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进和发展标准化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郭如如[1]（2021）在《社会化改革背景下内蒙古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进一步明确标准化是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工具。在新时期新阶段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常态下,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均积极开展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在探索实践后勤服务标准化的过程中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在不断尝试和积累中摸索前进,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诸多矛盾。因此,本文研究如何优化内蒙古自治区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标准化有效助力机关后勤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公共管理学中的基本理论,研究自治区本级和各个盟市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建设实施成果,具体介绍了自治区政府办公北区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现状。目前,内蒙古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在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建设和实施应用的过程中,由于标准化理论研究不足、信息化建设滞后、法治化建设不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弱、盟市指导推广力度不足等原因,导致了标准数量不足、各级标准衔接不畅、定额管理不完备、监督评价体系不完善、各地区标准化发展不均衡等方面的问题。本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机关后勤工作实际情况,提出了推进理论研究强化顶层设计、坚持“一体两翼”发展方向、强化实施应用等方面的建设性对策建议,以进一步完善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体系,为提升内蒙古机关后勤服务管理保障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天明[2]（2021）在《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文中提出丽江洞经音乐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传统音乐。它大多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承和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道教音乐逐步向纯粹的审美形态变迁,并逐步成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标志。丽江洞经音乐并非丽江纳西族的本土艺术,其大致在明清年间从中原地区传入了云南丽江。早期它是道教音乐,融合谈、诵等道教仪式性,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宗教信仰价值的艺术形式。随着云南丽江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发展,丽江洞经音乐逐步成为吸引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得到丽江地区高雅艺术审美群体的认同,使它从宗教性传播语境向现实语境变迁。音乐是一种艺术性的社会表达和主体表达方式,它用高度艺术性和凝练性的方式诠释了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信仰和社会性审美。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以音乐形态承载丽江历史和社会风俗的存在,其对丽江地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架构的流变具有高度的诠释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度推进使得丽江洞经音乐对道教信仰的表达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佛教的外在表达形态,兼具高度道教信仰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及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下,丽江洞经音乐进一步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成为具有高度民族审美性与民俗审美性、高度整合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本文在写作中运用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田野调查分析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及文献分析法等等,进行了基于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变化发展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第一部分描述了丽江洞经音乐总体状况及特征,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结合丽江洞经声乐器乐类型、群众基础、格律音韵、宗教属性及传播媒介等进行论述,分别从其对传统经腔及曲式的传承性、对“调音曲”的传承与保留、对传统工尺谱的保留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特征概述。本体研究中也探索了丽江洞经音乐民俗学的源流,针对它从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明嘉靖年间传入等不同的缘起说法进行基于史料的辩证分析,并针对道教科仪的起源传统、中原仪式音乐的形式、古代中原的传承方式等进行归纳和辨析,同时结合《丽江府志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永保平安》等文本论着进行源流分析。第二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部分。通过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代表人物走访和组织表演观摩,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和探索。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丽江洞经音乐表演者在对工尺谱的传承上所呈现的高度历史延续性和传统保留性,使得丽江洞经音乐迥异于一般传统音乐的衍生特征,所以笔者与丽江博物馆洞经音乐研究员木琛老师将调研搜集到的所有古籍工尺谱进行了专业系统的抄写与整理,并融合其即兴特征性美学、演奏融合性美学、节拍、韵律美学以及经腔和曲式美学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笔者对丽江洞经音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形态和表演形态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该部分也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生态刻画,对丽江洞经音乐当代的传承状况和艺术表达状况形成了深刻认识。第三部分研究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的嬗变。着眼于历史与民俗文化审美变迁思路,结合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元代戏剧文化及音乐曲牌等阶段性审美融合代表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聚居与杂居、宗教信仰与宗教融合、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丽江洞经音乐在历史与民俗文化、美学符号功能等方面的嬗变线索进行了梳理。最后一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该部分对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东巴文化、传播丽江纳西民族精髓、弘扬传统宗教文化、诠释古城文化及非物质文明等功能进行传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归纳,进而结合丽江洞经音乐助力云南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来对丽江洞经音乐在打造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保留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以及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进行概括。最后,提出丽江洞经音乐在保护和发展中融合政府力量、社会性主体力量、传媒力量等多方力量进行发展的路径和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的丽江纳西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脉络,这是丽江洞经音乐获得长久发展活力的关键。本文在宏观研究意义方面从文化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迁徙等角度探究了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对丽江洞经音乐系统性的理解和审美认识,梳理了丽江洞经音乐的音乐文化发展框架,对丽江洞经音乐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基于美学和民俗学的高度确认。本文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表现为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本体刻画,对于这种具有高度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经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整合了历史线索及时代线索,进行了基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全面剖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理论创新性在于结合民俗学和美学的分析范式,以全新视角审视丽江洞经音乐,在学科交互的论域下针对丽江纳西族文化形式、宗教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衍生性进行刻画;本文的实践创新则体现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城文化和东巴文化的宣传保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保护作为提高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水平的探索,探索经典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行路径。
彭钰栋[3]（2021）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文中指出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百余年时间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历了从萌芽到诞生,再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于现代公司企业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在为股东利益赚取利润的同时,是否应当兼顾社会中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成为了企业必须面对的议题。随着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也逐渐进入了法学领域中,在我国突出表现为2005年《公司法》第5条中加入了“社会责任”,这一修订被视作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诞生,并引起了商法学界的积极讨论。但自那之后,由于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识的不足,以及《公司法》第5条概括性质的规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并未取得实质性质的突破。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在总则编的“营利法人”中通过第86条,再次规定了“社会责任”的内容,这一条可兹看作对于《公司法》第5条的延续和发展。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之中,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下,使得第86条具有了商法原则的地位。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具有法律原则的性质,于现有立法模式之下,无论是对条款自身性质的认识与解释,还是对于法条适用方法的探究都大有裨益。首先,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条文的概括性使得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足,在历史解释和文义解释之外还需要对法律原则的价值进行探讨和补充,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可用民事基本原则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价值补充,尤其是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绿色原则。