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南海岸和海岛地貌与环境研究的里程碑——评新着《华南海岸和南海诸岛地貌与环境》（论文文献综述）
刘爽[1]（2021）在《“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的拓展亦是一个征服高地的过程,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也成为多数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在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中催生出一座座“山巅之城”,那些在图像中高悬山巅的建筑,成为与神明最为接近的“圣地”,赋予了城市一顶形制特殊的“冠冕”。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理想在“七丘之城”罗马得到极大强化,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改造、在罗马之劫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圣城,不仅引起境内城市的竞相效仿,更在海权时代再度拓展到地中海的“边缘”,从而在曾经历罗马化的伊比利亚半岛获得了自由,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本土化山城格局。但与4世纪已将自身打造成“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不同,这些城市虽与罗马教廷的宗教运动息息相关,却同本国的海外事业有着更大的关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不仅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向圣城靠拢,更将其改造成以“下城区”为核心的“滨海山城”,以此展现海权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跨洋贸易。在这一过程当中,经过葡萄牙“本土化”的山城理念被带往印度洋的各个海岸和岛屿,罗马教廷的强盛势力也通过里斯本王室渗透其中,最终以一座座群山环抱下的新城塑造了葡萄牙帝国的海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果阿凭借绝对的政治、宗教地位被打造成一个东方的罗马,它不仅与地中海的第一罗马遥相呼应,更使“高地建城”的理念进一步向远东传递,借助完备的山地建设和系列适应政策,将“真十字之地”澳门营建成一座特征鲜明的“妈港神名之城”。然而,在这种不断“移动”的圣城背后,是罗马人“从山地到海滨”的城市化进程,并在海权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局势下,经历了建城“媒介”的一次次转变,从而在适应山区、平原、海滨与岛屿的过程中,由古典向近代社会迈进,最终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将遥想中的“真十字之地”（澳门）化作了现实。
吴汪世琦[2]（2021）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共建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实践,并且各方先后建立了多个双边和多边的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走廊合作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进程不断推进,但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部分经济走廊合作从理念到实践面临重重困境,诸多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推进缓、见效慢等症结。为此,如何厘清这些不确定因素,高效、可持续地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走廊合作就成为一项紧迫性课题。因此,本文对以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一套适应中国与东南亚共建经济走廊的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对经济走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丰富了经济走廊的理论内涵,并依次提出了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以及经济走廊生命周期等理论判断,对经济走廊合作持续衍变的驱动力、影响因子以及具体过程进行了阐释。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征。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正处于经济走廊生命周期中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内嵌式”目标,地区的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以“亲、诚、惠、容”与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坚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促进大型交通基建统筹规划、联动发展;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其次,本文根据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组成要素,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进行了探析。各成员国希望凭借经济走廊合作所实现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催生了他们参与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强烈动机,构成了地区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的重要驱动力。再次,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剖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经济地理特征的欠佳令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初启面临复杂困境,严重制约了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安排能力建设的不足滋生走廊合作中“恶性搭便车”、“公地悲剧”、统筹乏力等问题;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在地区建立的“对冲型”经济合作机制令中国与地区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毗邻地区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首的“外部性”影响为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埋下了不可估量的安全隐患。最后,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限制性条件,探寻了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推进的具体路径。中国与地区国家应当努力重塑走廊域内及沿线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凭借移民激励、“港产园”协同发展等手段,扭转走廊经济地理特征的劣势,提升经济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各参与方需通过构建走廊项目监管机制、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以及根据属地建立双边的走廊联工委等方式,来强化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以保证经济走廊各项政策与规则贯彻的持续性;中国则需要发挥自身产能与地缘优势,用好“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模式,促进各方的发展倡议在地区有机相融,妥善应对美、日、印等国的地区经济制度角力,巩固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政治可持续性;中国和地区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追源溯本,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将毗邻地区对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外部性”影响降至最低。未来,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将逐步迈入生命周期的中级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应当以数字与创新为引领,力促地区经济走廊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为地区经济的复苏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注入强劲动力。
耿中耀[3]（2019）在《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认为在民族学史上,学者们围绕着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展开的争论从未休止过。到了当代,学科内的学术思想分离更为凸显,理论的主张从对话走向对立,方法的选用从共同的标准走向各行其是,民族志的书写也在持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步入了“表述的危机”。于是,学者们又不得不对批判进行批判,对反思进行反思,再次呼吁坚持跨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践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随着“人类史”、“人新世”、“一万年尺度”等概念提出后,预示着宏大叙事的民族志书写再次回归。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学家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兼顾,实践主体与结构系统的互动等角度入手,对“人类史”上作物的驯化、农业的起源、国家的诞生、饮食结构的改变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热带、亚热带地区桄榔类植物,仅是地球上的一类普通物种,但被人类驯化以后却由此而发生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背后正是人类社会文化演替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不再完全依赖以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采集生计类型,转而选种有限的几个物种进行驯化,以此产出粮食。桄榔类植物,也在这一时期被驯化成了粮食作物。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以桄榔类作物产出“主食”的农业生产体系得以成形,相关的人群还以此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形态、经济行为、宗教信仰、艺术活动、饮食习俗等文化类型。纪元前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桄榔农业民族”开始进入了国家的统治,桄榔类作物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接纳和认可,从而在与其它粮食作物的争地过程中一步步隐退,最终退出了相关民族的文化利用范围。基于此,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将桄榔类物种式微的过程分为前后相互连接的三个阶段:兴起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繁盛于五千年左右,隐退始于被纳入国家统辖之后。桄榔类作物的由盛转衰的过程,正好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业的起源、国家的发展、航海贸易的兴起等文化演替直接关联。对该类物种式微的三个阶段探讨,分别对应文章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旨在分析和回应从第二章至第五章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第七章,则是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建设和扶贫行动目标,提出桄榔类作物当代复兴的策略。通过对桄榔类物种追本溯源后,可以回应当前民族学中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其一,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中,以物种的盛衰为载体,澄清符号与象征的起源,及其背后权力和意义运行中相互制造的辩证关系,可望能够打通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壁垒;其二,对物种盛衰过程的因果关系,作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解释,以此表明民族学的文化分析依然需要回归到“实证”研究的学科属性;其三、对桄榔类物种提出的当代复兴策略表明,民族学可以在当代的社会行动中贡献出学科的力量。文章的从大尺度的时空视角,检视桄榔类作物式微的历程及其原因与机制,并提出当代的复兴策略,不仅回应了当代民族学理论中争议的焦点,还期望能够对民族志的书写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撰写出一种有新的“实验民族志”。
