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综合发展完善了家庭承包制

一、农业综合开发完善了家庭承包制（论文文献综述）

马少春^[1]（2020）在《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模块化发展研究 ——以崇州市农业共营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农业是运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管理理念和组织模式进行农业生产的资本收益率更高的农业发展阶段。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工业体系日趋完善、服务业蓬勃发展的世界大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其他现实因素,我国农业现代化发育程度偏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我国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民能够拥有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家庭结构的不断分化,农村发展出现了“土地撂荒”、“农村空心化”、“耕地细碎化”、“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既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使得现代农业发展的推进受阻。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农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土地制度,那么如何在保证这一基本土地制度不变的基础上进行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业产业组织创新是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经历了“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多种组织模式的演变过程。这些模式由公司/合作社代替农户与大市场对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尽管组织模式在不断完善,但是因中介组织力量有限、缺乏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等问题,上述组织模式依旧无法有效约束各方主体行为,无法有效发挥协同效应,使得组织模式难以稳定运行,现代农业发展仍旧缓慢。因此如何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组织,有效完成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的过渡,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换升级成为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的研究意欲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基于四川省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案例分析,创新性地提出了模块化农业产业组织的概念,并认为模块化产业组织将会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一种重要的组织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以及关于农业产业组织理论及模式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该部分梳理了本文研究所需的指导理论,主要有现代农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模块化理论。并基于这三种理论构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为第四章的案例分析和第五章的理论提升奠定了基础。第三章为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发展历程。本章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历程,运用SCP范式对各个组织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了各个阶段的产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新的矛盾时如何做出变革,从微观层面解析了已有产业组织的演进过程。第四章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模块化发展的崇州探索。本章首先介绍了崇州农业共营制的演化历程。其次基于第二章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农业共营制组织结构的模块化特征分析、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模块化组织的经营绩效三个方面对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五章在前面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更进一步的逻辑思考,对案例经验进行了理论提升,提出了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模块化发展的运行机理。第六章提出了推动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模块化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韩连贵,王岩,王其文,王清,李方旭,张小康,赵建生,董齐,韩铁峰,李九辉,陈贵锋,孙鹏^[2]（2018）在《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文中指出关于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七个篇章:一是农业综合开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二是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方略;三是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综合的方略规程;四是坚持农业综合开发综合效益的目标和策略;五是传承发扬农业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六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产生、发展、变化历程;七是拓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途径的建议。

杜春林^[3]（2016）在《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研究问题来看,本文以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现象为起点,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与碎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现象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财政资金不断上移,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任务主要由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基层组织承担,导致央地之间财权与事权的明显不匹配现象。中央政府为保证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采用专项资金的方式自上而下调动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项目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供给遵循科层制体系内部“条条划分”和“块块划分”的逻辑,在项目制运作过程中便表现出碎片化现象。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专业分工和地区划分的需要,但更多的表现为本文所关注的碎片化所带来主体不明,资金分散和利益负责等问题。从研究假设来看,项目制依附于科层制体系是本研究的前提假设。透过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碎片化问题本质上是由政府内部过细的专业分工和过度地区划分所致。整个项目制运作过程包括项目生成、项目实施和项目监管,这三个阶段实际上都是依附于科层制体系而存在的,缺少科层制体系的组织结构,项目制便无法发挥作用。项目制运作所包含的三个阶段:项目生成、项目实施以及项目监管都与科层制体系紧密相连,正是由于项目制依附于科层制体系,才给我们进一步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奠定基础。从理论基础来看,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实际上是政府供给的一种方式,因此受政府运作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构建的碎片化政府理论是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的研究的理论基础。碎片化政府理论认为,碎片化政府或碎片化政府的运作是指科层制体系内部过度专业分工和权力划分导致政府间缺乏相互协调、沟通和合作,致使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无法顺利达成的现象。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正是由于科层制体系内部过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极强的属地管理意识所导致的。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经过政府职能部门自上而下的条线下达,形成项目的“条线管理”;不仅如此,项目在条线管理的同时,又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管理,形成项目制运作过程中的“块块管理”。正是由于项目制运作过程中的“以条为主,以块为辅、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才形成的所谓的碎片化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碎片化问题,而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正为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可循的治理路径。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案例为索引来探讨项目制与碎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文献梳理主要表现在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上。