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与式培训在经济林技术推广中的运用（论文文献综述）
赵榕[1]（2021）在《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问题是阻碍喀斯特地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限制因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科学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实现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是稳固石漠化治理成效的关键,对巩固石漠化治理成效的同时稳固农村脱贫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人地系统协调发展、贫困恶性循环、乡村地域系统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针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量化、协同治理等科学问题与科技需要。在代表南方喀斯特整体环境结构的贵州高原山区选择毕节撒拉溪、关岭-贞丰花江和施秉喀斯特为研究示范区,2018-2021年对240个贫困村通过统计资料收集、遥感解译和问卷调查,以村域为研究单元,从“区域-村-户”多尺度视角,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耦合度模型、A-F法、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围绕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基础前沿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与产业化推广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化部署、分模块推进进行系统研究,重点阐明不同喀斯特石漠化环境与贫困特征,揭示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机理与形成机制,集成创新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体系并进行应用示范,为国家石漠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提供科技参考。（1）通过分析村域石漠化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发现,村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平均坡度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喀斯特地区村域石漠化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域石漠化规模的驱动因子及作用过程因所在喀斯特地貌类型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喀斯特高原槽谷区的村平均石漠化发生率为13.49%,喀斯特高原山地区为23.22%,喀斯特高原峡谷区为38.38%。研究区整体的村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平均坡度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21、0.14和0.12。村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与平均坡度的交互q值最大,为0.4。喀斯特高原槽谷区的村域地表起伏度、平均坡度、森林覆盖率和村人均纯收入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32、0.15、0.14和0.14,均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喀斯特高原山地区的村域河网密度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15和0.12,河网密度因子与石漠化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人均耕地面积因子与石漠化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喀斯特高原峡谷区的村域平均坡度、水土流失率、平均海拔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31、0.3、0.28和0.23。村域坡度和海拔因子与村域石漠化规模均呈现显着正相关,村域水土流失率和人均耕地面积呈显着负相关关系。（2）喀斯特地区村域贫困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村域行政村所属县域GDP、平均海拔、耕地比例和通广播电视率,不同喀斯特地貌类型区的驱动因子不同。喀斯特高原槽谷区2015年村平均贫困发生率为27.97%,喀斯特高原山地区为16.10%,喀斯特高原峡谷区为29.24%。到2018年,喀斯特高原槽谷区为2.08,高原山地区为4.69,高原峡谷区为9.52。从2015年村域贫困发生率影响因素看,研究区整体的行政村所属县域GDP、平均海拔、耕地比例和村通广播电视率的决定力q值分别为0.28、0.25、0.19和0.18,村人均纯收入与所属县域GDP的交互q值最大,为0.37。喀斯特高原槽谷区主要受村人均纯收入、园地比例、距省道距离和耕地比例等因子的影响,决定力q值分别为0.16、0.18、0.12和0.1。喀斯特高原山地主要受村域平均坡度、耕地比例、村域内危房户占比和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决定力q值分别为0.19、0.15、0.11和0.11。喀斯特高原峡谷区主要受村域内公共服务点数量、村集体经济收入、饮水安全困难户占比、到县政府驻地距离等因子的影响,决定力q值分别为0.13、0.1、0.1和0.1。综上,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村贫困主要受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高原槽谷区主要受经济与资源条件限制,高原峡谷区主要受公共服务设施的限制。（3）喀斯特地区贫困村的石漠化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在地理分布上有很大的相关性,随贫困程度的增加,石漠化规模越来越大。大部分村域的石漠化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现较高水平耦合等级和高度耦合协调类型。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喀斯特地区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关系表现为低水平耦合、磨合阶段和高水平耦合三种类型,大部分村落的石漠化与贫困耦合等级为高水平耦合,喀斯特高原槽谷区与喀斯特高原山地区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协调性相似,与喀斯特高原峡谷区石漠化与贫困的耦合协调等级差异较大,驱动因素也不同。