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美和东亚的外资管理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周冲[1]（2021）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文中认为自19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就一直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先后实行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历经2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依然未能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问题特别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索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考察生产要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立足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以时间为主线,较全面地、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自民族独立后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每个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从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出现的激进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温和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转变,形成了钟摆式运动。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都取得了显着的阶段性成就。随着每种发展模式的长期推行,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某种极端,导致两种模式的转换往往是“断裂的”,即后一种模式往往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否定和政策的大转向。在每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总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当危机来临却实行180度大转弯,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变往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经济的“钟摆式”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并不连续,加剧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得拉美国家依然无法摆脱依附性地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各国政府的做法往往极端化。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信奉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只需做好“守夜人”角色即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又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完全的市场化,但快速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引发一些国家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伤害了民众的利益。步入新千年后,拉丁美洲新上台的一些左翼政权,又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改变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也表明不能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这说明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拉美经济发展的钟摆现象造就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都成为拉丁美洲鲜明的标签。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裕的地区,拥有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矿产、能源资源以及各类农、林、畜、渔产品。然而具有丰富资源的拉丁美洲,外向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丁美洲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某种或少数几种自然资源出口,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了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工业增长的乏力、收入分配的明显差距、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殖民历史的传统和不利的制度条件都导致拉美迈过“贫困陷阱”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究其根源,是拉丁美洲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制度遗产,在独立后的两百年间其政治、经济制度虽几经转变,但依然未改变“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确保竞争性民主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毕九川[2]（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沈华麟[3]（2020）在《新李斯特“独立自主”工业化思想及其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中国核心技术缺失的问题暴露无遗。中国长期以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流行在中国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发展原则导致众多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因而,自主创新越来越受到关注,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也被频繁提及。在论述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之前,有必要对传统的李斯特工业化思想做一定的介绍。李斯特在19世纪初就针对落后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提出了大量的真知灼见,其认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主动改造生产结构以实现经济赶超,而非按照李嘉图式的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来约束国家行为,使其专业化于贫穷。李斯特工业化思想对后来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世界上落后国家实现民族国家崛起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本文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传统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生产力为理论基础,并以经济发展阶段论、国内产业间及产业内循环、关税保护制度和货币金融体系为外延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为德国扭转输出原材料和进口工业品的“坏”的贸易结构提供可能性,使得德国的新兴工业能够独立于强大的英国工业体系,免受其控制。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出现了众多变化,美元霸权的出现,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经济特征以及信息化和模块化的生产革命催生了新的全球价值链。这些重大变化使得在新的形势下落后国家施行经济赶超变得更为困难,而故步自封地坚持传统李斯特工业化政策对于这些国家产业经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是有害的。传统的李斯特工业化思想因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变化而需要逐渐修正和创新,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随之应运而生,对此第三部分进行了详细阐述。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是在李斯特工业化思想的基础之上通过理论修正和创新发展而来,坚持李斯特工业化的思想精髓,仍以国家生产力为理论基础,发展出了关于资本能量生产率理论、高工资经济理论、新发展阶段论、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市场保护说和主权货币论等一整套理论体系。新李斯特工业体系的推进为落后国家改善生产结构,实现进口低端产品和出口高端产品的“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向。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的条件下,其对于提升国家在价值链上的优势地位,避免在产业链上受制于人,为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地位提供了现实路径。面对愈加复杂的现实社会环境,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呈现扩展之势,对现实的解释力也一步步增强,成为新时代下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武器之一。而后,在第四部分中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归纳法来分析二战后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工业化问题,并通过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的角度探讨出现“东亚繁荣”和导致“拉美陷阱”的原因。认为土地改革与收入分配、高工资经济与进口替代时限、贸易保护方式的选择和农业现代化等因素是两个地区产生不同工业化结局的重要原因,而这些原因则是体现了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对于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的不同理解,拉美遵循的是一种“肤浅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而东亚则践行动态熊彼特式的发展观。最后,本文分析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和可借鉴性。首先,通过新李斯特思想的四大标准因素,即对外贸易、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统一国内市场和货币金融检验并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并非李斯特式国家发展模式,其在众多领域存在“高端产业低端化”的现象;然后,提出从目前的国际环境看,外向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在未来将受到重视,而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为内向型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和丰富的论述材料,是在新形势下维护国民经济独立性与自主性的重要理论。因此,本文在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前提下提出了新李斯特工业化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并提出了高端产业和产业的高端环节保护、发挥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本优势、统一国内市场以及实现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平衡增长等主张。
