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霸权扩张到仓促退却——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及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刘瑞红[1]（2020）在《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铁路自从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铁路甚至成为近代战争中交战双方的“生死线”,战时对于铁路无论敌我,该利用时就必须利用,该毁弃时也必须尽可能毁弃,否则都意味着失败。是利用,还是毁弃,取决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如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果断决策,从战略战术上适时地利用或毁弃铁路,往往成为生死成败的关键因素。“生死线”是铁路战争中对铁路的精准战略定位,它有时表现为进攻线、有时表现为防御线和封锁线、有时意味着生命线、有时意味着死亡线。它究竟是一条什么意义上的“线”,取决于铁路掌握敌我之手和如何对待铁路。铁路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死线”作用。本文着眼于铁路和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关探讨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内容展开。明治维新之后,铁路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战争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铁路线推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利用铁路在沦陷区推行“囚笼政策”。日军为了争夺铁路控制权对中国铁路进行了破坏和摧残。为了保持其在华侵略的输血管道铁路的畅通,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对铁路实施殖民化管理,并采取了一些利于铁路维护和运营的措施,如修复旧路并修建新路、推行“爱路运动”、实行铁路联运等措施,以增强铁路的运输力。日本在沦陷区铁路运输以军运为主,同时肩负运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掠夺的资源和财富。但是由于中国军民的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破袭战的开展,给予了日军铁路修复、新筑、营运以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保持铁路畅通。铁路为战争的交通利器,因而做好铁路战备十分必要和重要。国民政府铁路战备主要表现为将铁路纳入战时轨道,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完善铁路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等。同时国民政府又改善和充实了一些铁路线路的铁路设备,如抽换重钢轨、枕木及加固桥梁,添购机车、车辆增强运输能力,增设电信设备,统一车辆调度,增筑和改进防空设备,增加站场设备提高运输效率,购储行车及紧急修理材料。另外国民政府还进行了一些战备铁路的修筑,如贯通粤汉铁路、修筑苏嘉铁路、修筑钱塘江铁路大桥等。最后国民政府还加强了铁路员工的战备动员,如增进铁路员工的联络合作、策动铁路员工的工作效率及储备铁路人才等。铁路建设与运输决定了战争的机动性。由于日本沿铁路线快速推进战争,致使抗日战争初期中国铁路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随之转移。为了保障大后方与战争前线及国际间的交通联络,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新修筑了一些铁路线。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提高铁路的抗战运输力,又采取了一系列铁路建设和管理措施,如完善铁路设备、强化联合运输机制、铁路线段联合办工、人事策励、交通机关与军队协同作战等。战时铁路运输主要以军运为主,同时兼顾非军事客货运输。由于战火的摧残及战时铁路器材、燃料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战时铁路的运输力,并致使铁路运输呈现不平衡性。虽然战时的环境制约了铁路运输效力,但是在铁路员工的奋勇斗争下,铁路还是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铁路由于其自身的运输优势,被视为本国国防的“国之重器”。战争时,铁路不仅是战争的战略后勤补给线,交战双方争夺的主要军事目标,交战双方的“生死线”,同时其本身也成为战争的直接武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发起的诸多战役,皆围绕破坏铁路的运营或争夺铁路干线的控制权而展开,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破击战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铁路争夺战。由于日军对中国铁路交通线的破坏和摧毁,致使中国的铁路随着国土的沦丧而不断地撤退和沦陷,而中国铁路员工在铁路撤退中奋勇抢拆、抢运,始终保持与军队共进退,以及在铁路沦陷后依然在沦陷区坚持与日军展开英勇斗争等行为,皆表现出了抗战期间铁路员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抗战14年,日本对中国铁路的破坏和摧残以及中国军队为时局所迫对铁路的自行破坏和拆除,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铁路的巨大损失,如铁路设施、产业设备、财产、营业以及铁路人员的损失等。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后,已经开始进行铁路复员的筹划与准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铁路接收与复员目的是为了打内战的需要,这不仅暴露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反动的本质,而且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铁路军事斗争,最终致使国民政府接收铁路和恢复交通的企图破产。通过对铁路与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铁路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加大了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铁路事业在近代战争中得到了检验与考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战争的胜败决定了铁路的存亡;铁路在战争中不仅担负着重要的军运任务,也兼顾了非军事客货运输,但军事运输为其主要方面,但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破坏致使铁路运输力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铁路是大国重器,铁路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近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铁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胜负,但铁路本身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韩东云[2]（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文中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却不能仅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信念、性质与宗旨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源头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一历程,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早在五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的价值预设,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价值性进行了论述。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接力探索,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总的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蕴含着与社会主义价值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功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践行党的价值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为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前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但是仍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积极探索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积极培育了“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我们党不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并重,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和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得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为我们党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价值蕴含,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等,都为我们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升华。