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劫难——20世纪全球部分惊世火灾选辑（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指出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赵亦雅[2]（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陈斯亮[3]（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指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孙婷[4]（2020）在《苏联乡村小说的生态主题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界围绕苏联乡村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проза）再次展开激烈争论,结果依然是褒贬不一。这是因为文评者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关键是文化语境不同。21世纪生态危机下的反思文化语境令重读苏联乡村小说成为一种必要。本文以苏联乡村小说代表作家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Астафье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洛夫（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Белов）、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ГригорьевичРаспутин）和瓦西里·马卡罗维奇·舒克申（ВасилийМакаровичШукшин）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尝试在我国着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与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和鲁枢元提出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理论框架中,运用俄罗斯着名美学家尤里·鲍里索维奇·博列夫（ЮрийБорисовичБорев）的关系美学论、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塞尔（Ulric Gustav Neisser）的“自我认知”论（The self perceived）、荷兰心理学家赫伯特·赫尔曼（Hubert J.M.Herman）的“对话自我”论（Dialogical Self）和美国生态语言学家里欧·范·利尔（Leo van Lier）的生态四层论,以及俄罗斯着名哲学家尼古拉·奥努弗利耶维奇·洛斯基（НиколайОнуфриевичЛосский）的认识论,借助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自我”概念构建基于个体“我”的同心关系圈,并以此为据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着手,分析苏联乡村小说的生态主题,论述生态主题创作在揭露问题与催人反思之余,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苏联乡村小说家继承了19世纪“根基派”思想家提出的“世界是个有机整体”的学说,在60年代作品中勾勒生态理想图景,通过追溯往昔乡村生活来抗拒面向未来的乌托邦。70年代创作生态预警小说,革新乡村小说创作模式,抗议唯理性科技至上的发展观,呼吁责任与良知,号召人们承担起对自然、他人与自身的责任。80年代末创作生态末日小说,描述安置个体身心的世界破碎瓦解,个体丧失自我意识。总之,借助生态主题创作苏联乡村作家描写了衰败的乡村文明、消失的乡村、瓦解的乡村社群、混乱失序的城市社会、疏离的人际关系、身心无处安置的个体,以及日渐消失的个体自我意识等,同时也勾勒了理想生态社会图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他人/社会和睦、人与自我和解。尝试运用个体“我”的同心关系圈阐释乡村小说文本,发掘生态主题的内在价值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本论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苏联乡村小说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具体研究对象,结合苏联乡村小说发展的文化语境,从文本出发采用文化批评、文本细读法、交叉研究法和分析归纳等方法阐释苏联乡村小说中的生态主题。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苏联乡村小说的研究现状,归纳总结现有的关于生态思想或生态主题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现有的研究侧重人与自然关系,将其视为衡量个体与社会道德伦理的标尺,但很少关注与世界建立各种关系的个体“我”,也较少关注乡村小说生态主题中个体与自我的关系,即个体的精神生态。第一章“苏联乡村小说的文化语境和生态主题”梳理乡村小说流派的发展阶段。论述苏联乡村小说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经典主义文学的传统,秉持“问题”小说创作主旨。作家们以生态主题创作记录现实生活,揭露城乡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应和生态文艺思潮,思考人类生存问题。第二章“共生、共处、共存的生态理想”以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叙事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问候》（第一部）和短篇小说《俄罗斯菜园颂》,瓦·别洛夫的中篇小说《凡人琐事》和短篇小说《木匠的故事》为例,分析作家们在文本中描述的生态理想,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他人/社会和谐共处,人与自我和解共存。分析乡村作家们借助同一主题的短篇叙事手法和动物视角叙事,以及“自然人”形象描写“天人合一”图景,透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表现“生命共同体”意识,以及人作为理性动物守护其他生命的责任。个体“我”在创造性劳动中以“爱人利物”之举和宽容忍耐之品性与他人、家庭和社群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个体与世界建立的完整合一关系,即“天人合一”与和谐社群关系,离不开个体“我”身心的同一性存在,为了保证“身心同一”的个体精神完整性,自我宽恕成为个体自我修复的必要环节。第三章“背离、疏离、游离的生态危机”主要以瓦·拉斯普京的短篇小说《最后期限》和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瓦·别洛夫的家庭小说系列,以及瓦·舒克申的短篇小说集为例,从不同角度描述科技革命和工业现代化引发的分离、疏离性、分裂性和对立性,说明背离故土,遗忘传统,“无根”个体的社会身份模糊不清,定位自我身份时困惑迷茫。个体“我”精神漂浮游离,其生活降格为一种焦虑性存在。第四章“无根、无家、无“我”的生态性反思”以维·阿斯塔菲耶夫的中篇小说《悲哀的侦探》和短篇小说《柳达奇卡》、瓦·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火灾》和瓦·别洛夫的长篇小说《一切在前方》为例说明晚期乡村小说创作中的生态性反思,描写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毁,庇护心灵的家庭破碎,个体的自我意识完全丧失。总之,世界在毁灭,各种关系在破碎,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个体消亡了。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指出生态主题创作令苏联乡村小说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令乡村小说家们回避不利因素,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问题,同时吸引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思考个体存在方式和生命的意义。
