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领导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领导的原因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迎春,袁莉^[1]（2021）在《桂林抗战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文中提出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不懈奋斗的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蕴含了以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随着多元社会思潮的涌入,桂林抗战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因而,需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夯实理论研究、优化教学方式以及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等手段提升桂林抗战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侯金林^[2]（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国统区文艺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

王茜渊^[3]（2021）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文化抗战的旗帜,通过各种途径领导抗战文化运动。广西抗战文化运动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南方局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西掀起抗战文化运动的浪潮,就是因为南方局积极通过各种途径整合广西的抗战文化,并在广西领导建立起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牢掌握着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成为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推动了广西抗战事业的发展,同时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经过初步系统地研究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广西的抗战领导和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也有助于完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研究体系,同时也有助于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总体研究,并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外,从四个大的方面初步探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开篇是引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核心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的历史背景和有利条件。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广西的抗战文化运动逐步兴起;“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蒋介石发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本文从这些背景出发,分析得出为什么中共中央南方局要领导广西的抗战文化运动。同时从广西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以及党对于新桂系以及文化人士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等方面分析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领导的有利条件。第二部分,通过对史料的认真分析研究,梳理得出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领导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在主要内容方面,南方局通过领导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领导制定灵活的文化工作策略、领导创作丰富的抗战作品、领导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在主要途径方面,南方局通过广西的社会团体、学校、宣传媒介,统一战线,以及依托桂林抗战文化城等途径,调动起人们的抗战积极性,促进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第三部分,对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西抗战文化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和在这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进行归纳。认为南方局领导广西的抗战文化运动所取得的成效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党的抗战主张、促进了广西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等;在特点方面,由于南方局是作为党的秘密机构,不可能也不允许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的、直接的领导一些活动,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借助各种力量来实现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因而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结合”:第一“公开”与秘密的结合,即“公开”与秘密“非法”的领导相结合的方式方法;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即坚持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各项原则政策,又从广西实际条件出发,针对不同的情况,充分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政策;第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即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制定的各种政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交由广西的中共党组织具体来执行。第四部分,对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西的抗战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地考察与研究,从而得出南方局领导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基本经验,并得出对于今天的启示。在经验方面,第一,党的领导是广西抗战文化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第二,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是广西抗战文化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途径;第三,重视知识分子是广西抗战文化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对于今天文化工作的启示,第一,坚定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任何时候就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组织领导,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结合时代变化灵活调整领导的方式方法。社会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要坚定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领导的方式与方法;第三,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掌握着比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要注重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领导,使知识分子全心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之中。

王博^[4]（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文艺团体众多,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类演讲、话剧和讲座层出不穷,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被誉为“文化城”。而这个“文化城”的主要标志就是其发达的出版业。从1938年至1944年,短短六年时间里,桂林出版了大量的书报刊,类型多元,题材广泛,是全国闻名的出版重镇,与重庆一道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影响全局性的历史上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出版史不能忽略地方出版史。但本应“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业,却没有受到当今学界的高度重视,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虽然颇有成果,但相关研究分散在出版通史中,粗略不详,专门分析出版行业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缺乏对桂林出版业总体性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报刊史料和后来的回忆文章,分析桂林出版业成因、变迁、经营、特点和影响,力求准确把握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发展的整体面貌。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成因进行分析。从桂林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行业环境和受众环境四个方面,对桂林出版业的发展条件具体阐释。全面抗战的爆发、新桂系宽松的文化政策和中共的统战努力营造出行业所需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省会城市地位和交通区位优势构成地理环境。纸张、印刷厂、作者、编者和资金的充足、便利塑造了行业环境。而众多的文化人、学生和公务员也是桂林出版业的天然受众,书刊需求量大,市场广阔。第二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动态考察。全面抗战前后,桂林出版业呈现出迥异面貌,战前桂林几为文化荒漠,战时一跃为“文化城”,战后又呈现萧瑟凋零的局面。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桂林出版业也产生不同变化,显示出桂林出版业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动态变化揭示出其发展变迁的两个特性,即战时性和外源性。第三章分析桂林出版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生产经营状况的考察包括经营管理和经营成效两方面。桂林出版业的经营管理颇为全面、有效,对组织、人员、书刊质量、发行渠道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进行管理,促使其发展壮大。由于桂林出版行业整体的营收史料难以搜集,对经营成效的探究只能以救亡日报社为例,分析其经营的销量、定价总金额和营业总收入,通过个案分析显示桂林出版业经营成效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救亡日报社的考察,本文发现除了少数官办、军办出版机构外,从外地迁桂的多数出版机构刚复刊时往往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质量都不够好,这就导致复刊之初桂林出版机构出版的书刊销量相对较低,收支平衡困难。面对复刊之初艰难的局面,出版机构通常团结所有工作人员,力求改革,革除以往弊病,以增加销量,同时尽量削减成本,促成收支平衡乃至盈利。第四章论述桂林出版业书报刊出版的特点。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出版业的书报刊出版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事变前,出于宣传抗战,唤醒民众的目的,桂林出版物以短篇和社科类作品为主;事变后,为批评国民党倒退、投降和分裂行为,揭示社会丑恶现象,杂文、历史剧、译作和文艺作品又大量出版,占据桂林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第五章阐述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历史贡献。桂林出版业不仅促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凝聚民众爱国热情。此外,还提供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外文化人的作品通过桂林的书报刊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当代中国出版业也能在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吸取到有益经验。

