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将进一步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盛新宇[2]（2021）在《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文中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从各个视角探寻优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动力源,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已然成为中国当前及未来一个阶段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而相关研究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既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关键前提,又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与此同时,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的建设也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互联网对价值链分工机制转变、产业融合发展等形成的显着影响正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提供绝佳机会。基于互联网发展视角,积极探究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动力机制,明确互联网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路径,符合探寻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实际需求,也与中国当前对外贸易发展态势相契合。而从行业视角出发,互联网发展对行业所赋予的优势及其在互联网发挥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影响也同样值得重点关注。本文在此背景下,基于网络经济理论、贸易成本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等,从双边及行业视角出发,探究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所形成的影响,并进一步观察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在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所形成的关键作用,以期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现有互联网对国际贸易分工影响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寻优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新动能。本文的研究共包含七章内容。第1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本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与评价以及本文研究的框架、方法、创新性与不足等。第2章为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重点梳理了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几个关键变量的经济学内涵,总结介绍了研究工作展开所依据的基础理论内容,同时就互联网对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开展机制分析。第3章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及分析,首先对核心变量的评价方法进行介绍,并基于可获得样本数据,对中国与主要伙伴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以及世界样本范围内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开展测算与比较分析。第4章至第6章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部分,本文结合对已有研究工作的总结以及理论机制的分析结论,构建计量模型,分别从增加值出口贸易、双边价值链关联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三个视角出发,就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影响开展分析,同时探究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开展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工作,并就互联网影响形成的作用机制及其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影响展开拓展分析。第7章为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基于前期各章节的分析工作,就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影响进行总结,并基于全文结论,为中国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构筑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新动能总结相关政策启示。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最终得出的主要结论可总结如下:（1）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增长,也有利于中国强化与伙伴国的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并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伙伴国市场中的分工地位,发展互联网确实能够显着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2）在互联网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过程中,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同样发挥着显着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互联网促进作用的发挥,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也越优;（3）由于制造行业内部差异化程度差别的存在,互联网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性,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差距的影响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4）互联网的发展主要通过贸易成本削减机制来实现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以及双边价值链关联的促进作用,而针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互联网发展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中间价值出口优势来实现的;（5）发展互联网还能缓解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过程中所面临的先动优势竞争压力,并能降低中国在伙伴国市场中面临的制造业价值链梯度关联压力,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后发优势的提升,为进一步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构筑持续而强劲的驱动力。本文的研究从互联网发展视角切入,形成了专门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系统研究成果,在选题视角方面存在一定的创新性;同时,本文着眼于中国问题,旨在形成针对中国问题的专项研究成果,研究工作有助于为探寻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新动能提供新视角;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本文将熵值赋权法引入互联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工作中,测评工作更具客观性,与此同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一步构建了衡量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的新指标,密集度指标的测算与评价便捷可行,有助于本文明确各制造行业对互联网赋予优势的依赖程度,而研究证实行业网络密集度的关键影响也进一步丰富了互联网贸易促进效应的理论研究内容。
王鹏飞[3]（2021）在《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文中提出洗涤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洗涤技术是人类保持健康、维持生存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展示精神风貌的重要方式。人类洗涤的历史与文明史一样悠久绵长,从4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到我国的先秦,无不昭示着洗涤与洗涤技术的古老。但现代意义上的洗涤及其技术,是以表面活性剂的开发利用为标志的,在西方出现于19世纪末,在我国则更是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前身可追溯至1930年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所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是我国日化工业特别是洗涤工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专业技术研究机构,是新中国洗涤技术研发的核心和龙头。以之为研究对象和视角,有助于系统梳理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全貌。迄今国内外关于我国洗涤技术发展的研究,仅局限于相关成果的介绍或者是某一时段前沿的综述,且多为专业人员编写,相对缺乏科学社会学如动因、特征与影响等科技与社会的互动讨论;同时,关于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系统学术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基于丰富一手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院史档案,本文从该院70年洗涤技术研发的发掘、梳理中透视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的历程、动因、特征、影响及其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在对档案资料进行初步分类、整理时,笔者提炼出一些问题,如:为何我国50年代末才决定发展此项无任何研发究经验的工业生产技术?在薄弱的基础上技术是如何起步的?各项具体的技术研发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究竟哪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带动了整体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在技术与社会交互上,哪些因素对技术发展路径产生深刻影响?洗涤技术研发的模式和机制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技术的发展又如何重塑了人们的洗涤、生活习惯?研究主体上,作为核心研究机构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在我国洗涤技术发展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其体制的不断变化对技术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曲折发展史对我国今天日用化工的研发与应用走向大国和强国有哪些深刻的启示?