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度受坡度和降雨量等自然环境影响,且坡度、降雨量越大,耦合度越低。分地貌区看,经济发展维度对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和峡谷区的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度影响不显着,但在高原槽谷区,仅受经济维度的显着影响,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受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且自然环境为负相关,资源禀赋中除村域人均耕地面积外,均为正相关。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受村域海拔和坡度的负向影响,受耕地比例和人均耕地面积的正向影响。村域是解决区域石漠化与贫困问题的有效战场和有力对象,开展村域尺度的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研究成果,能够更加有效的指导区域实践。（4）基于石漠化环境与贫困的耦合机理,研发了石漠化环境相对贫困识别技术、无-潜在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和中-强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并对取得成果进行示范验证。构建的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指标体系实现了相对贫困家庭和区域相对贫困程度的精准有效识别,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模式推广技术和诊断技术,能有有效促进治理模式在县域尺度的推广示范,以“成效评价—贫困诊断—诉求分析—路径谋划”为主线构建的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模式诊断的技术,能够较好的实现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成效评价、问题诊断、病因分析与路径谋划。未来应以建设生态产业的纵向和横向延伸的产业化工程为目标,构建石漠化地区农户参与式生态产业经营模式,进而实现石漠化地区的乡村振兴。
张康洁[2]（2021）在《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连续增长,农业综合产能快速提升。与此同时,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严峻的农业环境和农产品安全问题。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满足消费者的安全农产品需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引导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当前农户绿色生产实施程度并不高。产业组织模式作为联结农户与产业组织间关系的利益分享方式,可通过引导、规制等多种途径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影响,有可能成为改善农业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农户如何做出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决策?不同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如何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绿色生产如何进一步影响农户收入?深入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可为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保障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有益借鉴。论文以稻农为研究对象,以湖北、安徽、黑龙江和吉林四省1487户调查数据和多案例资料为基础支撑,以稻农减肥减药的绿色生产行为为研究主题,将绿色生产行为界定为对商品有机肥、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病虫农害绿色防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施药技术的采纳行为,通过建立“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绿色生产行为—收入效应”系统分析框架,探究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机制及其对收入的影响。首先,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探究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决策,并阐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制度安排对绿色生产作用过程。其次,遵循“绿色生产技术—绿色生产行为”分析思路,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索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采用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作用程度及差异;基于多元处理效应和Ordered Logit模型,引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一步揭示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然后,采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OLS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探究稻农进行绿色生产的收入效应,以及绿色生产采纳度对稻农收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最后,从产业组织角度,采用案例分析,从实践层面剖析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的驱动成效和保障。