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重点确定

一、农业基本建设今年投资重点确定（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何璟涛^[2]（2020）在《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50-1979）》文中指出农田水利建设是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1950-1979年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反映了国家对农业发展和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研究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效和经验教训,不仅对农田水利史、农业史、中国社会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前农业发展、农村改革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和地方志资料对1950-1979年间洛阳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进行了学术回顾,包括洛阳地区的基本自然条件及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建国初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面临的形势及突出问题、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建设的主要过程以及举措、主要工程成效、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影响、建设中的经验与不足。洛阳地区在1950-1979年间进行了全面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薄弱的农田水利基础之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采取综合措施进行着农田水利建设。历经三十年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建成了大量的多种类型的农田水利工程,显着提升了农业效益。在长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中总结出了一些正确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对建设有严重影响的失误。第一部分对洛阳地区的基本自然条件进行了研究,并且论述了自然条件对农业、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洛阳地区复杂的自然条件对农田水利建设有利有弊,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难度较大;丰富的河流资源适宜建设蓄水工程、自流灌区;一些区域水资源丰富但是利用难度大;易于水土流失的坡耕地众多,水土流失治理的任务重。第二部分阐述了在建国初洛阳地区农田水利面临的严峻形势及突出问题。建国初洛阳地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并且绝大部分农田没有得到有效灌溉,薄弱的农田水利基础急需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以提升农业效益。第三部分对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建国以后洛阳地区建立了完善的农田水利领导机构,使农田水利建设有了机制上的保证。洛阳地区坚持制定水利规划,使农田水利按照规划有章可循的进行建设。大力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建设,积极推行民办公助办水利,由于群众的普遍参与使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推进。农田水利经费的投资是采取政府拨款和群众自筹相结合的方式,农田水利经费几十年间总体上不断增长,从而有效推动了农田水利建设。第四部分对1950-1979年间洛阳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分段研究,分为六个阶段,分段的依据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建设特点有关。第一阶段:水利恢复与小规模建设的时期（1950-1954年）;第二阶段:大规模建设的初步兴起时期（1955-1957年）;第三阶段:“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第四阶段:工程效益和质量稳步提升的时期（1961—1965年）;第五阶段:“文革”时期（1966-1976年）;第六阶段:巩固和提升现有工程效益的时期（1977-1979年）,对这六个阶段的主要农田水利建设历史及阶段性的建设举措进行了概况性研究。第五部分论述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对几项重要的农田水利工程发挥的成效进行了研究,这几种工程分别是自流灌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水库工程、农业井工程、提灌站工程。自流灌区的发展显着增加了农业灌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控制住了大量农田的水土流失、建设了大量水库发挥了重要的蓄水防洪作用、机电井大大增加了水利对农田的保险作用、提灌站对农业特别是高山丘陵区的农业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农田水利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了研究,历经三十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使洛阳地区的农业灌溉面积大幅增加,有力促进了粮食增产;改良了大量农田的基本条件使农田的自身肥力大幅提升;有效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水利对农业保险性大大增加。第六部分对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一些经验与不足进行了总结,如在建设中能根据具体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的建设、注重不同工程之间的结合以提升整体效益、注重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建设、注重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等。一些不足之处有农田水利化程度较低、大量工程实际效益与设计效益相差较大、一些建成后的工程缺乏管理、大中型水库的数量较少以及水库质量问题突出、一些时期出现水利摊子铺的过大的问题。造成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和一些工作中的人为失误。