……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国内外洗涤技术的发展为大背景,分别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其它离子型（非离子、阳离子、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助剂及产品、合成脂肪酸等四大洗涤生产技术入手,以关键生产工艺的突破和关键产品研发为主线,重点分析各项技术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和突破过程,以及具体技术研发之间的逻辑关系,阐明究竟是哪些关键工艺开发引起了工业生产和产品使用的巨大变化;同时,注重对相关技术的研发缘由、研究背景和社会影响等进行具体探讨,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技术的发展。经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到若干重要发现,譬如表面活性剂和合成洗涤剂技术是当时社会急切需求的产物,因此开发呈现出研究、运用、生产“倒置”的情形,即在初步完成技术开发后就立刻组织生产,再回头对技术进行规范化和深化研究;又如,改革开放后市场对多元洗涤产品的需求是洗涤技术由单一向多元转型的重要动因。以上两个典型,生动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因素对技术研发的内在导向。经过“分进合击”式的案例具体研究,本文从历史特征、发展动因和研发机制三个方面对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洗涤技术整体上经历了初创期、过渡期、全面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四个阶段,而这正契合了我国技术研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精到新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以技术与社会的视角分析洗涤技术的发展动因,反映出社会需求、政策导向、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环保要素在不同时代、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共塑了技术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伴随洗涤领域中市场在研究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洗涤技术的研发机制逐渐由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度和转化。本文仍有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全面拓展,如全球视野中我国洗涤技术的地位以及中外洗涤技术发展的比较、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核心力量的潜力发挥等。
蔡琬琳[4]（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吴筱菲[5]（2021）在《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中国股票市场宽度和厚度的增加,两者关联性愈益趋强,其动态溢出效应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在资本流动、信息高频传导下,一个市场价格变动及其幅度迅速扩散到另一市场,两者间溢出效应呈异质性、阶段性、联动性、滞后性等复杂性特征。与2008年次贷危机不同,2018年中美贸易战等政治经济关系变化,不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巨大冲击,而且也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资产价值和股票市场的走势。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趋强的态势下,需要具体研究溢出效应的特征和结构突变位置,分析哪些国内外影响因素会导致结构突变和特征变化,从而进一步警惕和规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结构突变是指在未知时间点的突然的、重大的变化,其在各种学科中具有普遍性,虽然发生的概率不高,但造成的一系列后续影响辐射面广而深。金融危机、贸易战、英国脱欧、疫情爆发等都是此类事件的典型代表,金融领域中的“黑天鹅”、“灰犀牛”等不容忽视的大事件往往造成时间序列数据内部的结构突变,而不仅仅是断层和跳跃极值。本文基于结构突变,从三方面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首先,分析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时变走势中是否含有结构突变,通过搜寻条件相关系数得到结构突变位置,分析由哪些重大经济事件造成影响。由数据本身内生性进行结构突变分段,避免人为分段的主观性和金融时间序列的“伪回归”。通过分析突变前、突变中、突变后的一系列动态溢出过程,可以更加有效地得知宏观或者微观因素会影响汇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结构突变。其次,分析信息溢出效应即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两个层面结合,综合反映金融市场收益和风险的不同含义。基于方差分解的信息溢出指数,系统性度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两种不同的溢出的方向、强度以及记忆性等特征。最后,本文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主要影响因素,深化认知负面溢出效应蕴含交叉叠加感染的风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特别地,结构突变有可能使得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溢出方和接收方角色发生转变。在我国面临突发性危机和金融尾部风险时,期望有益于监管部门能够应对市场结构变化的突发事件,避免诱发系统性风险。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一、分析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结构突变因素。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规律归纳动态溢出效应的特征,进一步揭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形成机理。人民币与股市两者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流量导向模型、存量导向模型和戈登模型等,在此基础上得到四条主要传导渠道,具体为:国际贸易进出口企业（中美贸易战）、国际资本流动（境外资金净流入）、心理预期（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深）和货币供应量（外汇占款减少）。括号内为中国新常态下会对两者之间溢出效应造成结构突变因素,通过分析得出,在当前错综复杂国内外背景下两者间溢出效应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其中,股票市场跨境资金的流入流出与外汇市场呈现具有前后不同时滞效应的互相引导关系。另外,人民币汇率对于投资者心理预期的正面积极效应大于负面消极情绪和心态,主要是通过渗入宏观经济层面改善整体景气程度预判。第三章从四条传导路径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进行现状分析,为构建人民币汇率和股票市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和现实的准备。二、构建时变t-Copula与Bai-Perron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均值溢出效应。选取GJR（1,1）的偏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对数收益率进行拟合得到边缘参数估计,拟合的残差通过KS检验后,构造时变t-Copula模型得到两者之间的条件相关系数,其动态参数α和β均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着。Copula模型能够将金融时间序列不同形态分布的尾部联合在一起,突破了传统聚集性、非对称性造成的限制等。设定最大个数m=5,ε=0.05的步长进行均值结构突变点搜索,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得到两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的位置均发生在2018年6月20日,净均值变化大于0.2;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新增一个点,位置在2018年5月15日。分析三个结构突变点的位置得出,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结构突变主要影响因素,且其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双方面均较大影响,产生双重叠加溢出效应。三、构建DCC-GARCH与修正的ICSS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波动溢出效应。选取DCC-GARCH（1,1）的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波动率进行拟合得到两者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满足α+β小于1的假设条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着。其中沪深300股指与恒生指数的DCCα+β最接近1,易受到历史波动和市场变动情况的影响,且具有持续性。将四个指数两两一组形成六组数据进行方差结构突变检验,通过修正的ICSS算法克服了方差是稳定的假设条件,并且避免了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厚尾”和波动的聚集性导致的样本扭曲。实证结果表明离岸人民币与沪深300指数的动态相关系数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将样本时间段分为三个子区间;分别是2014.05.05-2015.03.25、2015.03.26-2015.09.11、2015.9.14-2019.12.31。2015年3月到9月,标准差从0.2712上升到0.3851,变化幅度为0.1139。汇改机制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波动率结构突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市场化的改革机制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数值差额。四、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静动态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信息溢出效应。构建VAR（4）阶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设定200个滚动窗口度量动态收益率和波动率的信息溢出值,从总体信息溢出值、单一市场净溢出、成对净溢出等方面完善溢出效应的动态方向性及持续性,通过溢出方（TO）和接受方（FROM）的差值计算得到动态净溢出的特征。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将设置VAR为2-6阶,预测期设定在5-10天的范围内。实证结果表明,在大小强度上,细分各个市场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与波动率溢出存在相反走势的情况,即两者之间收益率相关性不高,不代表两者之间的风险交织感染传递的概率低。在方向持续性上,波动率的溢出效应均为双向交替,即风险的传染者和承受方。需要系统地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探求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信息溢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运用均值与方差两种内生结构检验与动态模型相结合来捕捉结构异动。鉴于现有的动态模型思路为得到条件相关系数进行动态溢出效应分析,并未深究条件相关系数的结构性问题。在结构突变点的判别及样本分段上,大多数文章采用主观进行子样本或者区间分段构建模型,避免平稳性问题。收益率层面选择均值结构突变检验,波动率层面选择方差结构突变检验,使得结构突变检验对应的研究对象符合经济学含义。本文根据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序列特征构建动态实证模型和两种结构突变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数据内部产生的过程进行结构突变点的搜寻。此外,Bai-Perron突变检验将默认的ε=0.15调整为0.05,提高结构突变点寻找过程的精度,将修正的ICSS算法进行调整,提高运算速度。二、运用时变参数及滚动窗口两种方法来刻画非线性动态关系,提高研究度量的精准度。由于非线性模型的假设条件等限制较多,较少涉及到动态方程和滚动窗口两种方式。在实证模型的选择上,选取时变t-Copula和DCC-GARCH来研究收益率与波动率。Engle提出的条件相关系数可以研究多维变量模型,将常相关系数的假设条件用动态方程替换,可以用来估计大规模的相关系数矩阵,研究不同市场的市场信息时具有良好的计算优势。滚动窗口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指定一个单位长度的窗口,通过不断滚动测量时间序列的统计量达到时变动态。类似于,在量尺上固定窗口大小的滑块,不断滚动得到每个单位的数据和观测值。两种方法均为目前金融领域主流的时变性研究方法,使得本文的动态溢出效应更为全面。三、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对比分析四个指数在两个不同经济含义层面。目前大部分文章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未考虑收益率与波动率两个层面,并且仅能够两两一组进行研究,研究仅仅停留在相关系数层面,未能体现出溢出的方向性等特征。采用静态和动态的方法同时研究四个指数作为一个整体,其中不但包含了总体的溢出程度,还能针对一个指数,分析其他三个指数对其的信息溢入和溢出效应,比较研究分析收益率和波动率。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增加了动态方向性转变,反映溢出方和接受方的方向性主导关系,体现出其方向结构性交替转换与重大事件金融事件之间的联系。
