度交易数据,并选取合适的实际市场数据估算理论定价模型涉及的参数,运用Python编程计算出RCB市场价格与理论价值之间的定价误差率,评估中国可转债整体市场的价值状态。结果显示,从总体交易日样本来看,RCB价值是被市场平均显着高估的,整体被平均高估程度约为3.41%。并对比分析了普通可转债理论价值模型(仅包含转换条款、赎回条款和回售条款)的实证结果,发现从平均定价绝对误差率、平均定价误差率平方和的标准差和定价误差范围比例分布方面等模型评价指标来看,本文提出的RCB定价模型都要优于普通可转债定价模型,验证了RCB定价模型的准确性和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重要性。RCB定价误差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CB平均定价误差率与价值状态、转股溢价率和正股波动率(股权价值相关因素)、剩余到期时间(债权价值相关因素)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与平均券息率、信用等级(债权价值相关因素)呈现显着负相关关系。可转债套利策略在过去三十年是国际对冲基金中比较流行的投资策略。经典可转债套利策略构造方法是持有可转债多头同时卖空相应份额正股,旨在挖掘可转债市场中存在的价值低估机会,而理论定价模型能够提供可转债内在价值的参照标准,因此本文利用RCB理论定价模型在中国可转债市场的实证结果,结合可转债套利策略,挖掘市场错误定价带来的投资机会。本文利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在沪深市场可交易的共36支可转债和标的正股等日度历史数据,依据RCB理论定价模型的实证结果,构造了不同进场和平仓条件下的可转债套利策略,发现均获得了正收益,最高月度平均收益率为0.246%。本文还发现可转债套利策略与沪深300股票指数、可转债公募基金收益率均无显着相关性,说明可转债套利策略是一种很好的另类投资策略。进一步地,本文还得出了不同买卖边界下的买入低估—持有投资策略的实证结果,发现也均获得了正收益。基于本文提出的RCB理论定价模型实证结果构造出来的套利策略和买入低估—持有投资策略均获得了正收益,从而验证了本文理论定价模型的有效性和市场实践性。最后,本文还研究了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公告效应,从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来看,发现存在显着为正的正股价格效应和RCB价格效应,横截面回归结果显示,正股价格的公告效应可以由负债比率和稀释度两个影响因素来解释。
龚玉婷[5](2015)在《金融资产相依性的动态Copula建模及应用》文中认为本文是基于连接函数Copula模型的实证研究。在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描述各金融市场或资产之间的相依性是现代金融分析中的重要课题,在资产配置、风险管理、衍生品定价中都有广泛应用。金融资产间的相依性不仅表现出非对称的特征,即共同上涨和共同下跌的相关性不同,而且这种相依性还可能随时间变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为了同时刻画金融资产相依性的这两大特征,本文对已有静态Copula模型加以改进,发展出四类动态形式的Copula模型,用于实证分析金融市场中的特征和现象,为投资者构建资产组合、控制组合风险提供一定的建议。具体来说,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根据引入解释变量的随机Copula模型,研究风格股票指数之间的动态相依性。风格股票指数之间的相依性会受到流动性等随机变量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因此,本文对已有随机Copula模型加以改进,引入换手率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了大盘股和小盘股、成长型和价值型股票指数之间的随机相依性,并从组合风险管理的角度讨论了随机动态相依性的经济意义。结果发现,风格指数间的尾部相依性具有随机动态特征,并受到以换手率为代表的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影响。对每天、每周和每月调整资产组合的中短期投资者而言,考虑风格指数收益的随机动态相依性,能有效降低组合风险。第二,根据长记忆Copula模型,研究中外铝期货市场间尾部相依性的长记忆效应。现有研究讨论的都是资产间相关系数的长记忆问题,而缺少对更一般的非线性相依性(如尾部相依性)的长记忆性的研究。本文将长记忆特征引入到已有的短记忆动态Copula中,并根据改进后的长记忆Copula模型,从尾部相依性的角度分析了伦敦金属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期货间的长记忆效应。结果表明,两市场不但具有非对称的尾部相依性,即下尾相依性要大于上尾相依性,而且这种非对称的尾部相依性还具有长记忆的动态特征。对投资者来说,长记忆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他们能够基于现在的相关性信息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市场收益共同的变化趋势,进而优化配置资产组合。第三,根据混频Copula模型,研究股票和债券市场相依性的影响因素。宏观基本面、市场不确定性、流动性等因素都会影响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相依性,但这些变量的抽样频率不同。已有研究都是将高频变量转化为低频变量,统一使用同频数据分析股债市相依性问题。但这种做法损失大量样本信息,不适用于样本容量十分有限的中国市场。为克服数据频率不一致的问题,本文用混频Copula模型同时研究低频月度变量(宏观基本面、市场不确定性)和高频日度变量(股债市流动性)对股票和债券市场相依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两市场相关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宏观层面的基本面因素和市场不确定性因素,而微观层面的流动性因素并不是决定两市场相依性的主要原因。第四,根据多元动态偏t Copula模型,研究以多个资产为代表的高维变量相依结构。现有的偏t Copula模型只有一个常数形式的偏度系数,对相依结构的假设过于严格,无法及时捕捉到相依结构的变化特征。本文对该模型加以改进,不仅允许各变量具有不同的偏度系数,而且将自回归形式的演变机制引入到偏度系数的动态过程中。通过对股票、黄金、原油、债券、房地产等50种资产相依性的实证分析,文章指出,动态的偏度系数设定形式能够灵活准确地捕捉到资产间相依性的动态变化,特别是市场暴涨和暴跌阶段不同的尾部相依性。和已有模型相比,改进后的多元动态偏t Copula模型具有更高的样本内拟合和样本外预测能力,根据该模型构建的投资策略也能为投资者在保证收益的前提下有效控制风险。
李佳峰[6](2013)在《QDII海外投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QDⅡ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内机构投资人)制度最早是由香港的财政部门所提出,和QFⅡ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外机构投资人)及CDR (China Depository Share,中国存托凭证)类似,是在目前大陆实行的外汇兑换管制政策下,方便大陆资本市场对外投资的政策。即本国投资人在资本账户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之下,对海外的资本市场实行投资。虽然这两年为了经济结构调整,我国政府主动放缓了经济增速,但总体上近十年我国对外贸易在国际收支上不断出现的顺差,产生外汇存底累计额度逐年增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QDII制度的正式推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对开放资本账户更跨出一大步,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外汇需求,使人民币与国际汇率相较之下更加稳定、更加市场化与平衡,同时鼓励国内更多公司能够跨出国门,以进-步减少贸易顺差以及资本项目的盈余。其中最直接的优点便是让国内投资人方便透过这样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外的资本市场,进而可以获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这几年来,大量的外汇存底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期待持续性地增大,造成对中国资本流出带来巨大的压力。政府有必要建立一种主动管理的投资管道的制度来引导这部分的资金对外流出。随着国内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投资外汇市场的需求上扬,资本账户的开放也自然成为必要的趋势,QDI工制度从这些角度都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本文以资本市场开放的理论以及实践为出发点,深入地阐述了QDII制度的内涵、运作原理、背景和意义,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总结了QDII投资境外市场的各种面临风险及相应的风险衡量与评估方法,从市场关联度、资产配置、风险监测、避险策略等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QDII投资中的风险管理方法,进而通过资产的国际配置以及衍生品投资,在平稳投资风险的同时,获得相对优良的投资业绩,同时对风险内部机制、外部监管和法律防范模式进行了探讨。本文按照理论、案例和对策研究的逻辑,分为八大部分,研究架构如下:第一章主要包括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QDII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其风险机制及管理的界定,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和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QDII制度的理论基础、背景及实践的国际比较,包括QDII制度的运作原理及其影响、实施QDII制度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包括QDII政策发展历史、QDII制度发展历程、QDII发展的现状、中国QDII投资风格分析、QDII基金失败的原因分析、QDII基金的治理措施以及不同国家及地区实施QDII制度的比较等。第四章主要通过分析银行和基金公司的实际案例来说明目前QDII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对策研究。第五章主要结合风险管理中的理论研究,分别从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国家风险和信用风险等角度全面阐明在国际投资中如何识别不同的风险暴露,以及运用风险模型控制不同类别的风险。第六章介绍了在国际资产配置下,运用改进的资产组合构建方式详细说明了分散化投资能够显着地起到分散风险,提高组合收益的结果,同时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QDII持有人投资者收益的影响,针对国内基金公司在QDII海外投资中所面临的外汇风险,提出了利用衍生品来进行风险对冲的方法。第七章主要对QDII风险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一些思路,为国内QDII管理人进行海外投资管理以及后续的产品开发提供借鉴。第八章主要是总结和展望,QDI工作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大创新,由于其一系列优点,必将成为我国投资海外的未来趋势。为了更好地提高QDII在海外市场的风险管理和投资收益能力,本文认为在其市场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方面需要准确识别各类市场风险,并建立风险监控和预测系统,合理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并择时进行国际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并获得全球收益,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