罗文雄[4]（2019）在《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是黎族在长期开发、建设海南岛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门手工技艺。黎族没有文字,依靠织锦图案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一幅黎锦便是一幅黎族的历史画卷。黎族传统织锦技艺及其文化在黎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黎锦在秦汉时期就已闻名于内地,成为敬献历代朝廷的贡品。随着社会的发展,黎族织锦技艺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宋末元初,着名的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到崖州城（今海南省三亚市天崖区水南村）,跟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学成后返回故乡松江府（今上海市）乌泥径,传播和推广黎族的棉纺织技艺,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发展。黎锦技艺对促进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黎族传统的采棉、植棉、弹、纺、染、织、绣等技艺,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海南黎族地区受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冲击,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传统的织锦技艺受到严重冲击,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存环境恶化。随着织锦艺人的不断谢世,健在的织锦艺人中相当一部分年事已高,织锦技艺后继乏人,织锦技艺濒临绝境。黎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为此,黎族织锦工艺及其文化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2003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大保护试点项目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10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黎锦技艺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时世之变迁及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对黎族传统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主要阐述海南岛与黎族概况、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等,阐明保护与传承的意义;二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与变迁,阐述黎族传统的织锦原料、织锦工艺流程,同时阐明随着黎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演变与发展;三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阐述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艺术特色、解读织锦纹样与文化蕴涵;四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状况,通过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织锦技艺传承状况、织锦原料的匮乏与危机、村民观念变迁、保护资金、专业人才、政府立法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分析,说明在现代大工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面对各种问题与挑战,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五是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与建议,主要是针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生存环境、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从保护原则、法律与政策、保护措施、传承机制、研究与开发利用等方面,寻求切合实际的保护与传承的方法与途径,给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及建议,力图使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为海南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和内涵。
孙灿[5]（2018）在《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理解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文中提出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其在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地位也得到显着提升。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并日益呈现出在“南海地区秩序安全议题”上选边站队的霸权护持和在“南海岛礁主权安全议题”上选择中立“不持立场”的特征,这契合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两种常见的战略行为模式——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通过对相关美国外交战略研究文献的回溯可以发现,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强制是通过威慑、胁迫和强制企图等基本方式运作的,以意愿强加、施压惩罚对手、安抚盟友、保持强权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战略行为模式;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克制是通过慎用武力、管控约束、协同合作为基本运作方式,并以扞卫核心或关键利益、维持战略稳定及缔造安全秩序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战略行为模式。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的组合构成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对冲战略。美国对华南海外交中的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有着各自的驱动因素。中国东亚海上力量崛起的“威胁”感知和美国对于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声望和信誉的重视共同驱动了美国南海对华战略强制外交的生成,其来源于对“沃勒斯坦式”霸权思维的迷恋,也植根于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崇拜;南海本身并非美国核心或关键国家利益的事实以及美国没有为有关声索国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冲突“买单”的义务和承诺共同驱动了美国南海对华战略克制外交的生成,其来源于对“伯克式”审慎思维的运作,也植根于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价值的某种思量。上述驱动因素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和有关声索国的认知,又是美国与它们进行战略互动的结果,因此可以被贴上“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的标签。具体而言,这种“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包含了美国对中国是否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的战略互动认知以及美国认为自己是会被有关声索国所“抛弃”还是会被“牵连”的战略互动认知。对美国南海外交中的对华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进行概念化和类型化的讨论后可以发现,战略强制可以被类型化为低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强制,其中低度战略强制包括了无强制企图的威慑这一指标组合,而高度战略强制则包括了无强制企图的胁迫、有强制企图的威慑和有强制企图的胁迫三种指标组合;战略克制可以被类型化为低度战略克制和高度战略克制,其中低度战略克制包括了慎用武力这一选择指标,而高度战略克制则包括了管控约束和协同合作两个选择指标。这样,在“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和美国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战略之间建立一种连贯的因果解释机制的假设推理便得以可能。通过引入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四个实践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后可发现,“黄岩岛对峙事件”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未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菲律宾所“牵连”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低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冲突”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越南所“牵连”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高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未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菲律宾所“抛弃”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低度战略强制和低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中国南沙岛礁建设（2013-2016）”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有关声索国所“抛弃”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高度战略强制和低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回顾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实践后可以发现,其助力和落实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同时也降低了中美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诱发了中美在南海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生。展望特朗普政府的南海外交政策,其将在基本延续奥巴马时期美国南海对华对冲逻辑的基础上存有变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经济制裁、强化“印太地区”盟友以及运用“议题联系”策略等方式上变革现有的美国南海对华外交。未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外交走势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美国对中国是否“改变现状”的认知以及美国对其与有关声索国关系的认知。
