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与跨越——兴安盟由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转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阳[1]（2021）在《内蒙古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现代竞争,已由产品之间的竞争,转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但在此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增收速度慢、生产流通脱节、资源集聚不均衡、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不协调现象愈演愈烈。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发展,不仅改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还赋能农业产业链、助力农民增收。如此背景下,研究和掌握电子商务、农业产业链发展动态,同时深入挖掘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之间的耦合关系,具有促进农业产业链发展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丰富和拓展农业产业链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对电子商务和农业产业链耦合关系进行研究,采用“内涵-过程-机理”的整体研究思路,以系统论、系统耦合理论、协同论、产业融合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剖析二者之间的内涵及特征,构建耦合发展整体研究框架,重点分析2008-2018年内蒙古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变过程,从时间维度揭示内在耦合机理。在宏观层面,依据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研究框架,评价二者耦合发展过程,构建各自的指标体系,得出主要结论:（1）电子商务指标体系的四个二级指标权重分别为业务因素权重49.41%、环境因素19.21%、服务因素15.78%、渠道因素15.60%,渠道方面所占比重较低,通过耦合农业产业链予以优化;（2）农业产业链指标体系的三个二级指标权重分别为技术因素权重53.04%、组织因素26.44%、环境因素20.52%,环境因素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人才培养的投入难以满足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需要;（3）从时间变化过程看,存在协同发展,相互映照。具体表现为内蒙古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1708到2018年的0.4164稳步上升,呈现出由严重不协调演变为勉强协调;2015年起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上升速度要快于农业产业链。对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内在耦合机理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主要结论:（1）持续增长,趋于协调发展。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的耦合关系处于低水平、高耦合、勉强调和协调状态,说明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两个子系统之间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是有序程度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要优化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协调路径,向新的有序结构发展;（2）短期波动,长期协整关系。构造VAR模型得出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之间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有着长期协整的关系,从长远看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均衡关系,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通过短期偏离调整修复,以增加0.13的调整力度使之回到均衡状态,发展为一个长期的、均衡的稳定系统。在微观层面,小农户占内蒙古现有91.22%,仍然是主要的农业组织形式,参与耦合电子商务的农业产业链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有效途径。本文选取内蒙古东、中、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先后两年发放问卷进行调研,提供微观数据支持。依次分析农户参与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参与电子商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农户参与耦合电子商务的农业产业链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1）基于739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参与变量、服务质量、交通状况和认知程度对农户参与电子商务有显着正向影响;（2）基于739个农户为研究对象,随着农户收入增加,采用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对收入的影响从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3）基于37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种植类型、参与新型经营主体、地区的差异、性别与婚姻状况等变量对农户参与耦合电子商务的农业产业链有显着影响。综合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结论,探索内蒙古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协调路径,提出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强化农民技能培训;鼓励农民加入新型经营组织;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培育内蒙古特色农产品品牌。本文最大的创新点是借鉴系统论思想将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视作一个完整的耦合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二者耦合发展整体研究框架,有助对电子商务和农业产业链的时序演化过程和内在耦合机理展开研究。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贾占华[3]（2020）在《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然而,在经济向好发展的同时,背后隐藏的一系列矛盾也逐渐显现:供给体系不能有效满足需求结构变化,经济结构失衡;创新驱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对经济的约束逐渐增强等。其中,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国家将调结构、稳增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了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推进结构调整是突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深层次障碍的利器,如何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和商品粮生产基地,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东北地区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和资源性矛盾凸显。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一定程度上缓减了经济下行压力。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东北地区经济再次陷入困境,结构性问题愈加突出,主要表现为:在产业结构方面,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重化工业比重高,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的偏好远远高于消费,使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协调,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传统物质资本投入大于科技创新,增长动力不足等。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2016年国家提出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明确指出推进结构调整是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因此,在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研究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的结构性因素,有助于深入剖析“新东北现象”的症结,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参考。论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采用因子分析、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面板门槛回归、空间计量模型等技术方法,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深入剖析了这三种效应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了提升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转型路径及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论文系统梳理了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等相关理论。其次,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将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划分为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结构;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将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为直接效应、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简称三种效应）,并系统阐述产生三种效应的理论逻辑,以此为论文的研究主线展开实证研究。再次,分别从省域和市域两个尺度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时空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经济结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探究了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为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效果奠定基础。然后,将经济结构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传统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从省域层面分别探讨了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三种效应的差异性。最后,分析了国内外发达地区“调结构、促增长”的典型案例,从中获得提升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启示,并针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一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变特征: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化方向演进;要素投入结构由传统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投入转变;投资消费结构始终呈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区域结构保持非均衡状态;国际收支结构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二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水平空间差异显着,并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各结构要素的合理化水平由低到高排名依次为投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产业结构。三是要素投入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投资消费结构和区域结构具有抑制作用。此外,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市际差异。四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投资消费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负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投资消费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区域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的负向交互作用。