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专家学者也兴起了学习研究的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理上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党和政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公众人物和家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实践活动;通过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提供政策与物质保障,完善法律与法规机制,建立学习教育机制,制定监督与评价机制,畅通反馈机制等,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积极努力及进行的具体实践可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张屹[3]（2018）在《当代库尔德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库尔德人是中东古老民族之一,人口超过2500万,主要分布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四个国家,另有少部分零散分布于其他国家。库尔德人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会通过与当地统治者合作来换取高度自治地位,所以从未建立起独立库尔德民族国家。近代后,随着奥斯曼与波斯两大帝国相继衰落,库尔德人与当地统治者原有共存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末期,境内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库尔德人受此影响很大。国际环境快速变化时代,库尔德人却未能迅速找到自身合理定位以至于未能把握历史机遇同时民族主体还被分割于四个国家,成为“相对少数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库尔德问题相关四国基本都获得独立地位。但四国政府普遍表现出对库尔德人不信任,所采取的针对库尔德人民族政策往往在政治参与权利、民族文化权利及公民法律权利等方面具有明显限制。库尔德人为谋求更高政治地位而长期进行各种形式民族运动,这导致当代库尔德问题逐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直至海湾战争前,库尔德民族运动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成果。这种结果与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因为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和本地区其他民族相比具有很大滞后性,极大限制着库尔德民族运动发展。同时,库尔德民族运动中还呈现出领导权争夺严重与民族凝聚力不足等问题,库尔德民族运动效果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即使如此,长期发展过程中,当代库尔德问题还是深深影响着相关四国内政外交。例如现代土耳其建立者凯末尔认为,土耳其想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积极融入欧洲。为此他做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西向战略”发展成为土耳其外交基石。然而,当代库尔德问题却极大牵制着“西向战略”,不仅削减其成效甚至还逐渐动摇其地位。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不愿承认库尔德人民族身份并限制他们政治权利,而库尔德人利用多种方式谋求更高民族政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抵制各种“现代”文化改革。土耳其历届政府不得不抽出相当大精力处理国内与库尔德人矛盾,投入到“西向战略”相关事务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欧盟频频利用库尔德人和土耳其政府矛盾拖延土耳其入盟进程。虽然双方皆做出一些妥协但始终无法取得根本性共识。因为欧盟将“入盟”和土耳其国内人权状况挂钩,但土耳其却视其为国家安全问题。此外,叙利亚与伊拉克两国政府与库尔德人关系处理也非常棘手。两国都对库尔德人采取限制性民族政策,而两国库尔德人运动也比较频繁,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他们在伊拉克独立初期就掌握庞大武装,所以民族运动方式经常很激烈。叙利亚库尔德运动虽然形式上相对缓和但受伊拉克库尔德人影响,频率不断增加,政治诉求亦逐渐提高。作为当代库尔德问题相关国家之一,伊朗长期对库尔德人采取民族限制性政策。但伴随地区库尔德民族运动发展,伊朗传统库尔德政策面临着空前调整压力。2014年中东反极端组织战争爆发对当代库尔德问题发展而言是一次重要转折。为遏制极端组织扩张势头,国际社会发动联合打击,但初期效果并不显着。此时,库尔德武装连续进行几次重要战斗,一定程度上帮助各国政府军稳住局势并增强国际社会战胜极端组织信心。而国际局势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及美土关系裂痕增大等一系列事件使库尔德人地缘价值快速飙升,逐渐成为影响地区格局构建重要因素之一。伴随局势发展,特别是美俄博弈加剧,沙特与伊朗矛盾上升情况下,库尔德人对中东地区各个领域影响不断增强。其中以能源、政治与安全方面最为突出。能源方面,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是否配合沙特发起的石油产量冻结协议将对协议最终执行效果产生很大影响;政治方面,围绕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主导权争夺,美俄展开激烈博弈,其中获取库尔德人支持是重要一环;安全方面,通过反极端组织战争中表现,库尔德武装获得包括美国在内多国援助。然而,这不仅导致地区军事力量对比失衡还进一步加剧美土间隙。因为历史材料限制及传统关注习惯限制,国内对库尔德人研究还十分有限且主要局限于部分热点问题。可随着中东反极端组织战争形势日渐明朗,当代库尔德问题影响必将不断增大,所以充分了解当代库尔德问题发展历史及特点并深入研究当代库尔德问题可能对地区乃至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现实意义。
张善禹[4]（2018）在《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研究（1969-1972）》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问题是当今中外学界的研究热点。1969至1972年是中美两国由对抗走向缓和的重要时期,探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启示,对于我们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占有详实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地研究方法,力图从中美两国高层决策的角度阐述与评价1969至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进程。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1969至1972年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有:美国所处外交环境的变化,即美国实力的削弱、世界格局初现多极化、苏联的崛起与战略扩张、中苏冲突加剧、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出路;第二部分阐述了1969至1972年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过程,主要内容有: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最初起步,中美关系走向和解的发展;第三部分阐述了1969至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取得的成果及启示,官方接触增多、民间交流迅速增加、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剖析中美关系由对抗到和解的这段历史,寻求两国关系发展的规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虽然存在着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的差异,但是只要两国彼此尊重、扩大交流,就能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徐涛[5]（2018）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基于意识形态认同,而赋予掌握意识形态发明权、话语权、解释权的团体组织或个人的一种领导地位。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实现了行政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一。部分学者认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毛泽东满足“个人野心”与权力追求的结果。然而,权力与阴谋无法产生真正的秩序与认同,同时孙中山与蒋介石也是类似于“两权合一”的人物,这一历史的共相背后显然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逻辑。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武力的方式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启了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序幕。但由于辛亥革命是在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尚不充分的条件下爆发的,这导致革命后的民主秩序创建与支撑主体之间存有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集中表现为南与北、新与旧围绕权力核心的政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都无法完成革命后政治整合和秩序重建的重任,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新、旧势力都不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奠基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威。民国初年的权威缺失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政治的。应对这种共时性危机,通常需要一种威权政治,借助兼具权力与权威的魅力型领袖的力量,突破束缚、重建社会秩序,并为现代化的演进开辟道路。民国初年政治整合的失败,多是因为整合的力量权力与权威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具备所致。伴随民国初年纷乱无序的党争,军、绅共同掌权的政治格局形成,民国肇始的由上至下的政治整合走向失败。新文化运动之后,政治重心下移,开始了一条以“普罗大众”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整合路径。这条路径呈现出暴力性特征,“革命”自五四后成为一种不可易移的历史潮流。