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政党体制的历史考察（论文文献综述）
卢亮亮[1]（2021）在《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堪称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仅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是专门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体系,它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为发展动力,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科学论述,既包括党的发展历程,也包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革命与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其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和践行的重大政治原则,并作为一条主线和红线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中。请示报告制度生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建党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正式建立于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的解放战争时期,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保证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国化制度形式。如今,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已走过70多年岁月,不仅蕴含着独特的制度结构和运行功能,成为透析和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根本出发点之一,而且较早的写入党章党规党纪中,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请示报告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权威”是贯穿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权威”的“普遍性”看作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条件,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在革命进程中还是在革命胜利后都需要权威,以此来扩展“努力争得的成果”和“维持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形成与发展,宣告了无产阶级政党统一革命意志、保证行动一致的历史必然性和天然合理性。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在俄国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骨干,把工人阶级中已经觉醒的革命力量发动起来,使一切支持和拥护这一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以及取得革命政权的执政活动中注重建立和完善足以保证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观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回应和解答了建立一个“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有机整体”的党的问题。第二,请示报告制度有着较为久远且坚实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之规定,到俄共（布）强调严格的工作报告制度,再到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而今迈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请示报告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逻辑,从中认识和把握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动力,总结和汲取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必将启发请示报告制度之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价值和意义。第三,请示报告制度是一整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及运行机制。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为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作了新的制度规定,成为开展请示报告工作的重要文本、制度和法规依据。与此同时,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两部主干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构筑起了请示报告制度体系,而且明确了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运行机制,为全党开展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推动请示报告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第四,请示报告制度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的优势比较明显,同时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长期性的制约因素。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请示报告制度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然而,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还存在着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确、程序方式不规范、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深究起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无外乎有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强、制度执行存有偏差、自身利益在作祟以及请示报告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等。第五,进入新时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请示报告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得到了强化,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了制度工具和有力支撑。当前,面对严峻复杂的执政环境,不断完善请示报告制度,推动全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谋篇布局,激发请示报告制度的内生动力、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严格执行作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发挥批示指示制度的下行复合功能、通过“学、用、考”方式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刘华超[2]（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指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泰[3]（2021）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文中提出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而言,党内民主理论是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实践是推进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实践,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事关政党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党内民主包括党员权利主导安排党内制度并使党内权力在其范围内运行的应然民主形式和政党资源支配权在党员权利和党内权力之间再分配的实然民主程序,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使党内民主建设成为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必然课题。政党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党主体对稀缺资源追逐欲望的无限性使现实中党内权力的膨胀与党员权利的扩张同样不可避免。党内民主建设则是经由党内法治,使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在合法有序的博弈互动中有效实现民主价值。党内民主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政党成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这种先进性与科学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遵循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协调党内关系与执掌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体现出基于内在规定性之上的特殊要求。本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整体性理论研究。文章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指导,在较为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要素构成、运行机理、思想资源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点,分析了各党的历史传统、政党生态、政治主题和现实条件等具体差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本文主体除导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界定党内民主的基本概念与要素构成,厘清党内民主建设与政党本身的内在关联,概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遵循,阐释党内民主建设的认知体系与实践机制;第二章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原理并挖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及西方学者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见解,追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源头与理论借鉴;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917年执政以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践进行回顾和考察,展示其主要脉络;第四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差异成因,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特征;第五章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规律,从政党意识及其价值意蕴、政党职能及其有效履行、党员权利及其实现保障、党内权力及其监督制约、党内制度及其运行支撑以及政党文化及其培育滋养等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应当形成的理论自觉。本文着重阐释与论述了以下观点:1.党员权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享有党内政治资源的资格,可大致分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党员决定党内权力授予的权利及党员言论自由的权利三大类。党员权利享有的前提是遵守党章等党内法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形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2.