其次,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在其适用上可以借鉴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裁判功能以及评价功能进行展开,其中指导功能强调第86条对于《公司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中有关利益相关者保护的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裁判功能则是在缺少法律规则的时候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规则化适用,以弥补对于利益相关者保护不足的法律漏洞;评价功能则是在个案中,当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在与其他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通过比例原则进行衡量的过程。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通过发挥其法律原则的功能而进入司法实践中,但这一过程可能赋予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在现有的立法模式之下,可以利用“标准”与“法律”的特殊关系,在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所构建的制度基础上,发挥标准制定主体的灵活性与内容丰富性等特点,在企业声明适用某一标准的情况下,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构成对《民法典》第86条的原则补充,一方面指导企业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贯彻于日常经营之中,另一方面为法官在审判中利用原则进行规则创制或者进行原则之间的衡量提供规范性依据。最终通过这一法律化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成果融入到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之中。
吴欣睿[4]（2021）在《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 ——以山西省J企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重大命题。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推进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凸显国有企业党支部建设成效的关键切入点,是实现党建工作从无形到有形,从有形到有力,从有力到有效的关键环节。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现场调研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建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以J企业为模型分析了“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现状、问题及成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设路径。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在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梳理了其理论渊源和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建设、组织设置、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工作机制、基础保障六个方面。第三部分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结合山西省J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了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不足,即政治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有待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到位、标准化规范化队伍建设存在短板、标准化规范化制度执行不到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与中心工作融合不够五方面。其成因主要包括思想认识不到位、监督机制不完善、考核体制不健全、基础保障不到位四个方面。第四部分探究了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路径,即强化对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认识、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队伍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健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制度运行机制、完善标准化规范化考核监督体系以及加强党支部基础保障六个方面。
于丽春[5]（2020）在《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文中提出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合作能够提升组织效率、服务质量,而合作缺失,则会带来服务质效的下降。政府组织亦如此,即政府部门间合作与否会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升治理能力加以解决;其次,发展经济的压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满足公众需求;最后,信息化的推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打破传统的“碎片化”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政府部门间合作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大部制”改革、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关系调整,但没有形成顺畅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对高效推动特定跨部门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容易带来机构林立,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并联审批是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产生、发展的一种促进审批效率提升的运行方式,外在形式上,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微观切口;内在本质上,并联审批通过流程优化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避免了组织机构变动和新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形成长效性、内生性的合作机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必要切口。所以,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考量,本研究聚焦并联审批这一运行方式,对其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那么,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何种机制、何种路径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这构成了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与合作困境共存,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探索有助于破解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难题。在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场域内,政府部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而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必然选择。合作需求是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逻辑起点,其形成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实现更高效率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形成合作需求的直接原因;第二,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以获得更大效用,是形成合作需求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具有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中的需求,但是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常常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产生合作困境。主要体现在“权责壁垒”使政府部门间整体性价值缺失、增加沟通成本、阻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使审批流程破碎、审批标准不一,导致合作执行难。那么,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为何?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前者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利”导致部门间目标各异、政府部门的“利他”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一致;后者表现为,分散化审批、流程破碎、信息不畅致使部门间行动不一致。但分化的组织结构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其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其次,并联审批作为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微观且必要的切口,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并联审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相对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各政府部门从简单的联合办公逐步转化为相互合作的过程。进一步地,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之中。第一,并联审批的形成过程包含了政府自身改革因素,以及来自群众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因素,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政治方面,并联审批是产生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方式,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审批效能;经济社会方面,并联审批是相对于串联审批的一种高效运行的审批方式,强调各审批部门的共同推进;基于以上方面,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并联审批的执行过程,强调一个部门或者窗口向申请人收取申请材料,通过后台并联式运行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受理,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送达审批结果。为达此要求,并联审批基于组织载体进行集中审批、以优化流程为运行前提、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从最终效果来看,并联审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表现为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增进了公共价值。但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不可避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调和,这决定了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限度。最后,为了化解合作困境,实现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需要对政府部门间的目标和行动进行一致性协调。