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认识并科学处理新时期基层干群关系——从灵台县对口帮扶中看新时期干群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梁雨微[1]（2021）在《全媒体语境下岑巩县融媒体中心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
陈旺君[2]（2021）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是阻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难题,解决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紧扣国家发展战略与现实国情,积极开展消除贫困的斗争,历经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反贫困实践的历程,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调整扶贫的方式,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稳定推进脱贫攻坚战,把扶贫的矛头对准了每村、每户,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保证脱贫的道路上不落下一户一人。通过多年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很好地解决了整体性的贫困问题,消除了绝对贫困。本文首先梳理了关于贫困问题的相关概念以及理论渊源,从不同角度和学科分别对贫困与贫困问题、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具体概念进行了阐述,同时论述了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渊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思想以及我们党历届主要领导人的思想,都为我们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借鉴意义。其次,着重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并将其归纳为三部分,分别是:习近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理论论述,坚持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根源,推进脱贫攻坚战略、稳固扶贫成效,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对棘手的贫困问题时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新举措,开启了我国扶贫脱贫事业的新篇章。再次,本文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脱贫工作的成效,将我们党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经验归纳为坚持党对贫困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汇集脱贫合力与激发内生动力并举以及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扶贫理念。最后,对如何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这一问题,提出相关思路与建议,明确指出了我国“后扶贫时代”的工作方向。
苏杰[3]（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刘磊[4]（2019）在《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样态及其机制分析》文中提出
向鑫[5]（2019）在《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利益协调作为现代政党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能,既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也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利益矛盾和社会风险加剧,如何正确处理好不同阶层成员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都有满意的获得感,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党遇到的现实挑战。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从深层次分析来看,可理解为利益问题。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促进利益共享和利益均衡,促使2020年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民心基础和执政道义。利益协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中心”、利益共享和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把握主体要素（谁来协调）、客体要素（协调谁）、价值要素（为何协调）、环境要素（在哪协调）和过程要素（如何协调）之间的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利益协调内在的对立统一性,从分析、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利益协调观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协调观中为新时代的利益协调提供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是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扶危济困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以及积极吸收、辩证借鉴国际减贫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时代实践。以利益协调为切入点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战略,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要求,也是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利益协调先后经历了（1978年——1985年）以体制改革推动的大规模扶贫救济阶段、（1986年——1993年）以区域瞄准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年——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专项推进的扶贫攻坚阶段、（2000年——2011年）以整村推进为主的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2012年——2020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阶段,取得了世界性成就,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脱贫攻坚与利益协调的全球贫困治理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了多种协调手段,正确处理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种利益关系,积累了利益协调相关经验。当前,我们还面临主体因素（党作为利益协调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足、多元利益协调主体融合难、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客体因素（贫困群体制衡主义、贫困户对扶贫的心理依赖）、价值因素（“零和博弈”思维、权益共谋心理、利益扩张心理、传统私德观、乡村公共精神削弱）、环境因素（利益协调与农村社会、政治格局融合难）、过程因素（贫困群体利益诉求表达低效、党员干部利益协调方式不当、利益协调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利益保障机制较滞后）等现实挑战,制约着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有序推进。如何改进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成为新时代我们党必须面临和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我们必须坚持党对扶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实现利益协调的全面领导,着力形成“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的合力效应;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问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监督机制,促进利益协调方式的科学化、规范化;加强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促进党的利益协调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增强利益协调的实效性;竭力构建“表达—分配—评估—保障”的系统化运行机制,促进利益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徐雷[6]（2018）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因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必须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而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学界政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运用干部成长有关理论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问题。论文主要由绪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第一,在绪言部分,首先,论述了选题的价值。本文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由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注为切入点和逻辑起点,从着眼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引出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对现有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对县委书记成长的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第二章至第四章沿着“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应该怎么办”的思路展开分析。