党内权力是为了实现党员权利的需要,通过党员权利的合法让渡和授予,由党内部分成员和组织获取的、超出于其他党员和党组织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党内权力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资源的支配力、对政党组织的统御力、对政党行为的干预力及对政党成员的影响力。党内权力的运行是一个有序过程,以授予为起点、以决策为核心、以执行为关键,以被监督制衡为保障。3.党内制度是对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的明确,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原则和行为规范。党内制度是维系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良性互动的引导和保障,党内民主建设经由党内制度对党员、干部、组织等构成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各个要素产生作用。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制度运行的成效,关系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水平,同时也关系到整个政党组织的质量与活力。4.党内成员通过履行党内义务而享有党员权利,通过党员权利实现而主导党内制度安排,使党内权力在制度规范下运行。党员权利实现离不开党内权力的工具价值,使其维护并服务于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又要控制党内权力,避免其因自我增殖、异化而成为党员权利的对立物。这既是党员权利实现的整个过程,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因而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属性。5.党内民主是政党现代化的生命性表征,而对党员权利保障的理论认识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可以认为,以党员权利主导为基本理念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实现党内价值结构由党内权力本位向党员权利本位转变的基础。以党员权利保障为起点建立党内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治理方式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转变的支撑。以党员权利效能为目标运作党内资源,是实现党内民主机制由外在协调手段向内在规定属性转变的关键。以党员权利追求为动力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内政治局面由外在一致向内在和谐转变的法宝。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还承载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使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本质上是党内关系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的实践形态,包括由指导思想、着力之点、发生逻辑及评价标准等构成的认知体系和由价值指向、主要内容、实践载体及贯彻保障等构成的实践机制。由此展开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进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化发展和价值跃升。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是政党党内民主一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政党意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特定的政治主题指引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导向,具体的政党生态孕育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征,党内制度的科学有效性、实践针对性及法治功能性主导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与水平。8.在封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和执政初期恶劣生态中,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取向是以党内权力为既定,党员权利服从于党内权力,党内制度体现党内权力意志;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党内多元化需求的压力下,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又从权力过度集中的极端走向了权利失去限制的另一个极端。受议会民主文化和政党合并历史的影响,东欧共产党在内外合力下对党内民主建设逻辑进行调整,以党员权利为核心,辅以党内权力和党内制度为之服务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完善党内制度体系为关键,党内权力来源于并代表党员权利,以党内制度规范党内权力并保障党员权利,用党内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来牵引党内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借鉴中共改革经验中发展党内民主建设逻辑,以党员权利为原点,党内权力服务于党员权利,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成果,并尝试多种制度形式和民主形态。9.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弥足可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启迪。具体来说,首先党要强化先进政党意识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标识政党由来、维系政党生存、引领政党发展的政党本质属性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方向遵循。其次,党要牢记崇高的使命担当。履行政党职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党内民主追求升华为国家民主理念和社会民主共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所在。再次,党要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将党内民主潜在优势转换为政党治理显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党要树立明确的责任意识。以法规支撑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用法治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建立健全权力合理制约权力、权利有效监督权力的法规体系和法治模式。第五,党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原则,丰富完善基本民主制度,贯彻落实具体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成长提供根本保障。第六,党要锤炼优秀的政治品格。通过科学理论思想、先进价值理念、纯洁党性党德等政党文化建设,为提升党内民主品质厚植信仰给养、精神涵养和组织滋养。
吉秀华[4]（2020）在《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文中研究说明萌芽于苏俄、盛行于二战后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和政党制度史上的革命性创造,走出了一条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民主党派合作参政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之路,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和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沧海桑田,在社会主义百年制度史和治理史的发展中,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发生了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命运和遭遇,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和剧变早已云消烟灭,越南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随着革新开放中的社会政治整合停下了脚步。另一方面,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充满生机活力和显现出巨大的优势。人们不禁要问,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度走红的背景和逻辑是什么,同一制度不同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昭示是什么,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和明天,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兴衰成败的镜鉴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质量和优势并转化为治理的最大效能?从学科学理来探求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和价值。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历程。在百年实践探索中,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主要建立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一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将多党合作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之先河。二战胜利后,东欧和亚洲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于各国共产党对于多党合作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条件不同,导致这一制度发展呈现出巨大差异性。在东欧各国,多党合作数次发生分化和转折,从人民民主制度下多个国家的联合政府到斯大林模式下四个国家坚持共产党为绝对主导的多党合作,从艰难改革进程中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彻底转向西方的多党议会制,其历程之曲折,其教训之深刻世所罕见。在亚洲国家,越南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越南的多党合作制度中途夭折,在苏东剧变的影响下,转向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中国在风险考验中坚持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回顾和比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这些国家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和成败得失,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政权建设的理论宝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对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原理和多党合作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通过对苏俄、东欧、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发展、演变以及转向的历史轨迹,从纵向比较的视角透视其各自流变的原因、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横向比较,包括对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体制机制等比较,探寻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纵横比较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发展的依据理路,在制度比较的优势中增强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自信。全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章。