革命的领导者是政党,国共两党都主张唤醒民众,通过党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以实现革命成功的目的。党的主义具有优先性,这决定了政党的领导核心作为意识形态中心与权力中心的不可切割性。从根本上讲,权力的合法性由意识形态产生,领导核心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党的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在于他是真理的代表者。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近代领袖权威发生、发展的核心表现形态。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权威塑造因为蒋介石的道德缺陷、对法律的无视特别是对三民主义意识形态阐释的落后性,使得蒋介石党内权威构建并不成功。蒋介石不具备完成政治整合的条件和作为权威的象征性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顺应民族民主革命背景下政治参与扩大的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了包括革命统一战线、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九个方面的理论与政策,科学回应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联通了国家、社会、政党意识形态的统一,并通过以整风运动为核心的教育与学习成功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针的党内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程序上的认定和合法性。伴随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以规范性逻辑而言,近代中国社会权威与权力分离的现象结束了。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有效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权威在近代中国的形成逻辑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而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即领袖权威的形成是作为历史合力的国家、社会、政党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可能,也对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逻辑、形态与功能构成了限制。本文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这一现象为起点,从历时与共时、规范与经验、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梳理这一现象发生、发展的应然脉络,在真理逻辑、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历史逻辑,借以展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政治体制转型及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与局限性。论文系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七个章节,依据其内在理路,在结构上表现为问题起点、历史逻辑与具体形成机制、认知与评价三个层次。第一章,绪论。该章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做为考察对象,从历史、逻辑、现实三个层面,国家、社会、政党三个维度追溯、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史境、语境,阐明了该文研究的性质、方法和目标指向。同时,通过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原因、目的研究的学术史回顾,选题的研究价值及以整合与权威形成为研究对象的确定,以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权威理论、马克思·韦伯的权威类型划分、汉娜·阿伦特权力与权威二分的相关学说作为方法论基础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围绕民国初年的无序政争,重建权威努力的失败指明了辛亥革命后秩序重建与权威再造的困境,分析了论题的发生学基础,提出了近代整合的途径与重建权威的逻辑。近代中国社会的整合需由政党来领导,政党领袖的权威首先需奠定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领袖权力与权威是一种共生关系。在后五四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内在合理性应基建于合民主、合科学双重价值之上。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人格化显现,权威领袖应表现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对科学理论做出创造性发明或是重大阐释的真理的代表者。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日本帝国主义在敌伪区内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肆意歪曲三民主义,宣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的急速增长,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弱化了党的队伍建设及根据地人民对党的认同,党的领导层内存在的路线之争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内力量的整合。民族、党际、党内矛盾与冲突,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起点。第四章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与建设主体。接受者的前知识和思维方式、价值诉求,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接受限度和何种知识将会被纳入意识形态体系,成为意识形态构建的资源。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创设中,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与理论基础;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群体构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体。第五章主要分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真理性、实践性基础。根据毛泽东思想九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一般性与特殊性、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从毛泽东思想作为知识生产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说明两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理念的话语形式和内在精神实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后者围绕抗战建国的目标、途径、原则、动力、保证诸方面进行了阐释,达成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手段、大众参与与制度有效设计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对中国现实问题、发展前途科学说明的、党-国家-社会融合一致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有力的回应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内外挑战。第六章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意识形态统一行动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推动意识形态范式转换,除了依赖话语系统、组织动员外,同时还依赖于人事系统、宣传机器的改组、改造和宣传主体有意识的氛围营造。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主导思想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整风运动、机构调整、编写党史、组织宣传、象征仪式及党的话语与底层话语交互为用的运作等方式来实现的。这一改造过程和实现的途径,构成了后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经典范式。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伴随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近代中国社会重建权威的历程逐步画上终点。从毛泽东领袖形象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权威构成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了毛泽东领袖权威的核心来源。第七章分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其演化的理由、形态和限度,并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依据其功能与实质而言就是毛泽东领袖权威的形成,这一结果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近代中国国家意志、社会和政党三者合力①、互相成就和赋予的产物:历史发展产生权威,权威改造群众,群众塑造权威。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近代权威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条件,也对权威形成的逻辑与形态构成了限制,内蕴了权威有走向极端的可能。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产生的影响,积极的一面,在于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成熟;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最为广泛的动员和整合。其消极的一面,在于引发了个人崇拜并间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
