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之交的哲学对话、融通和新发展——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郭夏[1]（2019）在《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文中指出对实践的理解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重要课题,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入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产生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要实现与世界的对话就需要对这些理论和思潮作出认真的回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现代性语境下西方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脉,在晚期,哲学解释学逐渐转向实践哲学,作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不论是从理论内容还是对实践的理解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相关性。人们往往从现象学或语言转向的视角去看解释学,但很少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解释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解释学共同的关键词,以实践为切入点,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根源、理论形态和理论应用的层面区分二者的不同态度。本文立足于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梳理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实践”的理论根源和表现形式,以对人的关注和对辩证法的理解为思路,分析二者各自的理论特色,探讨二者能够为对方的理论发展和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何种启示。伽达默尔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其特点在于把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类实践的前提和基本要素,突出语言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年与杜特的谈话中,伽达默尔论述了自己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理解。“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这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1]他认为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实践,但实践还意味着更多,“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2]伽达默尔将实践理解为我们的生活形式,他将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相结合,从本体论的高度将实践理解为对存在形式的反思性的活动,“追问正当生活的可能性”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核心。首先,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理解的基础上,伽达默尔将理解、解释和应用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组成要素,强调了解释学的实践内涵,解释学由方法论回归到实质性的问题。其次,伽达默尔突出实践构成了人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特征,他以人行动目的的内在性和外在性,区分了实践与技术的差异,强调人的实践活动自身具有的内在的目的性,是人生活方式的本身。最后,作为实践理性,它的反思是以理解和对话为基础的,由对话形成了与公众意义的理解,实践理性对公众意义的解读对于今天我们对公众意识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形式上,伽达默尔的实践观揭示了实践智慧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对立,实践智慧强调理智性是一种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伽达默尔对实践的理解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理解,他认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一种智慧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以科学的语言,也不根据科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以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以“善”为一般知识的最高对象,以“效果历史”为解释原则,力图通过向人的回归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找到现代的存在方式。社会理性的真理观既不是科学的工具理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理性。首先,它所强调的实践智慧和技术知识的不同,技术知识不涉及人和他人的关系,而实践智慧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将理论的应用与自我理解相结合;其次,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着重强调人们对越过人的自然秩序所进行的生命实践活动的思考,是一种人性化的理性,它内含着道德实践的自由意志,运用智慧服务于善的理念。它强调的理智性必须是由实践智慧和道德理性的共同作用,是由二者共同达成的在当下关于善的选择和判断;第三,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的真理性不是以“善”的最终达成为标准,它的真理性体现在人的自我协商的过程中,伽达默尔认为构成实践的是人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实践活动本身也就存在于它所批判的社会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无法通过科学预测和决定,只有通过本身的社会条件的校正和解决,才能实现真正的实践的社会理性意义。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力图通过对黑格尔客观精神学说的吸收来实现关于善的有价值的自我论证,将这种论证恢复为一种正当的对人所存在的世界的理解,这体现在他对效果历史意识的论述中。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历史性质,人们对理论的获取体现在参与理论的活动中,在参与理性概念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实现了自我理解和丰富,历史的传承也为人自身的知识在传统中的交替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是为人类社会某种典范性质作出说明,人们在参与和分享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享受了共同性,并丰富和发展自己进而实现了自由。同时,解释学的真理本身是一种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由于前见、偏见的存在而一直在进行中,永远不会完结,伽达默尔由此批判了符合论的真理观,进而以体系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绝对真理的实现方式。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解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在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上,伽达默尔反对科技时代技术独断对人的统治,他以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为基础,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加以驳斥,进而批判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事实上,伽达默尔反对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宰制,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劳动对人的统治,他们都以形成自由的人和人的交往关系为价值旨趣,这正是马克思和伽达默尔可对话的真实基础。本文通过双重对话,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和对异化理论的理解和解答两个方面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的实践观。从理论的现实意义上说,或许在科技时代我们更容易接受伽达默尔晚期所提倡的实践智慧,但当我们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尤其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从人的主体能动性去理解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看全部的问题,包括解释学的一系列问题,在克服抽象的同时,也克服了单纯的表象思维。