导论部分详细论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方法,介绍了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并对全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第一章从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手,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范围,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既遵循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逻辑和成长机理,为理解和观察这一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国际因素的影响,各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梳理了多党合作制度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世界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成为多党合作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苏俄对于多党合作的创造性实践,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政治遗产。二战胜利后,苏联在周边国家及能力所及范围内所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政府进而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外部环境。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构成了多党合作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与嬗变:一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苏俄首先建立了多党联合政权,对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进行了宝贵探索和丰富发展;二是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欧亚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发展及其遭遇挫折;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第四章主要以东欧和亚洲国家为例,具体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和实践机制。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内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等具体国情差异决定了这一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通过比较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同时也解释了相似的制度、不同的命运背后的多重复杂成因。第五章分析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不同命运、成败得失背后的原因、经验教训以及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发展的现实启示。总结经验,审视当下,面向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只有置身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大潮,正确处理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一切旧式政党制度,引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论述和阐明了以下几个核心观点:1.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类型,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根源于旧式政党必然让位于新型政党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回答和讨论的是政党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在获得、参与、执掌国家政权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模式。尤其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国家政权、其他政党以及社会的关系。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是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及其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这一制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来源。2.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因其质的规定性必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具体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实践又一定会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多党合作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态和运行机制,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特点恰恰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价值本源性与形式多样性、普遍性与民族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逻辑。多党合作制度以自身独特的组织形式、价值指向和活动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和内容,为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道路作出了贡献。3.从苏俄首开先河到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从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生动实践到千篇一律的斯大林模式,从改革中的艰难前行到最终遭遇重大挫折,多个国家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多党合作制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留给后人深刻的经验教训:一是立足国情,坚持独立自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三是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四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首要标准。违背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覆亡的命运,遵循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4.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用事实证明,不是多党合作不适合“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所在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孙道壮[5]（2020）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党自身而言,首先就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党的执政地位而言,这需要树立党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权威作为一种得到服从和认同的创造性意志,在其自身由“神”到“人”的历史演进中,不仅将自身的重心由“创造性意志”转移到了“服从和认同”方面,而且经历了自身由“自在”到“自为”的艰难历险,实现了自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我突围。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与认同,既具有着一般政党权威的普遍性视域,又具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特殊性视域,同时还具有着中国共产党自身权威的个别性视域。三重视域的融合,在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多维系统性的互动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进行要素的解剖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其运作过程的同时,又能够做到层层深入,以不断剥开其塑造过程的外在表象,直抵其核心意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不仅是一种静态结果的呈现,更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展现,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面,更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实践。为了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这一多维性质,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划分为主体、内容、介体、客体、效果五个要素,在对其每个要素都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其整体性、规律性的把握。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主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内容要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介体要素,人民群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客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效果要素。以此为框架支撑,本文在第一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基本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是“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和认同”的基本内涵;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多维互动过程中所彰显出的由权利到权力、由强制到认同、由民主到自由的内在规定本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包含的领袖权威、党内权威、党际权威、执政权威等多种类型;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具有的建构性、辐射性、历史性等多元特征;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主要蕴含的五个要素;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体现出的从本源到本位的生成、从形式到效应的运行、从动力到指向的发展等逻辑机理。在第二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一主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内在理由、生成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在武装夺权中地位的确立、在全面建设中力量的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自身的转型的历史探索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其造成的局部冲击、其自身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的现实际遇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等锤炼路径。在第三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一内容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发挥着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自身主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自身涵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自身主旨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资本逻辑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以及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等建构路径。