赵佳颖[6]（2020）在《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s）飞速发展。国际分工模式已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以工序为基础的产品内价值链分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中间品的多次跨国交易成为GVCs分工贸易的典型特征。GVCs下贸易利益归属的交叉改变了传统分工模式下对贸易利益的判断和评价,国家间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变得更为复杂。中美两国在GVCs中的分工与贸易格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典型代表。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增长,中美之间的价值链关联度与经贸依存度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在“逆全球化”和贸易政治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备受关注。一方面,美国政府将贸易不平衡视为美国经济的焦点问题,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中国不公平贸易所致,以逆差水平判定双边贸易利益得失,且认为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离岸外包是贸易逆差和失业加剧的诱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沿GVCs升级的逐步推进,美国对单位贸易利益表现出更大的关注,通过启动“301调查”,以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特别关税。在此背景下,科学测度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影响两国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因素与作用机制,对于正确理解中美两国贸易利益关系,促进两国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1995-2011年全行业、农业、矿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中美整体贸易利益分配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态势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全行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整体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自2005年起逐渐减弱。在单位利益分配中,1995-2011年美国在全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种相对优势地位在2001-2005年不断增强、2006-2008年出现削弱,中美单位贸易分配趋向平衡发展。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变动的现实呈现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中美GVCs分工与贸易的深化,中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差距为何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中国的相对贸易利益如何从下降转向提升?为了探究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现实变动背后的理论规律,在理论研究中将垂直型工序分工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的国内贸易收入分配效应扩展到国家间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并在2×2×2模型中对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无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下,有效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不再成立;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下,有效要素价格均等化成立。中美技术差异变动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中美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且二者联动影响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变动之间会通过中介与调节效应对贸易利益分配产生或同向或逆向的强化或削弱作用。由此导致在不同条件下,中美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与无技术溢出相比,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更加趋于平衡。中美技术差距变动及其通过生产率效应对中美要素价格和相对要素价格差距带来的影响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平衡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增加值统计与要素分解技术对1995-2009年14个制造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包括中美要素投入比率、中美相对要素密集度、中美要素价格比率与中美相对要素价格比率,为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继而选择最具GVCs垂直型工序分工特点的电子与光学产业为典型代表,对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及其对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995-2011年电子与光学产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一直低于“1”,2001-2005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越发偏离“1”的平衡状态,至2005年触及该段时期历史最低水平。2006-2009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不断提高,2009年达到入世后的历史新高。电子与光学产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关键在于中国要素禀赋的优化与中美要素密集度差异的缩小。缩小中美技术差异,充分发挥生产率效应对要素价格的提升作用对提高中国相对贸易利益至关重要。实证研究中,首先对中美制造业垂直型工序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条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美各类劳动工资比率随着中美各类相对劳动密集度的上升而下降;中美资本价格比率随着中美相对资本密集度的上升而提高。中美各类劳动相对工资比率随着中美各类劳动投入比率的提高而上升,随着中美各类相对劳动密集度的提高而下降。中美要素价格差异的生产率效应中,中美资本价格比率随着中美资本投入比率的下降而稳健提高,但中美各类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是否能够显着地缩小中美工资差距没有得到确定结论。中美劳动投入比率对中美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中美高、中、低技能工资差异的价格效应、中美中技能工资差异的生产率效应、中美高、中技能劳动相对工资差异的价格效应和中美中技能劳动相对工资差异的生产率效应均存在显着的单门槛特征。价格效应的门槛特征要大于生产率效应的门槛特征。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对中美技术与要素价格差距在联动中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中介效应实证模型检验发现,中美相对技术差异更大程度的通过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产生间接影响,而中美技术差异则更大程度的直接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产生影响。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实证模型均证实技术与要素价格的相对与绝对差异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体现出显着的调节效应。异质劳动模型比单一劳动模型的实证结论更加明确地反映出不同技能劳动的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异质作用。缩小中美高、低技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差距,培育高、低技能劳动绝对优势,充分发挥中技能劳动比较优势,增加资本相对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度,缩小中美资本价格差距,培育资本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相对贸易利益提升和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控制变量的影响中,中美相对市场规模增加会带来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增加;中美相对市场结构增加会导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降低。中美不同方面的相对行业制度质量对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出异质特征。最后,基于测度、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中国相对贸易利益、促进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的政策启示,包括:加强自主创新、缩小中美技术差距,充分发挥生产率效应的要素价格提升作用;利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形成提高生产要素贸易获利的良性循环;发挥中国市场规模优势,促进市场结构与禀赋结构的互动升级;中美在GVCs下的经贸合作具有互赢效应。