第一,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跨部门行政审批中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合作,并联审批在不改变原有制度设置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审批事项为中心,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通过组织、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组织方面,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组织载体;流程方面,审批流程的整体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运行前提;技术方面,电子政务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并联审批促进了传统上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的“职能驱动型”服务模式向以审批流程为核心的“流程驱动型”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通过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并联审批促进了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本文最后一章,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对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进行验证。第一,从合作需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但是,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存在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即“权责壁垒”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导致合作执行难;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相关部门间的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分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第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动产登记已经从简单的部门联合办公转化为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从其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来看,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形成、行动一致生成的优势;并且,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因分化的组织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限度。第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以及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具体包括组织载体、运行前提和技术支撑。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包括生成机理和深层诱因两个层面;第二,并联审批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面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不同层面,其有效性与有限性并存;第三,基于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构建的分析框架,能够对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解释,而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是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路径。
梅士伟[6]（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王雪[7]（2020）在《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国际竞争的关键在教育,而教育质量依赖于教师;语言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自古便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大量的海外移民和其他各类母语非英语学习者的持续增长给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简称为ESL）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开发与完善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教师专业标准体系,贯穿教师职前、入职和职后优秀与杰出四个发展阶段,对教师质量进行三位一体的保障。作为国家教师专业标准体系中的一部分,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已经出台了职前和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作为ESL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发展的指针和规范准则,并且标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与完善。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文明和璀璨的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汉语言的推广、汉文化的传播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根本保障,是国家语言强国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一带一路”愿景实现的重要条件,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这就对我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尤其是对未成年阶段学习者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的要求;然而,这一领域却经常被忽视。美国的ESL教师专业标准与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适用的群体类似、语境类似,且发展比较成熟、实践经验丰富,值得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基于以上思考,本论文选取美国现行的全部3套ESL教师专业标准:2010版与2018版《学前—12年级教师职前教育计划认证标准》（2010版和2018版现处于并行状态,都属于现行职前教师专业标准范畴）和《英语作为一门新语言标准》（即职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美国现行的学前至12年级阶段ESL教师系列专业标准进行全面剖析与解读,挖掘出该系列标准的产生背景、实然状态、总体特征、成效弊端和借鉴意义。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是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的产物,背后蕴含着政治、文化、语言、教育、需求等因素。因此,本论文首先把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从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文化、教育的整体环境和教师、学生及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两大维度六个方面对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出台的背景做深入挖掘,追根溯源,找出成因。然后以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为指导,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发展两个阶段（职前和职后）的三套标准从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标准产生的依据和核心思想、标准产生的过程、标准的框架与内容、基于标准的教师认证和标准的特点几个方面进行个体分析。同时抓住新、旧职前标准并行这一难得的机会,在现行标准研究范畴内,在对职前标准进行个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比较、探究不同时期同一标准的承接性与发展性、不变本质与时代发展趋势的融合,以便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美国职前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在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职前、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进行充分分析后,论文从美国ESL学科整体性、ESL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完整性的角度,以库玛的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为指导,打乱标准原有的结构,对处于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专业标准从基本要素、整体框架、具体内容以及基于标准的认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阐释不同阶段标准之间的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内在联系。进而发掘美国现行ESL学科教师专业标准在研制理念、主体结构、涵摄内容、秉持视角、言说话语、认证方式上的共性与特质,并探讨该学科教师专业标准所产生的影响。此外,结合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的现实需要,分析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学与教师专业标准发展现状,参照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本文从七大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启示。希望本研究可以为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为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特别是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与完善、教师教育的改革与优化、教师质量与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师专业的长足发展、以及我国汉语及汉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些许启示。
杜海龙[8]（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刘斐[9]（2020）在《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谷子生产与消费国,种植面积与产量分别占世界的80%与85%左右,相对于其他大宗农作物而言,谷子这一产业尚属于起步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也面临诸多难题,为此,引入产业发展新方式提升谷子产业发展质量,激发经营主体市场活力是当前谷子产业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采取传统产业发展思路难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而实施产业融合发展,对于谷子这种传统农业产业来说,可以克服谷子产业传统发展的弊端,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可将区域资源禀赋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支撑,为产业范围扩展带来新的路径。当然,产业融合持续推进需要政府力量介入,但实施效果取决于农户的理性决策行为。因此,如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有效地促进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以及提升参与效应就成为促使谷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实行谷子产业融合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那么,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会产生哪些效应?这些效应又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以上问题的回答是理解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作用机制的关键,对提高谷子产业融合效应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产业融合视角,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产业融合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的指导,采用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东等9省（区）1058户谷子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对样本区域谷农参与产业融合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纳,选择合适的代理变量,构建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特征与效应,采用中介效应、主成分分析、双栏模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倾向得分匹配等多种数理模型及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技术效应、生产效应、市场效应以及收入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并提出了促进谷子种植户积极参与产业融合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中国谷子产业更好更快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谷子产业链延伸、谷子产业多功能拓展、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谷农增收、产业提质增效、就业与脱贫等6个方面来构建谷子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排名来看,山西、河北、河南3省的融合水平综合得分位居全国前列,广西、湖北、云南3省的综合得分位于全国最低水平;整体来看,谷子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就各个子系统的全国平均值的大小来看,产业提质增效的得分最高;谷子产业在不同区域融合的水平呈现出“东北-华北-西北-南部”逐渐减弱的态势。