五是部分结构要素（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区域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且具有明显的省域差异。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区域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长期和短期差异性。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转型路径,即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提高结构变动对东北地区经济的正向推动效应;培育合理的结构互动体系,以增强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要素间的正向交互效应;完善制度化区域合作机制,以强化经济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张琳[4]（2019）在《枣庄市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制度,伴随着中国近40年的改革历程,一直是农村改革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尽管以土地福利赋权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初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政策效果,但是也衍生出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耕地流失严重,阻碍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无论是社会经济背景还是农业本身的经营格局,都在呼唤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如何构建更有利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有效推进,同时又保证农民分享其成果,并可以改善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程度与组织化程度从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流转制度成为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为了避免关于农地流转问题的一般性论述,本文从个案研究入手,选择在全国较早开展农地流转工作,并创建全国首家农地流转服务中心、首家经工商注册的土地合作社、首家农村土地产权交易中心,颁布全国首批《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的山东省枣庄市作为农地流转的研究区域,以期得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解释了选择山东省枣庄市作为研究区域的原因,并系统介绍了该区域农地制度运行的地域背景;其次,在产权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借助方志资料与年鉴资料,系统梳理、总结了研究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1978年以后的农地流转制度变迁,凝练了农地制度变迁对现代社会农地制度选择的启示意义,并通过问卷资料分析提出对当前农地流转制度创新模式的反思;再次,利用2000年至今的农业年鉴资料,借助经济计量模型测算出农地流转制度变迁对农业产值的影响;最后,基于农地流转主体与贡献力量的差异,将研究区域的农地流转模式进行划分,即农户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模式与政府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模式,并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对上述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以期对农地流转的演化趋势做出预判。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第一,农地流转制度创新是农地制度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优化选择,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地流转合法化的背景下,农地流转制度变迁对农业产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作用时间较长;第三,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户之间自发、自主的农地流转依然是主要的农地流转模式。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当从土地内部无法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时,就需要从土地之外去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钥匙。本文力图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研究区域的农地流转理论、实践做一个系统梳理,由于任务庞大、能力有限,有些地方只能浅尝辄止,因此在论文完成之际,本文提出未来农地流转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赵梓渝[5]（2018）在《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徙空间格局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迁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地理过程之一。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2.47亿,已成为全球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如此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及其在空间的集疏过程,势必将对集聚的城镇地区、迁出的农村地区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广泛而强劲的影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地理时空大数据使得基于个体粒度的海量轨迹信息观测大规模人口行为的时空特征成为可能,数据中包含的人物、时间、地点的高精度信息为研究中国人口的空间迁徙提供了足量、足精度的数据支撑。本文利用移动大数据构建人口迁徙的关系矩阵,完整刻画出2015年春运期间中国人口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循环流动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基于春运期间人口省际迁徙的显着空间规律性,分别对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33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划人口迁入、迁出的规模差异进行计算;在地级行政区划层面对中国人口省际迁徙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口迁徙这一重大社会现象对于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1.论文在省级行政区划研究层面识别了中国14个人口迁入省和17个人口迁出省;在地级行政区划研究层面识别了94个人口迁入市和242个人口迁出市。在空间上,人口主要迁入地的“沿海绵延”和主要迁出地的中部“人口塌陷”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口省际迁徙活跃地区空间分布的“双纵”格局。通过与“六普”数据及以往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发现,本文研究结果对于中国各地区人口迁入、迁出的规模差异具有良好的识别作用,验证了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本文技术方法对中国人口迁徙进行研究的科学性。2.论文基于人口流迁的空间路径构建中国城市网络,对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城市的功能进行研究和识别,并指出:基于人口省际流迁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迁的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对人口流迁的空间格局产生了框架性的导向作用。论文提出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的网络城市功能识别方法,这一方法揭示了我国网络城市的节点属性,辨识了人口资源流通对于网络城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城市网络交互复杂关系、城市功能多样性的认识。3.代理变量的种类扩充与指标细化是当前中国人口迁徙影响因素研究深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代理变量作用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却被严重忽视。本文利用编程进行大规模回归计算,将中国人口省际迁徙重力模型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推算至地级行政单元层级,以此考察影响人口迁徙的各类因素在不同区域之间作用效应的差异性。研究指出:首先,中国人口省际迁徙影响因素在人口迁出地与迁入地的作用强度存在非对称性,无论从整体作用还是特定因素,其作用强度均呈现出迁入地变量高于迁出地的非对称特征;其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三产比重、公共服务设施规模不仅对于人口迁徙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同时其解释力的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再次,中国人口省际迁徙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性,这一结论证实了流动人口在省际迁徙过程中存在空间效仿行为;最后,2015年春运期间中国人口省际迁徙距离衰减系数为-1.970,论文同时展示了中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人口迁徙的距离衰减系数,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数据。4.在区域尺度和个案研究中,论文对中国东北三省、长三角城市群、19个重点城市人口流迁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首先,在东北三省研究中,东北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发生在高等级城市之间,流动人口具有向南、向京津等国家级中心城市集聚的显着空间特征;论文通过截面分析验证了城市人口规模对于人口双向迁徙强度的正效应和人口密度、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对于人口双向迁徙强度的负效应,人均GDP、建成区面积作为迁出地变量时的推力效应及工资水平、人均储蓄余额、房地产开发投资作为迁入地变量时的拉力效应;迁入地变量人均教育支出在东北内部人口迁徙和东北人口外迁两个模型中具有突出的解释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迁徙人口中家庭迁居、外迁后定居的比重很高,侧向证明了近年来东北人口流失的现实状况。其次,2015年春运期间长三角吸纳了全国近1/4的流动人口,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地区。在人口迁徙的空间特征上,长三角城市群与全国城市之间人口迁徙的空间特征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和层级特征。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基于日常期间人口流动的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密度为0.711,达到逾渗阈值0.5,整体网络联系表现出一种强联结状态,同时存在明显的“小世界”现象;最后,论文对2016、2017年春运期间人口流动规模前19位城市城际人口流迁的时空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以弥补以上研究数据为省际人口流迁的不足,并指出:19个重点城市中仅重庆为人口迁出地,表明中国人口流动集散的核心城市以经济发达的人口迁入地为特征的现实情况;从人口热力强度来看,广州在两年中总迁徙热力均为首位,第二、三、四位均分别为成都、深圳、北京,即这两年中中国人口核心集散地的位序未改变;从2016年和2017年春运期间人口总迁徙热力变化来看,呈现出基数大的城市人口热力增加规模更大的特征,即“强者恒强”的极化效应;基于迁徙平均距离和热力的高低关系,19个重点城市可分为长距离高热力城市、短距离高热力城市、长距离低热力城市和短距离低热力城市四种城市类型。5.流动人口的省际迁徙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大社会现象。由于人口的流动行为具有频繁性、迅速性特征,使得难以准确掌握一个时间节点下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规模,进一步导致了近年来我国各城市实有人口数量争论的产生。本文结合传统普查数据与移动大数据,对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划的实际人口规模进行估算,探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失衡现象及其影响机制。这篇论文是国内较早一批利用移动大数据在人口地理学领域开展研究的文献之一,其研究视角具有前沿性,研究技术、方法、结论具有创新性。论文一方面丰富了我国流动人口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在研究结果的精度、时效性上较以往基于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等官方渠道数据研究具有明显的提升。论文在人口省际迁徙的空间特征、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及其对于中国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对理解人口迁徙这一转型期中国正在经历的重大社会现象、审视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闫星宇[6]（2018）在《FDI对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持续低迷,上行压力较大,急需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提振日益疲软的经济。