周晓雪[7]（2020）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产业,也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低碳农业经济,关键在于促进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全面提升。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贸政策变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日趋凸显。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部分发达国家不断涌现,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治理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显着改变。在此背景下,探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政策模拟。（1）为揭示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变化特征,论文采用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并将农业碳排放绩效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从时序动态变化和区域差异两个方面探究农业碳排放绩效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整体改善速度呈下降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区域差异明显。全国总体及区域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广义的技术进步,部分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恶化。（2）为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影响,本文构建了贸易环境变化、技术进步与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农业碳排放绩效受到贸易环境变化、农户生产规模和减排技术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使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与农业碳排放绩效在长期和短期都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维持农业碳排放绩效的长期均衡,短期内,农产品出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负向抑制作用,农产品进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正向促进作用。（3）为进一步探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构建门槛模型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的单门槛效应,各区域不同的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是导致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各区域的适度规制及投入有助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发挥正向作用。（4）鉴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问题日渐复杂,为探究贸易政策改变对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动态GTAP-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采用降维技术探究了农产品贸易对各省（市、区）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的影响,预期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农业互征25%关税的情景下,2020—2030年中美两国累计GDP相比基准情景分别下降0.023%和0.001%,累计农业出口分别下降0.096%和0.331%,中美累计碳排放分别下降0.010%和0.02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压力较大,大西南、黄河中游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较高的提升潜力,长江中游、大西北、东北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比较稳定。农业碳排放绩效提升是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且具有区域差异,中美贸易冲突会对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各区域通过适度规制、差异化投入以及改进农业低碳生产技术来提高农业碳排放绩效,实现农业绿色经济增长。
金丹依[8]（2020）在《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及其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特朗普上台后,明确提出美国将奉行“能源统治”战略,并在能源政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激烈的改革,勾勒了一幅以“能源新现实主义”为核心的美国能源发展路线图。本质上,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以特朗普能源新政为政策表现,大力开发并积极出口国内具有价格优势的油气资源,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消费的低碳化,从而实现美国减少对他国能源的依赖,进而打造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战略优势。具体来说,在能源战略设计层面,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遵循的是在霸权体系下维护霸权结构性利益与霸权制度性利益的内在逻辑;在能源战略实施层面,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将欧盟国家、俄罗斯、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等国作为其在国际能源版图上的主要发力点与国际路径。因此,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奉行的是以实用主义为最高宗旨的能源发展路线,这是对奥巴马政府奉行以国际合作为核心的“能源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替代,也是对小布什政府以奉行能源自主为核心的“能源现实主义”的转型升级。鉴于美国在全球能源版图中至关重要的地位,美国能源政策转向“能源新现实主义”势必将对国际能源体系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既有的国际能源供需格局、国际能源结构版图、国际能源价格机制、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与国际能源转型治理等都将面临变革的压力。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奉行“能源新现实主义”也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中美能源关系中的供需格局、贸易版图、定价机制、地缘政治、气候治理也将随之而发生变动。作为对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回应,中国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国际能源体系变局和中美能源关系调整予以警惕,并做好战略预判与政策预案。具体而言,中国要立足国内能源增储,积极拓宽能源进口渠道;要调整从美能源进口,深化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破单一美元计价机制;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勇担气候治理大国责任。
陈欢欢[9]（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提出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张东冬[10]（2020）在《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文中提出自21世纪以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缘政治区域,世界各主要大国纷纷将印太地区视为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选项。美国与印度是印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印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及印太战略的出台,美国更加重视印度及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同时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和印度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印两国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这一地区的切身利益和海上安全。在印太地区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深入研究美国与印度在这一地区的海上合作是一个学术前沿且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问题。本文以美国印太战略及美印战略互动为根本框架,通过追踪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演进,探寻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现实根源,重点分析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实质和影响,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伴随中印迅速崛起所引发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演变汇合为新的地理复合空间,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作为地缘政治中逐渐流行起来的新概念,印太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所在地区国家的决策者、分析人士和学者所使用,并日益被一些国家转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印太概念及战略应用凸显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重要性,而印太地区大国海上战略冲突、领土和海洋争端、海盗武装劫持、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等一系列海上安全的挑战,使得这一地区的海上安全尤其成为域内诸多国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存在力量,同时也是印太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主要大国,则被美国视为实施印太战略不可忽视力量。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加强了美印两国的战略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两国海上安全合作进一步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重点涵盖美印两国的海上防务合作、海军交流合作、海洋安全秩序合作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诸多领域,美印两国在这些领域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强劲的动力,这些动力既有美国海上战略利益需要、美印海上力量权力结构互补及中国等第三方因素影响推动等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又有印度对美国海上合作的积极回应、美印海上战略层面相互依存需要及美国与印度在多边机制框架内的战略合作等美印双边以及多边互动的助推,还包括美国和印度共同享有海上国家的身份、印太海上战略互动以及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等共同战略文化的助推。