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复初期(1945-1949年)的台湾社会与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吕正惠[1]（2021）在《曾健民的台湾光复史研究述论》文中研究表明曾健民1992年从日本回中国台湾定居,此后除了行医之外（其专业为牙医）,主要的工作是挖掘台湾日据末期至光复初期的各种史料,以期重建真实的台湾历史。这一段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台独派"的歪曲,其真相已经很难认识了。曾健民从当时的报纸和杂志钩沉出许多完全被遗忘的史料,以年为单位,有系统地编辑成书。已经出版的有1945、1946、1949年三本,基本编辑完成、尚待最后加工的有1947、1948年两本,此外,还编辑、整理了《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曾健民为重写日据末期至光复初期的台湾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说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LEE W00NG[3]（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任慈[4]（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隋欣卉,刘小新[5]（2019）在《光复初期台湾文学史论述的多重话语维度》文中研究指明光复初期是台湾文学史上重要的历史节点。首先,它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与战后台湾文学的连接点;其次,它又是祖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对接的连接点。秉持不同意识形态和历史视野的文学史家对光复初期文学史的论述观点迥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三组矛盾和六个面向:中断论与延续论;再殖民论与去殖民论;省籍矛盾论与阶级冲突论。这种状况的形成,凸显了光复初期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对这段时期文学与思潮的多重阐释与话语交锋。
刘小新,隋欣卉[6]（2018）在《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艺思潮述论》文中认为台湾左翼思潮在光复初期快速复苏并发展壮大,形成左翼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思想主潮和文艺创作主流,通过对中山精神的左翼解读,纪念、重读鲁迅等活动广泛而深刻地参与了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运动,开拓和发展出了文化重建层面上左翼的、民族的、大众的进步方向,在"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运动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余巧英[7]（2018）在《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文中指出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光复初期的文学既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流脉,同时随着外省籍作家的涌入,输入大量祖国文学思潮,两岸作家在这一时期首次实现汇流。对台籍作家而言,他们需要在日据时期文学的废墟上再出发,摆脱“皇民化”文学的束缚,从日文转换成中文写作,同时也要重新寻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外省籍作家而言,需要努力融入台湾社会,将祖国大陆文学的流脉注入台湾文坛,创作更契合台湾本土社会的作品,同时,帮扶台籍作家更快地实现跨语写作也是他们在此一时期的使命。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省内外作家抛却省籍观念,跨越语言障碍,合作创办杂志,希冀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交流,填补因为政治隔断导致的“澎湖沟”；在报纸文学副刊发起文学论争,在论争中的诘问和抗辩,双方得以沟通文学观念,了解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后,互相尊重,进而消弭误会。来自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在参与长官公署提出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政策过程中,通过国语运动和编辑国语教材、读物等方式推进台湾的文化建设,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倡从“方言学习国语”和建立“台湾学术”模范省的目标。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不同的风貌,省内作家克服“跨语”的困难,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发出台籍作家的声音,银铃会诗人们的跨语写作,对台湾新诗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跨域到台湾工作生活的省外作家,努力融入台湾的社会环境,创作契合台湾当地的文学作品。对省内外作家而言,他们都对台湾新文学和文化建设怀着巨大的热情,投注了心力,在论争和文学创作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本论文拟从语言、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实况展开研究,具体而言,研究的面向包括“中国化”政策的具体推行;“从方言学习国语”的倡导和《台北酒家》在方言文学方面的倡导;围绕《桥》副刊产生的文学论争和“衍生”的文学活动;以及省内外作家的创作特色和异同点等角度考察光复初期的文学发展。