FDI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经济促进措施,世界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其对东道国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东北地区如何利用FDI的积极效应,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回暖,是一项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本研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东北地区吸收FDI对产业升级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梳理了相关理论、分析了存在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提出了意见建议。首先,本文系统地梳理了FDI决定因素、FDI主要经济效应和产业升级相关研究文献,阐述了东北地区、FDI和产业升级的概念和内涵,从FDI理论、产业升级理论、FDI促进产业升级理论三个层面全面总结回顾了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了东道国利用FDI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及FDI对东道国产生的主要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搭建了FDI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东道国吸收FDI的决定因素是发挥FDI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作用的前提,成功吸引到的高质量FDI将通过资本和技术两个途径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资本途径方面,FDI会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技术途径方面,FDI主要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人员移动四个途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效应大小受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制约。其次,本文以东北地区为视角,对区域吸收FDI的状况和产业升级的状况和东北地区利用的FDI的产业升级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再次,本文从东北地区吸收FDI决定因素,FDI对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效应,FDI对区域产业升级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理论、现实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在利用FDI方面,东北地区存在规模偏小、空间分布不合理、产业构成不合理、来源过于集中、独资为主要进入方式等问题。第二,在产业升级方面,东北地区存在着与自身相比产业升级程度加深,但与全国或发达省份相比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第三,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偏低、商业便利化水平落后、市场规模偏小,制约了东北地区吸收FDI的规模。东北地区劳动成本低,有利于吸收低成本寻求型FDI,但并不利于吸收效率提升型FDI。第四,东北地区吸收能力偏弱,制约FDI产业升级作用的发挥。第五,通过对东北地区吸收FDI的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首先,无论从短期效应还是从长期效应来看,市场规模均是东北地区吸收FDI的决定因素,效应显着为正,市场规模越大,吸收的FDI会越多。其次,无论从短期效应还是从长期效应来看,未来市场的增长潜力均是东北地区吸收FDI的决定因素,但长、短期效应的符号却发生了逆转。短期效应为负,说明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利于现阶段成本降低型FDI战略目标的实现,会将这类FDI挤出至成本更低的市场。长期效应为正,说明未来市场的增长潜力仍然是许多竞争力提升型高质量FDI的决定因素。最后,从短期效应看,基础设施状况和市场开放度均不是东北地区吸收FDI的决定因素,但从长期效应看,这两个因素却是东北地区吸收FDI的决定因素,其中,基础设施的影响显着为正,说明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东北地区吸收到更多的FDI。市场开放度的影响显着为负,说明对外贸易对东北地区吸收的FDI具有显着的替代作用。第六,通过FDI与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检验发现:从短期效应来看,国外直接投资均不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形成的短期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直接效应来看,国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形成均产生了长期直接效应。其中,国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直接效应为负,说明长期来看FDI的流入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利于东北地区经济的增长。国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和资本形成的长期直接效应为正,说明长期来看FDI的流入有利于东北地区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第七,通过东北地区FDI对区域产业升级作用检验发现:从短期效应看,东北地区吸收的FDI均不是产业升级的短期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直接效应看,FDI对产业技术升级具有长期直接效应,效应为负,说明FDI的流入带动东北地区产业技术升级的作用有限。最后,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建议。建议东北地区在制定利用FDI的政策时,应更多地向效率提升型、新建投资和来自欧美的FDI倾斜,积极引导FDI的流向,充分利用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全面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区域产业的全面升级。
王海春[7]（2017）在《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却远远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现状及特征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牧区。草原牧区作为我国生态地位较重要、经济发展较滞后、贫困人口比例较高、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突出短板。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牧民持续稳定增收显得愈加艰难,根本原因在于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生计资本的匮乏。因此研究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的影响,探寻促进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内蒙古草原牧区的牧民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牧民持续稳定增收为出发点,以可持续生计资本为视角,重点关注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内的生计资本等核心微观要素以及政策与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要素对牧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并为探寻促进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有效路径与措施提供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利用历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公布的有关牧民收入的宏观数据,系统梳理并总结内蒙古牧民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特征。就收入水平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波动极大且近几年增速明显趋缓,牧民增收已进入瓶颈阶段;就收入结构而言,牧民的收入来源总体上呈现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其余收入为辅的收入格局。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但畜牧业收入依旧是牧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核心来源。工资收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有所波动。转移性收入的增速最快,已成为牧民第二大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占比最小,增收潜力有待挖掘;就收入差距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区域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内部收入差距依然巨大,牧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严重。（2）本文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视角定性分析了生计资本分析框架内的诸要素对牧民增收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厘清错综复杂的农牧民增收影响因素。受传统文化及习俗的影响,牧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多以生计导向或习俗导向为主而非完全以市场导向为主。而牧民能否增收往往取决于牧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因此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为研究牧民增收提供了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牧户生计资本的匮乏成为牧民增收缓慢且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的主要根源,牧户间生计资本水平的差异成为牧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除此之外,框架内的脆弱性背景、政策与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宏观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牧民的增收。（3）本文利用跟踪调查获取的627户牧户微观数据对牧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牧户收入决定函数构建了三个模型,分别以牧户的人均收入水平、牧户人均畜牧业收入、牧户人均非畜牧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可持续生计框架内的诸要素作为自变量,同时选用了代理变量法、前定变量法以及面板数据法来尽量削弱内生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牧户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既包括自然资本禀赋、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有、牧民就业行为、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又包括政策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就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来看,不同因素对牧户收入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有些因素（如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政策）通过各种收入来源对牧户收入水平产生影响,但也有部分因素（如物质资本、牧民就业行为）对牧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具体如下:自然资本对牧户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其中人均草场面积对牧户畜牧业收入的影响程度大于非畜牧业收入。但就影响程度而言,自然资本对牧户增收的作用较有限;物资资本仅对牧户的畜牧业收入产生影响,其中牲畜资产的影响程度最小,而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影响较大;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职业教育以及牧民汉语能力均对收入水平产生显着影响。其中汉语能力对牧民的畜牧业收入具有显着负效应,而职业教育对牧民的非畜牧业收入具有显着正效应。人力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程度较大,表明人力资本是牧民增收的主要内在动力;金融资本中的金融资产对牧户收入水平及结构均产生了显着正效应,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社会资本中的家庭成员是否有国家干部、邻里信任度、距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均对牧民的收入水平具有显着效应。其中,距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对牧民畜牧业收入具有显着负效应。