具体来说,在第一章“县委书记成长理论”中,运用干部成长理论等知识,从县委书记成长概念的界定、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等方面来进行县委书记成长的理论分析。其中,在“基本概念”上,主要对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进行了界定;在“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上,主要从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上,主要从党的事业要求、人民群众期望、岗位职责要求、个人发展需求等四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上,主要从成长为县委书记、当好县委书记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第二章“成长为县委书记”中,总结了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得出了三点规律性认识,包括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三个方面。其中,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上,主要从顺应时代的要求、契合地域的需求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上,主要从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上,主要从长时间的任前积累、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第三章“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中,提炼了干部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包括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两个方面。其中,在“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上,主要从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干部制度存在漏洞、亲情的“绑架”、“问题上级”的误导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上,主要从理想信念的动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群众观念的淡薄、组织观念的弱化、工作职权的错位、政绩观出现偏差、廉洁意识的丧失、生活追求的低俗等八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第四章“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中,主要从组织和县委书记个人两个角度提出了如何推动县委书记履职,分别为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其中,在“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上,主要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净化地方政治生态、加强组织培养、完善干部制度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上,主要从基础性履职条件和拓展性履职条件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在基础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坚定的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烈的群众观念、严格的组织观念、明确工作职权、正确的政绩观、牢固的廉洁意识、良好的生活作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拓展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敢于担当的魄力、突出的领导才能、扎实的基层调查、丰富的知识积累、顽强的意志决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三,在结束语部分,主要阐述了县委书记的成长条件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使得研究县委书记成长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研究县委书记成长规律永远在路上。
徐加玉[7]（2018）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农村基层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命题。蕉镇的个案经验显示,“强县弱乡”式乡镇体制改革导致乡镇政府权责失衡和治理能力弱化,乡镇政府受“路径依赖”效应影响,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以往行政主导的一元化权威治理体制,仍以“管控”、“命令”为主。以村干部职业化和村级权力运行规范化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级权力,但改革未能赋予村级组织以新的资源或权限,村级治理能力依然孱弱,村干部职业化也导致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村级治理因而难以做出任何积极作为,沦为“维持型”村治。村干部对乡镇政府的疏离使得现有“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疏离、碎裂,当乡镇政府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某些疑难问题时,治理失效问题就会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村级改革也加剧了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和附属化,村民自治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压缩。总体来看,乡镇体制改革在机构与人员精简、公开透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治理能力、治理方式、治理权威上并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乡镇治理能力甚至有所下降。村级规范化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精细的制度设计会导致行政成本的上升以及运转困难;村干部职业化使得乡镇行政更加便利,但降低了村干部的积极性,使得现有治理体系趋于疏离和碎裂。因此,税费改革后所推进的乡镇体制改革和村级管理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层治理,但并未带来农村基层治理的根本性提升。从国家建设理论视角看,改革对基层政府的角色认知错位,因而未能构建一个权责匹配、规范而有效的现代政府;民主化建设的滞后,使得基层治理领域依然沿袭了“强国家、弱社会”关系形态,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具有强烈的控制乡村自治组织的倾向,村级改革赋予了乡镇控制村级组织的制度化路径,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受到相当打击;从治理理论视角看,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制在许多方面效益并不高,且越来越难以与经济分化、理性和法律意识逐步提升的乡村社会相适应,治理模式亟待变革。结合国家建设理论和治理现代化理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化和能力建设,包括基层政府权威、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提升以及村级公共权威的规范化和能力建设;二是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化建设,包括构建相对平衡的“乡一村”关系和更加多元化、平等化的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意避免两个误区:一是过于关注和强调正式机构、正式制度等“形式”方面内容的建设,忽视或轻视村民自治、社会自主、民主参与等“实质”方面内容的建设,造成“单条腿”走路问题;二是村级管理体制这一“上层建筑”与地方社会经济条件这一“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会造成绩效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这都是需要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极力避免的。最后,对于与蕉镇类似的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来说,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正式制度和村干部完全职业化的举措相对激进,增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重建基层政府权威、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方式、适度推进村级治理规范化、着力推动治理过程民主化和治理体系多元化相对更加可行。
李波[8]（2018）在《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由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农村地区已经成为环境危害的重灾区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因此,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元共同体的乡土性塑造了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模式,有效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持续渗透,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管控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特征表现为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硬任务、以行为限制为准则的硬方式、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硬供给。基于河长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呈现出“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即上级党政领导将农村环境治理提升至“中心工作”的政治高度,然后将其作为下级党政领导必须按期达成的“约束性指标”,从而形塑了以各层级、各部门、各区际全员参与的“合力式治理”以及展示政绩和忠诚、保留晋升资格的“资格锦标赛”策略。