在第四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这一介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等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等拓展路径。在第五章通过对人民群众这一客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客体变量与根本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对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等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力量激活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等夯实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路径。在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一效果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衡量标准、效果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步提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深化等在历史中的推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以提升认同质量为主导对其进行的时代构筑等现实体现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等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五个要素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第七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得出了若干理论认识,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等若干理论认识,旨在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最后,本文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现实的观照,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要在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并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未来的展望。
王国龙[6]（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孙国栋[7]（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张伟军[8]（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董政[9]（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杨玉龙[10]（2019）在《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文中指出民族是现代人类社会最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之一,民族政治对于当代世界有着重要影响,民族问题关涉相关国家政治稳定与族际和谐,与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密切的内在关联。中东地区自古至今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共同体,其中较为特殊的是非国家主体民族的库尔德人,库尔德民族对于寻求其民族权利平等化与库尔德自治等政治诉求构成了中东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内涵。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降,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雏形诞生于帝国中心城市和库尔德斯坦部落社会,自此出现的库尔德民族运动与库尔德政党发展进程对现当代中东国际政治和相关国家政治稳定等产生了多层面影响。因此,对于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运动历史与现实进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其考察和研究立足于历史问题,并且要关照当代库尔德政党的政治演进。本文以中东库尔德民族政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现代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作为研究起点,分述中东四国库尔德民族运动发展与库尔德政党运动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内部发展动力和对外关系,分析中东国家库尔德政党间的内在政治关联和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以历史学为基础研究方法的同时,审慎地借鉴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为本文的论述和阐述创造更加客观和中立的立论基础和研究视角。本文由八部分组成,绪论和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缘起和研究观点。正文由六章组成,主要论述了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运动的三个主要问题: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运动产生、现代库尔德政党创立与政治演变、当代库尔德政党的政治转型及其政治理念。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及其解体前后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在帝国内部的孕育与产生。本章认为,奥斯曼帝国中心城市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部落贵族家庭和库尔德政治活动家是第一代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创始者和传播者,为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奠定了历史基础。第二章分阶段论述了土耳其建国初期的库尔德民族运动,以及库尔德民族运动在共和国政治中的复兴进程,重点论述了土耳其库工党的建立、意识形态及其游击战争,以及土耳其政府应对库工党问题采取的多重策略。本章认为,土耳其建国后凯末尔政府制定的“一族一国”国家建构模式及其实行的土耳其化政策是引起库尔德民族运动抗争和复兴进程的根本原因,土耳其库工党的建立及其激进政策和行为手段是对土耳其政府民族同化政策的激烈反抗。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土耳其库工党政治转型以及库尔德和平进程产生、发展及其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章认为,厄贾兰被捕宣告了库工党游击战争和军事政策的失败,库工党进入政治转型期,并形成了扁平化和伞状化的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组织,实现了库工党政治体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转型。同时,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执政后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承认了部分库尔德民族权利,2009年后打开了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大门。但是,库尔德和平倡议并未形成实质性政治共识,双方的关键性政治分歧以及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的地区形势变化导致库尔德和平进程暂时搁浅。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现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起源,以及伊拉克库尔德政党运动演变进程的早期阶段。本章认为,20世纪4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进入政党化时期,巴尔扎尼家族的部落主义权威与现代库尔德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结合生成了伊拉克库民党。50至80年代期间,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主要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其一是库尔德政党与伊拉克政府之间民族和解进程的失败及其军事冲突;其二是伊拉克库民党和库爱联党之间的民族政治分裂与相互内耗,这些因素导致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陷入低潮期。第五章主要论述了1991年以来伊拉克库区自治与政治体系建构,以及当代伊拉克库区政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本章认为,1991年海湾战争为伊拉克库区自治创造了历史性条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新伊拉克联邦制建构为伊拉克库区政治体系合法化和一体化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全面支持,由此,伊拉克库区历史性地产生了高度自治的政治体系。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叙利亚和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与库尔德政党运动的历史嬗变和现状问题,其中侧重于研究和阐释当代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的政治格局,以及目前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相关问题。本章认为,叙利亚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发展进程是叙利亚库民联党政治方面崛起的主要因素,厄贾兰的民主邦联主义思想和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的政治指导是叙利亚库民联党的主要政治理念和实施其罗贾瓦自治的政治和思想基础,目前北叙利亚联邦的政治前景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成为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中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传统伊朗库尔德政党走向衰败化和分裂化,新兴政党政治影响力有限。总之,本文以中东库尔德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为中心,以纵向历史演变脉络和横向案例分析论述了一系列关于现当代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和库尔德政党运动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
二、苏联政党体制的历史考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联政党体制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发端与发展 |
| 2.1.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 |
| 2.1.2 巴黎公社的失败与教训 |
| 2.1.3 对“反对一切权威”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
| 2.1.4 《论权威》及其它着作的理论总结 |
| 2.2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2.1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建立党中央权威 |
| 2.2.2 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中维护党中央权威 |
| 2.2.3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树立执政党权威 |
| 2.2.4 列宁领导核心制的确立、维护与延续 |
| 2.3 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的塑造、形成与发展 |
| 2.3.1 政党权威观念的前提与塑造 |
| 2.3.2 政党权威的形成、突破与底色 |
| 2.3.3 政党权威的实现逻辑和基本特征 |