王亚哲[6]（2018）在《清代广东西路海防地理专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广东西路海防是整个广东海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清一代随着广东西路海防形势的变化,其区域的划分也从清初的单独一路逐渐演变为清末的“廉防”、“琼防”两路,海防地位得到较大的提升。论文通过大量的方志和舆图资料,对清代广东西路海防整体空间格局的演变及地方府县具体的海防军事部署进行了探讨,认为清前期其内部逐渐形成了以龙门协为核心的北部湾海防体系和以硇洲营为核心的广州湾海防体系,其后随着嘉庆年间阳江镇、琼州镇的相继设置,又逐渐变为阳江镇、琼州镇、龙门协三足鼎力之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阳江镇的裁撤及北海镇的设置,西路海防最终演变成为“廉防”和“琼防”两路。其海防军事部署则由清初的全面海防逐渐演变为重要滨海城市、港口、海岛的重点海防。此外,本文选取了西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案例,对当地海防与经济社会的互动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认为一个地区海防建设的力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朝廷的海防政策对两者的互动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兰波[7]（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权认识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对我国的海权发起了挑战。美国对我国采取海上遏制政策,支持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敌对活动,阻止我国解放台湾岛,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入侵我国领海和领空,同时对我国实行“封锁”与“禁运”。此外,美国于1950年和1961年分别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我国的海防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1951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非法签订,美国不顾我国反对而将钓鱼岛的所谓“施政权”交给日本,导致钓鱼岛问题成为之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油气资源的调查报告,指出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大陆架有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此,中国和日本以及一些南海周边国家间陆续出现了海域划界问题和岛屿争端问题。七十年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对本属我国的南海诸岛开始了堂而皇之的侵犯,至今仍实际控制着我国的诸多岛礁,并且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为了维护新中国的海权,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步收回曾经丧失的海权,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对本该属于我国的岛屿宣示主权,发布了正式的领海声明,克服一切困难建立起人民海军,提高我国的海防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权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实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各沿海国对海洋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开始各自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由此而引发了诸多新的海权争端。进入21世纪,我国的海权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美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恐”之后,开始将全球战略中心逐步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制约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发挥,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形成了挑战。因此,为了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巩固军事同盟体系,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发展的同时将经济危机转移给亚洲。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美国结为同盟关系的国家在东海和南海持续给我国制造海权争端,促使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成为近些年来影响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一阶段的国家战略无不体现对海洋和海权问题的关注。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进而促进了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面对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端,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政策,有效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在海权归属问题上的矛盾,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江泽民时期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理念,主张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基础上,我国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寻求与他国和平解决海权争端的途径,对内则大力发展海洋事业,提高国际海洋竞争能力。胡锦涛时期提出了“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理念以及“富邻、安邻、睦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十七大提出“发展海洋产业”,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习近平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大会报告,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海洋强国梦。随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依法治海”。在南海问题上提出“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关于建设海上合作支点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的创意将给沿线各国包括我国的海洋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和机会。海上力量是海权的核心因素。因此,要想拥有强大的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海军是海上力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由弱到强的历程,海军战略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进而发展为“近海防御”和“远洋防卫”相结合。海军武器装备也经历了从缴获、接收、购买、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程,如今我国海军已经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在和平时代,海军的作用也有多元化发展,除战争外还承担着出访、演习、护航、助力海洋事业发展等任务。除海军外,我国的海上力量还包括海监、渔政、海事、公安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警察。2013年,我国对海上力量进行整合,重组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结束“五龙治海”的局面,海上执法由分散变为统一。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向来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海权问题上,我国同样誓不称霸,反对海上霸权。我国大力发展海权的目的,绝非要称霸海洋,而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当合法的海上权益,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进而推动世界海洋的和平发展。
潘玉[8]（2017）在《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航行自由权利的追求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重要的一面,1979年美国出台了“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标志着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确立。从冷战到21世纪,航行自由政策是美国成就其海上霸权的一把利剑。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深入发展,航行自由政策再次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焦点之一,是美国巩固其全球霸权的有力工具。这一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是如何助力美国攫取海上霸权的?在发展过程中,这一政策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和特点?我国该如何应对美国航行自由政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主体上分六个章节对美国航行自由政策进行深度剖析,以厘清这一政策的发展脉络和影响意义,并探讨中国的因应之策。第一章探讨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渊源。美国建国伊始,海洋自由原则就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一部分,在经历了对这一原则的妥协、扞卫和背弃后,美国的海洋自由原则逐渐演变为航行自由原则。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将航行自由原则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却遭到英国的反对。二战后,美国国家实力和海军力量都有显着提升,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军事需要的考虑,美国的航行自由原则更倾向于对海军海上机动性的保障,对中立贸易权利的诉求逐渐淡化。第二章介绍了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20世纪后,领海扩张趋势逐渐蔓延,美国认为公海的航行自由受到威胁,因而努力推动各国缔结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保护航行自由权利。但由于对其中海底资源开采条款的不满,美国最终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79年,尚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协商之时,美国就出台了“航行自由计划”,以此对抗美国所认定的“过度海洋主张”,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和权利。