尽管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弥补了传统科层体制常规化治理的不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权威,并且倾向于将权威惯式延伸至对市场和社会的管控中,把社会公众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不仅容易忽视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产生成本过高、资源浪费、治理低效、难以持久等不良后果。基于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农村环境治理有必要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指导,重视挖掘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参与的主体作用。而作为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逻辑起点,农民参与又是嵌入在新乡土社会结构中并受到其严重制约的。首先,农民“个体化”以及乡村精英“谋利化”共同加剧了村庄“离心化”趋势,逐渐导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集体意识”的消解弱化了农村环境参与的义务感;其次,新中国政权打碎了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强自治组织,建立了政社一体化的强管控组织。而在乡政村治时期,从人民公社体制脱离出来的农民却没能实现自组织的理想目标,反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分散的农民难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维护环境公共秩序;再次,新时期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资源下乡”的方式推动的,但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出现淤塞,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被乡村精英群体所编织的“分利秩序”瓜分,很难同步实现项目资源有效配置、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为此,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会的内涵建设,发展壮大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重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格局,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有效性。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改革政府管控式治理模式,努力优化农民参与的乡土社会结构,才能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模式,从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农民共同分享环境政策制定、环境资源配置、环境利益分配的权力,以便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理性,形塑以农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有效回应农民理性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需求。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共识;改进农村环境硬法治理,加强农村环境软法治理;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贺勇[9]（2018）在《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决策的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实现最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利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首先触及到的是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问题,由体制机制变革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与重构,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利益不断出现分化、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决策面临有限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整合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控制此消彼涨的零和博弈,寻求实现公共决策价值理性的正和博弈成为公共决策中的突出问题。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探索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机制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通过有序政治参与的方式;探索科学的资源分配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就成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消除各民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1）只有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但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乡是全国德昂族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山作为“直过民族”地区深得党和政府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扶贫的力度比其它地区相对更大,投入也更多,三台山乡贫困面貌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但传统扶贫工作存在的没有精准识别到户到人,导致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不明确,扶贫对象选取不合理,扶贫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措施不够有力,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开发工作,尤其是将扶贫工程简单理解为生活救济,使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得不到扶持,或者无法满足贫困对象多样化的需要,导致扶贫工作成效不够明显。由于三台山乡德昂族、景颇族等“直过民族”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扶贫开发成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涉及到中央、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群众、村委会、驻村工作队等各个利益群体,如何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取向,根据贫困地区发展实际,创新工作方法,落实主体责任;围绕贫困标准的制定、贫困人口的确定与统计,脱贫标准的评定,各个主体的责任及彼此之间工作的协调;以及脱贫工作成效的评定等各个方面,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各个主体之间,扶贫各方面与贫困地区、贫困户贫困人口,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方法和内容、规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价值追求理解上的冲突,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博弈。选择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程作为研究案例,认真分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运用博弈理论的基本方法,从信息、策略（行动）、规则、结果等方面,探索研究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目标与方法,行动与成效,从组织结构、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变化,促进各个主体行动中的功能性变化,尽可能避免纳什均衡,避免彼此之间负和博弈,追求帕累托改善,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目标。运用博弈理论破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纳什均衡,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面迈入小康的宏伟目标,并以此推动解决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注意,并应该努力采取科学的方法,实现最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是论文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理论界在运用博弈理论对基层协商民主,选择典型调查研究政府公共决策,尤其是涉及边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决策各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得不够,缺乏对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特别对协商民主的本质和博弈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到位,尚存较大的研究和拓展空间,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上述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田野点三台山德昂族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过程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分析,一是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都是不同群体博弈的过程,都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博弈,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承认各种利益群体的真实存在,针对他们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坚持公共决策中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基层协商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共识、凝聚力量,推动各项公共政策高效、有序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二是在认真总结分析公共决策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决策是治国理政中一个重大严峻的课题,利益博弈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手段,制度性变迁是破解纳什均衡的根本选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变计划体制下资源约束和GDP为唯一政绩标准的激励机制,引入新的约束激励机制,才能避免纳什均衡现象,建构更加有利于充分调动利益博弈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体制机制,实现合作共赢,真正体现公共决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目标。三是通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过程中,如何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统一规划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具体的建议。
