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辅礽独家专访民营银行的组建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闫娟[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文中指出
刘上琼[3](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则是到了近代。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不能正常而充分的发展,这就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选择。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与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如何认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制定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工作是由党的领袖、官员、知识分子和学者共同完成的。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他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共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视角,以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一系列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重探讨围绕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知识分子和学者通过聚焦时代需求形成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展开资本主义问题研究,从而形成研究成果;中共领袖和官员对这些知识分子和学者观点的采纳、提炼和升华,制定出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相关政策,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围绕上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全文分成六部分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部分为绪论,依次探讨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的学术史回顾,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本文展开研究的理论来源等问题。第一章由三节内容构成,主要探讨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中共知识分子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和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特点,由此提出比较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理论,进而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探索一条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道路。第二章分成三节,首先探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围绕调整、限制、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继而探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认真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遗留的问题基础上,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三章分成三节,主要探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历史研究和经济建设两个领域,破除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左”倾错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引入资本主义有利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不断引领和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第四章也分为三节,根据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新趋势,中共领导学术界分别对微观层面上如何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如何解决因资本主义因素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以及批判西方右翼势力提出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不断引领和指导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善与发展。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分别从理论上对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以及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蒋捷媛[4](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王新有[5](2019)在《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放权让利的国有企业改革旨在让国有企业回归其法人属性,但这只是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阶段。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已经确认国有企业法人属性的基础上对其予以分类改革,时下所展开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正是现代化改革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推进本身亦折射出改革对象的复杂性,如何在类型化的改革思路下进一步展开制度的精细化建设成为应对复杂性的内在要求。精细化的制度建设乃建立于对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准确认知基础之上,而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公益性国有企业还不足以辨认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也尚未深刻揭示出国有企业的复杂性。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公益性国有企业而言,其功能属性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中更显模糊,以致相应的改革政策难以完全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因此,将视角聚焦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与改革路径,可以作为加快国有企业全局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之所以尚未得到准确认识,在于其始终摇摆于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之间。进言之,无论是以市场属性还是以公共属性的单一视角来描述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都存在一些难以自洽的逻辑困境和实践难题。事实上,这恰恰构成竞争性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本质:与公益性国有企业相比,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微观上具有市场属性;与民营企业相比,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宏观上具有公共属性。微观上的市场属性和宏观上的公共属性应当作为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贯彻于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细化制度建设之中。本文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上述功能属性出发,在梳理既有的制度安排下,认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机制、股权多元化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反垄断规制等制度系统中依然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根据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对这些具体制度予以调整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一是退出机制改革。在范围上,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公益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有明确的边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要求。然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基于自身功能属性所在,在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滥用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制也有所不同。这决定着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具体设计既要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相一致,又要与市场环境相适应。但也应注意,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不是为了退而退,还应考虑企业今后的发展,所以在具体退出模式的选择上,应从实际出发,因企制宜。二是股权多元化改革。竞争性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市场属性内嵌着资本进入与退出的自由,旨在破除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多元化改革在所难免。然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宏观层面公共属性的存在又导致股权多元化改革必然受到公共性制约。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平衡,难以进行“一刀切”式的判断,而须在细分竞争性国有企业具体类型的基础上采取差异化策略。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市场属性比公共属性更为突出,在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应当坚持平等赋权原则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原则,根据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状况适当选择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并进一步推进员工持股改革。