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经贸关系发展趋势（2002-2010）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2002-2010年)（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欧阳林瑶^[2]（2021）在《自贸区建设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的升级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俄两国经贸往来历史悠久,两国关系素有“友好邦交”的美称。作为东北亚地区的腹地,黑龙江省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等,一直是我国对俄罗斯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对俄经贸合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19年8月26日,黑龙江获国务院审批通过,成为我国最北的自贸试验区。黑龙江省自贸区建设是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现,是促进中俄两国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黑龙江和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黑龙江省需要摆脱以往单一化和传统的经贸合作方式,充分利用自贸区建设的良好机遇,将自贸区的最新利好政策融入双方经贸合作之中,增加双方经贸黏性。本文在黑龙江自贸区获国务院审批通过的背景下,依据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着眼于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的转型升级进行研究。首先,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分析了国际上的自贸区（FTA）与中国国内自贸区（FTZ）的异同;接着分阶段介绍了1978—2019年黑龙江对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多角度阐释了双方经贸合作的领域,并分别从贸易总额、方式、结构和投资规模、行业、地区六个方面分析了黑龙江和俄罗斯贸易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国内自贸区和黑龙江自贸区的发展情况,总结了黑龙江自贸区获批一年后在制度方面的创新和目前取得的成效;接着运用SWOT的分析方法,从自贸区建设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四个维度研究了黑龙江对俄的经贸合作;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自贸区相关政策和措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宁灿^[3]（2020）在《中韩关系变动对两国出入境旅游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与韩国交往历史悠久,隔黄海而相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基于政治稳定、文化共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等条件,两国出入境旅游往来密切,并逐渐成为彼此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国和客源国。而中韩关系的变化也会引起两国入境与出境旅游的波动。近年来,中韩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使得无论是韩国来华还是中国赴韩旅游都受到了明显影响。那么中韩关系究竟是如何影响出入境旅游的?两国关系的变动对韩国来华及中国赴韩旅游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差异?针对不同类型的中韩出入境旅游者,其受影响程度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文一方面将对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的政治外交关系、经济贸易关系、社会文化关系、军事安全关系进行梳理,概述两国出入境旅游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将选取1992年至今两国出入境旅游客流量的数据,分别构建韩国来华旅游及中国赴韩旅游的本底趋势线,并将旅游者按照性别、年龄,旅游动机、方式等进行划分,基于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通过定量、定性分析法着重研究中韩关系波动对两国出入境旅游带来的变化以及对不同类型旅游者产生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中韩关系对两国间出入境旅游的影响各不相同,政治外交关系是影响出入境旅游的根本因素,经济贸易关系是影响出入境旅游的主要因素,社会文化关系是影响出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军事安全关系是影响出入境旅游的显着因素。（2）韩国来华与中国赴韩旅游客流量波动变化不一,韩国来华旅游客流量的增长速度是先快后慢,中国赴韩旅游客流量的增长速度则是先慢后快;在2013年之后,中国赴韩旅游客流量相较于韩国来华旅游的在面对中韩关系波动时增加或损失的数量更多,受影响的变化幅度更大。（3）中韩关系对不同类型出入境旅游者的影响有差异,女性旅游者面对中韩关系变化时更加敏感,反应程度更为强烈;45～64岁旅游者对金融危机、卫生安全风险反应较大,25～44岁旅游者对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军事冲突关系更为敏感;休闲观光类旅游者在两国关系波动中受到的冲击力更强,增损率更高;乘坐飞机的旅游者在中韩出入境旅游互动中所占比重最大,仁川机场接待中国赴韩旅游者数量最多,济州机场旅游者人次数的变化幅度最为明显。据研究结论,在论文最后分别从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中韩出入境客流量稳定或增长的对策性建议。

谢斌^[4]（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指出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魏永艳^[5]（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顾杨^[6]（2019）在《建交后的中韩政经关系分析》文中提出中韩两国在1992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截止到朴槿惠政府时期,中韩二十五年的双边交流合作,两国地缘上的天然优势,贸易结构的互补,使得两国间的经济关系愈发紧密。而中韩两国的邦交关系建立,以及中韩两国随之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相近或相同的态度与立场等等,使得两国政治关系发展亦在不断深入。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中韩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作为双边关系中最为基本的两种关系,中韩两国的经济关系开始逐渐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而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同样会反应在两国的经济关系当中。自韩国“卢泰愚—金泳三”时期开始,到“金大中—卢武铉”时期和“李明博—朴槿惠”时期,中韩两国政经发展在这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由第一阶段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促进,到第二阶段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良好互动再到第三阶段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两国政治关系良好会成为经济关系的促进因子,两国政治关系发生波动时随之也会在经济关系上有所反应。因此,探究两国政经关系互动的具体形态,分析为什么两国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在不同阶段是一方促进另一方还是相互促进,则显得尤为重要。当两国的经济需求和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时,经济关系能够成为两国政治矛盾的缓和剂,同样,当两国政治关系稳定、双边政治互信度较高时,政治关系亦会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从而助推两国经济关系更加繁荣。因此,努力抓住两国经济共利益点,以此促进政治关系发展,或可通过经济关系来有效化解政治矛盾与冲突显得尤为重要。同样的,增强双边政治互信,为两国经济关系的良好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且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拓宽空间与机遇,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也是重中之重。

