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话和父亲原型

一、《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话和父亲原型（论文文献综述）

戴学敏^[1]（2021）在《古希腊卡德摩斯家族神话文本流变及历史内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秀仿^[2]（2020）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文中提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要素探讨新古典主义莎评思想形成的渊源和批评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破了“拥莎派”与“倒莎派”的框架,通过梳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着作的前言、后记或者是匿名出版的文章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出版和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来看,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到来之前,英国批评家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出版与校勘的实践中,确立英国戏剧传统和批评原则,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违背古典规则进行辩护或者是纠错。因此,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以及诗人的形象与身份等问题进行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本论文通过梳理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和出版史,勾勒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探究德莱顿、蒲柏与约翰逊等批评家莎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和形象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和启示如下:首先,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经历了奠基期、跃升期与完善期三个阶段。奠基期是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到十七世纪末。这一时期是英国戏剧诗人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时期,亦可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与公爵剧团的管理者达文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改变了伦敦舞台以弗莱彻和博蒙特戏剧为中心的演出风尚,促进了德莱顿的英雄剧创作与莎评思想的形成。虽然德莱顿改编莎士比亚悲剧没有严格遵循英雄剧的韵文传统,但充分体现了“爱”、“荣誉”与“友谊”的英雄剧主题,影响了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与校勘史发展。跃升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从十八世纪尼克拉斯·罗编订第一个八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1733年西奥博尔德编订的版本问世,亦可称为蒲柏时代。在这一时期,蒲柏确立的底本校勘原则,确立了以考证、校勘、批评和鉴赏融为一体的批评体系,超越了出版商雅各布·汤森在版本标准化构建方面产生的影响。尼克拉斯·罗、蒲柏和西奥博尔德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批评,标志着莎士比亚批评范式从探讨戏剧的寓教于乐与诗学正义,开始向戏剧文本的权威性、可信度和标准化进行转变。完善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威廉·沃伯顿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十八世纪末马隆编订的版本结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莎评思想的顶峰,也是浪漫主义的前奏。约翰逊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及其《序言》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里程碑式着作。约翰逊与史蒂文斯的合作,促进了十八世纪后期莎士比亚戏剧校勘的发展与马隆的莎士比亚传记学研究。马隆以环球剧场建成作为分水岭,以史蒂文斯整理的书业工会登记信息为参照,根据语言风格变化推定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顺序。这一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之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的依据。其次,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寓教于乐原则、自然法则和普遍人性论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以德莱顿的莎士比亚人物性格论、蒲柏的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论和约翰逊的悲喜场景杂糅体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德莱顿寓教于乐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多种诗学思想的融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基础,结合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寓教于乐诗学思想,形成了以人物论为核心的莎士比亚戏剧批评体系。自然法则,是蒲柏在日夜研读荷马的基础上发现的、关于文学创作遵循的法则。在蒲柏看来,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超越了荷马,他不是自然的摹仿者,而是自然的代言人。莎士比亚戏剧哥特式结构的美学特征是他的创作方式、日晷时间哲学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约翰逊的普遍人性论不仅是对德莱顿诗学思想的传承,也蕴含了蒲柏的自然法则,契合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人性论的理智、情感与道德三元结构。约翰逊超越了前人,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是具有无限循环空间而又稳定的人性对话的莫比乌斯带。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场景杂糅是由命运无常中自然的得失之情;主从情节并存反映了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过程是莎士比亚戏剧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典型人物是莎士比亚运用人性弱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动力。最后,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与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兼具偶像化、经典化与大众化三重特征。具体而言,莎士比亚的偶像化是指英国戏剧诗人从德莱顿、尼克拉斯·罗到大卫·加里克的诗人崇拜。德莱顿将莎士比亚尊为“英国戏剧诗人之父”,视其为英国的荷马。他根据“体液性格论”将世界文学史中的诗人分为开拓者与完善着,莎士比亚与荷马、卢克莱修和但丁一样,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血胆汁质性格。尼克拉斯罗的《莎士比亚传略》是第一个莎士比亚生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大卫·加里克,修建莎士比亚神殿、在斯特拉福举行庆典纪念活动,真正推进了莎士比亚偶像化,促进了德国诗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翻译与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是指十八世纪编者对戏剧的勘误补阙、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的文本构建过程。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编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比较和推理研究为基础,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相互融合的校勘体系,使莎士比亚文本呈现三个特征:语言拼写规范化、戏剧幕次场次的划分符合时代的舞台风格、注释和批评相结合。莎士比亚的大众化意指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审美范式不再拘泥于舞台时空的制约,审美对象从行动摹仿到人物性格系统分析转变,审美标准从得体原则到自然语言的变迁。综上所述,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等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内涵,融合了时代思潮和历史背景,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具有形而下的实践。由此可见,对于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家使用“保守的”或者是“墨守成规的”标签并不客观,求“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从戏剧诗人、散文家或者是词典编纂家,在求“新”方面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创作过程中追随时代的脚步,符合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审美趣味;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依据古典法则结合英国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推动戏剧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范秀娟^[3]（2020）在《反讽型神谕：《篡改的命》的文学人类学解读》文中认为跨文化比较是文学人类学的基本视野,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是文学人类学所倚重的批评方法。跨文化比较,意味着对我文化系统中的文学文本的阐释要建立在与他文化系统中的文学文本的比较联系之上,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可以在不同文化的文本的互文性中得以揭示。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把文学文本引入文化系统、文学系统中进行深度阐释的方法,特别突出了文学与神话、巫术、仪式、原始意象等古老精神活动的联系,揭示当下的文学文本在主题范式、人物范式、情节范式、叙事范式、情感模式等诸多方面上与更为古老

