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谈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一、斯蒂格利茨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黄丽红^[1]（2019）在《软商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软法是位育现代治理多元化需求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制度的转型以及现代法治进程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硬法独掌天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软法藉由其灵活性、多样性等特性,不但可以有效地缓和改革与法治间的种种张力,而且彰显其精准平衡的路径优势。此一现象不只发生在公域之中,私域方面更是如此。研究表明,中世纪商人法是软法的谱系来源之一,这意味着商法之中的软法现象很早就已存在,只不过人们对此一直习而不察。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软商法由软法延伸而来,因此,对软法的界定就尤为重要。本文先从软法的内涵、外延以及性质着手,得出软法亦法的结论,亦趋同步解决软商法的正当性问题。紧接着从软商法的内涵、外延出发,分析软商法的特征与法理基础,通过软商法与道德、习惯及政策之间的比较,是以形成软商法的初步认识。良好的市场秩序本身就内含规则之义,软商法因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契合而使其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内部规则。从内在属性上说,这种规则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分散性和内在的连续性等特性。从软商法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来看,软商法具有规范、评价、激励及凝聚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软商法经历了形成、成熟、式微以及复归四个阶段。商业、商人以及商事规则的先后出现再到分工的出现促使商业不断向前发展表征着软商法的基本形成。在中世纪,海外贸易的兴盛、商人阶层的出现以及商业的实践使得商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软商法。然而,随着商法在近代的国家化与民族化,软商法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但是,两大法系的商法在这一过程中却有不同的表现。现代商法在某种程度上昭示软商法的复归,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在经济领域其不再被视为最高表现形式而存在,现代商法的国际性使得软商法大有可为。软商法有着完善的实施保障机制。文章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以及自然法学三个角度剖析了软商法何以实施的原因。软商法的实施有着严格的条件,表现在需要被普遍认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群体规模以及成员间相对均衡的实力或地位四个方面。从软商法的运行来看,其主要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保障这种规则的顺畅运行。从外部关系来说,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来实现商人自我治理。这种治理因市场和政府治理的双双失灵并且其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实效而获得正当性。同时,商人共同体内的互惠行为实现了商主体间的合作,文章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商人基于竞争前提下的合作以及身处竞争世界中的商人为何合作、如何合作等问题,这为软商法的运行提供更为深刻的支持。尽管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软商法同样具有处罚权,这种权利不但有着具体的权利来源,并且有着具体的处罚措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交易的扩大,软商法无法满足现实商业的需求。因此,其需要也势必同硬商法相关联。从商事立法的方面来说,以立法为中心导向是我国商事法律建构的主要特点,虽然这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这种立法理念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软商法能与硬商法形成互动的基础,这也说明我国的商事立法必须吸收法律多元的理念。商事立法对商事实践的考量使得软商法具备向硬商法转化的基础。文中对软商法转化的原因、转化的形式和基础、转化的条件以及转化的后果做了细致的分析。立法对软商法的考量也势必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因此,在商事裁判上也须对软商法能否作为商事裁判依据加以分析。文中从法源的内涵出发,论证了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以及软商法与商事法源的适切来证成软商法可以成为商事法源的一种。基于此,软商法如何适用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软商法因在内容上对硬商法具有强化、补充的功能,司法实践也对其进行了肯定,并且二者之间呈现相互合作的趋势。