菩提（Budi Kristanto）[4]（202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整个世界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至今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现代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所践行的道路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作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化道路可以分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构成了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局面,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印尼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现代化起步较晚。16世纪末沦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独立初期,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采取激进的非殖民化措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秩序混乱。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使印尼经济较快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印尼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积累,目前,印尼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位居东南亚国家前列。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尼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相互借鉴,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就相似之处而言,中国和印尼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指引发展方向、高效而权威的政府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就不同之处而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印尼早在世界经济大融合时期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印尼在1988年1月苏哈托倒台以后逐步过渡为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印尼的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两国相比较的结果证明,中国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国情更复杂,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最显着,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值得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为此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多领域协调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指引,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磅礴的精神力量。
徐征[5]（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止后同步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经济改革内容,其对世界经济最终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不同于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持续降低关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始终以渐进推行为第一原则,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既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国际社会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产生新要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表文章建议加速资本账户开放,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但针对这一提法,大量专家学者关心中国在国内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情况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何种程度的成本,引起了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普遍讨论,并延续至今。在国内外改革要求和学界争论的背景下,理清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帮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建议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思考,赞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向效应”,即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因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资本流动体量与方向的改变产生抑制经济平稳发展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环境是否超过阈值决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终净效用,不赞同一些研究对资本账户开放作用做单向判断的做法。在分析资本流动变化后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结果整体优于非高收入国家后,表明各国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借助美国、德国、日本、拉美三国和泰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经验,证明了国内经济与制度等“拉动因素”与外部经济环境与压力等“推动因素”都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为构建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还分析了经济与金融周期和美元周期的判定与划分方式,并总结了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情况和中国的外部压力情况,为实证分析和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基础回归证明了样本期内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作用并不显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改变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衡量方式做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替换法定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部门比较优势、外汇储备和制度环境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最为显着。实证分析的第三部门利用分组回归方式探究外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结果证明在美元处于弱势期时,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无论世界经济周期处于繁荣或衰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均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衰退期不利于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既受国内诸多“拉动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推动因素”影响,同时证明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期望收益大于其他非高收入国家。本文最终将研究标的锁定在中国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资本流动体量显着增加,但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动净收益率长期较低等问题开始显性化。在分析中国制度与金融改革尚需进行,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到窗口期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中、短期内应保持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原则,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滞后于中国内部的制度优化与金融改革,“三元悖论”也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同时建议应充分考虑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提出可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有限的资本账户内容互补性合作,如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试点试验,在效果理想的情况下扩大到面对全世界的资本账户开放。
王效云[6]（2020）在《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用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解读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曾是最有希望实现对发达国家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然而,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债务危机,似乎证明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危机扭转了之前良好的赶超势头,并促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型。人们因危机爆发而否定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然而,新自由主义没能将拉美国家重新拉回到赶超轨道上,反而使拉美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而且危机和动荡不断,拉美国家随之落入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之中。与此同时,社会方面出现了倒退,贫困和两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21世纪以来拉美一些国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其中以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最为突出。这一新的发展理论和模式将矛头指向积怨已深的社会矛盾,试图通过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和社会矛盾,减少贫困,在经济领域则实行国有化,将重要部门的私有产权变为国有产权,以便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这一发展模式在21世纪最初十年展现出颇具希望的势头之后,很快归于沉寂了,这些国家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中。拉美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他们对有可能改变落后现状的理论和模式抱有极大地热情,拉美国家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试验田。然而,拉美国家至今仍没有找到那条真正能使其实现赶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自进口替代工业化以来的所有发展模式,在拉美国家都失败了?如何看待拉美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摆脱发展困境的突破口和出路在哪里?本文以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采用较长时期的历史视角,针对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抽取演化发展经济学市场、技术与制度的三个关键考察角度,进行经济发展的长历史纵向分析和对比东亚经济发展的横向分析,得出研究结论:生产结构是拉美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经济发展是生产结构特定的,只有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才能带来发展,而拉美国家生产结构却专业化于低端的、远离技术中心的、报酬不变或递减的生产活动。正是因为这样的生产结构,使得拉美国家缺乏对知识、技术和创新的内在需求,无法启动技术和创新这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的特质,意味着产品市场基本都是完全竞争的,难以为国民福利的增加提供基础;低端的生产活动生产环节少、产业链条短,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也难以形成产业间的协同效应。造成这种生产结构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放弃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不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选择和干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所,政府干预是实现赶超和发展的前提,而是因为政府干预的方式和方向出现偏差,没有遵循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其营造有序运转的大规模市场和建立相应的内生技术能力。对于拉美国家来说,要突破经济发展困境,就要在生产领域谋求大变革,综合借助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政策等有利于生产和创新的工具,建立和发展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改变当前的生产结构。