张健康^[3]（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徐涛^[4]（2019）在《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政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在这其中,“小组政治”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党政关系最核心的联结点之一。这种“小组”,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的“小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现今许多高规格设置的“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于1980年3月17日,1989年7月28日被撤销,后又在1992年12月28日恢复设立,并于2018年3月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1980年代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对相关文献、论着等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和综合分析,力求客观地呈现出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活动及其决策过程,着重探讨该组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决策机制、经验教训等问题。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介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参与“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编制、推动“放权让利”式改革。第三部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为主线,论述了全面改革时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基本工作,特别是对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的酝酿与实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后的重要决策过程,尤其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对“治理环境、深化改革”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李响^[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高冠龙^[6]（2017）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文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未得到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以“左”的经济部署、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冒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成为指导此次会议和国民经济调整的纲领性文件。4月6日至28日,会议围绕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主要对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具体来说,首先,会议通过分析形势、摆出矛盾、找出原因,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其次,以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为基础,会议从比例关系、规模结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会议提出,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应是: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最后,会议围绕着如何开展调整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为做好调整工作,应着重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讨论,对于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议主要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要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首先对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放权让利。会上不仅有改革设想和建议措施,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还为使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了努力。会议提出当时我国的企业尚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应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会议围绕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了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环境。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讨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问题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整顿企业、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能从根本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此次会议决定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大量吸收了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成果,并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清除、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以及本位主义思想等原因,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会上关于企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设想则得到了较好贯彻落实。尽管会议精神和部分观点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此次会议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从而推动了调整和建设进程。此次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既有问题意识,又有攻坚决心;既有务实,又有务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此次会议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工作和思想中的“左”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作用,以及没有采取措施保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但这些并不能影响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张勇^[7]（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谢忠强^[8]（2014）在《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文中提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就十分紧密。解放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在国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调控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更加密切。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在得到全国支援的同时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海虽未被当做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具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上海还是担负起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后的头十年里，全国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上海市为了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充分动员本市资源，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治淮工程、内地工业建设、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自“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在从大跃进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面更是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海支援全国”作为概念的体制语境消失，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支援全国”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还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过程在推动全国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上海自身的城市精神。正文共设五章及结语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在回顾上海历史地位演变的同时，以解放后上海与全国的联动关系为切入点，在“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两个方向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为后面几章内容的展开提供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铺垫；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至195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第三章，主要对1958年至197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则选取支援福建省为例，进行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情况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与概括的基础上，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成果启发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研究有所推进：1、在对相关概念的考证方面有所推进；2、在对上海支援全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更注重保持其完整性；3、在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上海支援全国的相关史实的考证和梳理上力求更加丰富和全面。

高其荣^[9]（2011）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产值特别是粮食产量接连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蔓延。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转入调整轨道,到1960年11月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调整,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农业调整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农业调整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历时五年多,至1965年底结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首先,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文件,开展整风整社,退赔平调财物,坚决纠正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等错误。其次,1961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党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大调查。“农业六十条”是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党领导对人民公社体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废除了供给制,划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调至生产队。再次,党逐步确立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采取了清理和下放农村劳动力、精简城镇人口、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等措施,大力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四,党制定了恢复社员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实行“借田渡荒”,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等休养生息政策,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党还通过降低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一定程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虽然存在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否定包产到户、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没有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等历史局限,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成功的,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历史作用,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六十年代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先导和中心,带动和促进了工业等其他战线的调整,促进了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第二,它阻止了饥荒的继续蔓延,杜绝了社会动荡,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已觉察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前纠“左”的继续,主要纠正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在生产关系变革问题上的急于过渡错误,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庐山会议前的纠“左”。第四,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并成为了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给我们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这些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王利中^[10]（201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工业变迁的历史是新疆工业化建设的真实写照,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疆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不足,可以从中汲取经验,为更好地建设新疆提供帮助。新疆工业发展的资源基础雄厚,但历史起点低。1949年以前,新疆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机器工业发展缓慢。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带领新疆各族群众,在新疆创建了一大批现代工矿企业,并形成了新疆现代工业体系。新疆传统手工业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疆轻工业的组成部分。1978年后,改革成为了新疆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线。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发展,使新疆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不仅有了巨大的发展,新疆地区的工业布局也发生了从南至北的转变,形成了以首府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工业分布。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新疆工业逐渐成为了新疆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新疆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新疆地区工业化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新疆的现代工业是由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创办,在中央政府以及内地省市的支援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新疆工业逐渐形成了中央企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企业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三大主体。这些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区之处。虽然新疆工业发展成果斐然,但仍存在技术水平低、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新疆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的变迁,可以认识到,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在新疆工业变迁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新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是政府行为的结果。由于新疆工业基础薄弱,只能以政府为主来选择工业发展模式,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主导产业投资、规划工业项目,来推动新疆工业的发展。但是,市场的作用并没有被排斥,在满足新疆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市场依旧对新疆工业发挥着作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在新疆工业发展中的关系,将是未来新疆工业发展所要面临的问题。

二、农业基本建设今年投资重点确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基本建设今年投资重点确定（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50-1979）（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4）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6）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业基本建设今年投资重点确定（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50-1979）[D]. 何璟涛.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1980年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D].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6]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D]. 高冠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8]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D]. 谢忠强. 上海大学, 2014(02)
•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D]. 高其荣. 湘潭大学, 2011(05)
• [10]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D]. 王利中. 西北大学,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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