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莞果菜副食交易市场价格行情(论文文献综述)
周新年[1](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郑锦志[2](2017)在《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研究》文中提出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独秀一枝的农业专业镇经济模块,具备完善的产供销的纵向产业链,科工贸协同发展,营销网络覆盖面较广、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集群经济发展特点。东莞市农业专业镇由于开展较早,发展至今取得较大的成绩,成为广东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由原先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专业镇经济结构升级,因此也要求农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方向转变。本文主要针对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产业集群转型理论与农业产业链优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利用案例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的概念进行分析,并通过对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的案例,分析和比较东莞市专业镇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东莞市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建议:一是提高农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二是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层次,三是完善政府相关配套政策,四是农业专业镇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五是完善农业专业镇服务平台建设。本文着重从东莞市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和经济规律,尝试结合东莞市农业专业镇发展中如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薄弱、产业链层次不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中小型企业存在融资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完善等现状与问题等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促进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对策和建议。
何雁章[3](2017)在《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息化程度是评判一个地区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湖南省对农村农业信息化的建设工作非常重视,已经把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纳入到“四化两型”的建设工作当中。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作为一个省级示范平台,在推动全省农村农业的信息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信息内容重复、无关信息占用版面显要位置、信息的指导性不强、信息内容不全、信息更新缓慢、服务手段单一、服务不及时、咨询的领域比较狭窄、有些板块无法访问、用户与平台链接渠道不通、服务对象对平台使用率不高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与处理机制、资金不足、推广机制不完善、农民缺乏利用平台的积极性、缺乏对专家的激励等。据此,本文结合提出了完善平台信息收集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加大推广力度、建设有针对性的服务手段和建立平台与农民职业教育机构合作等建议。
吴菊萍[4](2016)在《欺瞒交易刑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实践中欺瞒类违法犯罪高发,司法实践常常在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方面遇到各种障碍。首先,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模糊,判断的结果常常见仁见智。其次,在经济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不明确,外延并不清晰。最后,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证明也困难重重。此外,对于有欺瞒的故意、但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现有刑法规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部分欺瞒行为尚未犯罪化,导致有些社会危害严重的欺瞒行为要么无罪、要么重罪,二是有些欺瞒行为虽然目前的刑法有相关的罪名予以规制,但多半是从违反行政法上的禁止性规定的角度入罪,对于欺瞒行为本身刑法评价不足。本文以刑法学理论为依托,通过规范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现有的欺瞒交易刑事规制进行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提出运用刑法类型化思维,将欺瞒交易作为一个犯罪类型,研究该类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该类犯罪的主客观构造和刑民关系问题。本文的基本脉络是类型化、犯罪化和轻刑化。文章分为导论和五个章节。导论部分。本文分析了5个典型案例,分别涉及非法集资类、非法经营类和加盟骗局类等三类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对这5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了几个共性问题:一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二是经济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不明确,与传统的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存在内涵的差异,二者在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上有无区别尚无深入研究。三是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有欺瞒的故意、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刑法评价不足。一方面,在非法占有目的证明困难的情况下,只能以非法经营、伪劣产品等相关罪名加以处罚,对欺瞒行为本身评价不足,另一方面,轻纵犯罪在所难免,对经济秩序的保障不足。本文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以类型化的思维将经济领域的欺瞒交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以犯罪化的视角研究符合哪些类型特征的欺瞒行为具备入罪必要性,以轻刑化的态度看待入罪后的欺瞒行为的刑罚配置问题。第一章“欺瞒交易概说”。主要介绍了类型思维及其刑法方法论意义,并结合类型思维提出欺瞒交易的类型特征,明确了本文研究的欺瞒交易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故意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与行为人发生交易,因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鉴于类型的开放性、流动性和极大的弹性,上述关于欺瞒交易的界定仅系其特征的描述,用来指代当前经济生活中带有欺诈、欺瞒性质的一类现象或事件,而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欺瞒交易与财产犯罪不同,它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类别,故明显具备以下五个类型特征:一是欺瞒交易发生在经济活动中,表面上具备法律交往和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欺瞒交易往往针对不特定人的财产利益。二是欺瞒交易直接或间接地违反规范经济活动的法规。三是欺瞒交易违背经济活动规律,危害或足以危害正常的经济活动,妨害经济秩序。四是欺瞒交易的利益流向相对复杂。欺瞒交易的危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二是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三是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四是严重破坏了市场诚信的基石。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和正在将社会危害严重的欺瞒行为陆续犯罪化,但是刑事法网依然不够严密,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欺瞒交易的重视不足。第二章“欺瞒交易法律规制的域外考察”。分别对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作为社会市场经济代表的德国以及结合了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市场经济的所谓指导经济的代表日本这三个国家对于欺瞒交易的刑法规制。第三章“欺瞒交易犯罪化的必要性和限制”。本文认为,将欺瞒交易进行类型化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对部分欺瞒交易行为进行犯罪化,即对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欺瞒交易行为应当犯罪化。欺瞒交易的社会危害十分明显,不仅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运行效率,而且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破坏了市场诚信的基石。对欺瞒交易进行犯罪化符合入罪依据和入罪标准。从市场经济的理论来看,市场需要适当的国家干预,刑法介入市场经济是国家干预中事后的、适度的、规范的手段,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之必需。但是要遵循两个边界原则,一是范围边界,即刑法覆盖的范围要适度;二是程度边界,即刑法介入的深度要适度。从范围边界的角度看,刑法对于纯粹个人之间的矛盾不应介入,但是个人法益受到侵害的程度比较严重,或者表面上看是针对个人法益,实质上还侵犯了某种社会秩序,对社会公众构成现实的或可能的威胁时就应当启动刑法保护。对于欺瞒交易而言,在经济领域的欺瞒交易除了侵犯了交易对方的财产权利,还侵犯了一定的经济秩序,因而对其犯罪化没有超出范围边界。从程度边界来看,刑法应当恪守“二次法”的地位,只在最后时刻、作为最后手段进行干预,也就是只有在经济法调整裁处后尚不足以消除危害影响或者尚不足以制止同类侵害行为发生的情况下,刑法才有必要介入与干预。对于欺瞒交易而言,在经济领域的欺瞒交易往往违反了行政法(经济法)上的禁止性规定,因而对其犯罪化也没有超出程度边界。但是,如果一行为行政法(经济法)尚未作出规定,或者即使有规定,该规定也明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则该行为不具有实质违法性,那么在犯罪化上就应当慎重。此外,在现有的违法与犯罪二元的法律体系下,刑法介入欺瞒交易仍有其独立的不可或缺的价值。首先,刑法不同于民商法。民商法具有补偿性,刑法具有惩罚性,故而威慑力更强。其次,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诉讼能力高于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个人的诉讼能力,更能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刑法不同于经济法。