孔瑞^[4]（2020）在《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当代戏剧界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涉足剧坛,戏剧创作生涯一直贯穿到21世纪,一生共创作50多部戏剧。谢泼德通过戏剧的创伤叙事言说身心痛苦,肩负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灾难,践行创伤见证,寻求疗愈途径。创伤叙事源于对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悲剧性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悲悯,以总结反思灾难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探寻疗愈创伤之道为使命。基于此,从创伤叙事视角研究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伦理的关注,以及对探寻疗愈创伤之道的使命和责任。本研究以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叙事视域下谢泼德戏剧中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文本特征以及舞台艺术等,创伤叙事既是戏剧主题思想和人物言说的表现内容,也是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剧的艺术手法,这四个方面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构建谢泼德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要素。本研究首先基于发生学理论探究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的创作成因,即戏剧家和戏剧的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家庭、历史和文化三个主题维度研究谢泼德戏剧中的创伤叙事内容,家庭创伤主要包括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以及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同时谢泼德在戏剧中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创伤相结合,关注殖民扩张、西进运动、工业现代化、移民大潮等历史创伤主题,以批判、反思和冷峻的风格践行创伤叙事的艺术见证功能。文化创伤主要从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两方面分析谢泼德戏剧中的战争书写和恐怖袭击。家庭创伤展馆中的沉沦堕落的父亲、疏离冷漠的母亲和暴力怨愤的儿子成为典型家庭人物群像,不同家庭戏剧人物在叙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叙事功能。谢泼德以幽灵形象承载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赋予与幽灵人物身份相配的行动特权,幽灵人物具有干扰叙事进程的身份功能。无论是创伤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依托戏剧家高超的文学手法和舞台艺术。谢泼德在戏剧中精心部署戏剧文本结构,运用互文本和元文本的跨文本叙事特征来升华创伤主题,丰富人物形象,拓展表征创伤层次。同时谢泼德运用语言的意绪言说和幻想文本来模拟创伤记忆,凸显创伤心理和焦虑情绪。谢泼德戏剧魅力不仅在于戏剧文本中内涵深刻的文学性,更是从文本到舞台,从案头到演剧,展现了意象丰饶、诸感通汇、声光交融、引人入胜的舞台演剧效果。谢泼德运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外化人物内心创伤,用看得见的道具象征看不见的创伤心理。同时,谢泼德通过舞台演剧艺术来丰富渲染创伤氛围,增强舞台上声、光、色的感官刺激,直接抵达观剧者感官功能,引起强烈共鸣,激发观众思考。谢泼德还设置意蕴丰富的舞台场景来隐喻创伤,彰显戏剧形式独特的舞台表现力和剧场艺术魅力。本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戏剧艺术美学研究,更有益于激发对于人类苦难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思考。

