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化身”

一、“道成肉身”与我们（论文文献综述）

吴琼^[1]（2021）在《杜乔《宝座圣母》的语境重构》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关注的是杜乔圣母图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即杜乔是如何利用图画这个"意识形态装置"来表达和强化宗教及国家的意识形态认同并将它们统一到一起的。画板及其排列顺序的确认固然是图像阐释的基础,但在还原式的重构彻底完成之前,阐释学"先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尤其对于杜乔的《宝座圣母》而言,要想说明这个意识形态装置的运作机制,就必须抛开它现有的"艺术碎片"状态,历史性地将它回置——尽管只是想象性地回置——到原初的视觉情境,在一种想象的观看关系中来把握意识形态在装置中的绽出。以锡耶纳大教堂的整个装饰设计为例,我们看到整个装置的布局实际上是沿中心轴进行其主题配置,它以圣母祀拜为核心,以历史记忆和宗教虔诚为表达对象,将国家和宗教的共同体想象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是以此来建构想象的共同体。

陈永涛^[2]（2021）在《道成肉身（续二）》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文化中有关"道"的概念和洞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阐明和丰富对基督论的理解和表述。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的教义不仅显明了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舍己的大爱,并且也暗示这位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与中国人相关,并能够为中国人所认识、所接受。道成肉身的教义暗示,"作为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不仅是曾经活过的一位历史人物,而且更是一位永活的基督。

王丽娜^[3]（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冷欣^[4]（2020）在《卡尔·拉纳三一论概述》文中指出卡尔·拉纳作为西方20世纪最伟大的天主教思想家之一,拉纳通过对人的先验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分析,从先验人学的维度构建人对上帝知识的可能性以及人接受可能为神圣启示的条件。进而,借着上帝的作为自我通传的自我启示,拉纳的先验神学通向三一上帝论。拉纳提出了经世三一论与内在三一论之原则性的统一,并创造性地运用"不同的存居方式"来阐释位格概念。

耕心^[5]（2020）在《随空间朝见神》文中认为众所周知,基督宗教信仰是以道成肉身作为基本教义基础的,反映在基督徒日常崇拜生活中,则体现为相当注重空间因素的具体运用。换言之,历史与现实中的基督徒群体都需要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去崇拜道成肉身的真神。我们的一生是在生存空间转换中不住地朝见神,从而实现以马内利,即神与我们同在。

郑怡玲^[6]（2020）在《倪柝声的重生观研究》文中指出倪柝声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神学思考与“地方教会”的创建为推动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对中西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重生是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和信仰盼望,不仅有其圣经来源,而且有着丰富的诠释历史。倪柝声在因应时代风潮、寻求教会改革的努力中,对重生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颇具特色的重生思想。倪柝声认为,由于堕落,人远离了神,遭受了灵的死亡,并且无法自救。因此,重生的本质就是圣灵作为生命进到人的灵里,使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首先基于基督的死与复活。基督的死使人的罪得赦免,除去了神人之间的间隔,同时释放出在耶稣里面神的生命;基督的复活证明基督救赎工作的完成,并使其作为圣灵进到人的灵里。其次,重生基于个人的信。信是重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信被解释为与基督的联合及对祂的接受。这并非人的功劳,而是源于神。使人相信重在触动人的情感。重生之人会有灵里感觉的证明,但并非人的每个感觉都是出于灵,因此,感觉并不稳定。但重生是稳定的,是一次永远的。只不过重生仅指得到永远的生命,并不意味着得到千禧年的赏赐。赏赐在于重生之后对新生命的发展。同时,重生也是进入教会的唯一条件。倪氏的重生观与其三元人论结合,充分体现了其整全三分的人性原则。他将人分为灵、魂、体三个部分,但同时也视人为一个整体。他强调信仰经验的个体性,指出重生在于个人对基督的相信,重生之后需要有个人对基督的体验。这种重视个人信仰经验的特征是他的神学受到重实用的中国信徒欢迎的原因之一。倪氏否定人能自救,强调基督是人获救的唯一途径,体现了基督中心的原则,而人的主体性在“死而复活”的模式中得到了重新肯定。同时,倪氏在处理神学问题时,力求达到个体性与集体性、理论与经验、感性与理性、神恩与人力等之间的平衡,体现了其中庸的品性与特征,使他的神学显得灵活而富有张力。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视域下,倪柝声的重生观具有颇为显着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他的重生观注重信徒的灵命成长,在乱世安慰人心,提升基督徒的信仰盼望,同时也为地方教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的重生观秉持传统、立足当下,在内容上肯定信仰的神性与人性双重维度,在表达上结合生活、摒弃艰深的术语,成为中国基督教本土神学建构中的重要理论资源。

