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繁荣中国会计与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而努力（论文文献综述）
陆露[1]（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表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吕芝兰[3]（2020）在《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经验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多样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意见。根据系统理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托于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波动对于社会总需求以及市场风险等的影响势必传导到公司的经济行为。那么,经济周期作为外部宏观经济波动的综合反映,会对微观企业债务融资决策、价值创造与实现产生何种影响?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债务融资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动态变化?债务融资存在显着的期限结构差异,那么经济周期、债务融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债务期限结构异质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廓清经济周期、债务融资以及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现有的资本结构理论、企业价值理论进行有益的补充和拓展,而且对于公司管理者制定与经济周期相适应的债务融资决策,促进企业价值增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经济周期与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经济周期与企业价值、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三个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然后依据资本结构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阐述经济周期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决策、价值创造以及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影响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背景,将经济周期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加入到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的研究框架中,并选用2002-2018年A股上市公司连续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债务融资决策、价值创造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目前非线性影响研究中常用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债务融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呈顺周期变动特征;（2）经济周期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没有显着影响;（3）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呈顺周期变动特征;（4）债务融资水平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并且在经济上行阶段时,企业对债务融资的容纳性和承载能力较经济周期下行阶段更强;（5）债务期限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并且在经济上行阶段时,企业对长期债务融资的容纳性和承载能力较经济周期下行阶段更强。依据相关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企业应增强自身的宏观经济敏感性;（2）企业应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资金筹划能力;（3）政府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动态监管,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费丽芳[4]（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孙吉娟[5]（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指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王曼利[6]（2019）在《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文中提出长安画派萌发至今已约一甲子,但关于画派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既少且浅,艺术价值研究又多忽略艺术界的建构作用。我们以画派基本问题为研究起点,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指导,在画派艺术品价格的考察中分析它与艺术价值的关系,从艺术社会学视角探究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途径与方式,挖掘出画派多元的艺术价值。论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绪论。简要回顾国内外艺术市场的历史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梳理和分析了长安画派艺术品价格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与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指出:在经济繁荣的今天,艺术经济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观照是该画派研究的应有之义。第二章:长安画派:概念、构成和风格。我们从艺术地理学视角对画派名称进行解读,认为此名与长安地理及文化所积淀成的心理原型有关。我们从广义和狭义上对画派构成进行概括,以1961年参加“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的6人作为文本的研究对象,因篇幅所限,重点放在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4人上。画派艺术思想深受延安文艺理论影响,作品多表现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地域艺术风格。第三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我们通过访谈和文献分析补充了画派从萌芽期到2000年的作品价格,通过市场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了画廊价格。