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文化研究散论(论文文献综述)
韦正春[1](2021)在《敦煌仪式文学“儿郎伟”研究》文中指出敦煌写卷“儿郎伟”有三类:分别是《儿郎伟·驱傩词》,共有19个写卷,去其重复,得其词30首;《儿郎伟·上梁文》共4个写卷,存文4篇;《儿郎伟·障车词》共2个写卷,存文2篇。“儿郎伟”并无实意,其先始于驱傩用法,是一种在岁末驱傩仪式配合演出唱诵的提示语,这种习俗从驱傩转嫁到上梁、障车仪式,但其原意已经失去了驱鬼性,并转为庆贺吉祥之意。以往研究者在研究“儿郎伟”时,或侧重驱傩,或是“上梁文”,或是“障车词”,把它们割裂开来,作为引用文献或单一文体来研究,从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儿郎伟”与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是“驱傩词”“上梁文”还是“障车词”都是“岁末驱傩”“上梁仪式”“障车婚仪”上唱诵的唱词,它们的抄写习惯、书写次序和应用场合都不一样,有个人摘抄本,有作为仪式唱诵的底本,还有的作为记诵唱词的草稿本。再从它们的传播方式、创作特征以及生存形态都与敦煌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这说明作为仪式文学“儿郎伟”在不同的应用场合有着不同的展演形态,记录着生动的仪式过程和真实的生活情境。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对敦煌“儿郎伟”进行概述及其展演形态的叙写。第二章:主要从傩词的写本情境、驱傩仪式程序的继承与新变、傩仪之仪式叙事与历史书写论述敦煌驱词写卷的应用形态。第三章:从上梁仪式之缘起,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的上梁文体之流变,田野调查中所见的上梁仪式及其表演形态,论述上梁仪式之缘起及其文体流变与应用。第四章:主要从障车婚俗的缘起与嬗变,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障仪文学的异同,唐代敦煌障车婚俗之仪式文化阐释论述唐代障仪文学的缘起和对障仪文化解读。
许伟[2](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李华[3](2021)在《小区域 大历史——杨蕤《陕北历史文化散论》评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具有"小区域大历史"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陕北黄土高原系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中华民族版图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和分量。杨蕤着《陕北历史文化散论》,运用接通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的方法对陕北区域历史地理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探究,图文并茂,颇具特色。
刘钧[4](2021)在《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文中提出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在世界画坛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尤其是到19世纪下半叶更是达到了顶峰阶段。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民族肖像画派逐渐形成,不仅出现了像克拉姆斯柯依、列宾、苏里科夫和谢洛夫等耳熟能详的肖像画大师,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肖像画家也创作出十分精彩的作品,正是当时所有艺术家的合力作用之下,才创造出俄罗斯肖像画领域的辉煌成就。这种艺术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本文把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艺术的发展与时代进程相结合,从艺术发展规律、文艺思潮和社会背景的深层次角度来解读肖像绘画,并且从被描绘对象的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分别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公众知识分子阶层和平民阶层。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角。首先,在俄罗斯肖像艺术传统当中有着英雄人物情结,对为民族历史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群极为崇拜。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最为耀眼的群体当属公众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和文艺作品作为武器,改变了陈旧的观念,推动了社会变革,为时代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当成批量的描绘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肖像作品出现时,正是艺术家顺应了时代的呼唤。这种艺术现象在世界肖像画领域也极为少见,也成为了俄罗斯肖像艺术的独特标志。其次,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俄罗斯平民阶层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底层的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俄罗斯肖像艺术家群体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变化,在创作中开始大量出现描绘农民工人的肖像作品,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帷幕的拉开。最后,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肖像艺术家为自己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这些作品既是个体灵魂的自我审视,也是时代意志的精神投射,充满了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对近现代中国肖像绘画发展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其产生环境和发展脉络与中国肖像艺术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的深入研究,希望找到其演化发展之规律,为中国肖像艺术的繁荣发展带来一定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张小晚[5](2021)在《莲花山花儿及其传承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莲花山花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介于原生与次生之间,程式构成深具黄金分割的美学原理,表演具有口头对话性质,乡间情怀蕴含其中,基础曲令是莲花山令。