谢国梁[7](2013)在《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二次大战后世界进入和平建设,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重新上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各国对金融中心的发展热情高涨,对金融中心的研究如雨后春笋,都想弄明白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有的地方只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有的地方则不能成为金融中心;为什么有的金融中心可以长青,有的金融中心则会被取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也必将要发展成为金融强国,金融中心建设是未来发展中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需要有更多投入,从理论及实践层面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及发展涉及的问题做深入探讨,并提出答案。我国经济崛起及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及角色将何去何从。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殖民地年代因时际遇,发展成为远东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凭借其人文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在贸易、投资、融资以及金融资讯等方面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充当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主要窗口,在中国与国际市场往来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十分特殊的经济及金融关系。香港在充当这一角色过程中也得到发展及提升的机会,自身的金融中心地位及功能获得很大强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金融实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金融业的市场化及自由化,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获得强劲发展动力,逐步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功能。内地,尤其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崛起对香港服务中国经济的传统功能具有替代效应,长远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存在弱化,甚至于被取代的可能。香港已在1997年回归祖国,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是国家在安排香港回归时所做的战略决策,并被视为一项国际承诺而体现在《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在中国经济崛起及做大做强体制内金融中心的同时,香港金融中心如何可以继续发挥其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而不被边沿化,是未来国家推动经济改革及市场开放,特别是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及资本账户走向开放过程中需要研究的战略性课题。本论文指出了1997年回归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维持繁荣的背后呈现出的一些不良发展态势,包括中介功能淡化,市场发展趋向单一化、虚拟化,国际化褪色等,剖析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面对弱化风险的深层次原因。论文在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问题时带出了对沪港金融中心关系这一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就如何在加快国家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平衡好沪港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提出策略建议。本论文将理论、政策及实践紧密结合,寓创新于实践之中,务求以新的视角,就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经济金融关系的发展问题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论述,使其对决策有参考价值,对香港经济繁荣稳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向前推进以及沪港金融中心关系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龚纪纲[8](2010)在《QDII制度对大陆A股市场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QD11(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内机构投资人)制度最原始是由香港的政府部门所提出,它与CDR(China Depository Share,中国存托凭证)和QF11(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外机构投资人)类似,是在实行的外汇管制下方便大陆地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便宜之计。令本国大陆投资人在资本账户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之下,对海外的资本市场实行投资。这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有逐渐加快的现象,对外贸易在国际收支上不断的出现顺差,因而产生我们的外汇存底积累额增长加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QDII制度的正式上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对开放资本账户更跨出一大步,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外汇需求,使人民币与国际汇率相较之下更加稳定、更加市场化与平衡,同时鼓励国内更多公司能够跨出国门,以进一步减少贸易顺差以及资本项目的盈余。其中最直接的优点便是让国内投资人方便透过这样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外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可以获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报酬率。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在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以专用基金的模式投资到香港的资本市场。为了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后持续停留在低潮的股市注入一笔新的资金.重新振作香港的经济。这几年来,大量的外汇存底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期待不断地增大,造成对中国资本流出带来巨大的压力。政府有必要开设一种积极管理的投资渠道的制度来引导这部分的资金对外流出。随着国内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投资外汇市场的需求上扬,资本帐户的开放也自然成为必要的趋势,QDII制度在这些角度都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实际上QDII的思路可以追溯到1983年,台湾在针对岛内资本市场进行逐步开放的时后,为了防止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于是对外资机构投资人实行了QFII,相对的,有一些机融学者觉得可以参考台湾的QFII机制,另外提出了QDII的想法。中国台湾、印度、智利、巴西、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1990年代初期就设立以及实施过QFII和QDII的双“Q”制度,也从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也获得了很多的非常有价值的经验与成果。本文以资本市场开放的理论以及实践为出发点,深入的阐述了QDII(即合格的境内投资者投资国外资本市场)这样的制度的内涵、运作原理、背景和意义,运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论述QDII制度对大陆A股市场及H市场价格的影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金融危机全面暴发,国内首批QDII基金净值表现并不好看,QDII基金净值折损创下中国基金业发展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基金QDII首发规模越发越小。迄今有24家基金公司获得QDII资格,但已发行QDII基金的只有10家,持观望态度的不在少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一批大基金公司对出海仍然执着,申报相当积极。在金融风暴中频频受挫,QDII基金选择一再收缩“战线”,将港股作为绝对主战场。偏爱在家门口炒股的QDII基金,离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的期望却越来越远,投资者也开始质疑QDII全球配置分散风险的能力。本文研究的QDII制度是中国为了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做为平衡国际收支的一个方法,也同步是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有效的政策与手段,其策略十分重要。所以研究QDII市场的现象、影响力以及QDII制度正式实施以后,H股对A股折价等种种的问题,对于学术与实务的研究,具备了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由于QDII在国际上的研究并不多,况且国内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也还处于探讨的阶段,缺乏比较权威性或是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中国现在相关的经济资料结合相关的模型进行研究和交叉比对分析,进而更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推行QDII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所发生的变化,更进一步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同时就QDII对中国现在实际上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冲击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此外,本文应用计量经济学和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等理论对QDII制度的实施对我国证券市场H股折价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相信这些研究将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的价值。QDII制度是我国在外汇管制状况下大陆地区的一种临时性的资本运作模式,曾造成过国内A股及B股和香港H股的几番波动。QDII制度作为一种调节外汇存底,稳定汇率的方式被提到议程并已经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内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本论文研究的QDII被当作是中国大陆地区在稳定经济发展、平衡国际收支的一个重要方法,同时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加强型作法,地位十分显着。