周进[7]（2019）在《美国IFDI和OFDI时空演变及OFDI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FDI已成为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和生产要素国际化的重要力量。美国拥有着全球最大体量的IFDI和OFDI,其资本的跨境流动及其空间分布更应得到重视。中国作为保有最大规模IFDI和OFDI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差距正有所减小,但如何提升FDI的质量,确定FDI的长远发展战略仍需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因此,详细分析美国IFDI和OFDI的空间格局及其OFDI影响因素,对掌握全球FDI布局趋势是非常必要的,也对中国进一步高效发展FDI有参考和启示作用。本研究以美国IFDI和OFDI为研究对象,以垄断优势理论等为指导,在建立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总结刻画了 1990-2016年美国IFDI和OFDI在全球的变动状况,并着重探究了美国IFDI和OFDI时空演变格局,以揭示其发展规律。进而运用GMM和逐步回归分析法测度美国OFDI影响因素,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对中国发展FDI的政策思考。本研究数据主要搜集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透明国际（TI）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美国IFDI和OFDI流量和存量有着明显差异。IFDI和OFDI流量及占比都呈稳定发展的态势,而存量及其占比波动较大。分别来看,IFDI流量和占比均小于OFDI流量及占比。IFDI流量匀速增长,占比则先缓慢下降-快速上升-迅速回落-后平稳发展;OFDI流量平稳上升,占比波动小,平稳发展。IFDI和OFDI的存量及其占比之间差异变动较为复杂。其中,美国IFDI存量总体呈增势,而占比则在波动下降后缓慢上升;OFDI存量也主要呈上升态势,但波动较大,其占比呈平稳-波动下降-保持平稳的变动趋势。在多数年份,美国OFDI存量要大于IFDI存量,但在每逢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的年份,则会相反,显示出美国OFDI对经济环境波动较为敏感。（2）分区域看,在美国IFDI和OFDI在总量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地区间差异较大。欧洲地区是美国IFDI的主要来源地和OFDI的重要目的地。亚太地区正在成为美国IFDI的重要来源地区,但所获美国投资较少,仍有上升空间。北美地区一向是美国重要的对外投资地和投资来源地。非洲和中东地区则对美国投资较少,近年来,美国虽对非洲和中东地区（尤其是非洲地区）的投资迅速上升,但占比仍较小。（3）美国IFDI来源区域基本稳定,IFDI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集中于欧洲地区,空间分布呈现显着的地域集中性。其次,美国IFDI主要来源国家格局基本不变,区域性分布特征明显。欧洲地区对美投资的主要国家多集中分布在西欧和中欧地区,成面状发展;亚太区域对美投资的主要国家区位由东亚和大洋洲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拉美和西半球部分国家区域对美投资主要国家分布集中在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五个国家;非洲和中东地区对美投资的主要国家占比较小且较为分散,多呈点状分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变动,六大区域内各国家对美投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变化较大。（4）美国OFDI目的地在全球重心稳定,空间分布不均衡。欧洲地区是美国对外投资的核心区域,所占份额整体一直呈上升趋势,由49%上升到59.5%,亚太、北美和拉美等地区处于次中心地位,非洲和中东地区则处于边缘地位。其次,美国对全球六大区域投资格局变化较大,除欧洲外其余各区域都有一定的交叉变动。研究期初,紧跟欧洲地区获得美国投资规模由大到小的区域依次为拉美和西半球部分国家、北美地区、亚太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研究期末,获得美国投资规模由大到小的区域排名依次为欧洲地区、亚太地区、拉美和西半球部分国家、北美地区、非洲地区和中东地区。从国家层面上看,美国对主要国家的投资额变动较大但区域内部规模空间分布却较为稳定。美国对欧洲地区投资规模最大的区域是西欧地区,其次是中欧、北欧、南欧和东欧,其中英国是期初吸收美资最大的国家,后被荷兰赶超。东亚依然是亚太地区内部吸收美资规模最大的区域,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先后成为区域内吸收美国OFDI最大的国家。中东、非洲、拉美和部分西半球国家三个区域尚未形成规模化吸收美资的国家和地区。（5）结合Geoda软件对美国IFDI和OFDI的空间关联特征展开探讨,结果显示美国IFDI和OFDI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一定集聚规模,但集聚效应较弱。从局部地区来看,集聚多以非洲地区形成的L-L类型和欧洲地区的H-H类型为主,说明美国IFDI和OFDI在全球范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极化效应,并且随着欧洲地区的集聚效应增强,全球分异将更显着。（6）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汇率、自然资源、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劳动力质量和数量、政治稳定因素对吸引美国OFDI有显着影响。其中,市场规模、自然资源丰裕度、贸易开放度、劳动力质量、政治稳定程度与美国OFDI呈正相关。汇率和暴力冲突等与美国OFDI呈负相关。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为多样,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时,市场规模、实际有效汇率、集聚效应、贸易开放和通货膨胀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禀赋是其共同的作用因素;而对资源型国家进行投资时自然资源和政治稳定上升为影响美国OFDI的因素。此外,各个国家的投资诱发要素构成不同,使其吸收的美国OFDI表现不同,各有差异。本研究尝试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全球层面详细分析了美国IFDI和OFDI的时空分布格局,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拓展了美国FDI的研究空间;分析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国家的投资影响因素异同,丰富了 FDI的研究内容。
张欢[8]（2017）在《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研究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话题下的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问题。通过对支撑中等收入陷阱的过往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找到此学说产生的理论渊源,进而对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各区域之间的存在性进行探讨。本文采用实证计量方法分析环境（Environment）、能源（Energy）和经济（Economy）的3E系统关系;利用ARIMA模型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客观预测;对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四大因素,即教育水平、收入差距、制度质量和技术进步,通过俱乐部敛散效应的检验,来阐述它们对经济的显着影响。同时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对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进行探讨。论文最后部分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对过往文献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和增长动力进行梳理,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学说的产生进行了逐本溯源的分析。通过搜集整理出国内数据库和国外SCl、SSCl收录的相关主题文章,发现国内外学界针对此话题是“内热外冷”的反应。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与否,本文利用国际人均GDP数据对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高收入组跨越成功和失败的划分,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有的国家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而有的国家则顺利跨过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对一国的发展也不是“魔咒”,因而增长陷阱并非普遍经济发展规律。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特征化事实,反映了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客观实际现象。其次,本文对比世界上其它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对于各个经济体的增长陷阱问题予以揭示,同时观察它们之间的增长状况异同点,并且比较它们在相应阶段内的人均GDP增长率,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予以启发。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内生驱动力不足、消费和外部因素的威胁。接下来本文利用ARIMA模型,从统计学意义上对中国未来5-10年的GDP总量和人均GDP进行预测,对中国在多长时期内能够从目前的中上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最后,根据增长潜能（后发优势）是否释放完毕的指标,对中国未来潜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大小予以揭示。第三,本文利用中国较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VAR模型对环境规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作用,能源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减速现象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协整检验表明所选变量之间有着长期均衡的稳态关系。误差修正的VECM模型揭示了能源消费对把短期偏离修正为长期均衡有着11.68%的作用强度。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则表明环境规制只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积极影响,而且帮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当前中国的规制行动表现为贯彻执行前后不一致的特征。方差分解显示出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作用高于经济增长。以上所得出的结论对中国环境和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有较大启示。