通过田野调查考察莲花山花儿及其花儿会的文化意蕴,对莲花山花儿尤其是传承人进行“由内及外”的审视与研究,是西部乡村社会不同文化的共通情感与审美需求。全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是莲花山花儿及其传承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认为莲花山花儿研究正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莲花山花儿事象进行学术深描,则是论文试图达成的学术目的。正文第一章对莲花山花儿的发现、概念与源流进行梳理考辨。认为先辈们得出的莲花山花儿在吐蕃踏歌、汉族劳动号子、江南移民带入的吴地民歌基础上完善定型的结论是正确的。第二章对莲花山花儿的音乐区位、曲令格式、表演程式及音乐主题等进行分析。认为莲花山花儿的美妙在于音调的抑扬高下,音值高扬,情绪炽烈,结构严谨,与唱词形成十分吻合的状态。而串班长即兴创作、唱花班程式化表演是莲花山花儿独有的艺术风格。第三章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出发,对莲花山花儿歌手、传承人进行身份认定。认为莲花山花儿的艺术传承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清晰的本土传承体系。第四章对莲花山花儿五代传承人进行个案研究。通过景满堂与丁如兰的研究,分析莲花山花儿的悲情风格向民间性情散花儿的艺术流变;通过汪莲莲、文香莲、潘喜妹的传承人口述,分析莲花山花儿的夫妻花现象、场域规限、艺术习得、传承意识、传承责任等学术问题。第五章从田野调查出发,分析现代性施加之下莲花山花儿自生能力弱化与花儿会花儿表演功能退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掌柜的”角色转变为政府文化部门以后花儿会文化功能与内涵的根本改变,说明花儿会的声音景观对娱乐性、现代性呼应的不可逆性。结语是论文的回顾与展望。认为对莲花山花儿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歌手、串班长、掌柜的、唱花班、花儿会等文化事象的社会结构、内部分工、角色转换等诸多新问题上,保护和完善莲花山花儿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共通传承模式是社会的公共责任。
周积明[6](2021)在《智者光芒 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文中研究说明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的40年历程中,冯天瑜是无可争议的前列人物。他于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时期,因应社会变革和历史学发展的需要,探索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研究在新时期的纵深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上承民国时期的文化通史学脉,并拓新思路,将《中华文化史》打造成至今畅销不衰的经典作品;他以持续40年的努力,推进文化生成史研究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东访日本,发掘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为研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面相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渊薮;他开拓"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着成《新语探源》和《"封建"考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相与济用的研究方法以及阔大的视野、多元的知识结构与通博的气度,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研究贡献了一流的文化史论着。
邱佳[7](2020)在《韩景生油画艺术风格研究》文中指出黑龙江近现代油画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以韩景生为首的一大批早期艺术家们在近百年的时间内不断的拼搏与探索。本文以研究韩景生在黑龙江近现代油画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引领与推动作用为主要论题。以发掘和论证韩景生在艺术创作、艺术实践和社会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为主要论述内容。韩景生是黑龙江乃至中国近现代油画史中的重要油画艺术家、早期重要的油画艺术开拓者、众多油画学习者的教师,被公认为黑龙江早期油画艺术先驱之一,他为油画艺术而投入毕生精力,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黑龙江油画艺术的发展。韩景生对黑龙江油画艺术的开拓和引领作用,体现在他的艺术创作、社会活动、艺术活动(主要是艺术展览)三个方面:他在艺术创作上能够融合中国传统绘画的“虚和散”的意境,并吸收印象派之长,有绚丽多彩、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个人风格;他在以艺术家和教师身份参与的众多社会活动及艺术活动中,积极组织美术协会,开办画展;其不但对艺术有着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更以谦逊的人品低调的处事原则,赢得众多后辈艺术家的追随与肯定。由此我们认识到,在黑龙江油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韩景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先驱者和推动者的巨大作用;他凭借自己对艺术的探索和执着精神以及社会工作能力,在黑龙江油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引领时代,带动群体,以其多变的创作风格记录时代风土人情让油画这种舶来艺术在黑龙江地区彰显历史作用;韩景生在黑龙江近现代美术史的发展与繁荣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尤为需要去探究以其为当代油画的发展提供借鉴。全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韩景生的艺术生平入手,在考查史实的同时探讨韩景生艺术风格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原因;第二部分是分析韩景生艺术作品不同时期的风貌:(1)开拓期的艺术风格受到俄侨画家和上海美专的影响,具有印象主义的特征。(2)发展期的艺术风格受到日本画家的影响,注重用线和平面表现的风貌。(3)变革期的艺术风格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到改革开放全面解放思想束缚,作品呈现多元风格;第三个部分是依据中国当代油画尤其是黑龙江油画发展的现实进行反思,阐明韩景生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的个人作用和对未来的启示。