事实上,国内外对于农村公共服供给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十分丰富,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问题的研究。本文基于碎片化政府理论构建文章的分析框架,并在基础上,将农村公共服项目制供给碎片化分为:主体多元化、资金分散化和利益复杂化,并与项目制运作的三个阶段:项目生成、项目实施以及项目监管相结合。指出项目生成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动力机制;项目实施过程中体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具体表现;项目监管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相互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将搜集整理以及实地调研所得出的案例穿插其中,用案例来说明项目制与碎片化之间的关系。就研究内容而言,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项目生成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动机机制。从项目主体、专项资金以及主体利益在部门与地区间的划分,可以看出项目生成过程依附于科层制体系的部门划分和地区划分构成了碎片化的内在动力;二是项目实施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表现形式。项目生成过程是碎片化的内在动力,并不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现象,只有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才会有诸如:主体多元化,资金分散化以及利益复杂化的表现;三是项目监管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现实影响。项目监管与碎片化的影响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项目监管不力加剧了碎片化所带来的对主体、资金以及利益的影响,而碎片化的诸多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给项目监管带来重重困难;四是项目优化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治理路径。针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所带来的问题,本文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项目联动机制,推动主体、资金以及利益的沟通、整合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的整体性治理。从研究结论来看,农村公共服务的项目制运作逻辑从项目生成到项目实施再到项目监管都与碎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而整体性治理也成为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走出碎片化困境的必然路径。

陈杰^[4]（2014）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提出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关系着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民主政治、城乡统筹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如何解决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一事一议,包涵最初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之后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形式。该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集体选择的制度,也是代理人与委托人博弈的机制,这种制度是否能够显示村民的真实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体现民主性和科学性,对于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建省近年来的问卷调查数据及相关文献资料,探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借助公共产品、公共财政、公共选择和制度经济学等有关理论,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综述了国内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及研究动态,充分界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概念内涵及其特质,统计分析了一事一议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现状,从中得出当前一事一议供给公共产品的所取得成效以及制度运行的困境。并针对由于制度运行之初的低效性而引发对一事一议农村公共产品存废的质疑性问题,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对246位村书记的调查分析一事一议制度对于村级公共投资的影响,证明了一事一议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基于此,为有效发挥一事一议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用,本文分析了影响该制度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为一事一议制度推广和创新的实践提供了总体的研究思路,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为了增加研究结论的说服力,该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其中,使用规范分析方法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解析,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研究数据并定量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的现状和在福建省实施绩效,使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建立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一事一议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使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建立OLS模型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使用典型案例法探索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的推广和创新。该文通过研究认为:（1）基于福建省的实践,整体上,一事一议制度本身和运行绩效评价较高;（2）—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正面效应明显;（3）在村级公共投资方面,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具有显着作用。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利用对福建省246位村书记的调查,分析了一事一议制度对于村级公共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事一议制度对增加村级公共投资项目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目前形式下发挥较大作用。因此,不是简单的废止一事一议制度,而应该充分利用和不断完善该制度,以发挥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4）一事一议并不适合所有村庄的农村公共产品建设。虽然该制度是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方式,但不意味是唯一方式,白塔乡长基村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5）筹资筹劳难易程度、村集体经济以及上级财政奖补是一事一议制度执行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得知筹资筹劳难易程度是制度运行的关键因素,而其中村干部个人因素、村流动人口情况又是影响筹资筹劳的重要因素。然后进一步采用OLS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筹资筹劳（主要指村民形成集体行动参与一事一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村经济情况和政府支持因素的影响情况以深入了解制度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出当前制度运行主要受到村庄规模、村集体经济情况以及政府支持等因素影响;（6）对捐赠者的奖励是一种有效的一事一议筹资激励设计。为了使一事一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得以顺利推广和创新,其制度安排应该包括筹资筹劳机制设计和管理激励机制设计这两个方面的设计的激励问题,福建省一些地区的探索如罗源县起步村通过捐赠建设南山公园的成功实践较好的体现了这一思路,值得借鉴。