邓冠欣^[5]（2021）在《桂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此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抗战文化教育宣传指明了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提出了明确要求。桂林是大后方的抗战核心城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桂林抗战文化也是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方法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桂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第一从论文选题的历史背景、意义、文献资料综述、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内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还对广西桂林地区抗战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状况进行了准确界定并对其中的理论依据体系做了深入而有效的分析研究。通过已有文献资料分析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形成、内涵、以及其特性。第二部分主要探析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基础,分析了桂林抗战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所在,并且对桂林抗战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做了说明。第三部分在基于对桂林各高校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前桂林抗战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且分析了现状形成的原因,包括教育客体的学习主动性有待增强,教育主体素质的影响,育人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第四部分就是对高校思政中如何融入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路径进行思考,要进一步将桂林抗战时期形成的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到高校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中,就要以教育主体为总抓手,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拓宽融入方式;以校园环境建设为依托,营造良好育人环境;以“互联网+”为依托,创新教育宣传渠道,以此来提升高校育人的实效性,增强其吸引力、感染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

张挺玺^[6]（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张古悦^[7]（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认为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周浒^[8]（2021）在《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文中提出

王继平,杨晓晨^[9]（2020）在《从抗战文化史到文化抗战史:学术史、概念及范畴——以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文化领域的抗战研究是从抗战文化史研究开始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抗战文化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由抗战文化史到文化抗战史研究的转变。文化抗战史与抗战文化史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了"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两个概念。文化抗战是指中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通过各种文化载体进行的抗日斗争,抗战文化则是文化抗战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对其进行历史考察便构成文化抗战史和抗战文化史。文化抗战史和抗战文化史各有其研究范畴、范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主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抗战文化引领抗战文化的发展,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黄巧燕^[10]（2020）在《战火与情怀的鸣奏 ——《戏剧春秋》剧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众多文化名人辗转来到桂林,在这风景秀美的西南一隅开展大量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战时桂林信息交流枢纽、文化传播要地的作用。1940年11月1日,田汉同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中国现代剧作家,于桂林创办《戏剧春秋》期刊,历时两年,1942年10月30日停刊。《戏剧春秋》是一份大型综合性戏剧刊物,其内容包括戏剧作品、戏剧理论、戏剧批评、戏剧活动信息等。《戏剧春秋》发行的两年中,刊载了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洪深、许之乔、夏衍、熊佛西等中国现代着名戏剧家的优秀戏剧作品、戏剧理论及评论文章,成为抗战戏剧和中国现代戏剧的丰富成果和珍贵文献。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戏剧春秋》期刊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期刊所载剧作进行深度探讨,从多个维度对其戏剧作品进行分析,探索《戏剧春秋》期刊及剧作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第一章对《戏剧春秋》期刊进行整体研究。以《戏剧春秋》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分析为基础,系统阐释《戏剧春秋》办刊历程及栏目设置,理清《戏剧春秋》办刊宗旨、编撰队伍、编辑思想、经营过程,为《戏剧春秋》期刊及剧作的深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对《戏剧春秋》所载剧作的主题进行分类解读。从《戏剧春秋》聚焦战时生活、鼓舞军民战斗、弘扬爱国精神等三个方面解读《戏剧春秋》所载剧作传递的强烈战斗主题。第三章对《戏剧春秋》所载剧作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剖析。聚焦多元的戏剧类型、多彩的戏剧话语、开放式戏剧结构,挖掘剧作的审美特征及艺术价值。第四章对《戏剧春秋》期刊的传播意义作整体阐释。分析《戏剧春秋》期刊对抗战戏剧运动的促进作用和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启示,明确《戏剧春器》期刊及剧作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二、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领导的原因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领导的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桂林抗战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3）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桂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9）从抗战文化史到文化抗战史:学术史、概念及范畴——以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战火与情怀的鸣奏 ——《戏剧春秋》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领导的原因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桂林抗战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J]. 刘迎春,袁莉.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21(09)
• [2]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国统区文艺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考察[D]. 侯金林. 西南大学, 2021
• [3]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研究[D]. 王茜渊.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D]. 王博.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5]桂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D]. 邓冠欣. 桂林理工大学, 2021
•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7]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02)
• [8]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D]. 周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9]从抗战文化史到文化抗战史:学术史、概念及范畴——以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为中心[J]. 王继平,杨晓晨.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0(02)
• [10]战火与情怀的鸣奏 ——《戏剧春秋》剧作研究[D]. 黄巧燕.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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