这一计划也成为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标志和核心。第三章分析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实施和发展情况。航行自由政策的实施主要有外交途径和军事宣示两种方式。在这一章中,笔者结合外交文本与美国在锡德拉湾以及黑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案例分析,详细阐释了“航行自由计划”的实施过程,并对历年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航行自由报告”（Freedom of Navigation Report）中美国挑战他国“过度海洋主张”的情况进行整理归纳,进一步揭示了航行自由政策在实施上的变化特点。历届美国政府都对“航行自由计划”表示支持,并不断加以完善,也让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得以延续和发展,在美国的整体外交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四章着重论述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政策的具体情况。21世纪以来,南海逐渐成为美国实施航行自由政策的重心。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和美国对“航行自由”原则存有认知分歧的缘故,但美国在南海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并视其为能否维护自身霸权的试验场,才是美国重点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政策的根本原因。在实施过程中,除了“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外,美国还采取派遣舰机抵近侦查的方式频频在南海进行军事活动。此外,美国充分运用巧实力,借助南海仲裁案和媒体宣传为航行自由政策制造声势。美国还大力借助盟友对其南海航行自由军事宣示的舆论支持,试图使中国陷入孤立,并通过在南海地区共同巡航、联合军演等方式拉拢诱压盟友介入,这些都是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政策的特别之处。第五章讨论美国航行自由政策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间的关系。在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航行自由权利做以简要回顾后,笔者从航行自由视角对美国各界就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展开的激辩做了深度剖析。站在保护自身航行自由的立场上,美国国内赞成派与反对派对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这一公约各执一词。反对派认为,在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利依然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首先,习惯国际法可以守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其次,美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是保障美国航行自由权利的核心和关键。最后,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反而有可能导致美国的航行自由受到限制。因此,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赞成派认为,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首先,习惯国际法有发生变化的潜在可能性,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为美国航行自由军事宣示提供更有力的法理支撑。其次,入约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航行自由政策实施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最后,入约能够使美国更好地在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中发挥影响力,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尽管目前美国是否会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仍然是未知数,但从保护美国在北极和南海“航行自由权利”的立场来看,入约的可能性在增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赞成派认为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美国维护航行自由权利的重要一步,但并不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以取代“航行自由计划”,美国认为“航行自由计划”的保留是极其必要的。此外,通过发表声明宣示美国的海上“军事活动”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支配,也是赞成派和反对派都支持的立场。第六章阐述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美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借口,大举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整体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尤其体现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两方面;对中国国家形象构成损害,将“破坏南海和平与航行自由”的罪名扣在中国头上;对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构成障碍,特别是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带来负面因素。鉴于上述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了加强国内立法和国际层面对话交流,构建以海洋合作为主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和提供海洋安全公共产品三个应对之道。同时,美国的航行自由政策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海洋整体战略的向前推进和海军的加快发展,在拓展中美海洋合作和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方面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黎树式[9]（2017）在《南亚热带独流入海河流水沙变化过程研究 ——以南流江为例》文中指出河流水沙是地球生物化学循环的重要载体,是陆海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河流水沙过程尤其是入海水沙变化的研究是未来地球海岸计划（Future Earth Coast,FEC）的重要内容。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耦合与综合影响,河流水沙发生变异乃至受到调控成为全球大江大河水文过程的主要特征,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独流入海的亚热带山区型中小河流水沙过程的研究相对大河而言,较为匮乏。.中小河流具有分布广、流速急、面积小、流程短、河面窄、受热带气旋影响明显等明显特征,其水沙条件的变化对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具突发与直接性。对北部湾独流入海河流水沙变化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我国西南独流入海河流的水沙输运过程、河槽变化与水沙变化的耦合过程以及热带气旋对泥沙变化的影响等,并可为亚热带山区型河流的开发与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支持。基于此,论文选择地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环北部湾最大的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为研究区域。基于所采集的河流悬沙与河床泥沙、河川断面变化数据以及河口沉积物柱芯,结合南流江近50年来的流域降雨、热带气旋、水土流失、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河流采砂等自然和人类活动应力的分析,采用小波分析、流量-泥沙比率曲线、经验正交函数（EOF）、210Pb测年法和"3S"等方法和技术,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南流江水沙变化过程。对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的相关影响进行了定量识别,进而探讨河槽、河口与水沙变化的关联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包括:首先,南流江水沙变化特征明显。南流江全年大部分时间的水沙通量小于100m3/s,流量峰值主要出现在6、8月,含沙量峰值则在4月。洪枯季节水沙变化差异大,夏半年平均流量占全年70%以上,平均输沙量占全年的90%以上。不同尺度的周期性震荡明显,主要有4-6年和11年的振荡周期。月平均泥沙通量的峰值滞后于流量的变化,呈现顺时针"先沙后水"的特征,与长江的逆时针"先水后沙"相反。但近期由于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种滞后性在变小,水沙变化速率趋于更同步。南流江上、下游同流量下挟沙能力呈下降趋势,中下游受各种控制因素影响更大,导致其水沙变化速率较上游大。近50年来年平均含沙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年平均流量变化趋势不明显。其次,南流江水沙变化的控制因素多样:自然作用是影响南流江水沙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近期人类活动对水沙变化的干扰进一步加剧。南流江流域地貌面积-高程积分值（HI值）偏小,处于回春发育期,河流仍在不断溯源侵蚀,给河流提供基本的泥沙来源。多年月平均气温的增加可能加剧土壤侵蚀程度,有利于流域泥沙的增加。流域平均降雨量变化趋势、峰值分布和周期等与径流变化特征基本吻合,表明气候因素是驱动南流江径流变化的主要动力因子。热带气旋是南流江径流和泥沙增加的另一因素,其在平水年、洪水年和枯水年导致入海悬沙的增加率分别为:24.38%、43.36%和10.72%。近50年来,人类活动对水沙变化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其中贡献相对大的流域水土流失对入海泥沙通量的贡献量为24.76%,与热带气旋在平水年对泥沙影响的贡献基本相当。此外,南流江的单位面积采砂量为1030.82m3/km2,远远大于长江的26.76m3/km2,对河床、河岸和河流水沙变化造成严重影响。再次,河槽对水沙变化的适应特征明显:"洪季冲刷,枯季淤积,整体冲刷"。南流江河槽断面形态主要有"U"型和"V"型两类,河槽呈现"洪季冲刷,枯季淤积"季节变化规律。2001-2012年洪季河槽冲刷量为13.81×104m3,枯季淤积量为8.33×104m3,洪季冲刷量高于枯季淤积量5.48×104m3,河槽整体表现为冲刷状态。河槽形态变化主要有两种模态,第一模态是断面变化的主要模式,主要表征河槽断面冲淤的周期振荡,反映来水来沙对河槽的季节性影响;第二模态则是表征断面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侵蚀加剧、局部"V"型河槽更加明显的特征,反映暴雨、洪水、干旱、台风或其他极端天气等因素对河槽的显着影响,为断面变化的次要模式。此外,河口对流域水沙变化的响应特征不明显:近期南流江河口沉积速率在增加,入海泥沙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南流江河口沉积速率平均值约为0.83 cm/yr,近年来沉积速率不断加快,同期入海泥沙则在不断减少。河口区沉积物组分与上游、下游类似,呈现不明显的双峰模式,但河口区沉积物粒径比上游、下游粗,分选性好,表明河流上游和下游的泥沙只有部分供给河口区。海域泥沙、强潮河口潮流、河口浅滩以及红树林促淤等为目前河口展现高淤积的主导因子。最后,山区型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与岛屿型中小河流（兰阳溪）的水沙变化各具特点··前者水沙通量较大,后者水沙变化突发性强。南流江年平均流量是岛屿型中小河流兰阳溪的4倍左右,年平均含沙量是兰阳溪的近500倍。南流江平均流量极大和极小值相差4倍多,而兰阳溪则是5倍多,南流江平均含沙量极大值与极小值相差7.5倍左右,而兰阳溪相差75倍左右。这表明岛屿型河流比独流入海的山区型河流水文过程更具突发和变异。