与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改革趋势不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竞争性国有企业更加强调聚合式改革理念。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竞争性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应当贯彻这一理念,保障国有经济控制力并强化党的领导。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虽然基于规模效益的考虑需要实施垄断经营,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自然垄断行业中逐渐衍化出一系列竞争性国有企业,并同样面临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难题。对自然垄断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应从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全资的国有企业两个维度分别展开。三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已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共识,但承担不同功能或具有不同属性的国有企业,对应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方式和监管策略也应有所不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系统。竞争性国有企业兼具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此为起点完善国有资本授权投资运营公司、国资委等相关主体的运行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隔离带”和“调制解调器”,应当在这一定位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为弱化由此带来的国资委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过度干预,可以引入社会化董事制度。国资委应当依照国务院出台的职能转变方案积极行使监管权力,尤其要注重精细化的分类监管。四是对垄断行为的规制。由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宏观层面公共属性的存在,相比广大民营企业而言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垄断地位。相比公益性国有企业而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正当性又因其微观层面的市场属性而遭受质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需要防止政府公权力的过度干预,也要防止各种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的扭曲后果。竞争性国有企业通常依托行政权力取得垄断地位,所取得的垄断地位在市场机制中还会呈现出明显的传导效应和协同效应。因此,兼具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竞争性国有企业一旦取得垄断地位,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更为深远,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反垄断规制。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反垄断规制应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构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的互动机制,根除竞争性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不当关联,塑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二是限定反垄断规制中承诺制度的适用,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垄断一方面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与行政权力关系过密,一般不应适用承诺制度;三是完善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机制,承诺制度的限定适用必然增加反垄断执法的工作负担,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机制有助于弥补由此带来的执法缺口。
王爱武[6](2018)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国企混改的进程非常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个案出现,从1993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实施,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确认却晚于这些实践工作。我国混改经历了先试点,再调整,最终以理论、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这与我国改革过程中行动领先理论的特点相符。国企混改过程中,国企需要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逐步公司化、股份制,管理方式也从行政管理转变为公司治理。国有出资人身份的转变与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相伴而行,也开始了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的行为。1993-2003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欠佳,制度体系不健全,导致混改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了加强约束,国家在立法工作上强化了维护股东权益的立场,这使得公司治理行为在我国实施之初,就采取了股东会中心的治理模式。后来随着国企推进股份制工作,大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与国有出资人同时出现大量个人投资者,形成中国最早的“中小股东”。他们数量众多,又属于纯粹的财务投资,导致公司治理行为又具备了一些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特点。我国上市公司最早以国企为主,国有股东直接任命企业经营者,导致大股东与内部人利益一致,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公司治理行为,这是一个久拖未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迈进。国企混改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深化而加快速度、加大力度,而传统的国企公司治理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发展需要。本文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国企混改历程的分析,探讨国企混改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混改国企的公司治理趋势与模式选择。本文研究主题是混改过程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现状,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全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种形式,以及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概况。第二节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方式。第三节回顾了我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沿革。第三章是从公有制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出资人身份研究。其中,第一节回顾了建国初期至1978年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时的国家出资人作为国营企业所有者的总貌,以及当时暴露出的两个尖锐问题,是国家出资人作为国企所有者三重身份叠加问题,以及国企中内部人的劳动激励与约束问题。第二节研究回顾了国有出资人旨在提高国企效率展开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分析了出资人与企业在改革方面存在的偏差问题。本章特别指出,国有出资人试图摆脱国企债权人的角色,但在当时外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该目标并未达成。第三节系统阐述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随着外部市场的不断发展,国有出资人努力从国企所有者向股东转化,通过混合来促进国企转型改革。第四节描述了国有出资人如何建立了财政部门+国资委的国资、国企监管模式,并解读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第四章是混改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及成因剖析。第一节深入探讨了我国股份制公司以及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和特性问题,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系统成因。第二节系统阐述了混改中国企公司治理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问题,二是国企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第五章是关于伪公司治理结构的解析。本章分为四节,探讨了伪公司治理的定义和特征,成因及土壤,及其对混改的危害,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第六章是国际的公司治理借鉴,本章介绍、分析了英美的自由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与日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及各自局限,并提出对我国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借鉴经验。第七章是国企混改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历史及未来趋势。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我国的应用经验,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同时分析了以此为基础的国企混改难点。第二节提出本文的观点,未来混改国企需要采纳利益相关者中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以促进资本的“共融”,并描述了利益相关者中心的独特特征。第三节系统阐述了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定位和应发挥的优势,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利益相关者中心的公司治理环境和行为。第八章是未来国企公司治理效率优化的微观机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阐述混改对不同所有制资本提出的新要求,并指出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各自需要做出的努力和调整。第二节指出不同资本形成的系统性垄断格局,这种格局必须予以打破,否则可能使企业混改流于形式。最后是案例分析。作者希望通过对民航业中的海航控股混改的案例分析来印证本文的部分分析结论和预测。