张俐璇[8]（2016）在《“民国视野”与台湾文学——以战后初期“民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交锋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初期,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时间,是台湾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少见洋溢"左翼思潮"的时光,同时也是"台湾文学"与"民国文学"初相会的时期。本文带入民国历史文化语境,指出在民国机制下"登台"的左翼文学,是战后首波"横的移植",为台湾注入富于五四与鲁迅经验的"三民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思潮;同时也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争议转嫁来台,因此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论争",实质上正是民国机制的问题另辟台湾战地的讨论。同时,"台湾文学"自身也有对日治时期文学发展的"纵的继承",因而与民国文学呈现出的左翼/异关怀,已有"阶级与省籍""理论与实务"的分化。战后初期台湾文学与民国文学交锋的结果,实是二者各行其道,无论是合纵抑或连横,皆不可得。不过,"民国视野"至少为既有的台湾文学研究带来了三项新的可能:一是重新看待"桥副刊论争"的方法;二是关于省籍的问题,并非"本省/外省"的"人"的问题,而是更大的"台湾/民国"的"机制"碰撞结果;三是关于"中国",因此有"民国/共和国"的区隔,以及深化讨论的可能。
李琳[9]（2016）在《台湾光复后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分析 ——重塑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文中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台湾割让之前,毫无疑义,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中华传统文化是该地区的主体文化。日据近50年殖民统治,日本统治者依靠刺刀和枪炮,强行推行“皇民化”政策同化台湾同胞,中华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践踏,日本文化在台湾随处可见。然而今天,尽管“台独”势力猖獗,但仍能在台湾感受到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味道,人口结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于建筑道路等,都传递出强烈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蕴,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台湾地区、台湾民众仍较大程度上保留和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这得益于台湾同胞代代相传,也得益于光复后台湾当局的文化导向和政策推动。研究认为,二战结束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台湾,一个日本化程度颇高的国土,出于收复的需要,出于促进同一国度同一民族文化,光复初期,台湾当局提出“再中国化”文化政策,陆续推行了许多重塑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能在民众面前理直气壮地大喊反攻,为了建设“反攻复国”基地,“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又成了其冠冕堂皇的手段。主要包括推行国语运动,大力恢复国语在台湾的普及度,接管、整顿、改革教育制度推动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教育内容上融入“中国化”、“民族精神”元素,6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集团更是发起并轰轰烈烈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了许多致力于重建、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台湾经过蒋介石时期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后来蒋经国子承父业的延续实施,中华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继承发扬,重新树立起在台湾的文化主体地位。但也必须看到,因为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目的,该时期文化政策对中华文化的曲解,对“中华民国”意识的强化,使两岸同胞关于“中国人”、“一个中国”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是台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推手之一。
马泰祥[10]（2015）在《文化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湾“语言转换作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日据时代用日语创作并获取巨大成功、而在台湾光复后才尝试转入中文来进行创作并最终形成了不同文学选择的台湾“语言转换作家”——杨逵、吕赫若、龙瑛宗以及张文环等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考察这一代台湾作家群体在不同时空语境下、在迥异文学语言生态系统中的群体性文化心理变迁轨迹,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别探讨从日语到中文的“语言转换经验”对这几位作家光复后不同的文学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尝试分析从“日据时代”到“台湾光复”这一历史巨大变局中,语言转换作家对文学制度层面上展开的“语言转换进程”有怎样的心理观感,产生了怎样迥异的文化选择,支配他们形成文化选择的动态心理以及思想逻辑为何。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与第二章是从宏观方面对“语言转换作家”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中所产生的群体性文化心理进行梳理。