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难掩忧愁

一、繁荣掩饰不住隐忧（论文文献综述）

范稳^[1]（2021）在《太阳转身》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1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前局长卓世民现在是一个等待死刑判决书的人。他的一生戎马倥偬、身经百战,无论是在战斗的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他就是不断书写传奇的那一类好汉,死神常常都得绕着他走。卓世民曾经设想过倘能死得轰轰烈烈、壮怀激烈,不说像个英雄,至少也不枉为男儿。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面临这样一种死法。

梁壮^[2]（2021）在《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题为“叙事、符号与知识——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意在通过叙事、符号与知识三个角度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形式,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绪论主题为“中医文化的表达”,述明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文化的形成应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类形式是其他领域的文化现象对中医学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中医学体系与知识进入其他其他文化领域中造成影响。第二类过程的实质之一为中医内容的不同形式展现。中医文化内容则指文化理论、思想、观念与成果本身,而文化形式则指把这些思想内容加以呈现的表现形式。形式研究的一个简明思路是将文化作为文本。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两者互相需求、互相协助的结果,作为叙事性涉医文学,明清白话小说具有特殊价值:是中医文化总结期的见证、是中医文化的综合性平台、是贴近中医文化现实的语言表达方式。第一章为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说明不仅疾病无悬念地成为了文学对象,中医学和中医文化也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明清白话小说涉医文本有两个显着的特征:丰富但不集中、广泛但稍显重复。按照多寡详略和文章结构,可以将涉医文本分为单句式、组句式、段落式、章节式和跨章节式五类;按照所引医学内容的专业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泛称疾病、指名论症、谈因辨机、拟构医方、书写医案五类。医学主题小说较少,有医者小说、医界小说、药物和药名小说三类。涉医文本的形成有继承和创新两种情况。文本的继承,主要是从或不同体裁或前代作品中直接改用;创新则是从积累的原始素材入手,进行素材的文学化和小说化。作者的医学背景与涉医文本风格,尤其是涉医深度有正相关关系。历史发展受到小说发展和医学发展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明初至明中叶、明后期至明末、清前期、清中后期、晚清五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小说面对同样的涉医素材,会基于类型风格和读者期待风格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写入小说的中医文化内容丰富,有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等。第二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研究。小说继承了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一部分是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一部分则是医案记录。涉医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技巧方面值得探讨是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两个部分。视角有患者视角、亲属视角、医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等。叙事空间上,以病床为核心的患者空间和辐射状的医者空间存在交叉,医者的身体空间对患者小空间形成了有效介入。疾病故事的线性结构可分为病前、病中、医疗、病后四个情节单元。一个成熟的涉医叙事模式,应包括:趋同的叙事功能、类似的叙事特征、叙事空间上和人物形象的接近等要素。模式的形成应经历开创、模仿、发展、最终成熟等过程,又会在内容、形式、主旨三个方向发生变异。叙事中的疾病发挥线索和隐喻两个功能;医者则承担帮助者、推动者、观察者和隐喻的功能。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疾病作为主人公的考验代表着困境主题,医疗直面生死,代表着拯救主题。《西游记》形成的谐趣化审美和《红楼梦》为先导的唯美主义风格代表着对中医文化审美的发扬。第三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研究。文化符号学可以适用于中医文化研究之中。中医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有自己的特色、脉诊的符号化是典型例子。小说中会进行进一步符号化,若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受众共识,则容易失败。中医文化符号化的典型是药物。中药的符号化,可以获得次文本意义、文本意义、超文本意义三种层次的意义。具有文化意义的药物大多会在情节中发挥一定的叙事功能。这类文化符号化中药常常成为了所属功效类中药的标志性药物。鸦片类似的药物文化符号则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时代主旋律共振,成为时代的共同文化记忆。如毒药、迷药、哑药、性药之类的特殊药物统称,亦取得了与具体药物一样的符号化程度。药名文化的核心要素是药名代码是否能被发现和理解,因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用编码一解码理论来审视。白话散文中的药名文学是小说的新贡献。中医符号还可以进行临时符号化,也就是作为比喻的喻体;同时又进入了民间语言之中。第四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中医知识是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也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中医术语为中医药学内用来表示中医药学相关概念的词语集合,对术语的运用是显性知识的特殊形式。小说以表达显性知识为主,才学小说是其典范。为了知识对接受者的顺利传达,作者往往选择做进一步解释,即对知识的评论。以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医医籍的固定体例属于一种特殊的程序化知识,小说家常对于这类中医文化形式知识的利用和表达进行仿拟。第五章为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和意义阐发。明清小说当然地属于明清社会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疾病与医学概莫能外,可分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医学观念的隐含反映三种情况。中医文化可以放置到集体记忆理论之中,特定时期的医疗民俗有较强的仪式性和稳定性,是一类典型的文化记忆。叙事医学认为医疗过程具备叙事属性,普及中医叙事阅读,需要选择适合的阅读文本,应满足符合中医思维和观念、熟练运用中医语言、足够的叙事性和人文素养三个条件。明清通俗小说具有丰富的文本与多样的中医内容、丰富的叙事元素与医患视角、自然逼真的中医语言与浓厚的人文素养三个优势,具备成为中医阅读文本的条件。明清涉医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文化传播过程。将明清小说放置到传播学的框架之内可以考察小说形式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和经验教训:应满足作为受传者的读者对易读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作为媒介的小说有真实与虚构的裁量、事理情的融合、文学技巧的使用三个方面的经验:作为传播者,中医文化者应重视话语权把握,扮演好把门人的角色。