| 第3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逻辑 |
| 3.1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服从于战争的领导法则 |
| 3.1.2 新中国成立初期:构筑自上而下的执政党领导体制 |
| 3.1.3 改革开放新时期:拓展了从严治党的崭新功能 |
| 3.1.4 进入新时代: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
| 3.2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动力 |
| 3.2.1 领导权问题是一切革命运动的首要问题 |
| 3.2.2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现实要求 |
| 3.2.3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驱动 |
| 3.2.4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需要 |
| 3.3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 |
| 3.3.1 党内民主与集中相统一 |
| 3.3.2 党员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
| 3.3.3 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自主性相统一 |
| 3.3.4 领袖权威与政党权威相统一 |
| 第4章 请示报告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 |
| 4.1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出台 |
| 4.1.1 制定《条例》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
| 4.1.2 定义“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基本概念 |
| 4.1.3 明确开展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的基本原则 |
| 4.1.4 建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工作体制 |
| 4.2 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的运行机制 |
| 4.2.1 请示报告的主体 |
| 4.2.2 请示报告的内容 |
| 4.2.3 请示报告的程序和方式 |
| 4.2.4 请示报告督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
| 4.3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工作机制 |
| 4.3.1 领导干部作为报告主体的界定 |
| 4.3.2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内容 |
| 4.3.3 建立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工作机制 |
| 4.3.4 严格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和运用 |
| 第5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优势与现状分析 |
| 5.1 请示报告制度的显着优势 |
| 5.1.1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
| 5.1.2 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
| 5.1.3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 5.1.4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5.2 请示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请示报告意识不强 |
| 5.2.2 请示报告内容把握不准 |
| 5.2.3 请示报告程序和方式不规范 |
| 5.2.4 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 |
| 5.3 请示报告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 |
| 5.3.1 制度意识不强 |
| 5.3.2 制度规定不够完善 |
| 5.3.3 制度执行存在偏差 |
| 5.3.4 自身利益在作祟 |
| 第6章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请示报告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与实践要求 |
| 6.1 激发请示报告制度的内生动力 |
| 6.1.1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
| 6.1.2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 |
| 6.1.3 强化制度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 |
| 6.1.4 提高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
| 6.2 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 6.2.1 政治控制与党的全面领导 |
| 6.2.2 请示报告制度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 6.2.3 置于中国党政体制之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2.4 作为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 |
| 6.3 严格执行作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1 权威、领导与服从:党的纪律建设的内涵与外延 |
| 6.3.2 作为政治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3 作为组织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4 作为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4 发挥批示指示制度的下行复合功能 |
| 6.4.1 批示指示的概念与特征 |
| 6.4.2 批示指示的运行机制 |
| 6.4.3 批示指示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6.4.4 批示指示制度的规范化建设 |
| 6.5 通过“学、用、考”方式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
| 6.5.1 做好请示报告制度的学习培训工作 |
| 6.5.2 制定好请示报告制度的具体落实措施 |
| 6.5.3 加强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 四、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党内民主 |
| 一、党内民主的支撑要素 |
| 二、党内民主的价值 |
| 三、党内民主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党内民主建设 |
| 一、党内民主价值厚植于政党目标 |
| 二、党内民主原则取决于政党类型 |
| 三、党内民主形态孕育于政党生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
| 一、基于政党基本性质的内容体系 |
| 二、基于政党价值指向的主要特征 |
| 三、基于政党发展目标的建设逻辑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 二、列宁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 第二节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 |
| 一、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强调党内民主价值 |
| 二、普列汉诺夫追求党内广泛民主 |
| 三、卢森堡主张制约党内权力以保障党员权利 |
| 第三节 西方学者关于党内民主的主要见解 |
| 一、关于党内民主的属性 |
| 二、关于党内民主的功能 |
| 三、关于党内民主的价值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脉络 |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首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先河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与运用 |
| 二、党员权利资格的设置与实践 |
| 三、党内权力的结构及其运行 |
| 四、党内民主建设停滞、倒退后陷于无序状态 |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道路探索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沿袭与调整 |
| 二、党员权利内容的规定与延伸 |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机制建设 |
| 四、党内民主建设迷失方向直至改旗易帜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曲折创新党内民主发展机制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与创新 |
| 二、党员权利范围的明晰与扩展 |
|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 |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持续推进 |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多样性探索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党员权利保障的细化与救济 |
| 三、党内权力的适应性集中与制约 |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形式多样性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分析比较 |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逻辑 |
| 二、党员权利匮乏的历史根源 |
| 三、党内权力集中的政治生态 |
| 四、建立党内制度的现实局限 |
| 五、党内政治生活陷入极端民主化的背景性分析 |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调整 |
| 二、党内民主理念的文化基础 |
| 三、党员权利扩展的客观环境 |
| 四、党内生活制度化的现实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创新 |
| 二、党内民主价值的历史形成 |
| 三、“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的执政生态 |
| 四、构建党内制度体系的现实支撑 |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发展 |
| 二、党内权力集中的历史渊源 |
| 三、党员权利保障的时代背景 |
| 四、探索党内制度形态的现实条件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
| 一、强化政党意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 |
| 二、履行政党职能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指向 |
| 三、保障党员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 |
| 四、规制党内权力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五、完善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保障 |
| 六、培育政党文化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长效滋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渊源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相关概念 |
| (一) 政党制度的概念、类型与影响因素 |
| (二)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概念与范围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与政党关系理论 |
| (二)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时代背景 |
| (一)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时代方位 |
| (二) 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大国因素 |