第四,本文通过选取省域面板数据,基于俱乐部收敛的视角对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各省域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分为东部地区的富裕省份俱乐部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省份俱乐部。这种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利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有效实施。利用SPSS22.0软件所做的聚类分析图也直观表明,从样本起始的1994年发展到最末的2014年,各地区内部有些省份实现了经济赶超,成功跻身所在地区的第一梯队行列,而有些省份则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处于相应地区的垫底位置。本文进一步选取教育、科研、制度、收入差距等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着表明它们是影响地区间俱乐部效应的主要因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和失败的国家都离不开同以上四要素的联系,也正符合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内涵。第五,本文利用VAR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这三个指标的动态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探究经济发展的显着影响因素和程度强弱。实证结果得出:收入差距会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速提高,但长期不利于经济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是经济滞涨和潜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消费需求旺盛能持续稳定地带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其水平主要由经济发达程度和基尼系数大小共同决定。我国自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的发展情况符合国际上成功跨越“陷阱”国家的基本趋势,即消费率在中下等收入和中上等收入阶段之间呈现出U型消费拐点。本文因此得出结论,即政策应侧重于调结构和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红利,既可以摆脱投资单一驱动和过剩产能的浪费,又能以此帮助我国摆脱可能的增长“陷阱”,早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六,本文基于碳生产率的视角,把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纳入到计量模型中,从工业行业层面对经济增长陷阱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所选取的35个工业行业涵盖了采掘业、制造业、水电气的生产和供应业。本文进一步把工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为三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的特征。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出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环境规制比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更强;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科技创新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着。此外,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业化水平能够对所有行业的碳生产率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相反地,产业结构阻碍了全样本的碳生产率。工业分行业检验结果表明: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结构优化能提升碳生产率;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FDI使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应该被大力强调;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碳生产率的增强离不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第七,本文通过构建世界多个国家较长时期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估计方法,对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和教育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减速的相关性不大;两者的联合交互作用对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影响最强,而且影响幅度由低分位到高分位呈现递增态势;高等教育对中下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和方向与其反之。其它影响因素中,政府干预、物价指数的负向作用对所有类别国家都较显着;对外开放、资本形成率则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有益;人口红利消失并非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时按OECD国家、非OECD国家、剔除非洲国家等标准重新分组,用系统GMM两步估计法所得结论同样一致和稳健。在上述研究及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还就政策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得出的富有针对性的结论对经济政策制定者有较大参考意义。
柴瑜[9]（2015）在《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左右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采用反事实的分析方法,本文发现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活动只是在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框架内对当地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有一种放大效应。符合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东道国（地区）战略将促进当地宏观资源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会恶化这种效率。跨国公司本身不会使东道国（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向发生根本性逆转。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资源配置效率和当地企业有较为显着的负面影响,但对东亚有促进作用。当前,跨国公司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经济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不同引资目标、不同产业特征和不同市场竞争状况,注重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有效配合。
朱志伟[10]（2014）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跨越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的复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主要描述的是当一国人均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该国无法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而处于经济发展停滞的状态。该报告特别指出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在东亚地区普遍存在,影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变,因此警告要防止东亚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595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开始瞄准人均11116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目标。①与此对应的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政策框架,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构成了整个发展战略的核心,特别是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实行资本推动和出口拉动下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推动中国经济较快跨越低收入阶段和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要素正在发生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缓慢,人口红利迅速削弱,资源和环境矛盾日益突出,这引起了各界对中国可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广泛关注。因此,有必要就此作一个系统梳理,特别是从路径依赖和发展环境的角度对其它经济体或陷入或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做深入的探讨,对中国面对这一挑战的共性问题和个性特点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的教训和启示,中国何以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这一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建议等内容。具体而言,一是全面系统的对围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各种观点进行梳理。二是通过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避免了通过简单对比形而上学的形成结论。各国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主要问题不同,形成原因不同,在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下能够采取的措施不同,采取政策措施的效果也不同。要进一步探寻拉美和日韩当年政策差异的历史制度背景,思考中国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前车之鉴固然为后事之师,但照猫画虎的结果却往往是邯郸学步。三是将个体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分析引入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中来。经济条件由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决定,经济条件本身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经济和社会环境是讨论经济政策中最应该考虑的因素。中等收入陷阱的孕育、萌动、产生乃至爆发和消融都有其具体的社会根源和背景,这其中不仅有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因素和政治体制的关联,还有历史和文化的诱因,因此无论是内部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对外的汇率和贸易政策,都没有照本宣科的灵丹,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制度和环境的作用和差异。中国模式带来了30多年的发展,自身正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与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展示了人类社会未来经济生活的画卷。因此,研究和比较不同国家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是发展陷阱时的经济政策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对理清中国的宏观政策思路,寻找推动未来经济模式的微观主体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达到以上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是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上,有两大类泾渭分明的理解：一类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人均收入水平,大量国家的经验也证实,的确存在着在统计上的显现性,验证了在中等收入的特定阶段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表现出减速甚至增长停滞的趋势；另一类观点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并不是某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过一个中等收入阶段,这不能称为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把现代化陷阱误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不能把分配不公这样的结构性问题看成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不能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这样治标不治本。