二者相比,刑法介入市场经济更具正当性,更能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对欺瞒交易犯罪化应当符合入罪依据。本文认为,一行为是否入罪的依据是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欺瞒交易的社会危害性符合入罪依据的要求。首先,将欺瞒交易认定为一种恶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其次,某些欺瞒交易已经突破了大多数人的容忍极限。最后,对欺瞒交易犯罪化是严密法网的需要,也符合当前经济刑法立法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对欺瞒交易犯罪化要注意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符合处罚公平性的要求,要避开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可能有益的行为。第四章“我国欺瞒交易刑法规制的构建与完善”。将欺瞒交易类型化、犯罪化后,需要对外挂欺瞒交易的刑法规制提出完善的设想。首先,在刑事政策上应当从“轻轻重重”转变为全面干预。其次,本文提出欺瞒交易刑法规制的价值选择应当注重两点:一是区分道德风险与经营风险,前者应由刑法规制,后者则由市场主体自己承担风险;二是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大多数。再次,本文提出欺瞒交易刑法规制的技术选择应当注重两点,一是需要对欺瞒交易犯罪统一用语,以彰显欺瞒交易的类型化特征;二是在法条排列上不强求独立成章,而是纳入不同章节,体现对具体法益的保护。最后,本文对欺瞒交易行为的主、客观构造以及刑罚提出了重构和设想。本文认为,欺瞒交易的客观方面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应当以结果犯为原则,以行为犯为例外。而行为犯(抽象危险犯)的设定应当作出严格限制,只有侵害对象众多(三人以上)且骗取财物数额巨大的才足以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二是对欺瞒行为的认定要从根本虚假转向实质虚假,即不要求虚构的产品效用、功能等完全虚假,只要求虚假陈述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可。三是被害人过错不影响定罪和量刑,被害人重大方可能影响量刑。欺瞒交易的主观方面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重新认识“非法占有目的”。本文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源自财产犯罪,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存在本质区别,前者除了保护公私财产还保护经济秩序,具备经济活动的外观,被害人损失和利益流向是间接而复杂的,所以经济犯罪应当摆脱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纠缠,而对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行更多精细化的研究。二是欺瞒交易的主观心态为故意,包括间接故意。而故意的证明可以从故意地和明知地从事非法行为的状态中推定出来,从必然损害他人的后果中推定出来。当然有反证的除外。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明显的虚构事实,但是如果一系列表面看来无懈可击的行为,如果综合在一起必然使被害人遭受损失,那么也可能构成欺瞒的故意。欺瞒交易的刑罚配置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不设死刑;二是增加禁止令;三是增加资格性。第五章“欺瞒交易的刑民界分”。欺瞒交易作为一类典型的刑民交织现象,本文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考察了刑民界分问题。在实体判断上,本文坚持刑法独立性说,认为在立法上刑事立法具有独立的价值,不依附于行政法、民法等其它部门法,在司法上刑事程序的启动不受其他司法程序是否启动的影响,同时本文也认为刑法从属性说中的刑法的谦抑性、补充性也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吸收。本文赞成违法一元论,认为各部门法对于一行为的价值评判应当保持方向一致。在刑法独立性说和违法一元论的基本立场下,本文对欺瞒交易的刑民界分在主观方面、客观危害、因果关系、法律责任给出了具体的区分标准。在程序启动上,本文对“先刑后民”的选择初衷和实践悖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欺瞒交易刑事程序设计应当确保法秩序统一,实体上独立判断、程序上刑民并举的设想,并建议赋予被害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
文进[5](2011)在《“广州价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价格话语权是在商品价格形成中的参与权、表达权、主动权和主导权。一方面,拥有价格话语权便能在市场交易中占据主动,赢得市场效益;另一方面,价格话语权也是地区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因此,价格话语权之争日益激烈,广州也在构建“全球采购、广州集散”的“广州价格”体系。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价格决定的因素也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价格决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供求论。广州作为我国第三大城市,在价格定价权之争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在上述背景和疑问之下,本文首先对价格决定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建立起关于价格话语权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本文从众多商品中筛选出已经具备较大影响力的“广州价格”商品和正在形成影响力的商品,并对“广州价格”的形成做了原因分析和问题分析。再次,本文分析了“义乌价格”、“深圳价格”、“伦敦价格”和“芝加哥价格”的成功经验。最后,结合价格话语权理论框架、“广州价格”的现状及定价权的国内国外经验,本文提出了发展和打造“广州价格”的政策建议。
王海燕[6](2011)在《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研究》文中认为由于地缘、人缘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独特优势,粤港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发展迅速,尤其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广东向来是香港的主要供应地区,两地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然而,香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以其独立关税区的特殊身份来发展与广东的经贸关系,这种跨境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无疑与大陆区际层面的市场一体化存在着差别,而CEPA等一系列协议的签订与实施,则为粤港特殊的跨境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证。目前对粤港之间商品市场流通效率的研究甚少,并且对农产品市场整合程度的分析也囿于国际间的空间纬度或大陆内部的区际层面,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突破以往的传统角度,以粤港这两个不同关税区之间跨境农产品市场为新切入点,对两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本文一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简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基本思路以及创新之处,同时对国内外学者基于三个层面的区域市场一体化研究进行了简单述评,其中三个层面包括:国际层面的市场一体化、基于同一关税区层面的中国大陆市场一体化以及基于不同关税区的“大中国区”市场一体化,并且对“大中国区”市场一体化研究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为文章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介绍了市场一体化的涵义及理论,是全文重要的理论支持;第三章结合了粤港农产品市场的实际情况,主要描述了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粤港农产品跨境市场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及特点,这为整个研究结论做出了重要的铺垫;第四章是较为重要的一章,本章首先选取了五种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指标,并对粤港各农产品市场之间的长期、短期整合关系以及价格波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了两地农产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最后,为了考察CEPA这一制度创新在推进粤港市场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本章研究了CEPA签署之后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第五章针对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王一飞[7](2010)在《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建设规划与发展战略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遵循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西安市发展战略目标和城市化进程,建立起具有现代流通方式的综合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专业批发市场、社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和超市等农副产品供应的市场体系。形成覆盖西安市,辐射大西北及全国的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并依托该体系,推动陕西省县域、西安市周边区域发展特色农业、特色果业,做大做强一批关于农副产品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西安市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为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而努力奋斗,为实现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首先介绍了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了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以作为本文后续展开的理论依据,随后,认真分析了西安市各级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和发展现状,以作为本文针对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发展规划的现实依据。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与分析,并紧密结合西安市各级农副产品市场建设现状,认真剖析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西安市农副产品需求量和供应量进行了预测分析,论证了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必要性和战略意义。并借鉴国内发达城市先进经验和国外发达国家及其城市成功的做法,因地制宜的确定了西安市农副产品各级市场建设模式、重点、布局、规模、发展战略,形成以批发市场为重点,构建“四主、多辅、多点”的起点高、定位准、功能全、多层次、网络化的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并制定了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发展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及长远规划,提出了各级农副产品市场功能定位和规划导向,进行了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专项技术和市场体系运作机制的研究。为保证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发展规划的严肃性和保障落实,本文最后给出了西安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发展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和建议。本文对推动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促进西安市城市化发展,保障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众多方面,将起到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实际应用价值。