冷雪梅[5]（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卞梁[6]（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认为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水玉[7]（2017）在《近代香港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研究（1870-1949）》文中提出香港开埠之初,在港英政府以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为主的管治政策之下,华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医疗、卫生等福利毫无保障。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建立一个惠及全港华人的慈善福利机构成为华人社会的迫切要求。1869年“义祠丑闻”的披露,迫使港英政府调整统治政策,在华商的努力推动下,东华医院应运而生。东华医院成立后,规模不断扩大,除为居港华人提供各类慈善服务外,其善行义举更惠及内地民众。东华医院的内地慈善活动大致可分为赈济内地灾民、救助滞港难民和襄助华人归葬三大类。晚清民国时期,东华医院不仅积极参与内地各种天灾人祸的赈济活动,救助流落香港的内地难民,还转运来自海外各地的先侨遗骸,帮助客死异乡的华侨归葬原籍,圆其“落叶归根”之愿。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的经费,除由董事局总理自行筹募捐款外,还有不少来自港英政府、外埠地方政府及其他华人社会团体的拨助,这些都为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在具体活动过程中,其不断完善的组织管理与运作,亦保障了慈善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在内地慈善活动中,东华医院基于跨区域慈善活动的需要,并通过总理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内地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及地方组织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些联系相互交织,逐渐构成了其在内地的社会网络,从而使东华医院的慈善网络得以进一步扩大。东华医院的内地慈善活动范围广泛,形式多样,虽深受香港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难免存在些许不足,但长期以来,确为中国内地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减轻了内地人民的痛苦,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内地社会政治状况。同时,作为香港华人社区的代表机构,东华医院在加强香港华人与内地的联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近代东华医院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当前慈善事业的发展转型具有重要启示,而其在开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与内地政府、社会团体等紧密联系,对当今大陆与港台地区慈善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鑫[8]（2017）在《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文中提出人类化妆的历史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妆饰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一般来说,原始社会的妆饰主要具有两种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为了生存,第二个功能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性吸引”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妆饰的第一个功能不复存在,相反,第二个功能却越发紧要,且妆扮的主体也由男性变为了女性。容貌对女性至关重要,可惜古代化妆品种类有限,大体不出粉、黛、脂、香四品,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化妆品制造方法简单,产量有限,只可算得上是一种简单的工艺品,并且长期使用恐对身体有害,近代化妆品业即以上海为中心,应新需求而生。近代化妆品业的出现,与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近代女性对“美”的新要求大有关联。开埠后的上海,工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显着进步,中西沟通明显加强,特别是女性职业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展,使得她们对新式化妆品的需求日盛。而近代化学知识的开发和推广,大机器作业的出现,使得化妆品由工艺品转变为商品成为可能,这就在客观上满足了女性的新需求。而近代摄影和媒体的发展,又促进“美容文化”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女性乐于使用新型化妆品,为化妆品的销售创造了市场。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1903—1949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和运营方式,探究20世纪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回顾上海化妆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演化路径。对中国来说,近代化妆品是一种舶来品,初期流通于各通商口岸,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尝试建厂自造,1903年广生行上海发行所的建立,标志着近代民族化妆品工业正式在上海落户。