陈晓^[7]（2019）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文中指出本文将国产商业电影置于产业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视野之中,在电影史、电影理论及电影批评的框架下,旨在厘清2002-2017年国产商业电影的纷繁面貌。首先,在时间上对其进行微观层面的断代划分,历时考察国产商业电影的生发环境及流变状况。第二,结合“本土性”表达及“国际化”表达两条共时线索,力图解释国产商业电影生成、变化、发展的主体因素,勾画出该领域范畴内丰富立体的文化图景。第三,综合实证研究方法,尝试以跨文化视角透视国产商业电影的输出问题,并给予相应的方法论延伸及讨论。基于此,本文将分作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指出目前研究中缺乏对国产商业电影集中化、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并由此提出本文的主体研究架构。第一章“国产电影商业环境的生成”描述新世纪后的国产商业电影延续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娱乐属性,生发于政策-经济生态圈、媒介生态圈以及跨域合作生态圈所构成的复杂语境当中。政策-经济生态圈以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通过股份制、院线制的建立,促成中国电影产业的体系化发展。媒介生态圈以内容生产领域的“IP转化”及内容流通领域的“互联网+电影”战略性格局,建立国产商业电影的跨媒体运营模式。跨域合作生态圈广泛利用资金与人才优势,以“合拍片”生产为基本路径,使国产商业电影迈入全球化商品行列。第二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述”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内在文化势力的深刻影响,官方、资本方、大众三股力量的互动,根本性地决定了国产商业电影的差异性面貌与本土性表达。官方以向大众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为根本目的,通过与资本方的联姻,促成“主旋律”电影转向“主流商业片”。从对“主旋律”的商业化重述,到对“样板戏”的娱乐化改写,主流话语从显性在场转变为隐性在场。资本方以商业营利为根本目的,在实践层面搭建不同文化相互沟通的桥梁,生产出兼顾多方文化需求的电影产品。其中,商业电影的历史空间呈现出想象性叙述的特征、动作类型片自觉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贺岁片全面迎合流行文化与消费语境、文艺片流露出电影艺术的退守与反抗姿态。大众文化从“沉默者”转为一股显在力量,既处在官方与资本方的引导之下,又因其自反性而促使电影市场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电影“粉丝”通过协商性参与的方式,进入商业电影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以“青春片”为代表,大众群体自身的属性成为资本方的创作指南。“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既表明“现象级”作品源自于大众文化“时代面向”的刺激和培育,也反映出多股文化力量共同促动了集体欲望的影像化宣泄。第三章“国产商业电影影像美学新质”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外来文化引导,文本实践逐渐与世界商业电影范式达成共识,并自觉进行着影像美学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在影像符号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对异域景观实行“标签化”处理,在银幕上勾勒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知地图”。一方面,大量涌现的西方符号明示着西方文化的强力渗入;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映照下,跨文化个体同时流露出对本地文化强烈的复归心态。在镜头修辞层面,制造影像“吸引力”成为国产商业电影重塑“电影性”的重要目的与途径。对“蒙太奇”的活用展现出国产商业电影的速度“变奏”;“数字长镜头”标示出国产商业电影的数字技术转向。在故事题材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在类型化叙事的流变过程中,不断分化、变异、繁殖出多样式的类型片。“奇幻片”糅合西方元素与本土文化,成为国产商业电影类型融合的先驱范例;“一本多拍”作为新样态的跨国改编形式,彰显出类型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在母题内涵层面,情感母题、寻找母题及英雄母题均与世界电影的创作潮流构成互文关系,指向人类共通的价值选择。第四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海外之旅——以北美市场为参照系”将北美地区中国商业电影的市场接受作为切入口,论述国产商业电影所遭遇的真实文化壁垒。古装大片的热潮与失落印证着北美市场的“选择性阅读”模式,而“华狮”及“华语片”的推广开拓了各类型商业电影的发行路径。国产商业电影“输出”的基本困境在于面临着结构性的文化霸权,中国电影作为“外语片”,难以获得“准”商业片待遇,始终未能进入北美主流市场。国产商业电影遭受“冷遇”的另一重因素在于中美观众的文化认知差异,基于对中美在线影评网站的实证考察,美国观众重“形式”、重技术以及自觉的跨文化立场与中国观众形成鲜明对比。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指向中美不同的文化语境,即普遍意义上的高/低文化语境差异,以及不同的观影模式,即审美机制上的类型/故事传统差异。《英雄》与《长城》作为两部具备典型“访美”特质的作品,值得重点关注。《英雄》之于中国电影商业化、国际化取向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重新追认;《长城》标志着中美合作的深度开展,而“杂交”文本的缺陷阻碍了其背后深刻世界性主题的有效传播。第五章“国际坐标内国产商业电影的精进路径”尝试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当前历史语境中的国产商业电影。国产商业电影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时刻遭遇着本土文化裂变与外来文化冲击所带来的种种难题。面对如此纷杂的跨文化语境,国产商业电影的发展方向应当坐落于世界电影的版图之中,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基础,回归具有主体性特质的中国电影范畴,扮演好国家电影、文化商品、图像档案等多重角色。