长安画派作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同步,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居民购买力影响直接,作品的艺术水准、传播和营销得力与否同样影响画派价格。陕西地区画廊中画派作品数量少、价格低,艺术家市场地位不同,作品价格已产生分层。第四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通过对雅昌艺术网中长安画派作品拍卖价格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我们对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个人国画作品拍卖价格指数和画派整体拍卖价格态势及其中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究。画派艺术品拍卖成交数量少、成交额和均价普遍较低,市场有一定认可度,但与着名画派和画家相比作品价格不高,价值与价格发生了较大偏离。第五章: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本章借鉴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和“艺术体制”、贝克尔的“艺术界”和布尔迪厄的“资本”、“场”等概念,糅合惯常的艺术界概念,将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置于艺术体制网络中,从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与定位）、艺术展览（展示与传播）、艺术批评（评论与阐释）和艺术营销中介（宣传与销售）等方面分析画派艺术价值建构的途径与方式。作品离开画家之手后其艺术价值由艺术界共同赋予,艺术价值的认定、传播与阐释有益于艺术品价格的提高。第六章: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本章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出发点和依据,从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启示价值三方面研究了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画派创作表现了“人”的母题和大地情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艺术家对文艺思想时代最强音的积极响应、既破又立的艺术超越精神,以及艺术家巨大的人格魅力,这些都是长安画派值得被传播的价值,也是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强大内驱力。结论:在长安画派的不同阶段,其艺术品价格与艺术价值呈现出时而吻合时而背离的复杂关系,这是正常的,但背离也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加大对画派学术价值的深度研究和科学传播,辅以时间条件,画派艺术品价格仍首先取决于其艺术价值。这也符合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科学总结。
宋宇宁[7]（2019）在《日本法治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化的地方自治制度对于日本而言,虽然是一项自普鲁士移植而来的“舶来品”,但却在近现代日本的法治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法治化与地方自治的相互关系来看,两者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当日本法治建设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时,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也能够得以顺利运行,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当日本的法治建设处于倒退甚至彻底毁灭的状态下,那么其地方自治制度也伴随着法治化的挫折而形同虚设。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进入“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事件也恰好印证了这个事实。反过来,地方自治制度对于法治建设而言也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地方自治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力制衡”、“权利保障”、“依法行政”等理念,契合了“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为积极促进法治建设大有裨益。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这也更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近现代以来日本法治化何以建成。在日本法治化进程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地方自治制度与法治化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在近代史上日本面临第一次重大转型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法治建设为地方自治制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明治政府在政治改革中采取了“废藩置县”的措施,将权力收归中央,建立了近代化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使得新政府的改革意志得以推行,从而打破原有的“幕藩”体制,建立起近代化的地方自治制度;其次,“明治维新”还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步近代化的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仿照普鲁士建立了近代化的“宪制”体制。这对于日本地方自治的建立至关重要;此外,明治政府还制定了相关的立法规范为地方自治的设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使得地方自治在法治框架下得以真正建立。从这一时期日本的地方自治的发展而言,在法治化的框架下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其中最为典型的在于《町村制市制》及《府县制郡制》两部地方自治法典的颁布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展现在了世人眼前,成为了法治化的重要成果。从两部自治法典的主要内容来看,从机构设置到地方住民的权利义务以及对相关权力的监督及司法救济,堪称地方自治领域的“小宪法”。明治时期在地方自治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建立了一项全新的制度,而是为法治建设增添了更大的成果。从明治时期地方自治与法治化的互动来看,双方呈现出良性发展的趋势。地方自治制度在推进“权力制约”、培养“法治公民”以及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明治时期日本法治化的推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探究“明治维新”使日本成功走上法治化的原因,地方自治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被学界广泛称赞的“大正民主”时期,地方自治与法治化之间依然有着无法割裂的纽带。