美国与印度在海上安全合作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阻碍双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潜在因素,美国和印度各自国内政治体系,美印两国战略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层面的影响,都可能以消极的方式制约着美印两国海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未来前景。印太战略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崛起的关键步骤,特别是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提升,势必将对中国海洋周边环境及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在稳步发展与美印两国的正常关系、利用美印矛盾充分发挥制衡作用、全面扩展提升国家海上影响能力、积极推动印太多边海上合作治理及妥善处理固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等方面下功夫,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的负面效应降至最小化。此外,中美印在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存在彼此海上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中国还应充分考虑中美印在海上安全领域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积极推动三国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在印太地区开展三边海上安全合作。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战略地位提升及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实施的背景下,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互动不断增强,尤其表现在印太海上安全领域。第二,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质性成果。第三,印太战略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内外联动的推力,这些动力助推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顺利发展。第四,尽管印太战略下美印两国海上安全合作呈现出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但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进程。第五,中国为美国与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海上安全合作最直接的动力,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深刻影响中国的印太海上安全,中国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维护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利益。
二、美国将进一步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将进一步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互联网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 |
| 1.2.2 互联网发展对国际贸易分工的影响研究 |
| 1.2.3 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 |
| 1.2.4 行业网络密集度的影响及互联网异质性作用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关键变量的经济学内涵界定 |
| 2.1.1 互联网发展的内涵演进与界定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内涵界定 |
| 2.1.3 行业网络密集度及其与互联网发展水平差距的内涵界定 |
| 2.2 互联网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互联网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2 国际贸易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3 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 互联网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机制 |
| 2.3.1 互联网发展与国际贸易增长 |
| 2.3.2 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2.3.3 出口增加值与价值链分工地位 |
| 2.3.4 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互联网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 |
| 3.1 互联网发展水平及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方法介绍 |
| 3.1.1 互联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及衡量方法 |
| 3.1.2 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指标及衡量方法 |
| 3.1.3 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衡量方法 |
| 3.1.4 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
| 3.2 中国与伙伴国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衡量及比较 |
| 3.2.1 主要样本国家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及比较 |
| 3.2.2 中国与代表性发达经济体互联网发展水平比较 |
| 3.2.3 中国与代表性新兴经济体互联网发展水平比较 |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及各市场情况比较 |
| 3.3.1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增加值出口贸易现状 |
| 3.3.2 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制造业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衡量及比较 |
| 3.3.3 中国制造业在伙伴国市场中的价值链分工地位衡量及比较 |
| 3.4 世界样本范围内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衡量及比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 |
| 4.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2 基准回归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3.1 考虑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4.3.2 差异化样本下的实证结果比较与稳健性检验 |
| 4.3.3 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 4.4 异质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互联网发展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5.2 基于先动优势视角的再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关联 |
| 5.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 基准回归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考虑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5.3.2 差异化样本下的实证结果比较与稳健性检验 |
| 5.3.3 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互联网发展的作用机制检验 |
| 5.5.2 基于梯度关联视角的再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 |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2 基准回归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考虑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6.3.2 差异化样本下的实证结果比较与稳健性检验 |
| 6.3.3 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5 作用机制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0.4 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 第一章 中外洗涤技术发展概述 |
| 1.1 洗涤技术的相关概念 |
| 1.1.1 洗涤、洗涤技术及洗涤剂 |
| 1.1.2 表面活性剂界定、分类及去污原理 |
| 1.1.3 助剂、添加剂、填充剂及其主要作用 |
| 1.1.4 合成脂肪酸及其特殊效用 |
| 1.2 国外洗涤技术的发展概述 |
| 1.2.1 从偶然发现到商品——肥皂生产技术的萌芽与发展 |
| 1.2.2 科学技术的驱动——肥皂工业化生产及其去污原理 |
| 1.2.3 弥补肥皂功能的缺陷——合成洗涤剂的出现与发展 |
| 1.2.4 新影响因素——洗涤技术的转型 |
| 1.2.5 绿色化、多元化和功能化——洗涤技术发展新趋势 |
| 1.3 中国洗涤技术发展概述 |
| 1.3.1 取自天然,施以人工——我国古代洗涤用品及技术 |
| 1.3.2 被动引进,艰难转型——民国时期肥皂工业及技术 |
| 1.3.3 跟跑、并跑到领跑——新中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历程 |
| 1.4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发展沿革 |
| 1.4.1 民国时期的中央工业试验所 |
| 1.4.2 建国初期组织机构调整 |
| 1.4.3 轻工业部日用化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筹建 |
| 1.4.4 轻工业部日用化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壮大 |
| 1.4.5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转制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发展 |
| 2.1 我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开端(1957-1959) |
| 2.2.1 早期技术研究与第一批合成洗涤剂产品的面世 |
| 2.2.2 早期技术发展特征分析 |
| 2.2 以烷基苯磺酸钠为主体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1960-1984) |
| 2.2.1 生产工艺的连续化研究及石油生产原料的拓展 |
| 2.2.2 烷基苯新生产工艺的初步探索 |
| 2.2.3 长链烷烃脱氢制烷基苯的技术突破及其它生产工艺的改进 |
| 2.2.4 技术发展特征及研究机制分析 |
| 2.3 新型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与研究(1985-1999) |
| 2.3.1 磺化技术的进步与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盐、α-烯基磺酸盐的开发 |
| 2.3.2 醇(酚)醚衍生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 2.3.3 脂肪酸甲酯磺酸盐的研究 |
| 2.3.4 烷基苯磺酸钠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