张秀仿[8](2020)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文中提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要素探讨新古典主义莎评思想形成的渊源和批评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破了“拥莎派”与“倒莎派”的框架,通过梳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着作的前言、后记或者是匿名出版的文章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出版和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来看,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到来之前,英国批评家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出版与校勘的实践中,确立英国戏剧传统和批评原则,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违背古典规则进行辩护或者是纠错。因此,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以及诗人的形象与身份等问题进行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本论文通过梳理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和出版史,勾勒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探究德莱顿、蒲柏与约翰逊等批评家莎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和形象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和启示如下:首先,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经历了奠基期、跃升期与完善期三个阶段。奠基期是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到十七世纪末。这一时期是英国戏剧诗人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时期,亦可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与公爵剧团的管理者达文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改变了伦敦舞台以弗莱彻和博蒙特戏剧为中心的演出风尚,促进了德莱顿的英雄剧创作与莎评思想的形成。虽然德莱顿改编莎士比亚悲剧没有严格遵循英雄剧的韵文传统,但充分体现了“爱”、“荣誉”与“友谊”的英雄剧主题,影响了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与校勘史发展。跃升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从十八世纪尼克拉斯·罗编订第一个八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1733年西奥博尔德编订的版本问世,亦可称为蒲柏时代。在这一时期,蒲柏确立的底本校勘原则,确立了以考证、校勘、批评和鉴赏融为一体的批评体系,超越了出版商雅各布·汤森在版本标准化构建方面产生的影响。尼克拉斯·罗、蒲柏和西奥博尔德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批评,标志着莎士比亚批评范式从探讨戏剧的寓教于乐与诗学正义,开始向戏剧文本的权威性、可信度和标准化进行转变。完善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威廉·沃伯顿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十八世纪末马隆编订的版本结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莎评思想的顶峰,也是浪漫主义的前奏。约翰逊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及其《序言》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里程碑式着作。约翰逊与史蒂文斯的合作,促进了十八世纪后期莎士比亚戏剧校勘的发展与马隆的莎士比亚传记学研究。马隆以环球剧场建成作为分水岭,以史蒂文斯整理的书业工会登记信息为参照,根据语言风格变化推定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顺序。这一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之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的依据。其次,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寓教于乐原则、自然法则和普遍人性论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以德莱顿的莎士比亚人物性格论、蒲柏的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论和约翰逊的悲喜场景杂糅体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德莱顿寓教于乐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多种诗学思想的融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基础,结合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寓教于乐诗学思想,形成了以人物论为核心的莎士比亚戏剧批评体系。自然法则,是蒲柏在日夜研读荷马的基础上发现的、关于文学创作遵循的法则。在蒲柏看来,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超越了荷马,他不是自然的摹仿者,而是自然的代言人。莎士比亚戏剧哥特式结构的美学特征是他的创作方式、日晷时间哲学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约翰逊的普遍人性论不仅是对德莱顿诗学思想的传承,也蕴含了蒲柏的自然法则,契合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人性论的理智、情感与道德三元结构。约翰逊超越了前人,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是具有无限循环空间而又稳定的人性对话的莫比乌斯带。