张惟喻^[5]（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孟冬冬^[6]（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认为“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魏竹峰^[7]（2020）在《俄狄浦斯英雄传说研究》文中指出俄狄浦斯译为“脚步肿胀的人”,他是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俄狄浦斯的英雄传说大多来自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考古学的发展印证了英雄传说与历史的紧密联系。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英雄传说,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古老的近东文明,尤其是古埃及的家族传说以及腓尼基创造的文字。通过古希腊与近东的商业贸易,传播到古希腊地区,并与当时的历史相结合。俄狄浦斯的英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宗教观念、社会风俗。因此,从历史角度对俄狄浦斯这一英雄传说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俄狄浦斯英雄传说的起源与传播过程。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俄狄浦斯传说的源头。接着,从考古学以及文明传播交流的角度,通过古埃及斯芬克斯,国王埃赫那吞的传说,去分析俄狄浦斯的英雄传说的起源以及在早期希腊社会的演变过程。最后,从传说与历史的角度,分析俄狄浦斯被古希腊人视为英雄的原因。第二章主要分析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英雄传说与社会情况。在索福克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其中有关于瘟疫的描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修昔底德记录下的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剧中俄狄浦斯王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僭主制度到民主制度的演变过程,是民主制取代僭主制度的真实反映。从仪式学派角度看,俄狄浦斯继承底比斯城王位的方式,从国王的王位上被驱逐流放,反映出古希腊人古老的宗教仪式,替罪羊仪式和王位继承仪式。第三章主要分析俄狄浦斯英雄传说的历史影响。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从哲学角度来讲,俄狄浦斯的传说反映出古希腊人意识的觉醒,即关于人能否自救的理性思考;从西方心理学角度看,俄狄浦斯情结被用于精神分析学。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研究和争论成为后世心理学家的一个焦点。古希腊英雄传说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随着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会从中发现更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俄狄浦斯英雄传说,通过考古的方式,剔除了其非历史的神话、民间故事的成分之后,挖掘出更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它是我们了解古希腊文化的一把钥匙。

杨立^[8]（2019）在《恋母情结神话原型与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置换变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神话是文学的土壤,是它的原初形态,文学是神话的生发,是神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置换变形的结果。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视角来看,恋母情结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克洛诺斯神话,经由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故事的置换变形,最终以恋母情结的题材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张默茉^[9]（2019）在《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理论对电影制作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约瑟夫·坎贝尔是美国的一位着名的神话学家,当我们重新审视约瑟夫·坎贝尔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论题以及他个人在众多领域中的影响时,我们不禁地意识到国内学界应当给予这位伟大的神话学家以高度的重视。坎贝尔的神话学着作可以称为好莱坞世界的神话学编码。从众多具有里程碑式的科幻电影:例如从《星球大战》和《黑客帝国》以及《阿凡达》等影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约瑟夫·坎贝尔式的叙述结构”:除了科幻电影外,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一些动画和励志电影中也心照不宣地运用了坎贝尔英雄探险模式这一叙事结构,比如《寻梦环游记》、《肖申克的救赎》和《当幸福来敲门》等影片。坎贝尔神话理论不仅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星球大战1》、《异形2》、《终结者2》等影片的制作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如今的电影制作例如2016年、201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7》《星球大战8》中,坎贝尔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见。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来自美国好莱坞、迪斯尼等影片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约瑟夫·坎贝尔所影响的科幻、动画类型影片,已成为票房号召力的标志。尽管我们生活在约瑟夫·坎贝尔所影响下的文化场景中,我们却忽视了他的存在。约瑟夫·坎贝尔作为新时代运动先知的神话学家,他的着作对以乔治·卢卡斯为代表的导演们和以沃格勒为代表的剧本理论家们的影视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于是人们不得不思索这样几个问题:作为一名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为何能够在当代影视领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这背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叙事传统?除了为好莱坞等影视制作创立新的叙事结构外,他的背后是否有着其他不为人所知的“美丽”?本文将从叙事结构、信仰表达、人物塑造这三个方面来探讨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理论对电影制作的影响。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探寻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理论与电影制作间的渊源关系,并对当前学者对于约瑟夫·坎贝尔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期待可以站在前人研究的高度上能够更深入地挖掘坎贝尔的神话理论与电影制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部分也是正文的第一章,阐释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在叙事结构方面对当代电影制作的影响。这一部分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言说:第一节主要对坎贝尔关于神话的总观点以及对英雄神话进行了明晰;第二节对坎贝尔英雄神话的叙事模式即:一段旅程、两个世界、三幕剧进行详细阐述,在研究其理论的同时,将其与当代电影制作的具体案例结合起来,探讨其神话理论对影视制作在叙事结构方面的影响。众所周知,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坎贝尔的神话理论也是如此。在影视制作的过程中,众多编剧理论家在继承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不断地将其发展完善,在克里斯托弗·沃格勒和丹·哈蒙的精心改良下,坎贝尔“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成为好莱坞世界公共的语言。第三节主要阐释了现代电影与英雄神话之间的关系,经研究发现,英雄神话对电影的的影响体现为:一、神话元素直接或间接地被引入影片文本。二、奇幻浪漫般神话经历的赋予。三、观影机制与造梦机制的模范。英雄之旅除了是一段外在的旅程外,他也经历着内心成长这一历程。所以论文第三部分主要探究了坎贝尔神话理论对当代电影制作中内心信仰的表达方面的影响,分别从内心之旅的历程、内心信仰的表达以及对个人神话书写方面进行了探究。论文第四部分则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探讨了坎贝尔神话理论对当代电影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影响,第一节主要梳理了神话人物原型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第二节主要探究了坎贝尔“英雄之旅”中的原型人物对当代影视制作中异形人物构建的影响;第三节主要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谈论坎贝尔神话理论中二元人物关系的设定对当代影视制作中人物关系设定的影响。通过本论文的书写,企图从理论的高度去深入地了解影视冲击人们眼球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神话学根源。