| 2.3.5 技术转型的方式及动力分析 |
| 2.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的全面产业化及升级发展(2000 年后) |
| 2.4.1 三氧化硫磺化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
| 2.4.2 主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的产业化 |
| 2.4.3 油脂基绿色化、功能性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 2.4.4 新世纪技术发展特征及趋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发展 |
| 3.1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技术的初步发展(1958-1980) |
| 3.2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技术的迅速崛起(1981-2000) |
| 3.2.1 生产原料的研究 |
| 3.2.2 咪唑啉型两性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 3.2.3 叔胺的制备技术的突破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开发 |
| 3.2.4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技术更新及新品种的开发 |
| 3.2.5 技术发展特征及动力分析 |
| 3.3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绿色化品种的开发(2000 年后) |
| 3.3.1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开发及乙氧基化技术的利用 |
| 3.3.2 糖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 3.3.3 季铵盐型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进一步发展 |
| 3.3.4 技术新发展趋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助剂及产品生产技术的发展 |
| 4.1 从三聚磷酸钠至4A沸石——助剂生产技术的开发与运用 |
| 4.1.1 三聚磷酸钠的技术开发与运用(1965-2000) |
| 4.1.2 4 A沸石的技术开发与运用(1980 年后) |
| 4.1.3 我国助剂转型发展过程及社会因素分析 |
| 4.2 从洗衣粉至多类型产品——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开发 |
| 4.2.1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初步开发(1957-1980) |
| 4.2.2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1981-2000) |
| 4.2.3 新世纪洗涤产品生产技术发展趋势(2000 年后) |
| 4.2.4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发展动力与影响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发展 |
| 5.1 合成脂肪酸的生产原理及技术发展 |
| 5.1.1 合成脂肪酸的生产原理 |
| 5.1.2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发展历史 |
| 5.1.3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研发路线的选择性分析 |
| 5.2 我国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初创(1954-1961) |
| 5.2.1 技术初步试探与生产工艺突破 |
| 5.2.2 工业生产的初步实现 |
| 5.3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1962-1980) |
| 5.3.1 为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开展的技术研究 |
| 5.3.2 为提升生产综合效益开展的技术研究 |
| 5.4 合成脂肪酸生产的困境与衰落(1981-90 年代初期) |
| 5.5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历史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洗涤技术历史特征、发展动因、研发机制考察 |
| 6.1 我国洗涤技术的整体发展历程及特征 |
| 6.1.1 洗涤技术内史视野下“发展”的涵义与逻辑 |
| 6.1.2 我国洗涤技术的历史演进 |
| 6.1.3 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特征 |
| 6.2 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动因 |
| 6.2.1 社会需求是技术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
| 6.2.2 政策导向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 |
| 6.2.3 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是驱动的双轮 |
| 6.2.4 环保要求是技术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 |
| 6.3 我国洗涤技术研发机制的变迁 |
| 6.3.1 国家主导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 6.3.2 国家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化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 6.3.3 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主要创新点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结构突变相关文献综述 |
| 1.3.2 溢出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理论研究 |
| 2.1 结构突变理论 |
| 2.1.1 结构突变的分类 |
| 2.1.2 结构突变参数估计方法 |
| 2.1.3 结构突变检测方法 |
| 2.2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经典理论 |
| 2.2.1 流量导向模型 |
| 2.2.2 存量导向模型理论 |
| 2.2.3 戈登模型 |
| 2.3 溢出效应的特征及形成机理 |
| 2.3.1 溢出效应的含义 |
| 2.3.2 溢出效应的特征 |
| 2.3.3 溢出效应的形成机理 |
| 2.4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4.1 以国际贸易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2 以国际资本流动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3 以心理预期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4 以货币供应量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现状分析 |
| 3.1 人民币汇率的现状分析 |
| 3.1.1 人民币汇率国际化发展 |
| 3.1.2 人民币汇率监管政策 |
| 3.1.3 人民币汇率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2 股票市场的现状分析 |
| 3.2.1 股票市场市场化发展 |
| 3.2.2 股票市场监管措施 |
| 3.2.3 股票市场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3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3.1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 |
| 3.3.2 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 |
| 3.3.3 心理预期影响因素 |
| 3.3.4 货币供应量影响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均值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4.1 均值溢出模型与方法 |
| 4.1.1 时变t-Copula模型 |
| 4.1.2 Bai-Perron均值结构突变检验 |
| 4.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4.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 4.2.2 描述性统计 |
| 4.3 边缘参数估计 |
| 4.4 t-Copula动态均值溢出效应 |
| 4.5 Bai-Perron均值溢出结构突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方差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5.1 波动溢出的模型与方法 |
| 5.1.1 DCC-GARCH模型 |
| 5.1.2 修正的ICSS算法 |
| 5.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5.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 5.2.2 描述性统计 |
| 5.3 DCC-GARCH动态波动溢出效应 |
| 5.4 修正ICSS算法波动溢出结构突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溢出指数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6.1 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及样本选取 |
| 6.1.1 静态溢出指数表 |
| 6.1.2 动态溢出指数模型 |
| 6.1.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2 静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6.2.1 静态收益率信息溢出效应 |
| 6.2.2 静态波动率信息溢出效应 |
| 6.3 动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6.3.1 总信息溢出效应 |
| 6.3.2 单个市场净信息溢出效应 |
| 6.3.3 成对净信息溢出效应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 |
（6）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 |
| 2.1.1 传统商品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关研究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关研究 |
| 2.2 贸易利益分配量化研究 |
| 2.2.1 量化贸易模型框架下的相关研究 |
| 2.2.2 贸易统计体系框架下的相关研究 |
| 2.3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测度的相关研究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简评 |
| 第3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测度分析 |
| 3.1 GVCs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 |
| 3.2 贸易利益分配测度指标的构建与选择 |
| 3.3 基于GVCs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 3.3.1 中美整体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 3.3.2 中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 3.3.3 中美整体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与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