陈曦^[3]（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高爽^[4]（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山丹^[5]（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韩隽^[6]（2020）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本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当代的非虚构写作“现象级”躁动始自2010年。先是由文学界《人民文学》杂志发起,随后成为多学科响应以及社会与技术“双轮驱动”互动共构的特有景观,这使得“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概念无论是边界和路径都有了明显改变,十年之间,非虚构写作被裹挟着成为互联网时代原生内容产品,已经具备了特有的“写作姿态”和“文体形态”,成为典型的“实践文本”,形成了跨界“文学共同体”。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具备多元化价值的核心概念。目前已经面临新媒体场域天然带来的“大众化”与“商品化”问题、隐忧和焦虑。论文开始在对“非虚构写作”核心概念做了界定、对其研究文献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直面发展中的问题并明确了研究方向。本文论文采用文学观察和史性阐释方法,立足国际不同社会脉络语境,期求对非虚构写作的命题发端、历史源流、文体特征、叙事规范、价值追求做基于写作现状考察之上的本体理论研究。正文分为五章。第二章对当前文学和新闻两域的发展景观和作品展开定量研究,并明晰其内在特征和精神内核。第三章与第四章梳理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进路和文体特征,重点勾勒了从古至今的中国纪实文化精神,以及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尤其延安时期的写作经验对非虚构写作的精神影响;同时阐释了此间中西非虚构文体、体裁形成以及个性结构细微异同。第五章是带有方法论特质的非虚构叙事论,总结了非虚构写作的共识、观念、范式、文本阅读契约、内在原则、经验、技巧和伦理边界,力求为非虚构写作提供内容生产规范,同时还论述了非虚构影像等样态作为新型非虚构文本接续叙事创新,以及随着疫情语境进入公众视域的非虚构灾难叙事表达。第六章对非虚构美学内涵、非虚构后现代特性、非虚构跨界价值做了系统性概括,将“人文”和“理想”作为非虚构写作的根本性价值追求。余论是论文小结也试图唤起讨论:非虚构写作已然成为作为文学新思潮要以理论规范防止虚妄狂欢;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提升深度同时能够更快捕捉鲜活现实生活,同时回应了非虚构写作强调的“真实”与“现实”意涵和相关伦理问题。论文总体基于对当代国内非虚构写作概貌的观察与总结,力图推进确立非虚构写作范式,探究写作方法,将非虚构写作本体理论研究系统化、深入化、学理化。