依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的理解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人不应当只是参与和理解历史,“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1]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确切的说,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之于世界是否定性统一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说是对实践的理解,更体现为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吸收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规律的作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它给予本体即人的社会存在以生命力,以实现全体的自由性为目标赋予哲学以真正的生命力。同时,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虽然也有辩证法意蕴,但是他并没有奠基于人和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关系,而是以理解和参与的方式奠基在人类认识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上,从这一方面来说,或许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只能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到环节性的推进作用。伽达默尔关于现代社会的异化理论指出人们丧失了对于存在意义与行为选择的自由独立的实践理性判断,而是完全交给了代表科学与技术的专家权威,为我们透视现代技术文明社会的困境提供了一条温和的“对话”“团结”的路径,但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性质,由于无视物质生产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导致它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更无法以人与社会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为根本路径来真正的解决人的异化的社会问题。从理论的现实意义方面,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为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以吸取的有效经验,也可以理解为对哲学解释学精神的一种延续。通过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反思解释学,我们能够发现伽达默尔解释学真实的意义和局限,从而在面对新问题时理清思路积极回应,在新形势下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建设和传播。
邓妍[2]（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亚飞[3]（2019）在《俞吾金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来,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演变,加之理解立场的变换,人们对这一理论形成了不同的阐释。在大陆学术界,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主要两种。一种是“推广论”,即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另一种是“核心或基础论”,即在不同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或基础。俞吾金通过研究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程,认为这两种见解都窄化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内涵。这两种见解被俞吾金统称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辨析“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俞吾金提出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出了全部的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论断。文章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俞吾金“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过程。俞吾金从国内学术界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着手,剖析了马克思哲学史的发展过程,找到了两种不同见解的理论来源以及它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用来解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难题。第二部分解析了俞吾金“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论。俞吾金从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的关系、客观规律与主观意志的关系、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的关系这三个关系论着手,集中展现了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关系论难题。通过不同实践的对象、理论视角、历史事件,还原出真实的历史真相。使得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时,会对自己的理论前设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思,以期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找寻真相的误区,达到历史真相的彼岸。第三部分阐述了俞吾金“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论。俞吾金认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叙述体系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时代的变化。无论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理论前设,还是叙述体系本身,都面临了挑战。为此,俞吾金以诠释学为基础,以意识形态为着眼点,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和基本特征新的阐释,找到了一条适合当代人发展的理论建构之路,即“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论。通过科技飞速发展的具象化成果,引导人们关注当前的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确立当代人所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第四部分揭示俞吾金对“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创新。俞吾金提出了“问题域”方法和“差异分析法”。“问题域”方法前提设置的合理性是解决一切当前问题的关键。“差异分析”法是用来区分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特性,是我们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最好选择。第五部分概括俞吾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俞吾金以不同的理论视角所建构和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不仅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内容,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还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方法,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新境界。尽管俞吾金“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争论颇多,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陈松[4]（2017）在《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看待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国学术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立足点和生长点。然而,在众多的理论考察中,人们却较少关注张岱年的思想贡献。