次春雷^[7]（2020）在《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窒息了古希腊罗马体育的薪火传承;另一方面又奠基了近现代体育发展的雏形。破解这一“双重效应”谜题的钥匙主要有两把:一是中世纪前后欧洲精神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运动;二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历史运动。因此,长期以来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倍受学界争议,不仅使之成为一项经典课题,又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本文立足上述两方面影响,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线索如下:一、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之间关系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种关系实际是宗教与体育之间关系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环节。其逻辑形态主要体现为:原始宗教与原始体育之间具有的内在关联;古希腊崇拜健与美的宗教特质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型;古罗马宗教的多神形态与角斗竞技文化的形成;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迫使古代奥运会、角斗竞技两大体育赛会双双覆灭。二、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古代传统体育具有显性的压制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为明显的方面,成为了众多研究者的共识。这种压制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基督教的生命观与身体观所确立的灵肉二元分裂的基础性观念;促使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禁欲生活对体育活动的全面排斥;从而导致中世纪竞技体育全面衰退、学校体育领域空白、民间体育发展严重受阻的历史现实。三、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近现代体育具有隐性的奠基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二个方面,是隐蔽的方面、需要深入考察的方面,也是多数学者未曾系统剖析的方面。基督教的唯灵主义与生命观的超越特质是这一效应的精神基础;中世纪骑士比武大赛隐蔽传承着竞技体育的文化形态;经院哲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为体育发展奠定了理性基础;中世纪中后期城乡体育的崛起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促使中世纪体育观念再生。四、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蜕变促进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形成的“灵肉一致”观根本动摇了禁欲主义身体观;“灵肉一致”观的深化加速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民族意识,并孕育了公民体育权;以及形成的“健康身体”观引导体育回归教育领域。五、中世纪基督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灵肉二元分裂与和解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关系的历史运动主线;对体育所形成的“双重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近现代体育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揭示宗教和现代体育之间依然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联系,这些启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史鉴意义。

蔡艳楠^[8]（2020）在《12-17世纪意大利天使报喜图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天使报喜》在绘画史中变化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人物形象上,空间常被忽略;且目前关于《天使报喜》空间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文艺复兴盛期,即14-15世纪。空间作为表达思想和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有时能承载更多的意义。因此,本文选取12-17世纪作为研究意大利天使报喜图空间的时间段,从更宏观的角度考察空间变化的趋势和原因,并分析艺术家在不同的时期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空间,使“天使报喜”这一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的事件与观者建立联系。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总结。绪论部分阐明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分析整理了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现状,并介绍了主要的研究方法。正文部分一共分三章,第一章对文章中的“天使报喜”和“空间”两个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中,笔者根据空间形态、空间场景的不同,将《天使报喜》在12-17世纪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三个阶段分别为:12-13世纪的前透视的基于图标的象征主义、14-15世纪的光学数学的透视视角,以及16-17世纪的情感化的光学幻象。文章的第三章论述了不同的《天使报喜》空间与外界相互作用产生的“互动空间”,并探讨了这些空间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运作,从而激发观者的虔诚,并使玛利亚形象的内涵发生变化。笔者区分了四种“互动空间”:“记忆空间”、“修辞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这几种空间在三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每一时期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天使报喜》在漫长的历史中呈现出的空间变化,不仅表现了艺术家的想象,也反应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和集体想象。