第二是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关注的重点既有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由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还有政治体制方面的短板等。其中既分析传统增长动力衰减、人口红利消失、收入分配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中国建立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加速衰减态势凸显,比较优势理论也日益显露出对发展中国家指导作用上的阶段性和局限性等一般性的观点；也客观判断认为中国掉入“陷阱”的最大的威胁,即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其目的并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要固化现有的发展现状,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甚至有将国家机构和政策绑架的危险的这些较尖锐的论断。第三是探讨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既借鉴日韩包括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或社会均等化政策、科学技术创新与领导、自由贸易环境,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民主化转型等对策,也指出日韩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美国同盟的因素,并且对其福利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持负面观点,还具体结合中国的实际谈论对策。全文共分6章。第一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意义,并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第二章则主要从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列举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问题,同时突出了中国地区发展失衡对该问题的影响；第三章则分别从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两个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还对导致这两种不同结果的制度因素做了归纳；第四章对应第二章提出的主要问题,从对外重塑中国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对内推进行政改革与政府职能调整明确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路；第五章按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路,分别从国民收入提升、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抑制经济转型中的寻租行为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第六章则考虑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对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提出了系统的对策。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将公共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因素和分析框架引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相关分析之中,既拓展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分析角度与层面,又为将该问题的一般分析与个体的差异分析的结合创造了空间。二是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一般分析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简单列举照搬各国的所谓“经验”,而是重视了这些经验和教训背后的历史环境和制度差异上的原因。对中国的分析既围绕改革和开放两大主题展开,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地区差异较大的客观因素。三是重视外围环境因素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经济结构和分工都构成一个主要的变量,中国的跨越也将根本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金融体系,因此对国际环境因素分析和对策研究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四是将风险、偏好与信息不对称因素引入到寻租行为的数理分析中,较好的解释了经济转型中寻租现象,并且为如何治理寻租行为和评价遏制寻租活动的措施提供了依据。通过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发展转型陷阱。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门槛的判断,收入水平只是一个参考的量化标准。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经济的切实面临发展转型的瓶颈,主要是在对外开放上,在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集中遭遇劳动力供给瓶颈、自然资源瓶颈和贸易壁垒的挑战；在对内改革上,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行政化对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挤出导致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内部和外部的共同挑战都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的调整。否则,即便是在数量指标上得以进入高收入的门槛,但原有的增长模式和发展路径不可持续,必然反复。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既要学习东亚等国家的经验,汲取拉美等国家的教训,又要结合自身的情况,从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两大方面探索产业创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发展新路,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新的发展模式中,一个错误的导向是将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要么自我膨胀于现有制度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指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继续扩大各级政府的财权和管理范围；要么借反思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强调“市场万能”,鼓吹一放就灵和全面的私有化。笔者通过分析认为,总结国内外的经验和实际,在新的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中,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最活跃的因素。但政府不是不作为或少作为,而是将工作重点转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搭建制度环境。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用了较大篇幅讨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对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到对世界的经济结构和分工都构成一个主要的变量；中国的转型发展将根本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金融体系,也需要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金融体系的变革。
二、拉美和东亚的外资管理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拉美和东亚的外资管理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 |
| 1.2.2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 |
| 1.2.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
| 1.2.4 关于“拉美化” |
| 1.2.5 关于拉美“贫困化” |
| 1.2.6 简评 |
| 1.3 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经济发展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原因的一般解释 |
| 2.2.1 经济发展分工论 |
| 2.2.2 经济发展要素论 |
| 2.2.3 经济发展制度论 |
| 2.2.4 经济发展关系论 |
| 2.3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
| 2.3.1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
| 2.3.2 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
| 2.4 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 |
| 2.5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界定 |
| 第3章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
| 3.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
| 3.2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
| 3.3 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下的经济表现 |
| 3.3.1 出口经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 3.3.2 工业化初步发展 |
| 3.3.3 城市化发展加速 |
| 3.3.4 收入分配不均衡 |
| 3.4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没落 |
| 3.5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评价 |
| 第4章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
| 4.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
| 4.1.1 凯恩斯理论 |
| 4.1.2 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 |
| 4.1.3 拉美结构主义 |
| 4.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调整 |
| 4.2.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
| 4.2.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调整阶段 |
| 4.3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4.3.1 经济增长 |
| 4.3.2 现代工业发展 |
| 4.3.3 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
| 4.4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评价 |
| 4.4.1 国内市场保护过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 4.4.2 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
| 4.4.3 对外资依赖性日益增强 |
| 4.4.4 不重视农业发展,劳动力资源利用不足 |