张晟义[8](2010)在《涉农供应链管理理论体系构建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实践》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供应链管理理念(SCM)在全球的传播和运用呈日益深化之势。在我国,以伊利、蒙牛、光明乳业、雨润、双汇等为代表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通过导入供应链理念并运用供应链方法,从而打破了中国涉农产业长期以来传统竞争和管理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随着买方经济的强化、IT技术向涉农领域的进一步扩散以及农业高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提供的战略性契机,这一实践步伐明显提速。“管理学缺少了管理实践就成了空中楼阁;管理实践缺少了管理学的理论阐释,只不过是一个个故事而已”(罗珉,2007)。2004年以来,国内涉农供应链研究不断升温,文献数量激增。但总体上,这一领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基础研究薄弱,个案剖析不足,理论体系散乱;特别是缺乏对管理实际的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同时又忽视对相关经验总结和提炼。我们认为,对于有着特殊性的涉农产业寻求竞争力的实践而言,涉农供应链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意味着实践宝藏的发掘整理与管理理论阐释之间的有效互动。为此,本文基于强烈的现实立场和问题导向,通过实地调查、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探索构建涉农供应链管理的基础理论体系。全文共分八章。第1章为导论,内容涉及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等。第2章和第3章涉及涉农供应链(ARSC)基础理论体系,以及涉农供应链管理(ARSCM)基本框架的构建。第2章的工作重点在于梳理ARSC研究领域“灌木丛生”的杂乱局面。在重建供应链基本划分准则的基础上,进而定义和提出涉农供应链的概念与结构模型,并进行基础分类、管理分类及基本特征总结。第2章的研究为第3章及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基础和理论支点。第3章重点构建了涉农供应链管理(ARSCM)基本框架。着重分析了基于涉农供应链的企业物流系统、“速度陷区”和“箱鼠”效应,以及ARSC设计与构架的目标与准则。第4章是本文的调研和实践发掘部分。重点从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和逆向物流,详细分析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SCM的实现及特征。第5章、第6章和第7章,注重不稳定态涉农供应链治理和改善的机理分析。其中,第5章基于强烈的现实立场和问题导向,围绕着实践中突出的自然风险、资金流和(质量/安全)信息流等问题,具体从农业高新技术、金融创新、可追溯体系构架等方面,分析了不稳定态涉农供应链的治理机制。第6章主要从企农合作、农地流转制度变革、供应商发展及上游集成供应、物流一体化等方面,分析改善不稳定态涉农供应链的方法与方向。而第7章的内容涉及第3章的理论分析和第4章的实践发掘,阐释了涉农环境下发展推拉结合型供应链动因,策略与风险。第8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研究中,采取了基于个案的多重案例设计,将单一或成组的典型个案,大量应用于分析这样一些方面:龙头企业信息追溯、农业高新技术与ARSC的战略性再造、食品质量/安全、电子商务竞价增值、涉农期货、农产品集成供应、基于生物技术的物流一体化、CODP建立等。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除了并不满足单一个案研究的使用情况(例外或少见,关键,揭露性的个案)外,主要是希望能透过多重个案达到“复现”的目的,以增加研究的准确性,并对现象的解析提供强而有力的比较分析及归纳。总体上,本文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挖掘管理实践的精髓,并综合运用演绎分析、对比、多重案例、统计实证等多种方法,尝试着在以下一些方面进行创新:1、构建了涉农供应链的基础理论体系结合历史的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追本溯源,循着Lisa M.Ellram, James R.Stock, Douglas M.Lambert, Robert B. Handfield和Ernest L.Nichds, Jr;以及M.泰雷兹·弗莱厄蒂(M.Therese FLaherty),唐纳德J·鲍尔索克斯(Bowersox,D·J)和戴维J.克劳斯(David J.Closs)等物流和供应链学者(开创者)的足迹,从整个SCM理论的源头,揭示供应链源物质划分、定义等方面存在的缺憾和不足。然后正本清源,提出了基于源物质生物属性的供应链基本划分准则,阐述了ARSC范畴的核心是其自然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的“系统”属性;进而将涉农供应链划分为:实体型、服务型和结合型三种基础类型。这些工作将有利于改变目前ARSC领域根基不稳,大量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杂乱,缺乏梳理和规范的研究局面;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清晰的分析基础。2、剖析了涉农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特征和特殊性状涉农供应链管理(ARSCM)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泛工业型供应链研究的成果。但是,除了共性的一面,ARSCM显然要处理一些“个性”问题---作为一个被William C. Bailey, Lidia Norina以及Kenneth Cassavant定义为“生产调整+客户驱动”(production-adjusted, customer-driven)的ARSC系统,其正常运营即面临随机性的自然风险,也面临常态性的“速度陷区”。而且,受“速度陷区”影响且存在产业分离点时,涉农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bullwhip)与蛛网效应(spider web),可能叠加形成“箱鼠”效应(Mib-Pfbe).这意味着在涉农链中段产能较为刚性的情况下,原材料与产成品库存的双重过量堆集的加剧,以及相关主体违约动机的强诱致力生成。3、揭示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整合的基本机理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表明:①龙头企业通过“供应链整合”,可以促进其“物流能力”的提高;②而龙头企业的“物流能力”对其“企业绩效”存在着正向影响;③龙头企业的“内部整合”与其“外部整合”对企业的绩效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内部整合的影响大于外部整合。这一实证也为我国涉农企业的供应链实践提供了重要思路。4、全面梳理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实践的特征“回到管理实践,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学术文本迷雾的限制,感受组织及其管理史发生瞬间的震惊体验”(罗珉,2007)。当然,对涉农供应链管理这一新兴的、复杂的实践领域进行挖掘,是本文的重要工作,也是取得理论联系实际的必由之路。结合理论演绎、实地调研、实践发掘和实证分析,可以认为:总体上,我国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简称国农重企)的供应链实践,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或者说,还处于以职能集成阶段为主,并逐步向内部供应链集成阶段发展的状态。并且,龙头企业内部供应链集成使用的主要工具是ERP系统。虽然,涉农供应链整体上仍处于“强落差”局面和“弱集成”状态,无法企及泛工业型供应链所能达到的管理精确度和集成高度。但相对于传统涉农链而言,集成和协调局面已有所改观,而在总体上呈改善加强型模式:即“涉农制度创新(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技术进步稳定涉农供应链上游+ERP为主的涉农链中游及分销集成+涉农链下游的协同双赢及终端突进策略”。5、深入分析了涉农供应链优化和治理的机理与对策除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方面,对国家级龙头企业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发掘,也揭示出自然风险、资金流困难、(质量/安全)信息流障碍、运营系统失衡等突出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农业高新技术运用、金融创新、可追溯性体系构架等有限方面探讨不稳定态涉农供应链的治理机制。①本文超越于停留一般经济社会层面讨论的藩篱,从基本竞争战略、柔性、时间竞争、一体化物流,高度集成等微观管理层面深入剖析了农业高新技术对21世纪涉农供应链的战略性再造的机理。②在从资金流、质量/安全信息流方面,探析涉农供应链治理机理时,本文采用多重案例法分析了了利用电子商务、农产品期货、供应链金融等解决资金流问题,避免ARSC运营的“沙地效应”的机理。并指出“订单+合作社/基地+期货”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即有助于规避市场风险,提高订单履约率,还有助于降低银行放贷风险的优势---从而有利于在将信贷工具与期货手段融合的基础上,系统性的降低涉农供应链的价格和契约风险。③值得注意的是,多重案例分析显示,一些绩优国农重企的质量管理进步经历了一个“被供应链”化的过程---也即在压力传导、模式灌输下出现涉农供应链的诱致性变革。具体而言,在非对称的迂回过程中,跨国公司拥有的获取雄厚经济租金的能力,通过组织间的学习效应、接力扶持、信任感染、相互解套等形式,向整个ARSC贯穿。6、建立推拉结合型的涉农供应链供应链设计是供应链管理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迄今为止,ARSC设计是一个鲜有人研究的领域。早期Fisher等提出了面向产品设计供应链的理念后,一个一般化的假设是将“食品”作为“功能性产品”,整体性地视为效率敏感型供应链的工作对象。但是,无论是进一步的理论推演,还是对实践现状的发掘,都显示出这一假设是有问题的。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Fisher, Martin Christopher, David Simchi-levi, Douglas.M.Lambert、马士华等供应链学者“面向产品设计供应链”理论在涉农领域的运用。本文从运营角度(生产计划和库存控制)深化了对涉农供应链的认识,较为全面的剖析了涉农领域“推式策略”向推拉结合型供应链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探讨了涉农环境下延迟策略运用的空间与CODP的定位,并建立了涉农环境下推拉结合型供应链运作的风险分析框架。