郑超华^[2]（2019）在《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文中认为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伟大梦想,也是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政治承诺和责任担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把历史接力棒传递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为之接续奋斗。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赋之以民族特色,在继承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创新性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当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牢牢接住,而且领跑于时代,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的历史性伟大飞跃,民族复兴展现出更加光明璀璨的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梦想—愿景”与“使命—担当”的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使民族复兴成为新时代的最鲜明主题,拓宽了民族复兴的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式。“中国梦”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广泛热议,中外学者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可以说,用“梦想—愿景”的研究范式来阐释民族复兴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十八届党中央作出的理论贡献。自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重大命题以来,以“使命—担当”为视角探讨民族复兴日益成为学术理论界的新的研究热点、焦点,而这一研究也刚刚才起步。虽然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用“使命”来阐述民族振兴、民族复兴等问题,但新时代赋予了历史使命新的内涵和要求,则是需要加以对比区分、厘清界定和深入把握的。鉴于此,本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力图较为完整地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的形成过程、基本原理、理论渊源,找到本研究命题的具体分析工具和分析视角,融通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对中国共产党担负的新时代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全文结构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共有五章,具体内容摘要如下:引言,简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述评、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本研究的限度。第一章,重点对政党使命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分析,深入挖掘使命的内涵、特征与功能,政党使命的来源、类型及价值,特别是较为全面地梳理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的理论渊源,由远及近、从大到小地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形成发展中归纳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理论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提供重要原则参考和一般原理指引。第二章,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源出发梳理中国共产党对政党使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过程,明确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实质内涵,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属性出发探讨分析其所肩负的对人民、对民族、对世界的三重伟大使命,并以这三重使命为出发点和分界点,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履行三重使命的伟大奋斗历程。第三章,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的呈现与意义,厘清新时代与历史使命的辩证关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复兴的重要论述为理论依据,阐述在“梦想—愿景”与“使命—担当”不同话语体系下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同时代要求,并从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精神力量、民心根本、生态底线、外部环境、历史责任、安全保障、领导核心等九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生动演绎进行简要归纳,初步提炼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世界性意义。第四章,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战略构想,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梳理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重要标志、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对民族复兴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综合研判,梳理民族复兴征程中的重大机遇和巨大挑战,以期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化巨大挑战为重大机遇。第五章,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路径选择,紧密围绕新时代对民族复兴提出的新要求,从“政党—国家—社会”与“国际—国内—党内”两重维度的“大党建”视角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只有统筹协调好“四个必须”和“四个伟大”、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两个大局”和“两件大事”、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等决定性要素,弘扬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最终实现自身所肩负的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伟大历史使命。结语,主要是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并就进一步深化本命题研究进行展望。

徐淑云^[3]（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韩玉姝^[4]（2019）在《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投资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伴随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以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为主要表现的投资效率持续走低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诱因。以高投资换取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注重投资规模向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转变,改善投资效率,培育和强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有效增强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找准投资效率低下的成因。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曾一度出现盈利能力不断恶化与高杠杆率并存、不良贷款率及其增幅居高不下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行为紧密相关的直接动因是相对低廉的外部融资成本,理论界普遍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的不合理。过度或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会扭曲资金价格,造成资本配置缺乏效率,使得金融市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而大大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发生的概率。因此,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成为研究和改善投资效率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遵循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充分认识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深化的过渡性的政策选择理论——金融约束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度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业竞争等约束性的金融政策为商业银行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激励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并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民间资本,最终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政府对私人部门租金的“创造”而非“攫取”是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的最本质区别,前者对帮助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任何非市场化的政策干预都是“双刃剑”,金融约束也不例外。由于存贷款利率低于实际均衡利率水平且利差相对稳定,商业银行为追逐利润进而有动力扩大贷款规模,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长期获得低成本贷款进行过度投资,投资率偏高却又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作为支撑将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稳定的存贷利差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薄弱,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资产抵押等技术含量较低、投入成本更少的消极信贷技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信息成本较低的传统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倾斜,而高新技术行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投资相对不足的困境。基于以上背景和作用机制,本文认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府通过“租金激励”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是加剧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并最终造成投资效率损失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制度因素。本文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结合新古典投资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在深入理解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和论证了当前中国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抑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造成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的作用机制,并从投资的产出效率（总量效率）、行业资本的配置效率（结构效率）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三个衡量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切入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1）明确中国现阶段金融约束的政策特征,以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金融约束理论;（2）提出并验证金融约束对投资效率的消极影响,丰富了投资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当前两类棘手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找到了金融制度层面的成因;（3）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判断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中微观理论依据和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探讨金融约束的退出路径和以利率市场化为总抓手合理引导金融资源通过支持高质量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打开了空间。本文写作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概括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梳理全文的逻辑框架,同时指出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和贡献。第二部分为相关领域的文献综述。一方面,从金融发展理论的经典文献入手,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对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整理关于投资效率的各类研究视角,总结、归纳投资效率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投资效率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借鉴和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为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合理性分析。从理论背景、经济租金的本质、信贷市场均衡以及政策的福利效应等方面入手依次展开分析,厘清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多角度论证了金融约束是中国现阶段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此外,在政策的局限性分析中重点讨论金融约束政策可能对私人部门投资带来的负面效果,为后文金融约束政策降低投资效率的论证奠定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以1998-201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并进行带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依次表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和“麦金农效应”。针对这一现象,重点结合金融约束政策的局限性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投资效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给出现阶段金融约束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生产部门投资效率抑制经济增长的初步判定。第五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总量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借助简化的理论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梳理出金融约束政策下利率管制和储蓄动员相互促进、叠加,最终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实证研究方面,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过度投资程度的代理变量,选取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约束政策、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与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能够显着加剧产能过剩,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约束政策加剧产能过剩的效果越强。第六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和信贷技术选择两方面分析了金融约束政策下贷款利率控制和“租金激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歧视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部分,选择工业部门行业数据构建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全样本的回归结果验证了金融约束政策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消极作用,而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早期对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改善作用,消极影响则重点体现在2008年以后,这可能与不同行业和企业在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优势对比情况有关。第七部分是基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视角对金融约束政策作用机制的补充论证。以企业层面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研究对象,归纳金融约束政策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三类作用机制:融资约束机制、代理机制和资本成本机制,并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约束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间接反映了金融约束对投资的总量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作用效果,从微观视角形成了对第五和第六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加强和补充。第八部分在回顾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基于投资效率视角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并有针对性地从未来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路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以及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最后,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示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问题。