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场景杂糅是由命运无常中自然的得失之情;主从情节并存反映了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过程是莎士比亚戏剧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典型人物是莎士比亚运用人性弱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动力。最后,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与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兼具偶像化、经典化与大众化三重特征。具体而言,莎士比亚的偶像化是指英国戏剧诗人从德莱顿、尼克拉斯·罗到大卫·加里克的诗人崇拜。德莱顿将莎士比亚尊为“英国戏剧诗人之父”,视其为英国的荷马。他根据“体液性格论”将世界文学史中的诗人分为开拓者与完善着,莎士比亚与荷马、卢克莱修和但丁一样,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血胆汁质性格。尼克拉斯罗的《莎士比亚传略》是第一个莎士比亚生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大卫·加里克,修建莎士比亚神殿、在斯特拉福举行庆典纪念活动,真正推进了莎士比亚偶像化,促进了德国诗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翻译与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是指十八世纪编者对戏剧的勘误补阙、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的文本构建过程。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编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比较和推理研究为基础,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相互融合的校勘体系,使莎士比亚文本呈现三个特征:语言拼写规范化、戏剧幕次场次的划分符合时代的舞台风格、注释和批评相结合。莎士比亚的大众化意指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审美范式不再拘泥于舞台时空的制约,审美对象从行动摹仿到人物性格系统分析转变,审美标准从得体原则到自然语言的变迁。综上所述,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等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内涵,融合了时代思潮和历史背景,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具有形而下的实践。由此可见,对于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家使用“保守的”或者是“墨守成规的”标签并不客观,求“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从戏剧诗人、散文家或者是词典编纂家,在求“新”方面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创作过程中追随时代的脚步,符合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审美趣味;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依据古典法则结合英国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推动戏剧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程令政[9](2020)在《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文中研究说明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关于秦及西汉早期的刑罚制度,学界对其认识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秦简里的各种律令条文,使学界系统性的研讨秦的刑罚制度成为了可能。随后,1983年张家山西汉早期律令简牍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复原与探讨得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张家山汉简不但提供了远多于睡虎地秦简、以刑律律文形式存在的资料,而且两者相距约40年左右,这就为精确而系统的探讨“汉承秦制”这一问题提供了立体的、可视的基础。时间的差距还意味着刑罚制度变迁演变的轨迹,内中具体刑罚类型的源起与兴废之线路,在这一前提下都得以揭示出来。加上后来又有了主要以秦律令为主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和以具有丰富的刑徒管理、服役资料着称的里耶秦简这两种出土资料,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里也存在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一切都为复原与构建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刑制改革中,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时间下限的确定,使得我们可以结合其所改革的旧刑制,以其作为终点反馈回去,上溯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将这一时段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并展示出来。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的一项关于秦及汉初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对该时段刑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该时期刑罚种类的实态并复原其体系。文章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依次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研究方法等项内容,并在最后着重讨论了本文所用简牍资料的性质问题。第二章,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本章主要就刑的含义、起源及本质属性展开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刑的含义的分析,意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刑的古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尝试厘清法律意义上的刑的多层含义,最后得出刑的主要含义——特别是在秦及西汉前期——是“肉刑”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在刑主要指“肉刑”的基础上,根据古代“兵刑一体”的观念,以及同害刑/反映刑的原理,来说明刑的起源。