最后,结合黑龙江北大荒米业的案例,进一步诠释了推拉结合型涉农供应链的运作特征与条件。涉农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基本管理框架,实践现状挖掘、优化机理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限于作者的能力与时间及其他研究条件的限制,还有一些有着广阔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前景的研究范畴,如服务型涉农链、结合型涉农链、分散农户的组织化问题等没有涉及;并且,即使对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国农重企的实证、生物质物流等一些已经开展的工作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孟菲[9](2009)在《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及其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公众健康,确保食品安全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基础。可以说,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发展问题,食品安全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作为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应对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生产技术的改进、生物技术的发展、工业化的推进,促进了食品行业的发展,食品数量安全得到了缓解。与此同时,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视和认知程度越来越高,更加注重食品的质量、营养和卫生安全。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食品安全事件的屡屡发生加重了各国消费者的心理负担,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如英国的“疯牛病”、欧洲的“口蹄疫”、亚洲的“禽流感”等,不仅对人类的身体和健康构成潜在威胁或造成重大损害,也给消费者和相关产业造成了十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提高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和标准,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增强对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的控制,广泛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管理。这就要求涉及食品安全的各利益相关者紧密协作,发挥整体优势,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食品安全问题千头万绪,涉及面极为广泛和复杂,目前我国还缺乏对食品安全的全面系统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和各级政府的管理重点主要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方面(即从外部对食品安全如何实施有效监控),对食品安全的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等利益主体的具体行为选择状况研究不多,对消费者的需求特性、消费意愿及其对安全食品供给的带动作用缺乏准确把握,从而在引导和培育安全食品市场方面所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明显欠缺。本论文运用基本经济学理论,以及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相关原理,采用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食品安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就关系食品安全生产、消费与流通环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实证调研及检验,探讨优质食品开发的经济诱因和深层制度因素,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与管理对策,为政府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保障食品安全具有多主体的利益相关性。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各个的行为主体中,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者三者的关系处理至关重要。农户的生产供给是源头,是基础;企业的生产组织是核心,是关键;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是动力,是目标;而政府、第三方组织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是后盾,是保障。(2)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者意识和消费者需求对食品安全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认知是促使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前提。(3)具有现代意义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协会+农户”等多种方式使得农户可以依托于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共同构成我国安全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集团,食品生产者组织模式选择、成本收益和对政府规制的反应是影响食品生产者行为的主要因素。(4)食品安全管理的过程就是食品安全各利益相关者不断博弈的过程,基于第七章的博弈分析以及国际经验,我国未来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安排,应该基于各方的博弈分析结果之上。(5)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使得安全食品优质优价的机制难以实现,因此,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一般能带来正的社会净福利,而政府行为的不作为和监管失效,可能造成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
王萱[10](2007)在《山西省运城市苹果产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以期充分合理的利用资源。这就导致目前世界苹果产业出现了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在全世界来看,我国的苹果是所有农产品当中能够在世界上形成垄断地位的产品,甚至是惟一的主要产品。苹果作为全国农业主导产业,对运城市来说更是主导产业。苹果产业已日益成为运城市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的特色优势产业。经过多年建设,运城市苹果产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和发展水平。但是,按照国家建设苹果产业带的目标要求和运城市做大做强苹果产业的目标,其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进行运城节果产业建设的对策研究,为政府正确决策献计献策,推进运城市苹果产业的发展,是本研究的目的。本文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通过全面系统地分析资料、调查统计和典型走访相结合的办法,深入苹果基地县、贮藏、加工、出口企业,对运城市苹果种植面积、产量、基地建设、加工、出口贸易、龙头企业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在此基础上,首先通过对自然生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的定性分析以及应用资源禀赋系数、区位商、单产、种植面积等定量指标,分析了运城市发展苹果产业具有较大的优势,也即运城市苹果产业形成的原因;接着阐述了运城市苹果产业的发展现状良好,探讨了其在生产、加工、销售、社会化服务组织与贸易流向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然后分析了国内外苹果及其加工品的市场需求潜力,得出该产业潜力巨大、上升空间充足的结论;最后在一定的发展思路与目标的基础上,立足于市场需求,针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发展运城市苹果产业的战略选择与对策措施。主要的战略包括市场需求导向战略、优质名牌战略、标准化生产加工战略、产业化发展战略、科技兴果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的对策措施包括:一是根据市场需求,以鲜果及其加工品的生产为基础;二是促进加工原料基地的建立和发展;三是加强无公害绿色优质果品基地建设,实现果业生态化;四是建立健全苹果质量标准及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大力提高苹果质量;五是加大宣传力度,打响“运城苹果”品牌,认准国际市场的定位;六是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七是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化服务体系;八是以科技为依托;九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东莞果菜副食交易市场价格行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莞果菜副食交易市场价格行情(论文提纲范文)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的范畴 |
1.3 概念的界定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1.3.5 权力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1.6 论文的框架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2.1.5 小结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2.2.5 小结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2.3.3 小结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3.1.3 小结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3.2.5 小结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3.4.1 岛洲型聚落 |
3.4.2 沙洲型聚落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3.4.4 小结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3.5.3 小结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4.4.6 小结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6.3.1 城郭型墟市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6.3.4 小结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7.5 本章小结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8.4.1 工业化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9.3.1 理论总结 |