郭巍峰^[7]（2020）在《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仕宦迁转中,白居易不断对兼济和独善两种情怀进行调整,这些调整的动力来源于他情绪凝滞与精神畅达交替变化所产生的不平衡结构。忠州任期是白居易人生挫折与希望共存的一个截面,其在忠州期间的创作,反映了他精神意志逐渐演变的过程。随着白居易对忠州主、客观条件认知的深入,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在此过程中逐渐酝酿着变化。在忠州一波三折的情绪波动中,在被动经历的多次洗礼下,白居易艰难而不舍地对最初的志向作出调整,逐渐在忠州任职期间占据主动姿态。审视白居易忠州诗歌创作,将进一步揭示他精神特质形成的动力及过程。第一章为“白居易赴任忠州前的仕宦际遇和精神结构”。在早期仕进途中,白居易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都频繁表现出焦虑状态,并且在仕途利好的每个阶段皆流露出退官自守的意志。他依赖于文章才能,热心政治参与,却始终处在交游及精神的孤立状态。他不断作出打破精神困境的尝试,但门第衰微与早期向学的封闭环境所共同塑造的进取意志,促使他理想化思维下的破局行动不断走向失败。与环境的难以融合,根本上推动他走向江州、忠州的流落。第二章为“忠州的特殊环境及其对白居易的影响”。忠州政治地位低下、人文资源匮乏、自然山水难成佳景,加之物质生活勉为其难的状况,共同对白居易造成了打击。在出乎意料的恶劣境遇磨难下,白居易精神领域产生一个苦闷、“失控”的空白期,为忠州环境对他产生全方位渗透提供了可能。加之白居易在忠州后期主动调整,逐渐融入忠州生活,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白居易产生一种静气和定力,其作品的写实内蕴也增添了更深层的韵味。第三章为“白居易忠州诗歌总体考察”。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前后经历了喜悦、苦闷和逐渐振作三个阶段。在写景咏物、赠答怀人、抒情言志等题材类型中,无不流露着身世之感、乡国之思。白居易在忠州期间因个性的回避倾向及精神存有的余地,使得忠州诗歌未能达到“穷而后工”的效果。第四章为“忠州诗歌之价值生成”。白居易编次诗集时定义的感伤诗和杂律诗在忠州全部的创作成果中占据了主流,展现了白居易兼济意志的隐藏和独善特质的外露。持久的愿望落空和意志震荡促使白居易产生内视倾向,其诗歌创作视角也更倾向于个人化。白居易人格随其个人际遇逐渐酝酿、转型,随之在时代变化和政治氛围急转直下中作出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李依蔓^[8]（2020）在《论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文中指出本文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切入,结合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探究作家是在何种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的影响下参与空间的意义建构,进而分析作家复杂的文化立场。半殖民语境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作为“空间殖民主义”的输入,同时扮演着“现代”与“殖民”的双重角色,复杂的空间体验促使海派文学的空间书写交织着认同与批判的双重话语。空间双重话语背后暗含着上海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暧昧,显示出其在复杂空间体验中的矛盾心态。然而,正是在双重空间话语的编码中,凸显出半殖民上海多元化、立体化的面貌。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梳理本篇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其次,评述国内外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发展,揭示空间视域下海派文学研究的开拓性意义。最后,对空间视域下的海派文学研究文献和研究情况进行归纳述评,针对西式娱乐空间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的界定,阐释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论述半殖民语境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体验。首先,结合历史资料与文献追溯西式娱乐空间兴起的半殖民背景,揭示西式娱乐空间蕴含的文化殖民策略。其次,分析西式娱乐空间所扮演的“现代”与“殖民”双重角色,由此带给上海知识分子艳羡与屈辱并存的复杂空间体验。第三章论述海派文学中西式娱乐空间的双重书写。首先,梳理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对文本内容进行具体分析,以海派文学中典型的电影院、酒吧、舞厅和公园书写为例,阐发作家在复杂的空间体验下对西式娱乐空间的丰富隐喻与想象。其次,揭示海派文学书写中对西式娱乐空间既认同又批判的双重话语,探析作家在现代性诉求与民族意识的导向下参与空间的意义建构。第四章论述双重空间话语中的知识分子主体矛盾。首先,从双重空间话语中阐释半殖民语境中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立场选择的暧昧。具体分析海派作家与左翼作家面对西式娱乐空间的矛盾心态,海派作家对空间的评判交织着世界性文化想象与殖民的焦虑,左翼作家对空间的评判交织着阶级批判与现代性生活的向往。空间评判的双重话语昭示着殖民语境中知识分子普遍的矛盾心态。其次,分析双重空间话语的文学生产意义,正是双重的空间话语促成了文学空间的丰富性,揭示了半殖民上海都市丰富而立体的面貌。本文将以这四个章节对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进行分析,以期从空间视角来考察半殖民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空间体认与文化立场抉择。