唐磊[10]（2017）在《汉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地名属于词汇中的专有名词,是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孕育的地名数量极为庞大。我国对地名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由于传统地名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地名学科体系建立的时间较晚等因素,我国的地名研究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另外,随着新时期社会的发展,地名被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的文化属性日益被重视和关注。我国于2014年开启了为期4年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使得汉语地名词的研究具有较好的社会背景和现实价值。本文旨在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结合汉语地名自身的语言文化特性,挖掘与阐述地名理论和个案。本文以地名和地名学的基本理论为框架支撑,采用历时、共时相结合的方法,试对汉语地名的语言文化属性进行探讨。地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对地名的阐释皆与汉语文化息息相关,二者互为融合,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内容为:首先是地名词研究的基本理论阐述。在历时、共时层面上,对汉语地名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汉语地名呈现出的区域性特征进行论述。其次对汉语地名所具有的构建功能、汉语地名在心理认知视角下的解读作了综合性的分析。最后,在掌握文献资料和现今地名分布数据的基础上,对“坂、峦、沱、潭、渊、坞”等地名词作了细致的个案性研究与探讨。全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简要地介绍了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章为汉语地名研究的学科理论勾勒。首先对地名、地名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其次从语言、历史、移民、地理、社会心理、国家主权等方面对汉语地名研究具有的意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证。第三章以历时层面为出发点,研究了汉语地名的起源、发展演变。在起源上,汉语地名经历了地理意识、有声语言地名、图画地名、文字地名四个阶段。在发展演变上,从汉语地名发展演变的过程、影响汉语地名发展演变的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别论述。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上,主要就殷墟卜辞中的地名、继殷墟卜辞之后的古代地名和现今地名呈现出的过程性特征进行了描述。在地名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上,主要探讨了地名的名实关系以及地名发展演变的方式和速度。第四章以共时层面为出发点,研究了汉语地名具有的区域性特征。本章将汉语地名分为历史、地理、语言三个类型区,并以历史地名与现今地名、老地名与新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人文地理实体地名、民族语言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外语地名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与论证。第五章为汉语地名的综合性研究。本章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汉语地名进行了综合性的阐述,即汉语地名词在汉语词汇中表现出来的构词功能、地名心理认知视角下的文化解读。地名不仅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具有构建汉语其他类型词汇的功能,如汉语地名词可构成植物类词语,汉语地名词可构成姓氏,可为品牌、农产品品牌标志命名等。地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还折射人类认知、心理特征,对地名作认知、心理的文化解读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词汇的认识。第六章是汉语地名词的个案研究,主要是在历时、共时相结合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资料以及现今的地名数据等对汉语地名中的六个常见通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其中:“坂”以地名“长坂”为着手点,对其以及与之相关的少数民族地名通名、域外语言地名进行了触类旁通的拓展。通名“峦”“沱”“潭”“渊”以“荆州谓之峦”“楚人谓深水为潭”“楚人名渊曰潭”等古楚方言材料为支撑,通过基本音义探源及义项演变分析,发现它们作地名词使用时,不管是历史地域分布还是现时地域分布,皆位于古楚国的地域范围内,应为典型的古楚方言地名词。另外,通过对“坞”的地域分布及地名词使用的特征考证,初步判定其应与古越语中的发语词“乌”存在联系。
二、华南海岸和海岛地貌与环境研究的里程碑——评新着《华南海岸和南海诸岛地貌与环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南海岸和海岛地貌与环境研究的里程碑——评新着《华南海岸和南海诸岛地貌与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1）“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视角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15-18世纪欧亚大陆“罗马城市”图像的研究语境 |
| 一、葡萄牙“罗马城市”景观研究 |
| 二、葡萄牙殖民地城市景观研究 |
| 三、澳门城市图像的跨文化研究 |
| 第五节 问题的提出:罗马圣城景观在里斯本、果阿与澳门? |
| 第一章 、七丘:罗马“圣城”景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罗马早期的山地景观及其演变 |
| 一、“七丘”的建立 |
| 二、城市形象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七丘之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理想形象 |
| 一、尼古拉五世的“理想城市”图形式规划 |
| 二、利奥十世时期的“重建罗马”建筑计划 |
| 三、耶稣会与保罗三世时期的高地建设 |
| 四、世界的形象:新时期的“七丘之城” |
| 第三节 又见罗马?——圣城景观的转移 |
| 小结 |
| 第二章 、里斯本的山城建设与“水上罗马”的形象 |
| 第一节 背景:葡萄牙的“山城”传统与大航海时期的形象改造 |
| 一、山城传统与基督教的空间理念 |
| 二、高地与内城建筑、道路体系 |
| 三、高地防御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里斯本山城的早期“罗马化” |
| 第三节 曼努埃尔一世的理想城市与高地重心转移 |
| 第四节 若昂三世的“重建罗马”与“七丘之城”形象 |
| 一、罗马教廷与罗马城市图像的影响力 |
| 二、奥朗达的“重建罗马”城市改造 |
| 第五节 水上的罗马:若昂五世时期的“形象转变” |
| 一、耶稣会的高地争夺战 |
| 二、菲利波·尤瓦拉的里斯本“新罗马”计划 |
| 第六节 结束与开始:震后的里斯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果阿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滨海山城”理想 |
| 第一节 山城理想初探:七城岛与真十字 |
| 第二节 葡萄牙亚洲殖民地中的山城与理想的图形式规划 |
| 第三节 前殖民时期的山城果阿 |
| 第四节 殖民时期果阿的高地景观演变 |
| 一、城市高地与圣城格局的形成(1510-1604年) |
| 二、又见“水上的罗马”:滨水区的建筑景观建设(1605-1759年) |
| 第五节 里斯本还是罗马?——果阿的“七丘之城”形象 |
| 小结 |
| 第四章 抵达远东:澳门半岛上的“东方圣城”景观 |
| 第一节 濠镜澳——被遗忘的“真十字”之地 |
| 一、东亚的“维拉科鲁兹地” |
| 二、“另一端的岛屿”:七洲山 |
| 三、十字与王冠之盟——十字门 |
| 第二节 开埠前的高地景观(1557年之前) |
| 第三节 开埠早期“中央高地”的建立(1558-1582年) |
| 一、“城市制高点”——圣保罗山 |
| 二、澳城的另一面相:本土力量对高地景观的影响 |
| 第四节 “山巅之城”格局的形成(1583-1700年) |
| 一、17世纪“高地建筑”的建立 |
| 二、七个“堂区”,一种格局 |
| 第五节 水上圣城的东方形象:妈港神名之城 |
| 一、“复原”记忆:源自地中海的岛屿“理想” |
| 二、新旧理想的交替:山城形象的革新与没落小结 |
| 小结 |
| 第五章 、从复制到改写:15-18世纪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转移” |
| 第一节 从山地、平原到海滨:罗马山城的“转移” |
| 第二节 “水上的圣城”及其形象的形成 |
| 第三节 从地中海、大西洋到印度洋:岛屿山城的崛起 |
| 一、贸易模式与滨海山城的形成 |
| 二、新媒介中心的出现:“岛屿”上的帝国理想 |
| 三、高地的竞争者——宗教团体 |
| 第四节 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圣城景观的“改写”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葡萄牙东方殖民地所有要塞、城镇平面图之书》图像、部分文本列表 |
| 附录二、果阿、里斯本教区列表、示意图 |
| 附录三、从全景到街景——从里斯本东方艺术博物馆藏“十三行潘趣酒碗”看“长卷式”城市视野的形成 |
| 附录四、由“指针”导向的城市视野——一件东西城市瓷盘上的跨洋航路与家族版图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二、文献回顾 |
|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二)经济走廊的概念 |
| (三)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内涵 |
| 二、路径 |
| 第二节 经济走廊相关理论溯源 |
| 一、源生 |
| 二、衍变 |
| 三、产品属性 |
| 第三节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经济走廊内涵的重构 |
| 二、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 |
| 三、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 |
| 四、经济走廊的生命周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实践与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二、“非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
| 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 |
| 三、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点 |
| 一、以“亲、诚、惠、容”和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 |
| 二、秉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 |
| 三、促进大型基建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
| 四、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的驱动 |
| 一、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
| 二、维护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
|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需求 |
| 第二节 安全利益的维护 |
| 一、缩小传统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消除跨境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经济利益的扩展 |
| 一、中国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 |
| 二、东南亚国家实现“工业4.0”的需求 |
| 三、促进各国生产力空间布局合理化的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 |