| 4.1 基于工序分工模式的贸易利益分配机制逻辑分析框架 |
| 4.1.1 贸易理论到贸易统计的逻辑 |
| 4.1.2 贸易统计到贸易理论的逻辑 |
| 4.2 垂直型工序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2.1 商品贸易均衡与分配效应 |
| 4.2.2 工序贸易均衡与分配效应 |
| 4.3 垂直型工序分工模式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2×2×2模型分析 |
| 4.3.1 无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 |
| 4.3.2 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测度分析 |
| 5.1 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理论分解 |
| 5.2 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1 要素收入测算 |
| 5.2.2 要素需求与要素价格测算 |
| 5.2.3 贸易条件测算 |
| 5.3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影响因素的测度分析—以电子光学产业为例 |
| 5.3.1 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变动趋势及其与贸易条件的比较 |
| 5.3.2 中美绝对与相对技术差距的变动趋势 |
| 5.3.3 中美绝对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趋势 |
| 5.3.4 技术与要素价格差距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条件的实证研究 |
| 6.1 中美垂直型工序贸易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1 中美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2 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2 中美垂直型工序贸易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 6.2.1 中美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 6.2.2 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7.1 相对技术与相对工资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 7.1.2 单一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1.3 异质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1.4 内生性问题分析 |
| 7.2 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 7.2.2 单一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2.3 异质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2.4 内生性问题分析 |
| 7.2.5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测度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1 农产品贸易开放 |
| 2.1.2 农业碳排放 |
| 2.1.3 农业碳排放绩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低碳农业理论 |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2.2.3 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与假说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影响因素 |
| 2.3.2 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
| 2.3.3 文献述评 |
| 2.4 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 |
| 2.4.1 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效应 |
| 2.4.2 贸易开放的基础设施效应 |
| 2.4.3 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1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 3.1.1 农业碳排放的测算 |
| 3.1.2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 3.2 中国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2.1 中国四大板块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2.2 中国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3 中国省(市、区)农业碳排放绩效时空异质性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总体时序分析 |
| 4.1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与问题分析 |
| 4.2.1 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进程及现状分析 |
| 4.2.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4.2.3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发展历程 |
| 4.3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
| 4.3.1 单位根检验 |
| 4.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3.3 协整分析 |
| 4.3.4 脉冲响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 5.2 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2.1 四大板块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2.2 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5.3 门槛效应检验 |
| 5.3.1 门槛模型构建 |
| 5.3.2 门槛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3 四大板块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 5.3.4 八大经济区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 6.1 农产品宏观经济贸易模型建模 |
| 6.1.1 动态全球贸易能源-环境分析模型 |
| 6.1.2 全球贸易的区域影响降维方法 |
| 6.1.3 农产品出口贸易碳排放测算方法 |
| 6.1.4 GTAP-E数据库集成 |
| 6.1.5 政策情景设置 |
| 6.2 国别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2.1 各国及地区实际GDP的变动 |
| 6.2.2 各国及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变动 |
| 6.2.3 中国进出口去向变动 |
| 6.2.4 各国及地区碳排放及农业碳排放的变动 |
| 6.2.5 中美两国分行业产出变动对比 |
| 6.3 中国省(市、区)级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3.1 中国各省(市、区)经济总产出变化 |
| 6.3.2 中国各省(市、区)出口贸易总额变动 |
| 6.3.3 中国各省(市、区)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其碳排放变动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 |
| 7.2.2 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 |
| 7.2.3 适度规制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
| 7.2.4 差异化投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
| 7.2.5 引进农业低碳生产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8）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及其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学术贡献 |
| 1.4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2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提出及其内在逻辑 |
| 2.1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内容及历史演进 |
| 2.1.1 由奥巴马能源政策转变为特朗普能源新政 |
| 2.1.2 由“能源新自由主义”修正为“能源新现实主义” |
| 2.1.3 由“能源现实主义”升级为“能源新现实主义” |
| 2.2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 |
| 2.2.1 维护霸权结构性利益 |
| 2.2.2 维护霸权制度性利益 |
| 3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对国际能源体系的影响 |
| 3.1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国际路径 |
| 3.1.1 欧盟 |
| 3.1.2 俄罗斯 |
| 3.1.3 中东国家 |
| 3.1.4 东亚地区 |
| 3.2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深刻影响国际能源体系 |
| 3.2.1 国际能源供需格局之变局 |
| 3.2.2 国际能源结构版图之变局 |
| 3.2.3 国际能源价格机制之变局 |
| 3.2.4 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之变局 |
| 3.2.5 国际能源转型治理之变局 |
| 4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 |
| 4.1 中美能源供需格局之变动 |
| 4.1.1 拓宽能源供应渠道 |
| 4.1.2 能源采购成本降低 |
| 4.2 中美能源贸易版图之变动 |
| 4.2.1 贸易现状逐步改善 |
| 4.2.2 贸易形势日益复杂 |
| 4.3 中美能源价格机制之变动 |
| 4.3.1 “石油人民币”崛起 |
| 4.3.2 “天然气人民币”崛起 |
| 4.4 中美能源地缘政治之变动 |
| 4.4.1 地缘合作空间拓宽 |
| 4.4.2 地缘政治风险突出 |
| 4.5 中美能源气候治理之变动 |
| 4.5.1 气候治理合作受阻 |
| 4.5.2 中国引领气候治理 |
| 5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5.1 立足国内能源增储,积极拓宽能源进口渠道 |
| 5.2 调整从美能源进口,深化能源技术创新合作 |
| 5.3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破单一美元计价机制 |
| 5.4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 |
| 5.5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承担气候治理国际责任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一、选题的创新点 |
| 二、选题的难点 |
| 三、预期目标与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美国政治极化界定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内涵与外延 |
|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定义 |