（2）由调研样本统计显示,在1058份有效样本中,关注过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谷农为771户,占样本总数的72.87%;从未关注过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谷农为287户,占样本总数的27.13%,表明多数谷农通过各种途径对产业融合及其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关注。谷农对产业融合有着较强的参与意愿,谷农完全不愿意参与产业融合的人数非常少,仅为52户,占样本总数的4.91%;谷农比较以及非常愿意参与产业融合的样本数为859户,占样本总数的81.19%。谷农认为参与产业融合风险非常大的样本数仅有12户,占样本总数的1.13%;谷农认为参与产业融合风险比较大的样本数为55户,占样本总数的5.20%,表明多数谷农认为参与产业融合的风险比较小。（3）从参与行为、参与程度、参与模式、参与环节以及参与绩效这5个维度对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进行测度,较为系统与全面地反映谷农参与产业融合的基本特征。样本谷农参与产业融合的积极性与整体融合参与意愿较高,政策认知、价值认知、风险认知均对融合行为有显着的直接影响,政策认知与风险认知除了直接影响融合行为外,还通过融合意愿间接影响融合行为。从参与环节、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深度以及参与效度等多个维度构建了谷农参与产业融合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谷农有效参与程度呈两极分化现象。将谷农参与产业融合的模式划分为:散户为主型、家庭经营型、合作经营型与企业经营型等4种模式。将谷子种植户参与融合的环节划分为参与“产前及生产环节”、“生产+加工”环节与“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等3类。（4）通过对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技术效应实证检验发现,谷农参与产业融合分别对其是否采纳轻简高效技术、技术投入与技术采纳项数有显着影响,其中,对技术的是否采纳和采纳数量的影响为正,对技术投入的影响为负。谷农参与产业融合对5种轻简高效技术的采纳率均通过显着性检验,表明参与产业融合可以提升谷农对这5种技术的采纳率。谷农参与产业融合的程度对技术1、技术4与技术5的影响均通过显着性检验。谷农参与不同融合模式的技术采纳率由低到高依次为:散户为主型<家庭经营型<合作经营型<企业经营型。谷农参与产业融合模式显着正向影响其技术采纳率,表明随着融合模式的逐步完善谷农会越来越多的采纳新技术,尤其是会增强轻简高效技术的采纳。参与产业融合环节变量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分别对轻简高效技术投入与技术采纳数量有正向影响,对技术1、技术2、技术4与技术5的影响均通过了10%的显着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谷农参与融合环节越深入,对这4项技术的采纳率越高。（5）通过对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生产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产业融合变量显着正向影响谷农生产效率,表明参与产业融合有助于谷农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生产效率的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不同融合程度均显着正向影响谷农生产效率,表明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谷农生产效率的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不同融合模式生产效率均值由小到大依次为散户为主型<家庭经营型<合作经营型<企业经营型。在9个不同分位点上,产业融合对谷农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均通过显着性检验,且伴随分位点数值的不断提升,产业融合变量的系数也随之增大,对谷农生产效率的影响也随之加深。融合参与环节对谷农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着。（6）通过对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市场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参与产业融合可显着减少谷农交易成本中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执行成本。谷农参与产业融合对其市场进入能力的3个代理变量均有显着影响,表明参与产业融合可以提升谷农整体的市场进入能力。谷农参与产业融合对其市场留住能力的3个代理变量均有显着影响,表明参与产业融合可以提升谷农整体的市场留住能力,明显提高谷农市场参与化程度,有效促进谷农的标准化生产。（7）通过对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参与产业融合谷农的平均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融合的谷农高56.18%。从不同收入结构来看,谷农参与产业融合对其家庭人均经营性与工资性收入均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融合对谷农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27.13%。不同融合程度对谷农家庭人均总收入、经营性与财产性收入均通过显着性影响,但对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着。谷农参与产业融合不同模式对其家庭人均的总收入、经营性、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均通过显着性检验,但对家庭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着。融合环节对谷农家庭人均的总收入、经营性、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均通过10%的显着性检验,且方向为正。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增强产业融合政策宣传,提高谷子种植户参与意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产业融合经营体系;强化教育培训,提升谷子种植户融合参与能力;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谷子种植户参与融合收益;遵循产业融合发展规律,科学做好产业融合预测与规划;加强科技支撑,提升谷子产业发展效率;强化品牌建设引导消费,延伸谷子产业链条;完善政策扶持体系,提高补贴的精准性。
袁新锋[10]（2020）在《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发展理念的显着变化就是“效率优位”正在被“质量优位”所取代。“质量强国”战略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势必将质量追求镶嵌其发展过程。“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融合已成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最大的主题,公共体育服务作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将质量追求作为引导理念与实现方式。然而,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图景还未全面呈现,质量现状存在明显问题。究其原因:客观局限与主观不足相互交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不够深入。本研究通过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结构与机制的探究,旨在为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探寻切入点与着力点,从而为实践推进提供策略指导,进而真正体现公共体育服务对“健康中国”战略与“体育强国”战略的支撑价值。基于公共管理、质量管理、健康促进等基础理论,参照国外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经验,立足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现状,本研究遵循发现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策略设计的逻辑构想,通过规范与实证研究路径,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研究法、扎根理论法、数理统计法以及实地考察法等具体方法开展了研究,主要工作呈现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通过概念界定、理论梳理以及文献综述奠定了研究基础。通过相关概念的梳理,界定了核心概念,明确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公共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以及健康促进理论的发展脉络、交叉演化、自身局限进行了全面梳理,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针对公共服务以及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的现有研究文献进行了评述,为本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参照。第二,梳理了我国公共体育质量改进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问题。面对民众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不断高涨,各级政府做出了大量的改革与尝试,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然而,顶层设计滞后、协同机制不畅、基础设施不足、参与度弱、满意度低、均等性差、效率不高等问题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依然普遍存在。本研究通过现状解析发现,理论研究对质量管理引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敏感性有所滞后,忽视了“因素分析-策略设计”的基本路径,导致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实践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归纳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构成。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按照扎根理论的一般流程,设计开放性问题,把普通民众、相关专家作为访谈对象;利用Nvivo11.0对深度访谈记录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提炼访谈材料的概念使其形成范畴,并逐步形成核心范畴,从中归纳出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构成;依据逻辑关系,形成了“探索性”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并进行了现状问题归因,但“建议性而非验证性”的概念模型需要量化验证。第四,构建并验证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本研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提出了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并构建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运用SPSS20.0对初始问卷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形成了满足信度和效度要求的正式调查问卷。对有效问卷数据分析发现,人口统计变量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关联。运用AMOS24.0对样本数据开展了模型拟合与假设验证,结果明确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结构与机制。第五,设计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策略框架。依据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验证结果,立足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现实问题,参照国内外经验得失,本研究设计了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的策略框架: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人员素质;统筹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供给;优化公共体育服务设计;丰富公共体育组织活动;加强公共体育服务监管;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机制。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第一,通过人口统计变量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关联分析得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单位性质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存在显着性差异。