| 第一节 经济地理特征的制约 |
| 一、经济密度较低 |
| 二、分割情况严重 |
| 三、与高经济梯度地区之间的距离遥远 |
| 第二节 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欠佳 |
| 一、统筹机制的领导力不足 |
| 二、匮乏有力的工程项目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来自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美国:从“下游行动倡议”到“湄美关系”,步步为营 |
| 二、日本:GMS与“日湄合作”双管齐下 |
| 三、印度:BIMSTEC、MGC、AAGC三箭齐发 |
| 第四节 毗邻地区“外部性”对走廊发展的影响 |
| 一、恐怖主义的威胁 |
| 二、自然灾害的侵扰 |
| 三、跨国犯罪的危害 |
| 四、来自毗邻地区的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性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重塑经济走廊域内的经济地理特征 |
| 一、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移民激励政策 |
| 二、积极推行“港产园”协同发展的模式 |
| 三、与地区国家搭建更多“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 |
| 四、构建走廊域内各级政府与走廊主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
| 五、促进地区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和解 |
| 第二节 增强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 |
| 一、按照工程所处地域建立双边的联合工作委员会 |
| 二、强化经济走廊合作监管机制的能力建设 |
| 三、建立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 |
| 第三节 采取综合手段应对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加大对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资金与人力投入 |
| 二、积极与日本在经济走廊域内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
| 三、力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对接 |
| 第四节 合理削减走廊毗邻地区“外部性”影响 |
| 一、建立多领域的双边信息情报共享平台 |
| 二、推进地区的减贫工作 |
| 三、强化对地区恐怖主义的“去极端化”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与预设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及时空范畴 |
| 一、“桄榔”的界定 |
| 二、本研究的时空范畴 |
| 第三节 桄榔相关的前期研究 |
| 一、关于史前桄榔类植物的研究 |
| 二、关于历史时期内桄榔类作物演替的研究 |
| 三、桄榔类作物的民族志研究 |
| 四、当代开发价值的研究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择 |
| 第二章 学理回顾:文化视角下的物种研究 |
| 第一节 结构、象征与符号:结构主义 |
| 一、结构主义与“烹饪三角” |
| 二、《利未记》的可憎之物 |
| 第二节 生态、适应与功能:文化生态学 |
| 一、印度圣牛的唯物论 |
| 二、生态系统与猪 |
| 第三节 历史、权力与意义:政治经济学与实践论 |
| 一、实践论:以家畜与牛肉为研究对象 |
| 二、政治经济学派笔下的作物 |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应用 |
| 一、当代的争论 |
| 二、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三、民族学的应用与贫困问题 |
| 第三章 作物起源与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第一节 生物属性利用与文化属性利用 |
| 一、生物属性的利用 |
| 二、文化属性的利用 |
| 第二节 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一、丰裕与匮乏 |
| 二、最早的桄榔文化遗址 |
| 三、采集桄榔的“机会主义”者 |
| 第三节 桄榔类作物的起源 |
| 一、作物起源的神话 |
| 二、驯化的起源 |
| 三、驯化的操作规程 |
| 第四章 桄榔农业及其生产实践 |
| 第一节 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一、野生与栽培 |
| 二、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第二节 早期桄榔食物生产实践 |
| 一、采伐与收获 |
| 二、加工与利用 |
| 三、栽培与管护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的起源及其文化圈 |
| 一、桄榔农业的认定 |
| 二、桄榔农业文化的起源 |
| 三、桄榔农业文化圈 |
| 第五章 作物的扩张与桄榔的隐退 |
| 第一节 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 |
| 一、旱作农业的推广 |
| 二、东南亚的早期国家与农业 |
| 三、桄榔类主粮作物延续 |
| 第二节 从桄榔类作物向稻类作物的过渡 |
| 一、“不敢食谷”的国王 |
| 二、水稻的国家作物地位确立 |
| 三、桄榔类作物主粮地位的跌落 |
| 第三节 西方殖民扩张与作物 |
| 一、水稻的资本化 |
| 二、沦为救荒之物的桄榔 |
| 第六章 桄榔类作物盛衰的动因及机制 |
| 第一节 桄榔农业起源的动力 |
| 第二节 桄榔农业民族及其政权 |
| 一、政权的出现及其动力 |
| 二、桄榔农业民族的政治形态 |
| 三、作物的力量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衰落的原因 |
| 一、主因认定 |
| 二、国家作物的特征 |
| 三、主粮政策的正负效应辨析 |
| 第七章 当代的复兴 |
| 第一节 粮食安全的维护 |
| 第二节 多样性利用 |
| 第三节 生态维护价值 |
| 结论与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1:桄榔类植物生长环境调查报告 |
| 附录2:各族乡民对桄榔类植物的认知与利用 |
| 附录3:沧源勐来乡董棕群落伴生植物物种(简表) |
| 附录4:个旧斗卡房镇棉花山董棕林伴生动物名录(简表) |
| 附录5:附图 |
（4）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一)西周至清代黎族传统织锦文化史料记载与研究 |
| (二)民国时期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
| (五)成绩与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研究创新 |
| (一)对黎族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与内容拓展 |
| (二)点面结合的多维度观察与阐释 |
| 六、相关问题说明 |
| (一)主要概念 |
| (二)调查点概况 第一章 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 |
| 一、海南岛自然环境 |
| (一)位置与地貌 |
| (二)气候 |
| (三)自然资源 |
| 二、黎族概况 |
| (一)族称与族源 |
| (二)各支系分布概况 |
| (三)文化习俗 |
| (四)社会经济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 |
| (一)新石器时代的纺织技术 |
| (二)秦代至民国时期的黎族纺织技术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 |
| (一)织锦与妇女 |
| (二)民族精神家园 |
| (三)人定胜天的理念 |
| (四)人纹艺术化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 |
| (一)历史价值 |
| (二)文化价值 |
| (三)艺术价值 |
| (四)科研价值 |
| (五)社会价值 |
| (六)精神价值 |
| (七)教育价值 |
| (八)文化交流价值 |
| (九)经济价值 |
| 六、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 |
| (一)黎锦织造技艺是我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
| (二)黎锦织造技艺推动江南棉纺织业发展 |
| (三)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 |
| (四)黎锦织造技艺弥补了我国棉织锦技艺的空白 第二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及其变迁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原料 |
| (一)麻类纤维 |
| (二)棉纤维 |
| (三)动物纤维——蚕丝 |
| (四)其他原料 |
| 二、织造工具及其功能 |
| (一)腰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二)脚踏坐式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流程 |
| (一)麻类纤维加工 |
| (二)棉类纤维加工 |
| (三)纺纱 |
| (四)导纱 |
| (五)上浆 |
| (六)染色(纱) |
| (七)上机 |
| (八)织造技艺 |
| (九)刺绣技艺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变迁 |
| (一)黎锦织造原料变迁 |
| (二)黎锦织造技艺发展 |
| (三)黎锦图案变迁 |
| (四)黎锦功能变迁 |
| (五)黎锦织造技艺传承方式变迁 第三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 |
| (一)服饰 |
| (二)锦被 |
| 二、黎锦的艺术文化特色 |
| (一)黎锦图案艺术特点 |
| (二)黎锦图案艺术风格 |
| 三、黎锦纹样与文化蕴涵 |
| (一)纹样种类 |
| (二)文化蕴涵 第四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的现实困境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实践 |
| (一)传承所 |
| (二)黎锦合作社(公司) |
| 二、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困境 |
| (一)织锦艺人年事已高 |
| (二)年轻传承主体流失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原材料危机 |
| (一)纤维原料 |
| (二)染色原料 |
| 四、黎族村民及传统织锦艺人的观念变迁 |
| (一)55岁以上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二)30～55 岁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三)30岁以下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生存困境 |
| (一)生存环境受到冲击、毁坏 |
| (二)收藏机构保存条件差、设备落后 |
| 六、保护与传承的资金及人才的匮乏 |
| (一)保护与传承资金的匮乏 |
| (二)缺乏专业人才 |
| 七、地方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 第五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 |
| 一、传承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
| (一)原真性保护 |
| (二)整体性保护 |
| (三)可持续性保护 |
| (四)可解读性保护 |
| 二、传承性保护的法律保障 |
| (一)立法保护 |
| (二)依法保护 |
| 三、出台传承性保护的具体措施 |
| (一)加强调查研究 |
| (二)保护黎锦织造技艺的生存环境 |
| (三)保护传承主体 |
| (四)数字化技术保护 |
| (五)原材料基地建设 |
| (六)保护物化的各类黎锦 |
| (七)加大保护资金投入 |
| (八)加强人才培养 |
| (九)加强黎锦织造技艺保护的宣传力度 |
| 四、构建传承性保护的有效机制 |
| (一)完善管理机构 |
| (二)建立织锦培训基地 |
| (三)建立传承人培养机制 |
| (四)黎锦织造技艺普及教育 |
| (五)传承性保护与开发利用 |
| (六)博物馆保护与展示 |
| (七)建立知识产权制度 |
| (八)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 |