保虎[10]（2018）在《新时代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的人本理性逻辑研究 ——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X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离不开“三农”的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时代”,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转变。新时代国家“三农”发展的推进要始终坚持“乡村振兴”战略。这显然是破解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事实上,新时代我国“三农”发展仍然处于一个艰难的爬坡阶段,仍然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在边境民族乡村,它与其他城乡地区相比,条件更差,基础更弱,也更为贫穷落后,故此,它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边境民族乡村建设主要以其封闭的、落后的“自系统”陈旧治理方式为主,这其实就是“闭门造车”,因为它常受个体理性限制,存在效果不明显问题。为此,在人本理性指引下,坚持以“共建共治”求“善治共享”的人本理性逻辑,使其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实现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合一,推进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便成为未来边境民族乡村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在新时代,为了破解边境民族乡村振兴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以便更好推进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本研究基于习近平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X村为例,以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内涵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农村发展理论的指引下,剖析了其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思想及其体现出的人本理性,并结合边境民族乡村实际情况,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注重质性、量化研究相统一,强调理论、实践相结合,遵循以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目标“公共性”向其“善性”发展的“人本理性”主线,对边境民族乡村振兴进行研究。若从研究的核心领域来分析,总体上,本研究主要着力于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四大板块”研究,即“共建共治”引“善道”,走向“善治共享”的人本逻辑研究;“共建共治”生“善者”,走向“全民共享”的主体研究;“共建共治”保“善于”,走向“渐进共享”的过程研究;“共建共治”成“善态”,走向“全面共享”的效果研究。同时,论文还强调了以制度建设保证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态”推进,以实现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共建共治”引“善道”,走向“善治共享”之逻辑研究。此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引领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求“善治共享”的人本理性逻辑,以确保边境民族乡村发展更加科学、合理,从而走向“全面振兴”。主要剖析了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因应,将逻辑起点定位于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目标的“公共性”,而将逻辑终点指向“善性”与“人性”,在此过程性发展中,铺设了从“现实的人”的起点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终点的“人本理性”逻辑向道,进而确立将边境民族乡村引向“全面振兴”的“善道”,即在人本理性指引下,始终坚持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从而为研究线索奠定基础。第二,“共建共治”生“善者”走向“全民共享”之主体研究。此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推进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多元主体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关系,以确保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生成,并形成“共建共治”合力,致力于推进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从而促成“善治共享”最新成果,走向“全民共享”。主要探讨如何实现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的“善者”生成,让善建者、善治者都能共享最新成果。具体通过确立多元主体在身份、文化、价值等三个层面上,对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归属认同,并进一步明晰它们在推进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间性关系及其职责、权力,通过建立相应的权责与过程等秩序,对边境民族乡村振兴主体权责关系、外在行为进行规制,从而确保各振兴主体在内在意识层面对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认同,和外部行为层面对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行为协同,以最终确保在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中“善治者、共享者”的过程性生成,从而走向“全民共享”。第三,“共建共治”保“善于”走向“渐进共享”之过程研究。此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在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生成的过程中,多层次、全方位确保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善治共享”的有效实现,以确保边境民族乡村“全面振兴”过程的高效率运作。若从具体研究内容来看,则主要在于沿着边境民族乡村“穷差劣脏乱”共治、善治出场这一过程,经过将内外部力量整合,以建构“共保出场”、“共理过程”、“共担责任”及“共享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整体格局,以实现对“穷差劣脏乱”整治的目标、内容、方法及措施的共商、共议、共谋与共评,让以“产业兴旺”为物质基础的边境民族乡村经济逐步走向“振兴”,让以“生活富裕”为核心目标的边境民族乡村社会逐步走向“振兴”,让以“乡风文明”为重要内涵的边境民族乡村文化逐步走向“振兴”,让以“生态宜居”为重大战略的边境民族乡村生态逐步走向“振兴”,让以“治理有效”为组织保障的边境民族乡村政治逐步走向“振兴”,以提升各振兴主体在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上的能力,并逐步实现在边境民族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各领域的共建、共保,最终以“善于”“共建共治”推进“渐进共享”的实现。第四,“共建共治”成“善态”,走向“全面共享”之效果研究。此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提升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效率、效应及效益、效果,以确保边境民族乡村进入良性的发展循环态中。主要围绕边境民族乡村在完成“穷差劣脏乱”共治工作后,对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结果生成的“善治共享”,即达成经济共荣、社会共享、文化共融、生态共治及政治共舞,从而走向“全面振兴”,以推进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工作由“点”状,到“线”状,发展至“环”状的“共建共治共享”发展循环,同时构建相应的协同合作制度,以促使边境民族乡村能够产生持续性的“共建共治共享”促进作用,从而使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在良性循环发展过程中走向“善态”,最终收获“全面振兴”效果。
二、正确认识并科学处理新时期基层干群关系——从灵台县对口帮扶中看新时期干群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确认识并科学处理新时期基层干群关系——从灵台县对口帮扶中看新时期干群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贫困与贫困问题 |
| 二、绝对贫困 |
| 三、相对贫困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二、列宁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第二节 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一、毛泽东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二、邓小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三、江泽民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四、胡锦涛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论述 |