罗超[6]（2017）在《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南北和解（1865-1918） ——兼与东西德的二战集体记忆比较》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内战后,南部经历了短暂温和的“约翰逊重建”,它实质上是林肯重建政策的延续。在“林肯之死”与“孟菲斯骚乱”后,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激进重建随之而来。作为“去南部邦联化”的国会重建,它加剧了南部民众对代表黑人利益的共和党政权的抵制,使得本在襁褓中的“失去事业”（Lost Cause）迅速发展,为建立种族隔离制度铺平道路。南部的集体记忆形成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865年到1898年。其中,第一阶段又可以划分成两时期,第一时期从1865至1884年,称为南部内战记忆的分裂期,从“南部重葬运动”的兴起到罗伯特·李塑像在新奥尔良的落成。第二时期从1884至1898年,称为实现南部内战记忆统一的时期,以“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与“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的建立为终点。第二阶段是从1898年到1914年,即是“失去事业”要义被北方民众广泛接受的阶段。南部白人社会精英虽在1877年完成了“政治救赎”,但至1884年前,他们的集体记忆依旧是分裂的。南部城镇的纪念与扫墓活动虽繁多,但在组织过程中,均存在各自为政,领导不统一且目标混乱的问题。为募集活动经费,满足会员的诉求,扩大其影响力,纪念组织、妇女团体与老兵协会常常口诛笔伐,内讧不断。至1870年代末,南部白人的集体记忆依旧凌乱,具有低调悲伤、去政治化的特征。不同于1860年代的“仇恨记忆期”,1870年代是老兵记忆的“休眠期”,很多老兵忙于生计,无暇内战记忆的讨论,尽管存在少数前高级军官整理战地记忆的情况。从1880年代开始,随着商业文化与煽情思想在美国流行,南北老兵开始举行各种战场旧址重聚活动。同时,在《世纪》等期刊的推动下,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内战记忆民主化与商业化的浪潮。此外,南部在战后废除了奴隶制,但无法改变单一农作物的经济模式。这种情况使南部更依赖于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新南部建设”中的很多问题就是这种经济矛盾性的缩影。然而,这种地区差异却有利于南部白人的集体记忆朝着继往开来,服务全美工业建设大局的方向转变。直至美西战争前,南部勉强实现了集体记忆的统一,但在与北部老兵在实现“文化和解”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尽管北方年轻一代已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失去事业”的要义。随着美西战争的爆发,参军潮与爱国主义思想加速了和解进程。1913年,为共同纪念葛底斯堡战役爆发50周年,南北老兵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内战纪念活动,通过威尔逊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将南北和解的进程推向顶峰。随着《一个国家的诞生》的上映,北方老兵从文化上最终承认了南部奋斗已久的“失去事业”。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以抹去非裔美国人的内战记忆为代价。随着一战的爆发,非裔美国人再次获得千载难逢的觉醒契机。通过与法属非洲士兵的并肩作战与思想交流,非裔美国人渐渐恢复了自我认知与被抹去的战争集体记忆。一战后,非裔美国人走向了民权斗争的国际化之路。当然,这条国际化道路是漫长而艰险的。
张建[7]（2017）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天雄[8]（2016）在《苏巴关系研究：1947-1971》文中研究指明苏联曾是20世纪与美国一起主宰国际事务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竞争与对抗。而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与我国存在着长期的稳固友谊。这两个国家都是我国的重要邻国,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正确制定周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从1947年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至1971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独立之前,苏巴两国间的关系可清楚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7年巴基斯坦成为自治领开始到1953年结束。苏联对巴基斯坦持一种冷漠忽视的态度,两国关系冷淡。第二个阶段,起始于巴基斯坦加入美国发起的军事同盟体系并持续至1960年。此阶段以苏巴两国间关系紧张加剧为特点。第三个阶段,从1961年开始,至1971年东巴危机爆发之前结束。在此阶段,苏联初步促使巴基斯坦渐渐远离美国,苏巴关系处于正常化的进程中。总体上,苏巴关系经历了从冷淡到紧张再到正常化的过程。本文将透过论述1947-1971年苏巴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情况,试图揭示苏巴关系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研究这段时期的苏巴关系,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苏巴关系,而且能对预测当下两国关系的走向提供一点启示。
王可园[9]（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郭莉[10]（201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①的力量在于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但制度的认同不是自发形成的。制度认同的可建构性决定了教育是实现制度认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意义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思想共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这三个基本概念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关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制度认同教育的内容,又是制度认同的客体。制度认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建构的对象,又是制度认同教育所追求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制度认同的功能,这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相对于制度认同而言,它又是实现制度认同的路径和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在思想上呈现出不同内容。在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以苏为戒”,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发展过程不可能千篇一律的思想的观点,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并提出了用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人民。在教育方式上,主要采用群众路线式的认同教育方式。邓小平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制度认同教育核心旨在说明中国制度特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强调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注重以经济绩效为导向的和辩证的制度认同教育思想。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指向制度特色的系统性、民族性、时代性。制度认同的形成是制度认同主体、认同客体和外部制度环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认知状况、作为客体的制度的自身表现状态以及他者主体认知施加影响所构成的环境因素,均影响制度认同的状态。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形成阻抗因素的,主要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舆论误导、“西化”、“分化”的行为干扰和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对自身根本矛盾的自我掩饰,还有各种社会错误思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先富与共富、公平与效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处理中,由于主客原因形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制度认同的状态。当前这些阻抗因素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建构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基于这些现实因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性、制度特色、制度价值和制度情感四个维度入手进行认同内容的建构,从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能够认同的问题,克服制度认同教育的思想阻抗因素,完成制度认同教育所面临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的有效实施,主要从五个方面着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教育,阐明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合规律性证成制度科学；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教育为制度认同提供观念基础,并形成理论认同对制度认同的叠加效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成效教育,发挥利益认同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为制度认同提供事实依据；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教育,运用比较法,阐明制度特色、制度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形成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优势原因所在,通过阐明比较优势,增强人们的制度自信、制度情感；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众舆论引导教育,正本清源,驳斥错误言论,戳穿敌对西方势力的阴谋的同时,建构制度自身的话语优势和话语平台,掌握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舆论思想的领导权,形成有利制度认同的舆论环境。