而国家干部和距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对牧户的非畜牧业收入产生显着影响,且社会资本的影响也较大,表明加强社会资本的建设能在很大程度能促进牧民增收。除此之外,牧民的就业行为仅对牧民的非畜牧业收入产生显着正效应。表明积极引导牧民外出就业,有利于牧户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进而提高牧户收入水平。另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对牧户的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均产生显着正效应,且影响程度较大,由此可见,继续实施和深化系列惠牧政策,同时要注重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对牧户增收都具有极大的促进的作用。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以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为牧民收入研究的切入点。目前研究农牧民收入的成果颇多,但已有研究要么仅考虑国家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要么仅考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使研究结果的解释力不足。本文综合分析该框架内的五种生计资本、牧民就业行为、家庭特征以及政策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构成要素对牧民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影响,使得研究结论更全面。第二,从牧户收入来源与结构的视角,探析框架内诸因素对牧户增收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框架内不同要素对牧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有些因素通过各种收入来源对牧户增收产生全面影响,但也有部分因素仅通过不同分收入来源对牧户增收产生影响。第三,大范围动态分析了牧民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内范围较大的2010-2015年间的三年牧户追踪调研数据。该数据是目前内蒙古有关牧民增收研究中较为完整的牧户动态微观数据,它涵盖了内蒙古从东到西不同盟市的牧户家庭数据627份,使得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便能更好服务于牧区实际政策需求。
王宏亮[8]（2017）在《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文中提出合理调控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国土空间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有效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也造成了城镇土地低效、低强度利用的问题,严重威胁城市建设的有序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调控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本文首先从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概念及内涵出发,构建了基于AHP-TOPSIS模型的建设用地利用强度评价体系,分析了 2001～2015年内蒙古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时空差异,并探讨了强度变化的驱动机制;其次,通过与城镇化进程相结合,剖析了强度变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关系;最后,提出了调控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路径与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结合三个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内蒙古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呈现出总体下降的“V”型变化趋势。绝对水平上强度变化经历了较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中强度的变化过程,而相对水平经历了快速下降、上下波动、缓慢攀升的变化过程。建设空间的投入产出、社会服务和开发利用三个子系统的利用状况差异明显并存在显着的阶段性特征;体现经济特征的投入产出子系统与综合强度的变化趋势相似,而社会服务子系统持续增强,说明社会服务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开发利用系统易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通过重点要素分析,发现单位建设用地能耗度（F3）、单位农村居民点用地产值（F6）、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F13）、土地建设率（F15）、水利设施用地比重（F19）分别对投入产出、社会服务和开发利用强度子系统影响较大。（2）内蒙古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变化的区域差异不仅反映了盟市土地建设空间的区域差异,也体现了城镇化过程中盟市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时序分析表明内蒙古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区域差异呈现出较为显着的扩张趋势。收敛性趋势验证了内蒙古及分区的强度变化不存在收敛性特征,意味着随着强度差异的逐步扩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程度仍将扩大,即便是加大地区之间经济、社会、资源等要素的流动,短期内难以改变盟市之间强度差异的不均衡状况。通过空间分析发现,内蒙古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空间效应较弱,呈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征,但由于大部分的盟市处于空间非典型特征区域内,空间集聚效应不强。（3）通过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区域差异的驱动机制分析,发现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增长尚未摆脱资源粗放的利用模式;人口规模的增长,尤其是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对城市土地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促进了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提升;由于内蒙古科技创新水平偏低,导致科技创新指标并未对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提升起到促进作用。资源禀赋表明耕地资源的挤占,建设用地的扩张,造成土地城镇化的增速大于人口城镇化的增速,耕地消耗、建设用地人口承载力的下降,一定程度削弱了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政府调控表明地方政府的用地策略是朝着城市土地集约高效的方向发展,但就固定资产投入而言,由于经济落后,内蒙古城镇化发展仍属于建设用地大规模扩张阶段,其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4）通过强度变化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互动作用,发现利用强度并未与经济、人口和土地城镇化之间形成明显的耦合关系,实证了城镇化过程中内蒙古经济城镇化减少了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以及土地城镇化增速与城镇化质量提升相脱节的客观事实。从构成综合城镇化的要素中发现,经济效益不能完全决定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人的作用才是城镇化提升的关键,土地的资源保障作用较为明显。内蒙古城镇化发展不断提升的原因在于城镇化发展方式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根源在于土地资源利用与城镇化发展的协同互动;但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变换造成了不同盟市分异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为有效缩小盟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差异需要出台并实施差异化的用地措施来促进内蒙古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5）破解城镇土地低效、低强度利用的难题,需要实施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并结合相关发展规划,创新土地管控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优化国土空间等多方面探索调控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路径与策略。
王锐[9]（2017）在《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超过工业,第三产业成为占国民经济比重最大的产业部门,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目前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我国已经开始呈现工业化发展后期的特征,进入新常态。随着人口和产业的不断集聚,服务业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优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本文以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为线索,试图寻找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本文梳理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和全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的宏观环境。从全国产出结构看,目前第三产业居主导地位,服务业已经成为接替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各阶段的产业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梳理了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等因素,吉林省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全国相比相对滞后,没有进入工业化后期。从吉林省三次产业产出结构看,在目前第二产业仍居主导地位,服务业尚未能接替工业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就业结构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较大,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产业部门。吉林省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均衡,长春、吉林两地优势突出,两地服务业占全省服务业比重较高,成为吉林省服务业发展的两大增长极,是全省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其优势明显强于东西部地区。本文基于全国省际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了考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做并不显着,东北地区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在四大区域城镇进程的推进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城镇化的间接传导途径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存在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存在促进作用,并且间接的传导效应明显低于直接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快速发展,各产业发展成绩显着。工业和服务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基于吉林省的统计数据,研究了吉林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了考察吉林省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吉林省三大区域经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全省的角度,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出现了不显着的情况,但间接作用上在三大区域都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仍是吉林省加快发展的关键。财政支出水平对吉林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域负相关,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吉林省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对吉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swot分析,找出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的机遇和挑战。从吉林省内部情况看,吉林省具有发展支持政策多,开发区综合实力强,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人才培养优势明显,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对外投资迈出新步伐等多方面的优势;同时面临着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部工业结构失衡,内需乏力,投入产出效率较低,服务业发展区域结构失衡等劣势。从外部环境看,国家出台了支持东北地区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吉林省面临着重要的政策机遇期,长春吉林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边境口岸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方兴未艾。但也面临着东北地区三省产业结构同质化的挑战,人口人才流失,外贸形势严峻,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最后,基于吉林省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和经验分析结论,结合吉林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了实现吉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要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提高金融服务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学推进城镇化进程,优化对外通道,优化发展软环境,加强区域间合作,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等建议。