直接关系的模型验证结果说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存在结构区分。人员素质是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管理的执行核心;场馆设施是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基础保障;服务设计与组织活动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提升价值明显;服务监管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推动价值显着。因此,公共体育组织应该在激励机制、培养制度以及组织文化等方面不断完善来提升人员素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质量改进需要在制度规划、体制突破以及绩效评估等方面着手;通过丰富民众身边的赛事活动以及便捷的服务设计提升民众健身的参与度和科学性;还要发挥服务监管在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过程的主动性与创新性。第二,平行中介效应的模型验证结果说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既有结构区分,也有层次差异。场馆设施与人员素质作为“保健因素”是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基本条件,组织活动与服务设计作为“激励因素”是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方向所在。体育设施与人员素质作为基础因素通过服务设计与组织活动影响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人员素质均对服务设计和组织活动的影响明显,而场馆设施仅对服务设计产生支持。由此说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依赖组织资源的基础保障,其中人力资源是核心。场馆设施的丰富与人员素质的改善需要通过科学的组织活动与合理的服务设计才能发挥更大的功效。因此,公共体育组织夯实公共体育服务基础进而优化公共体育服务设计、丰富公共体育组织活动才是改进服务质量的必由之路,而人员素质的提升是策略设计的重中之重。第三,链式中介效应的模型验证结果说明,场馆设施、人员素质、组织活动以及服务设计在服务监管与服务质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理与条件,但服务监管本身在公共体育复杂系统中并不能直接提升服务质量,其推动作用体现在对相关因素的影响过程中。由此说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要探究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补齐短板,确保因素间的影响机制落实到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实践中,还要体现服务监管与人员素质的策略重点,同时兼顾公共服务特点。因此,本研究围绕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提出建立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创新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工具选择、整合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实现过程来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机制。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质量管理理论引入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丰富与完善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管理理论体系。现有研究与实践仅是公共体育服务个别管理环节的改革,忽略了质量管理的系统性,并未找到全面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建立以健康促进为指导的完整理论体系。针对上述不足与现实挑战,本研究在肯定质量管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前提下,把握公共体育服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二者的相通性与适应性进行了探究,初步建立了以健康促进为导向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管理理论框架,为实践推进确定了方向与路径。第二,构建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加以验证,基本明确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结构与机制。现有理论研究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结构与机制并不清晰,导致实践推进并未完全遵循改善影响因素条件进而改进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基本路径。本研究借助相关工具,通过扎根理论归纳了公共体育服务影响因素的构成,又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理论假设。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变量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有一定关联关系;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存在结构划分与层次差异;部分影响因素并不能直接影响服务质量,而是需要通过其他影响因素的中介作用才能发挥价值。清晰的影响因素结构与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着力点与切入点。第三,解析了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实施条件,探索性设计了基于影响因素结构与机制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策略。现有研究忽视了质量管理的可操作性与系统性,提出的策略通常存在笼统而分散的缺陷。本研究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特殊性以及质量策略的可操作性出发,将多项质量管理领域的成熟做法,如:质量认证、标杆管理、质量循环运用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针对影响因素结构与影响机制的验证结果提出了夯实基础、提升体验、多元主体、工具选择、实现过程等综合性策略框架。学术合理性与实践可操作性的互动促成了质量理论向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扩展与延伸。本研究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方面,为公共体育服务理论研究开拓了质量管理的新视角;在实践方面,有利于促进“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推进。但由于能力与条件所限,本研究存在研究资料不够丰富、影响因素不够全面、改进策略有待全面检验等不足,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变量、进一步厘清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逐步推进策略检验与完善。
二、推进和发展标准化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进和发展标准化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化改革背景下内蒙古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1.机关事务管理 |
| 2.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 |
| 3.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 |
| (二)理论基础 |
| 1.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效能型政府理论 |
| 3.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内蒙古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现状 |
| (一)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后勤管理范围 |
| (二)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后勤服务标准化体系初具规模 |
| (三)内蒙古自治区盟市后勤服务标准化建设稳步推进 |
| (四)内蒙古自治区后勤服务标准化具体案例 |
| 1.自治区政府办公北区后勤服务标准化体系总体框架 |
| 2.标准体系内容 |
| 3.标准化实施效果 |
| 三、内蒙古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一)存在的问题 |
| 1.标准尚未满足业务工作实际需求 |
| 2.各类标准衔接不畅 |
| 3.标准化体系中定额管理不完备 |
| 4.标准化建设区域失衡 |
| (二)原因分析 |
| 1.标准化理论研究起步晚,标准化意识不强 |
| 2.各层级标准化需求不一,信息化建设滞后 |
| 3.部门协同弱,法治化建设不完善 |
| 4.标准运行保障和绩效激励机制不完善 |
| 5.在基层指导推广力度不足,各地区建设条件有差距 |
| 四、解决内蒙古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问题的对策 |
| (一)推进理论研究,强化顶层设计 |
| 1.创新应用型研究,加强“智库”合作 |
| 2.加快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建设 |
| 3.合理构建机关后勤服务定额标准 |
| (二)坚持“一体两翼”发展,理顺标准化工作机制 |
| 1.坚持集中统一管理,深化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
| 2.推动数字化转型,坚持“两化融合”共同发展 |
| 3.推进法治化建设,加强部门协同 |
| (三)强化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的实施应用 |
| 1.加强各方协同,形成多元监管格局 |
| 2.完善评估体系,发挥绩效激励作用 |
| 3.加快盟市标准化建设 |
| 4.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
| 5.提炼模式,宣传推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国内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方法及内容 |
| 六、创新点和难点 |
| 总结 |
| 第一章 丽江洞经音乐本体概述及源流探讨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丽江洞经音乐 |
| 二、纳西古乐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概况 |
| 一、声乐及器乐类型概况 |
| 二、群众基础概况 |
| 三、格律音韵概况 |
| 四、宗教及文化属性概况 |
| 五、传承与传播媒介概况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起源 |
| 一、三国时期传入说 |
| 二、宋代末期传入说 |
| 三、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说 |
| 四、明嘉靖年间传入说 |
| 五、清雍正年间传入说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史料文本追溯 |
| 一、《丽江府志略》 |
| 二、《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
| 三、《雪山诗选》 |
| 四、《清史稿》 |
| 五、《永保平安》 |
| 六、《玉龙旧话新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概述 |
| 一、入户走访调查 |
| 二、代表人物走访 |
| 三、组织表演观摩 |
| 第二节 乐器使用及表现方式 |
| 一、管乐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二、弹拨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三、打击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属性特征 |
| 一、即兴演奏特征 |
| 二、演奏融合性特征 |
| 三、形式美及韵律美特征 |
| 四、经腔及乐曲审美表现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生态刻画 |
| 一、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形态 |
| 二、丽江洞经音乐表演形态 |
| 三、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嬗变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总体嬗变脉络 |
| 一、道教科仪的时代流变 |
| 二、组织形式的演进流变 |
| 三、演奏传承方式的嬗变 |
| 四、经腔乐曲的流变进程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符号属性及功能嬗变 |
| 一、道教传统和民族文化载体 |
| 二、汉学的云南地区推广载体 |
| 三、儒释道三教礼乐融合载体 |
| 四、洞经音乐本土化发展力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历史线索 |
| 一、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 |
| 二、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 |