作为中国现当代着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其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并将这种耕耘和创造性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初。如果说批判教条主义、反思旧唯物论是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背景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仁智双彰”观念、西方哲学的“正名析辞”主张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变世界”原则便是他理解该问题、回应该问题的思想基础。从培育文化主体以提升民族凝聚力、创建精神家园以彰显社会主义理想性的角度出发,张岱年提出了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性,并由此开启了与艾思奇等人既相互促进、又彼此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路。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张岱年主要做了如下三项工作:一是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批驳了叶青的“哲学消灭论”和“哲学抹杀论”,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二是以“物”为基本范畴,以“物统事理”、“以物解生”、“真知三表”为核心观念,以“生活和实践,贯穿于知识的全过程”为根本准则,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将“新唯物论”理解为方法论的概念框架,从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三是从客观世界和人生理想的关系问题入手,立足于“御天”、“革制”、“化性”三事的交互运动,简略挂搭起了一个群本位的实践哲学观念,以此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维度。对张岱年而言,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附于实践的。但作为理论中最彻底的一种,它又在其论域里服从着与实践相同的规律。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兼统事与理的物,而其落脚点则是拥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的人。方法论和人生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门哲学,而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以,应该从“显真”即是“明善”的整体性视域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内涵。在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方面,张岱年制定了以下两个计划:其一,借助原理化、专题化的方式,尽力让本民族的思想从“玄虚与混乱中跳出来”。其二,用“综合创新”取代“返本开新”,尽力在新文化的建设中来转化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就前者而言,张岱年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特质来规训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特质,用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来定向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域。通过对传统思想概念化、命题化直至原理化的整顿,中国古典哲学的仁智双彰传统便有了可理解与可分享的风貌;就后者而言,张岱年不仅反对以借尸还魂的方式来复辟旧有思想,而且认为只凭静观的理论研究不足以真正推动哲学传统的现代转型。由此,他提出了要将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落实在哲学的综合创造之中、要将哲学的综合创造落实在文化的综合创新之中、要将文化的综合创新落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之中的新观点。这样,张岱年就用以“马”解“中”的方式扞卫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并为发展中国哲学找到了新的方向。不难发现,从“天人新论”到“文化综合创新论”、从《中国哲学大纲》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张岱年在其缜密的思辨逻辑中展示出了观念创新的“环节的必然性”与民族复兴、文化再生的“全体的自由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和本民族的政治实际、经济实际相结合,而且还应当和我们的思想传统的实际相结合。后者是在超越于中国经验、又内在于中国经验的层面上展开的。它既是思想互动的逻辑,也是文明互释的逻辑,更是人类自由解放互助的逻辑。据此,张岱年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综合马、中、西三种哲学,进而在树立价值理想的意义上去为国人显示一种有历史文化根基的现代思想观念。所以,应该将张岱年哲学作为典型的微观个案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域之中,他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总结。
龚晓珺[5]（2013）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文中指出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三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三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三,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杨河,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苏碧莲,路宽,陈铭杰,隋录录[6]（2012）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要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历史时期,学术界、理论界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该如何考虑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对话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对话要受历史文化条件的制约,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特别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要有历史的、时代的眼光。对话的目的是要推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因此,在对话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吸收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切实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综合创新。
刘大椿,杨会丽[7]（2009）在《从体系哲学到实践哲学》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哲学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哲学研究从体系本位逐渐走向实践本位,哲学教育开始从灌输式转向启发式。哲学研究的当下关注,凸显了现实基础上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其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研究中形成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伦理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中现实关注与应用研究的兴起,美学与宗教学研究中审美取向与超越情怀的提升等。未来的哲学发展,可期望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从学科的分化走向整合,并结合实际进行文本研究。