二、从霸权扩张到仓促退却——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及对中国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霸权扩张到仓促退却——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及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铁路与日本侵华 |
| 第一节 日本对华的铁路交通战 |
| 一、日本利用铁路线推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
| 二、日本利用铁路线在沦陷区推行“囚笼政策” |
| 三、对中国铁路的破坏和摧残 |
| 第二节 日本在沦陷区的铁路管理和修建 |
| 一、日本在沦陷区的铁路殖民化管理 |
| 二、沦陷区旧线修复和新线修建 |
| 第三节 日本在沦陷区的铁路运输 |
| 一、日本铁路军运理论的形成及运用 |
| 二、沦陷区铁路运输体制与措施 |
| 三、沦陷区铁路的运营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的铁路战备 |
| 第一节 铁路纳入战时轨道的准备 |
| 一、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 |
| 二、完善铁路法规、规章 |
| 三、确立和改进战时铁路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铁路设备的改进和战备铁路的修建 |
| 一、改进铁路设备 |
| 二、修建战备铁路 |
| 第三节 铁路员工的战备动员 |
| 一、增进铁路员工的联络 |
| 二、增强铁路员工的效能 |
| 三、储备铁路人才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战时铁路建设和运输 |
| 第一节 战时铁路建设 |
| 一、赶筑联络国内国际的西南西北铁路网 |
| 二、战时铁路建设的特点 |
| 第二节 战时铁路运输 |
| 一、增强铁路运输力的措施 |
| 二、铁路军运及非军事客货运输 |
| 三、铁路运输的限制因素 |
| 四、铁路运输的不平衡 |
| 五、铁路员工维持运输的艰苦斗争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军民的铁路交通战 |
| 第一节 铁路交通战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 |
| 一、交通为直接战争武器 |
| 二、现代战争必须依靠交通 |
| 三、现代战争的战略目标 |
| 四、现代战争的战略后勤补给线 |
| 第二节 铁路破击战和争夺战 |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破击战 |
| 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铁路争夺战 |
| 第三节 战时铁路的沦陷与撤退 |
| 一、铁路撤退 |
| 二、铁路沦陷 |
| 小结 |
| 第五章 铁路损失与战后铁路复员 |
| 第一节 铁路损失的估计 |
| 一、日本投降时各主要铁路受损状况 |
| 二、铁路设施及人员的损失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铁路复员 |
| 一、铁路复员的筹划 |
| 二、铁路复员的的实施 |
| 三、接收铁路与恢复交通的破产 |
| 小结 |
| 余论 关于“铁路战争”“铁路与战争”的思考 |
| 一、铁路之于战争的价值 |
| 二、铁路与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 |
| 三、战争是对铁路事业的检验和考验 |
| 四、关于战争与铁路的悖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综述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及存在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辨析 |
| 第一节 价值观 |
| 一 价值的内涵及外延 |
| 二 价值观的内涵与特性 |
| 第二节 社会核心价值观 |
| 一 核心价值观 |
| 二 社会核心价值观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价值观 |
| 一 社会主义的多维解读 |
| 二 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
| 三 社会主义价值观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 |
| 一 空想社会主义者价值预设中蕴含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 |
| 二 空想社会主义者传播及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思想的途径 |
| 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价值预设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分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论述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揭示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性认识 |
| 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 |
| 第三节 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及实践 |
| 一 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 |
| 二 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弘扬社会主义价值 |
| 三 列宁、斯大林弘扬社会主义价值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
| 第三章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备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贡献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及壮大 |
|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价值观的构建 |
| 三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努力践行党的价值观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前提 |
| 一 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范围执政 |
| 二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 |
| 三 马克思主义在教育文化事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 |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现实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 二 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
| 三 “建设导向”与“革命导向”相互交织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探索 |
| 一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
| 二 “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 |
| 三 积极培育“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 |
|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践探索 |
| 一 发展生产力与人民群众利益并重 |
| 二 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 三 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 |
| 四 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
| 一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 |
| 二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蕴含 |
| 三 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
| 一 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背景 |
|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理论内涵 |
| 第三节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一 建设高素质的宣传工作队伍 |
| 二 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教育 |
| 三 发挥主流媒体弘扬主旋律的作用 |
| 四 积极利用互联网优势 |
| 五 借助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
| 第四节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一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
| 二 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
| 三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
| 四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 五 做好意识形态引领工作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升华 |
| 第一节 “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表达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凝练与表达 |