单新国^[5]（2018）在《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监管权和宏观调控权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手段,前者针对微观经济市场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后者针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监管权对于宏观调控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市场监管权的行使可以为宏观调控权造就一个宏观调控的有序基础环境;二是市场监管权可以为宏观调控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提供一种执行保障,将调控政策和指标具体化为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内容。由于市场监管权的行使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其对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影响更加的明显和有效,人们对市场监管权行使的结果感受也更为强烈。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由于具有间接性、引导性、软法性,其作用的发挥具有缓慢性、长期性、不确定性;而市场监管权作为行政权力的表现可以迅速的将行政经济管理的意志贯彻到经济市场的内部去。没有市场监管权对经济市场秩序的维护,就没有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每一次宏观调控的失败都表现为市场竞争秩序的失控和市场监管权力的失职。有权力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监管权的异化即可以导致其违背公众对其“社会契约”的委托,也可能会误导市场经营者的经济决策取向。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在政治上既败坏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和伤害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在经济上使市场公平合法竞争得不到保护并导致投机炒作行为横行,整个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受到严重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在举措上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国家治理方式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效率,激发全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将我国的现代化和法治化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这其中发出的信号就是依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服务于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格局。治国在于治吏,发展经济在于减少行政干预,一切要点都在于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细节决定事物的成败。无论多么宏伟的社会愿景或者激情无比的变革动机,在缺乏详细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最终都会流于形式或者导致一败涂地。对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监管权力的改革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上理清脉络,然后在具体的规则制定上做好准备。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监督好市场监管权的正确行使”这一基本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研究探讨。第一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的意义。法学研究需要界定好问题对象的基本概念,法律概念的明确在哲学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将研究对象与其他事务区分开来,使问题研究的背景变得明晰;其次法律概念的明确在社会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在以后发展和改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第二,对市场监管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认为它是法律赋予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第三,对市场监管权产生和发展的中外历史做了纵向梳理,揭示了市场监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的重要性。第四,对市场监管权的经济性、规则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分析了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含义以及进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对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市场监管权依法监督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和依法治国等理论之上的。第二,对典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监管权力监督模式进行了考察,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依法拥有对本国市场进行干预的权力,在此方面各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均无差别,但在对政府监管权力的监督上有所不同。美国议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较大,独立监管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制度使得政府监管权处处受限;德国更偏重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英国的行政监督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英国政府的自我监督机制也比美国大得多,而美国偏重于议会和司法监督。这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对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监督机制建设要依据本国国情。第三,分析了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应有选择以及该选择对监管权规制立法的影响,强调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要围绕行政中心主义来加强立法对市场监管权的制度约束。第三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何为市场监管权主体,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第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市场监管权主体划分为政府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等类别。第三,要对市场监管权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就必须依法建立其市场监管权主体的资格取得、变更和丧失制度,使主体地位的取得有法可依。第四,进一步从预算和立法授权角度探讨了完善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关于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论述了完善市场监管权力合理配置的理论原因,包括政治模式改革的需要和权力运行协调的需要。第二,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市场监管权力分工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分工方式。第三,研究了市场监管权在政府与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工协作问题,并对“如何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行使进行监督”进行了论证。第五章,关于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监管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领域范围。第一,分析了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经济法的法律性质三个角度。第二,分析论证了对市场监管权的行使范围进行法律规制的具体方法,包括依法明确其权力边界,切实推行中央规定的政府权利和责任清单制度。第六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促使法律主体守法的保障手段,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市场监管权主体就会无所顾忌的滥用监管权。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以及其含义,接着对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下的法律责任与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区别进行了分析。第二,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第三,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