黄伟荣^[8]（2019）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合作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是其中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初步建设以来,双方大幅度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双边贸易流量大幅度上升,给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推进作用。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区的旧协定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双边经济发展的需求,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2015年11月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玻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议定书》,主要丰富、补充与完善原有协议,提升了该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然而,贸易自由化的提升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与东盟各国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产的产品相似性较高,导致区域内成员国竞争激烈,部分成员国内各产业受到自由贸易的冲击,加上受到区外的不利影响,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为此,尽可能地减少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促进双方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对目前正在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主要讨论:1.升级版的原由和当前的进程如何;2.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3.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后将给中国与东盟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4.双方各产业从自由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中是否得到福利;5.如何战胜各种内外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如何发展。并按照如下逻辑进行阐述: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出学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以及该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历史分析法进行解析,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建设的发展历程,从该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期至全面建成,而且还对该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梳理解释。其次,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阐述了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背景,以及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对双方的经贸合作的影响,并指出了未来合作面临各种可能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再次,分析升级后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及变化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细分中国与东盟在各类产品的竞争性与互补性,通过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运用GTAP模型进行模拟预测升级版全面实施后对中国与东盟及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贸易和福利水平,乃至各国各行业产出和贸易的变化。此外,还设定CPTPP生效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从而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实现自由化,为双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提供参考。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与贸易效应来看,自由贸易区合作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贸易增长率高于各自的整体对外贸易增速,双边贸易规模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双方的贸易差额仍存在不平衡。而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向东盟出口产品结构倾向于工业制品,而中国自东盟进口产品结构则倾向于初级产品。这与中国和东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的结果一致,说明中国与东盟各类产品贸易中存在互补关系,但是在一些产品中,双方的贸易仍存在这竞争关系。最后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说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给中国与东盟带来积极的贸易效应。第二,从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贸易效应来看,GTAP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全面实施后给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福利水平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升级版对双方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并给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但在贸易平衡方面,除了新加坡以外的成员国均出现贸易差额恶化状况。在产业层面,中国与东盟各行业产出和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均出现明显增加,贸易差额均得到改善,主要集中在双方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反受到冲击则为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在升级版全面实施的前提下,CPTPP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明显,说明双方贸易自由化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区外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部分成员因国内产业则受到冲击,而导致其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同时还给区外非成员的经济与贸易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第三,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未来发展仍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双方应该加快推进升级版的落实及内容的完善。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共同体《2025蓝图》建设,以互利共赢方式帮助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打破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瓶颈,不断地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规模,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并加大推进区内各国之间社会文化和民间的交流,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