但由于QDII制度在国际上的研究很少,而且国内对QDII的研究也还处于很初步探讨的状况,缺乏比较权威或成熟的研究结果。所以本文在资料收集和撰写成文的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很难找到国内外与QDII制度直接相关的专着或研究成果以作为参考和借鉴,可运用的数据也较为有限。所以因为这种状况,本文只能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以中国目前相的关经济数据结合相关模型进行研究和对照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探讨出中国推行QDII制度之后我国资本市场产生的变化。本文试图综合性的运用了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便获得科学性较准确的研究结论。主要来说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互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互结合的模式:1、采用事件分析方法分析在中国实施QDII制度这个事件点的前后中国A股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变化,从而量化QDII制度对A股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影响。2、基于双重上市公司A股和H股的日交易资料,运用统计分析、对H股折价的现象进行了描述,进一步结合模型,系统地检验我国证券市场H股相对A股折价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一是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等协整检验方法验证两地市场的互动关系,二是利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造成价差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和分析。本文实证部分主要是基于QDII推出前后的沪深300指数与恒生指数等等的相关数据,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得出大陆境内资本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相关系数的变化,进一步而得出QDII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我国国内资本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相关性的结论。可以由此得出,QDII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国内投资人将资产投资到海外的目的以及资金分流的愿望。本文根据与遵照理论、实证、对策研究的基本概念,一共分为七大部分,研究架构与思考模式如下:第一章主要包括QDII制度的研究主题、相关的背景以及其积极的意义,与文献综和叙述、研究方法和文章的结构安排及创新。第二章,QDII制度概述,包括QDII制度的内涵、运作原理,实施QDII制度的理论基础,中国资本市场引入QDII制度的背景,台湾、韩国、智利等国实施QDII制度的国际比较。第三章主要包括国内QDII政策里程碑记录、QDII制度发展历经的过程、QDII发展的现状、中国QDII投资风格分析、QDII基金失败的原因分析以及QDII基金的治理措施等。第四章主要包括对QDII制度对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影响的探讨、QDII制度对我国国内股票市场的影响、QDII制度对我国金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的影响、QDII制度对外汇市场的影响、QDII制度对金融监管体系及金融安全的影响等的定性分析。第五章主要包括QDII制度对A股市场收益的定量分析及QDII制度对A股市场风险的定量分析。第六章包括市场分割与多重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差异,A股、H股的市场分割及基本情况介绍,以及QDII制度对市场分割及A股H股价差的影响。文章最终,透过总结QDII制度在国内实行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系列争议与问题,提出了可能可以建立与更进一步完善我国QDII制度的政策和建议,并对中国大陆地区未来在QDII制度的发展未来前景上提出了展望。对于中国大陆地区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时间点、开放的速度以及开放的程度将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对于我国大陆地区来说,由于政治与经济体制都不同于其他国家,如何保证经济能够有秩序的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采用哪一种模式与策略来放开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QDII制度不单纯只是一种创新,那更是一种可能可以实现我国大陆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明智选择。不过在QDII制度的施行甚至到整个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都必须必须始终能够贯穿谨慎的、坚定的以及积极的执行原则。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以后的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带来实证研究和理论这方面的价值。
陈震[9](2009)在《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为研究对象,主要回答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二是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形态和变化规律如何。国内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作者选择利率期限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经济模型和数量模型,前者经济假设较多,要求较为严格,多用于理论研究。后者利用市场债券价格信息,通过贴现函数或者插值的方法获得利率期限结构数据,比较适合构建收益率曲线。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数量模型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把握好:一是数据问题,我国债券交易和报价中失真数据较多,需要通过零波动率利差法、主观判断法、相对位置法、最优报价法等方法进行处理,针对数据数量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增加交易日、人工补点等方法加以改善。二是模型要素设置问题,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作者认为样条模型采用3年、7年为节点,分成三段更加合适,采用复合加权可以兼顾长短,效果较好;NSS模型采用复合加权较好;Hermit模型中关键期限点收益率挑选要慎重。本文对Hermite法和样条模型在收益率曲线估计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发现Hermite法比较适合银行间市场,多项式样条模型比较适合交易所市场,鉴于两者的估计结果差异不是很大,且银行间市场在我国债券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建议统一采用Hermite插值法作为全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构建模型。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编制和发布的中债收益率曲线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可以直接作为国债收益率数据分析使用。对该数据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呈现完全向上倾斜的形态,历史上(2002年-2008年)也基本如此,虽然这一现象用预期理论、市场分割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均可以进行解释,但相对而言,流动性偏好理论的解释较为合理。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形状都比较正常。分析2002年-2008年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动情况发现:国债利差一般与国债收益率水平成正比,但国债收益率下行或上移的原因及非市场因素也是决定国债收益率曲线形变的重要因素。影响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原因主要有基本面、资金面和政策面三个方面,CPI、银行间7日回购利率以及银行1年定期存款利率是代表性指标,虽然三个指标都与国债收益率正相关,但物价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最为显着,定性观察的历史走势也最为吻合。将三方面因素综合来看,国债收益率上升通常只需三方面因素中的一种推动,国债收益率下降却需三方面因素中的所有都不构成阻力。
于建忠[10](2006)在《中国债券市场定价过程中的主体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97年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立以后,中国债券市场呈现快速发展,但是在管制仍然较为严格、基准利率缺失的背景下,债券定价缺乏合理的依据,活跃的市场主体基本依靠市场经验“拍脑袋”进行定价,特别是目前中国处于低利率时期,债券市场潜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国内一些机构引进开发的债券定价模型和债券收益率曲线,由于中国利率体系的不健全,法律制度的约束,以及交易的不活跃、数据样本的不可靠等原因,造成模型理论定价与实际交易价格偏离过大,很难作为定价的参考。笔者经过多年交易实践体会到,市场主体的行为是产生债券定价偏离的关键,在实践过程中,重点加强了对债券定价起主要影响作用的市场管理主体、债券发行主体、市场交易核心主体等运行机制的研究,并将零星和散乱的心得应用到债券定价中,效果比较明显。因此,研究债券定价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需要。本文在认真分析债券市场存在的“单边市”、“噪声交易”、“价格操纵”等造成债券定价模型失效的现象和理由的基础上,通过对活跃的市场主体的心理试验,发现了几种影响债券定价的主体行为:圈子效应、羊群行为、同质效应、情绪波动、投机行为、损失厌恶、过度自信、等等。其中,圈子效应和同质效应是第一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中被提出来并加以学术研究。为了揭秘上述主体行为,引入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对影响债券定价的主要生态要素——债券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制度环境进行了分析。银行间债券市场经过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占中国债券市场容量的95%,并且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场所。银行间市场的主体包括管理主体中央银行、债券发行主体、投资交易主体以及中介服务主体。中央银行出于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实时调控市场资金量,并引导市场利率走势。发行主体在债券市场主要目的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需要的融资。