王迎梅^[9]（2020）在《莫尔特曼圣灵论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主要论述莫尔特曼的圣灵论,从其对生命的肯定和整合出发,来论述其圣灵论,以及现如今众多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可以从圣灵论的角度进行探析。莫尔特曼在研究圣灵学说之时,认为圣灵是带有生命含义的圣灵,不论是面对苦难、贫穷、阶级等任何问题,生命是具有活力的,在其中是始终充满着“爱”。文章的开始会从莫尔特曼的三一论进行说明,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神学的探讨必定是从三一神学开始。文章第一章节论述三一论,三一论作为圣灵论研究的起点,通过三一论来引出圣灵论,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神学的探讨必定是从三一神学开始。基督教神学并不是探究“没有神的基督”或者是“没有基督的神”,必须要用“三一”来进行思考。第二章节阐述圣灵论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灵的含义;第二个方面论述灵肉问题的争执,以及莫尔特曼对灵肉问题的回应;第三个方面从圣灵的经验和神圣性来引出后文的圣灵的工作。灵在莫尔特曼那里并不只是精神层面的,而是与肉体相整合的,莫尔特曼受到生命哲学的影响,圣灵是生命的灵,是在整合的观点下的产物,突破了之前对于灵肉二元的局限。同时圣灵并不是一个被经验的对象,要确立其位格,确立圣灵的主体性。在第三章节主要以圣灵的工作为主,圣灵是生命的灵,而圣灵里的生命主要从生命的释放、生命的成圣、生命的称义、生命的重生四个小方面来进行探讨;同时有圣灵的团契和灵恩生命力的探讨。在圣灵里的生命,生命的释放能够带来自由,从“禁锢”之中释放,生命的称义带来对于所有人的公义,生命的成圣则使得被造物从上帝那里获得神圣性,生命的重生则是上帝一直在创造之中,被创造物一直处于更新中。而正是因为圣灵做工,上帝在创造后并未离开,圣灵作为保惠师将圣子、圣父连接,而这种团契的关系其实同时也映照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最后章节圣灵论结合现实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人的生命问题,主要从圣灵里的生命这个层面来进行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例如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的破坏,人权的挑战、不平等现象,放在圣灵论的背景之下,主要是从自由,神圣性,圣灵的团契等方面进行说明。同时和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对比,重点以圣灵论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问题。