从地方自治角度分析这一时期日本法治化的进展,“大正民主”时代的“政党政治”不失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法治化所取得的一大历史性成果。对于地方自治而言,由于与法治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大正时代的“政党政治”也对当时的地方自治的新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的重视使得各个地方自治在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有了更多的扩充;普选制的建立也对明治时期以财产决定选民资格的地方选举制度产生了革新等。大正时期“政党政治”的兴起为这一时期日本地方自治的诸多新变化奠定了改革的制度基础,使得日本地方自治在民主政治的洗礼下迈向了新的篇章。而“大正民主”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法治化的高速发展之下涌现出了更多的成果:首先,在“宪制”体制稳固的基础之下关于“地方分权”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改革浪潮。以安井英二为代表的新内务官僚们提出了诸多的改革主张;其次,在地方自治的重要法律规范中,市町村制度迎来了重要的修订。在有关公民权利的扩张上取得了相比明治更大的进步;此外,町村自治的强化以及地方自治体在“公营事业”上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亮点。前者进一步迎合“地方分权”改革的需要,而后者则在保障地方住民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上取得了进步。从这一时期地方自治与法治化之间的互动来看,大正时期的地方自治由于在“地方分权”改革上的浪潮使得在法治建设上有了更大的动力;此外,无论是町村自治的强化还是地方自治体通过自主经营“公营事业”取得经济上的自主性,都使得地方自治体相对中央政府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利,为“分权制衡”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近代史上日本的法治化进程绝非一帆风顺,它也遭遇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而地方自治与法治化天然的紧密联系也使自身深受其害。在全面进入“法西斯化”的30至40年代,日本的法治建设遭遇全面破坏,公民权利荡然无存。国家的所有制度建设都围绕“军国主义”扩张而展开。作为法治建设的成果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地方自治也形同虚设,完全沦为了侵略扩张的工具。由此可见,法治化与地方自治之间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失去了法治的基础,地方自治不复存在。而当地方自治无法发挥作用时,法治建设也会失去向前的推动力。“二战”结束后,伴随着“军国主义”势力被肃清、日本法治走向重建,其地方自治制度也重新开始焕发活力。从有利于建设地方自治的角度看,日本战后的法治建设在“宪制”的重塑以及地方自治立法上为地方自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战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在法治化框架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不断贯穿战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战后重建期、高速增长期、泡沫时期、低迷时期直至21世纪后的今天。战后日本在地方自治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新成果也继续推动着战后日本的法治化进程,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后日本法治化又何以成功?作为学界始终长久不衰的经典话题,或许地方自治的建立和发展也能够为此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答案。以法治化进程为视角来研究地方自治,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值得思考的启示:首先,从法治化与地方自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法治化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的诸多成果中必然包含地方自治。而对于地方自治制度而言,它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两者的羁绊始终不可分割;其次,地方自治也是法治建设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它是促进法治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此外,对于日本而言,地方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外来文明,在日本的成功使得其具有十足的“日本特色”,无论与日本近代化最初的“老师”德国相比存在着差异,而且与以联邦制为代表的美国更是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德国与美国对于日本从战前到战后的地方自治发展影响最为深远。日本也大量借鉴了德国和美国的经验;最后但也是最为重要的在于:研究外国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借鉴,日本与中国同为法治后发国家,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如何吸收、避免始终是研究日本地方自治时永远需要思考的课题。
宋志会[8]（2019）在《中国私募基金业绩、投资组织形式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创业投资的概念,到2016年我国私募机构总数达到2045家,管理资本总量占GDP的比例达1.11%,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私募基金行业在曲折中前进,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青睐。特别是,在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宏观背景下,私募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支持创业企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私募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私募基金退出业绩特征的研究显得重要而紧迫。那么,我国私募基金的业绩表现有何特点?特别是,随着联合投资越来越普遍,私募基金之间联合投资这一投资组织形式对投资绩效有何影响?进而,私募机构与上市公司联合设立“上市公司+PE”模式并购基金的投资组织形式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是否实现了为上市公司并购战略服务的初衷,即是否实现了加快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溢价以及提高并购绩效的目的?随着私募行业管理资本规模的日益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逐渐增强,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私募基金投资者、基金经理人和监管部门都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针对发达市场中私募基金业绩特征及联合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但对新兴市场的相关研究则比较有限。