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大学教学》编委会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吕增艳[1](2021)在《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成仿吾是我国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其五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践行共产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是我国第一位文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三者兼备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学校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继承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精神财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现阶段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是党史学习的重要内容,成仿吾的人生发展历程堪称一部生动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根据地高校的公共课程,把“战火中的大学”建设成为“从知识青年到革命战士的大熔炉”,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教育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确立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主张结合实际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教学组织——“教研室”的概念,首创思想政治理论课四大基础理论教研室,参与并构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课程体系和教学研究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化发展。成仿吾被誉为“长征途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奠基者”“党校教育的开拓者”“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人民教育的旗手”“妈妈校长”等。这些称号,是对他在教育领域突出贡献的肯定。此外,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精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科学阐释、撰写《长征回忆录》等等,使他获得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大家”的赞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历程,总结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宝贵经验,既是对党的百年教育成果的历史传承,也是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守正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重要借鉴。本文包括引论、结语和四章正文。第一章,系统梳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家风传承三方面分析其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从实践阅历、人格特质两方面论证了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关于发展历程,以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作为时间脉络,结合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历,归纳出其思想发展的萌芽萌动期、初步形成期、成熟发展期和系统深化期四个阶段,形塑起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章,阐释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构成。一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和必要的战线”“经济、政治工作的生命线”的地位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斗争”的重要功能进行理论阐发。二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的思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其他社会教育相融合、“少而精”和“通俗化”相结合、“基本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五个方面。三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思想。涵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形势与任务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四个方面。四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小先生”制与“自学辅导制”相结合,启发式和讨论式相结合,典型教育与亲自示范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五是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思想。在坚持学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基础上,探索报刊传播媒介和党的建设管理平台。第三章,对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的研究。包括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主要特色和历史贡献三部分。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教育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教育救国”之路;反对经验主义,强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弘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创新性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方面。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立场坚定的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之重任,以“人民本位”的理念践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以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深耕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建设”,以实践探索精神推进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五个方面。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开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探索与推进我国高校政治理论课完整的课程体系建设,彰显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先行者,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第四章,透析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当下的启示:“培养无产阶级理论战士”对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启示,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思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法对坚持“理论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启示,师德师风建设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李宁[2](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说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李国杰[3](2020)在《辛勤耕耘结硕果 砥砺奋进谱新篇——纪念王广忠研究员暨论《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经验》文中指出《高等农业教育》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系统公开出版发行的农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性期刊。截至2016年6月,《高等农业教育》共编辑出版300期。创刊近30年来,以王广忠研究员为领军者的编辑出版团队,历经几代编辑人的辛勤耕耘,砥砺奋进,成果丰富。