| (一) 苏俄多党合作的示范效应和历史遗产 |
| (二) 战后苏联“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 |
| (二)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 |
| (三)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实践发展 |
| 一、多党合作在苏俄的试验与终结 |
| (一) 多党合作在苏俄的试验 |
| (二) 多党合作在苏俄的终结 |
| (三) 多党合作在苏俄终结的原因 |
| 二、多党合作制度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发展 |
| (一) 多党合作制度在东欧的确立、发展与嬗变 |
| (二) 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 |
| (三) 多党合作制度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演进 |
| 三、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实践创造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比较 |
| 一、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比较 |
| (一) 革命道路和方式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 |
| (二) 政治文化传统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 |
| 二、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认知比较 |
| (一) 多党合作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比较 |
| (二) 多党合作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认知比较 |
| 三、多党合作制度的主体比较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程度和力量对比 |
| (二) 民主党派的性质特点和力量对比 |
| 四、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机制比较 |
| (一) 领导机制比较 |
| (二) 合作机制比较 |
| (三) 协商机制比较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经验教训与现实思考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经验教训 |
| (一) 立足国情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
| (二) 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
| (三) 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
| (四) 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标准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现实思考 |
| (一) 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二)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发展 |
| (三) 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四) 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承担的课题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内涵与本质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内在本质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的类型与特征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基本类型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的主要特征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要素与机理 |
| (一)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组成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逻辑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锤炼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 |
| (二)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理由 |
| (三) 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生成基础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历史探索 |
| (一) 在武装夺权中确立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地位 |
| (二) 在全面建设中壮大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力量 |
| (三) 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转型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现实际遇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党的权威塑造主体造成的局部冲击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的锤炼路径 |
| (一) 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 |
| (二) 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 |
| (三) 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建构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意志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 |
| (二) 党的意志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 |
| (三) 党的意志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历史演进 |
|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主题 |
| (二)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涵义 |
| (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主旨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现实状态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 |
| (二) 资本逻辑对党的权威塑造内容造成的一定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内容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建构路径 |
| (一) 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二) 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三) 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拓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 |
| (二) 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 |
| (三) 党的体制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历史考察 |
| (一) 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 |
| (二)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现实考量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 |
| (二) 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介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介体的拓展路径 |
| (一) 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 |
| (二) 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 |
| (三) 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夯实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的重要作用 |
| (一)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 |
| (二)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客体变量 |
| (三) 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根本力量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在历史中的激活 |
| (一) 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 |
| (二) 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 |
| (三) 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在现实中的发展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 |
| (二) 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造成的一定影响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客体的夯实路径 |
| (一) 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
| (二) 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 |
| (三) 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巩固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的重要作用 |
| (一)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 |
| (二)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衡量标准 |
| (三) 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效果体现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在历史中的推进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 |
| (二)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渐提升 |
| (三)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改革开放中的不断深化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在现实中的体现 |
| (一) 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 |
| (二) 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 |
| (三) 以提高认同质量为主导的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时代构筑 |
| 四、巩固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效果的有效路径 |
| (一) 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 |
| (二) 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 |
| (三) 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若干理论认识 |