| (九)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附录B 田野调查提纲 |
（5）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理解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经验困惑、理论借鉴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学界对美国政府南海外交政策研究的回溯 |
| 一、学界对冷战前和冷战时期美国南海外交政策的研究 |
| 二、学界对冷战后美国南海外交政策的研究 |
| 三、学界对美国南海外交政策研究的特点与拓展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篇章结构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战略强制学理溯源 |
| 第一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强制的学理研究进展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强制的政治思想与理论映射 |
| 一、美国战略强制外交与“沃勒斯坦式”霸权思维 |
| 二、美国战略强制外交与进攻性现实主义 |
| 第二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战略克制学理溯源 |
| 第一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克制的学理研究进展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克制的政治思想与理论映射 |
| 一、美国战略克制外交与“伯克式”审慎思维 |
| 二、美国战略克制外交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
| 第三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因变量选取: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的对冲逻辑 |
| 第二节 自变量选取:对冲逻辑的战略考量 |
| 一、美国战略强制的考量 |
| 二、美国战略克制的考量 |
| 三、美国对冲逻辑的考量:“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 |
| 第三节 影响机制构建:解释对冲逻辑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实践 |
| 第一节 A_1型对冲的案例:黄岩岛对峙事件 |
| 一、菲律宾政府如何行事 |
| 二、中国政府如何反应 |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 四、分析与检验 |
| 第二节 A_2型对冲的案例:“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冲突 |
| 一、越南政府如何行事 |
| 二、中国政府如何反应 |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 四、分析与检验 |
| 第三节 A_3型对冲的案例: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 |
| 一、菲律宾政府如何行事 |
| 二、中国政府如何反应 |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 四、分析与检验 |
| 第四节 A_4型对冲的案例:中国南沙岛礁建设(2013-2016) |
| 一、中国政府如何行事 |
| 二、有关声索国政府如何反应 |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 四、分析与检验 |
| 第五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的评析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之“得”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之“失”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之“变”与“不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清代广东西路海防地理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上篇·清代广东西路海防体系的划分与演变 |
| 第一章 清代广东西路海防的划分与演变 |
| 第一节 广东海防分路的缘起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广东西路历史地理概况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西路海防的划分 |
| 第四节 清代中后期西路内部分区的萌芽与完善 |
| 第二章 清代广东西路海防营汛空间格局与兵力部署的演变 |
| 第一节 清初广东海防西路营汛建置空间格局建置及兵力部署 |
| 第二节 乾、嘉、道时期营汛建置空间格局的调整及兵力部署的变化 |
| 第三节 鸦片战争之后营汛建置空间格局及兵力部署的演变 |
| 第三章 清后期广东西路海防舆图研究——以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为例 |
| 第一节 《廉州营汛舆图》 |
| 第二节 《雷州营汛舆图》 |
| 第三节 《琼州府西北部沿海军事图》 |
| 小结 |
| 下篇·清代广东西路海防与区域社会互动研究 |
| 第四章 滨海地区海防与区域社会互动研究——以芷寮港埠为例 |
| 第一节 吴川的历史地理概况与明末芷寮港的兴盛 |
| 第二节 清代吴川芷寮港埠的兴衰与其海防建置的相互影响 |
| 第五章 近海岛屿海防与区域社会互动研究——以涠洲岛为例 |
| 第一节 涠洲岛的地理概况及建置沿革 |
| 第二节 清代对涠洲岛的管理与海防建设 |
| 第三节 清代涠洲岛海防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
| 第六章 外海岛屿海防与区域社会互动研究——以西沙群岛为例 |
| 第一节 西沙群岛的历史地理概况 |
| 第二节 清代对西沙群岛的管辖与巡防 |
| 第三节 西沙群岛渔业的发展对群岛海防的影响 |
| 第四节 清末西沙群岛的海防建设对本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档案、史料汇编类 |
| 三、今人着作 |
| 四、今人论文 |
| 后记 |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权认识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我国海权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环境 |
| 第一节 美国对新中国的海上遏制 |
| 一、支持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沿海地区的敌对行动 |
| 二、经常入侵我国领海与领空,对我国实行海上“封锁”与“禁运” |
| 三、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极大地威胁到我国的海防和国家安全 |
| 第二节 中国东海和南海海权面临侵犯 |
| 一、日本与美国私相授受我国钓鱼岛 |
| 二、南越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 |
| 三、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海上权利的主张 |
| 一、收回丧失海权,建立规章制度 |
| 二、宣示岛屿主权,发布领海声明 |
| 三、建设人民海军,提高国家海防能力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战略下中国的海权认识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战略中的海权因素 |
| 一、面向海洋的改革开放 |
| 二、主张和平发展,反对海上霸权 |
| 三、对争议海域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战略下我国的海权环境 |
|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国家海权的影响 |
| 二、我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均面临海权争端 |
| 三、中美关系缓和,但在海权问题上美国依然对我国造成压力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战略下我国海上力量的发展 |
| 一、邓小平的海军建设思想 |
| 二、确立“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 |
| 三、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 |
| 四、海军协助国家发展建设 |
| 五、海军进一步加强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安全观”理念下的中国海权观 |
| 第一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亚太海洋安全形势 |
| 一、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 |
| 二、日本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 |
| 三、南海形势趋于复杂 |
| 第二节 中国提倡“新安全观”理念 |
| 一、“新安全观”理念的提出 |
| 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寻求解决海权争端的途径 |
| 三、发展国内海洋事业,提高国际海洋竞争力 |
| 第三节 海上力量的发展与海权维护 |
| 一、江泽民的海军建设思想 |
| 二、继续贯彻“近海防御”战略,海军建设全面发展 |
| 第四章 “和谐世界”理念下的中国海权认识 |
| 第一节 新世纪初期的亚太海洋安全形势 |
| 一、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 |
| 二、日本在东海动作不断 |
| 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及南海争端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倡导“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 |
| 一、“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提出 |
| 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下的海权维护 |
| 三、“实施海洋开发”与“发展海洋产业”战略 |
| 第三节 海上力量的发展与海权维护 |
| 一、胡锦涛的海军建设思想 |
| 二、海军装备先进化,航空母舰诞生 |
| 三、海军作用的全面发挥 |
| 第五章 海洋强国战略与中国海权 |
| 第一节 新时期的亚太海洋安全形势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权的挑战 |
| 二、日本“倚美制华”,东海争端激烈化 |
| 三、部分南海声索国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南海局势升温 |
| 第二节 我国制定海洋强国战略 |
| 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与推进 |
| 二、全面推行“依法治海” |
| 三、用“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 |
| 四、陆海统筹——“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的海洋经略 |
| 五、维护和平海洋,追求海上利益共赢、共享 |
| 第三节 海上力量的发展与海权维护 |
| 一、习近平的海军建设思想及人民海军的发展 |
| 二、“五龙治海”及其弊端 |
| 三、重组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进行海上执法维权 |
| 结语 我国海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 |
| 一、对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需要进一步研究 |
| 二、应着力完善我国海洋法律法规建设 |
| 三、应大力培养海洋领域的专业人才 |
| 四、政府在提高我国国民海权意识方面需要做更多努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横向考察 |
| （二）纵向考察 |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 |
| 四、研究方法说明 |
| 五、创新点阐释 |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 第1章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渊源 |