《高等农业教育》在主管单位农业部关怀领导、主办单位尽责奉献、高等农业院校鼎力支持和期刊编辑辛勤耕耘下,虽然历经农业部主管,农业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会和沈阳农业大学主办,全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会主管等几次变迁,但是耕耘者始终不改初心,不懈探索与发展,期刊越办越好,逐渐成为高等农业教育领域重要的高等农业教育期刊,具有指导性、行业性和实用性的特色,发挥先导、园地、桥梁和服务的作用,为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推动高等农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付甜甜[4](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王莎[5](2020)在《绥远省冬学运动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撤销绥远省建制这一时期绥远省的冬学运动为研究对象,以《绥远日报》所记述的大量关于冬学运动的具体事例为主要考察视角,结合相关档案史料对绥远省冬学运动的前期动员、开办过程及后期转入民校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再现了绥远省冬学运动的基本面貌,揭示了这场运动所呈现出的各级政府、基层干部、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绥远省的冬学运动既体现了传统群众运动的固有模式,又在各级政府、基层干部、普通民众有效互动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场运动既有全国各地冬学运动的共性,又有较强的地方特点,例如,创造性地将“读报组”与各种班次及生产组、互助组相结合;将冬学学习与民兵冬训相结合,深入地贯彻了群众路线。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这一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激发了绥远省人民建设家乡、建设国家的热情,推动了当时的多项工作。运动后期将冬学有步骤地转为常年民校,实现了季节性学习向常年学习的转变,是绥远省社会教育事业进步的重要体现。这场运动动员了乡村社会,使广大基层干部切实得到了锻炼,对优化乡村治理、整顿基层组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当时绥远省的治理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研究绥远省冬学运动并总结其宝贵历史经验,对当今开展社会教育、推进农村工作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乔傲龙[6](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提出《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余柏青[7](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认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王丹[8](2019)在《众川归一:近代汉译《圣经》事工的变迁》文中认为传播教义、吸纳信徒是基督教来华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而汉译《圣经》是实现其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中《圣经》汉译本及解释《圣经》译本,意在全面地展现《圣经》汉译工作自景教传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本文重点关注马礼逊来华后,中国近代汉译《圣经》的发展情况,以及在该过程中所呈现的基督教中国化现象。本文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汉译《圣经》从‘众川’到‘归一’”为发展主线,将文章分为五章进行探讨。其中文章的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学术成果综述、研究方法与创新、篇章结构。第一章介绍了汉译《圣经》的起源,主要探讨了Bible及“圣经”名称的由来,并对汉译《圣经》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第二章以1807年马礼逊来华翻译完整版的《圣经》到1854年《委办译本》的刊行作为时间节点,将宏观概述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对汉译《圣经》进行了探讨。首先,本章对该阶段的时代背景、译经情况和阶段特色进行了概述。其次,本章以译经活动的变化、译经机构的产生、汉译过程中中国人扮演角色的初期形态及“译名之争”作为三个代表性的内容,对其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展现该阶段汉译《圣经》的起步与艰难探索。第三章重点讨论《圣经》汉译方式的变化,以及中国译者从辅助译经到独当一面独立译经的转变过程。首先,本阶段与之前最大的差别是:《圣经》汉译方式从最初三个圣经公会各自为政、独立发行开始走向部分圣经公会联合译经。其次,本章着重关注中国译者群体从逐渐崛起到实现身份逆转的过程。最后,三次传教士大会召开,对传教事业和《圣经》汉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这都对《圣经》汉译本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章侧重于介绍中华圣经公会的成立。首先,本章认为该机构的成立有利于中文《圣经》译本的延续性发展,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为《圣经》汉译工作产生的重要助力作用。其次,《圣经》汉译工作的日益改进促进了基督教中国化进程及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最后,《圣经》的汉译不仅关系着《圣经》这部经典的海外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文《圣经》译本作为中西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纽带和桥梁,其中包含着基督教传播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对外来宗教接纳的重要内容。第五章为结语部分,对汉译《圣经》的“众川归一”进行总结。《圣经》汉译,经历了由“寥寥可数”到“百花齐放”,再到“众川归一”的演变趋势,这一趋势既与译本产生的社会条件、政治背景、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也与基督教中国化的程度密不可分。本文通过五章内容,用以小见大、由局部到全局的呈现方式,解读基督教入华后为适应当地社情所作的艰难尝试与努力,全方位地展现基督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陈红森[9](2019)在《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研究》文中指出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色教育,对当今的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有着深刻影响,其中,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最具代表性。因而,本文在广泛收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干部教育、党校教育、中央党校校史等研究成果,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考察与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田野考察法等,围绕“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形成的文本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绪论。这部分开端即由研究兴趣出发,阐明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并对研究意义进行了归纳;接着在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与本议题相关的文献梳理;之后界定了与本研究相关的三个核心概念,并简述了研究方法;在最后,归纳了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初创。首先,对这一阶段的教育活动进行了陈述,从瓦窑堡时期与保安、定边时期,分时段进行了历史考证;其次,对这一阶段的专题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这时的干部教育背景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活动,如少数民族干部学校教育等。第三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发展。首先,对这一阶段的教育活动进行了陈述,从李维汉任校长期间、康生任校长期间、陈云任校长期间、邓发主持校政期间四个时段,进行了历史考证;其次,对这一时期的专题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这时的干部教育背景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活动,如女子干部教育等。第四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成熟。首先,对这一阶段的教育活动进行了陈述,将这一阶段划分为整风运动开始之前与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两个时期,分时段进行了历史考证;其次,对这一时期的专题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这时的干部教育背景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活动,如平剧的改造等。第五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特色与经验。首先,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制度和传统特色进行了总结,将其分为组织鉴定制度、学业鉴定制度、实习制度、三方管理制度、领导人来校作报告的教育传统等五个部分;其次,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特色进行了总结,将其分为党性教育内容、文化和职业教育内容、“古今中外”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四个部分;最后,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将其分为党校姓党的教育经验与实事求是的教育经验两个部分。
罗菲[10](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二、《中国大学教学》编委会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大学教学》编委会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 |
(一)理论背景 |
(二)实践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一)研究现状梳理 |
(二)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解读 |