战争和同害刑/反映刑是中国古代刑罚产生的两大主要途径。第三部分是关于刑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第三章,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由刑的产生方式所决定,刑从本质上来说,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分、标识与人格否定。在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时段里,作为其主体刑罚的死、刑、耐三个刑等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以此认识为基础,本文尝试复原出这一时段的刑罚体系。本章主要围绕着死、刑、耐这三个刑等而展开,对每一个刑等中的具体刑罚种类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每一种刑罚的等序、位阶,以及其在刑等内部的相互位置,由此而使整个刑等的等次关系得以明晰。同时,由于此前影响刑罚体系正确构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肉刑/耐刑和劳役刑之间的关系,本章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由刑的本质所决定,劳役刑可以看作是肉刑的自然延伸,因此只能是肉刑或耐刑的下位刑罚。这样的话,在刑罚体系里,劳役刑就不能据有一级刑等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刑罚体系才能构建起来,并均衡有序、条理分明。第四章,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以死、刑、耐为中心的秦及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在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此后我国的刑罚体系即改变了以肉刑为主的原本面貌,走上了一条以劳役刑为主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秦汉时期的刑制问题来说,文帝改革乃是一大关键。这一改革一方面结束了旧刑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局面。本章即探索这一改革过程中的刑制变化诸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秦及西汉前期的刑罚体系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肉刑色彩,因此其主要是由死、刑、耐这三个刑等构成。劳役刑由肉刑和耐刑所涵括,并不在一级刑等之列。如果以学界通行的主从刑架构来说明,则肉刑与耐刑是主刑,劳役刑是从刑或附加刑。其次,得出上述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刑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受刑的产生方式的影响,这一属性表现为对受刑人的人格否定,具有“民事死亡”的效果。从肉刑的本质属性上来说,通过残人肢体的方式使受刑者感受到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肉刑的实质在于区分、刻印、标识与身份降等。再次,在对刑的产生方式以及刑罚体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五刑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同其在秦汉时期所呈现的那样严整而有序,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一种刑罚类型,可能本来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起源与适用背景。经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与适应之后,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秦汉刑罚体系里,方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相对成熟状态。我们熟知的旧五刑,里面的刑名与其在刑罚体系里位阶,既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也非成于一时,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能够想象有一个从类型众多且不齐整到数目逐渐减少然后序列化的过程。最后,在探讨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过程中,尝试解决了前辈学者有所探索但遗留至今的若干问题。
杨华,李娅杰,张爽[10](2020)在《40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近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回顾的时间单位,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本文拟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为时间单位,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作一个整体的回顾和评述,以便于今后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类似工作。例如,早年朱维铮在《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1984年)中简要回顾了文化史的渊源发展,并指出文化史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进行综合性研究"①。
二、传统文化研究散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统文化研究散论(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仪式文学“儿郎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 |
二、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简析 |
三、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敦煌“儿郎伟”概说及其展演形态 |
第一节 敦煌“儿郎伟”概说 |
第二节 敦煌“儿郎伟”的展演形态 |
第二章 敦煌傩词写本情境与驱傩仪式 |
第一节 敦煌驱词写卷的应用形态论析 |
第二节 敦煌驱傩仪式程序的继承与新变 |
第三节 敦煌傩仪之仪式叙事与历史书写 |
第三章 上梁仪式之缘起及其文体流变与应用 |
第一节 上梁仪式之缘起 |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的上梁文体之流变 |
第三节 田野调查中所见的上梁仪式及其表演形态 |
第四章 古代障仪文学的缘起及其仪式文化解读 |