| 三、元代戏曲文化及曲牌影响 |
| 四、明清市民文化的交融影响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社会线索 |
| 一、民族聚居与杂居的深刻影响 |
| 二、儒释道信仰与民族宗教融合 |
| 三、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 |
| 四、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丽江洞经音乐当代价值与发展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当代价值 |
| 一、丽江洞经音乐艺术与文化价值 |
| 二、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传承意义 |
| 第二节 新时期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基础 |
| 一、市场及社会组织资金支持 |
| 二、专门文化组织扶持与认可 |
| 三、主流文化的认可与推崇 |
| 四、民族多中心协同治理格局 |
| 五、媒介工具的升级与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丽江洞经音乐传承路径 |
| 一、政府有机保护丽江洞经音乐传承 |
| 二、社会主体助力丽江洞经音乐保护 |
| 三、市场主体促进丽江洞经音乐发展 |
| 四、媒体广泛参与丽江洞经音乐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情况 |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 三、法律化路径说明 |
| (一)道德的法律化 |
| (二)本文法律化路径思考 |
| 第一章 法学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沿革 |
| (一)中世纪后期西欧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萌芽 |
| (二)1900-1950:企业社会责任的萌芽阶段 |
| (三)20 世纪50-6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 |
| (四)197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时期 |
| (五)1980-1990 年代:补充性理论的蓬勃发展 |
| (六)21 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 |
| 二、我国法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 |
| (一)法律概念之争与法律条文解释之辩 |
|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的多元视角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困境 |
|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判例概况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在判决中的运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困境 |
| 四、对企业社会责任中“责任”概念的再认识 |
| (一)何为“责任” |
| (二)法学中有关“责任”的探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是何种“责任” |
| 第二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理论探讨 |
| 一、《民法典》第86 条立法沿革 |
| (一)早期立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
| (二)2005 年《公司法》第5条中的“社会责任” |
| (三)《民法典》第86 条的出台 |
| (四)《民法典》第86 条文义解释 |
| 二、《民法典》第86 条的法律原则性质研究 |
| (一)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律性质之争 |
| (二)法律规范理论:规则与原则的区分 |
| (三)《民法典》第86 条法律性质:法律原则 |
| 三、作为法律原则的《民法典》第86 条解释 |
| (一)体系因素解释:民商合一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 |
| (二)目的因素解释: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补充 |
| 第三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司法适用 |
| 一、指导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法律规则的解释方法 |
| (二)劳工保护 |
| (三)消费者保护 |
| (四)环境保护 |
| (五)案例分析 |
| 二、裁判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裁判功能——用于法律漏洞补充 |
| (二)法律漏洞认定 |
| (三)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 |
| (四)案例分析 |
| 三、评价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评价功能——价值衡量的依据 |
| (二)怎样进行衡量——比例原则 |
| (三)案例分析:北京世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诉刘富君劳动争议案 |
| 第四章 对《民法典》第86 条的补充——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为依据 |
| 一、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
| (一)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 |
| (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方法 |
| 二、标准:作为法律的补充 |
| (一)什么是标准 |
| (二)标准与法律的关系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第86 条的补充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国内标准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在实践中的运用 |
| (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补充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4）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 ——以山西省J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国有企业党支部 |
| 2.1.2 标准化规范化 |
| 2.1.3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
| 2.2 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
| 2.3 主要内容 |
| 2.3.1 政治建设标准化规范化 |
| 2.3.2 组织设置标准化规范化 |
| 2.3.3 组织生活标准化规范化 |
| 2.3.4 党员管理标准化规范化 |
| 2.3.5 工作机制标准化规范化 |
| 2.3.6 基础保障标准化规范化 |
| 第3章 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现状 |
| 3.1 山西省J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概况 |
| 3.1.1 山西省J国有企业基本情况 |
| 3.1.2 山西省J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本情况 |
| 3.2 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2.1 政治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有待加强 |
| 3.2.2 党员教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到位 |
| 3.2.3 标准化规范化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
| 3.2.4 标准化规范化制度执行不到位 |
| 3.2.5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与中心工作融合不够 |
| 3.3 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思想认识不到位 |
| 3.3.2 监督机制不完善 |
| 3.3.3 考核机制不健全 |
| 3.3.4 基础保障不到位 |
| 第4章 推进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的路径分析 |
| 4.1 强化对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认识 |
| 4.1.1 把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上升到政治高度 |
| 4.1.2 注重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4.2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
| 4.2.1 加强党员责任意识教育 |
| 4.2.2 加强党员常态化教育 |
| 4.3 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队伍建设 |
| 4.3.1 选优配强支部班子 |
| 4.3.2 优化配备基层党务工作者 |
| 4.4 健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制度运行机制 |
| 4.4.1 建立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制度执行方案 |
| 4.4.2 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基本制度 |
| 4.5 完善标准化规范化考核监督体系 |
| 4.5.1 加强制度执行监督力度 |
| 4.5.2 推进考核体系规范化 |
| 4.6 加强党支部基础保障 |
| 4.6.1 保障支部工作经费 |
| 4.6.2 加强党支部阵地建设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调研访谈方案 |
| 附录2 调研访谈表 |
| 附录3 调研访谈摘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5）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相关研究 |
| (二)并联审批相关研究 |
|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可供拓展的空间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二)并联审批的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无缝隙政府理论 |
| (三)协同学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发生场域、需求与困境 |
| (一)合作的发生场域: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
| (二)合作需求的形成 |
| (三)合作困境的外在表现 |
| 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目标和行动的解释 |
| (一)目标不一致 |
| (二)行动不一致 |
| 三、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分化的组织结构 |
| (一)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 |
| (二)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其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一)并联审批的萌芽阶段(2001年以前) |
| (二)并联审批的发展阶段(2001-2012) |
| (三)并联审批的相对成熟阶段(2013年以来)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一)形成过程:有利于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执行过程:有利于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三、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性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并联审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一)政治维度 |
| (二)经济维度 |
| (三)社会维度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一)组织载体 |
| (二)运行前提 |
| (三)技术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案例分析: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困境及生成逻辑 |
| (一)合作需求 |
| (二)合作困境 |
| (三)生成逻辑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三、并联审批促进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行动一致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不动产登记改革案例相关材料收集 |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呼唤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二)美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需要深化 |