张巧云^[5]（2013）在《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社会,农业是整个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而在农业生产的要素中,土地又属重中之重。因此,对新中国土地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梳理与研究实属必要。与此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也必定是跟当时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因此,研究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认识和了解新中国建国以来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将提供很大的帮助。重温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发展演变之历史,从中取其精华,对于解决我国目前“三农”问题,探索和完善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土地法律制度将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研究多偏向于研究单一时期的单一类型的土地法律制度,并没有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进行详细的梳理和探究,本研究对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进行了界限划分,并对各个时期的主要土地法律制度进行了梳理,以期对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研究。本研究在梳理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立足农村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农村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征收补偿法律制度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法律制度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基于对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梳理,归纳出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呈现出从强制性变迁到诱致性变迁的过程以及每一时期的土地制度都是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分析了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演变的原因,即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是因为领导者的正确策略和措施,加上一定的政治压力和利益的激励,农民在权利丧失的情况下加上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选择了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结合的土地法律制度。最后得出了土地制度变迁必须遵循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任何形式的改革都要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此同时,领导干部要善于捕捉群众在生产中创造的新思想、新经验；在未来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选择上,要将“尊重农民选择”作为土地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今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结合“新四化”健全我国土地法律制度体系,改革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管理制度,确立倾斜性保护原则对农村土地相关利益者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进行保护；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上要克服农民对土地经营的短期行为,发展社区作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建设城乡一体化上要统筹“新四化”,以农民利益为先构建和谐社会,同时要注重对农村生态资源的保护。

苏荟^[6]（2013）在《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文中指出新疆干旱缺水，农业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农业主要依靠水利灌溉，水是新疆干旱区最稀缺的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节水势在必行，新疆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96%，新疆节水关键在于农业。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疆在稀缺水资源诱导下大面积选择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现已成为了国内及世界最大的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示范区。本文针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研究，不仅揭示和阐释了新疆成功选择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内在动因、选择方式、行为表现和选择绩效，而且可以为其它地区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本文针对新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采用计量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调查分析的方法，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利用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国家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等，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并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政府、企业、科研部门、农业基层组织和合作组织及农户作为技术选择的一个整体，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的视角运用理论和案例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行为、运行机制以及选择方式和路径，并利用计量和模型的方法评价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提出了研究的背景、问题和思路等。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指出水资源稀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特别是农业节水势在必行，新疆成为我国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的示范区，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过程和绩效值得探讨。此外，本章还陈述了本文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章概述了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界定了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概述了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公共品理论等理论，提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作了界定。第三章阐述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阐述了现代农业、农业技术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的影响；概述了世界和我国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重点概述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为后续研究作好了铺垫。第四章对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作了分析，利用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进行分析，以兵团棉花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建立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得出，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是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动因。制度环境对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具有影响。本章又从制度视角分析了新疆兵团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优势，兵团特殊体制下的土地经营制度、农业生产制度、农业技术保障制度等对兵团农业高效节水技术选择有很大影响。第五章对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供给主体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以案例方式对各主体行为作了深入剖析。本章分析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供给主体的行为反应，通过政府、企业、公共科研部门、基层农业组织的案例分析和验证了各主体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了政府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八师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案例分析了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通过分析得出，政府是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核心，是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有效推动者。其次，分析企业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新疆天业集团为案例，分析了节水灌溉技术产品供给企业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指出企业是参与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大面积推广的关键主体。再次，分析科研部门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兵团组织所属科研部门联合攻关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为案例分析了公共科研部门的行为表现，公共科研部门是新疆兵团节水灌溉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承担者，是节水灌溉技术供给的重要主体。此外，分析基层农业组织和合作组织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玛纳斯县塔西河村和八师121团19连为案例，分析了基层农业组织行对节水技术选择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通过分析得出，不同体制下的基层组织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采用方式和手段不同，因“制”和“地”而宜采用强制性、诱致性和合作组织参与等技术选择方式可发挥出很好的效果。最后，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多主体参与的选择行为进行了评析。