施成群^[9]（2020）在《主题学视域下中苏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比较》文中认为中苏农业集体化运动催生了一系列集体化题材作品,它们大多曾被主流意识形态奉为圭臬,如今却少有人阅读与研究。此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较大的时代局限性,但新的历史时期如果对风行一时的“集体化运动”文学作品采取“一刀切”式的全盘否定态度,则会失之公允,甚至矫枉过正,也会失去对优秀作家作品的客观判断。由于相似的政治和文学背景,中苏农业集体化题材作品在主题上有诸多趋同性:文学功能政治化、阶级斗争扩大化、个人情感集体化。但是两国文学在现实的揭露与掩饰、人性的张扬与压抑、精神的探索与盲从、宗教的信仰与批判等方面存在差异性,这些差异与作家人格是否独立、隐秘书写能否允许、经验借鉴是否全面等原因有关。在审美方面,中苏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都有对独特自然风光的审美表现、丰富民间文化的细腻描写、农民心理个性的精准刻画、叙事环境描写的语义双关、乡俗俚语的活用与通俗化。但也存在诸多差异性:在结构方面,中国作品主要是单线结构,而苏联作品多为复线结构;在修辞方面,中国作家多用白描手法,而苏联作家运用到了多种修辞手法。此外,在风景描写这一长期被中国作家弱化的板块,苏联作家给予其独立的审美价值。时过境迁,人民公社已解体多年,但否定农业集体化运动,并不能否定描写该运动的作品本身,这些作品仍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时代价值。透过中苏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中反思并吸取经验教训。

