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败的是李昌平吗?（论文文献综述）
刘蕊[1]（2020）在《再造乡土性：村庄旅游开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以浙江云村为田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土社会的核心特征“乡土性”,包括具有乡村特色的自然景观、社会构成、乡土文化、生活方式等,正是它吸引着城市居民经常返回农村以缓解“乡愁”。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乡村旅游开发的培育项目,希望以此撬动民间资本,带动城市人财物向乡村回流。但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尽管数量众多,投资巨大,但发展方案趋向同质化,对增加村民收入、带动村庄发展效果有限。在此背景下,对具体的村庄旅游开发案例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对行动者互动细节的社会学分析展现村庄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及其推进逻辑,对于探究村庄持续发展的可行之道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浙江云村旅游开发过程的跟踪调查,对其旅游开发的关键节点、方案博弈及其利害得失展开叙事。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商、设计师、村民等主体在旅游开发中具有不同的行动偏好,展现出各自的能动性和策略。投资者希望“制造”景点,瞄准高端消费者,追求资本增值。地方政府则追求整体规划和规模效应,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村民们更多的是在经济收益的刺激下希望以被雇佣者的角色加入到村庄建设中去,村庄的发展缺乏主体性。旅游开发需要配套大量的基础设施,但自上而下的推行,没有村庄领头人、村外进入的投资者以及村民的协同配合难以贯彻。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方主体的行动都受到自身行动的限制和对方行动的影响。在投资环境、游客需求、政府监管、村民合作能力等因素下,云村旅游开发的不同方案相互竞争博弈,最终走向了融合。对云村案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发现,旅游开发的成功在于从村落空间布局、建筑风貌、村庄社会构成上既保留乡土性,又超越乡土性,实现“乡土性的再造”,在满足游客旅游需求的同时实现村庄传统的保护,让村民受益。
赖君超[2]（2020）在《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研究 ——基于多案例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问题政策层出不穷,及时终结过时、失效的公共政策可以发挥防错、纠错的重要屏障功能,使政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提高整体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促进政治正义,维护社会治理体系稳定。政策终结作为政策周期中的关键环节,不应缺乏理论层面的思考和实践层面的推广。所以,本文以成功的政策终结案例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和实际案例两个层面对政策终结的过程以及背后的逻辑进行分析,以此完善政策终结研究的体系。鉴于国内终结过程的复杂性,研究以约翰·金登（John W.Kingdon）的多源流理论为基础,保留了三大源流、政策之窗、政策企业家等经典分析要素,并将政策终结障碍纳入本文分析框架,修正后的分析框架在发挥原有理论优势的基础上,既可以厘清政策终结中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也为政策终结中各主体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确立了分析框架后,从政策终结的意义和研究综述出发,结合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终结、重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211工程”、“985工程”项目终结、农业税终结四个典型成功案例,归纳出现实情境下公共政策终结的四种方式:爆发—完全终结型、渐减—完全终结型、爆发—部分终结型、渐减—部分终结型,希望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案例涵盖大部分的被终结的政策,在资料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论证,使用案例研究法、对比研究法等方法,以终结过程中的各个重要因素为切入点,归纳得出普适性的结论,构建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的模式,着眼于现实中的案例与路径的有机结合,提出优化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的一系列策略。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我国政策终结的过程模式与多源流理论中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相似,都会受到三大源流、政策终结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偏差,随着问题发酵,问题源流就会凸显并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议题想要被政府采纳还需要合适的备选方案,此时政策源流便开始通过“政策原汤”酝酿专业的建议、主张和方案,而后通过政治源流来确定终结最合适的政治时机。三大源流如果能在适当的时间点发生耦合并冲破重重障碍开启政策之窗,就有机会推动问题政策正式进入政策终结议程。