赵秋运,王勇^[6]（2018）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发展中了不起的成就和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些现象的重要性越发凸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并强调应该以理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国际上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首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即为这种自主理论创新的尝试。文章旨在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追溯,并对新结构经济学当前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进展作基本介绍。首先,文章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孕育与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详细解读与理论溯源,系统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其次,文章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两波思潮的区别,以及数次相关的学术争论。再次,文章重点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的自主理论创新,而且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具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与观点。最后,文章讨论了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以成证知"的理念,介绍其在政策实践上具体的新框架与新主张。总之,文章能够帮助理论界加深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为今后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背景,也为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孙钦梅^[7]（2017）在《近五年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动向分析》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总结一直是国外学术界集中关注的热点议题。近几年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表现出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与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与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崛起对中美关系和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形成了多元化认知,体现出不同于国内的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和资料来源,但也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中国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应予以认真总结和理性评估,积极构建与中国道路相适应并能与西方交流的理论和话语。与此同时,也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及时回应和澄清国外错误认识。

董在东^[8]（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沈洽^[9]（2016）在《沪深港金融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币国际化的提出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国内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离在岸金融市场起着载体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存在很强的关系。美元、英镑和日元国际化发展的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需要国家金融发展与离在岸金融市场的大力支持。因此,借鉴美元、英镑、日元的货币国际化经验,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国要大力建设离在岸金融市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双向开放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促进我国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与离在岸金融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主要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经验借鉴、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沪深金融市场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构建人民币国际循环理论、人民币国际化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联动关系（包括功能联动和价格联动）和人民币国际化对沪深港金融市场的推动作用等问题。本文研究的中国离岸市场包括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前海,在岸市场包括上海和深圳在岸金融市场。首先,本文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经验借鉴,剖析了美元国际化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英镑国际化与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日元国际化与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通过剖析这些问题,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及离在岸金融市场建设提供宝贵经验。其次,本文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基于金融双向开放视角,选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外汇储备等因素,实证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大小和影响程度,特别是这些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态冲击过程。其中,重点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大小和影响程度,突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人民币国际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因素是人民币国际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会产生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存在显着的影响,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冲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贡献度最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沪深金融市场深化、沪深港在岸和离岸市场联动（包括功能联动和价格联动）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互促进理论模型,作为本文的分析主题。第三,本文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与沪深金融市场深化的相互促进,首先研究了沪深金融市场深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并提出了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的对策。同时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沪深金融市场深化的促进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是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一股有效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第四,本文在分析了斯蒂格利茨怪圈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循环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斯蒂格利茨怪圈的形成原因、背后逻辑以及影响,揭示了美元国际循环的规律；分析了我国美元资产与人民币负债不对称发展造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跛足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此基础上,从实体经济需求、人民币职能国际化、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和人民币金融市场国际化角度构建了人民币国际循环理论；进而分析通过离岸市场的对外投资实现资产人民币的转换和在岸市场的负债人民币的协调发展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五,本文基于人民币国际循环的理论模型,研究了沪港深金融市场功能联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分析了沪、港、深金融市场功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以及沪港、深港以及沪深港金融市场功能联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提出了在上海和深圳同步建设人民币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借助离岸市场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以及在香港建设境外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思路。重点分析沪深港金融中心功能联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机制和对策,提出深圳前海金融改革思路和沪深港跨境金融交易模式和方案。第六,本文实证分析了沪港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汇率联动和利率联动对人民币国际化促进。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基于金融双向开放视角,同时选择境内人民币汇率与境外人民币汇率,选取境内人民币即期汇率（CNY）和境内人民币远期汇率（DF）刻画在岸市场的变化,选取香港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CNH）和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NDF）刻画离岸市场,实证研究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信息溢出以及引导关系,揭示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之间存在显着的或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第二,境内人民币即期汇率（CNY）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CNH）、境内人民币远期汇率（DF）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CNH）、境内人民币即期汇率（CNY）与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NDF）境内人民币远期汇率（DF）与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NDF）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波动溢出现象。这表明,不管是在人民币即期市场层面还是远期市场层面,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之间都存在显着的联动性。本文实证分析人民币利率的联动关系,构建了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同期限“利率对”之间的VA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不管是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同期限“利率对”,还是人民币同业拆借同期限“利率对”的利差,大多数都存在显着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基于利率分析的视角,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之间存在显着的联动关系。第七,本文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沪深港金融市场的促进作用。首先,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沪港深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然后构建似不相关模型（SUR）,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沪港深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大小和程度。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对上海、深圳和香港金融中心会产生显着的正向推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对香港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最大,对上海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次之,对深圳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最小。