| 4.4.5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寻租活动盛行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
| 5.1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 5.2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
| 5.2.1 贸易自由化改革 |
| 5.2.2 金融自由化改革 |
| 5.2.3 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5.2.4 税制改革 |
| 5.2.5 劳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
| 5.3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5.3.1 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经济恢复阶段 |
| 5.3.2 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 |
| 5.4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 |
| 5.4.1 贸易开放度加深,但贸易失衡严重 |
| 5.4.2 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 |
| 5.4.3 收入分配不均,人均收入差距加大 |
| 第6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特点 |
| 6.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 |
| 6.1.1 “激进左派”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1.2 “温和左派”政府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
| 6.1.3 “右翼”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趋势 |
| 6.2.1 “激进左派”政府面临巨大挑战 |
| 6.2.2 “温和左派”政府和“右翼”政府政策逐渐融合 |
| 6.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特点 |
| 6.3.1 发展模式的转换呈“断裂式”、“钟摆式”变化 |
| 6.3.2 拉美经济依然“脆弱” |
| 6.3.3 拉美国家的依附地位依然未改变 |
| 6.3.4 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变追求“理论先行”、“整体推进”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制度变迁角度下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分析 |
| 7.1 制度变迁理论 |
| 7.2 拉美国家选择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2.1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2.2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 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3.1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2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4 拉美国家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4.1 债务危机爆发迫使拉美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模式 |
| 7.4.2 债务危机的调整方案迫使拉美国家进行应急性政策调整 |
| 7.4.3 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影响 |
| 8.1 “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无法跨越 |
| 8.1.1 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 |
| 8.1.2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 8.2 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困化程度高 |
| 8.2.1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高 |
| 8.2.2 贫困化程度高 |
| 8.3 经济自由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8.3.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 8.3.2 实证结果分析 |
| 8.3.3 主要结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 |
| 9.1.1 坚持不懈进行减贫工作 |
| 9.1.2 养老金制度改革 |
| 9.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教训 |
| 9.2.1 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及边缘化现象严重 |
| 9.2.2 不重视农业及农民利益 |
| 9.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
| 9.3.1 理论创新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9.3.2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条件 |
| 9.3.3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
| 9.3.4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新李斯特“独立自主”工业化思想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传统李斯特工业体系中基础问题的研究 |
| 1.2.2 新李斯特工业化相关理论演变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传统李斯特工业化思想 |
| 2.1 李斯特其人及其工业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李斯特简介 |
| 2.1.2 传统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2 传统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体系 |
| 2.3.1 理论基础——国家生产力理论 |
| 2.3.2 经济发展阶段论 |
| 2.3.3 国内产业间及产业内部协调发展思想 |
| 2.3.4 关税保护制度 |
| 2.3.5 主权货币思想 |
| 第3章 新李斯特独立自主工业化思想 |
| 3.1 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 |
| 3.2 理论基础的机制分析 |
| 3.2.1 能量生产率理论 |
| 3.2.2 高工资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
| 3.3 新李斯特工业化思想的延伸理论 |
| 3.3.1 新经济发展阶段论 |
| 3.3.2 国民经济的平衡增长理论 |
| 3.3.3 市场保护说 |
| 3.3.4 主权货币论 |
| 第4章 新李斯特独立自主工业化思想在拉美与东亚国家(地区)的实践 |
| 4.1 拉美模式变革历程 |
| 4.1.1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
| 4.1.2 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 |
| 4.1.3 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 |
| 4.2 东亚经济改革历程 |
| 4.2.1 短暂的初级进口替代 |
| 4.2.2 初级出口替代工业化 |
| 4.2.3 双替代时期 |
| 4.3 基于新李斯特主义视角下的比较分析 |
| 4.3.1 社会结构与收入分配 |
| 4.3.2 高工资经济与进口替代时机 |
| 4.3.3 贸易保护主义方式的选择 |
| 4.3.4 农业现代化 |
| 第5章 新李斯特独立自主工业化思想对中国的启示 |
| 5.1 新李斯特主义与中国经济模式的关系与检验 |
| 5.1.1 对外贸易 |
| 5.1.2 外国直接投资 |
| 5.1.3 统一国内市场 |
| 5.1.4 货币金融领域 |
| 5.2 新李斯特主义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启示 |
| 5.2.1 保护和扶持国内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 |
| 5.2.2 发挥庞大的人力资本优势 |
| 5.2.3 统一国内市场 |
| 5.2.4 实现国内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分工和发展 |
| 附录:两种理想类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比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中国及外国研究现状 |
|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本文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现代化理论和模式概述 |
| 一、现代化和发展模式的涵义 |
| (一)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
| (二)“模式”的涵义和特点 |
| 二、世界主要现代化模式的划分 |
| (一)根据促进条件划分:内生型现代化与外激型现代化 |
| (二)根据社会制度划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三)根据地域特征的划分: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 |
| (四)根据发展战略划分: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 |
| 三、现代化一般理论的概述 |
| (一)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 |
| (二)韦伯现代化的文化理论 |
| (三)罗斯托现代化的经济理论 |
| (四)亨廷顿现代化的政治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和成就 |
|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一穷二白”的经济和文化状况 |
| (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
| (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 |
| (四)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
|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 |
| (二)“一五”期间现代化布局的全面展开 |
| (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挫折 |
| (四)“文化大革命”中现代化步伐艰难迈进 |
| (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六)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
|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 |
| (一)经济快速发展,总量步入世界前列 |
| (二)人民群众生活稳步提高,全面小康指日可待 |
| (三)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
| (四)科技文化及教育事业繁荣发展 |
| (五)全面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
| 注释 |
|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进程和成就 |
| 一、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旧时代的经济危机 |
| (二)针对粮食危急的改革浪潮 |
| (三)各势力的冲突与融合 |
| 二、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进程 |
| (一)独立后的经济混乱阶段 |
| (二)现代化重建阶段 |
| (三)后苏哈托时期的现代化调整阶段 |
| 三、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成就 |
| (一)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经济实体 |
| (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 (三)经济体制得到完善 |
| (四)令世人瞩目的民主化成就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的相似之处 |