9.3.2 余论 |
附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一、地方志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三、族谱、碑刻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六、外文文献 |
七、其它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2)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业专业镇 |
2.1.2 转型升级 |
2.2 基本理论 |
2.2.1 农业产业链及其优化理论 |
2.2.2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理论 |
第三章 东莞市农业专业镇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
3.1 东莞市农业专业镇发展的现状 |
3.2 东莞市农业专业镇已采取的做法和成效 |
3.2.1 建立高新农业园区 |
3.2.2 强化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 |
3.2.3 突出服务指导解决企业难题 |
3.2.4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强化品牌建设 |
3.2.5 建设市外基地推动外延发展 |
3.3 东莞市农业专业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3.1 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薄弱及原因 |
3.3.2 产业链层次不高及原因 |
3.3.3 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及原因 |
3.3.4 中小型农业企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及原因 |
3.3.5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完善及原因 |
第四章 国内外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经验借鉴 |
4.1 国内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经验借鉴 |
4.1.1 广东顺德陈村花卉专业镇的经验 |
4.1.2 翁源县江尾镇兰花专业镇转型的经验 |
4.2 国外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经验 |
4.2.1 荷兰的花卉苗木产业 |
4.2.2 日本农业区域专业化经验借鉴 |
4.3 对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启示 |
4.3.1 科学统筹规划,充分开发和利用优势资源 |
4.3.2 政府适度干预,完善农业专业镇配套设施 |
4.3.3 科技创新推动,为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
4.3.4 加强农民培训,建立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 |
第五章 东莞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的案例分析 |
5.1 麻涌镇农业专业镇发展现状 |
5.2 麻涌粮油专业镇的转型升级的现状 |
5.3 麻涌粮油专业镇的转型升级的发展前景及有利条件 |
5.3.1 物流便利+市场广阔 |
5.3.2 从仓储到深加工促进麻涌粮油企业加速转型 |
2,提高麻涌粮油产业链效益'>5.3.3 1+1>2,提高麻涌粮油产业链效益 |
5.3.4 搭建粮油产业交流平台 |
5.3.5“互联网+物流”模式的带动 |
第六章 促进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对策 |
6.1 提高农业企业的创新能力 |
6.1.1 以技术创新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动力 |
6.1.2 借助“互联网+”建立信息交流渠道 |
6.1.3 制定培养或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机制 |
6.2 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层次 |
6.2.1 延伸农业产业链长度 |
6.2.2 拓展农业产业链宽度 |
6.2.3 整合农业产业链 |
6.2.4 营造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 |
6.3 完善政府配套政策 |
6.3.1 进一步加强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 |
6.3.2 转换和创新发展模式 |
6.3.3 正确引导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6.3.4 加强组织建设 |
6.4 农业专业镇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
6.4.1 建立融资平台 |
6.4.2 拓宽融资的渠道 |
6.4.3 个性定制金融服务 |
6.4.4 鼓励企业风险投资 |
6.4.5 资金导向与杠杆作用 |
6.5 完善农业专业镇服务平台建设 |
6.5.1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创新 |
6.5.2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平台服务功能 |
6.5.3 健全协同发展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与不足 |
7.3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致谢 |
参考文献 |
(3)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关于信息化 |
1.3.2 关于信息化平台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相关基本概念与理论 |
2.1 基本概念 |
2.1.1 农业信息技术 |
2.1.2 农业信息化 |
2.1.3 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 |
2.2 基本理论 |
2.2.1 技术扩散理论 |
2.2.2 信息生产力理论 |
2.2.3 农业信息化服务理论 |
第三章 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现状 |
3.1 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概况 |
3.2 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发展现状 |
3.2.1 平台概况 |
3.2.2 平台综合服务 |
第四章 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 |
4.1.1 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资源有待优化 |
4.1.2 信息服务平台的服务功能和水平有限 |
4.1.3 服务对象对平台的使用率不高 |
4.2 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4.2.1 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与处理机制 |
4.2.2 平台运行资金不足 |
4.2.3 平台运行的推广机制不健全 |
4.2.4 农民缺乏积极利用平台信息的内在动力 |
4.2.5 缺乏激励更多专家提供平台信息咨询服务的有效机制 |
第五章 优化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议 |
5.1 完善平台的信息资源收集与处理机制 |
5.1.1 建立信息内容收集标准 |
5.1.2 加强农业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
5.1.3 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
5.2 加大对平台的资金投入 |
5.2.1 政府进行必要的投资 |
5.2.2 立足于平台大力发展电商业务 |
5.2.3 积极吸引企业投资 |
5.3 平台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
5.4 加大平台的推广力度 |
5.5 建设有针对性的服务手段 |
5.6 建立平台与农民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机制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欺瞒交易刑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问题的提出(研究必要性) |
一、 案例的引入 |
二、 案例引发的思考 |
第一章 欺瞒交易概说 |
第一节 欺瞒交易的涵义及特点 |
一、 类型思维及其刑法方法论意义 |
二、 类型思维中的欺瞒交易 |
三、 欺瞒交易的涵义及用语的选择 |
四、 欺瞒交易的类型特征 |
第二节 欺瞒交易的社会危害 |
一、 欺瞒交易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
二、 欺瞒交易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 |
三、 欺瞒交易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
四、 欺瞒交易严重破坏了市场诚信的基石 |
第三节 我国欺瞒交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不足 |
第二章 欺瞒交易法律规制的域外考察 |
第一节 美国 |
一、 美国联邦经济犯罪的立法概述 |
二、 美国经济犯罪中欺瞒交易的主要类型 |
三、 美国经济犯罪中欺瞒交易规制的特点及启示 |
第二节 德国 |
一、 德国经济犯罪的立法概述 |
二、 德国经济犯罪中欺瞒交易的主要类型 |
三、 德国经济犯罪中欺瞒交易规制的特点及启示 |
第三节 日本 |
一、 日本欺瞒交易与经济立法概述 |
二、 日本经济犯罪中欺瞒交易规制的特点与启示 |
第三章 欺瞒交易犯罪化的必要性和限度 |
第一节 刑法介入市场经济的依据 |
一、 市场经济理论之嬗变 |
二、 刑法介入市场经济的依据 |
第二节 欺瞒交易犯罪化的必要性 |
一、 欺瞒交易犯罪化符合入罪依据 |
二、 欺瞒交易犯罪化是严密法网的需要 |
三、 欺瞒交易犯罪化符合当前经济刑法立法现状和发展趋势 |
第三节 欺瞒交易犯罪化的限度 |
一、 必须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
二、 必须符合处罚的公平性 |
三、 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可能有益的行为暂不犯罪化 |
第四章 我国欺瞒交易刑法规制的构建与完善 |
第一节 完善我国欺瞒交易刑法规制的理论构想 |
一、 欺瞒交易的刑事政策从“轻轻重重”到全面干预 |
二、 欺瞒交易刑法规制重构的基本原则 |
三、 欺瞒交易刑法规制重构的价值选择 |
四、 欺瞒交易刑法规制重构的技术选择 |
第二节 欺瞒交易犯罪的客观构造 |
一、 以结果犯为原则,以行为犯为例外 |
二、 欺瞒行为 |
三、 危害结果及犯罪情节 |
四、 被害人过错对欺瞒交易责任分配的影响 |
第三节 欺瞒交易犯罪的主观构造 |
一、 “非法占有目的”正本清源 |
二、 欺瞒交易的主观构造 |
第四节 欺瞒交易犯罪的刑罚配置 |
一、 不设死刑 |
二、 增加禁止令 |
三、 增加资格刑 |
第五章 欺瞒交易的刑民界分 |
第一节 刑民关系的理论聚讼 |
一、 刑法从属性说与刑法独立性说 |
二、 违法多元论与违法一元论 |
第二节 欺瞒交易的刑民界分 |
一、 主观方面 |
二、 客观危害 |
三、 因果关系 |
四、 法律责任 |
第三节 欺瞒交易刑民交织的破解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先刑后民”的选择初衷 |
三、 “先刑后民”的实践悖论 |
四、 欺瞒交易刑民交织破解的应然之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5)“广州价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2 价格决定理论 |
2.1 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 |