马眸眸[10]（2017）在《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因素及综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竞争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不断深入,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是工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全球性的信息产业革命对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引领西方发达国家向信息社会转型。尤其是,随着信息化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演进,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应用、智能控制技术为核心的新“IT”正在重塑传统的信息化应用模式,推进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世界经济格局全面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推进工业互联网、信息物理生产系统（Cyber-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推进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国际产业流动、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呈现新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加大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参与工业化融合进程。发展中国家既要加速工业化进程,又要面临信息化加速发展的挑战,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现代化赶超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工业化发展程度、政策存在显着差异;同时,区域之间的工业化存在转移现象,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虽然取得较大成就,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差距。因此,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或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性问题,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区域综合性问题。为此从2002年中国第一次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到2016年制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到试点示范再到加速发展和跨越式融合等阶段。而随着中国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信息化建设环境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初步具备与工业化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和更大范围上融合的条件。推进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对于推进供给侧改革、拉动有效消费需求、提升产业能级、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战略的内容和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其中,从理论研究层面看,现有的理论研究对信息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关系,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机制、影响因素、水平评价等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整体看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区域性特征,特别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价在区域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选择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改善和拓展的空间,而后者正是中国实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规划的战略支点。对此,论文研究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因素及综合评价研究。论文在梳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文献基础上,首先界定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本内涵,分析两者融合的层次体系和动力机制;其次,分析影响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主要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再次,构建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中国推进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研究的主要工作:第一,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体现在产品、技术、管理等各个层次。从成本-收益的视角,根据趋同理论和模型,论文探讨了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动力机制,包括了社会交易成本的减少和收益的增加。从内部-外部激励的视角,论文讨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技术推动、需求拉动、政府扶持和市场竞争4个方面的外部激励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的内在压力和企业成长的内驱力2个方面的内部激励机制。第二,在菲尔德两部门模型和EBA模型基础上,利用数据的总体相关性,通过分区域使用Eviews7.2对影响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资产比等指标,对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指数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技术市场交易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行业平均工资的正向影响也十分明显,而居民消费指数、工业治理污染完成投资的影响则为负;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指数、地方财政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和工业污染完成投资情况比较重要,中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指数、互联网普及率和地方财政收入作用效果更明显,而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指数、地方财政收入、行业平均工资的正向作用基本均衡。第三,从就绪度、应用度以及绩效度三个维度,构建了涵盖22个三级指标的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综合指数法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北京、上海和江苏,排名落后的三个省份分别为云南、西藏和甘肃。从时间变化和区域差异角度看,2012-2015年,全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期,基础环境建设效果明显、工业电子商务成为发展亮点、工业互联网初步形成,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现。另一方面,聚类情况表明地理区域之间还不存在明显的聚类划分,多数省份之间的聚类结果不显示其经济上的差别。第四,通过超效率DEA模型评价31个省市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投入产出效率,结果显示:31个省份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投入产出是有效率的,2012年-2015年间各自的平均效率值为1.1062、1.1022、1.1066、1.0945,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期间存在波动,起伏不大。对比最大值来看,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投入产出效率值符合总体上下降趋势,但从最小值来看各个省份之间的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投入产出效率值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整各省市的投入与产出幅度,进而实现生产前沿:从全国范围内来看,31个省份投入产出变量均不同程度的需要调整才能达到生产前沿面,而这些变量主要集中在投入变量部分,其中投入变量变动最大的是移动电话普及率、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中小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以及互联网普及率,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就业人数比例变动最小。第五,基于影响因素分析、水平和效率评价,论文提出推动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一是针对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和效率空间差异较大的现实,国家提升路径的选择应着眼于减少区域间的“信息鸿沟”,促进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平衡;二是优化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政策环境,包括分维度分层分阶段有序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建立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长效机制和基础服务平台、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制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差异化政策、培养熟悉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复合型人才;三是推进行业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包括健全行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评估体系、完善行业信息化规范标准体系、推广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典型经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业、培育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四是提高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能力,包括增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进意识、培养和引进高端信息化人才、加大软件和咨询服务投入比重、加强信息管理制度及体系优化。论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一是从内部-外部激励视角阐述了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动力机制。本文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动力机制定义为“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系和功能”。其中,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外部动力机制主要包括技术推动、需求拉动、政府扶持以及市场竞争,内部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的内在压力和企业成长的内在驱动力。二是从就绪度、应用度和绩效度三个维度,构建了评价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指标体系。同时为提高指标赋权的客观性,通过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改良综合指数法,进而利用与MATLAB软件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处理计算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水平。同时,通过超效率DEA模型评价31个省市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投入产出效率。三是扩展菲尔德两部门模型和EBA模型,引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重要指标如互联网普及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资产比等,通过Eviews7.2软件回归分析上述指标对区域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四是提出分维度分层分阶段推进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政策建议。