| 二 党的十八大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
| 三 “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学理阐释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
| 一 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
| 二 营造良好舆论生态和社会氛围 |
| 三 进行积极的话语转换 |
| 四 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 |
| 五 利用传统节日和纪念庆典活动 |
| 第三节 全面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
| 一 党员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 带领人民群众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 引导公众人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四 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 |
| 五 注重在家庭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六 利用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践行活动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制机制 |
| 一 健全组织领导体制 |
| 二 建立政策与物质保障机制 |
| 三 完善法律与规章制度 |
| 四 建立长效学习机制 |
| 五 制定监督评价机制 |
| 六 畅通反馈机制 |
| 结语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三 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 |
| 四 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当代库尔德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库尔德问题由来 |
| 第一节 库尔德人历史概况 |
| 一、16世纪前库尔德人历史 |
| 二、16世纪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库尔德人历史 |
| 第二节 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
| 一、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 |
| 二、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的早期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库尔德问题起源 |
| 一、16世纪末到凯末尔革命前库尔德问题的发展 |
| 二、凯末尔革命时期库尔德问题发展 |
| 第二章 当代库尔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
| 第一节 民族运动领导权争夺严重 |
| 一、多重内外矛盾遏制库尔德人内部协调 |
| 二、全民族共同斗争经历不足影响统一领导层形成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思想发展不充分 |
| 一、限制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二、“精神领袖”难产加大民族主义思想发展不足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民族根源意识”不足 |
| 一、“民族根源意识”内涵 |
| 二、“民族根源意识”不足对库尔德人的限制 |
| 第四节 “历史归属感”不足 |
| 一、“历史归属感”内涵 |
| 二、库尔德人“历史归属感”不足的体现和消极影响 |
| 第五节 “民族依附”情节出现弱化趋势 |
| 一、历史上“民族依附”情节对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冲击 |
| 二、当代库尔德问题中“民族依附”情节弱化的主要原因 |
| 第三章 当代库尔德问题对相关四国主要影响 |
| 第一节 牵制土耳其“西向”战略 |
| 一、内政上牵制土耳其中央政府精力 |
| 二、迟滞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 |
| 第二节 加重叙利亚与伊拉克反分裂压力 |
| 一、库尔德民族运动长期化威胁两国社会稳定 |
| 二、库尔德武装不受中央政府辖制加大两国反分裂难度 |
| 第三节 增加伊朗库尔德政策调整压力 |
| 一、伊朗库尔德政策的演进过程 |
| 二、伊朗库尔德政策面临的主要压力 |
| 第四章 当代库尔德问题对地区格局影响 |
| 第一节 当代库尔德问题对中东政治格局影响 |
| 一、当代中东政治格局的构成 |
| 二、地区外大国围绕争取库尔德人博弈加剧 |
| 三、地区教派阵营博弈复杂化 |
| 第二节 当代库尔德问题对中东安全格局影响 |
| 一、反极端组织战争提升库尔德人地位 |
| 二、库尔德武装改变地区军事力量对比 |
| 三、当代库尔德问题影响美土安全合作 |
| 四、库尔德人实力增强加大地区军事冲突隐患 |
| 第三节 当代库尔德问题对中东能源格局影响 |
| 一、大国围绕中东能源控制权博弈加剧 |
| 二、库尔德人石油出口影响石油产量冻结协议效果 |
| 第五章 当代库尔德问题的部分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以色列因素 |
| 一、以色列对库尔德人有较强主观需求 |
| 二、库尔德人对以色列有一定地缘价值 |
| 第二节 俄罗斯因素 |
| 一、俄罗斯在库尔德人群体中有较强影响力 |
| 二、俄罗斯可为库尔德人提供更多国际空间 |
| 第三节 美国因素 |
| 一、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应变不足 |
| 二、美国与叙利亚和伊朗库尔德人关系发展潜力较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研究（1969-197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1969 至 1972 年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背景 |
| 一、美国所处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 |
| (一)美国势力的削弱 |
| (二)世界格局初现多极化 |
| (三)苏联的崛起与战略扩张 |
| (四)美国全球性战略的调整 |
| 二、中国的外交困境与出路 |
| (一)中国外交的困境 |
| (二)中国外交的出路 |
| 第二章 1969至1972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过程 |
| 一、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最初起步 |
| (一)美国对华发出的最初和解信号 |
| (二)中苏两国的首脑会晤及美国反映 |
| (三)中美在华沙的接触 |
| (四)毛泽东接见斯诺向美国传递信息 |
| (五)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 |
| 二、中美关系走向和解的发展 |
| (一)中国的乒乓攻势 |
| (二)基辛格秘密访华 |
| (三)尼克松访华 |
| 第三章 1969年至1972年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成果及当代启示 |
| 一、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成果 |
| (一)官方接触增多 |
| (二)民间交流迅速增加 |
| (三)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 |
| 二、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当代启示 |
| (一)外交工作要根据形势变化来开展 |
| (二)外交工作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
| (三)外交工作既要讲原则又要注重策略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关注对象的界定 |
| 三、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政治整合困境、权威再造的逻辑与进程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权威真空与政治整合困境 |
| 一、民国初年的政争与政治整合困境 |
| 二、权威真空:民国初年政治整合乱象背后的根源 |
| 第二节 民国初年重建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一、构建法理型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二、重塑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第三节 整合与近代中国社会权威重建的内在理路 |
| 一、整合的性质——民主同质性整合 |
| 二、整合的主体与方式——政党与意识形态 |
| 三、政党领袖权威与意识形态的共生关系及近代史境中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
| 第四节 国民党领袖权威塑造的得失与近代中国社会领袖权威塑造的再出发 |
| 一、作为镜像与规制的国民党领袖的权威塑造 |
| 二、近代中国社会权威重建的再出发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成为时代共识 |
| 一、民族主义 |
| 二、近代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 |
| 三、抗战前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 |
| 第二节 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建国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
| 一、国民政府战时体制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权力的无序运行与国家能力的不足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三节 党外意识形态的论争 |
| 一、日本与南京汪伪政权的奴化教育 |
| 二、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宣传 |
| 三、第三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诘难 |
| 第四节 党内路线的分歧与党员队伍的扩大 |
| 一、党内路线的分歧 |
| 二、党员队伍的急剧扩大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资源与主体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理论 |