| 一、消除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
| 三、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 |
| 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
| 第二节 坚持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根源 |
| 一、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 |
| 二、破解精准扶贫的操作难题 |
| 三、构建精准扶贫的多方格局 |
| 四、实现精准扶贫的方式创新 |
| 第三节 推进脱贫攻坚战略,稳固扶贫成效 |
| 一、以推动产业兴旺为关键 |
| 二、以焕发乡风文明为抓手 |
| 三、以筑牢公共服务水平体系为保障 |
| 四、以推动农村贫困治理为重点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成效与经验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成效 |
| 一、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
| 二、脱贫地区经济社会显着发展 |
| 三、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 |
| 四、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经验 |
| 一、坚持党对贫困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三、坚持汇集脱贫合力与激发内生动力并举 |
| 四、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扶贫理念 |
| 第四章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思路与建议 |
| 第一节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思路 |
| 第二节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建议 |
| 一、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在发展思想上无缝衔接 |
| 二、引导扶贫产业升级,在发展产业上无缝衔接 |
| 三、培育乡村人才队伍,在发展动力上无缝衔接 |
| 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发展渠道上无缝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分析及必要性 |
| 第一节 利益协调理论分析 |
| 一、利益协调的概念 |
| 二、利益协调的原理 |
| 三、利益协调:政党的内在职能 |
| 四、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协调理论 |
| 第二节 脱贫攻坚理论分析 |
| 一、贫困理论 |
| 二、传统扶危济困文化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 |
| 第三节 脱贫攻坚视阈下党利益协调的必要性 |
| 一、全球贫困治理的时代趋势 |
|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 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在要求 |
| 四、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 |
| 第二章 利益协调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扶贫救济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78 年——1985 年) |
| 一、以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 |
| 二、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
| 三、以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 四、以工代赈扶贫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
| 第二节 扶贫开发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86 年——1993 年) |
| 一、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 |
| 二、建立专项区域帮扶计划 |
| 三、确立贫困县为扶贫瞄准单位 |
| 第三节 扶贫攻坚阶段党的利益协调(1994 年——2000 年) |
| 一、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综合扶贫攻坚 |
| 二、以多元互促模式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
| 三、重新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
| 第四节 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党的利益协调(2001 年——2010 年) |
| 一、在专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中形成大扶贫格局 |
| 二、在“一体两翼”战略中建立农户参与式扶贫 |
| 三、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四、在“两轮驱动”中提高贫困人口生活保障 |
| 第五节 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党的利益协调(2011 年——2020 年) |
| 一、主要措施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主要成绩 |
| 四、主要经验 |
| 第三章 利益协调的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主体因素:利益协调主体单一化 |
| 一、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足 |
| 二、多元利益协调主体融合难 |
| 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 |
| 第二节 价值因素:共享式利益协调难度增大 |
| 一、“工具理性”思维 |
| 二、传统私德观 |
| 第三节 客体因素:贫困群体对利益的争夺 |
| 一、贫困群体制衡主义 |
| 二、贫困户虚荣心理 |
| 第四节 环境因素:与农村格局的融合较难 |
| 一、与农村社会格局的结合较难 |
| 二、与农村政治格局的融合较难 |
| 第五节 过程因素:利益协调过程运转不畅 |
| 一、利益表达低效 |
| 三、利益协调方式不当 |
| 四、利益评估机制不健全 |
| 五、利益保障机制较滞后 |
| 第四章 利益协调的路径指向 |
| 第一节 着力形成“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利益协调合力 |
| 一、充分加强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
| 二、强化政府责任,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 |
| 第二节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
| 一、形塑党员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 |
| 二、增强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 |
| 三、树立贫困群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公德观 |
| 第三节 加强利益协调制度建设 |
| 一、问责机制 |
| 二、容错纠错机制 |
| 三、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利益协调与农村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 |
| 一、加强党组织对新乡贤的领导 |
| 二、增强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 |
| 三、切实践行群众路线 |
| 第五节 竭力构建“表达—分配—评估—保障”的系统运行机制 |
| 一、健全多元、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 |
| 二、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塑造多元、动态的考核评估机制 |
| 四、建构人人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的价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
| (二)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 |
| (三)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要求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 (四)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视角与观点 |
| (二)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委书记成长理论 |
| 一、基本概念 |
| (一)新时期 |
| (二)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 |
| 二、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 |
| (一)外部因素 |
| (二)个人因素 |
| 三、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 |
| (一)党的事业要求 |
| (二)人民群众期望 |
| (三)岗位职责要求 |
| (四)个人发展需求 |
| 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二)当好县委书记 |
| 第二章 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 |
| (一)顺应时代的要求 |
| (二)契合地域的需求 |
| 二、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 |
| (一)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 |
| (二)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 |
| 三、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 |
| (一)长时间的任前积累 |
| (二)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 |
