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一、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王硕^[1]（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王慧^[2]（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赖华夏^[3]（2021）在《“舍弃”与“再发现”: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法传统》文中指出国际关系研究脱胎于20世纪初的国际法与外交史研究。"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以学科分工和"科学化"之名把国际法传统排除在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法传统历经被"舍弃"直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再发现",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在近年来获得广泛瞩目。现有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在理论借鉴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强烈的失衡,造就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导交叉研究议程的局面。这一学术谱系的转变是理解当代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重要思想史语境。

吴言^[4]（2021）在《“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弱盟友选择是指不对称同盟中的非大国一方有意识地在同盟中作出带有能动性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不会必然体现主导国的意志。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美国日益重视地区盟友作用的事实出发,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同盟主导国所定义的外部威胁上升的前提下,不对称同盟中的弱盟友为何会作出不同选择?本文对以往与弱盟友选择有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讨论,文献梳理从两大方向展开,分别是同盟理论研究以及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层次涉及或考察了小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战略选择,但是它们的问题在于一是忽视了弱盟友作为行为选择者本身的能动性,二是缺乏微观层次的解释,三是没有完整认识或考察弱盟友的行为选项。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启发,本文顺应同盟理论与国际政治心理学相结合的趋势,提出了一个关于“相对剥夺感”影响弱盟友选择的理论模型。模型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分别是国际关系中存在等级制、国家不是单一行为体以及有限理性。相对剥夺感是模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将其重新界定为在有国际力量参与价值供给的环境下,国家内部不同行为体对于价值期望和价值获取不一致的认知。同样作为核心概念,弱盟友选择被分类为强化同盟、对冲和退出同盟。在外部新威胁上升的前提下,相对剥夺感发生作用的机制体现在两大过程中,即通过弱盟友内部社会运动和同盟中讨价还价影响决策者对同盟收益和同盟成本的权衡。两大过程中的干预变量分别是政治开放性和主导国的补偿信号。在干预变量的作用下,相对剥夺感会被激励或抑制,产生四种同盟收益成本组合,形成不同的决策情境。根据最后决策情境中相对剥夺感的强弱程度,本文提出了关于弱盟友不同选择的四种假设。以冷战后美国部分东亚盟友的选择为案例,本文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正在上升的新威胁,而日本、泰国和菲律宾在同盟中却作出了不同选择。日本民众和精英的相对剥夺感都被扼制,决策精英在理性的权衡后最终选择了强化美日同盟。泰国民众相对剥夺感较弱,国内“反美主义”未形成气候,而精英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却在冷战后一步步增强,最终促使泰国走向对冲。在阿基诺夫人执政前期,菲律宾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在民主化进程中被激发,“反基地”运动形成了较强的国内压力,但菲律宾精英却不愿放弃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好处,相对剥夺感被扼制并选择了对冲,从中美两边受益。而到了阿基诺夫人执政后期,菲律宾精英在美菲基地谈判中受挫,美国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这一群体的需求,导致他们从对冲转向选择退出同盟。在当前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探讨美国地区盟友的战略选择规律,有助于研判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今后的发展走向,对于理解和把握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机遇与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同盟政治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弱盟友一方,从微观层面强调相对剥夺感心理对于弱盟友行为选择的关键作用,对于小国能动性的强调也突显了加强对东亚地区美国盟友国内政治与社会研究的意义。

谈东晨^[5]（2020）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路径的选择对于理解或解释公共外交问题至关重要。公共外交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国家利益,只是在以实践为导向的中间环节上呈现多元化,这决定了研究的真正对象是中间环节的关系过程,即机制问题。相较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的间接性导致其机制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延展,作用和合理性也因此受到质疑。为了该学科的立足和发展,学界重心应当由构建公共外交学说转向“有效公共外交”研究。这类研究是兼具政治性、过程性和工具性的机制研究,贯穿从外交理念到多元实践再到政治效果的全过程,且至少要厘清并阐明国家为何、如何开展公共外交,以及怎样实现公共外交目标这三个问题。考虑到上述要求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性,可以汲取后者的核心论点和逻辑,尝试探索出理解或解释公共外交的建构主义路径。通过对公共外交的政治权力论、软实力论、国际传播论和国际公关论等主流范式的梳理,回归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可知它们的莫衷一是实际为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争鸣,这反而印证了拓展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必要性。对公共外交的体系理论研究和国际规范研究构成了理论命题部分。温特贡献的体系理论被用于解释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政治目标的机制,尤其是分析公共外交中的结构、施动性和文化。在当今社会性结构的观念分配中,公共外交更具建构优势;公共外交蕴含着两种施动性,它所激发的个体施动性对国家的团体施动性发挥建构作用;公共外交建构共有知识,但仍是文化负载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另一方面,从规范演进视角出发,重点研究国际规范扩散、变动和双向社会化中公共外交的位置和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其有效性:实现理念传播的合作性或竞争性目标、促进制度化、提升规范内化效率,还可形成话语对峙阻滞规范扩散;通过话语和社会实践,促进于己有利的规范变动;行为体在规范的巩固与变革中运用公共外交协调博弈关系,实现自我利益与规范创新的融合。为检验上述研究路径的可靠性,分别对以色列和新加坡两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案例分析。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的公共外交活动虽然在冲突结构下争取到来自美国的支持,但脱离国际公众的广泛参与,无法有效契合欧洲文化,最终仍旧处于孤立状态。缺少强硬权势支撑的新加坡通过公共外交构建弱势小国和小国领袖形象、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串联小国利益诉求并协调合作关系,最终助力于建构国际规范而达成政治目标。这条公共外交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不仅在宏观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具备价值,还有助于认识中国公共外交中身份演进与问题的变化,并带来一些启示。当前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仍任重而道远,与时俱进的公共外交理论将是中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文化的行动指南。