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是多主体参与下的动态反应，并形成了有效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机制，政府的强制性和诱致性技术选择及合作组织多方参与式选择等多种方式的运行和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种技术推广方式的作用下，农户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会主动选择节水灌溉技术。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多主体参与下多种方式的有效配合下，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可以应对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弥补组织缺失等。第六章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需求主体——农户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农户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以问卷方式得到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对农户选择或没有选择滴灌技术的原因以及选择的意愿、方式和绩效进行了调查，结果得出，农户选择滴灌技术主要是由政府强制性技术推广方式决定的，诱致性技术选择也发挥重要作用，由最初的强制性选择到自愿选择，政府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户选择滴灌的决策有很大影响。其次，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得出，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受其个人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节水技术特征和政府组织动员力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第七章评价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本章运用不同方法比较分析了不同制度下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首先，描述分析了新疆兵团与新疆地方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其次，通过对资源禀赋相似区域下制度环境不同的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进行了分析，用计量和模型的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它们的选择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改进和完善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能力和绩效，提出解决的政策建议和对策有重要意义。第八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的诱致性选择，是政府、企业、公共科研部门、基层农业组织、合作组织和农户等多主体参与行为下的共同反应的结果；制度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有重要影响，基于新疆兵团特殊体制和土地经营制度等影响，新疆兵团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比新疆地方有明显优势。基于以上研究和结论，针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提出了合理配置利用农业水资源，发挥水资源稀缺对节水行为的诱导作用；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主体的选择能力，加强政府节水主导职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科研部门服务作用，加大基层部门组织能力，发挥合作组织动员能力，提高农户农业节水技能；优化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改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宏观制度环境，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方式，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邵立民^[7]（2012）在《改革的成功典范,伟大的历史丰碑》文中研究指明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回顾改革34周年的艰苦而伟大的历程,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农村变化,我们深刻认识到:家庭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范例,它开创了构建崭新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本文回顾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开创和发展,肯定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创举,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必须做到稳定制度不动摇、完善制度促发展,坚持两个飞跃思想,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建立城乡一体化机制体制。

江小容^[8]（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文中提出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自农村始，并迅速以渐进、增量的改革方式向前推进，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彻底转变。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时30余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形式为标志，中国的农村改革恰好亦历时30余年。30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历程，其本质上即是农村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不断被市场机制配置的过程。30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始终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根本途径。理论探求和实践证明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并使各要素有效结合，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回顾，便于把握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及其配置路径，既是对发展经济学、发展政策的理论新释义，对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并化解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困境和体制性障碍，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回顾并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目的在于如何进一步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并使之逐步成熟，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本着这一研究目的，论文一方面按照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农村改革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时序为标准，把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细分为5个阶段，系统梳理农村土地、工业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过程，对不同时期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背景、路径和基本脉络进行考查和总结。另一方面论文按照文献研究的方法，广泛收集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调查数据，以及系列引导要素市场流转的中央核心政策，纵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论文最后一章总结并提炼30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以及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过程中待解的迷题，在此基础上对新阶段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形成前瞻性的认识。以农村改革标志性事件发展的时序为标准，本论文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家庭承包制改革及其完成为标志，依靠农地生产力的简单释放产生强大内聚力，逐步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第二阶段以乡村工业的初步振兴和乡镇企业的辉煌崛起为标志，依靠农村工业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复苏和发展，逐步化解承包制下农村生产要素亟待流转的实然困境。第三阶段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兴起与发展为标志，依靠中央核心政策的引导推动农业发展机制的变革，稳步应对农村经济市场化转轨的新困境。第四阶段以农村劳动力的跨域流动为标志，依靠农村劳动力就业管理政策等推进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农村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积极应对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体制性障碍。第五个阶段是以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为标志，依靠系列一号文件的连续出台，持续加大对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投入力度，在科技支撑和城乡统筹发展新思路指导下，全方位应对农村生产要素市场流转面临的诸多困境，探索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道路。