要分析他们的群体性文化心理,首先就必须分析“语言转换”的全过程——即“日语”如何成为日据台湾文坛通用语,以及光复后“中文”复归文坛主流用语的历史衍变轨迹。日据时代“日语”成为文坛通用语的过程,恰与“语言转换作家”在日据时代的文学生涯轨迹相契合,导致这一代作家所受到“日语影响”远较其他代际的台湾作家深刻,这种“日语影响”的集中体现,便是这一批作家在日据时代以殖民地朝鲜日语作家张赫宙为目标的“张赫宙情结”的诞生。这种“情结”指的是台湾作家以提高日语文学创作水平为前进方向、以进军日本“中央文坛”为奋斗目标,显示出这—代作家内在整体性的、颇具趋同性的群体性文化心理。而随着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巨大的历史变局连带着使得台湾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空间也得以重塑。作家日据时代所形塑的群体性文化心理,并不会呈现一种凝固不变的状态,在历史变局的巨大外力作用下,它会由常态转为变量,并与其它的文学因素相互结合,致使这种群体文化心理发生分化,雕塑出极具个性的个体文化心理以及文学选择。语言转换作家在光复后的“浦岛太郎心态”,表明了这批作家自日据时代以“日语”为建设背景资源、受“日语影响”而确立文坛前进方向的群体文化心理——“张赫宙情结”开始自“稳态”到“分化”的嬗变动态。在朝向中文、进行“语言转换”这一新的文化模式作用下,这种嬗变中的文化心理与各个作家不同的个体经验相凝合,使得光复后的“语言转换作家”产生了不同语言形态的创作,以及多元的文学选择。论文的第三章、第四章以及第五章,是从微观视角出发的“个案研究”,是对这几位语言转换作家在光复后经历语言转换过程而形成的、三种不同的文学选择类型的总结,以及对生成这些颇具差异性的文学选择的文化心理观照。光复后的语言转换作家在经历了光复初期短暂的“中文习作”阶段之后,其文学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作家不再以“日语创作”为文化建设的唯一通途,甚至尝试挣脱自己身上的“日语影响”而重塑以“中文”为核心的文学言语秩序。中文的“第二语言习得”,大大挑战了这批已近中年的语言转换作家的语言过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心理上此过程的投影对其不同文化选择产生了支配作用——作家出于不同的“语言态度”以及“文学动因”,终于形成了颇为不同的三种语言形态、各具创作特色的文学选择:一种是以张文环为代表的“折返日语”进行创作,在他的创作中体现出了用“日语”重述历史的焦虑以及用“日语创作”促进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自我期许;其二是杨逵、吕赫若为代表的汉语“中介语”状态的文学创作,这种并不能算作圆熟的中文创作形态,植根于作家以左翼行动主义优先的语言文学观念,以及浅显、直白以“俯就”大众的语言大众化思路,在光复后作家的急就章式的汉语“中介语”创作,展示出作家积极参与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的雄心与魄力;第三种形式是以龙瑛宗为代表的沉寂多年另起炉灶、从头学习中文并在语言发育成熟的基础上再进行创作的“流利中文”文学道路。作家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强烈排斥再度使用日语来创作,与此同时龙瑛宗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自我要求,也无法接受粗粝的中文文学语言表现形式,甘愿潜心学习并合理利用日语文化资源提升中文表现能力,他的“流利中文”文学创作背后,展现出一个日据以来的台湾作家对殖民经验的省思、对文化身份的追索以及对民族认同的重塑。
二、光复初期(1945-1949年)的台湾社会与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光复初期(1945-1949年)的台湾社会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1）曾健民的台湾光复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艺思潮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山精神的左翼解读 |
| 二、“鲁迅不死”和“赖和犹在” |
| 三、《桥》副刊的论争与创作 |
| 四、新现实主义与“民众的美术” |
| 五、麦浪歌咏队的人民美学 |
| 六、结语 |
（7）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光复初期的中华文化重建 |
| 第一节 “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的讨论 |
| 第二节 “从方言学国语”和方言文学的倡导 |
| 第三节 许寿裳: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
| 小结 |
| 第二章 “台湾文学”的性质、定位和方向的论议和实践 |
| 第一节 “重建台湾新文学”:《桥》副刊的文学论辩 |
| 第二节 文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谢冰莹引发的论争 |
| 第三节 《桥》副刊“衍生”的文学活动——以林曙光为中心 |
| 小结 |
| 第三章 银铃会作家转换语言的书写 |
| 第一节 《缘草》时期:耽美和感伤的诗风 |
| 第二节 《潮流》时期:”现实的”和“艺术的”创作观 |
| 第三节 银铃会主要诗人作品专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闽浙粤赴台文学青年的写作 |
| 第一节 杨梦周:揭露官僚腐败和贫富对立 |
| 第二节 王思翔和周梦江:创建两岸作家的共同园地 |
| 第三节 黄藻如和张大翼:“白色恐怖”受害者 |
| 第四节 雷石榆与台湾的文缘和亲缘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9）台湾光复后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分析 ——重塑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解释与论文框架 |
| 一、概念解释 |
| 二、论文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中华文化自古是台湾主体文化 |