谭玲[3]（2020）在《四川部分地区不同治疗方案对幽门螺杆菌根治疗效的临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及目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率方面居高不下,这和上胃肠道疾病,特别是胃癌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此外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还与某些胃肠道外疾病关系密切。目前我国乃至全世界在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治疗中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很难彻底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原因在于幽门螺杆菌（H.pylori）针对抗生素具有较高耐药性,使得幽门螺杆菌（H.pylori）根除率逐年降低,因此针对幽门螺杆菌（H.pylori）进行根除治疗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幽门螺杆菌（H.pylori）研究领域的重点与难点课题。本研究通过三种不同方案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疗效来评估四川部分地区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耐药情况,同时结合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以期找到适合四川地区的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经验治疗方案,并对疗效不佳的病人进行胃幽门螺杆菌（H.pylori）培养加药敏,以期获得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法:收集了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期间于四川省三家三甲医院就诊的通过14C或13C尿素呼气试验(14C-UBT或13C)或快速尿素酶试验检测幽门螺杆菌（H.pylori）阳性患者共300例,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三组,所用PPI+铋剂+抗生素1均为:艾司奥美拉唑（进口,阿斯利康）20mg 2次/d,胶体果胶铋（大同大源）200mg 3次/天,阿莫西林（山东鲁抗）1000mg 2次/d,抗生素2:A组（n=100）:呋喃唑酮（北京大洋）100mg2次/d;B组（n=100）:克拉霉素（康美药业）500mg 2次/d;C组（n=100）:四环素（浙江大东）500mg 3次/d。接受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治疗14天,所有治疗疗程结束后停药4周,行14C或13C尿素呼气试验(14C-UBT或13C)判断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的根除结果,同时记录患者的不良反应。对应用上述3个治疗方案疗效不佳的患者取胃窦、胃体胃粘膜组织作胃幽门螺杆菌（H.pylori）培养加药敏,根据检测结果指导用药,并评判幽门螺杆菌（H.pylori）根治疗效。所得资料通过SPSS软件对A、B、C组的一般资料、根除率、症状缓解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成本-效果及疗效不佳的患者胃幽门螺杆菌（H.pylori）培养加药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三种方案一般资料的比较:A、B、C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胃镜检查结果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方案根除率对比分析:在300名患者里面有295例最终完成治疗与随访,有5例为脱落病例。基于意向治疗（ITT）分析A、B、C三组患者的根除率分别为93.0%、77.0%、92.0%,三组患者根除率对比结果具备显着性差异。在这里面:A、B两组患者与B、C两组患者的根除率对比结果具备显着性差异（P﹤0.05）,而A、C两组患者的根除率对比结果不具备显着性差异（P﹥0.05）。基于符合方案集（PP）分析A、B、C三组患者的根除率分别为93.94%、78.57%、93.88%,A、B两组患者与B、C两组患者的根除率对比结果具备显着性差异（P﹤0.05）,而A、C两组患者的根除率对比结果不具备显着性差异（P﹥0.05）。三种方案症状缓解率对比分析:按PP分析,A组显效60例,有效35例,无效4例,症状缓解率为95.95%;B组显效59例,有效29例,无效10例,症状缓解率为89.79%;C组显效61例,有效32例,无效5例,症状缓解率为94.89%,3组患者症状缓解率比较差异不存在显着性（P>0.05）。三种方案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分析:三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3.2%,29.5%和28.5%,三组间对比结果不具备显着性差异（P>0.05）。三组治疗方案成本-效果对比分析:A组277.76元,B组414.96元,C组280.84元,可见A组提升单位治疗效果所需成本最低。疗效不佳的患者胃幽门螺杆菌（H.pylori）培养加药敏试验结果:对应用上述3个治疗方案疗效不佳的33例患者取胃窦、胃体胃粘膜组织作胃幽门螺杆菌（H.pylori）培养,33例胃黏膜标本培养阳性的有12例,培养阳性率为36.36%,在12例幽门螺杆菌（H.pylori）培养阳性的标本组织中,经过药敏试验其中对阿莫西林敏感率为75.0%,对呋喃唑酮敏感率为83.3%,对四环素敏感率为83.3%,对克拉霉素敏感率为25.0%,对左氧氟沙星敏感率为33.3%,对甲硝唑敏感率为25.0%,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再次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共11例患者根除,根除率为91.66%。