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这个最大新兴市场中的私募基金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新兴市场中私募基金的业绩表现和投资组织形式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1）对我国私募行业基金层面的业绩特征这一基础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将清科旗下的私募通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收录的私募基金退出事件合并得到当前数据可得条件下最全面的基金退出记录,然后以项目层面的IRR构造了基金层面的IRR,并据此进一步构造了各基金经市场收益调整的内部收益率IRR＿SH,从而本文以基金层面的连续业绩指标对我国私募基金业绩以较大样本展开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中连续业绩指标限于项目层面,基金层面仅有离散业绩指标的限制。统计发现,扣除相关费用后,我国私募基金内部收益率平均为99.6%,中位数为12.4%。基金业绩与其规模凹相关,但该关系在统计意义上不显着。基金成立当年私募行业新成立的基金个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基金所面临的竞争水平,回归结果显示市场竞争越激烈,基金的业绩表现越差,但基金成立当年公开市场指数收益率对其业绩影响较小。此外,私募机构设立新基金的能力和新基金的募资能力在管理经验较丰富的机构中主要取决于该机构早期基金的业绩,而在管理经验较少的机构则主要取决于公开市场条件。私募行业“2+20”的收费模式使各机构在可获得的资金水平上倾向于成立规模较大的基金以获取更多的管理费用。尽管投资者会将机构的历史业绩作为投资的重要参考,但本文研究发现同一私募机构的基金业绩之间没有持续性,较好的历史业绩并不意味着该机构后续成立的基金也能取得较高的收益率,私募机构的管理经验对基金的业绩亦没有显着影响。此外,将样本选择问题和基金业绩估计偏差问题纳入考虑时以上结论依然稳健。（2）研究了私募基金之间联合投资这一投资组织形式对投资绩效的影响。本文以狭义定义的联合投资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影响私募基金在目标企业某一轮融资中联合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联合投资对投资绩效的影响及其影响投资绩效的路径。由于联合投资的目标公司大多处于扩张期和成熟期,融资规模较大,而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往往会限定对单个创业企业的投资金额占基金募集规模的最高比例,因此资本约束可能是影响私募基金联合的主要因素,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猜想:在我国,相对资本约束和绝对资本约束对私募基金的联合投资策略都有显着为正的影响。研究同时发现,多样化其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和降低投资项目不确定性带来的决策难度并非我国私募基金联合的主要原因。从对投资绩效的影响来看,无论是以被投资企业的上市概率还是其存活到下一轮融资的概率来衡量投资绩效,联合投资的目标公司业绩表现都显着高于单独投资,而参与联合投资的基金个数与投资绩效凹相关。进一步,本文以基金总部所在地区为工具变量,采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对联合投资影响投资绩效的路径进行研究,发现“标的筛选假说”,即联合投资筛选出了更优质的创业企业,是联合投资绩效高于单独投资的主要原因,而“价值增值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跟投基金在投资后成为“搭便车者”,并没有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多的价值增值服务,联合投资时基金之间的协调成本反而会降低投资绩效。（3）研究了我国私募行业特有的联合投资,即私募机构与上市公司通过联合设立“上市公司+PE”模式的并购基金来服务于上市公司的对外并购战略,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这一投资组织形式的经济后果。基于手工搜集的2007至2015年间中国市场并购基金的设立和投资数据,本文研究了并购基金这样一种新型的企业投资组织形式对企业并购结果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倾向于与规模较大、投资和退出经验较丰富的私募机构合作设立并购基金。相较于上市公司直接收购标的公司的直接并购和上市公司收购经私募基金投资运作的企业的间接并购,并购基金并购能显着降低并购溢价,加快交易速度。具体来说,与直接并购相比,并购基金并购的交易溢价相对其中位数减少73.7%,交易所用时间相对其均值减少69.8%。之于并购绩效,虽然并购基金参与的并购在完成公告前后较短时期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相对于其他两种方式没有显着差异,但公告后250个交易日的累计超额收益相对更高。同时,并购基金并购对于缓解一般并购中出现的上市公司长期市场业绩下降也有显着效果。此外,本文数据初步表明至少在并购基金设立之初,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很难区分其成立目的是炒作题材还是服务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文的研究表明私募机构与上市公司合作时恰当的组织机制设置可以弥补其他并购投资方式的不足,提升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本文基于手工搜集的数据构造了更加高质量的样本。在研究私募基金业绩时,由于除公开信息以外,各数据库也会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从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获取相关信息,因此不同数据库之间具有一定互补性。我们结合私募通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的基金退出事件,通过逐条对比剔除重复事件以后构造了当前数据可得条件下最完备的私募基金退出记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在并购基金的研究中,由于数据库并未提供并购基金设立和投资的批量数据,相关信息都分散在各个具体事件中,而且CSMAR数据库未公布并购交易类型,因此我们手工搜集了并购基金设立和投资数据,并逐个比对确认并购交易类型,然后以这些手工整理的数据,本文首次基于较大样本对私募基金与上市公司联合设立并购基金这一投资组织形式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2）在对私募基金业绩的研究中,通过构造基金层面的连续业绩指标本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中连续业绩变量局限于项目层面的限制,是首次基于较大样本对我国私募基金的基金层面业绩表现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研究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基金层面的业绩特征,对认识其他新兴市场的基金业绩有一定的启发。