| 一、相似的政治环境与权力结构 |
| (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高效而有领导力的政府 |
| 二、相似的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 |
| (一)重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 (二)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发展 |
| (三)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
| 注释 |
| 第六章 中国与印尼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印尼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
| (一)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
| (二)印尼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
| (三)文化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
| (四)文化因素对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影响 |
| 二、中国印尼两国政治制度不同 |
| (一)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 (二)印度尼西亚坚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
| (三)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 |
| (四)印度尼西亚实行多党制 |
| (五)中国政治制度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
| (六)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对现代化的影响 |
| 三、中国印尼两国经济体制的差异 |
| (一)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
| (二)印度尼西亚更注重私营经济发展 |
| 注释 |
|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与借鉴 |
|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 |
| (一)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率的政府 |
| (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三)必须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 |
| (四)必须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神 |
| (五)必须对实现现代化达成高度的共识 |
| (六)必须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
|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警示 |
| (一)政府掌控资源配置一度导致腐败现象蔓延 |
| (二)优先发展经济一度导致社会和生态问题 |
| (三)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突出,民营经济发展困难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
| 1.2.2 资本账户开放学术观点的动态变化 |
| 1.2.3 有条件肯定观点的内容展开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探究 |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 |
| 2.1.2 国际投资理论与资本账户开放 |
| 2.1.3 资本账户开放的正向效应 |
| 2.2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 |
| 2.2.1 金融风险的构成 |
|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负向效应 |
| 2.3 小结: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 |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 |
| 3.1 全球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3.1.1 两种结局的原因 |
| 3.1.2 不同路径的原因 |
| 3.2 资本账户开放的典型案例 |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倡导者与受益者:美国 |
| 3.2.2 发达国家的渐进资本账户开放:德国 |
| 3.2.3 外部压力下放弃渐进开放的后果:日本 |
| 3.2.4 “拉动因素”缺失与长期资本依赖的教训:拉美三国 |
| 3.2.5 对抗“三元悖论”的失败教训:泰国 |
| 3.2.6 典型案例的启示 |
| 3.3 资本账户开放与全球资本流向情况 |
| 3.3.1 资本账户开放子项目的资本流动方向 |
| 3.3.2 赶超成功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向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合意外部条件 |
| 4.1 美元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1.1 美元霸权的世界影响 |
| 4.1.2 美元“含金量”变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时机 |
| 4.2 全球经济周期下的资本账户开放 |
| 4.2.1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 |
| 4.2.2 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3 逆全球化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外部压力 |
| 4.3.1 逆全球化环境的形成 |
| 4.3.2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外部压力 |
| 第5章 资本账户开放要求的验证 |
| 5.1 经济增长与资本账户开放 |
| 5.1.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稳健性检验 |
| 5.2.1 计量方法的改变 |
| 5.2.2 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改变 |
| 5.3 拓展研究 |
| 5.3.1 “拉动因素”的门槛效应考量 |
| 5.3.2 外部“推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 6.1 中国积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逻辑 |
| 6.1.1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6.1.2 中国资本账户结构与变化 |
| 6.1.3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
| 6.2 中国实际情况与资本账户内、外部要求的对比 |
| 6.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条件与现实的对比 |
| 6.2.2 资本账户合意的外部环境与现实的对比 |
| 6.3 “三元悖论”的中国思考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1 保持资本账户开放整体渐进 |
| 7.1.2 时机和环境的合意是适当加速的动力 |
| 7.1.3 资本账户开放国际合作方式的思考 |
| 7.2 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6）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 |
| 第一节 演化发展经济学理论 |
| 第二节 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理论 |
| 第三节 市场发育和创造理论 |
| 第四节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机制和逻辑 |
| 第二节 市场的创造、培育和保护——发展的起点和动力 |
| 第三节 知识、创新与技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
| 第四节 制度与政策——发展的保障 |
| 第五节 总结 |
| 第四章 市场角度的考察 |
| 第一节 拉美国家的市场特征 |
| 第二节 制约市场扩张的背后因素——土改的延误与失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角度的考察 |
| 第一节 拉美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综述 |
| 第二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考察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与政策角度的考察 |
| 第一节 简要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需求侧的考察 |
| 第三节 供给侧的考察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总结 |
| 第二节 启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美国IFDI和OFDI时空演变及OFDI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篇章结构 |
| 1.4 创新之处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FDI)理论 |
| 2.2 其他相关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FDI相关研究 |
| 2.3.2 美国FDI相关研究 |
| 2.3.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第3章 美国IFDI和OFDI时空演变 |
| 3.1 数据来源 |
| 3.2 美国IFDI和OFDI全球概况 |
| 3.3 美国IFDI和OFDI时间序列演变 |
| 3.3.1 变异系数 |
| 3.3.2 美国IFDI和OFDI时间序列分析 |
| 3.4 美国IFDI和OFDI空间格局分析 |
| 3.4.1 美国IFDI的空间格局分析 |
| 3.4.2 美国OFDI的空间格局分析 |
| 3.5 美国IFDI和OFDI的空间关联特征 |
| 3.5.1 空间自相关 |
| 3.5.2 美国IFDI和OFDI的空间关联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OFDI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影响因素说明及变量选取 |
| 4.2 样本选择与变量选取 |
| 4.3 模型构建 |
| 4.4 研究方法 |
| 第5章 美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5.1 美国对外投资影响因素总体分析 |
| 5.2 美国对六国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美国对六国投资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第6章 结论和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导论 1.1 |
| 问题的提出 1.2 |
|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 |
|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1.4 |
|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第二章 |
|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
| 理论基础 2.2 |
| 文献综述 2.3 |
| 简要述评 第三章 |
|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渊源及其辨析 3.1 |
|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渊源 3.2 |
|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验证 3.3 |
| 世界各国过去30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3.4 |
|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初步检验 3.5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
| 环境、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4.1 |
| 引言 4.2 |
| 文献回顾 4.3 |
| 数据和方法 4.4 |
| 实证结果 4.5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