陈名财[8]（2006）在《生态存在论 ——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思想的新解读》文中认为本论文旨在以构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问题意识”,力图把自己的研究置于这一问题域中,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思考跟上学界跳动的脉搏。生活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哲学资源背景下的哲学工作者,其任何哲学思考,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精神困惑。因为任何问题只能当它需要解决,并具备了解决的条件之后,解决才会真正发生。正是基于此种理念,本论文以本体论为切入点,抓住生态文化景观兴起这个新的理论生长点,通过对本体论概念和本体论哲学历史流变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主要范式的反思,提出了马克思哲学应是生态存在论的论断。具体来说,本论文由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结语构成。第一部分,即导论。首先论述了该选题的由来,并对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和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论文认为要建构新世纪的中国哲学,需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事情: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在“爱智慧”的地平线上融合“中、西、马”;贴近事物的本真存在,创造性地提出有意义的哲学洞见;在科技理性背景下,建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则需要“拥有一种自觉,找准一个问题域,实现两个对接、两个碰撞”。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阐明了论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指明了该论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是对目前本体论研究问题域相关情况的介绍。首先介绍我国关于ontology的译名之争,再探讨Ontology的词义辨析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Ontology,以此来说明我们所谓的本体论的具体所指。然后,从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的关系,何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主要范式的基本观点等三个方面,介绍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对当前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的主要范式——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进行反思,认为这两种本体论范式主要存在核心概念模糊不清,论争的前提性理由存在偏颇,由前提性理由得出的推论存在偏颇,没有彻底克服传统本体论的弊端,没有批判地吸取本体论的理论成果等不足,因而需要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进行新的探讨。第三部分,即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一部分正面阐述了生态存在论,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通过词源上的考察,认为可以把本体论论域简化为“S是P”句法形式的逻辑展开。而马克思哲学与传统本体论不同,它不是先去探讨
陈名财,周茂丽[9]（2006）在《新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浅识》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建构新世纪的中国哲学至少应做到: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在“爱智慧”的地平线上融合“中、西、马”,以此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基础;贴近事物的本真存在,充分发挥创造性,提出有意义的哲学洞见,以此实现新哲学的生成;同时,由于时代的特点和中国哲学的传统,还应把科技理性作为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的重要背景。
王春梅[10]（2006）在《对创新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认识和思考 ——兼论三大哲学资源在哲学创新中的作用》文中提出哲学的创新势在必行。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并建构适应中国现实的哲学理念,是当代中国哲学表征自身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对这种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对现有哲学资源在哲学创新中所起的作用正确定位,对于有关哲学创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力求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归纳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论述,形成自己的一孔之见。 当代中国哲学要实现创造性的发展,这是当今哲学界已达成共识的最强势话语。一方面,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提出了需求,面对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从哲学创新主体意识的觉醒、到面对多元文化时要树立的正确态度,再到谋求中国在国内外全方位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都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提供了有利利条件;另一方面,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也体现出创新性的需求和特征,创新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是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三大哲学资源的研究和发展及其成果为哲学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在哲学创新的过程中,不同的哲学流派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创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体;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及其成果是哲学创新的重要理论来源和补充;中国传统哲学是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载体。但是,新哲学必是在三者融会贯通基础上的理论升华。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新哲学都将是不完整的。不论是从实践需求还是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创新是当代中国哲学必然的未来走向,而且,从创新的意识到理论的准备,条件都已具备。现在的关键就是如何通过准确地捕捉体现时代需求与时代精神的“哲学问题”,脚踏实地的开始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冲破一些传统的思想认识的束缚,真正以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的研究和创新;要以远大的眼光和胸襟容纳在多元文化冲突和交流背景下产生的多种思想观点和认识,在相互的交流和真诚的批判中完成不同流派的理论建构,共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哲学还要以多种多样的创作形式,让哲学走出远离现实的误区,在大众的认识和理解中实现哲学的使命。
二、世纪之交的哲学对话、融通和新发展——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纪之交的哲学对话、融通和新发展——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对象、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背景及现状 |
| 1.2.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发展略述 |
| 1.2.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任务——理性对人自身的理解 |
| 2.1 实践与语言——人类社会的共同性 |
| 2.1.1 文化和词语:解释学的基础 |
| 2.1.2 博学的散文:修辞学的初衷 |
| 2.1.3 时代与范式:语言的创造性 |
| 2.2 实践与公众——理性的启蒙作用 |
| 2.2.1 对理智性的理解:人类的启蒙运动 |
| 2.2.2 对确定性的寻求:大众的新修辞术 |
| 2.2.3 对合理性的信仰:全新的自我理解 |
| 2.3 实践与“善”——现代社会的理智性 |
| 2.3.1 参与者的理想:实践哲学的提出 |
| 2.3.2 哲学与科学:实践哲学的正当性 |
| 2.3.3 技术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价值尺度 |
| 第3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形态——社会理性的真理观 |
| 3.1 人文主义传统——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基础 |
| 3.1.1 社会理性: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 |
| 3.1.2 理性化力量:实践作为社会理性的条件 |
| 3.2 效果历史意识——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存在方式 |
| 3.2.1 问答逻辑:解释学和辩证法的关联 |
| 3.2.2 合法的偏见: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的重合 |