二、推动与跨越——兴安盟由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转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动与跨越——兴安盟由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转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内蒙古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农业产业链研究 |
| 1.2.2 电子商务产业研究 |
| 1.2.3 电子商务和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链、价值链及供应链 |
| 2.1.2 电子商务、农业电子商务及农产品电子商务 |
| 2.1.3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系统论 |
| 2.2.2 系统耦合理论 |
| 2.2.3 协同论 |
| 2.2.4 产业融合理论 |
| 2.3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理论 |
| 2.3.1 农业产业链理论 |
| 2.3.2 网络外部性和平台理论 |
| 2.3.3 创新扩散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的理论分析 |
| 3.1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内涵和特征 |
| 3.1.1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现状 |
| 3.1.2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内涵 |
| 3.1.3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特征 |
| 3.2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协调机制 |
| 3.2.1 政府机制 |
| 3.2.2 人力机制 |
| 3.2.3 产业机制 |
| 3.3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研究框架的设计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宏观数据的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评价 |
| 4.1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指标的处理及权重计算 |
| 4.2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测算 |
| 4.2.1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测算 |
| 4.2.2 耦合发展关系的描述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机理分析 |
| 5.1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
| 5.1.1 综合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 |
| 5.1.2 耦合度的时序特征 |
| 5.1.3 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 |
| 5.2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协整关系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微观数据分析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及其影响 |
| 6.1 农户参与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1 研究假说 |
| 6.1.2 研究设计 |
| 6.1.3 农户参与电子商务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 6.1.4 参与电子商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 6.2 农户参与电子商务耦合农业产业链的影响因素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问卷样本特征 |
| 6.2.3 研究方法 |
| 6.2.4 问卷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协调路径优化 |
| 7.1 电子商务耦合农业产业链延长化-纵向一体化 |
| 7.2 电子商务耦合农业产业链规模化-横向一体化 |
| 8 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促进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2.1 提高区域协同作用,融入国家区域发展 |
| 8.2.2 提高技术因素含量,强化农民技能培训 |
| 8.2.3 提高组织因素含量,加入新型经营主体 |
| 8.2.4 提高环境因素含量,增强农业信息水平 |
| 8.2.5 提高农业的软实力,培育特色产品品牌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与目标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经济结构的评价 |
| 二、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三、相关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
| 一、大推进理论 |
| 二、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理论 |
| 三、地理二元结构理论 |
| 四、结构转变理论 |
| 第三节 系统科学理论 |
| 一、系统论 |
| 二、协同论 |
| 三、耗散结构理论 |
| 第四节 其他相关理论 |
| 一、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理论逻辑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东北地区 |
| 二、经济结构的内涵 |
| 三、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一、直接效应作用机理 |
| 二、交互效应作用机理 |
| 三、空间溢出效应作用机理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现状评价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演进特征 |
| 一、省级层面的变化特征 |
| 二、地级市层面的时空演化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合理性评价 |
|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
| 二、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区位因素 |
| 二、资源禀赋 |
| 三、历史因素 |
| 四、技术进步 |
| 五、政府与市场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
| 一、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总量分析 |
| 二、直接效应的理论模型构建 |
| 三、直接效应的计量模型结果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交互效应 |
| 一、交互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造 |
| 二、交互效应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一、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造 |
| 二、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
| 第六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问题剖析与调控措施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问题剖析 |
| 一、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对增长产生负效应 |
| 二、经济结构各要素间的交互效应有待提升 |
| 三、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调控措施 |
| 一、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经济的正向推动效应 |
| 二、培育完善合理的结构互动体系,增强结构间的正向交互效应 |
| 三、构建制度化区域合作机制,强化结构要素的正向溢出效应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枣庄市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 1.3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枣庄市自然及社会经济状况 |
| 2.1 研究区域的选择理由 |
| 2.2 枣庄市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的地域背景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枣庄市农地流转的产权制度环境 |
| 3.1 农地制度的产权特征分析 |
| 3.2 枣庄市农地产权制度变迁 |
| 3.3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枣庄市农地流转制度的阶段性变化 |
| 4.1 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 |
| 4.2 枣庄市农地流转的自发阶段(1978年-2002年) |
| 4.3 枣庄市农地流转的规模化阶段(2003年—2007年) |
| 4.4 枣庄市农地流转的金融创新阶段(2008年-2012年) |
| 4.5 枣庄市农地确权后的流转阶段(2013年—至今) |
| 4.6 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的特点与启示 |
| 4.7 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营的反思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枣庄市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
| 5.1 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
| 5.2 枣庄市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绩效的实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枣庄市农地流转的发展趋势 |
| 6.1 枣庄市农地流转的现状分析 |
| 6.2 流转主体视角下的农地流转模式 |
| 6.3 枣庄市农地流转模式的经济效率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进一步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5）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徙空间格局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创新性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西方对于人口迁徙流动的基本认识 |
| 1.2.3 中国人口流迁的空间特征 |
| 1.2.4 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迁徙研究 |
| 1.2.5 中国人口流迁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 |
| 1.2.6 中国人口迁徙的空间效应 |
| 1.2.7 人口迁徙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
| 1.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数据和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视角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中国人口省际迁徙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
| 2.1 省级行政单元下人口迁徙的时空特征与规模等级 |
| 2.1.1 时序变化 |
| 2.1.2 规模等级 |
| 2.1.3 与普查数据结果对比 |
| 2.1.4 地域特征 |
| 2.1.5 网络结构特征 |
| 2.2 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迁徙的时空特征与规模等级 |
| 2.2.1 时序变化 |
| 2.2.2 规模等级 |
| 2.2.3 地域特征 |
| 2.3 中国人口迁徙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
| 2.3.1 变量选择及其含义 |
| 2.3.2 总体结果 |
| 2.3.3 地级行政单元下回归结果 |
| 2.4 小结 |
| 第3章 基于人口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 |
| 3.1 城市网络的研究理论 |
| 3.1.1 传统城镇体系的中心地研究范式 |
| 3.1.2 新时代下中心地理论的局限性 |
| 3.1.3 城市网络研究的兴起 |