郭海峰^[6]（2020）在《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文中指出战争与和平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个至关人类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降,局部冲突和世界战争此起彼伏,战争与和平问题已无法简单的通过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威得以解决;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产生,战争成为了全人类的不可承受之痛。因此,实现永久和平成为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不仅是近现代政治思想家埋头钻研的方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思想语境下,思想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着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思想家的理论思考不会凭空而出,其不仅受构建思想家思想时的理论变迁的影响,而且受思想家自身所处的具体的情势和语境的制约和影响,是思想家对特定社会政治的历史语境的思考,是思想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产物。米特兰尼就是其中一位以其最为着名的功能主义来实现永久和平的政治思想家——肯尼思·汤普森将米特兰尼列入《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一书中的十八位国际思想大师行列,肯定米特兰尼功能主义为观察初级性社会经济地区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为世界秩序问题和弥合国际无政府与世界共同体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思路,为局限于政治的、外交的和法律的问题之上的传统的国际思想拓展了一种全新的思考维度。因此,肯尼思·汤普森盛赞米特兰尼为“‘以功能主义超越政治学’的世界秩序理论家”。功能主义是米特兰尼为实现永久和平而提出的一种有关于方法和行动的实践路径的理论,其理论主旨主要体现在关于为什么和如何实现永久和平的客观分析和理性选择上,其凝聚着人类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和尝试,而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则是在米特兰尼探索实现永久和平基础上的总结、反思、提炼和升华所做出的哲学表达,是米特兰尼探索实现永久和平这一哲学命题的具体表现、理性思考和本质探究。本文从社会意识形态对理论塑造和理论指导政治实践的角度,对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进行学理意义上的全面系统的阐释和分析,具体呈现出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背景、思想渊源、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价值追求。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主体部分以五个章节展开:第一章重点阐述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背景。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米特兰尼的个人经历、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等多方面条件共同促成的,它无疑是人类探索实现永久和平的一次伟大尝试。第二章主要阐释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米特兰尼在近现代国际思想界是一位独树一帜的学者,他自称是左翼自由主义者或相对中左的自由主义学者,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离不开米特兰尼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实际经历——在深受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同时,L.T.霍布豪斯、格雷厄姆·华莱士、伦纳德·伍尔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近现代思想家和费边社-费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学派对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章着重分析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国际体系组织化。二战末期,欧洲盛行以联邦主义指导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米特兰尼并不认同当时的主流思想,米特兰尼以国际体系组织化为逻辑起点,不仅批判国际联盟的失败,而且指出联邦主义的缺陷,进而提出功能主义指导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虽然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并未得到当时英国官方的认可,却为二战后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第四章重点探讨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内涵——世界共同体。作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间期的欧洲政治思想家,米特兰尼深刻地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现代民族国家已很难满足其民众的安全、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成为了民族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米特兰尼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否定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肯定国家共同体的衰落,提出构建能够满足民众的安全、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国际功能性组织,并以国际功能性组织逐渐取代国家共同体进而构建世界共同体。第五章主要阐释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有效和平体系。永久和平是全人类最为美好而永恒的共同价值追求,1943年米特兰尼发表《有效和平体系》,提出以功能主义替代联邦主义指导二战后的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以期彻底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即将从世界大战漩涡中走出来的人们提供了一条独具一格的实现永久和平的理论道路,米特兰尼毫无遮掩的将实现永久和平诠释为功能主义的价值追求,却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战后欧洲的历史进程,不仅为当代政治思想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而且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是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突出的现实价值的学术探索,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就是要在政治哲学视阈下,全面阐释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情境,进一步追问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人文关怀,深入挖掘米特兰尼功能主义超越历史情境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遗产和实践价值,系统总结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其当代价值,全新还原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生动形象的真实面貌。本文研究不仅是要重新诠释功能主义的理论意义,而且是要深入研究功能主义“既将治理扩展到全球层面,也将治理缩小到地方层面”的实践价值,以期为全球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理论养分。