结论:含阿莫西林、呋喃唑酮与含阿莫西林、四环素的四联方案在根除治疗幽门螺杆菌（H.pylori）方面要比含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四联方案更具有效性,而含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和含阿莫西林、四环素四联方案组在提高单位治疗效果上所需成本是最低的,因此四川地区尤其是耐药率高的川南地区,在开展经验性治疗幽门螺杆菌（H.pylori）临床实践当中,应将含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和含阿莫西林、四环素的这两个四联方案作为根除Hp经验治疗的首选方案。幽门螺杆菌（H.pylori）培养加药敏试验对于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补救治疗是安全和有效的,并且可以使临床中抗生素的选择更具针对性,明显提高根除率,为幽门螺杆菌（H.pylori）药敏试验的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一定依据。
田野[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孙玥[5]（2019）在《村社型资金互助运行机理研究 ——以河南信阳郝堂村为例》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金融问题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在顶层体制机制上下功夫,鼓励开展农民合作金融试点,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起来,构建适应农业农村发展新金融体系。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改革要求。当前我国的政策导向主要围绕专业合作社内部发展合作金融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求改变“重农业轻乡村”的观念,必须摆脱只重视产业的单纯经济思想。实现乡村振兴,只重视单一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不够,还需要发展其他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服务平台。我们认为,村社型合作金融在扶助小农户家庭生产经营、实现村社联动及助推乡村振兴有显着优势,今后的农村金融改革工作应该重视村社型资金互助的发展。村社型资金互助是一种的新型的资金互助模式,与其他资金互助一样,村社资金互助秉承“社员制、封闭性、民主管理、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不对外投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权利平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制度。村社资金互助与一般的资金互助又存在着不同之处,它是以村社为边界且具备养老功能的资金互助,根据中国乡建院项目设计要求,村社型资金互助还必须奉行“民办、民管、民受益”以及“经营借贷不出村、信用合作促发展、利息收益敬老人”的原则,既是一种以信用合作为基础,由村民自主管理,将互助业务限制在村社范围内,收益用于养老分红的经营形式。本文以河南信阳郝堂为例,分析村社资金互助的具体做法、特点及优势。村社型资金互助之所以得到认可及发展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有能够控制风险的内部机制;三是由于提升了农村基层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和主导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从而助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村社型资金互助运行机理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小农迫切需要合作合力才能避免“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化的趋势和命运;农村急需重建命运共同体、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在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下,内置合作互助金融——村社型资金互助,是重新组织农民和完善村社共同体的最佳途径。第二,村社型资金互助是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社区金融,相较于一般的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具有应对农村老龄化,扶持养老合作、实现部分财产经营权抵押流转、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集体所有制、充分发挥村两委组织作用、实现村民民主自治等优势,是多种运行模式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第三,村社型资金互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但作为创新型新生事物因缺乏经验,受到相关法律制度空缺、资金利用不够丰富、融资渠道匮乏、人员专业素质低下、内部管理体制制度缺陷等因素的影响,村社型资金互助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障碍。