| 3.1.4 城市网络的产生背景 |
| 3.1.5 城市网络的研究视角 |
| 3.1.6 城市网络的研究方法 |
| 3.1.7 关系数据的使用 |
| 3.1.8 从中心地到网络化：城镇体系研究的差异 |
| 3.2 基于人口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 |
| 3.2.1 整体特征 |
| 3.2.2 基于优势流的结构特征 |
| 3.2.3 城市网络的簇结构 |
| 3.3 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 |
| 3.4 小结 |
| 第4章 基于人口流动迁徙的多尺度案例分析 |
| 4.1 东北人口省际迁徙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
| 4.1.1 人口迁徙的规模与空间特征 |
| 4.1.2 人口迁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3 迁出流、迁入流、内部迁徙流对比 |
| 4.2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迁的空间特征 |
| 4.2.1 外部联系性 |
| 4.2.2 内部关系结构 |
| 4.3 重点城市春运期间人口流动变化 |
| 4.4 小结 |
| 第5章 人口省际流迁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 |
| 5.1 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历程 |
| 5.1.1 改革开放以前 |
| 5.1.2 改革开放以来 |
| 5.2 土地城镇化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
| 5.3 喜忧参半的城镇化进程 |
| 5.3.1 人口主要迁入地建设用地不足 |
| 5.3.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驱动机制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成果 |
| 后记 |
（6）FDI对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的创新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FDI决定因素相关研究 |
| 1.5.2 FDI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
| 1.5.3 FDI与资本积累相关研究 |
| 1.5.4 FDI与技术溢出相关研究 |
| 1.5.5 产业升级相关研究 |
| 1.5.6 对研究的简要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的内涵界定 |
| 2.1.1 FDI的内涵界定 |
| 2.1.2 产业升级的内涵界定 |
| 2.2 研究相关理论 |
| 2.2.1 FDI动因理论 |
| 2.2.2 产业升级理论 |
| 2.2.3 FDI与产业升级关系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FDI对区域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 |
| 3.1 东道国利用FDI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
| 3.1.1 前提性因素 |
| 3.1.2 制约因素 |
| 3.2 FDI的经济效应分析 |
| 3.2.1 FDI的技术转移效应 |
| 3.2.2 FDI与资本形成 |
| 3.2.3 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
| 3.3 FDI促进产业升级理论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FDI与东北地区产业动态变化分析 |
| 4.1 东北地区利用FDI的现状及问题 |
| 4.1.1 东北地区利用FDI的规模 |
| 4.1.2 东北地区利用FDI的空间分布 |
| 4.1.3 东北地区利用FDI的行业分布 |
| 4.1.4 东北地区利用FDI的来源地构成 |
| 4.1.5 东北地区利用FDI方式 |
| 4.1.6 利用FDI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的状况分析 |
| 4.2.1 三次产业间升级状况分析 |
| 4.2.2 产业升级状况分析 |
| 4.2.3 产业升级状况存在的问题 |
| 4.3 东北地区利用的FDI的产业升级作用分析 |
| 4.3.1 东北地区吸收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东北地区吸收FDI的经济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吸收FDI相关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 东北地区吸收FDI的决定因素检验 |
| 5.1.1 变量的确定与模型的建立 |
| 5.1.2 数据及工具 |
| 5.1.3 实证检验 |
| 5.2 FDI与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检验 |
| 5.2.1 模型的构建 |
| 5.2.2 数据及工具 |
| 5.2.3 实证检验 |
| 5.3 东北地区FDI对区域产业升级作用检验 |
| 5.3.1 变量的确定与模型的构建 |
| 5.3.2 数据及工具 |
| 5.3.3 实证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注重提升FDI的质量 |
| 6.2.2 注重提升吸收能力 |
| 6.2.3 注重引导FDI的流向 |
| 6.2.4 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 |
|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的关键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牧民增收研究 |
| 2.1.1 农牧民收入增长理论 |
| 2.1.2 农民增收影响因素 |
| 2.1.3 农民增收政策 |
| 2.1.4 牧民增收状况、影响因素及政策 |
| 2.1.5 农牧民增收研究述评 |
| 2.2 可持续生计与农牧民增收 |
| 2.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2 可持续生计实证研究 |
| 2.2.3 可持续生计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
| 2.3 文献述评 |
| 3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牧民 |
| 3.1.2 牧民收入 |
| 3.1.3 可持续生计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收入理论 |
| 3.2.2 外部性理论 |
| 3.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 理论分析框架 |
| 3.3.1 可持续生计内涵 |
| 3.3.2 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内蒙古牧民收入演变历程及特征分析 |
| 4.1 牧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分析 |
| 4.1.1 迅猛增长阶段 |
| 4.1.2 波动增长阶段 |
| 4.1.3 高速增长阶段 |
| 4.1.4 明显下降阶段 |
| 4.1.5 恢复增长阶段 |
| 4.2 牧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分析 |
| 4.2.1 一级收入结构分析 |
| 4.2.2 二级收入结构分析 |
| 4.2.3 三级收入结构分析 |
| 4.3 牧民收入的差距变化分析 |
| 4.3.1 区域差距分析 |
| 4.3.2 城乡差距分析 |
| 4.3.3 内部差距分析 |
| 4.4 牧民收入增长特征总结 |
| 4.4.1 牧民收入增长极不稳定且增速趋缓 |
| 4.4.2 牧民收入渠道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 |
| 4.4.3 牧民收入增长呈现极不平衡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牧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 5.1 牧民增收的分析思路 |
| 5.1.1 基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视角 |
| 5.1.2 牧民收入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2 牧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脆弱性背景的冲击 |
| 5.2.2 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2.3 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牧民收入水平及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区域概况 |
| 6.2 数据来源及问卷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
| 6.2.2 问卷设计 |
| 6.3 样本牧户家庭特征及收入水平描述 |
| 6.3.1 样本牧户家庭特征 |
| 6.3.2 样本牧户人均收入水平及增长 |
| 6.3.3 样本牧户人均收入来源及结构 |
| 6.3.4 样本牧户的收入差距状况 |
| 6.4 牧户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4.1 模型的设定与说明 |
| 6.4.2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4.3 模型结果分析 |
| 6.5 牧户收入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5.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5.3 模型结果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促进内蒙古牧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
| 7.1 明确牧民增收目标,完善牧民增收思路 |
| 7.1.1 明确牧民增收目标与内涵 |
| 7.1.2 完善牧民增收思路 |
| 7.2 完善牧区草原确权制度,挖掘自然资本增收潜力 |
| 7.2.1 完善牧区草原确权承包制度 |
| 7.2.2 优化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
| 7.3 加强牧区物质资本建设,拓宽牧民经营收入增收空间 |
| 7.3.1 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 |
| 7.3.2 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
| 7.4 重视牧区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牧民工资收入快速增长 |
| 7.4.1 提高牧民的基础教育水平 |
| 7.4.2 加强牧民的职业教育培训 |
| 7.5 完善牧区金融市场服务,激发牧民财产收入增长潜力 |
| 7.5.1 建设牧区金融服务体系 |
| 7.5.2 积极发展牧区小额信贷 |
| 7.5.3 创新牧区金融信贷产品 |
| 7.6 提升牧区社会资本水平,缩减牧户收入不平等差距 |
| 7.6.1 鼓励培育牧区合作组织 |
| 7.6.2 强化牧区基层组织作用 |
| 7.7 完善牧区政策支持体系,确保牧民转移性收入持续增长 |
| 7.7.1 改革完善畜草原牧业补贴政策 |
| 7.7.2 完善草原牧区社会保障机制 |
| 7.8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之处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8）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2 理论支撑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建设用地利用强度评价 |
| 3.1 数据方法及指标构建 |
| 3.2 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变化 |
| 3.3 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关联分析 |
| 3.4 建设用地利用强度重点因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时空差异分析 |
| 4.1 时序变化分析 |
| 4.2 收敛趋势分析 |
| 4.3 空间差异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建设用地利用强度驱动机制 |
| 5.1 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驱动机理分析 |
| 5.2 驱动因素的选择及处理 |
| 5.3 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强度变化与城镇化水平的互动关系 |
| 6.1 强度变化与城镇化水平的耦合特征 |
| 6.2 强度变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动态效应 |
| 6.3 强度变化与城镇化发展的脱钩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调控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路径与策略 |
| 7.1 实施区域差异管控,提升建设用地利用强度 |
| 7.2 创新土地管控措施,盘活低效存量建设用地 |
| 7.3 结合相关发展规划,优化分类建设用地布局 |
| 7.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控建设用地扩张规模 |
| 7.5 协调优化空间规划,推进城镇化质量全面提升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9）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经济增长理论简述 |
| 2.1.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1.4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 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2.2.1 区位理论 |
| 2.2.2 区域均衡增长理论 |
| 2.2.3 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