第一节 障车婚俗的缘起与嬗变 |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障仪文学之异同 |
第三节 古代代敦煌障车婚俗之仪式文化解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一、政治背景 |
二、思想语境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四、全图皆太极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二、交轮几 |
三、统辨、互根说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一、《周易》新诠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一、“四无”之弊 |
二、虚空皆象数 |
三、象数即虚空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一、《图》《书》一也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四、五合互藏说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一、即费知隐 |
二、即质知通 |
三、象数征理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一、五行尊火 |
二、文即质 |
三、藏罕于雅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二、戒惧即飞跃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二、《易》《礼》不二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结语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历史溯源 |
第一节 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 |
第二节 批判现实主义作为时代精神 |
第三节 在反叛中寻找真实的巡回展览画派 |
第四节 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艺术世界” |
小结 |
第二章 以知识分子肖像画为例探索绘画中人文精神表达 |
第一节 灵魂的救赎——思想家文学家肖像画研究 |
第二节 善与美的表达——艺术家肖像画研究 |
第三节:真理的探寻——科学家肖像画研究 |
第四节:推波助澜——文艺评论家与艺术赞助人肖像画研究 |
小结 |
第三章 以平民肖像画为例探索绘画中民族意识表达 |
第一节 苦难与坚强——农民题材肖像画研究 |
第二节 坚韧与乐观——工人肖像画研究 |
第三节 异域风情——少数民族肖像画研究 |
小结 |
第四章 以艺术家自画像为例探索肖像画技法与艺术语言演变 |
第一节 古典到现代——肖像画材料与技法演进 |
第二节:单一到多元——肖像画形式语言拓展 |
小结 |
第五章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的特征与意义 |
第一节 肖像作为一种个体的社会语言 |
第二节 对中国肖像绘画的影响与启示 |
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5)莲花山花儿及其传承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相关文献综述 |
二、选题的意义及缘起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莲花山花儿的概念与源流考辨 |
一、莲花山的自然、人文环境 |
二、莲花山花儿的学术发现与概念生成 |
三、莲花山花儿的艺术源流考辨 |
第二章 莲花山花儿的艺术创作与程式风格 |
一、莲花山花儿的音乐曲体、调式结构 |
二、莲花山花儿的文学区位与体式结构 |
三、莲花山花儿的即兴创作与程式风格 |
第三章 莲花山花儿传承人的认定与歌手队伍建设 |
一、莲花山花儿传承人的认定标准 |
二、莲花山花儿艺术的本土传承体系 |
第四章 莲花山花儿传承者、传承人个案研究 |
一、清官、公案花儿与景满堂的悲情风格——莲花山花儿传承者个案研究之一 |
二、穷尕妹的乡间性情与散花儿主题——莲花山花儿传承者个案研究之二 |
三、汪莲莲的传承意识与莲花山花儿的夫妻花现象——莲花山花儿传承人田野调查之一 |
四、花儿的场域规限与文香莲的表演技法传承——莲花山花儿传承人田野调查之二 |
五、花儿歌手的艺术习得与唱花班的社会结构——莲花山花儿传承人田野调查之三 |
第五章 莲花山花儿会的声音景观与现代性建构 |
一、莲花山花儿会的文化生态变迁 |
二、2016-2020 年莲花山花儿会的规模 |
三、新时期莲花山花儿会的声音景观呈现 |
结语 莲花山花儿的唱词雅化与传承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韩景生油画艺术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问题点与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年表 |
(二)关于油画作品主题的研究 |
(三)综合研究 |
(四)韩景生油画的美学特征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韩景生的艺术生平 |
第一节 早期学习经历(1936年以前) |
一、家庭——熏陶与启蒙 |
二、哈埠——开启油画学习之地 |
三、信念——坚守艺术之路 |
第二节 韩景生的职业生涯(1936-1998) |
一、哈工大从教的九年 |
二、解放后的职业生涯 |
小结 |
第二章 韩景生油画的开拓期(1925-1936) |
第一节 韩景生早期油画风格的成因 |
一、地域——文化栖息的物质载体 |
二、文化——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
三、面貌——合作与冲突之下的多样发展 |
四、师从——经历及其影响 |
第二节 早期韩景生油画代表作品分析 |
一、韩景生早期人物画作品 |
二、韩景生早期的风景写生代表作品 |
三、韩景生早期的其他作品 |
第三节 早期韩景生油画的艺术风格 |
一、早期风格的杂糅性 |
二、早期构图和色彩的抉择 |
第四节 对韩景生早期作品的研究与评价 |
一、描绘哈埠地区生活群像再现的原因 |
二、无形中参与地域文化的构建 |
三、借鉴印象派而不拘泥于印象派的色彩 |
小结 |
第三章 韩景生油画的发展期(1936-1950) |
第一节 入职哈工大后韩景生的艺术活动 |
第二节 韩景生与引导者石井柏亭 |
第三节 发展期韩景生油画作品分析 |
一、韩景生发展期的人物作品 |
二、韩景生发展期的风景作品 |
三、韩景生发展期的花卉作品 |
第四节 发展期韩景生油画的艺术风格 |
一、明确的个人情感指向 |
二、线条的表现性 |
三、平面化表现风格渐成主角 |
四、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再现 |
五、突破“土味”的色彩探索 |
第五节 发展期作品的研究与评价 |
一、艺术进程中的推动者 |
二、直面历史现实的画者 |
三、时代变革中的赶路人 |
小结 |
第四章 韩景生油画的变革期(1950以后) |
第一节 新时期引领黑龙江油画新风貌 |
第二节 同时期的艺术家群体特征 |
一、哈埠同时期的代表画家及其作品 |
二、新时期哈埠画家群体的艺术活动 |
三、同时期油画艺术家群体共筑区域美术 |
第三节 新时期韩景生油画作品分析 |
一、新时期韩景生的风景写生 |