| 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
| 二、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 |
| 三、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 |
| 四、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 |
| 五、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 |
| 六、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
| 七、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依规治党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 |
| (一) 依规治党的概念厘定 |
| (二) 依规治党的基本特性 |
| (三) 依规治党的相关命题 |
| 二、依规治党的要素构成 |
| (一) 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 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 依规治党的介体 |
| (四) 依规治党的环体 |
| 三、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 |
|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 (二) 有利于规范社会价值导向 |
| (三) 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框架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演进(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流变(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1978-2012)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新进展(2012-) |
| 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分析的逻辑理路 |
| (一) 秉承刚柔并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二) 秉承体用合一,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三) 秉承知行统一,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四) 秉承重点全面并行,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五) 秉承内外良性互动,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第三章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一、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 |
| (一)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思想自觉 |
| (二)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行动自觉 |
| 二、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 |
| (一)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
| (二) 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
|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 |
| (二) 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 |
|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 |
| 第四章 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一、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 |
| (一) 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规矩体系 |
| (二) 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
| 二、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 |
| (一) 倡导中国气派 |
| (二) 走向规范之路 |
| 三、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 |
| (二) 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 |
| (三) 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 |
| (四) 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 |
| 第五章 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一、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 |
| (一) 同党所处时代党的历史任务相融合 |
| (二)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融合 |
| 二、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 |
| (一) 在真抓实干中严格执规 |
| (二) 在考核奖惩中严格执规 |
| 三、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 |
| (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 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 |
| (四) 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
| 第六章 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一、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 |
| (一) 领导干部带头讲政治 |
| (二) 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 |
| 二、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
| (一) 全程全域严格党员标准 |
| (二) 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 |
| 三、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 |
| (二) 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 |
| (三)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 (四) 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
| 第七章 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一、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 |
| (一) 党内监督覆盖全体党员 |
| (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二、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 |
| (一) 外部监督倒逼恪守初心 |
| (二) 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系 |
| 三、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 |
| (二) 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 |
| (三) 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 |
| (四) 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 |
| 第八章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机遇 |
| (一) 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 |
| (二) 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 |
| (三)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 (四) 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挑战 |
| (一) 部分党员规矩意识未树牢 |
| (二)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 |
| (三) 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 |
| 三、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 |
| (一) 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 |
| (二) 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 |
| (三) 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 |
| (四) 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 |
| (五) 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 |
| (六) 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回顾及其发展动态 |
| 三、研究趋势的研判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关系的解释 |
| 一、西方“列宁学”的误读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历史逻辑 |
| 一、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
| 二、科学国家观的萌生 |
| 三、科学国家观的发展和完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二、国体与政体统一论 |
| 三、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回归社会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
| 第四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发展的主要体现 |
| 一、深化国家本质与职能研究,以国家本质规定治理的本质 |
| 二、发掘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公共性体现治理的功能 |
| 三、深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 |
| 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观,以国家发展引领治理的指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语境和历程 |
| 第一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改良论”的批判和“革命式”的论证 |
| 一、以“两种道路”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
| 二、批判“改良论”以及论证“革命式”道路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 |
| 一、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际背景 |
| 二、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内形势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
|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前的国家治理 |
| 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国家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容 |
| 一、经济治理: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和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 |