| (三)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 |
| 第三章 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 |
| 一、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 |
| (一)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 |
| (二)干部制度存在漏洞 |
| (三)亲情的“绑架” |
| (四)“问题上级”的误导 |
| 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 |
| (一)理想信念的动摇 |
| (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 |
| (三)群众观念的淡薄 |
| (四)组织观念的弱化 |
| (五)工作职权的错位 |
| (六)政绩观出现偏差 |
| (七)廉洁意识的丧失 |
| (八)生活追求的低俗 |
| 第四章 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 |
| 一、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 |
| (一)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
| (二)净化地方政治生态 |
| (三)加强组织培养 |
| (四)完善干部制度 |
| 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 |
| (一)基础性履职条件——守住履职底线 |
| 1.坚定的理想信念 |
| 2.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3.强烈的群众观念 |
| 4.严格的组织观念 |
| 5.明确工作职权 |
| 6.正确的政绩观 |
| 7.牢固的廉洁意识 |
| 8.良好的生活作风 |
| (二)拓展性履职条件——实现履职更好效果 |
| 1.敢于担当的魄力 |
| 2.突出的领导才能 |
| 3.扎实的基层调查 |
| 4.丰富的知识积累 |
| 5.顽强的意志决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7）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回顾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基层治理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
| 2.1 区域自然与地理 |
| 2.2 历史与区划 |
| 2.3 民族与文化 |
| 2.4 村落社会结构 |
| 2.5 小农为主的农业型经济 |
| 2.6 “极贫”乡镇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税费改革前的农村基层治理 |
| 3.1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之“殇” |
| 3.2 干群冲突与形象危机 |
| 3.3 乡村利益共同体与不规则村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镇机构改革与村级管理体制改革 |
| 4.1 乡镇机构改革 |
| 4.2 村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五章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治理:以脱贫攻坚为例 |
| 5.1 发不动的群众:乡镇公信力问题 |
| 5.2 公共品供给:钉子户、供需错位与后期管理不足 |
| 5.3 乡镇的“自我中心主义” |
| 5.4 消极的村干部 |
| 5.5 脱贫攻坚中的乡镇行政问题 |
| 5.6 乡镇的应对及其局限 |
| 5.7 后税费时代的治理进展与问题 |
| 第六章 基层治理体制变革的局限及其后果 |
| 6.1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弱化 |
| 6.2 基层治理体系疏离化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建设、治道变革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
| 7.1 政府能力不足与传统治理的失效 |
| 7.2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 |
| 7.3 治理理论与治道变革 |
| 7.4 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地方性实践及其经验教训 |
| 7.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社会经济基础 |
| 第八章 重塑农村基层治理 |
| 8.1 基层政府能力与权威的重建 |
| 8.2 农村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建设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缘起: 探索农村环境变革之道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与研究方向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启示 |
| 一、西方环境威权主义反思与转向 |
| 二、西方环境民主主义与环境治理 |
| 三、西方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参与式治理: 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 |
| 一、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二、参与式治理的理论诠释 |
| 第三节 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参与式治理运行的CLEAR模型 |
| 二、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内在机理 |
| 第三章 解构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治理的历史变迁 |
| 一、农业社会时期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 |
|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环境动员式治理 |
| 三、乡政村治时期农村环境放任式治理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根源、特征及评价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制度根源 |
| 二、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实践特征 |
| 三、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历史评价 |
| 第三节 达标压力型体制: 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的类型划分 |
| 二、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三、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局限困境 |
| 四、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变革方向 |
| 第四章 选择性认同: 农村环境参与的内生力 |
| 第一节 新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离心化”现象 |
| 一、谋利型精英: 乡村公共权威的缺失 |
| 二、个体化农民: 乡村公共责任的淡化 |
| 三、农村社会“离心化”实质: 互动视角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离心化”与农村环境参与失序 |
| 一、“权威缺漏”与农村环境问题“越级诉求” |
| 二、“丛林法则”与农村环境资源“公地悲剧” |
| 三、“人际疏离”与农村环境合作“纽带松弛” |
| 第三节 选择性认同、社区重建与农村环境参与意愿 |
| 一、善港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三、农村社区认同重构与农村环境参与 |
| 第五章 组织化赋权: 农村环境参与的行动力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化的演化趋势 |
| 一、传统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的强自治组织 |
| 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强管控组织 |
| 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组织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必然选择 |
| 一、政治层面: 维护合法环境权益的需要 |
| 二、经济层面: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 |
| 三、社会层面: 维持社区环境秩序的需要 |
| 第三节 组织再造、赋权增能与农村环境参与能力 |
| 一、善港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实践考察 |
| 二、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再造的实践逻辑 |
| 第六章 民主式协商: 农村环境参与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
| 一、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参与契合性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三、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有效条件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制度载体 |
| 一、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内部制度载体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外部制度载体 |
| 第三节 民主式协商、双轨政治与农村环境参与有效性 |
| 一、“双轨政治”模型的时代演化 |
| 二、“双轨政治”重塑与农村环境参与效力 |
| 第七章 建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内涵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比较 |
| 二、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回应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环境治理集体共识 |
| 二、改革环境硬法治理,加强运用环境软法治理 |
| 三、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9）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一)对博弈及博弈论的研究 |