二、新时期韩景生的花卉与静物写生 |
第四节 新时期韩景生油画作品艺术风格 |
一、新时期历史题材向现实生活转变 |
二、新时期色彩进一步融合形成自身风格 |
三、新时期地域性艺术的努力探索 |
第五节 新时期韩景生作品研究与评价 |
一、中西之争下对艺术的研究与思考 |
二、百年耕耘中推动新时代 |
小结 |
第五章 韩景生油画风格考辩 |
第一节 韩景生油画风格总述 |
一、题材的生活化 |
二、描绘黑龙江的地域风貌 |
三、审美意境的变迁 |
第二节 韩景生油画的地域性 |
一、生活体验成就地域印记 |
二、深入画面的“诗”性表达 |
第三节 韩景生于不同时期对黑龙江油画发展的影响 |
一、开拓期“土味”的主观审美意识形成 |
二、发展期将俄、法、日、中艺术经验融合 |
三、变革期的意义与情感表达 |
四、关于韩景生油画艺术风格的些许探讨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件一 韩景生年表 |
附件二 |
附件三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8)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新古典主义莎评研究概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第一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奠基期:德莱顿时代莎剧演出、改编与批评范式的确立 |
第二节 跃升期:蒲柏时代莎剧出版、校勘与鉴赏批评范式的形成 |
第三节 完善期:约翰逊时代莎剧校勘、阐释与传记批评范式的发展 |
小结 |
第二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理论体系 |
第一节 寓教于乐原则:德莱顿论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性格的准绳 |
第二节 自然法则:蒲柏论莎士比亚戏剧结构的标尺 |
第三节 普遍人性论:约翰逊论莎士比亚戏剧悲喜杂糅的法则 |
小结 |
第三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身份与形象的演变 |
第一节 偶像化:从德莱顿到加里克的莎士比亚崇拜 |
第二节 经典化: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校勘过程 |
第三节 大众化: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演出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索引 |
后记 |
(9)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缘起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
一、为什么是秦及汉初? |
二、为什么是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 |
第三节 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 |
一、秦汉法律研究 |
二、刑罚制度研究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五节 材料及其性质的讨论 |
一、本文所用主要出土资料及文本 |
二、关于所用简牍资料性质的讨论 |
第二章 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 |
第一节 刑的含义 |
一、刑的古义及其演化:一个古文字学的分析 |
二、肉刑 |
第二节 刑的起源 |
一、刑的起源之一:刑起于兵 |
二、刑的起源之二:同害刑或反映刑 |
第三节 刑的本质属性 |
一、放逐刑观点及其相关问题 |
二、刑的本质属性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 |
第一节 关于秦汉刑罚体系的既有研究 |
第二节 加减刑·加减罪原理 |
一、加减刑的机制 |
二、加减刑的原因 |
第三节 死刑 |
一、死刑的种类 |
二、死刑的等次与序列 |
第四节 肉刑 |
一、肉刑的种类 |
二、肉刑的适用方式 |
三、肉刑的体系 |
第五节 耐刑 |
一、完、髡与耐 |
二、耐刑的形态与性质 |
三、耐刑与劳役刑的复合及其体系 |
第六节 劳役刑 |
一、劳役刑的种类 |
二、劳役刑不具有独立地位,不能单处 |
三、劳役刑轻重区分之标准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 |
第一节 “汉承秦制”以及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一、汉承秦制 |
二、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第二节 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过程及基本内容 |
一、汉文帝刑制改革前的肉刑与徒刑 |
二、刑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内容及遗留问题 |
第三节 刑制改革的相关遗留问题 |
一、“罪人狱已决”之后文字的时间指向问题 |
二、刑期的逐级递减问题 |
三、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
四、禁锢的含义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四、传统文化研究散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仪式文学“儿郎伟”研究[D]. 韦正春.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3]小区域 大历史——杨蕤《陕北历史文化散论》评介[J]. 李华. 西夏研究, 2021(02)
- [4]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D]. 刘钧.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5]莲花山花儿及其传承人研究[D]. 张小晚.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6]智者光芒 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J]. 周积明.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7]韩景生油画艺术风格研究[D]. 邱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8]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D]. 张秀仿. 西南大学, 2020(05)
- [9]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D]. 程令政. 吉林大学, 2020(12)
- [10]40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1978—2018)[J]. 杨华,李娅杰,张爽. 人文论丛,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