| 1.1 美国海洋自由理念的源起 |
| 1.1.1 《海洋自由论》与海洋自由理念 |
| 1.1.2 《1776 年条约计划》和美国海洋自由原则 |
| 1.2 美国海洋自由原则的发展 |
| 1.2.1 美国对海洋自由原则的妥协 |
| 1.2.2 美国对海洋自由原则的扞卫 |
| 1.2.3 美国对海洋自由原则的背弃 |
| 1.3 从海洋自由原则到航行自由原则 |
| 1.3.1 一战后将航行自由原则纳入国际秩序的理想 |
| 1.3.2 二战后航行自由原则的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确立 |
| 2.1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背景 |
| 2.1.1 美国认为领海扩张的蔓延威胁公海航行自由 |
| 2.1.2 美国力借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维护航行自由 |
| 2.1.3 美国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2.2“航行自由计划”的出台 |
| 2.2.1“航行自由计划”的出台和内容 |
| 2.2.2“航行自由计划”的目的和意义 |
| 2.2.3 其他国家对“航行自由计划”的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实施与发展 |
| 3.1 航行自由政策的实施 |
| 3.1.1 外交途径 |
| 3.1.2 军事宣示 |
| 3.2 航行自由政策的发展和特点 |
| 3.2.1 航行自由政策的发展历程 |
| 3.2.2 航行自由政策实施的变化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21 世纪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重心——南海 |
| 4.1 南海成为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实施重心的原因 |
| 4.1.1 中美在“航行自由”认知上的分歧 |
| 4.1.2 美国在南海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 |
| 4.2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在南海实施的手段与特点 |
| 4.2.1 手段：派舰机进入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和巡航侦察 |
| 4.2.2 特点：全方位为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政策造势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5.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航行自由 |
| 5.1.1 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 |
| 5.1.2 国际航行海峡中的过境通行权 |
| 5.1.3 群岛水域内的通过权 |
| 5.1.4 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权 |
| 5.1.5 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权 |
| 5.2 美国是否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激辩——以航行自由为视角 |
| 5.2.1 反对派——美国没有必要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5.2.2 赞成派——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势在必行 |
| 5.2.3 对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预判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
| 6.1 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
| 6.1.1 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6.1.2 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
| 6.1.3 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影响 |
| 6.2 航行自由政策的应对和启示 |
| 6.2.1 航行自由政策的应对 |
| 6.2.2 航行自由政策引发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9）南亚热带独流入海河流水沙变化过程研究 ——以南流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陆海相互作用研究 |
| 1.2.2 大江大河水沙通量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
| 1.2.3 中小河流研究 |
| 1.2.4 入海水沙通量对河口、三角洲的影响 |
| 1.2.5 小结 |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主要水文站点信息 |
| 2.2 主要研究方法 |
| 2.2.1 小波分析 |
| 2.2.2 流量-泥沙比率曲线 |
| 2.2.3 经验正交函数(EOF) |
| 2.2.4 蒙-肯德尔法(Mann-kendall) |
| 2.2.5 ~(210)Pb测年法 |
| 2.2.6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地质与地貌 |
| 3.2 植被与土壤特征 |
| 3.3 气象气候特征 |
| 3.4 水文特征 |
| 3.5 经济社会情况 |
| 第四章 南流江水沙变化特征 |
| 4.1 水沙月变化和季节变化 |
| 4.1.1 年内水沙变化特征 |
| 4.1.2 季节性变化特征 |
| 4.1.3 水沙概率密度分布 |
| 4.2 水沙年变化特征 |
| 4.3 流量-泥沙比率曲线变化 |
| 4.3.1 月流量-泥沙比率曲线 |
| 4.3.2 年际尺度年流量-泥沙比率曲线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自然作用对南流江水沙变化过程的影响 |
| 5.1 流域地貌发育的影响 |
| 5.1.1 地貌演化阶段 |
| 5.1.2 地貌演化动态 |
| 5.2 气温与降雨量 |
| 5.2.1 气温 |
| 5.2.2 降雨量 |
| 5.3 热带气旋 |
| 5.3.1 时空分布特征 |
| 5.3.2 气旋强弱与水沙通量变化的耦合关系 |
| 5.3.3 路径变化与水沙通量变化 |
| 5.3.4 气压、风速变化与水沙通量变化的相关性 |
| 5.3.5 热带气旋对泥沙通量变化的贡献率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人类活动对南流江水沙变化过程的影响 |
| 6.1 水利工程 |
| 6.2 用水量 |
| 6.3 水土流失与土地覆被变化 |
| 6.4 采砂 |
| 6.5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 |
| 第七章 南流江河槽形态变化特征 |
| 7.1 河槽形态变化过程 |
| 7.2 河槽冲淤变化 |
| 7.3 河槽断面形态对水沙变化的响应 |
| 7.4 河槽形态变化模式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水沙变化对河口的影响 |
| 8.1 河口沉积环境对水沙通量变化的响应 |
| 8.1.1 河口沉积速率与水沙通量变化 |
| 8.1.2 河口沉积物粒径与水沙通量变化的关系 |
| 8.2 河口岸线与水沙通量变化的关联分析 |
| 8.2.1 南流江口岸线变化 |
| 8.2.2 南流江入海河道和河口潮滩变化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山区型河流与岛屿型河流水沙变化比较分析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汉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研究现状 |
| 一、传统地名学阶段 |
| 二、现代地名学阶段 |
| 三、国外的地名研究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语料说明 |
| 第一章 地名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
| 第一节 地名 |
| 第二节 地名学 |
| 第三节 地名研究的意义 |
| 一、地名与语言 |
| 二、地名与历史 |
| 三、地名与移民 |
| 四、地名与地理 |
| 五、地名与社会心理 |
| 六、地名与国家主权 |
| 第二章 地名的历时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地名的起源 |
| 第二节 地名的发展演变 |
| 一、地名发展演变的过程 |
| 二、地名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地名的共时区域特征 |
| 第一节 历史类型区 |
| 一、历史地名与现今地名 |
| 二、老地名与新地名 |
| 第二节 地理类型区 |
| 一、自然地理实体地名 |
| 二、人文地理实体地名 |
| 第三节 语言类型区 |
| 一、民族语言地名 |
| 二、汉语方言地名 |
| 三、外语地名 |
| 第四章 地名词的综合性分析 |
| 第一节 地名可构建汉语词汇 |
| 一、植物类 |
| 二、姓氏类 |
| 三、品牌类 |
| 第二节 心理认知视角的地名解读 |
| 一、地名与认知 |
| 二、地名与语言塔布 |
| 第五章 地名词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坂 |
| 一、“坂”与“阪” |
| 二、“坂”与“长坂坡” |
| 三、“坂”与汉语方言 |
| 四、“坂”与少数民族语言 |
| 五、“坂”与域外语言“大阪”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峦 |
| 一、“峦”的基本音义及探源 |
| 二、古楚地域的界定 |
| 三、“峦”的义项分析 |
| 四、“峦”的分布考察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沱 |
| 一、“沱”的基本音义辨查 |
| 二、“沱”的历时分布及词义演变 |
| 三、“沱”的共时分布 |
| 四、滹沱考 |
| 五、小结 |
| 第四节 潭 |
| 一、“潭”地名的历时分布 |
| 二、“潭”的义项分析 |
| 三、“潭”与少数民族语言 |
| 四、小结 |
| 第五节 渊 |
| 一、“渊”的地名分布 |
| 二、“渊”的地名义项 |
| 三、小结 |
| 第六节 坞 |
| 一、“坞”的基本音义辨查 |
| 二、“坞”的义项分析 |
| 三、“坞”的地名分布 |
| 四、地名词“坞”应与古越语相关 |
| 五、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华南海岸和海岛地貌与环境研究的里程碑——评新着《华南海岸和南海诸岛地貌与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 [1]“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D]. 刘爽.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D]. 吴汪世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3]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耿中耀. 吉首大学, 2019(02)
- [4]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D]. 罗文雄.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5]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理解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D]. 孙灿. 南京大学, 2018(02)
- [6]清代广东西路海防地理专题研究[D]. 王亚哲. 暨南大学, 2018(01)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权认识演进研究[D]. 兰波. 山东大学, 2017(03)
- [8]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研究[D]. 潘玉. 吉林大学, 2017(09)
- [9]南亚热带独流入海河流水沙变化过程研究 ——以南流江为例[D]. 黎树式.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汉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D]. 唐磊.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