投资交易主体参与债市根本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或满足流动性管理需要,当然不同的交易主体表现出不同的偏好与行为:银行类主体作为银行间市场的占绝对优势的主体,主要进行流动性管理和优化银行资产配置,因此更多偏好短中期债券;保险公司主要是满足保险资金运用的要求,在保费收入成本比较低、期限长的情况下,大量投资中长期债券实现稳定的利差;货币市场基金受制度约束只能大量投资短期债券。上述行为造成了利率期限结构的人为分割。制度创新能够推动债券市场发展,能够培育和改造市场主体的市场化行为,有利于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发现机制。在中国金融体制转轨的大环境下,银行间债券市场也经历了快速的制度变革,市场管制逐渐放松,新产品不断涌现,市场透明度提高,主体行为更加市场化。但是,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厚度还比较欠缺,市场化的底蕴积累的还比较薄,当前仍然存在着许多制度约束。因此,要提高主体定价行为的合理性,必须要改善主体所处的债券市场的金融生态。良好的金融生态是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促进债券市场价格发现进而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生态对主体的定价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无论何种生态要素对主体产生的影响最终体现在主体行为上,在诸多主体行为因子中,找出主要行为因子成为修正定价模型的关键。通过采用Logit模型估计的方法,分别从债券交易市场和发行市场角度对直觉判断、圈子效应、同质效应、发行规则等31个主体行为因子变量进行定价偏离度实证检验,发现了交易市场的主要行为因子——投资交易主体主要依靠自身的直觉判断(而非依靠严格的模型计算),次要行为因子——圈子效应,第三行为因子——周围同事的影响;以及发现了发行市场的主要行为因子——发行主体的发行规则,次要行为因子——主体的投资理念成熟度,第三行为因子——同质效应。同时,在两个市场的模型估计中,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都是影响债券定价的最直接的行为因子。基于发现的主要行为因子,对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发行主体和交易主体的圈子效应及同质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形成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2003年债市的投资机会与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债市的投资机会与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的意义价值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违约债券交易概述 |
第一节 债券市场关于违约问题的变化历程 |
一、20世纪90年代企业债券违约事件 |
二、20世纪末至2013年债券市场“零违约”神话 |
三、2014年到2017年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趋势形成 |
四、2018年至今债券市场违约数量及规模出现“新常态” |
第二节 违约债券市场违约情况分析 |
一、整体违约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
二、违约主体性质多元化,民营企业占比较高 |
三、违约债券种类多样化 |
四、违约债券发行地域既有集中趋势亦有分散态势 |
第三节 违约债券 |
一、违约债券的定义 |
二、可交易违约债券范围 |
三、违约债券的“债性”与“券性” |
四、违约债券相较于普通债券所蕴含的特性 |
五、违约债券与高收益债券之间关系 |
第四节 违约债券交易 |
一、被限制的违约债券交易及产生的弊端 |
二、违约债券交易现状分析 |
三、违约债券交易制度分析 |
四、违约债券交易的经济学原理分析 |
五、违约债券交易的意义 |
第二章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 |
第一节 违约债券一般性风险 |
一、信用风险 |
二、价格风险 |
三、流动性风险 |
四、再投资风险 |
第二节 次生风险 |
一、以18洛娃科技MTN001为例 |
二、次生风险防范的重要性 |
三、次生风险防范的逻辑 |
第三节 内幕交易风险 |
一、以Ft.HowardCorp案与HarcourtBraceJovanovich案为例 |
二、内幕交易对市场效率的损害 |
三、内幕交易规制的理论争议 |
第四节 虚假陈述风险 |
一、以 Miller v. New Am. High Income Fund 案2为例 |
二、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 |
三、虚假陈述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第五节 系统性风险 |
一、系统性缔约 |
二、契约群 |
三、市场主体的群体性 |
第三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风险监管理论 |
一、风险监管理论基础 |
二、法律不完备理论 |
三、外部监管质疑论 |
第二节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 |
一、理论概述 |
二、金融风险管理方法 |
三、金融风险管理悖论 |
第三节 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 |
一、法律规范化的原因与作用 |
二、法律解释论 |
三、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路径 |
第四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之检视 |
第一节 风险防范规则匮乏且针对性欠缺 |
一、长期边缘化的债券规则 |
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缺失且未能体现债券特性 |
三、缺乏符合违约债券特性的风险防范制度 |
第二节 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浓厚 |
一、行政式风险防范的表现 |
二、主要通过管制手段防范风险 |
三、行政式风险防范对违约债券交易的影响 |
第三节 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 |
一、两个市场,三套制度 |
二、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 |
三、上位法缺失与差异化规则 |
第四节 市场中介主体未能起到风险“减缓器”的作用 |
一、市场中介主体偏离预期定位 |
二、信用评级机构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四、信用增进机构 |
第五章 域外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比较借鉴 |
第一节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概述 |
一、是否就高收益债券单独立法的争议 |
二、高收益债风险防范理念 |
三、高收益债券风险防范体系 |
第二节 市场透明度体系 |
一、TRACE系统 |
二、违约债券市场是否需要提升透明度的争议 |
三、TRACE 系统对市场风险防范的效果—以内幕交易规制效果为例 |
第三节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主体制度 |
一、高收益债市场投资者结构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的争议 |
三、受到限制的保险公司 |
四、完全禁止的储蓄机构 |
第四节 违约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
一、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 |
二、违约债券信息披露规则 |
三、未妥善信息披露规则的惩罚措施 |
第五节 信用评级 |
一、信用评级机构角色的转变 |
二、评级机构监管制度之变化 |
三、针对高收益债券所作出的特殊性规定 |
第六节 风险管理工具 |
一、风险管理工具对违约债券市场的作用 |
二、信用违约互换自身的风险 |
三、信用违约互换的法律监管变化 |
第六章 风险防范制度应遵循的理念 |
第一节 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 |
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二、市场化与法制化的内涵与作用 |
三、市场化与法制化的互动逻辑 |
第二节 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妥善分层与结合 |
一、债券特性决定了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 |
二、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 |
三、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 |
第三节 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 |
一、债券市场风险防范制度应实现统一规范 |
二、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应纳入债市风险防范框架内 |
三、通过针对性规范适应违约债券交易特性 |
第四节 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平衡理念 |
一、金融效率原则 |
二、金融安全理念 |
三、效率与安全平衡 |
第七章 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 |
第一节 市场整体层次 |
一、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 |
二、提升市场透明度 |
三、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 |
第二节 市场规范层次 |
一、完善多层次规范体系 |
二、规范统一的可能性与现实路径 |
三、现阶段以改进自律规则为主 |
第三节 司法制度层次 |
一、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
二、改进制度保障风险防范机制有效运行 |
三、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多元化风险防范方式 |
第四节 市场监管层次 |
一、统一监管的可能性与壁垒 |
二、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 |
三、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 |
第五节 市场中介主体层次 |
一、信用评级机构 |
二、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第六节 市场主体层次 |
一、针对性信息披露制度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 |
三、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结构 |
第三节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资本市场的理论基础 |
一、实物期权理论 |
二、金融摩擦理论 |
三、资本成本理论 |
四、预防性储蓄理论 |
五、Oi-Hartman-Abel理论 |
六、消息和信任传导理论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资本市场的文献综述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含义和度量的文献综述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文献综述 |
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资本市场的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资本市场的理论和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综合指数的构建 |
第一节 理论研究 |
一、经济政策含义及分类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 |