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于国有出资人的身份转变行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经济系统发展初期,政府被迫为国企选择了一条以保护自身权益为主要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前的治理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未来的企业混改突出的是资本混合。混合并非毫无条件、毫无界限,新的混改政策已经消除针对所有制的歧视性条款,但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混改仍然需要较多的特定条件和因素才能顺畅运行。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及民营企业在改革40年来都已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不停地发展壮大。新时期的混改是基于市场需要,基于资本回报要求的混改,不再是以前“抓大放小”行政命令主导的企业处置。资本之间不契合,企业之间不了解,行为方式不相容,都将扭曲企业混改。从一些混改案例看,理想状态的混改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但只要各股东还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去争夺控制内部人,混改就会扭曲变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提出了伪公司治理结构,指出这是一种国有企业混改不彻底的表现,最终导致公司治理沦为形式,出资人对国企的管理又不得不回到行政管理的老路上。二是提出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生态与运转原则。通过让国有出资人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框架,引导参与混改的资本方弱化对内部人的争夺,共同为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努力。三是从国有出资人角色转变视角重新梳理了国企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历程,分析了政府作为国营、国有企业出资人,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三重身份叠加效应,逐步通过改革措施转换为目前主要公司制、股份制国企的股东角色,履行资本运营、过程监督职责。四是指出国有出资人已经通过改革从公司治理层面摆脱了“所有者缺位”困境,填补了“监管缺位”,使国资监管和国企管理走向更加市场化的阶段。本文研究领域跨度较大,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并重,兼顾中外,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整理法、历史考察法,以及比较分析法。
苏峰[7](2018)在《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受苏联模式影响以及长期被“左”的思想所禁锢,中共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认为公有制结构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不断“过渡”和“升级”,最终成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按劳分配也被异化为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调动多方积极性,多种经济成分经历了从默认、限制到引导、促进的过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贸经济、集多种经济成分于一体的股份制经济,以及获得法定地位的私营经济,经过十多年的突破与发展,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改革开放40年来,多种经济成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培育市场竞争环境、解决人民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聚焦1978年至1988年多种经济成分的复苏和兴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正反两方面经验,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1978年至1988年,北京城乡多种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多种联产责任制和安置待业青年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从实际出发、探索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京郊之路”和推动乡村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有力推动了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的崛起;引发全国关注的“牛奶难”问题及其解决过程,展现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探索;改革开放后十年间,商业流通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对个体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和合资饭店,标志着外资经济在北京的起步;中关村一条街早期的三个争论和三次风波,特别是股份制改革尝试、政府作用对民营科技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正是这些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力促进了购销政策、物价政策、商业流通、财政管理、街道管理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突破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深刻改变了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总的来说,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呈现出国有和集体经济主体地位巩固、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特点,扭转了人们此前的思想观念,迎来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从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所有制政策的根本依据;二是生产力标准是构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客观标准;三是解放思想是推动所有制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四是政府推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有力支撑;五是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时代使命,不能站在今天苛责昨天。改革开放后这十多年北京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基本做到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内在需求和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特色鲜明,成绩突出,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张俊[8](2016)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研究指明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三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三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三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邓沛琦[9](2015)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三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陈振平[10](2013)在《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广泛创建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综合的结果。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可以在民国时期寻找到一些渊源。民国时期的合作社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一种工具,与政权紧密结合,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以苏联合作社为样板实行计划合作经济的道路,将合作社作为实现农业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纳入到国家统一的经济建设计划之中。这个时期的供销合作社作为连接城乡物资流通的桥梁,以统购统销或派购的方式将农村生产的物资转移到城市,将城市的工业制成品转移到农村,在这个过程中的工农业产品价值剪刀差帮助工业化积累了资金。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力量开始从基层的微观经济细胞中撤出,市场的力量开始成为引导基层市场运行的强大的动力,供销合作社开始探索办“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实际上,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并不意味着供销合作社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建成为众所期待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反倒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改制)一度变得无从下手。到了21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新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起连续11年下发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将供销合作社更进一步地纳入到“三农”问题的整体框架中,从提供农业产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沟通城乡流通,服务三农中的作用。从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的历程看,中国供销合作社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再到后来的萎缩、复苏,贯彻了一条核心线索就是供销合作社与国家、市场的关系。供销合作社是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依靠国家力量,服务国家现代化战略,服务城乡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设计。