陈亚州^[7]（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首次扩员后提出的旨在推动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念,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意义。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多重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平稳构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纳入国际共同体的视阈中,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可视为在组织成员国间主要由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地区共同体。据此,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体就是要推动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通过对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现有基础、主要挑战和基本路径方面等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资源,该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思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其吸收了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基本实践历程的有益经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方面,已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过,在以上四个维度,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各成员国需要在分别拟定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路径、安全路径、利益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基础上,形成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路径。

董政^[8]（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杨玉龙^[9]（2019）在《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文中研究说明民族是现代人类社会最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之一,民族政治对于当代世界有着重要影响,民族问题关涉相关国家政治稳定与族际和谐,与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密切的内在关联。中东地区自古至今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共同体,其中较为特殊的是非国家主体民族的库尔德人,库尔德民族对于寻求其民族权利平等化与库尔德自治等政治诉求构成了中东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内涵。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降,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雏形诞生于帝国中心城市和库尔德斯坦部落社会,自此出现的库尔德民族运动与库尔德政党发展进程对现当代中东国际政治和相关国家政治稳定等产生了多层面影响。因此,对于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运动历史与现实进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其考察和研究立足于历史问题,并且要关照当代库尔德政党的政治演进。本文以中东库尔德民族政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现代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作为研究起点,分述中东四国库尔德民族运动发展与库尔德政党运动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内部发展动力和对外关系,分析中东国家库尔德政党间的内在政治关联和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以历史学为基础研究方法的同时,审慎地借鉴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为本文的论述和阐述创造更加客观和中立的立论基础和研究视角。本文由八部分组成,绪论和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缘起和研究观点。正文由六章组成,主要论述了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运动的三个主要问题: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运动产生、现代库尔德政党创立与政治演变、当代库尔德政党的政治转型及其政治理念。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及其解体前后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在帝国内部的孕育与产生。本章认为,奥斯曼帝国中心城市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部落贵族家庭和库尔德政治活动家是第一代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创始者和传播者,为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奠定了历史基础。第二章分阶段论述了土耳其建国初期的库尔德民族运动,以及库尔德民族运动在共和国政治中的复兴进程,重点论述了土耳其库工党的建立、意识形态及其游击战争,以及土耳其政府应对库工党问题采取的多重策略。本章认为,土耳其建国后凯末尔政府制定的“一族一国”国家建构模式及其实行的土耳其化政策是引起库尔德民族运动抗争和复兴进程的根本原因,土耳其库工党的建立及其激进政策和行为手段是对土耳其政府民族同化政策的激烈反抗。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土耳其库工党政治转型以及库尔德和平进程产生、发展及其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章认为,厄贾兰被捕宣告了库工党游击战争和军事政策的失败,库工党进入政治转型期,并形成了扁平化和伞状化的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组织,实现了库工党政治体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转型。同时,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执政后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承认了部分库尔德民族权利,2009年后打开了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大门。但是,库尔德和平倡议并未形成实质性政治共识,双方的关键性政治分歧以及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的地区形势变化导致库尔德和平进程暂时搁浅。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现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起源,以及伊拉克库尔德政党运动演变进程的早期阶段。本章认为,20世纪4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进入政党化时期,巴尔扎尼家族的部落主义权威与现代库尔德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结合生成了伊拉克库民党。50至80年代期间,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主要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其一是库尔德政党与伊拉克政府之间民族和解进程的失败及其军事冲突;其二是伊拉克库民党和库爱联党之间的民族政治分裂与相互内耗,这些因素导致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陷入低潮期。第五章主要论述了1991年以来伊拉克库区自治与政治体系建构,以及当代伊拉克库区政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本章认为,1991年海湾战争为伊拉克库区自治创造了历史性条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新伊拉克联邦制建构为伊拉克库区政治体系合法化和一体化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全面支持,由此,伊拉克库区历史性地产生了高度自治的政治体系。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叙利亚和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与库尔德政党运动的历史嬗变和现状问题,其中侧重于研究和阐释当代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的政治格局,以及目前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相关问题。本章认为,叙利亚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发展进程是叙利亚库民联党政治方面崛起的主要因素,厄贾兰的民主邦联主义思想和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的政治指导是叙利亚库民联党的主要政治理念和实施其罗贾瓦自治的政治和思想基础,目前北叙利亚联邦的政治前景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成为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中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传统伊朗库尔德政党走向衰败化和分裂化,新兴政党政治影响力有限。总之,本文以中东库尔德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为中心,以纵向历史演变脉络和横向案例分析论述了一系列关于现当代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和库尔德政党运动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

都萧雅^[10]（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二、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舍弃”与“再发现”: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法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4）“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论文提纲范文）

（10）《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3]“舍弃”与“再发现”: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法传统[J]. 赖华夏. 中国法律评论, 2021(03)
• [4]“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D]. 吴言. 外交学院, 2021(10)
• [5]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外交研究[D]. 谈东晨.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20(01)
• [6]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D]. 郭海峰. 山西大学, 2020(11)
• [7]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D]. 陈亚州. 兰州大学, 2020(01)
• [8]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9]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D]. 杨玉龙. 西北大学, 2019(04)
• [10]《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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