刘义^[10]（2019）在《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反思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1920-2012）是一位长寿且高产的作家,一生共创作出600多部体裁各异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影视剧本等。布拉德伯里的文学作品特征鲜明,语言诗意盎然,叙事曲折迂回,以反思和批判社会现实见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布拉德伯里先后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4）、“普利策特别奖”（2007）等大奖,他的科幻小说《华氏451》被部分美国中学列入学生的阅读书单,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雷·布拉德伯里及其科幻作品（尤其是长篇代表作《华氏451》、《火星纪事》）为研究对象,以“反思性”为切入点,借鉴加拿大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关于“现代性之隐忧”的分析,详述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对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状批判与愿景展望,突出作家批判现实的写作态度和关注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布拉德伯里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具有转折意义的科幻作家。西方学术界对布拉德伯里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准确把握了布拉德伯里与其他科幻作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对科学的不信任态度,此外布拉德伯里不落巢窠的语言风格、灵活多变的叙事方式以及其作品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都在研究中得以充分揭示。另外,查尔斯·泰勒关于“现代性之隐忧”的判断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解读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有效视角之一,有助于读者充分理解布拉德伯里科幻作品的深刻内涵。泰勒和布拉德伯里都忌惮于人类社会中逐渐凸显的现代性之隐忧,并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破解之道,为人类谋划一个理想的未来。“反思”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布拉德伯里,而理性中心主义正是布拉德伯里反思哲学的矛头之指向。理性思维方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崇尚理性、崇尚科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在此过程中理性也逐步显示出其霸道的一面,它将自己包装成为光明、进步的化身,而位于对立面的感性思维方式则被描述为黑暗、落后的象征。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理性霸权的负面影响,并对此加以揭露和批判,形成了一股持续的抵抗运动。布拉德伯里继承了尼采反抗理性霸权的策略,以“改革者柏拉图”的形象从根源上否定了西方社会的理性中心主义传统,并在其科幻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讨论理性中心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人的异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反抗理性中心主义之外,布拉德伯里还颂扬想象力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质意义,试图恢复想象力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反思性”不仅指导了布拉德伯里世界观的形成,而且也影响到了作家的叙事策略。布拉德伯里在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上注意与历史事件、文学文本、社会思潮等的对话交流,将自己的科幻作品融入西方基督教文学范式和文化批评传统,为“反思性”寻找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作为一个文学分支,西方现代科幻小说源自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焦虑,是人类对于新的尘世和新的天国的文学表达,目的在于调合现代社会科学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为基督教在科技时代的存在赢得合理合法性。布拉德伯里的科幻小说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科技对宗教的迫害,提倡宗教宽容,呼吁高科技与宗教信仰和谐共处。其代表作《华氏451》更是在圣经叙事结构下展开叙事,不时穿插基督教意象,是科幻小说与基督教文学融合的典范。另外,布拉德伯里在科幻作品中探讨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认识到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与卑微,笃信上帝会对芸芸众生施以救赎。总之,布拉德伯里意欲告诉读者,人类科技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接近上帝、获得救赎的过程。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征服的原罪,并剖析了以民主和自由而着称的资本主义现代政治体系的弊端。布拉德伯里坚信不受制约的民主和自由会引发“多数人暴政”和温和的专制主义,必须引起世人的足够警醒。布拉德伯里还塑造了一个取消政府、实行知识分子自治、关注人的心灵生活的未来共同体。布拉德伯里的政治观点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颇具启发意义。布拉德伯里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深感忧虑,他指出大众传媒对普通老百姓的头脑进行了简单化改造,人们的审美品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看客心态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人际关系堕入冷漠的深渊。为了改变人类不断恶化的文化处境,布拉德伯里在科幻作品中呼吁人们“向后看”,以古希腊为师,回归田园生活,重塑人际关系,呼唤文化宽容,从而营造出一种重视家庭生活、富有人情味的和谐文化氛围。凭借着永不妥协的反思精神,布拉德伯里对传统科幻小说的形式和内容都进行了革新,是科幻文学从“黄金时代”向“新浪潮”转变的关键一环,在科幻小说发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布拉德伯里通过科幻小说构建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共同体,对人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前景进行了理想化展望,以此来对抗现代性之隐忧,虽然他的科幻作品不能直接用作社会改良方案,但其反思和批判的勇气以及以天下为念的博大胸怀将激励世人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二、繁荣掩饰不住隐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繁荣掩饰不住隐忧（论文提纲范文）

（1）太阳转身（论文提纲范文）

（2）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本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主题学视域下中苏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0）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反思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繁荣掩饰不住隐忧（论文参考文献）

• [1]太阳转身[J]. 范稳. 当代, 2021(05)
• [2]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D]. 梁壮.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5]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本体研究[D]. 韩隽. 西北大学, 2020(09)
• [7]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D]. 郭巍峰.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0)
• [8]论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D]. 李依蔓.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9]主题学视域下中苏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比较[D]. 施成群. 西华师范大学, 2020(12)
• [10]雷·布拉德伯里科幻小说的反思性研究[D]. 刘义.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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