王磊光[6]（2018）在《集体如何可能 ——以未完成的“龙口实践”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指明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是普通人,或者说,相对于部分位于金字塔中端和顶端的社会精英来说,更多的人处于社会底层。精英在成为精英之后,首先要逃离原属的群体,而对于底层民众来说,集体既是他们生活意义的来源,也是他们的武器。19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以及人民公社的最终解体,中国农村开始步入个体化的进程,随后的市场化改革和打工潮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个体化。没有集体来组织农民,农民更是无法把自己组织起来,集体文化和公共生活也都消散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出了问题。在精英和底层民众的区隔越来越坚不可摧的情况下,中国农民在文化和权利上显然处于一种更艰难的境地,遭受着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苦痛。今天的总体文化该对农民做出一种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农民该怎么样过日子,该怎么样应对时代挑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讨论农民与集体再造的问题。本论文的调查对象是一个名为龙口的小山村,在返乡农民工朱庆元的带领下,龙口集中了土地,把村民重新组织了起来,一起开展农村建设。组织农民开展建设的过程充满艰辛,困难重重,尤其是面临了很多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上的障碍,目前仍难以突破。龙口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推动着他们的建设一步一步向前,至今仍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前景也不容乐观,但他们的实践对于个体化时代重建农村集体的可能性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为农村未来走向提供了一种参考,并贡献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论文的“引子”以作者的村庄（非上面提及的龙口）为对象,分别记录了2012年、2015年、2017年的三次观察,其目的是用描述的方式提出问题:集体生活的消失,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集体文化又会在今日的农村生活中偶尔消长?在国家和个人之外,我们今天还需要集体吗?集体还有可能吗……第一章主要是梳理了中国社会文化总体特征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是群体本位,毛泽东时代是集体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日益个体化。在此基础上,论文讨论了农村社会个体化的原因及其危机,并提出:要克服今日农村社会的深层次文化危机,必须要通过重建民众的集体来重建农村社会。然而,“建构新的农村集体”并不能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而存在,首先仅仅只是一个假设。第二章描述和记录了龙口的历史变迁、土地和人口数量、文化,尤其是重点描述了分田到户之后的社会状况。本章的写作目的是为后文记录和讨论龙口实践提供一个物质和文化背景。第三章重点记述了龙口人集中起来三次修路,自主开展塆落整治的曲折过程,简要交代了龙口人目前正集资建宾馆,试图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情况。同时,论文还勾勒了辛夷县另外两处乡村振兴的实践,以此作为龙口实践的参照。第四章主要是对第三章所记述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了三种建构农村集体的实践,因领导人的身份和所具备的资源不同而表现为三种模式:村民自主型、告老还乡型、资本下乡型。在此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民众的参与问题,不仅有身体性的直接参与,还有借助新媒介手段而实现的“不在场的参与”——后者切合个体化时代的发展需要,越来越表现出重要的地位。村庄权威带动与民众的深度参与是重建新的农村集体的前提和基础,二者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也就是集体内部的“民主性”问题,也是一个集体能否长期健康运行下去的关键因素。第五章讨论了集体的重建离不开两条腿走路:一条,通过创造积极的文化感觉来重建新的农村文化——“文化感觉”是本论文的重要概念;另一条,通过重建集体经济来支撑集体组织,而要创立集体经济,在当下的主要思路是发展产业。这两条思路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实现集体的再生产。第六章首先描述了龙口宾馆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体制障碍和权力部门的打压,然后探讨其原因。“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组织”中的“集体”其实是一个“主体”虚化了的概念,农民早已丧失了建设家园的主体性,以及由此决定了官员们的行事方式是“目中无人”,他们没有勇气去发现和激励农民的向上之心,不能保护农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和创造性。除了体制上的障碍、权力部门的打压及其带来的人心动摇的危机之外,龙口的“集体”面临的另一个危机在于:从2014年至今,它在制度建设上一直没有建树。第七章从理论启示、可操作的传统等方面做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梳理,探讨了“如何想象新的农村集体”的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要创造新的农村集体,必须要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化和情感的政治,以此来实现人的改变。