透过以上5个阶段的系统梳理，论文得出结论：30年来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发展过程呈现从农地生产力的简单释放，农村工业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复苏与发展，到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全方位统筹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此过程中中央核心政策由初级应对逐步转向体制变革式全方位应对的思路，逐步引导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和合理流动。毫无疑问，至今待解的惠农政策践行效果不佳、农地产权制度“两难”困境、农村教育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四大迷题，仍然是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瓶颈。基于这种判断论文提出，应从以下三方面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一是通过农业产业体系、科技人才体系和农业基础能力等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引导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二是以城乡统筹思路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强化农村生产要素市场投入机制；三是以科技创新持续发掘并强化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内生动力。三条主线将是未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其驱动力仍然是发挥市场对生产要素的基础配置作用，和执政党及政府核心政策的引导作用，农业与农村发展也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期”。

赵光南^[9]（2011）在《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肇始于农地制度改革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实现粮食的增长,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成功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制度模式,在世界农地制度改革史上已经是无可争议的成功的范例。农业财富的积累为支持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直接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与农业相关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变化中。工业的发展凸显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现实,工农业发展的平衡被打破；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人口快速向城市集中,城乡发展显现二元化的新格局；农村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发展迟滞甚至徘徊的阶段。尽管国家加大对农业各种支惠政策,但是粮食的每一斤增长,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要付出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的努力、更大的代价,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直是我们面临的十分严峻而又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阐释了农地制度的基本理论。结合对中国历史和国外农地制度的考察分析,通过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探索出农地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农地制度应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农地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改革的侧重点应从重视土地的所有制转变为重视土地的使用制；政府作为农地制度决定性主体的作用不可替代；农地制度改革应该保证农业生产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农地制度改革应充分考虑其所受到的土地资源条件的约束；农地制度改革应充分重视配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等。本文对家庭承包经营农地制度如何进行改革与完善,提出系列观点并进行理论分析。鲜明地指出农地改革的目的,总结出农地制度改革的六大现实需要。从改革的困难、改革的时机等方面分析农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形势；从以何种方式改革方面提出以强制性深化诱致性；从采取何种改革模式方面回答了如何以多元化包容多样化；从采取何种改革手段方面提出以务实性体现有效性；从降低改革成本角度指出改革路径要以渐进性化解风险性,以及正确统筹好改革中的几个重要关系的必要性。比较精当地确定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四条原则：遵循并综合运用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规律；注重农地改革中的稳定与发展和公平与效率问题；以促进农地资源利用的科学高效专用为核心；降低改革成本,统筹兼顾,力忌顾此失彼。对改革方案的设计,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因为这是几十年来农地制度改革探索出的基本成果,必须予以坚持。改革的方案在坚持市场、公平、民主、民本基础上,向“三权分离,两大义务；四能结合,垂直管理；统分明责,以统惠分；分区统筹,因地制宜”的改革方向努力。把农地改革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划定农地红线,农地农用；设定国家和农民为不同性质主体的产权结构,即国家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户为农地承包权主体,农户获得永久的、完整的农地承包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国家垂直的农地管理机构行使农地的所有权职能,从法律、组织、运转机制等方面加强农地管理体系建设；改革农地使用权的获得方式,转化地租理论为地租实践,实行农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建立农地纠纷的救济机制；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保障失地农民和人地比例较小地区的农民；保障农民合理合法流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统筹考虑促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稳步健康有序发展。明晰农地的各项权能,把农地划分为三项主权利和四项从权利,共七项权能,即农地所有权、农地承包权、农地经营权及农地收益权、农地流转权、农地继承权、农地退出权。把明晰附着于农地上的各项义务,归纳为两大义务,即农地承包税、农地承包退出义务。对建立农地制度改革的保障体系,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地流转,对农业现代化的国际规律,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对策建议。

陈定洋^[10]（2009）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按照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互动这样的研究范式,以历史为线索、以制度集合为考量纬度、以现代国家构建为视角,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主要分四个不同制度环境时期进行考察、分析。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与影响。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国农村政治制度从皇权下乡村自治制度到现代国家制度,经济体制经历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转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也随之变迁。具体地说,在不同制度环境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路径主要体现为:社区宗族组织供给为主→政府（集体）包办一切下农民自我合作供给→政府主导下农民直接负担→政府（公共财政）主导+“一事一议”框架下农户参与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实行皇权统治下的乡里自治制度。这一制度是以宗族制度为基础、以儒家学说为保障、行政与自治相济的乡村管理制度。农业帝国的财力不足决定了政府举办社会发展必需的公共事务和提供必需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国家对乡村的统治和整合在于参与对农业经济剩余的剥夺和分割,维持上层统治和官僚政府的运转。这种“制度环境”性质决定了乡村社会大部分公共产品只能由乡村居民自我供给。而在自觉认同上的乡村社区,也自然而然滋生出乡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家（宗）族式自治组织。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一直是以社区宗族组织供给及私人供给为主、以皇权政府供给和其它民间组织自愿供给为辅的制度集合。家族组织对乡村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是低水平的,但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乡村而言,大大小小的士绅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财力智力,化解组织成本,保持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开始兴起。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国家在农村公共产品上的作用不同,既现代国家要为一国的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在20世纪的百年进程中,我国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工业化）与政治现代化（现代国家构建）。