| (二)对贫困定义及划分标准的研究 |
| (三)对德昂族历史、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的研究 |
| (四)对基层协商民主及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利益博弈问题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决策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利益博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
| 一、公共决策：治国理政中一个重大严峻的课题 |
| 二、利益博弈：公共政策研究的客观基础 |
| 三、公共决策中的博弈理论与纳什均衡 |
| 四、制度体系：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规则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 |
| 二、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三、村委会与驻村工作组之间的博弈 |
| 四、贫困人口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博弈 |
| 五、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制度性变迁：破解纳什均衡的根本选择 |
| 一、公共政策是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平衡 |
| 二、约束激励机制的创建是破解纳什均衡的关键 |
| 三、坚持博弈的动态时空概念,推进演化博弈 |
| 四、坚持科学系统发展的序贯博弈思路 |
| 五、加强监管,维护博弈规则 |
| 第二章 三台山德昂族乡扶贫工作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田野调查点三台山德昂族乡概况 |
| 一、三台山德昂族乡情概况 |
| 二、三台山乡的经济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三台山德昂族乡“直过民族区”的脱贫攻坚 |
| 一、开发式扶贫带来的发展机遇 |
| 二、“十二五”以来扶贫政策的叠加期 |
| 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实施 |
| 四、开发式扶贫的绩效 |
| 五、协商民主是脱贫攻坚的政治保障 |
| 第三节 三台山德昂族乡的跨境婚姻与深度贫困 |
| 一、三台山德昂族乡跨境婚姻现状及特点 |
| 二、三台山德昂族乡跨境婚姻的促成因素 |
| 三、三台山乡跨境婚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第一节 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中央政府 |
| 二、地方政府 |
| 第二节 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 |
| 二、地方政府与村委会之间 |
| 三、村委会与驻村工作队之间 |
| 第三节 政府与贫困人口、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政府与贫困人口之间 |
| 二、政府与企业之间 |
| 第四节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
| 二、中国扶贫基金会 |
| 第四章 精准识别：各级组织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一节 扶贫标准的确定 |
| 一、贫困的概念及内涵 |
| 二、贫困的类型 |
| 三、我国的贫困标准 |
| 第二节 精准识别的方法和程序 |
| 一、建档立卡阶段 |
| 二、“回头看”阶段 |
| 三、动态管理阶段 |
| 第三节 精准识别的博弈 |
| 一、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二、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
| 三、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 |
| 第五章 权利与责任：各级组织之间的博弈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一、关于政策方面的博弈 |
| 二、关于脱贫时间的博弈 |
| 三、关于统计报表的博弈 |
| 四、关于产业扶贫方面的博弈 |
| 五、关于易地扶贫搬迁方面的博弈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 |
| 一、参与三台山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组织 |
| 二、各参与市直单位的职责 |
| 三、各参与市直单位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之间的博弈 |
| 一、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 |
| 二、村委会与驻村工作队之间的博弈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
| 一、参与企业的责任 |
| 二、三台山乡企业帮扶工作情况 |
| 三、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分析 |
| 第六章 权利和义务：贫困户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一节 政府与贫困人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
| 一、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权利和政府的义务 |
| 二、政府的权利与贫困人口的义务 |
| 第二节 政府与贫困户之间的博弈 |
| 一、易地扶贫搬迁方面 |
| 二、产业发展方面 |
| 三、成效评估方面 |
| 第七章 破解纳什均衡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机制 |
| 第一节 健全政府决策协商机制确保决策科学合理 |
| 一、健全决策前的调研、咨询、协商制度 |
| 二、决策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
| 第二节 完善执行协商制度推进政策高效落实 |
| 一、执行协商的主体 |
| 二、执行协商的范围 |
| 三、执行协商的方式 |
| 第三节 推进政策评估协商强化结果运用 |
| 一、公共政策评估与政策评估协商 |
| 二、政策评估协商的主体、内容及方式 |
| 三、评估的价值追求是正和博弈,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制度规范 |
| 第四节 健全决策、执行、评估协商的保障机制确保协商目的有效实现 |
| 一、改善党的基层领导方式 |
| 二、构建公民协商意见整合机制 |
| 三、健全群众协商意识培育机制 |
| 四、加强协商民主文化建设 |
| 五、积极构建利益捆绑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 |
| 第八章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实现 |
| 第一节 强化对协商民主的监督问责 |
| 一、加强对协商过程的监督 |
| 二、加强对协商成果落实情况的监督 |
| 三、健全责任追究制 |
| 第二节 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
| 一、突出监督重点 |
| 二、强化执纪审查 |
| 三、加大问责力度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新时代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的人本理性逻辑研究 ——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X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边境民族乡村的“共建共治共享”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新时代“物的乡村振兴”与“人的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
| 一、理论诉求：共享发展理念下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的人本思想 |
| 二、实践归纳：乡村振兴目标的公共性呼唤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 |
| 三、逻辑探寻：从“物”到“人”的“共建共治共享”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边境民族乡村从“共建共治”、走向“善治共享”的使命 |
| 一、实践意义：破解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现实困境 |
| 二、理论意义：创新边境民族乡村振兴认知思维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和辨析 |
| 一、乡村振兴 |
| 二、共建共治共享 |
| 第四节 相关论题的研究述评：一个批判性的视角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证化路径 |
| 一、理论联系实际 |
|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 |
| 三、跨学科研究 |
| 四、实证研究方法 |
| 五、文献研究法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一种新的分析维度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七节 创新点及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意蕴诠释 |
| 第一节 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村发展理论述要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张“合作劳动”为主的农村发展理论 |
| 二、列宁：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合作社”为主的农村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理论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发展理论成果及创新 |
| 一、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主张“社会化大生产”为主的农村发展理论 |
| 二、邓小平：坚持“有利于人民”,倡导“两个飞跃”为主的农村发展理论 |
| 三、江泽民：坚持“人民为主体”,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的农村发展理论 |
| 四、胡锦涛：坚持“以人民为本”,倡导“依靠亿万农民”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理论 |
| 五、习近平：坚持“人民为中心”,强调“让农民平等参与”为主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理论 |