| 三、党内早期领导人与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
| 四、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 |
| 一、知识分子群体 |
| 二、党的干部群体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的创造性回应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述与实践标准连接起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外在形式、内在本质的统一 |
| 一、毛泽东新话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论基础——《实践论》与《矛盾论》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首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释中国实际问题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判标准:实践 |
|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理论对民族、阶级矛盾的回应 |
| 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抗战到底的态度 |
| 二、《论持久战》科学说明了抗战的前途与方向 |
| 三、抗日战争胜利实现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四、抗战的战略方针:游击战 |
| 五、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理论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主张指明了民族国家的前途 |
|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
| 第四节 群众路线与人民主权的实现 |
| 一、人民主权实现的两种路径 |
| 二、卢梭“公意”理论的实践困境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解决方案 |
| 三、毛泽东与群众路线的形成 |
| 四、群众路线对卢梭“公意”学说的回应及其时代意义 |
| 第五节 以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为主体建党的有效实现路径——思想建党 |
| 一、以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建党的理论困境 |
| 二、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结构性转换与思想建党的实现 |
| 三、思想建党的核心内容 |
| 四、毛泽东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建党学说的价值与意义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具体路径及其角色功能 |
| 第一节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路径 |
| 一、整风运动 |
| 二、宣传教育机构、书刊杂志出版的调整与组织宣传 |
| 三、编写党史 |
| 四、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育:仪式与象征 |
| 第二节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及其角色功能 |
|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与毛泽东超凡魅力型领袖的形成 |
| 二、毛泽东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表现形式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功能 |
| 第七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演化的历史逻辑、机制、局限与影响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演化的历史逻辑影响机制与局限 |
| 一、国家意志对领袖形成的限定 |
| 二、社会结构对领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规制 |
| 三、政党自身对领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意义与影响 |
| 一、积极意义 |
| 二、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南北和解（1865-1918） ——兼与东西德的二战集体记忆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 国内学术研究状况 |
| 2. 美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战争死亡与扫墓日(1865-1869) |
| 第一节 战争形态与士兵死伤 |
| 一、北方的军事制度缺陷 |
| 二、武器装备因素 |
| 三、宗教复兴运动 |
| 四、现代性、内战与伤亡感知 |
| 第二节 北方的国家公墓与纪念仪式 |
| 一、国家阵亡将士日的缘起 |
| 二、“国家重葬” |
| 三、战俘问题的政治化 |
| 四、北方的纪念内战仪式 |
| 第三节 南部的民间重葬运动与纪念亡灵 |
| 一、战败与海外逃亡 |
| 二、忠诚奉献的南部妇女 |
| 三、南部的“民间重葬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第一次失去事业”与南部救赎(1870-1884) |
| 第一节 第一次“失去事业”运动与“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 |
| 一、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的建立 |
| 二、“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的自辩体系 |
| 三、“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的缺陷 |
| 第二节 70年代的内战记忆与遗忘 |
| 一、1874年的杰克逊塑像落成典礼 |
| 二、普莱尔演说与记忆较量 |
| 三、“霍尔姆斯记忆模式”与“士兵至上” |
| 第三节 内战记忆与南部政治救赎 |
| 一、“自由派共和党运动”与1873年经济危机 |
| 二、独立战争100周年纪念与1877年政治妥协案 |
| 第四节 战争经历与70年代的老兵记忆 |
| 一、内战士兵记忆的多样性 |
| 二、白人老兵集体记忆的初步形成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民族身份在南北地区的确立 |
| 第一节 罗伯特·李纪念碑与南部记忆统一的开始 |
| 第二节 内战记忆的民主化与碎片化 |
| 第三节 内战记忆的商品化与南北老兵的重聚 |
| 第四节 跨越代际的记忆产物—19世纪晚期的美国内战文学 |
| 一、南部煽情内战文学流派 |
| 二、内战写实文学流派 |
| 三、进步叙事内战文学流派 |
| 小结 |
| 第四章 未实现和解的民族重聚与黑人内战记忆的分裂 |
| 第一节 南部内战纪念组织的平民化 |
| 一、“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 |
| 二、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 |
| 第二节 第二次“失去事业”的辩护体系及其大众化 |
| 一、“第二次失去事业”的辩护体系 |
| 二、“第二次失去事业”的大众化 |
| 第三节 南北事业的对立与地区和解的局限性 |
| 一、南部圣贤:罗伯特·李与“石墙杰克逊” |
| 二、戴维斯的葬礼与“查塔诺加国家军事公园”的揭幕式 |
| 三、“记忆消毒”的产物:普通的阵亡士兵塑像 |
| 四、针锋相对的“纯洁教科书运动” |
| 五、“女士纪念协会”的偏执 |
| 第四节 非裔美国人的内战记忆 |
| 一、路易斯维尔非裔美国人大会 |
| 二、未完成的非裔美国人之集体内战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大众文化、美西战争与南北和解的实现(1898-1915) |
| 第一节 南北和解的外在推力---美西战争 |
| 第二节 南北和解的内部拉力---1913年内战纪念活动 |
| 第三节 南北和解的伤痕---黑人他者化形象的确立 |
| 第四节 关于美国内战记忆建构的思考 |
| 小结 |
| 第六章 一战与恢复自我认知的非裔美国人(1917-1918) |
| 第一节 黑人族群的参战之争 |
| 第二节 民主幻象—法兰西 |
| 第三节 战场交流与自我认知的复苏 |
| 第四节 非裔美国人的一战遗产与战争记忆 |
| 小结 |
| 第七章 纳粹士兵与二战记忆 |
| 第一节 未完成的去纳粹化 |
| 第二节 战俘经历、社会保障和去集体罪责化 |
| 一、纳粹战俘的经历 |
| 二、纳粹老兵与救济金法案 |
| 三、50年代的精神创伤评价机制 |
| 第三节 西德的“克服过去”与东德的“消毒记忆” |
| 小结 |
| 结语 两种集体记忆的对比与跨时空影响 |
| 1. 对比可行性 |
| 2. 集体记忆路径与主体性的差异 |
| 3. 集体记忆文化差异性与相似性 |
| 4. 美国南部老兵与纳粹老兵之集体记忆比较 |
| 5. 两种非同时代集体记忆的产物:非裔美国人公民权运动的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战略思想家 |
| 第一节 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
| 第二节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勃兴 |
| 第三节 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国际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乔治·凯南与"遏制"战略 |
| 第一节 二战结束初期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遏制"战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凯南与"遏制"战略的演化 |
| 第四节 对"遏制"战略的批判及其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保罗·尼采与"全面遏制"战略 |
| 第一节 遏制战略深化的背景 |
| 第二节 尼采的战略素养 |
| 第三节 尼采对全面遏制战略的推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辛格与"缓和"战略 |
| 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缓和战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基辛格的战略素养 |
| 第四节 缓和战略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影响 |