(三)对研究现状的总结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二)研究方法与意义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领域新 |
(二)研究思路新 |
第一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与发展历程 |
一、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一)客观条件 |
(二)主观条件 |
二、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
(一)萌芽萌动期: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地位(1918-1928) |
(二)初步形成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途径(1928-1937) |
(三)成熟发展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模式(1937-1949) |
(四)系统深化期: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1949-1984) |
第二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构成 |
一、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思想 |
(一)“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
(二)“经济、政治工作的生命线” |
(三)“用政治思想教育来提高人民的觉悟、动员人民起来斗争” |
二、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的思想 |
(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三)与其他社会教育相融合 |
(四)“少而精”和“通俗化”相结合 |
(五)“基本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
三、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思想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
(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 |
(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
(四)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 |
四、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想 |
(一)“小先生”制与“自学辅导制”相结合 |
(二)启发式与讨论式相结合 |
(三)典型教育与亲自示范相结合 |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
五、成仿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思想 |
(一)以报纸杂志为传播媒介 |
(二)以党的建设为重要依托 |
(三)以高等学校为主要阵地 |
第三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 |
一、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教育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教育救国”之路 |
(二)反对经验主义,坚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
(三)弘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创新性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
二、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色 |
(一)以坚定的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之重任 |
(二)以“人民本位”理念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 |
(三)以“党的中心任务”推动“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 |
(四)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深耕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建设” |
(五)以实践探索精神推进整体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建构 |
三、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一)开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 |
(二)探索与推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建设 |
(三)彰显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先行者 |
(四)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 |
第四章 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培养无产阶级理论战士”对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启示 |
二、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 |
三、教育大众化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启示 |
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对坚持“理论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启示 |
五、师德师风建设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小结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一、招生改革 |
二、教学改革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小结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辛勤耕耘结硕果 砥砺奋进谱新篇——纪念王广忠研究员暨论《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一、《高等农业教育》历史发展概况 |
(一)创刊与试刊阶段(1984.4~1985.12) |
(二)农业部主管阶段(1986.1~2000.1) |
(三)农业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会和沈阳农业大学主办阶段(2000.11~2005.2) |
(四)全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会主管阶段(2005.03~2016.06) |
二、《高等农业教育》办刊特色与重要作用 |
(一)《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刊特色 |
(二)《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作用 |
三、《高等农业教育》团队建设与办刊经验 |
(一)《高等农业教育》团队建设 |
(二)《高等农业教育》历史发展经验 |
(4)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论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 基本概念界定与问题说明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晚近以来的社会及文化运动 |
二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
三 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
四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领域的有限参与 |
第二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以文学社团为依托 |
二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
第三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创造社与太阳社创办的刊物 |
二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论战各方的理论观点及贡献 |
三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 |
第四节 文学社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先在立场造成理论的偏狭 |
二 群体组织压抑多元观点的发展 |
三 宗法特点导致门户之见 |
第二章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
二 文学生产方式深入变革 |
三 南京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
第二节 “左联”的组织形态与特点 |
一 “左联”的组织结构 |
二 “左联”的组织特点 |
第三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左联”时期的刊物 |
二 “左联”时期的译介 |
三 原创性 |
第四节 “左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
二 “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
三 “拉普”对“左联”的消极影响 |
第三章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陕甘宁边区成立与边区知识分子政策 |
二 延安文艺的源头:苏区文艺与左翼文艺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党的高层领导开始比较多地介入文艺活动 |
二 形式多样的文艺组织 |
三 风格多样的文艺刊物 |