2.2 马歇尔的价格均衡理论 |
2.3 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发展 |
2.4 制度经济学对价格理论的突破 |
2.5 价格形成的金融决定论 |
3 价格话语权理论框架的建立 |
3.1 供求理论框架下的价格话语权理论 |
3.2 价格金融化理论 |
3.3 价格话语权理论结语 |
4 "广州价格"现状分析 |
4.1 批发市场形成的"广州价格" |
4.2 现代原材料交易中心形成的广州价格 |
4.3 正在形成的"广州价格" |
4.4 "广州价格"现状小结 |
5 "广州价格"成因和问题分析 |
5.1 "广州价格"形成的原因分析 |
5.2 "广州价格"现状的问题分析 |
6 价格话语权的国内外经验 |
6.1 国内价格话语权的实践 |
6.2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话语权的经验 |
6.3 国内外经验给广州的启示 |
7 打造"广州价格"的政策建议 |
7.1 升级现有批发市场 |
7.2 利用发布价格指数打造"广州价格" |
7.3 建设大宗工业原材料交易平台 |
7.4 发展广州名牌 |
7.5 打造进出口产品定价中心 |
7.6 发展和壮大期货业 |
8 结语 |
8.1 主要结论 |
8.2 本文不足之处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尾注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致谢 |
(6)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际层面的区域市场一体化研究 |
1.2.2 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研究 |
1.2.3 小结 |
1.3 论文框架及主要内容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1.4.2 指标选取的创新 |
1.4.3 研究方法的创新 2 市场一体化理论基础概述 |
2.1 市场一体化的内涵 |
2.2 市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
2.2.1 关税同盟理论 |
2.2.2 共同市场理论 |
2.2.3 大市场理论 |
2.2.4 交易费用与信息不对称理论 |
2.2.5 市场一体化的经济效应理论 3 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历史与现状 |
3.1 粤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回顾 |
3.1.1 粤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特殊性分析 |
3.1.2 粤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回顾 |
3.2 粤港农产品市场的现状概述 |
3.2.1 广东农产品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
3.2.2 香港农产品市场发展现状概述 |
3.3 粤港农产品市场跨境联系的现状 |
3.3.1 广东农产品对香港供应的现状 |
3.3.2 粤港农产品跨境合作现状 |
3.4 粤港农产品跨境市场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及特点分析 |
3.4.1 粤港农产品跨境市场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 |
3.4.2 粤港农产品跨境市场一体化的特点分析 4 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
4.1 样本的选择 |
4.1.1 农产品分类界定 |
4.1.2 具体指标的选取 |
4.1.3 指标描述 |
4.2 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4.2.1 研究模型与方法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2.3 小结 5 加快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
5.1 充分发挥 CEPA 的制度效应,进一步扫除贸易壁垒 |
5.2 加强供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促进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发展 |
5.3 加强跨境农业合作,有效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
5.4 提高农产品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加深粤港农产品市场联系 6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1 基本结论 |
6.2 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致谢 |
(7)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建设规划与发展战略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2 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形成机理和发展 |
2.1 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形成 |
2.2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及现代流通体系 |
2.3 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
3 西安市农副产品的需求及供给预测 |
3.1 西安城市发展分析 |
3.1.1 西安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
3.1.2 城市未来发展规划 |
3.1.3 农副产品市场发展与城市化 |
3.2 西安市农副产品需求量分析 |
3.2.1 农副产品需求量预测依据的基本标准 |
3.2.2 农副产品需求量预测及其分析 |
3.3 西安市农副产品主要供给来源分析 |
3.3.1 陕西省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
3.3.2 西安市周边区县农副产品供应量分析 |
4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现状及存在问题 |
4.1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类型和流通渠道 |
4.2 西安市各级农副产品市场现状 |
4.3 批发市场存在问题 |
4.3.1 市场整体布局和规模 |
4.3.2 市场设备设施 |
4.3.3 市场管理服务 |
4.4 零售市场问题分析 |
5 国内外经验借鉴和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必要性 |
5.1 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主要模式和特点 |
5.2 国外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模式经验 |
5.3 国外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验借鉴 |
5.4 我国主要大城市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经验 |
5.5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必要性 |
6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布局、发展战略及模式 |
6.1 规划总则 |
6.1.1 规划范围 |
6.1.2 规划期限 |
6.2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 |
6.3 规划原则 |
6.4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
6.4.1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发展战略 |
6.4.2 总体目标 |
6.4.3 阶段性目标 |
6.5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模式的设计 |
6.6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布局和规模 |
6.6.1 总体空间布局 |
6.6.2 农副产品市场具体布局和规模 |
6.7 各级农副产品市场功能定位和规划导向 |
7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专项技术研究 |
7.1 市场信息网络化建设体系研究 |
7.2 农副产品安全卫生防疫检测技术推广与应用 |
7.2.1 防疫检测方法 |
7.2.2 防疫检测制度 |
7.2.3 防疫检测三级质检体系 |
7.3 农副产品冷藏链技术推广与应用 |
7.3.1 冷藏技术在农产品加工业中的作用 |
7.3.2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完善冷藏链的措施 |
7.3.3 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的作业流程 |
8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运作机制 |
8.1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建设资金融资模式 |
8.1.1 各种融资模式 |
8.1.2 适用模式分析 |
8.2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体系运作模式 |
8.3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政府监督机制 |
9 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实施保障措施 |
10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涉农供应链管理理论体系构建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的依据 |
1.1.1 研究背景 |
1.1.2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涉农供应链研究的进展 |
1.1.3 国内涉农供应链研究的关注点、连续性与质量 |
1.1.4 国内在涉农链研究上存在的基本问题 |
1.1.5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1.2.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2.2 论文的研究框架 |
1.2.3 论文的主要内容 |
1.3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1.3.1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1.3.2 论文可能的不足之处 |
2. 涉农供应链(ARSC)基础理论体系 |
2.1 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理念 |
2.1.1 物流概念 |
2.1.2 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 |
2.2 基于源物质生物属性的供应链基本划分 |
2.2.1 供应链基础定义和分类上存在的混乱 |
2.2.2 以源物质定义和分类供应链 |
2.2.3 农产品、工业品与农源工业品 |
2.3 涉农供应链的概念与结构模型 |
2.3.1 涉农链的一般简化模型 |
2.3.2 考虑到技术进步对涉农供应链简化模型的扩展 |
2.3.3 涉农供应链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
2.3.4 基于农业中心视点的农业物流定义体系 |
2.4 农业多功能性与涉农供应链的基础分类 |
2.4.1 农业的多功能性及大农业概念 |
2.4.2 农业多功能性与涉农供应链的大范畴划分 |
2.4.3 实体型涉农供应链 |
2.4.4 服务型涉农供应链 |
2.4.5 结合型涉农供应链 |
2.5 涉农供应链的管理分类 |
2.5.1 基于具体实践领域(农产品类别/行业)的基本划分 |
2.5.2 依据生物特性/物流特性的划分 |