| 3.3 宽容的意义——社会理性真理观的价值追求 |
| 3.3.1 对“善”的追求: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
| 3.3.2 对宽容的理解:技术合理化视角下 |
| 第4章 以自由为旨趣的实践观——马克思与伽达默尔的对话 |
| 4.1 实践与自由的理论根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 |
| 4.1.1 效果历史与范畴文明:对辩证法和时代的思考 |
| 4.1.2 颠倒的世界:对辩证法具体普遍性的理解 |
| 4.2 实践与自由的现实基础——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 |
| 4.2.1 人的自由与物的枷锁: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不同理解 |
| 4.2.2 资本逻辑的桎梏: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 |
| 4.3 实践与自由的实现路径——对“合理化”的思考 |
| 4.3.1 唯物史观对“合理化”的思考: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提出 |
| 4.3.2 唯物史观对社会理性的理解:思辨逻辑的认识论 |
| 第5章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 |
| 5.1 时代文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的理解 |
| 5.1.1 语言转向与时代精神的表征 |
| 5.1.2 语言转向与时代文明的辩证形态 |
| 5.1.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积极成果的汲取 |
| 5.2 公众意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方案的推进 |
| 5.2.1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
| 5.2.2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征 |
| 5.2.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方案面临的时代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汤一介家学渊源与学思历程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早期知识积累与哲学启蒙 |
| 一、早年知识积累 |
| 二、早期哲学启蒙 |
| 第三节 北大时期的哲学探索 |
| 第四节 青年时期“哲学工作者”的转向 |
| 第五节 80年代以来的学术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一介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范畴研究法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思想背景：“哲学史是认识史”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理论概述：“认识必然要使用概念和范畴”. |
| (一)“概念”、“范畴”及其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内容和层次 |
| 三、实践一：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一)汤一介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与张岱年、葛荣晋、张立文的比较 |
| (三)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评价 |
| 四、实践二：《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对玄学作概念范畴研究的原因 |
| (二)理清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
| (三)对郭象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知 |
| (四)对玄学家研究方法演变认知的深化 |
| 五、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学术意义及局限性分析 |
| (一)促进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 |
| (二)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尝试 |
| (三)与传统哲学非逻辑化进路的不对称性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解释学的发掘与弘扬 |
| 一、从概念范畴研究法向解释学的转向：对郭象哲学方法的诠释学洞见. |
| 二、中国解释学的思想来源 |
| 三、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
| (一)中国解释学理论内涵辨析 |
| (二)层次一：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 |
| (三)层次二：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 |
| (四)层次三：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
| 四、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论争 |
| 第三节 汤一介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真善美”问题 |
| 一、“真善美”问题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对“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认知 |
| 三、“真善美”视角下“天”、“人”概念的凸显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三个“合一”命题的推演与阐释 |
| 一、从“天”、“人”概念到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推演 |
| 二、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阐释 |
| (一)“天人合一”的概念分析、易学诠释与价值阐发 |
| (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分析 |
| (三)“情景合一”的美学分析 |
| 三、由三个“合一”命题看传统哲学的特点 |
| 第四节 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三套核心理论的价值阐发与论争 |
|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
| (一)“普遍和谐观念”对现代天人关系的启发 |
| (二)“普遍和谐观念”的泛道德化倾向 |
|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精神” |
| (一)汤一介对儒释道“内在超越精神”的全面阐发 |
| (二)“内在超越精神”的中西之争 |
|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
| (一)对“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质疑 |
| (二)“内圣”与“外王”关系新论 |
| 第五节 对汤一介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
| 一、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凸显 |
| 二、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演进合力论 |
| 一、“文化热”的理论背景 |
| 二、汤一介的文化立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
| 三、理论主旨：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文化合力” |
| 四、文化学视野下的反思 |
| 第二节 文化双向选择论 |
| 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
| 二、核心要旨：文化开放与融合 |
| 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
| (一)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可能性 |
| (二)现实困境：双向选择前景的两种“提法” |
| 四、哲学例证：冯契与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 |
| 第三节 文化多元共存论 |
|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 |
| 二、理论基础：“新轴心时代” |
| (一)“新轴心时代”的成立依据与理论特点 |
| (二)质疑与诘问：“新轴心时代”之说的合法性问题 |
| 三、理论原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学阐释 |
| 四、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讨 |
| (一)“负的方法”论对跨文化对话边界的论说 |
| (二)跨文化对话中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方法 |