四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的优点及局限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与传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影响 |
一 领导讲话与文艺理论 |
二 文艺组织与文艺理论 |
三 文艺组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 |
四 文艺组织与理论译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绥远省冬学运动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 |
二、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四、资料与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第一章 绥远省开展冬学运动的背景和基础 |
一、民国时期绥远省的社会教育概况 |
(一)抗战全面爆发前绥远省社会教育的发展情况 |
(二)抗战全面爆发后绥远省推进社会教育的举措 |
二、建国初期绥远省的政治经济情况 |
三、政府对冬学工作的重视与民众的现实需求 |
第二章 绥远省冬学运动的开展情况 |
一、工作布置 |
(一)工作精神与原则 |
(二)学员的构成与学习内容 |
(三)师资及经费 |
(四)领导组织与工作安排 |
二、工作开展 |
(一)动员方式 |
(二)组织形式 |
(三)编班(组)方式 |
(四)教学方法 |
(五)与民兵冬训相结合 |
(六)与读报组相结合 |
(七)冬学转入民校 |
第三章 对绥远省冬学运动的评价和反思 |
一、特点 |
(一)工作布置阶段 |
(二)工作开展阶段 |
(三)体现了动员型参与及互动型模式 |
二、工作成效 |
(一)扩大了受教育民众的群体范围 |
(二)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
(三)推动了多项工作的进行 |
三、存在的问题 |
(一)领导方面 |
(二)教学方面 |
四、经验与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概念阐释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概况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8)众川归一:近代汉译《圣经》事工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成果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四、篇章结构 |
第一章 “从无到有”:汉译《圣经》的起源(1807年之前) |
第一节 分期及时代背景 |
第二节 Bible及“圣经”名称的由来 |
第三节 汉译《圣经》的起源 |
第二章 “日益成熟”:合作译经及译经机构的产生(1807年-1854年) |
第一节 分期及时代背景 |
第二节 译经情况及特点 |
第三节 中国人的助手角色 |
第四节 争论与妥协:汉译《圣经》中的“译名之争” |
第三章 “走向联合”:圣经公会之间的协作(1854年-1936年) |
第一节 分期及时代背景 |
第二节 译经情况及特点 |
第三节 中国译者独立译经 |
第四节 三次传教士大会的召开 |
第五节 圣经公会对汉译《圣经》的出版与销售 |
第四章 “众川归一”:中华圣经公会的成立(1937年-1949年) |
第一节 分期及时代背景 |
第二节 译经情况及特点 |
第三节 中华圣经公会的成立 |
第四节 《圣经》的中国化 |
第五章 结语 |
附录一 :中国人对汉译《圣经》的参与 |
附录二 :汉译《圣经》的国外译者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9)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三、概念界定 |
(一) 延安时期 |
(二) 陕甘宁边区 |
(三) 干部教育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法 |
(二) 历史研究法 |
(三) 比较研究法 |
(四) 田野考察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初创 |
一、初创阶段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活动 |
(一) 瓦窑堡时期中央党校的教育 |
(二) 保安、定边时期中央党校的教育 |
二、初创阶段中央党校的专题干部教育 |
(一)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中党内、外斗争的影响: 分清路线是非 |
(二)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教学形式的超越: 当代导生制的雏形 |
(三) 少数民族干部学校教育的开端: 民族班的设立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发展 |
一、发展阶段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活动 |
(一) 李维汉任校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二) 康生任校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三) 陈云任校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四) 邓发主持校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二、发展阶段中央党校的专题干部教育 |
(一)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迷茫: 党内斗争的影响 |
(二)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科研活动的开展: 干部教育研究 |
(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女子干部教育的开创: 从女干班到中国女子大学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成熟 |
一、成熟阶段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活动 |
(一) 整风运动开始之前中央党校的教育 |
(二) 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中央党校的教育 |
二、成熟阶段中央党校的专题干部教育 |
(一) 端正干部教育的办学方向:新“政治正确”标准的形成 |
(二) 干部教育中教学方法的改革:自学讨论法 |
(三) 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潜在课程:平剧舞台上的“变脸”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特色与经验 |
一、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制度和传统特色 |
(一) 组织鉴定制度 |
(二) 学业鉴定制度 |
(三) 实习制度 |
(四) 三方管理制度 |
(五) 领导人来校作报告的教育传统 |
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特色 |
(一) 党性教育内容 |
(二) 文化和职业教育内容 |
(三) “古今中外”的学习方法 |
(四)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 |
三、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经验总结 |
(一) 党校姓党的教育经验 |
(二) 实事求是的教育经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缘起 |
1.1 选题依据 |
1.2 选题意义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2. 前人研究述评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3.3 研究目的 |
3.4 研究意义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4.1 研究内容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4.3 创新之处 |
5. 文献资料 |
5.1 文献来源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4. 小结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6. 小结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2. 学校教育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5. 小结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4. 小结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3. 小结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3. 小结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5.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详细摘要 |
四、《中国大学教学》编委会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成仿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D]. 吕增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3]辛勤耕耘结硕果 砥砺奋进谱新篇——纪念王广忠研究员暨论《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经验[J]. 李国杰.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5)
- [4]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5]绥远省冬学运动研究(1949-1954)[D]. 王莎.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众川归一:近代汉译《圣经》事工的变迁[D]. 王丹. 上海大学, 2019(02)
- [9]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研究[D]. 陈红森.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10]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