此外,考虑到机构资本流入变量的左侧结尾特征,在研究市场条件和机构历史业绩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时本文采用了Tobit模型。（3）对于私募基金之间的联合投资,现有研究多以广义联合投资为研究对象,本文从狭义联合投资的视角对影响我国私募基金联合投资决策的因素和联合投资对投资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构造工具变量,本文对中国的联合投资影响投资绩效的路径进行了探讨。若“标的筛选假说”成立意味着模型具有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以基金总部所在地区为工具变量,采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将联合投资的标的筛选作用和价值增值作用进行区分,为全面认识私募基金的联合投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4）私募机构与上市公司联合以“上市公司+PE”模式设立并购基金来实施公司的并购策略是我国特有的投资组织形式。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学者对其研究多是定性探讨,对并购基金参与并购的经济后果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检验了二者联合对并购交易中较为核心的并购溢价、交易速度和并购绩效三方面的影响,所探讨内容故而将对并购基金的认识从既有的对基金本身的研究拓展到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为研究三类并购方式的长期绩效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回归模型,既比较了参与并购的上市公司在交易前后各年与控制组公司长期绩效的均值差异（Dif）,又比较了并购交易前后以及各种并购方式之间均值差异的差异（DID）,从而对此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冯志峰[9]（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李胜利[10]（2018）在《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文中指出当世界经济转型发展的飓风席卷全球之时,思变创新、转型跨越成为时代主题词。语言作为时代发展的活化石,始于实践,终于应用。今天的英语教学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为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培养适销对路的高端应用型英语人才,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时代新使命。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选取国内10所应用型本科院校为调查对象,以英语类专业教师教学体验、学生学习体验为调查内容,结合麦可思提供的中国英语类专业本科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的相关定制化数据,分析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的现状与问题。其次,选取公办应用型本科、民办应用型本科以及混合所有制应用型本科共3所作为质性研究样本,通过解读不同属性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学在转型制度供给、教师制度认同、教师行动选择与教学组织再造四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评估诊断教学转型的制约瓶颈,反思剖析转型困难的深刻根源,探索总结推进转型的实践策略。为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逻辑严密性,本研究在对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行借鉴与适切性改造的基础上,尝试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建构了一个融“制度供给——制度认同——行动选择——组织再造”为一体的动态“四维立体”螺旋式理论框架。该教学转型框架宏微共现,中观拓展。首先,在大学组织视域下探讨教学转型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反应。在这个教学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多重博弈中,检视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适配状况。其次,利用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对教学转型的正式制度供给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论证。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之间交叉关系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组合情况,各种情况为教学组织提供不同的制度供给选择。再次,本研究建构的“四维立体”整合分析框架,通过促成教学转型制度环境的宏观框架、学院及教学组织的中观框架及教师教学转型认同与行动的微观框架之间的互动与耦合,深描出了一个“鲜活真实的教学转型全景世界”。教师对教学制度的认同程度和行动选择状况构成教学转型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基于学校、院系（部）组织及教师的转型行动反馈,本研究聚焦中观教学组织再造。本研究围绕应用型本科组织场域中,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为何迟迟难以推进这个核心问题,综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整合量化调查与质性深访的结果,在借鉴与改造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公办应用型本科、民办应用型本科和混合所有制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实践为主线,对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路径进行探索。论文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通过构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动态“四维立体”螺旋模型,分析转型内外环境,探究教学转型在四个维度上的作用机制及相互关系;第二,通过问卷调查和量化分析对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现状进行整体扫描、问题凝练及瓶颈聚焦;第三,通过对不同属性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跟踪调查及对教师的深度访谈,深描教师教学转型的情感挣扎,探索教学组织再造的创新实践,重构教学转型理论,制定针对性的教学转型策略。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研究所建构的动态“四维立体”螺旋模型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打造了环环相扣的行动链（Action Chain）。教学转型在四大因素（教学制度供给、教师制度认同、教师转型行动选择和教学组织再造）和三大机制（合作机制、心理机制和反馈机制）共同作用下螺旋上升演进。