| 第二章 现状扫视：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的实然表征 |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X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场域 |
| 一、民族在云南省边疆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概况 |
| 二、民族在边境自然村：X边境民族乡村概况 |
| 三、资料来源及田野调查：行走于边境乡间小路上 |
| 第二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X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环境 |
| 一、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却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 |
| 二、社会环境：“老少边穷”且民族宗教关系复杂 |
| 三、国际环境：政治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和渗透 |
| 四、教育环境：“打工潮”催生出“读书无用论” |
| 第三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X边境民族乡村振兴面向 |
| 一、组织构成：X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组织体系 |
| 二、应然职能：X边境民族乡村振兴职能“应然”结构 |
| 三、实然回应：X边境民族乡村振兴机能“实然”回应 |
| 四、案例剖析：X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
| 第三章 振兴逻辑：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引“善道”,走向“善治共享” |
| 第一节 公共属性：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的“公共”缘起 |
| 一、边境民族乡村“产业兴旺”的公共属性剖析 |
| 二、边境民族乡村“生活富裕”的公共属性剖析 |
| 三、边境民族乡村“乡风文明”的公共属性剖析 |
| 四、边境民族乡村“生态宜居”的公共属性剖析 |
| 五、边境民族乡村“治理有效”的公共属性剖析 |
| 第二节 边境民族乡村振兴“人本理性”的逻辑生成 |
| 一、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意涵和本质表征 |
| 二、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要素、系统 |
| 三、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功能特质 |
| 四、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成逻辑 |
| 五、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人本理性逻辑 |
| 六、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取向 |
| 第四章 振兴主体：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生“善者”,走向“全民共享” |
| 第一节 边境民族乡村振兴主体的归属认同 |
| 一、身份认同：边境民族乡村振兴主体归属认同的基础 |
| 二、文化认同：边境民族乡村振兴主体归属认同的核心 |
| 三、价值认同：边境民族乡村振兴主体归属认同的统整 |
| 第二节 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的主体间性与权责关系 |
| 一、调控性共建共治：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官”的权责 |
| 二、自主性共建共治：边境民族乡村振兴“民”的权责 |
| 三、协同性共建共治：边境民族乡村振兴“他者”的权责 |
| 第三节 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协同生成 |
| 一、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体系建构剖析 |
| 二、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协同制度生成 |
| 第五章 振兴过程：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求“善于”,走向“渐进共享” |
| 第一节 治“穷”：以“产业兴旺”为物质基础的边境民族乡村经济渐进振兴 |
| 一、边境民族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作用 |
| 二、边境民族乡村“产业兴旺”的制约因素 |
| 三、边境民族乡村“产业兴旺”的实现途径 |
| 第二节 治“差”：以“生活富裕”为核心目标的边境民族乡村社会渐进振兴 |
| 一、边境民族乡村“生活富裕”的重要作用 |
| 二、边境民族乡村“生活富裕”的制约因素 |
| 三、边境民族乡村“生活富裕”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治“劣”：以“乡风文明”为重要内涵的边境民族乡村文化渐进振兴 |
| 一、边境民族乡村“乡风文明”的重要作用 |
| 二、边境民族乡村“乡风文明”的制约因素 |
| 三、边境民族乡村“乡风文明”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治“脏”：以“生态宜居”为重大战略的边境民族乡村生态渐进振兴 |
| 一、边境民族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作用 |
| 二、边境民族乡村“生态宜居”的制约因素 |
| 三、边境民族乡村“生态宜居”的实现途径 |
| 第五节 治“乱”：以“治理有效”为组织保障的边境民族乡村政治渐进振兴 |
| 一、边境民族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作用 |
| 二、边境民族乡村“治理有效”的制约因素 |
| 三、边境民族乡村“治理有效”的实现途径 |
| 第六章 振兴效果：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成“善态”,走向“全面共享” |
| 第一节 建于“结果”与“效果”之间：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的“善态”推进 |
| 一、经济共荣：以“产业兴旺”为物质基础的边境民族乡村经济共建共治的“善态”推进 |
| 二、社会共享：以“生活富裕”为核心目标的边境民族乡村社会共建共治的“善态”推进 |
| 三、文化共融：以“乡风文明”为重要内涵的边境民族乡村文化共建共治的“善态”推进 |
| 四、生态共保：以“生态宜居”为重大战略的边境民族乡村生态共建共治的“善态”推进 |
| 五、政治共舞：以“治理有效”为组织保障的边境民族乡村政治共建共治的“善态”推进 |
| 第二节 建于“私益”与“公益”之间：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关系的“善态”推进 |
| 一、私益到公益：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主体间的关系调和 |
| 二、共建到共赢：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主体的共同发展 |
| 第七章 制度保障：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向“善治共享”的推进 |
| 第一节 制度推进机制：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推进器” |
| 一、“共建共治共享”正式制度的规约和保障 |
| 二、“共建共治共享”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推进 |
| 第二节 合作动力制度：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动力源” |
| 一、“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激励制度 |
|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博弈制度 |
| 三、“共建共治共享”的资源分享制度 |
| 第三节 利益协调制度：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润滑剂” |
| 一、“共建共治共享”利益关系的调节制度 |
| 二、“共建共治共享”利益的公平分配制度 |
| 三、“共建共治共享”利益的合理补偿制度 |
| 第四节 权责明晰制度：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平衡仪” |
| 一、公共权力制约制度：“共建共治共享”主体权责协调的支配之“力” |
| 二、民主权利规约制度：“共建共治共享”主体权责协同的民主之“手” |
| 第五节 督导评估制度：边境民族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监控器” |
| 一、目标本位共建：宏观统筹层面督导评估制度的“共建共治共享”重心 |
| 二、过程本位共建：中观指导层面督导评估制度的“共建共治共享”重心 |
| 三、能力本位共建：微观执行层面督导评估制度的“共建共治共享”重心 |
| 结论：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边境民族乡村“精准脱贫”,走向“全面振兴”的人本理性抉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正确认识并科学处理新时期基层干群关系——从灵台县对口帮扶中看新时期干群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全媒体语境下岑巩县融媒体中心发展路径研究[D]. 梁雨微.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2]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研究[D]. 陈旺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4]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样态及其机制分析[D]. 刘磊.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5]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D]. 向鑫.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D]. 徐雷.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蕉镇的实践与阐释[D]. 徐加玉.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8]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D]. 李波.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D]. 贺勇. 云南大学, 2018(01)
- [10]新时代边境民族乡村振兴的人本理性逻辑研究 ——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X村为例[D]. 保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