自1903至1949年,上海的化妆品工业发展迅速,不断有新化妆品工厂的建立,化妆品种类持续推陈出新,女性对于“美丽”的追求也一直被强化。被称为“美丽经济”的化妆品行业,是近代新型工业经济形态,受市场的影响很大。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企业创办者和生产制造商在创办化妆品品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企业宜传者和传播人士在选择和扩展市场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而女性对整个行业的认同,则意味着这个行业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正是在各方的协同下,近代的化妆品工业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运营路径。其行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女性的美容观,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相结合。比起一般的商品,化妆品行业的消费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产品一方面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层次上通过化妆品的养护,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化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包含着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看中的是商品的附加值,注重消费者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强调其预期收益。因此,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厂商特别注重广告宣传。不仅在广告版面上尽量多占,刊登时间上也尽可能的持续,特别是重要节日,更是各商家争夺版面的“大战役”,广告在宣传上务求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强化其美容效果,创造出令世人无可抗拒的“美容文化”。他们不仅注重广告文案的编写,将宣传内容与时代、时尚相结合,搭配的图片也都是精挑细选,就连“近代美女”形象也多是使用宣传的化妆品后,建构出的“美女”,是化妆品企业为化妆品的销售所做的努力,他们将化妆品的消费紧紧地与“美容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容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性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显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差别,以及表达风格、品味、流行等象征意义的满足,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追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需求,化妆品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平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在其影响下,也注重与时尚和都市建立起联系,雇佣美丽的女销售员、精致的产品包装、明星海报宣传,化妆品行业被塑造为维持女性美丽与魅力的工具之一。同时消费者的个体性特征,将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追求高端奢华,另外一条则通向了日用所需。高端奢华的路径,如生产脂粉、香水、口红等商品,它们是都市女性追求摩登的消耗品,追求的是时尚性和个性化,日用所需品则更多的是销往上海周边的乡镇,像生产的肥皂、牙粉等,更多的为家庭生活所需用,要求的是实用和节俭。在1903至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里,上海有过安定,有过繁华,也有过动荡和凋敝,然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化妆品行业在时代的框架内,以市场为导向,在“美丽经济”与“美容文化”的相互形塑过程中,这个行业确实呈现出了近代化的趋势,新的贸易生产方式和贸易空间产生,化妆品工业由简单的工艺品转变为一门工业,化妆品厂商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女性亦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按照心中所想进行妆扮。
段芳[9]（2016）在《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洋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渔业、运输、动力能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由海洋孕育出的壮阔、悠久的海洋文明,为人类社会增添了无尽的神秘与想象,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就中国而言,海洋文明萌生于新石器时代,起源于古人对海洋的向往与憧憬。他们对神秘莫测的海洋不断地揣测与琢磨,想象着海洋里存在着另一个与人类社会极为相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亦如人类社会一样,存在等级与家族。海神家族中不仅管辖海洋世界,而且对人类社会亦有监管责任,他们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等级分配不同的职责,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海神体系。封建社会早期,对海神的崇拜仅限于抽象的、模糊的信仰。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完善与巩固,具体的海神形象被创造出来,于是出现了偶像崇拜,古代海神祭祀仪式便应运而生。海神祭祀仪式在唐朝之前,仅是望祭。自唐朝建立以来,逐渐确立了岳镇海渎祭祀体系,海神祭祀有了定制。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民间海神形象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最为典型代表为天后妈祖。中国古代海神祭祀大致经历了由盲目、零散向系统、完善的转变,到元明清时趋于稳定。但进入近代,海洋崇拜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与挑战。首先,是来自西方现代化海洋文明的挑战。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先进性,海权、海防思想不断萌生。自上而下的宣传与鼓动,国民的海洋意识也不断觉醒。尤其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开办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兴办的事业等都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崇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沉重打击。