三、机器学习方法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
第二节 数据统计和模型介绍 |
一、神经网络模型 |
二、变分自编码模型 |
三、样本数据 |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不确定综合指数构建 |
一、向量自回归模型 |
二、脉冲响应函数 |
三、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
第一节 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 |
一、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研究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 |
三、混合数据抽样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和数据描述 |
一、股票指数类数据 |
二、宏观经济指标数据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影响研究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预测研究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一、CEPU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
二、CEPU对股市波动预测研究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第一节 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 |
一、债券市场波动及收益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市场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和数据描述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市波动影响研究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市收益影响研究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债两市相关性的影响 |
第一节 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 |
一、股市和债市的相关性研究 |
二、股债两市相互影响的传导途径研究 |
三、动态条件相关模型DCC-Garch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和数据描述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启示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3)基于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的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组合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资产证券化 |
1.1.2 资产证券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1.3 人工智能的引入 |
1.1.4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1.2 研究对象及概念的界定与作用 |
1.2.1 资产证券化的内涵与作用 |
1.2.2 量化投资的内涵与作用 |
1.2.3 投资组合绩效及标准 |
1.2.4 人工智能的概念与作用 |
1.3 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主要的研究方法 |
1.3.3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与文章结构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投资组合理论机制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 |
2.1 资产证券化整体与细分领域的研究情况 |
2.1.1 资产证券化的内容及定义 |
2.1.2 资产证券化与风险管理 |
2.2 人工智能背景下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研究现状 |
2.2.1 人工智能在资产证券化中应用 |
2.2.2 人工智能的应用现状及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发展 |
2.2.3 人工智能在资产证券化投资组合的应用 |
2.2.4 人工智能在资产组合中的优化研究现状 |
2.3 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发展现状 |
2.3.1 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 |
2.3.2 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 |
2.3.3 中美资产证券化的差异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理想收益率下资产证券化投资组合研究 |
3.1 中国市场资产证券化交易规定 |
3.1.1 资产证券化交易机构 |
3.1.2 资产证券化交易费用研究 |
3.1.3 资产证券化投资税费研究 |
3.1.4 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约束 |
3.2 资产证券化理想收益率模型 |
3.2.1 场景假设与市场调研 |
3.2.2 测试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
3.2.3 理想收益率下交易流程的构建 |
3.2.4 理想收益率下的计算逻辑设置 |
3.2.5 算法实现 |
3.3 实证分析与讨论 |
3.3.1 不同视角的量化分析 |
3.3.2 结果讨论与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资产证券化投资组合预测 |
4.1 资产证券化研究中人工智能的模型选取 |
4.2 资产证券化实验中人工智能模型的数学基础及优点 |
4.2.1 Lasso回归数学基础 |
4.2.2 岭回归数学基础 |
4.2.3 XGBoost数学基础 |
4.2.4 LightGBM数学基础 |
4.2.5 神经网络数学基础 |
4.2.6 SVM数学基础 |
4.3 人工智能模型的实证分析 |
4.3.1 量化实验环境与数据 |
4.3.2 核心程序的构建与实现 |
4.3.3 人工智能模型的量化结果 |
4.3.4 不同投资视角下的模型表现 |
4.4 人工智能模型的Dis指标与分析 |
4.4.1 Dis测评指标的构建 |
4.4.2 不同视角下各人工智能模型的Dis值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人工智能视域下资产证券化投资组合优化 |
5.1 传统优化方法 |
5.1.1 基于梯度下降法 |
5.1.2 复变量法 |
5.1.3 自动微分法 |
5.2 现代优化方法 |
5.2.1 粒子群算法 |
5.2.2 遗传算法 |
5.3 基于遗传算法的投资组合优化 |
5.3.1 投资组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
5.3.2 投资组合优化 |
5.4 本章小结 |
总结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含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可转换债券定价和套利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我国可转债中涉及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
1.1.2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定价研究的意义 |
1.1.3 可转债套利分析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理论定价模型 |
2.1.1 结构化模型 |
2.1.2 简约式模型 |
2.1.3 基于分解思路的定价模型 |
2.2 实证研究部分 |
2.2.1 理论定价模型的实证检验 |
2.2.2 可转债套利策略研究 |
2.2.3 可转债相关公告效应研究 |
第3章 基于路径分解的RCB理论定价模型 |
3.1 理论定价模型部分 |
3.1.1 模型设定 |
3.1.2 符号表示 |
3.1.3 模型假设和限制条件 |
3.1.4 完全分解法:基于路径分解 |
3.1.5 券息价值的计算 |
3.1.6 RCBs的定价公式 |
3.1.7 定价公式的计算 |
3.2 数值计算 |
3.2.1 参数设定 |
3.2.2 与模拟法的结果对比 |
3.2.3 RCB价值分析 |
3.2.4 RCB的条款价值分析 |
3.2.5 RCB的条款之间交互作用分析 |
3.3 结论 |
第4章 RCB理论定价的实证研究 |
4.1 数据描述 |
4.2 模型参数选择 |
4.2.1 股价动态过程的参数 |
4.2.2 无风险利率 |
4.2.3 信用利差 |
4.2.4 定价参数分析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对定价结果影响 |
4.3.2 定价结果描述性分析 |
4.3.3 定价误差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4.3.4 定价误差在不同交易时间阶段的规律分析 |
4.4 结论 |
第5章 可转债套利策略研究 |
5.1 可转债套利策略机制 |
5.2 套利策略的构造 |
5.3 数据说明 |
5.4 套利策略结果分析 |
5.5 买入低估-持有策略研究 |
5.6 结论及启示 |
第6章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公告效应研究 |
6.1 数据说明 |
6.2 研究方法 |
6.3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公告效应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1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公告的股价效应 |
6.3.2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公告的RCB价格效应 |
6.3.3 横截面回归分析 |
6.4 结论 |
第7章 总结与研究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附录 |
附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金融资产相依性的动态Copula建模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内容 |
1.3 论文结构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COPULA理论和动态COPULA模型文献综述 |
2.1 COPULA理论 |
2.1.1 Copula函数的定义 |
2.1.2 Copula函数的性质 |
2.1.3 几种常见的Copula函数 |
2.1.4 Copula模型的估计方法 |
2.2 动态COPULA模型的相关文献综述 |
2.2.1 动态Copula模型的分类及相关文献 |
2.2.2 长记忆Copula模型的相关文献综述 |
2.2.3 混频Copula模型的相关文献综述 |
2.2.4 高维Copula模型的相关文献综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随机COPULA模型的风格股票指数相依性研究 |
3.1 问题的提出 |
3.2 随机COPULA模型 |
3.2.1 随机Copula模型设定及其改进形式 |
3.2.2 改进的随机Copula模型估计方法 |
3.3 实证分析:风格股票指数间的相依性研究 |
3.3.1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3.3.2 边际分布模型的估计结果 |
3.3.3 Copula模型的估计结果 |
3.3.4 样本外分析:风格股票指数随机动态相依性的经济意义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长记忆COPULA模型的铝期货市场相依性研究 |