第二、在应用祛魅——理性附魅——创新返魅的教学转型逻辑指引下,不同属性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的教学转型,可能需要经历从学术型英语教学向应用型英语教学的“一次转型”和从传统通用英语（EGP）教学向“通用英语（EGP）+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的“二次转型”。与此同时,推动与之相匹配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教学管理、教师发展等方面也做出配套的应用型转型。院校属性、生源状况以及教学基础不同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其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本研究针对英语类专业教学提出以下转型建议:第一,在提升教学转型制度供给力方面,以需求为导向,使教学转型制度供需匹配;查缺补漏,使教学转型制度供给不留空白;强化升级,使教学转型制度供给与时俱进;坚守底线,使教学转型制度有令必行;沟通协调,使教学转型制度供给多元完善。第二,在强化教学转型制度认同方面,激发教学转型原动力,满足转型教师的利益诉求及心理动机;把握教学转型继发力,深化转型教师的制度认知;锁定教学转型趋向力,激发教师教学转型的参与动机;明辨教学转型指示力,转变教师的转型参与态度。第三,在促进转型行动理性高效方面,导航定向,明确教学转型路向何方;绘就蓝图,规划教师职业生涯转型发展;取舍有度,突出教学转型重难点。第四,在教学组织再造提质增效方面,再造流程,环节入手;以生为本,能力导向;创新教学,强化应用;技术支撑,补齐短板;管理转型,共治共享。
二、为繁荣中国会计与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而努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繁荣中国会计与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而努力（论文提纲范文）
（1）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3）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逻辑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逻辑框架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周期与企业债务融资决策 |
| 2.2 经济周期与企业价值 |
| 2.3 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经济周期 |
| 3.1.2 债务融资 |
| 3.1.3 企业价值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经济周期理论 |
| 3.2.2 资本结构理论 |
| 3.2.3 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第四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经济周期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 |
| 4.2 经济周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4.3 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 |
| 5.1 变量界定 |
| 5.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模型构建 |
| 第六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3 经济周期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影响的检验 |
| 6.4 经济周期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检验 |
| 6.5 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检验 |
| 6.5.1 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水平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检验 |
| 6.5.2 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检验 |
| 6.6 稳健性检验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兰州报刊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后的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西北的抗战宣传活动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兰州报刊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发展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兰州的办报创刊热潮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
| 第三章 兰州报刊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
| 第一节 抗战宣传与动员 |
| 第二节 开发和建设西北 |
| 第三节 其他新闻报道 |
| 第四章 兰州报刊的特征与影响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兰州报刊的积极影响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兰州地区出版报刊一览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6）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基于艺术与市场结合的客观历史 |
| 1.1.2 基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 |
| 1.1.3 基于长安画派绘画价格现状——从赵望云说起 |
| 1.2 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 |
| 1.5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
| 1.5.1 本文的“艺术品价格” |
| 1.5.2 数据来源 |
| 第二章 长安画派:概念、构成与风格 |
| 2.1 画派形成条件分析 |
| 2.1.1 经济因素 |
| 2.1.2 政治环境与时代精神 |
| 2.1.3 环境因素 |
| 2.1.4 艺术赞助 |
| 2.1.5 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 |
| 2.2 艺术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画派” |
| 2.2.1 艺术地理学阐释“长安画派”名称的可能性 |
| 2.2.2 “长安画派”名称的艺术地理学追问 |
| 2.3 长安画派的构成 |
| 2.3.1 长安画派:艺术观念与理想的层次 |
| 2.3.3 长安画派:网络组织凝聚的层次 |
| 2.3.4 本文研究的长安画派 |
| 2.4 长安画派的艺术风格 |
| 2.4.1 赵望云的艺术风格 |
| 2.4.2 石鲁的艺术风格 |
| 2.4.3 何海霞的艺术风格 |
| 2.4.4 方济众的艺术风格 |
| 第三章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 |