| 2.3.2 城镇化与产业结构 |
| 2.3.3 产业布局理论 |
| 2.3.4 产业集群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分析 |
| 3.1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3.1.1 改革开放前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
| 3.1.2 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
| 3.1.3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
| 3.2 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3.2.1 改革开放前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
| 3.2.2 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
| 3.2.3 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后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
| 3.2.4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经验分析 |
| 4.1 我国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4.2 我国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效用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经验分析 |
| 5.1 吉林省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5.2 吉林省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效用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吉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SWOT分析 |
| 6.1 吉林省经济运行现状 |
| 6.1.1 经济总量状况 |
| 6.1.2 各产业发展状况 |
| 6.1.3 固定资产投资状况 |
| 6.1.4 消费市场状况 |
| 6.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的优势 |
| 6.2.1 吉林省出台的优惠政策 |
| 6.2.2 吉林省开发区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
| 6.2.3 人力资源成本优势 |
| 6.2.4 主导产业优势 |
| 6.2.5 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
| 6.2.6 对外投资迈出新步伐 |
| 6.2.7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
| 6.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的劣势 |
| 6.3.1 工业结构失衡，工业结构调整滞后 |
| 6.3.2 服务业发展滞后，三次产业结构还不合理 |
| 6.3.3 服务业发展区域结构失衡 |
| 6.3.4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乏力 |
| 6.3.5 高耗能行业投入产出率低，高技术产业比重偏低 |
| 6.3.6 金融市场体系的成熟度不够 |
| 6.3.7 地方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不强，缺乏参与国际贸易的主体 |
| 6.3.8 人口增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
| 6.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的机遇 |
| 6.4.1 国家对东北地区的支持政策 |
| 6.4.2 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步实现 |
| 6.4.3 边境口岸服务能力提高 |
| 6.4.4 吉林省的交通优势 |
| 6.4.5 物流通道不断完善 |
| 6.4.6“互联网+”方兴未艾 |
| 6.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的挑战 |
| 6.5.1 关于东北地区产业同质化的问题 |
| 6.5.2 经济增速放缓，去产能形势严峻 |
| 6.5.3 人才和人口流失严重 |
| 6.5.4 对外贸易形势依然严峻 |
| 6.5.5 运输通道仍不通畅 |
| 6.5.6 市场化程度滞后于沿海地区，导致韩资“外流”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吉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
| 7.1 合理布局产业结构 |
| 7.2 提高金融服务能力 |
| 7.3 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7.4 扎实推进吉林省城镇化进程 |
| 7.5 推动县域（开发区）建设 |
| 7.6 优化吉林省对外运输通道 |
| 7.7 优化发展软环境 |
| 7.8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
| 7.9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 |
| 7.10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因素及综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现状 |
| 1.1.2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发展形势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础理论 |
| 2.1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
| 2.1.1 信息化、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涵 |
| 2.1.2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影响机制 |
| 2.2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内涵特征和层次体系 |
| 2.2.1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本内涵 |
| 2.2.2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本特征 |
| 2.2.3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层次体系 |
| 2.3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动力机制 |
| 2.3.1 成本-收益视角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2 内部-外部激励视角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因素 |
| 3.1 影响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因素分析 |
| 3.1.1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系统构成分析 |
| 3.1.2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因素体系 |
| 3.2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关键影响因素识别模型 |
| 3.2.1 模型变量说明 |
| 3.2.2 基于面板数据的方程设定 |
| 3.3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关键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3.3.1 总体相关性 |
| 3.3.2 区域间信息化与工业化影响因素变化情况 |
| 3.3.3 基本结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
| 4.1 指标选取的理论依据 |
| 4.1.1 科学发展观理论 |
| 4.1.2 区域产业经济学理论 |
| 4.2 指标设计原则和基本思路 |
| 4.2.1 基本原则 |
| 4.2.2 设计思路 |
| 4.3 评价指标体系 |
| 4.4 指标修改及说明 |
| 4.5 指标体系解释及说明 |
| 4.5.1 就绪度指标体系解释说明 |
| 4.5.2 应用度指标体系解释说明 |
| 4.5.3 绩效度指标体系解释说明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1 评价模型构建 |
| 5.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3 评价系统实施 |
| 5.4 评价结论 |
| 5.4.1 总体结果分析 |
| 5.4.2 关键维度分析 |
| 5.4.3 时间变化规律 |
| 5.4.4 区域聚类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效率评价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模型选择 |
| 6.2 基于超效率评价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2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基本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 |
| 7.1 区域维度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 |
| 7.1.1 分维度分层分阶段有序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
| 7.1.2 建立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长效机制 |
| 7.1.3 建设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基础服务平台 |
| 7.1.4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
| 7.1.5 制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差异化政策 |
| 7.1.6 培养熟悉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复合型人才 |
| 7.2 行业维度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 |
| 7.2.1 健全行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评估体系 |
| 7.2.2 完善行业信息化规范标准体系 |
| 7.2.3 推广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典型经验 |
| 7.2.4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业 |
| 7.2.5 培育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 |
| 7.3 企业维度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 |
| 7.3.1 增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行意识 |
| 7.3.2 培养和引进高端信息化人才 |
| 7.3.3 加大软件和咨询服务投入比重 |
| 7.3.4 加强信息管理制度及体系优化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
| 8.2.1 主要创新点 |
| 8.2.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熵权法以及正负指标标准化MATLAB程序 |
| 附录2 2012 年指标原始数据 |
| 附录3 2013 年指标原始数据 |
| 附录4 2014 年指标原始数据 |
| 附录5 2015 年指标原始数据 |
四、推动与跨越——兴安盟由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转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内蒙古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链耦合发展研究[D]. 刘阳.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研究[D]. 贾占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枣庄市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研究[D]. 张琳. 中国农业大学, 2019(02)
- [5]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徙空间格局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研究[D]. 赵梓渝. 吉林大学, 2018(04)
- [6]FDI对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的作用研究[D]. 闫星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7]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D]. 王海春.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7(11)
- [8]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D]. 王宏亮. 中国农业大学, 2017(02)
- [9]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王锐. 吉林大学, 2017(09)
- [10]区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因素及综合评价研究[D]. 马眸眸. 中国地质大学, 2017(01)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