从整体结构上来看,除过“引子”,论文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章提出重建农村集体的命题,第二到六章则是通过对具体实践的描述和分析,来讨论重建集体的可能性,最后一章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想象集体的问题。本论文认为,对于新的集体的想象,就是在想象一种新的组织社会的方式,它既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实践,更是一种情感和文化转向,维系这种组织方式的是一种由新的人际关系和充满关怀的情感所构成的“共同文化”。共同性是集体形成的基础,融化于各种实体当中,我们不能把某一个类型的集体,当做是一切集体。集体的共同性需要一套表征系统叙述出来。共同性叙述得越充分,这个集体的基础就越强,支持集体的力量就越大。反之,其基础就越弱,集体的具体形态就越不稳定。叙述共同性的过程,就是集体文化生长的过程。
贺雪峰[7]（2017）在《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文中提出在当前国家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实际上,当前乡村建设存在四种差异极大的乡村建设:一是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二是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三是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四是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不同类型乡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其实完全不同。因此,对乡村建设实践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
熊万胜,刘炳辉[8]（2017）在《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文中研究表明围绕中国乡村发展应该采取"进取"还是"保底"的不同思路,产生了"李昌平-贺雪峰争论"。李贺争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其实是中国乡村发展的自主性问题。在乡村整体对城市呈现依附式发展的背景下,乡村的发展类似于一种"突围"。李贺二人都不反对乡村争取发展自主性的努力,其区别在于自主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实现路径,李昌平更倾向于基于集体的自主发展,贺雪峰更倾向于基于个体家庭的自主发展。怎么实现这两种思路的统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的家庭经营模式、新的集体或家庭经营业态,以及乡村的自主多元发展,或是可行的思路和路径。
李炜玮[9]（2017）在《郝堂村：当代乡村建设的一则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旨在于通过对河南省信阳市一个乡村建设项目的个案分析,探讨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导形式——政府主导型乡村建设,在项目的前期构想、实施与后续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文章主要参照发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回应当前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发展实践,并借鉴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探索与争论,反思当前的乡村建设实践。当前的乡建运动本质上是由地方政府出资进行的农村旅游开发,乡建人员作为其中的一股力量,与地方政府、外来投资商一起参与进村庄的改造建设中。各方都带着不同的目的与利益诉求,村庄的旅游开发实际上一场各方权力的较量。乡建者以规划团队的角色,与政府部门签订合同,作为乙方很难去改变地方即有的政治格局。外来投资商与政府部门合作,可以附生于项目开发,使地方村民相对处于劣势。地方政府、村民与乡建团队在建设之初虽然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与诉求,但是在建设过程中获得利益的村民、基层行政人员会与非政府组织形成利益共同体,角色之间也会发生互换与融合。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陈序经曾质疑乡村建设的代表性,当前的乡村建设示范价值也十分有限,地方政府以全区之力打造的两三个村庄,能够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并在媒体中频频曝光,实际上延误了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与解决,相对剥夺了其他农村的建设资源与发展机会,对于农村问题的全局仍是于事无补的。郝堂的乡村建设,从2009年4月开始,村民在李昌平帮助下成立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2011年3月,孙君带领的北京绿十字团队与平桥区政府签订茶人家项目,开启了李昌平与孙君合作建设郝堂的阶段;2013年3月茶人家项目结束至今,村庄进入自主发展阶段。从2009年到2016年,郝堂的乡村建设已经走过了八年时间,李希望能以资金互助社为切入点恢复村庄自我造血能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权、财权、事权、治权的统一。2013年郝堂村入选全国首批十二个美丽乡村名单,游客的涌入推动了村庄土地价格的升值,引发新一轮的民间投资建设热潮。大量关系户以申请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名目进行圈地;项目建设中拥有大量土地和资产的村旅游公司,迫于行政风险只进行简单的房屋租赁和土地转包业务;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大量涌入单一同质化的农家乐经营。乡建团队试图通过村民组织、文化重建等形式,达到重新修复乡土文明的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不得不借助政府的行政资金与执行力来推动乡村建设,建设中的利益争夺与建设后出现的贫富差距,都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着村庄原有的社会脉络。