其次,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反抗力量。在西方先进海洋文明的冲击上,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变革中国传统的海洋崇拜才会实现中国海洋文明的现代化。于是,不同阶层的人士均对中国传统海洋文件提出了诸多反抗意见,如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政府预备立宪;民国时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等。面对来自内外全方位、多角度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传统海洋崇拜做出了适时的调整与回应。妈祖由于兴起于民间,有牢固的民众基础,来自国内外的冲击并没有对妈祖信仰产生多大影响,信仰妈祖的民众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躲过了近代政府的一次次打压,暗地里向国内外不断传播。近代的青海湖祭祀非常隆重,不仅没有受到政策的镇压,而且到了民国时期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民政府安抚民心,维护民族团结的强有力的纽带与手段。但青海湖祭祀相比较古代,虽然得以保留和提倡,但其形式与实质都发生了质变。东海神由于其战略地位和功能不能满足近代的需求,总体上趋于没落。南海神由于位于广州沿海,是中国与外国交流贸易的重要场所,因此在近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中国传统海神文化崇拜除了海神祭祀之外,还存在其他诸多形式。最为典型的有海洋文学、海洋音乐、海洋建筑,这是古代民众对海洋崇拜在外在形式上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近代的变迁与转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海洋文明的近代化。纵观中国近代传统海洋文化崇拜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几个共同特质。第一,海洋文化崇拜的多样性,这主要从民众信仰海神的数量及海神的职能两方面进行的概括。第二,海洋文化崇拜的简约化。中国传统海洋祭祀仪式十分繁杂,程序之多、参加人员之众、耗时之久、耗资之巨都是近代中国海洋祭祀无法企及的。第三,海洋文化崇拜的科技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中国海洋文化崇拜提供了转变契机,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发展与壮大,使民众对海神信仰有了多视角、实时了解。第四,海洋文化崇拜的实用化。古代海洋崇拜多是停留在信仰层面,到了近代海洋崇拜日趋经济化、利益化。以上四点,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近代化转变的最重要四个方面,也是质的变化。梳理了中国海洋文化崇拜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我们对中国海洋文化崇拜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这对当今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要十分重视海防、海权、海军的建设与维护,维护我国海疆的稳定与安全,同时要注重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再次,我们要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与净化,不能竭泽而渔、污染破坏。针对我国现在海洋文化的现状,我们要合理地展望,要积极恢复传统的海神祭祀典礼及海神庙,主要从保存优秀传统祭海文化、发展海洋经济、开展海洋学术活动等方面入手,紧抓实干。总之,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即保留了传统海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海洋文明的有意因素。在这种“变”与“不变”的交织中,不断前行,为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建设指明了方向。
刘荣昆[10]（2016）在《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文中认为森林研究通常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然而由于森林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间又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属性。客观上讲,林学兼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诸多生态问题困扰的时候,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生存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森林的资源和生态两大重要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意义,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多构筑于对森林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一些文明的衰落或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往往也因森林的毁坏而引起。彝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有着紧密的联系,彝族在认识、利用、保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彝族森林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彝族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以维持生计,在利用森林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利用森林的技艺,这是彝族物质层面森林文化的精髓。精神层面,彝族对森林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原始宗教信仰及人生礼俗方面有很多与森林相关的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彝族敬重森林的生态观念。制度层面,彝族有护林组织及护林制度,彝族对森林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即植树造林、神山森林体系、护林制度等三个方面。彝族地区森林在清代以前变化不大,而清代以后因人口剧增、农业垦殖、矿冶及烤烟耗薪、商业采伐、皇木采办、工业耗材、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等致使森林破坏较为严重,引发一系列生态及社会后果。