| (三)我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诉求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第二语言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教师 |
| (三)教师专业标准 |
| 五、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关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一、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 |
| (一)教师知识的来源 |
| (二)教师知识的结构 |
| (三)教师知识的运用 |
| (四)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 |
| (一)三大教学参数与十大宏观策略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KARDS”模块模型 |
| (三)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三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背景 |
| 一、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政策与环境 |
| (一)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日臻完善加速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标准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呼唤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三)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引领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现实需要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科科学化的需要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化的需要 |
| (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日益增长的需要 |
| 第四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及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2010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二)2018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三)2010版标准与2018版标准比较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原则和目标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标准结构的层次性:接近标准、达到标准、超越标准三层进路 |
| (二)标准评价的科学性:倡导“绩效本位”的评价理念 |
| (三)标准原则的一致性:国家要求与学科特点有机融合 |
| (四)文化的包容性:母语文化与美国文化相结合 |
| (五)学生的主体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
| (六)专业的发展性:合作与反思中成长 |
| 第五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分析 |
| (二)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理念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体现五项核心要求与学科专业特点的融合 |
| (二)强调教师知识的专业性与实践的综合性 |
| (三)突出教师的反思能力 |
| (四)关注教师专业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
| (五)重视学生背景的多样性和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
| (六)加强教师评价的灵活性与公平性 |
| 第六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总体评析 |
| 一、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比较 |
| (一)基本要素比较分析 |
| (二)标准框架比较分析 |
| (三)标准内容比较分析 |
| (四)标准认证比较分析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总体特点 |
| (一)标准研制理念:以人为本、观照师生 |
| (二)标准主体结构:体系完整、层级分明 |
| (三)标准涵摄内容:知识、能力与品格兼具 |
| (四)标准秉持视角:多元文化取向 |
| (五)标准言说话语:用词精确、实践倾向 |
| (六)标准认证方式:科学性与民主性相结合 |
| 三、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影响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积极影响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消极影响 |
| 第七章 思考与启示 |
| 一、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发展现状 |
| (一)国家语言强国战略话语语力的提升 |
| (二)对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分析 |
| (三)基础教育领域来华学生对我国第二语言教师的现实需要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完善我国具有本土特色的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 |
| (二)凸显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科的本质特点 |
| (三)关注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源文化差异 |
| (四)重视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汉文化融入 |
| (五)加快教师专业标准引领下第二语言教师角色的转变 |
| (六)完善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第二语言教师评价体系 |
| (七)倡导更多符合标准的专业第二语言教师走进中小学课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9）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产业融合的相关研究 |
| 1.3.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
| 1.3.3 农户参与产业融合的研究 |
| 1.3.4 农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效应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融合的内涵界定 |
| 2.1.2 谷子产业的内涵界定 |
| 2.1.3 谷子种植户的内涵界定 |
| 2.1.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内涵界定 |
| 2.1.5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效应的内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融合理论 |
| 2.2.2 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
| 2.2.3 产业组织理论 |
| 2.2.4 交易成本理论 |
| 2.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过程、动力机制及其效应分析 |
| 2.3.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过程分析 |
| 2.3.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2.3.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效应的分析维度 |
| 2.3.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谷子产业发展现状与融合评价分析 |
| 3.1 谷子产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 3.1.1 谷子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3.1.2 谷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 谷子产业融合综合评价分析 |
| 3.2.1 谷子产业融合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3.2.2 谷子产业融合评价分析 |
| 3.3 谷子产业融合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 3.3.1 谷子产业链短、窄、薄,价值链深陷低端“锁定” |
| 3.3.2 市场开发创意不足,致使产销脱节、营销渠道狭窄 |
| 3.3.3 谷农“小而全、小而散”,在产业融合中处于不利地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
| 4.1.1 研究区概况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样本谷子种植户个体基本特征 |
| 4.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测度 |
| 4.2.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作用机理 |
| 4.2.2 模型构建 |
| 4.2.3 变量选择 |
| 4.2.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特征分析 |
| 4.3.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基本特征 |
| 4.3.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程度 |
| 4.3.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模式 |
| 4.3.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环节 |
| 4.3.5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绩效 |
| 4.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 4.4.1 谷农对产业融合内涵认知存在偏差 |
| 4.4.2 谷农对产业融合价值认知有待提高 |
| 4.4.3 谷农个体面临诸多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 |
| 4.4.4 谷农对产业融合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技术效应分析 |
| 5.1 理论分析 |
| 5.1.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带动其技术采纳的机理 |
| 5.1.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带动其技术采纳效果的组间差异 |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择 |
| 5.2.3 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轻简高效技术采纳的影响 |
| 5.3.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程度对其轻简高效技术采纳的影响 |
| 5.3.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模式对其轻简高效技术采纳的影响 |
| 5.3.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环节对其轻简高效技术采纳的影响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生产效应分析 |
| 6.1 理论分析 |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谷子种植户生产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
| 6.3.2 基于Tobit模型的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 |
| 6.3.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程度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 |
| 6.3.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模式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 |
| 6.3.5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环节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 |
| 6.3.6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生产效率水平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市场效应分析 |