|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当前表现 |
|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历史回顾 |
| 四、美国政治极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 一、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政策背景 |
|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三、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五、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影响机制 |
| 一、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 |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 |
| 一、美国国会提案和国会立法过程 |
| 二、冷战后美国国会相关情况及案例选取 |
| 第三节 美国国会中国人民币汇率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第111 届和112 届国会与人民币汇率相关提案分析 |
|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美国国会的极化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美国国会以色列相关问题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巴以冲突与美国对以色列态度 |
| 二、美国第115 届和116 届国会以色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 三、第115 届和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 第五节 美国国会伊朗问题相关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伊朗核问题与美国的态度 |
| 二、美国第113 届至116 届国会伊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 三、第113 届-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路径 |
| 一、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图 |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极化因素分析 |
| 一、府会分歧与美国总统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力 |
| 二、影响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因素探析 |
| 第三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 |
|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表现 |
| 二、政治极化程度与总统对外政策强度成正比 |
| 第四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
| 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 |
| 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极化表现 |
| 三、特朗普“积极主动决策”型性格弱化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选取与伊拉克战争 |
| 一、案例选取 |
| 二、伊拉克战争 |
| 第二节 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 一、美国第107 届-111 届国会政治极化与相关提案情况分析 |
| 二、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提案统计分析 |
| 三、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伊拉克战争重要提案具体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 一、美国总统制定伊拉克政策是政治极化的产物 |
| 二、政治极化是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内在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 |
| 一、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关键结论 |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 一、研究不足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四、研究的基本设想 |
| 第一章 印太地区及其海上安全态势 |
| 第一节 印太地区的地缘属性 |
| 一、印太地区的地理空间界定 |
| 二、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属性 |
| 三、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属性 |
| 第二节 印太地区的战略框架 |
| 一、印太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
| 二、印太战略及其“联盟”合作体系 |
| 第三节 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态势 |
| 一、中美印大国海上博弈日趋激烈 |
| 二、地区的部分领海争端日益加剧 |
| 三、海盗及武装劫持活动依然猖獗 |
| 四、海上安全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 |
| 五、影响海上安全的突发事件频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与美印战略互动 |
| 第一节 美国印度洋的战略转向 |
| 一、冷战后美印关系逐渐解冻 |
| 二、将印度洋正式纳入美国海上战略范畴 |
| 第二节 亚太再平衡与印太战略隐现 |
|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 |
| 二、提升印度洋价值与印太战略隐现 |
| 第三节 从“亚太”正式转向“印太” |
| 一、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 |
| 二、印太战略迈向实施阶段 |
| 第四节 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回应 |
| 一、印度的印度洋战略 |
| 二、印度的“东进”战略(Move to the East) |
| 三、印度的印太战略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主要领域 |
| 第一节 美印海上防务合作 |
| 一、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
| 二、构建防务合作机制 |
| 三、提升防务贸易水平 |
| 第二节 美印海军交流合作 |
| 一、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
| 二、联合海上训练和联合行动 |
| 三、举行海上合作对话 |
| 四、推进海军互动交流 |
| 第三节 美印海洋安全秩序合作 |
| 一、维护海洋航道安全 |
| 二、维护海洋安全秩序 |
| 第四节 美印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一、海上联合反恐 |
| 二、共同打击海盗 |
| 三、防止海上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
| 四、开展海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
| 五、海域感知领域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动力来源 |
| 第一节 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 |
| 一、美国海上战略利益需要 |
| 二、美印海上力量结构互补 |
| 三、中国等因素影响的助推 |
| 第二节 双边以及多边互动的助推 |
| 一、印度对美国海上安全合作的积极回应 |
| 二、美印海上战略层面相互依存需要 |
| 三、地区海上多边合作框架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美国和印度共同战略文化 |
| 一、美国和印度的共同身份 |
| 二、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互动 |
| 三、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美国国内政策的约束 |
| 一、美国国内政治体制影响 |
| 二、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取向 |
| 三、美国对印度海上能力质疑 |
| 第二节 印度国内政治的制约 |
| 一、印度保持战略自主的传统 |
| 二、印度内部官僚体系的影响 |
| 三、印度存在防范美国的心理 |
| 第三节 美印战略互动的限制 |
| 一、美印海上战略矛盾难以调和 |
| 二、美印海上战略竞争难以避免 |
| 三、美印海上安全合作难掩分歧 |
| 四、政治经济制约因素难以消除 |
| 第四节 国际地区层面的影响 |
| 一、中国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影响 |
| 二、俄罗斯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影响 |
|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问题束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如何应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印太海上地缘安全环境受到威胁 |
| 二、与美印的海上战略互动日趋复杂 |
| 三、在印太地区海上影响力受到削弱 |
| 四、中国构建海上丝绸之路面临一定困难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措施 |
| 一、稳步发展与美印两国的正常关系 |
| 二、利用美印矛盾充分发挥制衡作用 |
| 三、全面扩展提升国家海上影响能力 |
| 四、积极推动印太多边海上合作治理 |
| 五、妥善处理固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 |
| 第三节 中美印海上安全合作的路径分析 |
| 一、建立三边海上安全沟通交流磋商机制 |
| 二、借助双边多边海上安全机制开展合作 |
| 三、尝试“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对接 |
| 四、推动印太地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美国将进一步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D]. 盛新宇.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D]. 王鹏飞. 山西大学, 2021(01)
- [4]“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5]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D]. 吴筱菲. 东华大学, 2021(01)
- [6]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D]. 赵佳颖. 山东大学, 2020(02)
- [7]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D]. 周晓雪.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8]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及其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D]. 金丹依. 浙江大学, 2020(01)
- [9]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10]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D]. 张东冬. 中共中央党校,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