| 3.1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与文献分析 |
| 3.1.1 赵望云绘画价格 |
| 3.1.2 石鲁绘画价格 |
| 3.1.3 何海霞绘画价格 |
| 3.2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画廊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 3.2.1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问卷调查 |
| 3.2.2 经营长安画派作品画廊的深度访谈 |
| 3.2.3 经营长安画派画廊的价格地图 |
| 第四章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 |
| 4.1 赵望云国画价格 |
| 4.2 石鲁国画价格 |
| 4.3 何海霞国画价格 |
| 4.4 方济众国画价格 |
| 4.5 长安画派国画作品价格整体态势 |
| 第五章 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 |
| 5.1 艺术界相关理论回溯 |
| 5.2 博物馆和美术馆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3 艺术展览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4 文艺批评者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5 营销中介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第六章 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 |
| 6.1 求索创新的思想价值 |
| 6.1.1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
| 6.1.2 探索,探索,再三探索 |
| 6.1.3 文艺思想最强音的响应者 |
| 6.1.4 艺术思想的根性意义 |
| 6.2 深厚绵长的审美价值 |
| 6.2.1 “人”的母题与深沉的大地情怀 |
| 6.2.2 艺术创作既破又立的超越精神 |
| 6.2.3 对西北地域美术元素的开拓表现 |
| 6.3 生命深度的启示价值 |
| 6.3.1 为艺的赤子之心 |
| 6.3.2 为人的傲人风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7）日本法治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本选题的基本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治时期日本法治化与地方自治的成长 |
| 第一节 明治时期日本地方自治中的法治化发展 |
| 一、建立地方自治的政治改革 |
| 二、建立地方自治的的“宪制”体制 |
| 三、建立地方自治的其他立法成果 |
| 第二节 明治时期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框架下的展开 |
| 一、町村制市制在法治化背景下的形成 |
| 二、府县制郡制在法治化背景下的形成 |
| 第三节 明治时期地方自治与法治化的互动 |
| 一、地方自治推进权力制约 |
| 二、地方自治培养“法治公民” |
| 三、地方自治促进依法行政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前日本法治化与地方自治的变迁 |
| 第一节 二战结束前日本地方自治中的法治化发展 |
| 一、大正时期推动地方自治新变化的法治化发展 |
| 二、昭和前期至“二战”结束前地方自治中的法治化挫折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框架下的展开 |
| 一、大正时期地方自治的新变化 |
| 二、“二战”结束前日本地方自治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大正时期日本地方自治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 |
| 一、地方分权对日本法治发展的推动 |
| 二、农村自治对日本法治发展的推动 |
| 三、经济自治对日本法治发展的推动 |
| 第四节 昭和初期日本地方自治与法治化之间的消极互动 |
| 一、地方自治对法治发展的消极作用 |
| 二、地方自治在战争下荡然无存 |
| 第三章 二战后日本法治化与地方自治的发展 |
| 第一节 二战后日本地方自治重建的法治基础 |
| 一、日本“宪制”的重建 |
| 二、日本“地方自治”法制的回归 |
| 第二节 二战后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发展之下的新成果 |
| 一、战后重建期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中的成果 |
| 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中的成果 |
| 三、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中的成果 |
| 四、低迷时期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中的成果 |
| 五、21世纪至今日本地方自治在法治化中的成果 |
| 第四节 二战后日本地方自治与法治化之间的互动 |
| 一、地方自治中的“权力制衡”对战后日本法治的推进 |
| 二、地方自治中的“居民自治”对战后日本法治的推进 |
| 三、法治化是地方自治的保障 |
| 四、法治化对地方自治的促进是“民主主义”的体现 |
| 第四章 结语 |
| 一、日本法治化框架下实行地方自治的必然性 |
| 二、从法治化角度研究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
| 三、地方自治是法治化的具体体现 |
| 四、地方自治推动法治进步 |
| 五、日本地方自治的特色 |
| 六、日本法治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中国私募基金业绩、投资组织形式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私募基金业绩的相关研究 |
| 2.1.1 研究数据的获取途径 |
| 2.1.2 私募基金业绩与市场指数收益的比较 |
| 2.1.3 影响基金业绩的因素及业绩持续性 |
| 2.1.4 国内相关研究 |
| 2.1.5 简要述评 |
| 2.2 私募基金之间联合投资的相关研究 |
| 2.2.1 私募基金联合投资动机 |
| 2.2.2 联合投资与投资绩效 |
| 2.2.3 简要述评 |
| 2.3 私募机构与上市公司联合投资的相关研究 |
| 2.3.1 公司风险投资(CVC)模式 |
| 2.3.2 “上市公司+PE”并购基金模式 |
| 2.3.3 简要述评 |
| 2.4 企业并购效率与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4.1 并购交易速度 |
| 2.4.2 并购交易定价 |
| 2.4.3 并购交易绩效 |
| 2.4.4 简要述评 |
| 3.中国私募行业发展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中国私募行业发展历史 |
| 3.2 相关理论基础 |
| 3.2.1 概念界定 |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 3.2.3 市场摩擦理论 |
| 4.中国私募基金业绩特征 |
| 4.1 引言 |
| 4.2 样本数据与描述统计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处理 |
| 4.2.3 描述性统计 |
| 4.3 基金特征与基金业绩 |
| 4.4 行业竞争与基金业绩 |