贺雪峰[10]（2017）在《乡村建设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农村人口进城,农村空心化和变得萧条具有必然性。在这种背景下,保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成为乡村建设的重点与关键。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就需要改进国家资源下乡的办法,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挖掘农村传统组织资源,发挥既有组织资源的作用。
二、失败的是李昌平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失败的是李昌平吗?（论文提纲范文）
（1）再造乡土性：村庄旅游开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以浙江云村为田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二、云村的旅游开发 |
| (一)田野概况:云中的“凤凰村” |
| (二)云村旅游开发的过程 |
| 三、旅游开发中的不同行动者的偏好 |
| (一)资本:“制造景观”与“瞄准高端” |
| (二)政府:村落保护与村庄发展 |
| (三)设计师:美学实践与艺术表达 |
| (四)村民:改善生计与参与经营 |
| (五)小结 |
| 四、乡村旅游开发中乡土性的传承、融合与再造 |
| (一)改而不拆:村落空间的布局优化 |
| (二)旧瓶新酒:老屋的功能重构 |
| (三)合作生利:村庄社会关系的重构 |
| 五、结语:云村旅游开发的社会学解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研究 ——基于多案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政策终结研究综述 |
| 二、多源流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公共政策 |
| 二、公共政策终结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理论概述:多源流理论 |
| 二、政策终结中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可行性探讨 |
| 第三章 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多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选取依据 |
| 第二节 食品质量免检制度 |
| 一、政策出台:提升行业效率 |
| 二、问题爆发:三鹿奶粉事件 |
| 三、政策终结:爆发—完全终结型 |
| 第三节 重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
| 一、政策出台:创新医疗体制 |
| 二、问题爆发:上清寺医改事件 |
| 三、政策终结:爆发—部分终结型 |
| 第四节 农业税政策 |
| 一、政策发展:重要税收来源 |
| 二、问题发酵:农民负担过重 |
| 三、政策终结:渐减—完全终结型 |
| 第五节 “985工程”、“211工程”项目 |
| 一、政策出台:建设一流大学 |
| 二、问题发酵:资源配置不均 |
| 三、政策终结:渐减—部分终结型 |
| 第六节 案例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政策终结过程的逻辑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源流:政策终结的逻辑起点 |
| 第二节 政策源流:政策终结的策略基础 |
| 第三节 政治源流:政策终结的决定因素 |
| 一、国民情绪 |
| 二、党的执政理念 |
| 三、政府换届和关键的人事调整 |
| 第四节 政策终结障碍:政策终结的利益冲突 |
| 一、政府部门阻碍 |
| 二、政策受益者阻碍 |
| 三、政策惯性 |
| 四、政策终结成本 |
| 第五节 政策之窗开启:政策终结的重要契机 |
| 第六节 中国情境下的政策终结过程模式 |
| 第五章 优化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的策略选择 |
| 第一节 夯实制度基础,发掘问题政策 |
| 一、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制度 |
| 二、构建合理的综合指标体系 |
| 三、健全常规的信息反馈机制 |
| 第二节 理清支持力量,选择恰当方案 |
| 第三节 有效引导舆论,善用政治环境 |
| 一、借助媒体力量为终结造势 |
| 二、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主导作用 |
| 第四节 消除终结障碍,平衡利益关系 |
| 一、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意识 |
| 二、加强政策终结宣传教育 |
| 三、建立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
| 四、立新政废旧政并行出台 |
| 五、合理控制政策终结成本 |