| 第四节 汤一介文化哲学理论的特点 |
| 一、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 |
| 二、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发掘 |
| 三、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汤一介哲学思想简评 |
| 一、哲学使命——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
| 二、致思特征——“在非有非无之间” |
| 三、思想价值——“自由即创造力” |
| 四、人生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 附录一 ：汤一介先生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汤一介思想研究文献及索引 |
|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2015.9-2019.6)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3）俞吾金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写作缘起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选题意义 |
| (四)创新之处 |
|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解 |
| (一)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困境 |
| (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启示 |
| 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论 |
| (一)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的关系 |
| (二)客观规律与主观意志的关系 |
| (三)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的关系 |
| 三、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论 |
| (一)批判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设 |
| (二)拓宽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路径 |
| (三)阐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 |
| 四、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创新 |
| (一)“问题域”方法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 |
| (二)“差异分析”法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 |
| 五、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 |
| (一)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 |
| (三)提出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方法 |
| (四)开拓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新境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俞吾金学术年谱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背景 |
| 一、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显性阻碍 |
| 二、旧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隐性威胁 |
| 三、面向社会现实与重建中国哲学的精神 |
| 第二节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资源 |
| 一、“仁智双彰”与张岱年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哲学源流 |
| 二、“正名析辞”与张岱年思想中的西方哲学元素 |
| 三、“改变世界”与张岱年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色 |
| 第二章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心路历程 |
| 第一节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期准备 |
| 一、选择“新唯物论” |
| 二、评介“新唯物论” |
| 第二节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期成果 |
| 一、以“马”解“中”与本民族传统哲学的问题史研究 |
| 二、“天人新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尝试 |
| 第三节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后期成果 |
| 一、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域和问题域 |
| 二、基于“新唯物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文化问题研究 |
| 第三章 张岱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探索 |
| 第一节 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 |
| 一、反“哲学消灭论” |
| 二、驳“哲学抹杀论” |
| 三、聚焦“人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
| 第二节 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 |
| 一、以“物”为“事”的新视角 |
| 二、由“物”解“生”的新方法 |
| 三、用“知”显“真”的新格局 |
| 第三节 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维度 |
| 一、克服环境与改变人性 |
| 二、改善生活与社会革命 |
| 三、争取自由与实现理想 |
| 第四章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哲学身份认同的“危”与“机” |
| 一、“哲学”和“中国哲学” |
| 二、中国传统哲学之“死的”与“活的” |
| 三、“新唯物论”:一个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新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古典哲学的近“新唯物论”阐释 |
| 一、中国古典哲学的致知论态度 |
| 二、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论诉求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哲学的“新唯物论”式构想 |
| 一、从哲学的综合创造走向文化的综合创新 |
| 二、从文化的综合创新走向社会主义新文明 |
| 第五章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与理论启示 |
| 第一节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范围内的多元开展 |
| 二、张岱年与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路径 |
| 三、张岱年对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贡献 |
| 第二节 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启示 |
| 一、如何评价张岱年“简而未畅”的表达方式 |
| 二、如何看待张岱年“无所顾忌”的研究方式 |
| 三、如何理解张岱年“先解析、后综合”的思维方式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当前研究现状及其研究视角 |
| 0.2.1 国外研究述评 |
| 0.2.2 国内研究述评 |
| 0.2.3 对哲学民族性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0.3.1 研究思路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第四节 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0.5.1 创新之处 |
| 0.5.2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哲学的民族性的一般规定性 |
| 第一节 哲学的民族性的概念厘定 |
| 1.1.1 哲学 |
| 1.1.2 民族 |
| 1.1.3 民族性 |
| 1.1.4 哲学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的学理追溯 |
| 1.2.1 哲学本体论的主张 |
| 1.2.2 后现代哲学的主张 |
| 1.2.3 文化人类学的主张 |
| 1.2.4 文化哲学的主张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的内涵分析 |
| 1.3.1 民族性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 |