2.5.3 基于供应链运作重点差异的划分 |
2.5.4 基于供应链动力机制(驱动方式)的划分 |
2.5.5 按照行使不同功能的核心企业分类 |
2.5.6 基于政策与管制角度的划分 |
2.6 涉农供应链的特征分析 |
2.6.1 两种性质的生产并存 |
2.6.2 物流约束性及路径复杂性 |
2.6.3 时间竞争的双向性和局限性 |
2.6.4 供应商构成的特殊性 |
2.6.5 需求不确定性,敏感性和个性化趋势 |
2.6.6 联接随机性与结构不稳定性 |
2.7 本章小结 |
3. 涉农供应链管理(ARSCM)基本框架构建 |
3.1 涉农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内容和原则 |
3.1.1 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内容与原则 |
3.1.2 涉农供应链管理的收益与成本 |
3.1.3 涉农供应链集成的动因 |
3.1.4 涉农供应链集成过程的发展 |
3.1.5 涉农供应链的集成结果 |
3.2 基于涉农供应链的企业物流系统 |
3.2.1 基于涉农供应链的企业物流系统 |
3.2.2 涉农供应链的供应物流 |
3.2.3 涉农供应链的生产物流 |
3.2.4 涉农供应链的销售物流 |
3.2.5 涉农供应链的逆向物流 |
3.3 涉农供应链"速度陷区"形成的技术经济原因 |
3.3.1 自然再生产系统(或农业生产)的超长的前置期 |
3.3.2 自然再生产系统的"刚性点阵"及"弱刹车机制" |
3.3.3 产业落差 |
3.4 ARSC供应端与需求端双重作用下的"箱鼠"效应 |
3.4.1 涉农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 |
3.4.2 农产品供需的蛛网效应 |
3.4.3 涉农供应链中的"箱鼠"效应 |
3.5 涉农供应链的设计与构架:目标导向与决策准则 |
3.5.1 涉农供应链设计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3.5.2 涉农供应链设计的目标导向 |
3.5.3 基于产品的涉农供应链设计策略 |
3.5.4 涉农供应链设计与构建的过程 |
3.6 本章小结 |
4.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实践的现状 |
4.1 国农重企的基本概况及调研和实证的总体安排 |
4.1.1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 |
4.1.2 本课题主要实证对象(国农重企)的范围 |
4.1.3 研究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 |
4.1.4 调研内容-和实证问卷设计 |
4.2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实践的基本情况 |
4.3 国农重企-供应物流的现状及其供应链协同 |
4.4 国农重企-生产物流的现状及其供应链协同 |
4.5 国农重企-销售物流的现状及其供应链协同 |
4.6 国农重企-逆向物流在涉农供应链的实现 |
4.7 物流能力、ARSC整合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
4.7.1 关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 |
4.7.2 数据正态性性检验 |
4.7.3 数据的内部一致性分析 |
4.7.4 效度分析 |
4.7.5 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 |
4.7.6 SEM总体结论分析 |
4.8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实践的基本特征 |
4.8.1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实践的总体特征 |
4.8.2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供应链整合 |
4.8.3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企业物流" |
5. 涉农供应链的治理 |
5.1 实践视角下的不稳定态涉农供应链及其治理 |
5.1.1 国农重企涉农供应链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
5.1.2 涉农供应链治理和改善的基本框架 |
5.1.3 "上报"问题及治理失衡下供应链布局无效率 |
5.2 农业高新技术与涉农供应链的战略性再造 |
5.2.1 TOC理论与涉农供应链 |
5.2.2 农业高新技术与21世纪涉农供应链的战略性再造 |
5.2.3 展望 |
5.3 涉农金融创新与涉农供应链的稳定 |
5.3.1 资金流问题与涉农供应链 |
5.3.2 利用电子商务系统来竞价增值 |
5.3.3 农产品期货与涉农供应链 |
5.3.4 将物流金融、供应链融资引入涉农供应链 |
5.4 涉农(食品)供应链:安全可追溯性与诱致性变革 |
5.4.1 可追溯性的定义及建立可追溯体系的价值 |
5.4.2 涉农(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信息本质 |
5.4.3 涉农(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构架 |
5.4.4 动态过程中的涉农供应链追溯模式的转换 |
5.4.5 压力传导、模式灌输下的涉农供应链诱致性变革 |
5.5 本章小结 |
6. 企农合作、供应集成及基于生物技术的ARSC物流一体化 |
6.1 涉农供应链企业与农户间的合作对策与委托实现机制 |
6.1.1 信息通信技术、协调成本和合作伙伴的最佳数量 |
6.1.2 对非和约投资的激励与协调成本的综合考虑 |
6.1.3 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模式的转换及机理分析 |
6.1.4 结论及龙头企业的基本对策 |
6.2 农地流转制度变革与涉农供应链集成供应的实现 |
6.2.1 农地流转制度变革与涉农供应链上游的集成供应 |
6.2.2 涉农供应链供应商发展基本政策选择 |
6.2.3 涉农供应链供应商发展的基本途径 |
6.3 实施战略性采购 |
6.3.1 农产品采购的重要关注要素 |
6.3.2 农产品的战略性采购 |
6.4 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与涉农供应链的物流一体化 |
6.4.1 基于涉农供应链的物流一体化 |
6.4.2 从局部优化到全局优化:条件与策略 |
6.5 本章小结 |
7. 发展推拉结合型的涉农供应链 |
7.1 推拉结合的供应链模式及CODP的界定 |
7.1.1 推动式与拉动式供应链 |
7.1.2 推拉结合的供应链 |
7.1.3 CODP的界定 |
7.2 涉农环境下发展推拉结合型供应链的动因 |
7.3 涉农环境下CODP与延迟策略的关系 |
7.3.1 涉农供应链框架下的供应延迟 |
7.3.2 涉农供应链框架下的制造延迟(农产品加工延迟) |
7.3.3 涉农供应链框架下的交付延迟 |
7.3.4 涉农供应链框架下的服务延迟 |
7.4 涉农供应链延迟策略的CODP定位的步骤 |
7.5 涉农环境下推拉结合型供应链运作的高度风险 |
7.6 案例分析:黑龙江北大荒米业的推拉结合型供应链 |
7.6.1 CODP建立的有效权衡:价值与成本 |
7.6.2 基于面向客户要求建立的集成IT系统 |
7.6.3 销售网络建设与物流支持 |
7.6.4 按订单制造的经营模式的重要前提 |
7.6.5 涉农龙头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
7.7 本章小结 |
8. 论文总结与展望 |
8.1 论文总结 |
8.2 论文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9)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及其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内容 |
1.2.3 主要观点 |
1.2.4 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2.5 论文结构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可能创新 |
1.4.2 研究的主要不足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学特征 |
2.1.1 监管的时机 |
2.1.2 监管工具的选择 |
2.2 以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为前提,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构 |
2.2.1 利益相关者概念 |
2.2.2 各国对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实践 |
2.3 生产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行为反应 |
2.3.1 企业食品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
2.3.2 企业食品安全生产行为研究 |
2.4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反应 |
2.4.1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总体认识 |
2.4.2 男性和女性对食品安全认知的比较 |
2.4.3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反映 |
2.5 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 |
2.5.1 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理论研究 |
2.5.2 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实践 |
2.6 简要的评述 |
第三章 食品安全概述及利益相关者分类 |
3.1 食品与食品安全:几个问题的界定 |
3.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3.1.2 食品安全研究的学科与技术体系 |
3.1.3 食品安全研究的原理 |
3.2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3.2.1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
3.2.2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 |
3.3 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 |
3.4 各国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 |
3.4.1 政府的责权 |
3.4.2 检验机构的责权 |
3.4.3 食品企业的责权 |
3.4.4 消费者的责权 |
3.4.5 国际机构的责权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食品安全的生产者行为分析 |
4.1 相关理论 |
4.1.1 安全食品的供求理论 |
4.1.2 企业动机理论 |
4.1.3 企业行为经济学理论 |
4.1.4 食品质量管理理论 |
4.1.5 小结 |
4.2 食品生产者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分析模型 |
4.3 食品生产企业采取食品安全行动的决策分析 |
4.3.1 影响食品生产者质量安全控制的因素 |
4.3.2 企业采取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方法 |
4.3.3 企业采取食品安全行动的决策 |
4.4 食品生产企业采取食品安全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山东莱阳龙大企业集团生产的冷冻菠菜应对日本SPS 为例 |
4.4.1 冷冻菠菜常规生产成本分析 |
4.4.2 企业采取相应质量控制措施的新增成本分析 |
4.4.3 企业实行有效应对措施后新增收益计算 |
4.5 企业申请实施HACCP 的成本收益分析 |
4.5.1 企业申请和实施HACCP 的成本分析 |
4.5.2 企业实施HACCP 的主要收益分析 |
4.5.3 相关案例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食品安全的消费者行为分析 |
5.1 相关理论 |
5.1.1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意识 |