黄南^[10]（2015）在《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多种瓶颈性因素的制约,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中国经济因此由高速增长步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必须通过转型发展,才能实现稳步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要顺利实现此次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需要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明确其作用方式和影响机理,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进程。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由于经济转型的目标会随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不同进行调整,因而,在新一轮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转型中的影响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明确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这对于推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步伐,促进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以及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指出,目前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呈现出融合化、服务化、高科技化以及生态化趋势,而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起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进一步促进了世界产业在发展范式、空间形态和功能上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正在缓慢下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则逐渐上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以泰尔指数所衡量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也在逐渐上升。这些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中国经济进入稳步发展的新常态时期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方、调整的动力、产业结构的均衡状况以及产业的空间格局等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态势。随后,本文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机理。在研究这一问题之前,本文先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背景分析入手,明确了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将其概括为“三种能力”的提升,即经济平稳持续增长能力的提升、经济高质量运行能力的提升,以及经济绿色发展能力的提升。并对这三种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分别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各种能力提升的影响机理,构建起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通过数理分析的方式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的“三种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接下来,文章构建了综合评价中国经济转型程度的指标体系,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从全国和省际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价,并以中国经济转型的评价指数为因变量,以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为自变量,增加适当的控制变量,从而建立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转型的计量回归模型。通过该模型,文章从总体性影响和分能力影响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同时本文将1990-2013年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分阶段的实证研究;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了分区域的实证研究。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总体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但在分能力的影响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和高质量运行的促进较为明显,而在经济绿色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不如产业结构高度化。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太显着,但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转型总指标以及三种能力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相反,产业结构高度化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但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则明显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最后,文章根据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此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几点建议,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尤其要重视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不过也不能忽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要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作为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内容,要通过互补性资产的培育提升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还要重视中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等。对于不同的地区而言,则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选择适合地区自身条件的经济转型之路。

二、斯蒂格利茨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斯蒂格利茨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软商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论文提纲范文）

（3）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5）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沪深港金融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论文提纲范文）

（10）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斯蒂格利茨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软商法研究[D]. 黄丽红. 吉林大学, 2019(02)
• [2]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D]. 郑超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D]. 韩玉姝.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D]. 单新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6]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J]. 赵秋运,王勇. 财经研究, 2018(09)
• [7]近五年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动向分析[J]. 孙钦梅. 国外社会科学, 2017(06)
• [8]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
• [9]沪深港金融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D]. 沈洽. 武汉大学, 2016(01)
• [10]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黄南. 南京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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