| 1.3.2 哲学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
| 1.3.3 哲学民族性与哲学时代性、世界性交相辉映 |
| 1.3.4 哲学民族性的虚置前提：西方哲学范式 |
| 第四节 哲学民族性的实践本质 |
| 1.4.1 实践：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 |
| 1.4.2 民族实践：民族主体依据内在尺度改造客体的差异性活动 |
| 1.4.3 哲学民族性是不同民族主体实践活动的沉淀和浓缩 |
| 第五节 哲学民族性的基本特征 |
| 1.5.1 独一无二性 |
| 1.5.2 相对稳定性 |
| 1.5.3 范式多元化 |
| 1.5.4 渐变发展性 |
| 第二章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分析 |
| 第一节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原因 |
| 2.1.1 社会存在性因素 |
| 2.1.2 社会意识性因素 |
| 2.1.3 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
| 2.2.1 哲学民族性的准备阶段：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原始文化符号 |
| 2.2.2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阶段：世界三大哲学传统 |
| 2.2.3 哲学民族性的发展阶段：哲学民族化和世界化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 |
| 2.3.1 东方哲学 |
| 2.3.2 西方哲学 |
| 2.3.3 东西方哲学的民族性比较 |
| 第三章 哲学民族性的内容和形式 |
| 第一节 哲学民族性的内容范畴 |
| 3.1.1 本体论的民族性 |
| 3.1.2 认识论的民族性 |
| 3.1.3 价值论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的表现形式 |
| 3.2.1 哲学旨趣的民族性 |
| 3.2.2 哲学话语体系的民族性 |
| 3.2.3 哲学思维方式的民族性 |
| 3.2.4 哲学体裁和风格的民族性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的异同分析 |
| 3.3.1 各有长短的独特差异个性 |
| 3.3.2 大同与小异的哲学家族相似性 |
| 3.3.3 “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哲学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 |
| 第四节 哲学民族性和文化民族性 |
| 3.4.1 文化与民族的深刻关联 |
| 3.4.2 文化民族性的内涵和结构 |
| 3.4.3 文化民族性的实践化本质：哲学民族性的根基和土壤 |
| 3.4.4 文化民族性的理论化形式：哲学民族性的思想源泉 |
| 第四章 哲学民族性的当代时空境遇 |
| 第一节 哲学民族性与现代性 |
| 4.1.1 现代性的批判理论 |
| 4.1.2 对现代性本质的哲学解读 |
| 4.1.3 当代哲学民族性反思现代性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与全球化 |
| 4.2.1 全球化：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空间场域 |
| 4.2.2 对全球化本质的哲学分析 |
| 4.2.3 全球化时代哲学民族性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与民族主义 |
| 4.3.1 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性 |
| 4.3.2 对民族主义本质的哲学分析 |
| 4.3.3 哲学民族性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 |
| 5.1.1 基本内涵 |
| 5.1.2 合法性依据 |
| 5.1.3 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的理论维度 |
| 5.2.1 理论要义：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
| 5.2.2 理论形式：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本国话 |
| 5.2.3 理论路径：结合各国的民族传统哲学和文化 |
| 5.2.4 理论飞跃：实践诉求—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新理论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的实践维度 |
| 5.3.1 实践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5.3.2 实践主题：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实践 |
| 5.3.3 实践路径：结合社会主义各国的具体实际 |
| 5.3.4 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进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 |
| 5.4.1 面向中国问题的理论特色 |
| 5.4.2 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践特色 |
| 5.4.3 彰显中国模式的民族特色 |
| 5.4.4 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色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 |
| 6.1.1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形成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6.1.2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审视和现代转型 |
| 6.1.3 对西方哲学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2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3 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 |
| 6.3.1 中西马三大哲学的对话与贯通 |
| 6.3.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 |
| 结语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从体系哲学到实践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哲学发展态势的反思 |
| 1. 哲学研究从体系本位到实践本位 |
| (1)打破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界限,走向交叉与融通,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
| (2)由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的体系哲学走向整合研究,是学科发展的要求 |
| 2. 哲学教育从灌输式转向启发式 |
| (1)三种幻象和三种缺失 |
| (2)刻意教化还是着眼提高素质 |
| 二、哲学研究的热点聚焦 |
|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
| 2.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 |
| (1)“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研究 |
| (2)西方哲学的本土化研究 |
| 3. 现实关注与应用研究的兴起 |
| (1)伦理学的交叉性研究 |
| (2)逻辑学研究的应用拓展 |
| (3)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关怀 |
| 4. 审美取向与超越情怀的提升 |
| (1)美学研究的后现代走向 |
| (2)宗教学的超越性追求 |
| 三、对哲学演进的期望 |
| 1. 随着由“学科本位”转向“实践本位”,在学科划分上将由分化趋向整合 |
| 2. 研究方式上,文本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
（8）生态存在论 ——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思想的新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新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浅识 |
| 1、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在“爱智慧”的地平线上融合“中、西、马” |
| 2、贴近事物的本真存在，创造性地提出有意义的哲学洞见 |
| 3、在科技理性背景下，建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浅识 |
|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有一种“文化的自觉” |
|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找准现实的问题域 |
| 3、应该在中、西哲学的对接中，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满的理性 |