森林变迁、科技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介入等引起彝族森林文化变迁,进而使与森林相关的一些文化淡化甚至消失,为森林保护带来挑战和机遇。彝族森林文化的核心是林人共生。林人共生关系中林处于主要地位,林是前提,有林才能有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森林的认知体系以及利用森林的技术体系。林人共生关系发端于林而又回归于林,发端于林是指林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条件,回归于林是指人类为了森林作用的长久持续发挥而保护森林,林人共生关系的模式为从林到人,再从人到林,即林——人——林,抑或用林——护林——用林。林人共生的生态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显得弥足珍贵,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彝族森林文化对彝族地区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物多样性减弱以及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应当挖掘并传承彝族森林文化,为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借鉴和路径。彝族植物文化是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彝族植物文化元素应用到彝族聚居区的城市绿化中,以彰显出彝区城市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二、世纪劫难——20世纪全球部分惊世火灾选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纪劫难——20世纪全球部分惊世火灾选辑（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产生 |
| 第一节 社会思潮和文艺风气 |
| 一、儒学复兴与文化政策 |
| 二、文坛风尚与文学新变 |
| 第二节 身份定位和价值取向 |
| 一、萧统: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 |
| 二、刘勰:渴望建功立业的文士 |
| 第三节 不同的编着动机 |
| 一、《文选》的编纂 |
| 二、《文心雕龙》的撰着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上) |
| 第一节 刘勰与萧统的诗歌思想 |
| 一、齐梁诗坛与刘、萧诗论 |
| 二、对历代诗歌的评选 |
| 三、诗歌的评价标准 |
| 第二节 刘勰与萧统的赋体观 |
| 一、对赋的基本认识 |
| 二、对历代赋的评选 |
| 三、赋体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下) |
| 第一节 论颂、赞、铭、箴 |
| 一、颂文观及其评选 |
| 二、“赞”与“史述赞” |
| 三、铭文观及其评选 |
| 四、箴文观及其评选 |
| 第二节 论诔、碑、哀、吊 |
| 一、诔文的性质与功用 |
| 二、碑文观辨疑 |
| 三、哀文的产生与功用 |
| 四、吊文观的异同 |
| 第三节 论章表、檄文 |
| 一、章表的性质与功用 |
| 二、檄文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章论 |
| 第一节 评选范围 |
| 第二节 评价标准 |
| 一、情采兼重的倾向 |
| 二、辨析文体的差异 |
| 三、审美趣味的异同 |
| 第三节 政治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4）苏联乡村小说的生态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一、俄罗斯学界研究现状 |
| 二、西方学界的研究现状 |
| 三、中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
| 四、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苏联乡村小说的文化语境和生态主题 |
| 第一节 50-80年代文化语境 |
| 一、“解冻”思潮中的“奥维奇金”流派 |
| 二、60年代乡村小说的形成 |
| 三、70-80年代的乡村小说 |
| 第二节 乡村小说“生态”主题 |
| 一、生态与生态思维 |
| 二、个体“我”的同心关系圈 |
| 三、生态主题的形成 |
| 四、生态主题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二章 共生、共处、共存的生态理想 |
| 第一节 和谐共生图景:人与自然 |
| 一、“天人合一” |
| 二、个体的存在与责任 |
| 第二节 和睦共处图景:人与他人/社会 |
| 一、“爱人利物” |
| 二、宽容和忍耐 |
| 第三节 和解共存图景:人与自我 |
| 一、身心合一 |
| 二、自我宽恕 |
| 第三章 背离、疏离、游离的生态危机 |
| 第一节 人与土地的分离、人与传统的对立 |
| 一、背离土地 |
| 二、背弃传统 |
| 第二节 人与社会的疏离和矛盾 |
| 一、疏离、矛盾的社群关系 |
| 二、分离、割裂的家庭关系 |
| 第三节 漂浮、游离的自我 |
| 一、孤独、焦虑 |
| 二、不安的心绪、游离的精神 |
| 第四章 无根、无家、无“我”的生态性反思 |
| 第一节 消失的土地,毁灭的家园 |
| 一、洪水淹没的村庄 |
| 二、大火吞噬的家园 |
| 第二节 破碎的家庭 |
| 一、猜忌的后果 |
| 二、分崩离析 |
| 第三节 毁灭的个体 |
| 一、个体社会身份模糊 |
| 二、个体自我意识的丧失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切入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使用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上篇 基础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概况及成书原因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
| 一、道德教化 |
| 二、应缘 |
| 三、修炼 |
| 四、精神需求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
| 一、宗教救度 |
| 二、开坛阐教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
|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
| 二、成书“因缘”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渗透的“科学” |
| 第一节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科学”的概念及源头 |
| 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 |
| 第二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的态度 |
| 一、认可和尊重科学 |
| 二、科学不是万能的 |
| 三、“道”高于“技” |
| 第三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态度之原因探析 |
|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