| 第五节 把握政策之窗,推动终结议程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四川部分地区不同治疗方案对幽门螺杆菌根治疗效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英汉缩略词对照表 |
| 幽门螺杆菌与疾病的关系及根除治疗的相关进展(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村社型资金互助运行机理研究 ——以河南信阳郝堂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基础理论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基础理论 |
| 一、合作金融理论 |
| 二、内置金融理论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五、农村信贷配给理论 |
| 第二节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 一、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是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 |
| 二、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 |
| 三、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是构建新型农村生产关系的纽带 |
| 第三节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理性选择 |
| 一、小农户的发展需要农村集体经济的协助 |
| 二、农村集体经济壮大需要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支持 |
| 三、村社型资金互助: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的新形式 |
| 第三章 村社型资金互助运行机理 |
| 第一节 村社型资金互助运行机理 |
| 一、开展村社型资金互助的合法性 |
| 二、村社型资金互助的制度框架 |
| 三、村社型资金互助的业务范围 |
| 四、村社型资金互助的服务对象 |
| 五、村社型资金互助的成本与定价 |
| 六、村社型资金互助的资金借贷及运用 |
| 七、村社型资金互助的风险控制体系 |
| 第二节 村社型资金互助的特点及功能 |
| 一、村社型资金互助的特点 |
| 二、村社型资金互助的功能 |
| 第四章 郝堂村的村社资金互助 |
| 第一节 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 |
| 一、郝堂村基本情况 |
| 二、郝堂村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郝堂村资金互助社的做法及成效 |
| 一、郝堂村资金互助社的做法 |
| 二、郝堂村资金互助社的特点 |
| 三、郝堂村养老资金互助社的成效 |
| 第三节 郝堂村的资金互助发展难点 |
| 一、法律地位未被完全认可 |
| 二、集体资金在使用方面缺少内外监督 |
| 三、资金来源渠道匮乏 |
| 四、吸收存款用途单一 |
| 五、管理主体不够明确 |
| 六、缺乏专业管理人员 |
| 第四节 对郝堂村村社资金互助发展的思考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及对策 |
| 一、建立健全资金互助组织法律制度 |
| 二、明确村社型资金互助的相关监管部门 |
| 三、从政策及资金方面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四、构建内置金融与外部金融相对接的模式 |
| 五、寻求多方融资途径 |
| 六、明确村社资金互助的管理主体 |
| 七、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系 |
| 八、制定合理的分红方案 |
| 九、完善服务体系加强风险管理 |
| 十、建立贷款小组制度 |
| 十一、培养和引入专业型人才 |
| 十二、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6）集体如何可能 ——以未完成的“龙口实践”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子：从我的村庄开始 |
| 第一章 农村生活的危机与“新集体”的假设 |
| 第一节 从群体本位到集体主义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的个体化及其危机 |
| 第三节 一个假设：重建新的农村集体 |
| 第二章 龙口这个地方 |
| 第一节 历史概况 |
| 第二节 土地与人口 |
| 第三节 文化 |
| 第四节 分田到户之后 |
| 附记：多云村 |
| 第三章 龙口实践：他们自己组织了起来 |
| 第一节 修一条出路 |
| 第二节 塆落整治 |
| 第三节 作为比照的两处实践 |
| 第四章 重新组织起来的三种模式 |
| 第一节 三处实践之比较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视野里的“告老还乡”与“资本下乡” |
| 第三节 集体建构中的民众参与 |
| 余论 |
| 第五章 龙口实践：两条腿走路 |
| 小引：从一次“集体上访”开始 |
| 第一节 创造新的“文化感觉” |
| 第二节 打造一份产业 |
| 第三节 集体组织的血液与后盾 |
| 余论 |
| 第六章 未完成的龙口实践：困境与危机 |
| 小引：龙口宾馆是怎么建起来的 |
| 第一节 创业难 |
| 第二节 对一份《罚款通知书》的讨论 |
| 第三节 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思考 |
| 余论 |
| 第七章 如何想象新的农村集体 |
| 小引：龙口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集体吗 |
| 第一节 理论资源：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 |