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在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具有服务三农和民生等社会性因素的考量,在支持市场竞争中相对落后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各方面都会想起借用合作社这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总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研究目标与主题,界定论文基本概念及范畴,搭建文章基本框架并对文献进行综述,介绍使用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主要从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思想渊源、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实践渊源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三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主要研究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国家运动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绩效及评价四个部分。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市场化探索。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市场化探索的过程、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以及市场化探索的绩效及评价。第五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及评价。第六部分是新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主要研究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第七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经验借鉴。主要研究国内外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比较及借鉴启示。第八部分是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主要包括对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既有模式的总结、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新模式、及关系供销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二、董辅礽独家专访民营银行的组建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董辅礽独家专访民营银行的组建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提出问题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范围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2.5 小结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3.4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4.3 MPC-75项目 |
4.4 三步走战略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4.4.2. MD-90 |
4.4.3. AE-100 项目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6.5 小结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7.1.1. 新舟60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7.3 大飞机论证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7.3.2. 第一次论证 |
7.3.3. 第二次论证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7.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
(一) 扩展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视野 |
(二)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
(三) 有助于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一) 国内中共党史的相关研究动态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动态 |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研究动态 |
(四) 对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与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三、本文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 基本概念 |
(二)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理论来源 |
(一) 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形成及其不同形态的主要论述 |
(二) 有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论述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研究 |
一、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早期认识 |
(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 |
(二) 论战双方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早期认识 |
(三) 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初步认识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早期探索提供理论依据 |
二、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
(一)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 |
(二) 抗战时期中共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批判 |
(三) 抗战时期中共领袖对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系统阐述 |
三、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 |
(一) 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早期实践 |
(二) 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 |
(三) 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的研究与反思 |
一、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关问题的研究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历史任务的转变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二) 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研究 |
二、探索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
(一) 指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 |
(二)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与过渡理论 |
三、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一) 在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
(二) 学术界总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理论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对中国资本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与创新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 |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资本主义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与研究 |
(一) 对近代以来中外经济关系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
(二) 对传统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
(三) 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
(四) 对传统市场的再认识与再研究 |
(五) 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再研究 |
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 |
(一) 20世纪80年代早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立 |
(二) 20世纪90年代早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
(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
第四章 新世纪以来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研究和新认识 |
一、新世纪以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研究 |
(一) 党的十六大前后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研究 |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研究和新政策 |
二、“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与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
(一) “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及其为政府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对“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
(一) 西方提出“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 |
(二) 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论断 |
结论 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经验与意义 |
一、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 |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途径 |
(二) 中共领袖、官员、知识分子与学者共同构成了认识与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主体力量 |
(三) “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主要掣肘因素 |
二、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