蒋趁心^[10]（2019）在《从个体无意识到社会表征：多重视野下的俄狄浦斯情结研究》文中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精神分析学概念,自1918年在《爱情心理学》中公开使用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至关重要,而且还在其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文学艺术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经过弗洛伊德的后继者对俄狄浦斯情结长时间的使用,它的内涵也不断被丰富和拓展,其影响也日益深远。本文即是以俄狄浦斯情结为研究对象,通过两条线索、三种视野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展开的研究,旨在达到对俄狄浦斯情结发展过程较为全面的认识。文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在不同领域具有的价值,进而从总体上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总结评价并说明它的本质特性。通过从不同视野对俄狄浦斯情结分析、对比,获得对其本质特性的认识:它是社会文化内化于个体无意识中的实存精神现象,是不同文化语境中权力话语下基本的家庭结构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它以不同的样式呈现出来,俄狄浦斯情结、代情结和美拉尼西亚社会中的弑母舅娶姊妹的欲望即是以不同的样式呈现于社会之中的典型代表。其中,对俄狄浦斯情结文学价值的阐述放在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价值与评价一章中,根据其发展过程阐述了它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研究即是在这两条线索和三种视野的统辖下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在个体无意识的原初视野下,分析了弗洛伊德建构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因、它的基本内涵和“真实、幻想、概念和神话”的多重身份。通过分析其与神经症、性本能和人格结构的关系说明它核心概念的地位。克莱因通过早期焦虑探讨了婴儿心理的俄狄浦斯冲突。第二,在语言维度视野中,拉康将俄狄浦斯情结拓展为一个象征性的三元结构,并阐述了这个三元结构与拉康无意识、欲望和三界理论的关系。第三,社会文化视野下,主要阐述了俄狄浦斯情结具有的社会文化表征性。具体来说,在弗洛姆与马林诺夫斯基理论观念中体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父权制文化表征性;在反俄狄浦斯中,它表征了父权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代情结的对比中,体现了它的文化差异表征性。第四,说明俄狄浦斯情结的深远影响,分析俄狄浦斯情结在各领域中的价值和对其进行整体性评价。

二、《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话和父亲原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话和父亲原型（论文提纲范文）

（2）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反讽型神谕：《篡改的命》的文学人类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4）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7）俄狄浦斯英雄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恋母情结神话原型与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置换变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理论对电影制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从个体无意识到社会表征：多重视野下的俄狄浦斯情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话和父亲原型（论文参考文献）

• [1]古希腊卡德摩斯家族神话文本流变及历史内涵[D]. 戴学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D]. 张秀仿. 西南大学, 2020(05)
• [3]反讽型神谕：《篡改的命》的文学人类学解读[J]. 范秀娟. 南方文坛, 2020(05)
• [4]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D]. 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6]“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7]俄狄浦斯英雄传说研究[D]. 魏竹峰. 辽宁大学, 2020(12)
• [8]恋母情结神话原型与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置换变形研究[J]. 杨立.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9(04)
• [9]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理论对电影制作的影响[D]. 张默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从个体无意识到社会表征：多重视野下的俄狄浦斯情结研究[D]. 蒋趁心.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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