| 第五节 对缓和战略的评判 |
| 小结 |
| 第六章 布热津斯基与"全面缓和"战略 |
| 第一节 缓和政策的深化 |
| 第二节 布热津斯基的战略素养 |
| 第三节 布热津斯基地缘战略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
| 第四节 布热津斯基对中国认识的历史演变 |
|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战略思想与决策的互动 |
| 第二节 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的需求与时代的回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乔治·凯南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保罗·尼采大事年表 |
| 附录三 亨利·基辛格大事年表 |
| 附录四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事年表 |
| 附录五 发表的相关论文 |
| 后记 |
（8）苏巴关系研究：1947-197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苏联与巴基斯坦对彼此的认知 |
| 一、苏联对巴基斯坦的认知 |
| 二、巴基斯坦对苏联的认知 |
| 第二章 1947-1953年的苏巴关系：从冷淡到紧张 |
| 一、巴基斯坦建立后的局势 |
| 二、巴基斯坦不结盟政策对苏巴关系的影响 |
| 三、阿里·汗访美与访苏间的选择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1954-1960年的苏巴关系：紧张恶化中的转机 |
| 一、美巴深化结盟政策对苏巴关系的影响 |
| 二、苏联对美巴结盟政策的反制 |
| 三、苏巴间的相互指责与靠近及转机 |
| 第四章 1961-1971年的苏巴关系：正常化 |
| 一、20世纪60年代初苏巴关系的缓和：正常化的开始 |
| 二、塔什干会议：正常化的发展 |
| 三、柯西金访巴：正常化的高潮及其背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情况 |
（9）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资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样本 |
| (二)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
|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
|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
|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
|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
| 附录 |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基本概念解析 |
|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 2.1.1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 |
| 2.1.2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 |
| 2.1.3 具有内在层次的制度体系 |
| 2.1.4 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体系 |
|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
| 2.2.1 制度认同的内在结构 |
| 2.2.2 制度认同的利益本质 |
| 2.2.3 制度认同的差异性和变化性 |
|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 |
| 2.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内涵 |
| 2.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本质 |
| 2.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目的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梳理 |
| 3.1 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1.1 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发展不可能千篇一律 |
| 3.1.2 用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人民 |
| 3.1.3 走群众路线式的教育方式 |
| 3.2 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2.1 强化中国特色的制度意识教育 |
| 3.2.2 注重制度经济绩效的认同动力 |
| 3.2.3 注重辩证的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3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3.1 制度特色的系统性认同教育指向 |
| 3.3.2 制度特色的民族性认同教育指向 |
| 3.3.3 制度特色的时代性认同教育指向 |
|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阻抗因素 |
| 4.1 西方资本主义的阻抗 |
| 4.1.1 西方的舆论误导 |
| 4.1.2 西方的行为干扰 |
| 4.1.3 西方的自我掩饰 |
| 4.2 社会错误思潮的干扰 |
| 4.2.1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干扰 |
| 4.2.2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干扰 |
| 4.2.3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 |
| 4.3 制度内在张力的制衡 |
| 4.3.1 先富带共富的艰难转换 |
| 4.3.2 公平与效率位序的艰难抉择 |
| 4.3.3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艰难平衡 |
|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认同 |
| 5.1.1 理论依据的科学性认同 |
| 5.1.2 制度形成的科学性认同 |
| 5.1.3 制度检验标准的科学性认同 |
| 5.1.4 科学认识两种性质制度的关系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 |
| 5.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内涵 |
| 5.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同的层次性 |
| 5.2.3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在关系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情感认同 |
| 5.3.1 制度情感认同是对制度的情感悦纳 |
| 5.3.2 对合乎人性的本质存在方式的情感认同 |
| 5.3.3 制度情感认同产生制度信仰“红利” |
| 5.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认同 |
| 5.4.1 经济制度特色认同 |
| 5.4.2 政治制度特色认同 |
| 5.4.3 文化制度特色认同 |
|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有效实施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教育 |
| 6.1.1 历史是制度认同的动因之一 |
| 6.1.2 制度的选择性与必然性关系 |
| 6.1.3 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制度关系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理论教育 |
| 6.2.1 理论是制度认同的观念基础 |
| 6.2.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 |
| 6.2.3 坚持整体性思维的认识方式 |
| 6.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成效教育 |
| 6.3.1 实践成效是制度认同的现实基础 |
| 6.3.2 实践成效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成效 |
| 6.3.3 辩证地看待制度的实践成效 |
| 6.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教育 |
| 6.4.1 比较是认同形成的重要过程 |
| 6.4.2 在科学比较中把握制度优势 |
| 6.4.3 阐明制度优势彰显的长期性 |
| 6.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引导教育 |
| 6.5.1 舆论建构制度认同 |
| 6.5.2 重视制度的舆论交锋 |
| 6.5.3 增强制度的话语优势 |
| 6.5.4 创新制度大众传播手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从霸权扩张到仓促退却——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及对中国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D]. 刘瑞红. 苏州大学, 2020(09)
- [2]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D]. 韩东云. 郑州大学, 2020(02)
- [3]当代库尔德问题研究[D]. 张屹.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研究（1969-1972）[D]. 张善禹. 长春理工大学, 2018(04)
- [5]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D].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南北和解（1865-1918） ——兼与东西德的二战集体记忆比较[D]. 罗超. 厦门大学, 2017(02)
- [7]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8]苏巴关系研究：1947-1971[D]. 陈天雄. 西华师范大学, 2016(02)
- [9]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D]. 郭莉. 武汉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