| 二、“天下归仁”的儒家传统 |
|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途径 |
| 第一节 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 |
| 一、自然科学知识 |
|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三、女性的科学启蒙知识 |
| 第二节 大理善书中科学知识的传播途径 |
| 一、善坛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的地方社会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观念的变迁 |
| 一、经济观念 |
| 二、“四民”观念 |
| 三、婚育观念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 |
| 二、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成善宗坛的基本情况 |
| 一、成善宗坛的建坛 |
| 二、成善宗坛的迁移 |
| 第二节 成善宗坛举办的重大法会 |
| 一、学校竣工庆祝大会 |
| 二、圆通斋 |
| 三、葭旁开街大斋 |
| 四、供奉地藏像袪瘟 |
| 五、做家斋 |
| 六、中元普渡大会 |
| 七、吕祖会训斥杨庆昌 |
| 八、沿村宣讲圣谕 |
| 九、为杨宗震送葬 |
| 十、最后的法会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成善宗坛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成善宗坛敦化寺平面图 |
| 附录三 成善宗坛牌位图 |
| 附录四 成善宗坛敬奉的神像牌位图 |
| 附录五 成善宗坛职事人员名单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编目 |
| 凡例 |
| 一、大理士绅撰写的善书编目 |
| 二、大理士绅抄写或刻印的外地善书编目 |
| 致谢 |
（6）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大陆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二) 台港澳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三) 西方及日本学界的研究 |
| 三、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西人来台背景及其职业 |
| 第一节 近代来台西人所处的时代背景 |
| 1.1.1 十九世纪中叶的台湾 |
| 1.1.2 大航海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西方 |
| 第二节 近代赴台西人的职业 |
| 第二章 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 |
| 第一节 实证主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记述中的实践 |
| 2.1.1 社会学理论及其在西人述台中的作用 |
| 2.1.2 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在西人印象形成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与东方学 |
| 2.2.1 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实际运用 |
| 2.2.2 东方主义理论及其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影响 |
| 第三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上) |
| 第一节 地理景观与风物特产 |
| 3.1.1 对台湾的地质学考量 |
| 3.1.2 对台湾本岛的描述 |
| 3.1.3 对澎湖地区的描述 |
| 3.1.4 台湾的植物 |
| 3.1.5 台湾的动物 |
| 3.1.6 台湾的矿产资源 |
| 第二节 历史变迁与城镇面貌 |
| 3.2.1 台湾的历史沿革 |
| 3.2.2 近代台湾的城镇面貌 |
| 3.2.3 近代台湾原住民地区面貌 |
| 第三节 “二元”的社会构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
| 3.3.1 西人的对台人种学理论 |
| 3.3.2 西人眼中的台湾先住民形象 |
| 3.3.3 近代西人眼中的汉人形象 |
| 第四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中) |
| 第一节 台湾文化与台湾社会 |
| 4.1.1 台湾医疗 |
| 4.1.2 台湾音乐 |
| 4.1.3 台湾教育 |
| 4.1.4 台湾方志及游记 |
| 第二节 台湾的宗教与民间信仰 |
| 4.2.1 在台汉人的宗教观 |
| 4.2.2 台湾原住民的宗教观 |
| 4.2.3 近代天主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4 近代基督新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5 风水迷信 |
| 第五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下) |
| 第一节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樟脑战争 |
| 第二节 牡丹社事件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
| 第三节 法军侵台与西人眼中的战时台湾 |
| 第六章 西人“台湾印象”形成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赴台西人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 |
| 第二节 “文化优越论”与西方中心观 |
| 第三节 基督教义与潜意识中的“救世”心态 |
| 第四节 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近代香港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研究（187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资料与框架 |
| 四、相关界定 |
| 五、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 东华医院的创立及其发展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的创立 |
| 一、开埠初期港英政府对华人的管治 |
| 二、从义祠到东华医院 |
| 第二节 近代东华医院的发展演进 |
| 一、从东华医院到东华三院 |
| 二、东华医院慈善公益服务的发展 第二章 东华医院的内地慈善活动 |
| 第一节 赈济内地灾民 |
| 一、自然灾害救济 |
| 二、人为灾祸救济 |
| 第二节 救助滞港难民 |
| 一、滞港难民群像 |
| 二、滞港难民救助 |
| 第三节 襄助华人归葬 第三章 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的运行实态 |
| 第一节 善款来源 |
| 一、总理倡捐 |
| 二、社会捐款 |
| 三、政府资助 |