4.1 长记忆性的定义和问题的提出 |
4.2 长记忆COPULA模型 |
4.2.1 长记忆Copula模型设定 |
4.2.2 长记忆Copula模型估计方法 |
4.3 蒙特卡洛模拟研究 |
4.3.1 模拟研究设计 |
4.3.2 Monte Carlo模拟结果分析 |
4.4 实证分析:中外铝期货市场尾部相依性的长记忆效应研究 |
4.4.1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4.4.2 边际分布模型的估计结果 |
4.4.3 Copula模型的估计结果 |
4.4.4 模型样本外预测能力比较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混频COPULA模型的股票债券市场相依性影响因素研究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混频COPULA模型 |
5.2.1 混频Copula模型设定 |
5.2.2 混频Copula模型估计方法 |
5.3 实证分析:股票和债券市场相依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5.3.1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5.3.2 描述性统计 |
5.3.3 边际分布模型的估计结果 |
5.3.4 Copula模型的估计结果:股债市相依性影响因素分析 |
5.3.5 各经济变量在解释股债市相依性的贡献度分析 |
5.3.6 样本外分析:混频Copula模型研究股债市相依性的经济意义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多元动态偏T COPULA模型的高维变量相依性研究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多元动态偏T COPULA模型 |
6.2.1 多元动态偏t Copula模型及其改进形式 |
6.2.2 偏t Copula模型估计方法 |
6.3 蒙特卡洛模拟研究 |
6.4 实证分析:多个金融资产的相依性研究 |
6.4.1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6.4.2 边际分布模型的估计结果 |
6.4.3 Copula模型的估计结果 |
6.4.4 样本外分析:模型预测能力和投资组合表现比较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文章主要结论 |
7.1.1 基于随机Copula模型的风格股票指数相依性研究 |
7.1.2 基于长记忆Copula模型的铝期货市场相依性研究 |
7.1.3 基于混频Copula模型的股票债券市场相依性影响因素研究 |
7.1.4 基于多元动态偏t Copula模型的高维变量相依性研究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7.2.1 关于动态Copula模型设定的假设检验 |
7.2.2 关于混频数据相依性的研究 |
7.2.3 关于时间序列相依性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超位相关系数的定义 |
附录2 OHANISSIAN等(2008)检验“伪长记忆”过程的统计量 |
附录3 预测似然函数、RC检验及SPA检验的计算方法 |
附录4 50个ETF的名称和代码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6)QDII海外投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图表目录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 选题的背景 |
(二) 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
二、 基本概念和范畴 |
(一) QDⅡ制度的界定 |
(二) QDⅡ制度风险机制及其管理的界定 |
三、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一) 国外QDⅡ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二) 国内QDⅡ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三) 国际资产配置文献回顾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一) 本文的研究方法 |
(二) 本文的研究思路 |
五、 主要贡献及创新 |
六、 本章小结 第二章 QDⅡ制度的理论基础 |
一、 QDⅡ制度的运作原理及影响 |
二、 QDⅡ制度的风险管理理论 |
(一)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
(二) 金融深化理论 |
(三)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 |
(四) 资产组合理论 |
三、 本章小结 第三章 QDⅡ发展历程及国际比较 |
一、 QDⅡ的发展历程 |
(一) 筹划阶段 |
(二) 试点扩大阶段 |
(三) 加速发展阶段 |
二、 QDⅡ的发展状况 |
(一) 发行量呈倒“V”形 |
(二) 多数产品跌破净值 |
(三) 海内外夹缝中难发展 |
(四) 销售海外基金成主流 |
(五) QDⅡ产品发行规模与现存规模情况 |
三、 QDⅡ投资风格分析 |
(一) 分类以股票型基金为主 |
(二) 基金系QDⅡ重仓港股且偏好金融 |
(三) 银行系QDⅡ投向以感熟市场为主 |
四、 QDⅡ基金失败的原因分析 |
(一) 海内外投资文化和体制的相互包容性差 |
(二) 投资过于集中,不能有效的分散风险 |
(三) “次贷”危机引致全球性的经济疲软 |
五、 QDⅡ制度实践的国际比较 |
(一) 韩国QDⅡ制度的实践 |
(二) 中国台湾QDⅡ制度的实践 |
(三) 智利QDⅡ制度的实践 |
六、 本章小结 第四章 QDⅡ海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一、 民生银行QDⅡ产品的突然清盘引起重大社会影响 |
(一) 民生银行QDⅡ产品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二) 民生银仃QDⅡ严品冲击汲的严生及存在问题 |
二、 东亚银行“利财通”投资产品系列1浮亏过半引起强烈反响 |
(一) 东亚银行QDⅡ产品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二) 东亚银行QDⅡ产品投资运作情况及存在问题 |
三、 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业务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
(一) 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二) 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运作情况及面临问题 |
四、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的业务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
(一)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的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 |
(二)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的运作情况及投资绩效分析 |
(三)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存在的问题 |
五、 本草小结 第五章 QDⅡ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
一、 QDⅡ制度的一般风险 |
(一) 市场风险 |
(二) 汇率风险 |
(三) 主权风险 |
(四) 信用风险 |
(五) 跨国监管风险 |
二、 QDⅡ制度的特殊风险 |
(一) 外汇管理风险 |
(二) 机构投资者风险 |
(三) 有效监管风险 |
三、 QDⅡ制度风险的衡量 |
(一) 波动率方法 |
(二) VaR方法 |
四、 QDⅡ制度风险管理的手段 |
(一) 规避与预防风险 |
(二) 分散风险 |
(三) 对冲风险 |
五、 本章小结 第六章 QDⅡ海外资严配置的有效分散风险策略 |
一、 资产配置是一种风险管理手段 |
二、 资产配置理论简介—资产组合理论 |
(一) Markowitz方法 |
(二) 对Markowitz方法的改进 |
(三) 重复抽样 |
三、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进展 |
(一) 考虑市场摩擦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
(二) 考虑流动性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
(三) 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 |
(四) 行为投资组合理论 |
四、 QDⅡ海外资产配置的意义 |
(一) 通过国际化投资对冲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 |
(二) 国际化投资体系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推动力 |
(三) 金融资产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五、 QDⅡ海外资产配置中的市场分散化与行业分散化策略 |
(一) 资严配置的分类和基本框架 |
(二) 国别效应和行业效应及其对资产配置策略的影响 |
(三) 中国证券市场主要行业的国际相关性 |
六、 本章小结 第七章 QDⅡ海外投资风险的管理控制机制 |
一、 QDⅡ风险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 |
(一) 前台交易与后台管理分离原则 |
(二) 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和策略体系 |
(三) 内部审计与独立风险管理原则 |
(四) 互动原则 |
二、 QDⅡ风险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 |
(一) 内部控制的法律法规指引 |
(二) 投资风险检测制度 |
(三) 内部估值体系 |
(四) 内部管理控制 |
(五) 内部控制的组织结构 |
三、 ODⅡ风险外部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
(一) 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缺陷 |
(二) 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 |
(三) 我国QDⅡ监管制度的缺陷 |
(四) 我国QDⅡ制度法律体系存在缺陷 |
四、 加强QDⅡ风险外部监管的政策建议 |
(一) 加强QDⅡ监管的国际合作 |
(二)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
(三) 改变监管理念,完善我国监管模式 |
五、 完善ODⅡ制度风险的法律防范制度 |
(一) 严格挑选QDII主体 |
(二) 完善QDⅡ运营规则 |
(三) 推进QDⅡ制度下的监管合作 |
六、 本草小结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致谢 |
(7)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序言 |
1.1 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1.2 论文的研究框架 |
1.3 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1.5 论文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
1.6 文献综述 |
注释 第二章 金融中心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元素 |
2.1 金融中心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1 金融中心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
2.1.2 金融中心的产业经济学基础 |
2.1.3 金融中心与制度经济学 |
2.2 金融中心构成与运作要素 |