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为应对水稻生产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挑战,绿色化、精准化和组织化成为水稻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第二,水稻种植面积、参加水稻技术培训次数、信息获取难易程度等交易特征和周围有水稻合作社、周围有稻米加工企业等市场环境是影响稻农选择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重要因素,且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主要通过事前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对稻农绿色生产发挥作用。第三,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采纳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存在内部差异性;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既可以直接驱动稻农实施绿色生产,还可以通过强化绿色认知实现间接驱动,政府宣传对稻农绿色认知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第四,实施绿色生产会促进稻农增收,在反事实假设下,实施绿色生产的稻农若未实施,其单位面积水稻收入要低9.2%;未实施绿色生产的稻农若实施,单位面积水稻收入要高107.7%;绿色生产采纳度对水稻收入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对低收入稻农的增收效果优于高收入稻农;因此,实施绿色生产不仅能提高稻农收益,还有利于缓解稻农内部收入差距。第五,利益联结、生产过程控制以及外部资源整合是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水稻产业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据此,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引导稻农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二是创新产业组织模式,促进稻农实施绿色生产;三是多角度提升稻农绿色生产采纳度,全方位助推水稻收入稳步增长;四是破除产业组织与稻农的联结障碍,强化双方合作基础与制度保障。
张俞[3]（2020）在《喀斯特石漠化乔灌草修复机制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漠化地区面临着人地矛盾突出、植被退化严重、次生林分结构缺失、物种多样性低、稳定性差、生态经济功能低效等问题。乔灌草植被修复与林产业是石漠化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遏制石漠化发生、控制水土流失、维护脆弱生态系统稳定、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提升经济水平等服务功能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推动石漠化地区的生态重建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综合性与区域性的特点,结合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物种多样性、因地制宜、乔灌草对位配置可持续发展、多角度多领域养分平衡、植物群落演替、功能性状的权衡及对位配置等理论,2016-2020年,在代表南方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类型总体结构的贵州高原山区,选择毕节撒拉溪、关岭-贞丰花江、施秉喀斯特为研究区,通过60个试验样地连续定位观测、71个优势种环境要素与植物性状数据进行采集与测试,围绕石漠化治理中乔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基础前沿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与产业化推广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化部署、分模块推进研究工作。重点从植被物种多样性与功能性状、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服务功能、林产业模式与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和验证推广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国家石漠化治理工程提供科技参考。（1）探讨了物种和群落两个级别植物生理结构随石漠化等级的变化规律,阐明了植物多样性与功能性状特征,阐明了不同石漠化环境下植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和功能性状的差异及其对植物叶片-凋落物-土壤的养分的运移分配的影响。随着石漠化等级的降低物种多样性越高,群落立体性结构越明显。功能性状中乔木、灌木干物质含量高,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强,草本植物更适合作为群落结构配置过程中的林下物种,其比叶面积277.18 cm2·g-1要高于乔木153.78cm2·g-1、灌木108.85 cm2·g-1两个演替阶段,具有较高的光补偿能力和生长速率,较低的强光耐受能力。与全球植物叶片养分含量相比较,石漠化地区植物叶片有较强的C储存能力(482.31 mg·g-1),表现为N缺乏而P充足。石漠化土壤变异性较高,中度以上石漠化环境土壤有机质分解和矿化速率较高,其养分含量低于植物叶片和凋落物。对比分析发现,无-潜在石漠化环境植物表观量子效率0.17 mol·mol-1要高于其他两个示范(0.054 mol·mol-1),这是植物生长的优势,林下植物在弱光环境中光合潜能高,光利用能力和制造有机能力强。潜在-轻度石漠环境乔木林植物生长优势是对光的利用范围广,具有高光饱和点和低光补偿点,对强弱光的适应能力强。有利于揭示石漠化环境植物群落生态过程及养分循环修复机理。（2）探讨了物种和群落变化规律的驱动因素,揭示基于物种多样性的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出土壤环境因子对土壤酶、植物功能性状、养分运移的驱动机制,利用结构功能性状提出权衡策略和服务功能调控策略。土壤酶对石漠化程度响应方式不同,无-潜在石漠化环境影响酶活性的主导环境因子为SOC、TN、C:P、N:P;潜在-轻度石漠化主导环境因子为pH、TP;中度-强度石漠化主导环境因子为C:N、N:P、TN,各因子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存在功能冗余,部分酶活性因素受多个环境因子叠加影响。土壤环境因子影响植物功能性状驱动机制不同,无-潜在石漠化环境主控环境因子是SWC和TN;潜在-轻度石漠化主控环境因子为SWC、TN、N:P;中度-强度石漠化主控环境因子为SWC和SOC。土壤环境因子对植物养分的吸收驱动机制不同,无-潜在石漠化环境影响植物化学计量的主要驱动因子是C:P、N:P、TP;潜在-轻度石漠化影响植物化学计量的主要驱动因子为pH、TP、C:P、SOC;中度-强度石漠化影响植物化学计量的主要驱动因子是C:P、TP、C:N、SWC。