| 第二节 “可操作”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响 |
| 第三节 创造新的情感和文化的政治 |
| 结束语,或回到问题的起点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论文提纲范文）
| 乡村建设的四种类型 |
| (一) 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 |
| (二) 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建设 |
| (三) 城市中产阶级品位的乡村建设 |
| (四) 借中产阶级梦呓来赚钱的乡村建设 |
| 三产融合的乡村建设 |
| 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
| 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乌托邦 |
| 为大多数农民进行保底的乡村建设 |
| 乡村的前途与保底建设 |
（8）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论文提纲范文）
| 进取或保底:中国乡村建设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 |
| (一) 郝堂村:李昌平“进取”乡建思路的样板 |
| (二) 蓄水池:贺雪峰“保底”乡建思路的核心 |
| 自主发展与依附式发展: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问题 |
| (一) 当前乡村的依附式发展 |
| (二) 家庭的自主与集体的自主 |
| 城乡融合前景下的集体经济和家庭经营 |
| (一) 集体经济和家庭经营的新契机 |
| (二) 鼓励乡村的多元自主发展 |
（9）郝堂村：当代乡村建设的一则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1. 发展研究 |
| 2. 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
| 3. 农民研究 |
| 三、研究过程与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郝堂村的地理、历史与经济 |
| 第一节 历史与地理 |
| 第二节 经济状况 |
| 第二章 “乡建”进场:构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李昌平的金融互助社设想 |
| 第二节 孙君的理念与实践 |
| 第三节 茶人家项目的规划构想 |
| 第四节 构想的实施 |
| 1. 风水与发展观 |
| 2. 资金汇集 |
| 3. 土地流转 |
| 4. 补贴款的发放 |
| 5. 建筑样式 |
| 第三章 村民对“乡建”的回应 |
| 第一节 返乡青年与农家乐的经营 |
| 第二节 周边村组的参与 |
| 1. 租车生意 |
| 2. 卖莲蓬的生意 |
| 第三节 教育与村民组织 |
| 第四章 “乡建”带来的问题 |
| 第一节 核心区与非核心区的贫富差距 |
| 第二节 土地转租 |
| 1. “套项目”的外来关系户 |
| 2. 村委的土地转包经营 |
| 第三节 投资经营风险 |
| 1. 投资风险 |
| 2. 核心组的经营压力 |
| 第五章 分析 |
| 第一节 参与式发展下的层级权力博弈 |
| 1. 参与式发展 |
| 2. 乡建团队与政府 |
| 3. 项目制下的各层级部门 |
| 第二节 村民、官员、NGO不同主体的界面融合 |
| 1. 政府与非政府 |
| 2. 村民与外来老板的合作 |
| 第三节 乡建的话语术 |
| 1. 可见与不可见 |
| 2. 成果表述中的主体置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田野小结 |
| 致谢 |
（10）乡村建设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不同目标的乡村建设 |
| 2 乡村建设的重点应在提高农民组织能力 |
| 3 提高组织能力要善于利用“人”的资源 |
| 4 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 |
| 5 小结 |
四、失败的是李昌平吗?（论文参考文献）
- [1]再造乡土性：村庄旅游开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以浙江云村为田野[D]. 刘蕊.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2]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研究 ——基于多案例的分析[D]. 赖君超. 南京大学, 2020(04)
- [3]四川部分地区不同治疗方案对幽门螺杆菌根治疗效的临床研究[D]. 谭玲. 西南医科大学, 2020(11)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村社型资金互助运行机理研究 ——以河南信阳郝堂村为例[D]. 孙玥.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2)
- [6]集体如何可能 ——以未完成的“龙口实践”为考察对象[D]. 王磊光. 上海大学, 2018(06)
- [7]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J]. 贺雪峰. 探索与争鸣, 2017(12)
- [8]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J]. 熊万胜,刘炳辉. 探索与争鸣, 2017(12)
- [9]郝堂村：当代乡村建设的一则案例研究[D]. 李炜玮. 南京大学, 2017(05)
- [10]乡村建设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J]. 贺雪峰. 探索,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