2.2.1 金融中心构成要素 |
2.2.2 金融中心的运作要素 |
2.3 金融中心的基本类型及评价 |
2.3.1 金融中心的基本类型 |
2.3.2 金融中心评价体系 |
2.4 金融中心的监管模式 |
2.4.1 基本监管模式 |
2.4.2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特点与问题 |
2.4.3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特点及问题 |
2.4.4 香港金融监管体制的特点及改革方向 |
2.4.5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 |
注释 第三章 金融中心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
3.1 欧洲早期的贸易与集市催生金融业 |
3.2 西欧金融中心的兴起与更替 |
3.3 金融中心朝多极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 |
注释 第四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发展历程及发展态势 |
4.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发展历程 |
4.1.1 香港金融业以银行主导,长期由英国资本把持 |
4.1.2 香港银行业监管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
4.1.3 香港股市发展自由放任,多次股灾促成市场整合及监管完善 |
4.1.4 香港其它金融市场的发展 |
4.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态势 |
4.2.1 香港金融制度的进一步规范 |
4.2.2 香港金融市场的规模逐步扩展 |
4.2.3 香港金融机构的资本构成有所调整 |
4.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评价 |
4.3.1 相关模型的构成 |
4.3.2 模型的外部指标采集 |
4.3.3 模型的问卷调查 |
4.3.4 模型的结论及特点 |
4.3.5 影响香港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新因素 |
注释 第五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素、主要特色及与内地的关系 |
5.1 香港金国际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 |
5.1.1 战后香港经济转型对本土金融服务需求的带动 |
5.1.2 自由经济管治理念下港英政府的适度干预 |
5.1.3 香港的有利时区位置 |
5.1.4 香港与我国内地市场的特殊关系 |
5.1.5 香港较为健全及独特的司法制度 |
5.1.6 香港的简单低税制 |
5.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色 |
5.2.1 自由港政策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
5.2.2 高度外向及国际化 |
5.2.3 实行货币局制度,由商业银行发钞,货币金融架构特殊 |
5.2.4 银行业集中度高,外资银行占支配地位 |
5.2.5 私人银行业务快速崛起 |
5.2.6 实行“以原则为本”的监管理念 |
5.2.7 香港金融市场逐渐从银行主导转向股市主导 |
5.3 香港与我国内地金融中心的关系 |
5.3.1 香港与内地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
5.3.2 香港与内地的金融关系 |
5.3.3 沪港金融中心关系 |
5.3.4 粤港金融关系 |
注释 第六章 中国经济崛起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
6.1 中国经济崛起的特征与含义 |
6.1.1 经济规模显着提升,中长期发展动力仍然较强 |
6.1.2 市场化与国际化水平提升 |
6.1.3 制度与规则走向规范化 |
6.2 中国经济崛起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
6.2.1 中国在经济崛起中金融服务需求快速扩大 |
6.2.2 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浮现 |
6.2.3 中国货币金融政策的国际影响力扩大 |
6.2.4 中国在经济崛起中,沪京深等金融中心功能快速提升 |
注释 第七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崛起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
7.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主要功能 |
7.1.1 为内地货物进出口服务 |
7.1.2 为境外投资内地服务 |
7.1.3 为内地企业境外股市募资服务 |
7.1.4 为内地机构境外债市融资服务 |
7.1.5 为内地企业境外贷款服务 |
7.1.6 为内地及境外资金跨境投资服务 |
7.1.7 为内地企业投资海外服务 |
7.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发展机遇 |
7.2.1 香港主要金融环节的发展机遇 |
7.2.2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特色及发展机遇 |
7.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崛起中面对被边缘化的挑战 |
7.3.1 香港在中国内地与海外经济往来中的中介角色淡化 |
7.3.2 内地的离岸金融服务需求有所调整 |
7.3.3 香港的国际化特色褪化 |
7.3.4 香港与内地金融中心互补性减少、竞争性增加 |
7.3.5 香港股市及基金业发展面对的新问题 |
注释 第八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对边缘化风险的深层次原因 |
8.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得益于内地封闭及金融服务落后 |
8.2 香港金融制度比内地开放自由,从中获得监管套利 |
8.3 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融合存在制度性障碍 |
8.4 香港奉行自由经济,但欠缺长远战略 |
8.5 迭加性问题 |
8.5.1 香港产业结构存在单一化、虚拟化问题 |
8.5.2 香港的政治体制转型令管治及监管有所弱化 |
8.5.3 香港本土意识抬头 |
注释 第九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前景 |
9.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顺利,香港中心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
9.2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阻力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不如预期 |
9.3 上海功能强化,港深整合,比翼齐飞 |
注释 第十章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我国金融中心建设 |
10.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重新定位、扮演新角色 |
10.1.1 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问题 |
10.1.2 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问题 |
10.2 香港检讨自由经济理念,政府适当有所作为 |
10.3 香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扩阔金融业发展基础 |
10.3.1 借鉴瑞士经验,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东方瑞士 |
10.3.2 推动香港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业发展 |
10.4 粤港排除障碍,加强整合,构建新型互补关系 |
10.4.1 粤港深化经济合作面对新挑战 |
10.4.2 粤港加强合作仍有重要基础 |
10.4.3 粤港合作前景广阔 |
10.5 我国加快体制内金融中心建设 |
10.5.1 从新视角看国家金融发展及金融安全 |
10.5.2 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
10.6 沪港优势互补,强强合作 |
10.6.1 沪港金融中心优势互补 |
10.6.2 沪港金融中心强强合作 |
10.6.3 沪港金融中心实现错位发展 |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
(8)QDII制度对大陆A股市场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QDII制度相关文献综合述述 |
1.2.2 国内QDII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1.2.3 A股H股价差的国外文献综述 |
1.2.4 A股H股价差的国内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本文的结构安排及创新之处 |
1.3.1 本文结构安排 |
1.3.2 本文创新点 第二章 QDII制度的理论基础、背景及国际比较 |
第一节 QDII制度的运作原理 |
第二节 QDII制度的理论基础 |
2.2.1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
2.2.2 资产组合理论 |
2.2.3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 |
2.2.4 金融深化理论 |
第三节 中国资本市场引入QDII制度的背景 |
2.3.1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造就了大批富裕阶层和理财需求 |
2.3.2 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人民币存在较大升值压力 |
2.3.3 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
2.3.4 繁荣香港市场的要求 |
第四节 QDII制度实践的国际比较 |
2.4.1 韩国QDII制度的实践 |
2.4.2 台湾QDII制度的实践 |
2.4.3 智利QDII制度的实践 第三章 QDII发展现状及治理措施 |
第一节 QDII政策大事记 |
第二节 QDII的发展历经程 |
第三节 QDII的发展现状 |
第四节 中国QDII投资风格分析 |
3.4.1 分类以股票型基金为主 |
3.4.2 基金系QDII重仓港股且偏好金融 |
3.4.3 银行系QDII投向以成熟市场为主,区域相对分散 |
第五节 QDII基金失败的原因分析 |
第六节 QDII基金的治理措施 第四章 QD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影响的定性分析 |
第一节 QD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积极影响 |
4.1.1 有利于优化国内市场的投资路径,降低投机行为发生率 |
4.1.2 有利于国内证券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 |
4.1.3 为我国金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带来全方位的投资机会 |
4.1.4 有助于培养国际级投资者队伍,推动投资理念与模式的逐步成熟 |
第二节 QD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消极影响 |
4.2.1 导致国际游资跨境频繁流动 |
4.2.2 引起市场萎靡 |
4.2.3 证券市场的资金分流,可能导致股市动荡 第五章 QDII制度对A股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实施QDII制度前各地股市风险溢价比较分析 |
第二节 QDII对A股市场风险收益的实证分析 |
5.2.1 投资组合风险收益的计量方法 |
5.2.2 各地股市间相关系数的计算 第六章 QDII制度对市场分割及A、B、H股价差的影响分析 |
第一节 A股、H股的市场分割及基本情况介绍 |