近代中国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探索与传统乡里自治制度解体的交织,导致没有稳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环境”,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了危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民族-国家主权,基于国家工业化战略需要和新中国治理模式探索,最终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这一“制度环境”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成功地化解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困境,最大限度地组织公共产品建设;另一方面表现出农村社区以“自我合作供给”为特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和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工业化目标形成了农村“汲取型”体制,使党采取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结合。国家“全能”地位使党（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唯一的决策、组织、供给主体,政治运动成为主要的生产动员和监督制约机制。毛泽东合作与均平思想的意识形态化造就了低水平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以合作生产为形式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然而,人民公社制度主要基于工业化目标需要,保证国家对乡村的超量汲取;这导致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极为贫困,并最终导致自身解体。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农民有了更大休养生息空间,我国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村政治确立了“乡政村治”体制。由于“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然而,由于现代国家构建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的汲取式体制形成农村庞大政府体系与弱小农业财政,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依然是“制度外供给”的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体现为政府主导下农民直接负担（税、费、集资、投工投劳等）。而民主-国家建构滞后导致了政府权力非制度化与农民弱组织化;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体现出政府自上而下决策难以真实体现农民需求、生产责任下移和管理监督机制乏力,以及“一事一收费”方式弥补成本。供给制度的运行不仅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短缺和公平缺失,更为严重的是产生了农民负担问题和乡村债务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的尖锐化将农村公共产品筹资制度的改革推向前沿,从而使农村税费改革成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表明我国发展战略将发生根本转变;“统筹城乡发展”其实质就是要逐步改变长期延续的城乡二元结构,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能够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由公共财政所支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使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它是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致性的民主-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实施标志着反哺政策的启动。当前,对于超出村庄社区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国家财政来解决;而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庄社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则由“一事一议”制度的办法筹措资金。然而,由于集权财政体制弊端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县乡政府财力不足、专项资金交易成本高以及结构失调等现象;“一事一议”制度未能契合当前农民行为特征也难以进行下去,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两个非合作博弈。这造成了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也提示我们现代国家正确介入与农民真正合作才是农村公共产品达到有效供给的真课题。通过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考察与思考,得出基本结论:国家发展战略转变,要求从以农民自我合作筹资供给向建立以公共财政基础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转变;国家治理转型,要求从忽视农民需求的“供给主导型”决策制度向彰显“以农民为本”的“需求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转型;经济体制变革,需要对国家、集体、农民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进行界定,以建立公平效率相统一的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管理制度。而要保障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良性运行,必须构建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制度环境:民主-国家。论文可能创新点:本文在对西方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反思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的范式应为: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绩效。这一范式的逻辑结构为: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而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绩效,并运用于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的经验分析。具体地说:（1）新的考量纬度。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看作是一个制度集合,从制度类型上看包括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私人供给、社区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等主体;从制度内容来看由农村公共产品决策制度、筹资制度和生产管理（监督）制度等构成;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集合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演变过程加以研究分析。这样既有助于全面认识、理解、把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规律性,也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具体化。（2）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运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国家建构理论,阐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实质与逻辑。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学者相关研究主要是运用西方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但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重要课题,需要多学科综合研究;另一方面仅仅运用西方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往往导致对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变迁考量不足,难免造成研究“隔鞋挠痒”缺憾;而现代国家建构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最重要的“制度环境”。

二、农业综合开发完善了家庭承包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综合开发完善了家庭承包制（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模块化发展研究 ——以崇州市农业共营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业综合开发完善了家庭承包制（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模块化发展研究 ——以崇州市农业共营制为例[D]. 马少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2]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J]. 韩连贵,王岩,王其文,王清,李方旭,张小康,赵建生,董齐,韩铁峰,李九辉,陈贵锋,孙鹏. 经济研究参考, 2018(40)
• [3]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研究[D]. 杜春林. 南京农业大学, 2016(12)
• [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陈杰. 福建农林大学, 2014(05)
• [5]新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D]. 张巧云. 华中农业大学, 2013(12)
• [6]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D]. 苏荟. 石河子大学, 2013(01)
• [7]改革的成功典范,伟大的历史丰碑[J]. 邵立民. 北方经贸, 2012(11)
• [8]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D]. 江小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06)
• [9]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研究[D]. 赵光南. 武汉大学, 2011(04)
• [10]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D]. 陈定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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