(一) 正确认识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
(二) 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 |
(三) 有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后记 |
(4)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理论意义 |
1.1.2 现实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1.5.1 外资企业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1.5.3 利益集团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3.1.3 结果分析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4.1.3 国务院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6.1 概述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7.3.1 研究假设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从市场化角度研究竞争性国有企业自身发展 |
(二)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地位及作用等角度进行研究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或模式的探讨 |
(四)国外有关文献概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一)本文研究的重难点有 |
(二)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进路:功能属性视角的切入 |
一、现代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 |
(一)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思路 |
(二)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分类的比较考察 |
(三)国有企业的分类原则和维度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 |
(一)微观上的市场属性: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公益性国有企业的比较 |
(二)宏观上的公共属性:竞争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比较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功能属性的界定 |
三、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四条改革路径 |
第二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与规制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存在范围:“竞争性”与“公益性”的边界 |
(一)现有认识简述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存在范围分析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分析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市场支配地位取得之特殊性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滥用主体地位之特殊性 |
(三)竞争性国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判断的特殊性 |
(四)竞争性国有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的特殊性 |
三、竞争性国企的市场退出与法律规制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的法律机制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退出模式 |
第三章 公平竞争理念下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一、股权多元化改革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
(一)国有企业的产权缺位及其主要后果 |
(二)股权多元化改革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 |
(三)股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定位与分类改革 |
二、充分竞争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一)充分竞争行业的界定与特征 |
(二)充分竞争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原则 |
(三)充分竞争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改革路径 |
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一)“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内涵分析 |
(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原则 |
(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改革路径 |
四、自然垄断行业中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 |
(一)自然垄断行业的存在基础及其可竞争性 |
(二)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必要性 |
(三)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路径 |
第四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
一、从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 |
(一)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历程与局限 |
(二)从“资产”到“资本”:竞争性国企授权经营的理念转变 |
(三)竞争性国企中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
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具体制度安排 |
(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功能定位 |
(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三、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关系构建 |
(一)国资委的存废之争与法律定性 |
(二)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 |
四、国资委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监管边界 |
(一)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理念转变 |
(二)国资委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监管的具体向度 |
(三)国资委监管权力的运行机制 |
第五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取得与反垄断规制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的生成与危害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的生成脉络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的危害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反垄断规制的理论依据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的特殊内在机理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取得的特殊性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实施的特殊性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反垄断规制策略 |
(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的互动机制 |
(二)反垄断规制中承诺制度的限定使用 |
(三)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机制:对执法不足的填补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6)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关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 |
二、关于混合经济的研究 |
三、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研究 |
四、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三、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状况及在我国的实践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 |
一、马列主义经济学中“混合”的内涵 |
二、西方经济学“混合经济”的内涵 |
三、国外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概况 |
四、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概况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及特点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历史实现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分类特点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演化 |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渐进式明确 |
二、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探索性继承 |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政策的系统性确立 |
四、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新论述 |
第三章 我国国有出资人身份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公有制背景下的国营企业 |
一、国家出资人与国营企业 |
二、国家出资人的多重身份 |
三、内部人激励及约束问题 |
第二节 国营企业的初始改革 |
一、国营(有)企业改革框架的再认识 |
二、国有出资人与国营企业的事权改革 |
三、国有出资人与企业内部人的激励偏差 |
四、国有出资人自身改革 |
五、国企债权人身份困境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一次混改 |
一、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抓大放小” |
二、国有出资人与“政企不分”问题 |
三、国有出资人股东身份的迁移 |
四、国企外部治理模式改革的初始探讨 |
第四节 股东身份的国有出资人 |
一、1993-2003年外部治理模式改革及困境 |