5.1.2 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的消费者反映及其效应 |
5.1.3 影响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消费者行为的因素 |
5.1.4 安全食品购买行为的理论分析 |
5.2 食品安全消费者行为的调查分析 |
5.2.1 数据与方法 |
5.2.2 调查主要内容 |
5.2.3 描述性分析 |
5.2.4 调查结论 |
5.2.5 食品安全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 安全食品的购买选择行为实证模型分析 |
5.3.1 模型的理论假设 |
5.3.2 模型及估计方法 |
5.3.3 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5.4 保障食品安全消费的对策建议 |
5.4.1 政府应实行疏导式管理,引导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 |
5.4.2 企业应切实提高安全食品的质量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食品流通渠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分析——以生鲜食品为例 |
6.1 生鲜食品的流通渠道 |
6.1.1 农贸市场的生鲜食品流通渠道 |
6.1.2 连锁超市流通渠道 |
6.2 生鲜食品流通渠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
6.2.1 农贸市场生鲜食品流通渠道中的食品安全 |
6.2.2 连锁超市生鲜食品流通渠道中的食品安全 |
6.3 我国连锁超市食品安全的现状及问题 |
6.3.1 连锁超市食品安全的现状 |
6.3.2 超市行业食品安全方面需要正视和解决的突出问题 |
6.4 连锁超市与农户的连接 |
6.4.1 “超市+生产基地+农户” |
6.4.2 “超市+农业合作社+农户” |
6.4.3 “超市+农户” |
6.4.4 “超市+批发市场+农户” |
6.5 食品安全与食品贸易的相互影响 |
6.5.1 国际食品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
6.5.2 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 |
6.5.3 对策思考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
7.1 食品安全博弈中的行为主体归类 |
7.2 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
7.2.1 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博弈 |
7.2.2 食品生产企业之间的博弈 |
7.2.3 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 |
7.2.4 食品生产企业和监管者的博弈 |
7.2.5 监管人员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博弈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 |
8.1 食品安全规制基本问题 |
8.1.1 政府规制的概念 |
8.1.2 食品安全规制的概念与实施主体 |
8.1.3 食品安全规制的经济学依据 |
8.1.4 食品安全规制方法和标准 |
8.2 食品安全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
8.2.1 规制影响评估的方法 |
8.2.2 食品安全规制的收益分析 |
8.2.3 食品安全规制的成本分析 |
8.2.4 食品行业管制重点领域的确定原则——成本收益比较 |
8.3 政府规制对食品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8.4 他山之石——美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规制 |
8.4.1 美国食品安全规制的组织体系 |
8.4.2 美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法律法规体系 |
8.4.3 HACCP 管理技术监管 |
8.4.4 缺陷食品召回制度 |
8.5 我国的食品安全规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
8.5.1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现状 |
8.5.2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 |
8.6 加强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管制的对策 |
8.6.1 政府需要强化食品安全规制 |
8.6.2 推广采用“风险性分析”的方法 |
8.6.3 对食品安全市场失灵的政府矫正 |
8.6.4 对食品安全政府失灵的自发矫正 |
8.6.5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政府规制基础环境 |
8.6.6 加大对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研发投入 |
8.6.7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 |
8.6.8 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 |
9.1 论文主要结论 |
9.2 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相关研究 |
附录二:我国安全农产品认证情况 |
附录三:消费者安全食品购买行为调查表 |
(10)山西省运城市苹果产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理论基础 |
1.2.1 区域产业理论 |
1.2.2 比较优势理论 |
1.2.3 区域比较优势分析理论 |
1.2.4 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 |
1.2.5 竞争力优势论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3.1 关于世界苹果产业的经济研究 |
1.3.2 关于中国苹果产业的相关研究 |
1.3.3 关于苹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的分析 |
1.3.4 关于苹果供需与流通现状分析 |
1.3.5 关于苹果产业发展对策的研究 |
1.3.6 评价 |
1.4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需要说明的问题 |
1.5 论文的特色 |
2 发展运城市苹果产业的条件分析与评价 |
2.1 区位优势 |
2.1.1 自然生态条件 |
2.1.2 社会经济条件 |
2.2 运城市果业具有区域比较优势 |
3 运城市苹果产业的发展现状 |
3.1 苹果种植特点 |
3.1.1 发展快,但近年来趋于稳定 |
3.1.2 苹果规模总量优势凸现 |
3.1.3 品种资源丰富,优良品种多 |
3.1.4 苹果质量安全生产体系不断完善,苹果优质率大幅度提升 |
3.1.5 种植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县区,形成区域化布局 |
3.2 贮藏、加工与销售环节 |
3.2.1 贮藏 |
3.2.2 加工 |
3.2.3 销售 |
3.3 产业化优质基地建设 |
3.4 贸易与流向 |
3.5 果品生产规范化与质量标准化 |
4 运城市苹果产业存在的问题 |
4.1 生产种植方面 |
4.1.1 产品质量与国际水平相差较大,果品生产规范化与质量标准化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
4.1.2 品种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 |
4.1.3 苹果平均单产和世界较高发展水平的差距大 |
4.1.4 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 |
4.2 采后商品化处理与贮藏、加工方面 |
4.2.1 采后商品化处理与贮藏 |
4.2.2 加工 |
4.3 销售方面 |
4.3.1 没有建立起品牌优势,知名度有限 |
4.3.2 销售体系不健全,社会化服务功能有待完善 |
4.4 社会化服务组织方面 |
4.4.1 果农合作组织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4.4.2 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 |
4.5 贸易与流向方面 |
5 苹果市场需求的潜力分析 |
5.1 国内苹果消费的发展变化趋势 |
5.1.1 消费由享受型向必需型转变 |
5.1.2 消费由季节性向常年性转变 |
5.1.3 鲜果消费需求总量存在较大缺口 |
5.1.4 加工果品消费比重上升空间大 |
5.2 国外消费市场的潜力分析 |
5.2.1 鲜果市场 |
5.2.2 苹果加工品市场 |
5.3 机遇与挑战 |
6 运城市苹果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方向与目标 |
6.1 运城市苹果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
6.2 发展方向 |
6.3 发展目标 |
7 运城市苹果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对策 |
7.1 战略的选择 |
7.1.1 市场需求导向战略 |
7.1.2 优质名牌战略 |
7.1.3 标准化生产加工战略 |
7.1.4 产业化发展战略 |
7.1.5 科技兴果战略 |
7.1.6 可持续发展战略 |
7.2 对策措施 |
7.2.1 根据市场需求,以鲜果及其加工品的生产为基础 |
7.2.2 促进加工原料基地的建立和发展 |
7.2.3 加强无公害绿色优质果品基地建设,实现果业生态化 |
7.2.4 建立健全苹果质量标准及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大力提高苹果质量 |
7.2.5 加大宣传力度,打响“运城苹果”品牌,认准国际市场的定位 |
7.2.6 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 |
7.2.7 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化服务体系 |
7.2.8 以科技为依托 |
7.2.9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
8 结论和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四、东莞果菜副食交易市场价格行情(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2]东莞市农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研究[D]. 郑锦志.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7(04)
- [3]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问题研究[D]. 何雁章. 湖南农业大学, 2017(10)
- [4]欺瞒交易刑事规制研究[D]. 吴菊萍.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5]“广州价格”研究[D]. 文进. 暨南大学, 2011(10)
- [6]粤港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研究[D]. 王海燕. 广东商学院, 2011(09)
- [7]西安市农副产品市场建设规划与发展战略的研究[D]. 王一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0(12)
- [8]涉农供应链管理理论体系构建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实践[D]. 张晟义.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7)
- [9]食品安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及其规制研究[D]. 孟菲. 江南大学, 2009(04)
- [10]山西省运城市苹果产业发展对策研究[D]. 王萱. 北京林业大学,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