| 第二节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状况 |
| 一、殖民者对台湾社会的破坏 |
| 二、台湾民众保持中华文化的抗争 |
| 三、光复前台湾地区的文化状况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光复台湾的各项工作 |
| 一、积极推动台湾光复 |
| 二、调研筹划收复台湾 |
| 三、全面开展接收工作 |
| 第二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一)—恢复国语 |
| 第一节 推行原因 |
| 一、台胞国语基础堪忧 |
| 二、当局政治上的需要 |
| 第二节 政策措施 |
| 一、成立推行机构 |
| 二、制定政策纲领 |
| 三、各类培训补习 |
| 四、创办《国语日报》 |
| 五、监督激励措施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政策实绩 |
| 二、缺陷不足 |
| 第三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二)—推广教育 |
| 第一节 光复前台湾教育状况 |
| 一、日据殖民教育政策 |
| 二、筹划接管台湾教育 |
| 第二节 光复后教育方针政策 |
| 一、调整教育内容 |
| 二、扩大教育受众 |
| 三、改革学校体制 |
| 四、补给师资力量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正面成果 |
| 二、负面影响 |
| 第四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第一节 运动原因 |
| 一、社会背景 |
| 二、政治诱因 |
| 第二节 政策措施 |
| 一、指导思想及组织人事 |
| 二、大力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
| 三、规范国民生活与礼仪 |
| 四、国际宣传与侨界宣传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积极效果 |
| 二、消极影响 |
| 第五章 影响文化政策的因素 |
| 第一节 思想理论基础与地区总政策 |
| 一、三民主义理论思想 |
| 二、以“反攻复国”为核心的地区政策 |
| 第二节 国际国内因素 |
| 一、两岸关系形势 |
| 二、与美日的关系 |
| 第三节 领导人素质 |
| 一、蒋介石个人文化理论体系 |
| 二、深谙文化反作用政治道理 |
| 三、个人思想贯穿台湾文化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文化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湾“语言转换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概念述析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张赫宙情结”:语言转换作家群体日据时代的趋同文化心态 |
| 第一节 日据台湾文坛中“日语通用语”的形成及影响 |
| 第二节 “张赫宙情结”:语言转换作家的前进方向和创作窘境 |
| 第三节 “日语影响”的作用机制:作为群体性文化心理的“张赫宙情结” |
| 第二章 “浦岛太郎心态”:语言转换作家群体光复以后的多元文化选择 |
| 第一节 光复以来台湾文化场域“中文”语言秩序的复归 |
| 第二节 “浦岛太郎心态”:语言转换作家的心理体验与情感变迁 |
| 第三节 “日语影响”下的中文转换:作为群体性文化心理的“浦岛太郎心态” |
| 第三章 张文环:折返日文创作背后语言转换的“身心障碍” |
| 第一节 遭际迍邅:从“文坛领袖”到“职场新人” |
| 第二节 语言选择:从“中文”折返“日语” |
| 第三节 文学动机:焦虑感与优越感的并置 |
| 第四章 杨逵、吕赫若:左翼诉求下的中文创作“中介语状态” |
| 第一节 文化影响下“中介语状态”的表现形态 |
| 第二节 心理现实中“中介语状态”的生成机制 |
| 第三节 力不从心:“中介语状态”的持续与晚年文风的转变 |
| 第五章 龙瑛宗:迈向“流利中文”之路的趋向与动力 |
| 第一节 弃日语而用中文:“杜南远”系列创作的跨语赓续 |
| 第二节 语言挑战与自我实现:通向“流利中文”创作之路 |
| 第三节 中国鬼与日本鬼:“流利中文”创作背后的文化认同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台湾“语言转换作家”文学活动略表 |
| 附录二 台湾“语言转换作家”光复后中文创作及译作目录 |
| 附录三 《张文环全集》佚文《台湾的创作问题》 |
四、光复初期(1945-1949年)的台湾社会与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曾健民的台湾光复史研究述论[J]. 吕正惠. 海峡人文学刊, 2021(02)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4]“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光复初期台湾文学史论述的多重话语维度[J]. 隋欣卉,刘小新.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9(02)
- [6]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艺思潮述论[J]. 刘小新,隋欣卉. 东南学术, 2018(05)
- [7]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D]. 余巧英. 厦门大学, 2018(07)
- [8]“民国视野”与台湾文学——以战后初期“民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交锋为例[J]. 张俐璇. 励耘学刊(文学卷), 2016(02)
- [9]台湾光复后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分析 ——重塑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D]. 李琳.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10]文化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湾“语言转换作家”研究[D]. 马泰祥.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