| 四、政党治理: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经验 |
| 一、组织与政党:以俄共(布)为中轴带动治理 |
| 二、政治与制度:以国家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 |
| 三、文化与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整合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以符合时代与现实国情为基础 |
| 二、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 |
| 三、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
| 一、整体论:全球视野与系统诊疗 |
| 二、辩证法:矛盾分析中的批判、超越与建构 |
| 三、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历史——现实”框架与实践逻辑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 |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民族化道路 |
|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 |
| 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
| 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时代把握和艰辛探索 |
| 二、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推进与实践 |
| 一、经济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体系: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统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习近平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
|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
|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第四节 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 |
| 一、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二、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三、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 小结 |
| 第七章 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整体性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一、有机联系:“六个统一” |
| 二、主要区别: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与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 |
| 三、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注重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运用与创新 |
| 一、矛盾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 |
| 二、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 |
| 三、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 |
| 四、价值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库尔德研究学术史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与现代库尔德民族运动 |
| 第一节 晚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 |
| 一、谢赫乌拜杜拉动乱及其性质辨析 |
| 二、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起源 |
| 三、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的孕育和出现 |
| 四、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特征及局限性 |
| 第二节 自治或建国:库尔德斯坦独立进程的历史机遇及其失败 |
| 一、奥斯曼帝国解体与库尔德斯坦地位问题的产生 |
| 二、库尔德斯坦高度自治或独立建国失败的原因 |
| 第二章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与库尔德政党的兴起 |
| 第一节 现代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产生与演变 |
| 一、土耳其建国与谢赫赛义德动乱 |
| 二、亚拉拉特动乱与德西姆事件 |
| 三、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复兴的背景 |
| 四、土耳其国家政治发展与库尔德民族复兴运动进程 |
| 第二节 土耳其库工党的建立与早期政治发展进程 |
| 一、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建立 |
| 二、土耳其库工党游击战的历史兴衰 |
| 三、土耳其库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的历史演进 |
| 四、土耳其库工党与伊拉克库尔德政党的复杂性关系 |
| 五、20 世纪90 年代土耳其政府应对库工党问题的政策与举措 |
| 第三章 土耳其库工党的政治转型和库尔德和平倡议进程 |
| 第一节 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与库工党的政治转型 |
| 一、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的社会政治理念及其建立 |
| 二、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的内部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正发党对库工党问题的政策 |
| 一、正发党对于库工党问题政策的提出 |
| 二、正发党政府提出库尔德和平倡议的动机及其举措 |
| 第三节 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产生、演变和失败 |
| 一、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的启动 |
| 二、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的第二阶段 |
| 三、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的第三阶段 |
| 第四节 叙利亚危机对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的影响 |
| 一、叙利亚危机对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的影响 |
| 二、科巴尼战役的国际政治影响 |
| 三、叙利亚危机以来正发党对库尔德和平倡议政策的变化 |
| 第四章 现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与库尔德政党运动进程 |
| 第一节 谢赫马赫穆德运动与南库尔德斯坦地位问题论争 |
| 一、南库尔德斯坦地位问题的产生与论争 |
| 二、谢赫马赫穆德的政治野心及其动乱的失败 |
| 第二节 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形成与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兴起 |
| 一、现代伊拉克国家形成与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 |
| 二、早期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发展的局限性 |
| 三、巴尔扎尼家族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建立 |
| 第三节 伊拉克库尔德政党的政治发展与武装斗争 |
| 一、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民党的政治冲突与内战的爆发 |
| 二、伊拉克库民党的分裂与库尔德政党格局的二元化特征 |
| 第五章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及其政治体系的建构 |
| 第一节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与库区政治体系的建构 |
| 一、伊拉克库区政治体系建构与政党政党格局的变化 |
| 二、伊拉克库区自治政治体系的运行 |
| 第二节 伊拉克联邦制构建与库尔德自治政治体系的合法化 |
| 一、伊拉克联邦制的确立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统一进程 |
| 二、近年来伊拉克库尔德政党政治格局的变化 |
| 三、库尔德执政党对于伊拉克库区的治理与建设 |
| 四、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准外交政策及其总体外交形势 |
| 第三节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
| 一、“独立公投”政治与当代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 |
| 二、伊拉克库尔德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部落因素及其影响 |
| 三、伊拉克库区军事安全部门派别化的历史、现状及其影响 |
| 第六章 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政党运动进程 |
| 第一节 叙利亚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萌生与库尔德政党运动演进 |
| 一、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叙利亚库尔德政治运动的萌生 |
| 二、叙利亚库尔德地区自治运动的背景、演进和失败 |
| 三、库尔德人与叙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四、叙利亚库尔德政党运动的历史嬗变 |
| 第二节 当代叙利亚库尔德政党格局与罗贾瓦自治 |
| 一、当前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的政治格局 |
| 二、罗贾瓦地方自治的形成 |
| 三、叙利亚库民联党罗贾瓦自治的意识形态 |
| 四、叙利亚库民联党与美国的合作:共同利益的不稳定同盟 |
| 五、土耳其对于叙利亚库民联党的强硬政策 |
| 第三节 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产生 |
| 一、希穆科动乱的兴起及其性质辨析 |
| 二、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建立与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兴起 |
| 三、马哈巴德共和国衰亡的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伊朗库尔德政党运动的历史嬗变与发展现状 |
| 一、伊朗库尔德政党运动的历史嬗变 |
| 二、加塞姆卢的民主思想与伊朗库民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
| 三、1991 年海湾战争后伊朗库尔德政党的政治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四、苏联政党体制的历史考察（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D]. 卢亮亮.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D]. 张泰. 山东大学, 2021(10)
- [4]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 吉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6)
- [5]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D]. 孙道壮. 山东大学, 2020(09)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7]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9]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10]现代中东库尔德政党研究：起源、嬗变和现实[D]. 杨玉龙. 西北大学, 2019(04)
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