因此,在石漠化治理中需要对主控因子进行施肥管理和养分运移保护。结构性状与生理性状间存在相关性,验证了叶经济谱的存在。71种不同功能型物种通过叶片性状间的权衡采取不同的环境适应策略。乔木树种多为缓慢投资-收益型物种,灌木多为快速投资-收益型物种。一般快速投资开拓性策略主要用于投资生长速率和获取能力快的物种;缓慢投资保守性策略主要用于投资养分储存效率的植物。将71个物种水源涵养和土壤保育性能进行排序发现乔木功能性状较高,灌木次之,草本最低,最后根据服务功能性状建造了12个功能群及调控策略。这对揭示生态过程及运作机制、预测群落演替趋势、提高整体服务性能具有重要意义。（3）根据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了不同石漠化环境乔灌草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发了共性关键技术,集成无-潜在、潜在-轻度、中度-强度石漠化环境生态修复与林产业技术体系。根据权衡策略和服务功能调控策略,在毕节撒拉溪构建了喀斯特高原山地潜在-轻度石漠化生态修复保护与高效特色林产业复合经营模式,关岭-贞丰花江研究区喀斯特高原峡谷中-强度石漠化生态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循环经营模式,施秉喀斯特研究区喀斯特山地峡谷无-潜在石漠化生态保护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持续经营模式,分别简称为“毕节模式”、“关岭-贞丰模式”和“施秉模式”。在模式中对现有成熟技术进行总结,研发了石漠化地区特色经济林种子贮存及处理、施肥管理、修枝整形、果实加工贮存、林间套种、衍生产业开发及可持续发展、乔灌草物种多样性维持、植物功能性状监测、植物功能群建造技术和功能性状调控等共性关键技术及技术体系。针对无-潜在、潜在-轻度、中度-强度石漠化环境,提出了乔灌草立体配置、群落功能组合、规划诱导自然修复、特色经济林产业开发、林下养殖、权衡策略建造等技术集成。（4）构建的植被修复与林产业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应用示范效果良好,可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毕节模式、关岭-贞丰模式和施秉模式最适宜推广面积主要分布在南方石漠化地区,分别占南方8省区总面积的9.89%、5.26%和8.95%。2016年以来,在毕节撒拉溪、关岭-贞丰花江和施秉喀斯特三个研究区实施乔灌草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应用示范,共计20个示范点,面积达到223 hm2,树立了治理典范,得到了百姓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得到了提高,2016-2020年植被覆盖率提高了4.77%,保土5 913.00 t/y,保水46 644 m3/y,经济林收入达到1 990.5万元/y,有效促进了石漠化植被修复及林产业化发展。通过GIS指标分级与权重计算、ArcGIS栅格数据空间分析,建立了海拔、降水、平均气温、坡度、人均GDP、人口密度、石漠化等级、土地覆盖、土壤类型、岩性等评价指标,对模式进行推广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在中国南方喀斯特8省区195.37×104 km2的面积上,毕节模式最适宜、较适宜、基本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推广面积分别为19.12×104 km2、36.17×104 km2、41.28×104 km2、51.72×104 km2、47.08×104 km2;关岭-贞丰模式分别为10.17×104 km2、31.14×104km2、46.13×104 km2、59.65×104 km2、48.28×104 km2;施秉模式分别为17.30×104km2、36.47×104 km2、48.27×104 km2、56.45×104 km2、36.88×104 km2。
贾诗涵[4]（2019）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路径研究 ——以吕梁市“三个一”扶贫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吕梁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其行政区内四个深度贫困县位于我国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吕梁山区范围内,2015年,国家卫计委会同山西省委、省政府为吕梁市量身制定了“100万亩经济林提质增效、100万千瓦光伏扶贫和10万贫困人口护理护工培训”的“三个一”扶贫行动计划。吕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吕梁山护工、光伏扶贫与生态扶贫作为三大特色扶贫品牌,先行先试、锐意改革,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本文以吕梁市“三个一”扶贫行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三种项扶贫路径的实施情况,总结扶贫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优化“三个一”扶贫路径的对策建议,以期给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研究添砖加瓦。笔者在吕梁市扶贫一线挂职锻炼,把“三个一”扶贫路径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此课题进行了探索。第一章是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及政策依据。阐述了“贫困”“扶贫”的相关含义,引用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相关理论作为论文的理论基础,并对我国扶贫的相关政策依据做了一定的解读。第二章是吕梁市“三个一”扶贫路径的实施情况和成效。详细论述了吕梁山护工、光伏产业、生态扶贫三种扶贫路径在吕梁市当前的实施情况,以及扶贫路径产生的积极效益。第三章是对“三个一”扶贫路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列举。对吕梁市“三个一”扶贫路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顶层设计不完善、市场对接问题、龙头企业参与带动扶贫产业力量不足、贫困瞄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第四章是优化“三个一”扶贫路径的对策部分。根据吕梁市在“三个一”扶贫过程中衍生出的系列问题,笔者结合问题成因和综合调研情况,给出相应对策。全文客观、具体的对吕梁市“三个一”扶贫路径做了深入详尽的分析研判,针对扶贫过程中存在问题,给出了具体可操作对策建议,为我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价值。