樊影^[9]（2019）在《中日-中韩贸易制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三大重要的经济体,其之间的贸易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话题。自中日、中韩建交以来,我国与日、韩间的经贸交往日益密切,相互之间的贸易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但随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近年来,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三国的双边关系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局面。本文主要运用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从“贸易制衡”的角度来探究中日与中韩各自双边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研究结果不仅会加强我们对中日韩之间贸易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于中日韩在未来经贸方面的发展方向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利用1991.01-2018.07月度贸易数据,使用韩国和日本在中国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四个变量对中日与中韩之间是否存在贸易制衡的关系以及贸易制衡能否实现进行了短期和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实证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日本占我国进口的比重Mcj对韩国占我国的进口比重Mck具有显着的负效应,而对韩国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k具有显着的正效应,说明,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存在着“贸易制衡战略”,但由于韩国占我国贸易比重Mck和Xck都未对日本在我国进出口中的相对比重产生显着的负效应。这意味着即便“贸易制衡战略”在短期内存在,其战略意图也不能得到有效实现;在长期内,日本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j对于韩国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k具有显着的正效应,意味着我国具有调整出口国别结构的对日本“贸易制衡战略”的长期意图;并且韩国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k和韩国占我国的进口比重Mck对于日本占我国的进口比重Mcj和日本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j都具有显着的负效应,意味着我国调整出口国别结构的对日本“贸易制衡战略”的长期意图在长期内能得以实现。而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得出:在短期,因政策导向与企业利益不兼容,所以其战略意图不能得以实现;在长期,因外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其战略意图可以实现。针对以上结论,笔者先是进行了评价,之后在文章的最后一章分别从政策导向和助力企业产业升级两个方面就我国该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姚佳^[10]（2019）在《中国FTA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文中提出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积极寻求缔结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是我国建立开放性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本文旨在深入评估中国与伙伴国（地区）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所产生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首先,基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数据库的出口贸易数据,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标准下将230种出口产品按Lall的出口技术分类方法分为5大类,分别研究中国同各国（地区）签订FTA对总出口效应的影响及各不同类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出口影响。其次,很多研究相关主题的文献对FTA贸易效应的实证估计得出的显着性结论并不一致,甚至会有相悖的结论出现在某些文献的实证结果中,因此,本文通过研读前人研究的相关文献,选择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就中国同贸易伙伴国（地区）签订FTA对中国的出口流量和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进行分析。最终研究结果显示:从总出口效应来看,除中国澳门之外,中国与其他各国（地区）签订FTA都对中国总出口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但促进效果不一。签订自贸协定对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普遍强于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中国同各贸易伙伴国（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的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效应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其他三类的影响。且与各贸易伙伴国（地区）缔结的FTA各自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都略有不同。

二、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2002-2010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2002-2010年)（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自贸区建设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的升级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韩关系变动对两国出入境旅游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5）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建交后的中韩政经关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9）中日-中韩贸易制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FTA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2002-2010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自贸区建设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的升级对策研究[D]. 欧阳林瑶. 黑龙江大学, 2021(10)
• [3]中韩关系变动对两国出入境旅游的影响[D]. 宁灿.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5]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6]建交后的中韩政经关系分析[D]. 顾杨. 外交学院, 2019(01)
• [7]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D]. 陈晓. 南京大学, 2019(06)
• [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D]. 黄伟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中日-中韩贸易制衡战略研究[D]. 樊影.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10]中国FTA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D]. 姚佳.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6)

标签：自由贸易区论文;  中韩关系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东亚共同体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