二、2003年后国有出资人股东权利新模式 |
第四章 一次混改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
第一节 一次混改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 |
一、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问题 |
二、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特性问题 |
三、混改国企的资产流失问题 |
第二节 一次混改国企公司治理重要理论问题 |
一、“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 |
二、劳动力价值问题 |
第五章 一次混改国企治理的关键问题:伪公司治理结构 |
第一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和特征 |
第二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与成因 |
第三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危害及解决 |
第六章 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特点和借鉴 |
第一节 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一、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二、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第二节 日德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一、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二、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第三节 经验借鉴 |
第七章 二次混改国企治理模式构建难题及解决 |
第一节 二次混改主体的新要求 |
一、国有资本制度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
二、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机制的建立 |
三、混改民营资本自身短板的克服 |
第二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实施 |
一、二次国企混改的难点 |
二、实施难题的破解思路 |
三、系统性垄断的独有性 |
第三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路径假设 |
第八章 二次混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
第一节 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 |
一、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时代选择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提升作用 |
三、我国不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分歧 |
第二节 未来治理模式选择: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 |
一、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基本内涵 |
二、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积极意义 |
三、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实施条件 |
四、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独特生态 |
第三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中各方的定位 |
一、国有出资人的定位 |
二、债权人参与治理的定位 |
三、其他出资人的定位 |
四、企业内部人的定位 |
第四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实施中待解决问题 |
附录:海南航空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研究 |
一、海航混改的基本情况 |
二、海航的公司治理问题 |
三、案例启示 |
结论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二、研究界定与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四、创新点与研究难点 |
第二章 城乡多种经济形式兴起的动力 |
一、多种联产责任制的联动效应 |
(一)改革开放前夕的京郊农村 |
(二)多种联产责任制调动多方积极性 |
(三)多种联产责任制效应分析 |
二、城市待业青年问题推动多种经济形式兴起 |
(一)北京就业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
(二)各项改革开始突破现有政策 |
(三)安置就业使多种经济形式迎来发展契机 |
(四)北京产业结构的优化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创新与所有制调整 |
一、京郊之路:集体经济的搞活放开与适度规模经营 |
(一)窦店开展多种经营 |
(二)四季青实行专业化生产和横向联合 |
(三)适度规模经营的试点与波折 |
二、乡镇企业的转型与高速发展 |
(一)社队企业实现历史转折 |
(二)政社分开与高速发展 |
(三)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分析 |
(四)北京乡镇企业的主要特点 |
第四章 个体、私营经济的回归与发展 |
一、北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分析 |
二、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推动国家、集体、个人“三足鼎立” |
(一)“放开”“搞活”阶段 |
(二)深入到体制改革阶段 |
三、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与个体经济 |
(一)向街道放权,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
(二)部门利益博弈下的街道个体经济 |
四、北京市个体、私营经济基本分析 |
(一)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基本情况 |
(二)个体工商户收入基本情况与来源分析 |
(三)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环境简析 |
第五章 农村国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
一、京郊国营农场发展概述 |
二、所有制结构改革促使“喝奶难”问题根本解决 |
(一)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 |
(二)引发全国关注与基本解决 |
(三)所有制结构改革促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
三、农场系统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 |
(一)农场系统乡镇企业的兴起 |
(二)京郊农垦系统三资企业的起步 |
(三)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畜牧业结构 |
第六章 外资经济在北京城乡的起步 |
一、外贸体制开始实行承包制改革 |
二、三资经济的兴起 |
(一)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的艰难起步 |
(二)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的兴建 |
三、北京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
四、外资经济对北京经济结构的影响 |
第七章 民营科技经济的迅速崛起 |
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 |
二、早期的三个争论与三次风波 |
(一)三个争论与股份改制尝试 |
(二)三次风波 |
三、民营科技经济初步形成中的政府作用分析 |
(一)优化高新技术发展环境 |
(二)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酝酿与初创 |
(三)试验区初创时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
第八章 结语 |
一、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理论根源、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 |
二、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主要特点 |
三、几点启示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经典着作及文献资料 |
二、着作 |
三、论文 |
四、报刊及档案 |
后记 |
(8)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从我国改革谈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结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权力的概念和分类 |
一、权力概念的多义性与确定性 |
二、权力概念的核心要素 |
三、权力的分类 |
第二节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涵义 |
二、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公共性 |
三、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推论 |
第三节 公权力的异化与矫正 |
一、公权力的异化 |
二、公权力异化的原因 |
三、公权力异化的矫正 |
第二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 |
第一节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 |
一、国家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发展历程 |
二、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 |
三、国家企业权力的定位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公共性的理论支持 |
一、企业性质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二、公共物品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第三节 我国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 |
一、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现象梳解 |
二、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 |
三、对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立法反思 |
第三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 |
第一节 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一、国家企业权力问题的宪政张力 |
二、宪法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制度安排 |
三、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 |
一、国有企业的域外分类例证 |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 |