6.1.1 影响H股和A股价格差异的因素分析 |
6.1.2 QDII制度和A股、H股市场分割的消除 |
第二节 A股和B股市场波动性、有效性比较及其整合研究 |
6.2.1 研究方法 |
6.2.2 实证研究结果 |
6.2.3 基本结论与评论 |
第三节 QDII制度对A股、H股价差影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
6.3.1 资料与研究方法 |
6.3.2 最优滞后步长P的确定 |
6.3.3 平稳性检验 |
6.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与回归拟合 |
6.3.5 实证结果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结论 |
7.1.1 资本项目和证券市场应逐步开放 |
7.1.2 投资者确立合理的风险和收益预期 |
7.1.3 培育专业人士和服务机构 |
7.1.4 对进出资金严格监控 |
第二节 论文的未来研究方向 附录 |
附录一 QDII开放投资台湾之规定 |
附录二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 |
附录三 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办法 |
附录四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
附录五 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参考文献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致谢 |
(9)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对象 |
1.1.1 利率期限结构定义 |
1.1.2 利率选择 |
1.1.3 期限选择 |
1.1.4 市场选择 |
1.2 选题意义 |
1.3 本文的结构与创新 |
1.3.1 本文的结构 |
1.3.2 本文的创新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述评 |
2.1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经济模型 |
2.1.1 一般均衡模型 |
2.1.2 无套利模型 |
2.2 利率期限结构数量模型 |
2.2.1 样条模型 |
2.2.2 NS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
2.2.3 Hermite插值模型 |
2.3 利率期限结构数量模型使用方法实证 |
2.3.1 样本及方法说明 |
2.3.2 多项式样条实证分析 |
2.3.3 NSS模型实证分析 |
2.3.4 Hermite插值模型实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构建要素分析 |
3.1 数据质量问题的分析与处理 |
3.1.1 数据来源 |
3.1.2 交易数据的质量分析与处理 |
3.1.3 报价数据的质量分析与处理 |
3.2 数据数量问题的分析与处理 |
3.2.1 数据数量存在的问题 |
3.2.2 数据数量问题的影响 |
3.2.3 数据数量问题的处理 |
3.3 改善数据的政策建议 |
3.4 模型关键要素配置 |
3.4.1 多项式样条模型 |
3.4.2 NSS模型 |
3.4.3 Hermit模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比较与选择 |
4.1 交易所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选择 |
4.1.1 交易所市场投资者结构 |
4.1.2 交易所价格数据特征分析 |
4.1.3 交易所市场收益率曲线模型选择 |
4.2 银行间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选择 |
4.2.1 投资者结构分析 |
4.2.2 价格数据特征分析 |
4.2.3 银行间市场收益率曲线模型选择 |
4.3 全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选择 |
4.3.1 构建全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意义 |
4.3.2 构建全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模型选择 |
4.3.3 实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形态分析 |
5.1 中债收益率曲线基本情况 |
5.1.1 曲线编制者 |
5.1.2 曲线基本情况 |
5.1.3 选择的理由 |
5.2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当前形态 |
5.2.1 整体国债收益率曲线当前形态 |
5.2.2 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当前形态 |
5.2.3 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当前形态 |
5.2.4 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当前形态 |
5.3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历史形态 |
5.3.1 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历史形态 |
5.3.2 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历史形态 |
5.3.3 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历史形态 |
5.4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国外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分析 |
6.1 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情况 |
6.1.1 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动情况 |
6.1.2 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动情况 |
6.1.3 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动情况 |
6.2 影响国债收益率曲线主要因素 |
6.2.1 基本面因素 |
6.2.2 资金面因素 |
6.2.3 政策面因素 |
6.3 国债收益率曲线与主要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
本章小结 |
全文总结 |
■ 基本结论 |
■ 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跨市场国债收益率变化关系分析 |
附录二 数据质量偏低对收益率曲线估计的影响 |
附录三 使用零波动率利差法剔除异常点实例 |
(10)中国债券市场定价过程中的主体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1.3 论文的基本框架与内容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中国债券定价偏离的现象与证据 |
2.1 利率期限结构 |
2.2 国内外主流债券定价模型述评 |
2.2.1 国外主流债券定价模型的综述 |
2.2.2 国内利率期限结构研究现状述评 |
2.3 中国债券定价偏离的现象与证据 |
2.3.1 定价模型失效的现象与理由 |
2.3.2 心理实验证据 |
第三章 中国债券定价的金融生态 |
3.1 债券市场的金融生态要素 |
3.2 中国债券市场 |
3.2.1 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情况 |
3.2.2 债券市场构成 |
3.3 债券市场主体 |
3.3.1 债券市场主体分类 |
3.3.2 各类主体参与债市的动机、偏好与行为 |
3.4 中国债券市场的制度约束 |
3.4.1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
3.4.2 制度供给的主体分析:政府行为 |
3.4.3 中国债券市场的制度性变革 |
3.4.4 当前仍然存在的制度性约束 |
第四章 主体行为因子的偏离度模型检验 |
4.1 模型变量设计 |
4.2 模型数据处理 |
4.3 偏离度模型检验 |
4.3.1 交易市场定价偏离Logit模型 |
4.3.2 发行市场定价偏离Logit模型 |
4.4 模型检验的启示 |
4.4.1 缓解交易市场定价偏离的对策 |
4.4.2 缓解发行市场定价偏离的对策 |
4.5 深入研究安排 |
第五章 中央银行影响市场定价行为的实证检验 |
5.1 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目标及发展趋势 |
5.2 影响货币政策对市场行为有效性的因素 |
5.3 我国公开市场操作为提高有效性所作的努力 |
5.4 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行为的实证分析 |
5.5 制约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对市场行为有效性的问题 |
第六章 发行主体债券定价效率研究 |
6.1 发行目的与发行市场 |
6.2 影响债券发行定价效率的因素 |
6.3 发行定价效率比较实证研究 |
6.4 对发行价格差异的进一步研究 |
6.5 发行定价效率差异的原因 |
第七章 交易主体圈子效应和同质效应定价影响实证检验 |
7.1 圈子效应定价影响实证检验 |
7.1.1 圈子效应的定义和内涵 |
7.1.2 银行间市场圈子的特点与作用 |
7.1.3 圈子交易存在性证明 |
7.1.4 圈子现象对主体定价行为的影响 |
7.2 同质效应定价实证检验 |
7.2.1 同质效应的定义和内涵 |
7.2.2 银行间债券发行市场同质效应的实证检验 |
7.2.3 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同质效应的实证检验 |
7.2.4 同质效应债券定价模型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 |
8.1 研究结论 |
8.2 改善主体行为的对策与建议 |
附录 |
债券市场主体定价行为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2003年债市的投资机会与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D]. 阮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D]. 沈艳.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2)
- [3]基于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的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组合优化研究[D]. 卞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4]含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可转换债券定价和套利策略研究[D]. 黄冰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1)
- [5]金融资产相依性的动态Copula建模及应用[D]. 龚玉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2)
- [6]QDII海外投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D]. 李佳峰. 武汉大学, 2013(12)
- [7]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D]. 谢国梁. 复旦大学, 2013(03)
- [8]QDII制度对大陆A股市场价格的影响研究[D]. 龚纪纲. 南开大学, 2010(08)
- [9]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D]. 陈震. 复旦大学, 2009(03)
- [10]中国债券市场定价过程中的主体行为研究[D]. 于建忠. 南京农业大学, 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