张文圣^[10]（2019）在《历史与效应 ——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探究》文中提出论文从历史演进和思想效应两个方面探究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伽达默尔诠释学是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立足于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的现象学分析,结合诠释学的发展史,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思想体系。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简略概括了诠释学的基本含义,同时对诠释学理论的不同流派以及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概括,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简要评述引入正文。第一章主要选取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这两个前本体论诠释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来展开论述,以期澄清诠释学的主要概念和思想方法,勾勒诠释学理论转变的基本逻辑,为具体阐述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搭建一个基本的思想史平台。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学应该成为理解艺术的一般方法论,而不能局限于仅仅对各种特殊文本的注释规则和技巧进行整理和收集。我们把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称之为一般诠释学,是因为他的诠释学方法论立足于对人类理解行为的本质进行普遍的哲学阐发的基础之上。施莱尔马赫关于一般诠释学方法论的反思得益于新教诠释学和古典语文学的发展。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对文本客观意义的获取,而是一种重建作者创作意图的艺术。出于这个目的,他从方法论的高度阐释了诠释学循环。他认为诠释学循环指向的是文本意义构建的动态过程。施莱尔马赫被看作现代诠释学的先驱,他的一般诠释学理论对现代诠释学的影响从各种方面来说都是意义深远的。但是他的诠释学同时也包含着各种问题,通过狄尔泰历史诠释学的思考,这些问题才得到进一步的澄清。狄尔泰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认识自然、理解生命,这也是他划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的研究应该通过生命经验去把握生命本身的“内在实在性”。因此,诠释学作为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同时就是他关于精神科学或者历史世界的认识论。狄尔泰的历史诠释学立足于生命自身的历史性存在来界定理解和诠释行为的本质,由此打开了理解自身内在的历史性向度。但是在狄尔泰那里,对精神科学知识客观性的追求与他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生命哲学是不相容的。因此,狄尔泰最终仍把“历史”本身看作一个关于生命的巨大文本,这使他的诠释学最终脱离了生命自身的历史性生存,转入了某种超历史的统观。在他那里,理解不是关于生命实在的历史性经验,而是在一个最终透明的“历史意识”中达到的对生命的清晰认知。狄尔泰坚持建构某种关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这意味着他的诠释学最终不能脱离主-客分立的思维模式,施莱尔马赫遇到的诠释学循环狄尔泰同样无法避免。解决狄尔泰哲学中的这些理论困难,需要的是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他的这种思考为海德格尔对生命进行存在论-诠释学分析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前提和本质性的角度。第二章主要论述通过海德格尔哲学实现的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以诠释学本体论转向为基本视域,阐释了伽达默尔诠释学对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基本分歧。海德格尔认为理解不是主体的某种行为,而是人的“在世”存在之基本方式。诠释不是一个主体可以主观上随意进入或者逸出的领域,它属于生命本身的生存论构成环节。人只要“在世”就在理解,理解本身就意味着“在世”存在。因此,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最终成为了一种事关人的生存的理解本体论,“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为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基础之上,伽达默尔将本体论诠释学发挥为一种关于理解和诠释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伽达默尔诠释学通常被看作海德格尔哲学的“儒雅化”,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诠释学思想史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阐发,他的哲学内在地含有以诠释学沟通西方人文传统与哲学反思的企图,而海德格尔哲学则更注重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本身的批判和反思,不关注单纯的诠释学问题。伽达默尔的哲学叙事指出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所内蕴的诠释学态势或者倾向;海德格尔的叙事逻辑则更为宏大,“此在”诠释学不过是他对西方哲学“存在遗忘”之历史进行揭示和批判的阶段和环节而已。其次,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体系是在与各种哲学观点的争论中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而海德格尔属于人类历史上那类“孤独的思考者”行列。这要求伽达默尔不断完善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持守基本的诠释学立场的同时,能应对各种哲学派别和思想观点的批评和冲击,他的诠释学理论更具有包容性。第三章主要从真理、历史、语言三个方面探讨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伽达默尔并不是要提供一种诠释学的真理理论,他关于审美经验的分析以及对历史和语言的探讨最终指向对真理的源始经验方式的现象学的描述。诠释学并不探讨真理认识的先验前提或者某种获取真理性知识的科学方法。真理在伽达默尔这里是一种源始发生事件,作为一种源始发生事件,真理总是已经发生或者实际上被经验着,它的发生先行于任何科学方法或者认识程序的筹划。伽达默尔以审美意识批判作为切入本体论诠释学情境的先导,他认为通过艺术作品所开启的世界,我们参与到真理生发事件之中去。从而艺术作品不仅是一种关于真理的源始经验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把人的生存和真理勾连起来的中介。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在它的历史视域中发挥影响,在伽达默尔这里,关于艺术作品的诠释学经验实质上就是历史经验,这样诠释学就进入了历史领域。对诠释的境遇性的反思必然导向历史,这取决于人类生存内在的历史性维度。诠释学的历史意识既不是某种与理解无关的外在时间的流逝,也不是从思辨的角度把历史归结于自我意识或者客观精神的构造,历史性表明自身为诠释学经验的普遍结构和任何理解行为的根本性原则。通过历史分析表明,理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和效果历史意识,而效果历史意识的现实化、具体化就是语言。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本体化语言观,并把它发展成一种关于诠释学的语言本体论。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伽达默尔把他的语言本体论和诠释学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立足于诠释学的经验来阐发语言的本体性地位。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所有议题几乎都汇集于他的语言观上,伽达默尔诠释学又被称之为语言诠释学。伽达默尔认为,作为构建生活世界的本质性力量,语言是人类在世存在的基本视域,是我们归属于语言而不是语言归属于我们。正是我们对语言的归属性使真正的理解行为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语言性从根本上指明了诠释学经验的内在历史性结构,是一切历史性理解的基础。第四章论述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思想效应。本体论诠释学不仅意味着诠释学理论发展史上一次根本性转折,最关键的是它所提倡的诠释学理念对于重新恢复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原初关联极具启发性和创造性。因此,本体论诠释学自创建以来,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争论不断。这些争论本质上已经溢出了经典的诠释学定义,从而演变成一种关于诠释学的后现代存在状况的“思想景观”。作者主要选取了罗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三个哲学家的理论来展开论述。这些争论既是对诠释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澄清,同时对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也有重要作用。结语部分是对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历史发展、主要内容和思想效应的总体概括。通过将理解、意义、语言和真理置入一个全新的维度中进行思考,伽达默尔哲学开启了一种本真意义上的诠释学空间,重新恢复了精神与它的世界之间的那种原初的紧密关联。

二、“道成肉身”与我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道成肉身”与我们（论文提纲范文）

（1）杜乔《宝座圣母》的语境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3）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倪柝声的重生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2-17世纪意大利天使报喜图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莫尔特曼圣灵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历史与效应 ——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道成肉身”与我们（论文参考文献）

• [1]杜乔《宝座圣母》的语境重构[J]. 吴琼. 跨文化研究, 2021(01)
• [2]道成肉身（续二）[J]. 陈永涛. 天风, 2021(05)
• [3]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D]. 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卡尔·拉纳三一论概述[J]. 冷欣. 基督教学术, 2020(02)
• [5]随空间朝见神[J]. 耕心. 天风, 2020(12)
• [6]倪柝声的重生观研究[D]. 郑怡玲.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D]. 次春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12-17世纪意大利天使报喜图空间研究[D]. 蔡艳楠. 南京大学, 2020(05)
• [9]莫尔特曼圣灵论探析[D]. 王迎梅.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10]历史与效应 ——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探究[D]. 张文圣. 吉林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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