三、国家企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
第三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 |
一、外部规制主体 |
二、内部规制主体 |
第四章 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第一节 企业设立权规制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法人制度 |
二、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原则 |
三、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程序 |
第二节 企业业务权规制——以政策性银行为例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与业务权力 |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力失范 |
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业务权规制镜鉴 |
四、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规制路径 |
第三节 国家调控权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 |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企业调控权力 |
二、国家价格调控权力的规制 |
第五章 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
一、国有资本运营的权力性与异化风险 |
二、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体制及突出问题 |
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体制定位 |
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权力规制 |
第二节 国有资本预算权规制 |
一、公共财政的控权功能 |
二、公共财政对国家资本权力的预算规制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规制 |
第三节 企业合并权规制 |
一、《反垄断法》规制国有企业合并的落空 |
二、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本质是规制政府权力 |
三、完善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进路 |
第六章 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
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分析 |
三、民营化中权力退出的路径与规制 |
第二节 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权力规制 |
一、民营化的决策规制 |
二、民营化的产权交易规制 |
三、民营化的员工持股规制 |
第三节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权力退出规制——以铁路民营化为例 |
一、垄断行业民营化的竞争规制与规制机构 |
二、民营化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规制 |
三、民营化中的铁路企业权力规制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9)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的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关于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 |
1.2.2 关于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 |
1.3 研究目的、方法与思路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思路 |
1.4 创新点与研究展望 |
1.4.1. 创新点 |
1.4.2 研究展望 |
2 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 |
2.1 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2.1.1 所有制、所有制结构与所有制形式 |
2.1.2 混合所有制的内涵 |
2.1.3 混合所有制的性质与特征 |
2.1.4 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联系与区别 |
2.1.5 产权与所有权 |
2.2 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 |
2.2.1 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理论 |
2.2.2 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 |
2.2.3 马克思的资本社会化理论 |
2.3 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 |
2.3.1 现代产权理论 |
2.3.2 国家干预理论 |
2.3.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3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模式及其特征 |
3.1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 |
3.1.1 国有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1945-1978) |
3.1.2 私有化——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1979-1996) |
3.1.3 中间道路——“新混合经济”开启(1997至2010) |
3.1.4 “大社会”运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继续推进(2010至今) |
3.2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 |
3.2.1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 |
3.2.2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条件 |
3.3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 |
3.3.1 公私混合经营模式 |
3.3.2 出售国企股权模式 |
3.3.3 引入私人资本模式 |
3.3.4 MBO模式 |
3.3.5 员工持股计划(ESOP)模式 |
3.3.6 “黄金股”模式 |
3.3.7 PPP与PFI模式 |
3.4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特征 |
3.4.1 公私并存,私有制占主体 |
3.4.2 混合产权明晰,产权交易市场化 |
3.4.3 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法律体系完备 |
3.4.4 混合型资源配置,政府投资力度大 |
3.4.5 分散决策与集中决策并存 |
4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模式及其特征 |
4.1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 |
4.1.1 宏观层面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与实践 |
4.1.2 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与实践 |
4.2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动因与条件 |
4.2.1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动因 |
4.2.2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条件 |
4.3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 |
4.3.1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分类 |
4.3.2 混合型整合上市模式 |
4.3.3 混合型合资联营模式 |
4.3.4 混合型产权联盟模式 |
4.3.5 混合型项目制模式 |
4.3.6 混合型基金模式 |
4.3.7 产品分成模式 |
4.3.8 员工持股与MBO模式 |
4.4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特征 |
4.4.1 以产权多元化为基本导向 |
4.4.2 以国有资本监管体系变革为基点 |
4.4.3 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为追求 |
4.4.4 以打造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5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思想理论演进及性质与特征比较 |
5.1 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思想理论演进 |
5.1.1 英国工党经济思想演进 |
5.1.2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 |
5.1.3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
5.1.4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
5.1.5 “第三条道路”理论 |
5.2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理论演进 |
5.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 |
5.2.2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理论 |
5.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1978-至今) |
5.3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性质与特征比较 |
5.3.1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性质比较 |
5.3.2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征比较 |
5.4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定性比较 |
5.4.1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宏观面比较 |
5.4.2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微观比较 |
5.4.3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股权结构与利益相关者安排 |
6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 |
6.1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总体情况 |
6.1.1 中英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情况比较 |
6.1.2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比较 |
6.2 中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
6.2.1 中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 |
6.2.2 指标设立、模型假设与数据采集 |