| 7.1 理论分析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市场能力的影响分析 |
| 7.3.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分析 |
| 7.3.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市场销售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 |
| 7.3.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市场销售渠道的影响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分析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8.1.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 |
| 8.1.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收入结构的影响 |
| 8.1.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描述性统计 |
| 8.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1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 |
| 8.3.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收入结构的影响 |
| 8.3.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对其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3.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不同维度对其收入的影响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谷子产业发展历程曲折,谷子产业融合水平逐步提升 |
| 9.1.2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特征 |
| 9.1.3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技术效应 |
| 9.1.4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生产效应 |
| 9.1.5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市场效应 |
| 9.1.6 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增强产业融合政策宣传,提高谷子种植户参与意识 |
| 9.2.2 培育新型经营农业主体,建立产业融合经营体系 |
| 9.2.3 强化教育培训,提升谷子种植户融合参与能力 |
| 9.2.4 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谷子种植户参与融合收益 |
| 9.2.5 遵循产业融合发展规律,科学做好预测与规划 |
| 9.2.6 加强科技支撑,提升谷子产业发展效率 |
| 9.2.7 建设品牌引导消费,延伸谷子产业链条 |
| 9.2.8 完善政策扶持体系,提高补贴的精准性 |
| 9.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服务 |
| 2.1.2 公共体育服务 |
| 2.1.3 产品质量 |
| 2.1.4 服务质量 |
| 2.1.5 公共服务质量 |
| 2.1.6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 |
| 2.1.7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 |
| 2.2 理论基础及应用 |
| 2.2.1 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4 质量管理理论 |
| 2.2.5 政府工具理论 |
| 2.2.6 健康促进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
| 2.3.2 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策略研究 |
| 2.3.3 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的文献评述 |
| 2.3.4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
| 2.3.5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策略研究 |
| 2.3.6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的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实践进展与问题审视 |
| 3.1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实践进展 |
| 3.1.1 引领政策日趋丰富 |
| 3.1.2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
| 3.1.3 执行工具日趋多元 |
| 3.2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现状的问题审视 |
| 3.2.1 公共体育服务顶层设计滞后 |
| 3.2.2 公共体育服务主体间协同机制不畅 |
| 3.2.3 公共体育筹资渠道单一且效率偏低 |
| 3.2.4 公共体育设施数量不足且管理落后 |
| 3.2.5 公共体育健身参与度低 |
| 3.2.6 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差 |
| 3.2.7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失衡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识别 |
| 4.1 扎根理论研究法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深度访谈 |
| 4.2.2 对象选择 |
| 4.2.3 三级编码 |
| 4.3 资料收集 |
| 4.4 编码过程 |
| 4.4.1 开放式编码 |
| 4.4.2 主轴编码 |
| 4.4.3 选择性编码 |
| 4.5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概念模型的构建与识别 |
| 4.5.1 概念模型的构建 |
| 4.5.2 概念模型的识别 |
| 4.5.3 质量问题的归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
| 5.1 研究假设的提出与理论模型的构建 |
| 5.1.1 场馆设施及人员素质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关系 |
| 5.1.2 服务设计及组织活动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关系 |
| 5.1.3 服务监管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关系 |
| 5.1.4 无形因素在有形因素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间的作用 |
| 5.1.5 有形和无形因素在服务监管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间的作用 |
| 5.1.6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构建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研究方法与工具 |
| 5.2.2 变量测量 |
| 5.2.3 问卷设计 |
| 5.2.4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5.3 数据分析 |
| 5.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3.2 模型拟合度验证 |
| 5.3.3 信度分析 |
| 5.3.4 效度分析 |
| 5.4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验证 |
| 5.4.1 人口统计变量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关联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与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
| 5.4.3 场馆设施及人员素质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影响 |
| 5.4.4 服务设计及组织活动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影响 |
| 5.4.5 服务监管对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影响 |
| 5.4.6 无形因素在有形因素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间的平行中介作用 |
| 5.4.7 有形和无形因素在服务监管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
| 5.5 结果讨论 |
| 5.5.1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基本结构 |
| 5.5.2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层次差异 |
| 5.5.3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策略 |
| 6.1 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人员素质 |
| 6.1.1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
| 6.1.2 落实人才培养制度 |
| 6.1.3 培育组织质量文化 |
| 6.2 统筹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供给 |
| 6.2.1 规划与执行并重 |
| 6.2.2 突破体制性障碍 |
| 6.2.3 绩效评估常态化 |
| 6.3 优化公共体育服务设计 |
| 6.3.1 确立人民主体地位 |
| 6.3.2 立足民众健身需求 |
| 6.3.3 顺应智慧健身趋势 |
| 6.4 丰富公共体育组织活动 |
| 6.4.1 倡导“主动健康”理念 |
| 6.4.2 注重体育社会组织培育 |
| 6.4.3 建立公共体育服务数据平台 |
| 6.5 加强公共体育服务监管 |
| 6.5.1 战略规划引领 |
| 6.5.2 法律制度保障 |
| 6.5.3 质量标准支撑 |
| 6.5.4 规范财务管理 |
| 6.5.5 强化服务质量评估 |
| 6.6 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机制 |
| 6.6.1 建立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 |
| 6.6.2 创新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工具选择 |
| 6.6.3 整合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改进的实现过程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结构与策略 |
| 7.1.2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层次与策略 |
| 7.1.3 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整体运行机制 |
| 7.2 研究局限 |
| 7.2.1 研究资料不够丰富 |
| 7.2.2 影响因素不够全面 |
| 7.2.3 改进策略有待全面检验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进一步丰富研究变量 |
| 7.3.2 进一步厘清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
| 7.3.3 逐步推进策略检验与完善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推进和发展标准化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化改革背景下内蒙古机关后勤服务标准化研究[D]. 郭如如.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2]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D]. 刘天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D]. 彭钰栋.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4]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 ——以山西省J企业为例[D]. 吴欣睿.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D]. 于丽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6]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7]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D]. 王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5)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9]谷子种植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效应研究[D]. 刘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3)
- [10]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研究[D]. 袁新锋. 山东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