|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俱乐部效应的分析 5.1 |
| 引言 5.2 |
| 文献回顾 5.3 |
| 理论模型和机理分析 5.4 |
| 实证研究 5.5 |
| 国际经验比较 5.6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
| 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的收入差距、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 6.1 |
| 引言 6.2 |
| 理论模型 6.3 |
| 变量和计量模型的选取 6.4 |
| 实证分析 6.5 |
| 典型化事实和国际比较 6.6 |
| 本章小结 第七章 |
| 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效率的双赢——来自工业层面碳生产率的检验 7.1 |
| 引言 7.2 |
| 文献回顾 7.3 |
| 数据和方法选取 7.4 |
| 典型化事实和研究假设 7.5 |
| 实证结果 7.6 |
| 本章小结 第八章 |
| 城镇化、教育水平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8.1 |
| 引言 8.2 |
| 文献回顾 8.3 |
| 作用机制和研究假设 8.4 |
|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8.5 |
| 实证分析 8.6 |
| 本章小结 第九章 |
| 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总体检验 9.1 |
| 引言 9.2 |
| 相关研究的思索 9.3 |
| 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发展驱动力 9.4 |
| 实证研究 9.5 |
| 本章小结 第十章 |
|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0.1 |
| 主要结论 10.2 |
| 政策建议 10.3 |
| 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致谢 |
（9）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外国直接投资与资源配置效率: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类是符合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并且对当地企业成长有促进作用。 |
| 第二类是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但对当地企业的成长有排斥作用。 |
| 第三类是违背了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但对当地企业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及其成长有促进作用。 |
| 第四类是既违背当地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又对当地企业成长以及其利用资源比较优势的行为有抑制影响。 |
| 二FDI对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
| (一)进口替代阶段FDI的影响 |
| (二)二级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相混合阶段FDI的影响 |
| 第一,外国企业及其直接投资活动只是顺应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方向,并不会使这种方向发生逆转。 |
| 第二,FDI对拉美各国既定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方向有一种“放大”效应。 |
| 第三,FDI使拉美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逐渐偏离了非熟练劳动力的轨道。 |
| 第四,FDI对拉美资源配置效率有较为显着的负面影响: |
| 三FDI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
| (一)初级出口导向阶段FDI的影响 |
| 第一,FDI的流入与发挥作用是逐渐推进的过程。 |
| 第二,FDI主要流入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电子产品加工、纺织、玩具、金属制品、电子电器、塑料制品、钟表等。 |
| 第三,外资介入程度总体是适度的。 |
|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和吸引FDI的特殊制度安排起到了推动作用。 |
| 第五,对FDI影响性质的判断。 |
| (二)混合战略阶段FDI的影响 |
| 1. 韩国 |
| 2. 中国台湾地区 |
| 四几点认识 |
| 第一,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活动只是在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框架内对当地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有一种加速或放大效应。 |
| 第二,跨国公司一般和当地企业发生竞争关系,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
| 第三,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更加广泛和深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着新挑战。 |
| 第四,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的利用与成长是关键。 |
| 第五,随着技术、交通、通信的发展和国际及区域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善,跨国公司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
（10）“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跨越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次 |
| 表目次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中等收入陷阱”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公共政策和制度环境”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结构、主要内容以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挑战 |
| 第一节 对外开放中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转变 |
| 一、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国比较优势转变的原因和趋势 |
| 第二节 内部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职能调整滞后 |
| 一、对内改革推动发展的主要原因 |
| 二、政府职能调整滞后对市场化改革的阻碍 |
| 第三节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划分与地区发展失衡 |
| 一、中国各省份和地区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
| 二、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和趋势 |
| 第三章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 |
| 第一节 拉美模式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制度环境 |
| 一、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 |
| 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和社会历史环境分析 |
| 三、从“华盛顿共识”对拉美模式的影响看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作用 |
| 一、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由来与发展 |
| 二、从“汉江奇迹”到“科技立国”的韩国式转型跨越之路 |
| 三、台湾地区城市化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 |
| 四、“东亚模式”的“日本化”与福利陷阱 |
| 第三节 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
| 一、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 |
| 二、对比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启示 |
| 第四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研究 |
| 第一节 重塑中国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 |
| 一、产业升级中的自主创新和比较优势 |
| 二、绿色低碳经济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 |
| 第二节 推进行政改革与政府职能调整 |
| 一、经济转型与政府职能调整的关系 |
| 二、路径依赖对行政改革的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研究 |
| 第一节 国民收入提升的计划和建设福利化国家的界限 |
| 一、中国提出国民收入翻番目标的背景和目的 |
| 二、中国提升国民收入水平的措施 |
| 三、避免福利化陷阱的误区 |
| 第二节 土地资源体制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的新模式 |
| 一、土地条件决定了城镇化的模式 |
|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
|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
| 第三节 抑制经济转型中的寻租行为和高薪养廉的可行性 |
| 一、经济转型中寻租行为产生的条件和特点 |
| 二、寻租行为的风险偏好和效用分析 |
| 三、中国遏制寻租行为的对策建议 |
| 第六章 构建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济环境 |
| 第一节 从G2到C2背后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 一、奥巴马新政与美国的经济贸易政策 |
| 二、中美两国对未来关系的差异定位 |
| 三、美国经济贸易政策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对策 |
| 第二节 能源和安全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 |
| 第三节 中欧的战略合作与中美欧“战略三角” |
| 一、中欧战略合作的基础 |
| 二、中欧合作的主要障碍 |
| 三、中美欧“战略三角”与中欧战略合作 |
| 第四节 东亚合作的核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名义上的领导权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东亚经济合作格局 |
| 二、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拉美和东亚的外资管理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D]. 周冲. 吉林大学, 2021(02)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3]新李斯特“独立自主”工业化思想及其启示[D]. 沈华麟.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4]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D]. 菩提（Budi Kristanto）.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5]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D]. 徐征. 吉林大学, 2020(08)
- [6]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D]. 王效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美国IFDI和OFDI时空演变及OFDI影响因素分析[D]. 周进.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8]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D]. 张欢. 东南大学, 2017(02)
- [9]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J]. 柴瑜. 拉丁美洲研究, 2015(02)
- [10]“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跨越战略研究[D]. 朱志伟. 武汉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