6.2.3 样本选取与描述性分析 |
6.2.4 实证分析及结论 |
6.3 基于边际分析法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
6.3.1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宏观运行分析 |
6.3.2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产权多元化分析 |
7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优化及政策建议 |
7.1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后得到的启示 |
7.1.1 打造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
7.1.2 以有为的政府为支撑,推动有效的市场 |
7.1.3 引入竞争机制,激励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生动力 |
7.1.4 创新混合所有制模式,构建混合发展范式 |
7.1.5 发展PPP模式,推广员工持股,适度采用“黄金股” |
7.2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路径依赖分析 |
7.2.1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锁定与突破 |
7.2.2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升级 |
7.2.3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范式框架 |
7.3 政策建议 |
7.3.1 加强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顶层设计 |
7.3.2 深化现代产权制度改革 |
7.3.3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
7.3.4 转变政府职能与规范资本市场建设 |
7.3.5 强化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法治基础建设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后记 |
(10)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主题 |
三、基本概念及范畴界定 |
四、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
五、论文的思路、内容与架构 |
六、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七、论文的主要创新 |
第一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1949年以前) |
第一节 思想渊源—民国时期合作思想的繁荣 |
一、国外重要合作思想在中国传播 |
二、国内合作界的思想创新 |
第二节 实践渊源—民国时期合作实践的探索 |
一、民国知识分子的合作探索 |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运动 |
三、共产党统治区的合作实践 |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形成与变迁(1949-1978年) |
第一节 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发端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崛起 |
第二节 国家运动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 |
一、人民公社化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扭曲及纠偏 |
二、文化大革命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异及整顿 |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建成贯通城乡的物资流通体系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变身全民所有制经济 |
第四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绩效与评价 |
一、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 |
二、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评价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探索(1979-1991年)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与人民公社解体 |
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变革 |
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农产品价格放开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过程 |
一、1978-1982年酝酿期:恢复“三性” |
二、1983-1992年突破、发展期:五个突破、六个发展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民办方向与经营承包责任制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独立体系断裂,受地方行政干预明显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一、市场化探索的制度绩效 |
二、市场化探索的制度评价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1992-2001年)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起因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二、供销合作社面临严峻形势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 |
一、1992-1995年:市场化冲击与谋求系统独立 |
二、1995-2001年:生存考验期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创新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系统再造及参与农业产业化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资产“被流失”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一、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 |
二、对市场化转型的制度评价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供销合作社制度新发展(2002-2012年) |
第一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 |
一、“三农”问题凸显与国家对“三农"的大力扶持 |
二、基层供销合作社扭亏为盈,市场经营步入正轨 |
第二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
一、2002-2006年:市场化主导的“四项改造” |
二、2006年开始:国家支持下的“新网工程” |
三、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新发展 |
第三节 “新网工程”—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一、国家扶持下的供销社“新网工程” |
二、“新网工程”的现实应用 |
三、“新网工程”的预期效果 |
第四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一、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绩效 |
二、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评价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借鉴 |
第一节 国内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
一、云南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二、江苏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三、台湾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分析 |
第二节 对日本、美国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一、对日本农协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二、美国农业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第三节 国内外比较带来的启示 |
一、合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
二、成功的合作社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
三、建成社员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
第七章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 |
一、历史模式的理论支撑 |
二、历史模式的制度结构 |
三、历史模式的优点与不足 |
第二节 展望: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新制度模式 |
一、新制度模式的理论支撑 |
二、新制度模式的结构 |
第三节 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
一、社有企业的多元化、集团化经营—公司化发展趋向 |
二、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融合发展 |
第四节 小结 |
一、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模式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模式的缩影 |
二、供销合作社真正打造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漫长的过程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致谢 |
四、董辅礽独家专访民营银行的组建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D]. 闫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D]. 刘上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功能属性视阈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D]. 王新有.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6]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王爱武.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D]. 苏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9]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03)
- [10]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D]. 陈振平. 武汉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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