| 四、其他社会团体拨助 |
| 第二节 管理运作 |
| 一、内地赈灾活动的管理运作 |
| 二、滞港难民救助的管理运作 |
| 三、先侨归葬善举的管理运作 第四章 东华医院与内地社会网络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与内地政府的联系 |
| 一、与清政府的联系 |
| 二、与民国政府的联系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与内地慈善团体的联系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内地社会网络的形成 第五章 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的历史审视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的特征 |
| 一、深受香港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 |
| 二、内地社会政治生态的折射 |
| 三、慈善活动的多样性与广泛性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的作用 |
| 一、舒缓了内地社会的矛盾 |
| 二、加强了香港华人与内地的联系 |
| 三、助推了内地慈善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的局限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8）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三、研究路径与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兴起背景 |
| 第一节 化妆品引进前上海的城市发展 |
| 一、近代上海商业文明的构建 |
| 二、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新形象 |
| 一、妇女谋生自养 |
| 二、女性活动空间扩展 |
| 三、女性对“美”的新认知 |
| 第二章 外国化妆品在上海的引进与传播 |
| 第一节 外国化妆品的传入 |
| 一、化妆品的进口 |
| 二、外来化妆品的生根 |
| 第二节 外国化妆品的销售 |
| 一、东西各国输华化妆品 |
| 二、化妆品原料的舶来问题 |
| 第三节 外国民众对上海舆论的影响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三章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生产沿革 |
| 第一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初创时期(1903——1927) |
| 一、近代化妆品民族企业家的努力 |
| 二、民族化妆品业的奋发 |
| 三、为传统赋予新的内涵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期(1928—1937) |
| 一、民族化妆品厂概况 |
| 二、民族化妆品厂的革新发展 |
| 三、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的辅助 |
| 第三节 战事影响与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应对(1937—1949) |
| 一、战争时期化妆品工业的萎靡 |
| 二、化妆品业面临的问题 |
| 三、挽救颓势的努力 |
| 四、上海民族化妆品厂的转向 |
| 第四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 |
| 第一节 上海化妆品业的营销 |
| 一、经营分流 |
| 二、巧妙推销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的销售与市场 |
| 一、民族化妆品店的分布与格局 |
| 二、化妆品店的出品及销售 |
| 三、化妆品业同业公会的市场功用 |
| 第三节 上海化妆品的消费 |
| 一、化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
| 二、化妆品的消费方式 |
| 三、化妆品消费的社会经济意义 |
| 第四节 上海民众对化妆品的舆论评价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五章 商家营销与“美容消费” |
| 第一节 广告为化妆品业的发展造势 |
| 一、化妆品广告的整体分析 |
| 二、广告对“美”的宣传 |
| 三、广告对化妆品造就“美”的宣传 |
| 第二节 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不断建构 |
| 一、化妆品广告之内容分析 |
| 二、化妆品广告模特的变迁 |
| 三、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
| 第三节 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功之梦 |
| 一、金刚石、狮子牌牙粉:陈蝶仙的日本样本 |
| 二、无敌牙粉:对洋妆品的推崇与仿制 |
| 三、大卖“国货” |
| 四、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适 |
| 第六章 化妆品业与近代上海生活 |
| 第一节 化妆品业的多维角色 |
| 一、化妆品工业之于都市女性:摩登的诱惑 |
| 二、化妆品工业之于乡村女性:日用所需 |
| 三、化妆品工业对女性的“消费” |
| 第二节 社会现象之呈现平台 |
| 一、社交的发展:闲暇与消费 |
| 二、风俗的变迁:审美与伦理的紧张 |
| 三、游艺民俗的转变:兴趣的西洋化 |
| 四、社会的变革:女性爱国 |
| 第三节 化妆品工业的新挑战 |
| 一、广告商消费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的魅惑与迷茫 |
| 三、妇女的解放还是被奴役? |
| 结语 近代化妆品业变迁的逻辑与特点 |
| 一、为美丽创建市场 |
| 二、近代化妆品业的发展特点 |
| 余论 近代化妆品工业所造就的女性妆容特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简介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古人眼中的海神家族与海洋祭祀 |
| 第一节 古代人眼中的海洋与海神家族 |
| 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海洋祭祀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海洋文化崇拜的历史挑战 |
| 第一节 西方现代化海洋文明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挑战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及有识之士对传统海洋信仰的冲击 |
| 第三节 民国政府及知识分子对传统海洋信仰的批判 |
| 第三章 近代海洋文化崇拜的转型 |
| 第一节 海洋文化崇拜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海洋文化崇拜的简约化 |
| 第三节 海洋文化崇拜的科技化 |
| 第四节 海洋文化崇拜的实用化 |
| 第四章 近代妈祖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妈祖官方祀典 |