| 4.5 市场条件、基金业绩与私募机构后续基金 |
| 4.5.1 市场条件、基金业绩与私募机构设立后续基金 |
| 4.5.2 市场条件、基金业绩与资本流入 |
| 4.6 基金业绩的持续性 |
| 4.7 稳健性检验 |
| 4.7.1 稳健性检验一:对基金规模和业绩持续性的再讨论 |
| 4.7.2 稳健性检验二:加入业绩缺失的观测值 |
| 4.7.3 稳健性检验三:剔除2014和2015 年成立的基金 |
| 4.7.4 稳健性检验四:剔除2013 年后有投资的样本 |
| 4.8 本章小结 |
| 5.私募基金之间联合投资组织形式与投资绩效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择与定义 |
| 5.2.3 模型设定 |
| 5.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私募基金联合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2 联合投资对标的公司上市概率的影响 |
| 5.3.3 联合投资对标的公司存活状态的影响 |
| 5.3.4 联合投资影响投资绩效的路径研究 |
| 5.4 稳健性检验:重新认定领投基金 |
| 5.5 本章小结 |
| 6.私募机构与上市公司联合投资组织形式的经济后果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度量 |
| 6.2.3 模型设定 |
| 6.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上市公司参与并购基金的影响因素 |
| 6.3.2 并购方式与交易速度 |
| 6.3.3 并购方式与交易定价 |
| 6.3.4 并购方式与短期财富效应 |
| 6.3.5 并购方式与长期并购绩效 |
| 6.3.6 并购基金异质性 |
| 6.4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已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问题聚焦与思路框架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路向分析与应用局限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借鉴与修正 |
| 第三节 “四维立体”整合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研究可靠性、伦理、自反性和限制 |
| 第四章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依据 |
| 第二节 问卷的效度与信度检验 |
| 第三节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与学的现状与问题 |
| 第四节 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五章 “双一流”卓越梦的辗转:公办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 |
| 第一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供给 |
| 第二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认同 |
| 第三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行动选择 |
| 第四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组织再造 |
| 第六章 “二等公民”的涅盘:民办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 |
| 第一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供给 |
| 第二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认同 |
| 第三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行动选择 |
| 第四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组织再造 |
| 第七章 “第三部门”的蹊径:混合所有制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 |
| 第一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供给 |
| 第二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认同 |
| 第三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行动选择 |
| 第四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组织再造 |
| 第八章 讨论与检思 |
| 第一节 差异与趋同:教学转型案例比较 |
| 第二节 检思与重构:教学转型理论框架完善 |
| 第三节 策略与实践:教学转型的行动方略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三、结语:尚在征程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邀约信 |
| 附录2: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院长) |
| 附录3: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教学院长) |
| 附录4: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教研室主任) |
| 附录5: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教师及教辅) |
| 附录6: 访谈摘要单 |
| 附录7: 课堂观察表 |
| 附录8: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9: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学生学习需求调查问卷 |
| 附录10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为繁荣中国会计与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而努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经济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经验证据[D]. 吕芝兰.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7)
- [4]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6]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D]. 王曼利. 西北大学, 2019(04)
- [7]日本法治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研究[D]. 宋宇宁.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8]中国私募基金业绩、投资组织形式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宋志会.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D]. 李胜利.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