| 四、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理论工具 |
| 1、研究的基本思路 |
| 2、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 |
| 3、主要的研究方法 |
| 4、论文的创新之处 |
| 5、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Ontology 的用法和含义辨析 |
| 一、Ontology 的译名之争 |
| 二、Ontology 的词义辨析 |
| 三、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Ontology |
| 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研究述评 |
| 一、马克思哲学是否是本体论哲学 |
| 1、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关系 |
| 2、马克思哲学是否是本体论哲学 |
| 3、研究和探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二、何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 |
| 三、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主要范式的基本观点 |
| 1、物质本体论者的基本观点 |
| 2、实践本体论者的基本观点 |
| 3、生存本体论者的基本观点 |
| 4、社会关系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
| 5、理想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
| 6、感性实践活动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
| 四、对当前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主要范式的反思 |
| 1、核心概念模糊不清 |
| 2、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论争的前提性理由存在偏颇 |
| 3、由前提性理由得出的推论存在偏颇 |
| 4、没有彻底克服传统本体论的弊端 |
| 5、只注意反对传统本体论，却忘记了吸取其理论成果 |
| 第三章 马克思哲学是生态存在论 |
| 一、从词源来看马克思哲学应是存在论 |
| 二、从对西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来看马克思哲学应是存在论 |
| 1、马克思哲学揭露和批判了本体论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
| 2、马克思哲学批判了本体论哲学中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 |
| 3、马克思哲学批判了本体论哲学中存在的语言迷雾 |
| 三、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应是生态存在论 |
| 第四章 人向自然生成 |
| 一、人的根性与自然相通 |
| 二、人是对象性的存在 |
| 1、人依赖自然而生存 |
| 2、自然环境是社会赖于存在的基础 |
| 3、人在对象中表现自己的生命和存在 |
| 第五章 自然向人生成 |
| 一、自然靠人的生存而显现其存在 |
| 二、人的感性活动使自然人化 |
| 1、自然的历史性 |
| 2、自然的社会性 |
| 结语 人是生态世界的守护者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新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浅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 在“爱智慧”的地平线上融合“中、西、马” |
| 1.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 |
| 2.顺应哲学的当代发展趋势 |
| 二、贴近事物的本真存在, 创造性地提出有意义的哲学洞见 |
| 1.提出一套新范式, 开出一条新道路 |
| 2.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
| 3.老树开新花 |
| 三、以科技理性为背景, 建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
（10）对创新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认识和思考 ——兼论三大哲学资源在哲学创新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现实根源 |
| (一) 推动哲学创新的时代因素 |
| 1. 当代中国哲学要确立新的世界性的哲学视野 |
| 2.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新哲学”的产生 |
| (二) 推动哲学创新的理论因素 |
| 1. 创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 |
| 2. 马哲、中哲、西方哲学研究的融会贯通是必然趋势 |
| (三) 哲学创新的人力资源 |
| 二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哲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体 |
|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思想的地位 |
|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创新的理论主体 |
| 3. 坚持马哲的本真精神，立足现实实践，推进理论创新 |
| 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哲创新的根本路径 |
| (二) 西方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必要的理论补充 |
| 1.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
| 2. 正确定位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创新中的作用 |
| 3. 深入研究西方哲学，推动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
| (三) 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
| 1.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须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思想和理论载体 |
| 2. 现当代哲学家哲学创新的现实启示 |
| 3. 马哲与传统哲学在哲学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内在统一性 |
| 4. 通过“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推进哲学的创新 |
| 三 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考 |
| (一) 对有关哲学创新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
| 1. 让哲学回归本性一对哲学使命的再思考 |
| 2. 全面认识三大哲学资源的关系 |
| 3. 要提倡哲学创作形式的多样性 |
| 4. 关于哲学体系创建的思考 |
| (二) 对哲学创新的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世纪之交的哲学对话、融通和新发展——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D]. 郭夏. 吉林大学, 2019(02)
- [2]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3]俞吾金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D]. 王亚飞.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4]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D]. 陈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08)
- [5]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6]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J]. 杨河,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苏碧莲,路宽,陈铭杰,隋录录.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2012(00)
- [7]从体系哲学到实践哲学[J]. 刘大椿,杨会丽. 学术界, 2009(01)
- [8]生态存在论 ——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思想的新解读[D]. 陈名财. 中共中央党校, 2006(12)
- [9]新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浅识[J]. 陈名财,周茂丽. 甘肃理论学刊, 2006(02)
- [10]对创新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认识和思考 ——兼论三大哲学资源在哲学创新中的作用[D]. 王春梅. 曲阜师范大学, 20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