| 第二节 近代妈祖所受封赏 |
| 第三节 近代妈祖民间信仰 |
| 第四节 近代天后宫的损毁与修缮 |
| 第五节 近代妈祖信仰的内传与外扬 |
| 第五章 近代东海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东海神国家祭祀 |
| 第二节 近代东海神庙的命运 |
| 第三节 近代东海神庙民间崇拜 |
| 第六章 近代南海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南海神庙祀典 |
| 第二节 近代南海神庙修建 |
| 第三节 近代南海神庙波罗诞 |
| 第四节 近代名人与南海神庙 |
| 第七章 近代青海湖祭海大典 |
| 第一节 晚清青海湖祭海 |
| 第二节 民国青海湖祭海 |
| 第三节 晚清与民国青海祭海的变迁 |
| 第四节 近代青海海神庙的变迁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祭海之作用 |
| 第八章 近代中国海洋崇拜的其他形式 |
| 第一节 海洋文学 |
| 第二节 海洋音乐 |
| 第三节 海洋建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森林文化及彝族森林文化 |
| 第一节 森林及森林文化 |
| 一、森林的双重属性 |
| 二、森林文化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的定义及生境 |
| 一、民族森林文化及彝族森林文化 |
| 二、彝族森林文化的生境 |
| 第二章 彝族对森林资源的利用 |
| 第一节 建立在森林基础上的生计活动 |
| 一、妙用森林的农耕技艺 |
| 二、以森林为载体的牧猎文化 |
| 三、靠山吃山的采集文化 |
| 四、柴的广泛使用及生火、砍柴技艺 |
| 五、竹木餐饮器具的制作技艺 |
| 六、茶在彝族文化中的重要性及饮茶技艺 |
| 第二节 森林文化在人居环境中的立体呈现 |
| 一、建寨选址对森林环境的追求 |
| 二、建房取材于林 |
| 第三节 呈示在服饰上的森林文化 |
| 一、取于森林的服饰材质 |
| 二、动植物图案在服饰上的应用 |
| 第四节 竹木在艺术、体育领域的利用 |
| 一、采用竹木制作乐器 |
| 二、漆器的选材及制作 |
| 三、雕刻绘画的木质用材及涉林图景 |
| 四、承载彝文的木质材料 |
| 五、木质体育器材 |
| 第三章 原始宗教及人生礼俗中的彝族森林文化 |
| 第一节 彝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森林文化 |
| 一、山神崇拜 |
| 二、树神崇拜 |
| 三、林神崇拜 |
| 四、花神崇拜 |
| 五、植物崇拜举隅 |
| 六、宗教活动中的植物 |
| 第二节 人生礼俗中的森林文化 |
| 一、诞生礼仪中的森林文化 |
| 二、婚恋中的森林文化 |
| 三、葬礼中的森林文化 |
| 第四章 彝族维护森林的途径及实效 |
| 第一节 植树造林以固森林之本 |
| 一、森林的实用价值为造林护林提供原动力 |
| 二、植树造林的原则及方法 |
| 三、植树造林的实践 |
| 第二节 信仰习俗的护林功能 |
| 一、风水观中的护林因素 |
| 二、神山森林体系的护林功效 |
| 三、具有重要护林意义的护林节 |
| 第三节 保护森林的制度 |
| 一、明确森林权属 |
| 二、保护森林的地方组织 |
| 三、分类保护、用林有度 |
| 四、1949前的护林碑刻 |
| 五、1950年后的护林乡规民约 |
| 第四节 保护森林的实效 |
| 一、森林状况较好 |
| 二、数目众多的名木古树 |
| 三、提供丰富的生计物产 |
| 第五章 彝族森林及森林文化的变迁 |
| 第一节 彝族地区森林变迁及其动因 |
| 一、彝族地区森林变迁 |
| 二、彝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动因 |
| 三、彝族地区森林变迁的生态及社会后果 |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变迁 |
| 一、森林资源利用淡化 |
| 二、科技进步对森林文化的影响 |
| 三、神山森林体系的变迁 |
| 四、彝族森林文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彝族森林文化的地位及特质 |
| 第一节 森林文化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基础地位 |
| 一、彝族文化在森林环境中产生 |
| 二、富含植物化特征的哲学理念 |
| 三、彝族文化以森林文化为内核而不断衍生 |
| 第二节 林人共生的文化特质 |
| 一、人与植物的生命同构 |
| 二、林人共生的生态观 |
| 第三节 彝族森林文化的区域性差异 |
| 一、彝族地区森林差异及对森林文化的影响 |
| 二、利用森林资源的区域性差异 |
| 三、与森林相关习俗的区域性差异 |
| 第七章 彝族森林文化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林人共生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
| 一、树立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导向 |
| 二、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
| 三、林人共生理念在生态教育中的意义 |
| 四、林人共生理念对生态立法的启示 |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在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 |
| 一、彝族森林文化对生态恢复的意义 |
| 二、彝族森林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
| 第三节 彝族植物文化在城市绿化中的应用 |
| 一、彝族植物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
| 二、彝区城市绿化缺乏地域特色 |
| 三、彝族植物文化在城市绿化中的意义 |
| 四、巧用彝族植物文化装点彝区现代城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世纪劫难——20世纪全球部分惊世火灾选辑（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3]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苏联乡村小说的生态主题研究[D]. 孙婷.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0
- [5]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7]近代香港东华医院内地慈善活动研究（1870-1949）[D]. 胡水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6)
- [8]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D]. 张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近代中国海洋文化崇拜研究[D]. 段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3)
- [10]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D]. 刘荣昆. 云南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