曾妮[5]（2018）在《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以眉县GEF项目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是一种以项目的形式开展项目技术培训和项目理念宣传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它被普遍被用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但是在现实应用过程中,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存在很多问题,导致项目推广的效果不好。因此本研究结合实证调研,对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从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理论、项目管理理论、激励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出发,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眉县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如何完善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的对策。在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认为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是由社会组织主导,或者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社会组织与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合作,通过项目形式开展项目技术培训和项目理念宣传的活动。具有注重技术推广的系统性、强调全员参与和强调项目区资源利用的特性。采用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方式的最终目的是使农业技术得到推广,项目理念得到宣传,项目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项目区全员参与到项目中,从而营造有利于项目推广的氛围,建立技术推广系统,使系统内的技术、理念、资源、组织等子系统都能协调发展。对眉县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项目推广人员对项目理念宣传的力度不够、项目区全员参与的氛围未形成、项目区推广资源利用不充分、项目区未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农民对项目理念培训参加的意愿低的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是项目推广人员对项目理念认识不足、对全员参与项目认识不足、未能赋予农民参与项目管理的权利、对项目示范区资源认识不足、对项目的辐射带动效应认识不足以及项目区农民思想保守。认为完善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的对策是更新推广人员的思想观念,主要包括强化对项目目的的认识、树立全员参与项目的意识、充分认识妇女在推广中的作用、重视项目的种子示范效应;充分利用项目区当地的文化资源、信息传播资源和政府宣传渠道;组建民间的推广组织,项目推广人员通过引导、组织项目区人员组建民间的推广组织,从而达到赋予农民参与项目管理的权利,利用项目区资源,组织项目区全员参与项目,营造有利于项目推广的氛围,建立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目的。
袁春[6]（2016）在《集体林区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分析 ——基于浙江集体林区的调查数据》文中指出集体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是我国林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与难点。自2003年,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拉开序幕以来,林区农户收入水平与结构有何变化、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如何、林业生产技术需求状况如何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本文以最早开展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浙江省集体林区农户为对象,基于浙江省集体林区4个县（市）16个村庄19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在对集体林区农户林业生产经营与技术需求状况进行简要的统计描述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的需求状况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集体林区农户林地资源较为丰富,有一定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就森林覆盖率指标来看,临安、开化和龙泉3个样本县市森林覆盖率均高于77%,永康较低,但也在50%以上,样本县农户户均林地面积达1.42 hm2。近5年有接近四成的样本农户参与造林,主要为用材林与经济林。（2）林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高,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依然以自身经验积累为主。农户收入以非农为主,人均林业收入占比不到7%,对林业的直接依赖程度较弱。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较为单一,55.56%的农户表示其林业生产技术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经验积累。（3）农户通过参加培训获得技术的比例较低,对新品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需求程度较高。近5年参加过林业技术培训的农户比例仅为9.94%。均有超过30%的农户表示对新品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有需要。（4）林种结构和已有技术培训经历成为显着正向影响林区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家庭经济林面积越大,农户技术需求越强烈。已有技术培训经历有利于提高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的了解,激发其采用新技术的愿望。（5）家庭人年均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健康状况、地区差异因素也显着影响农户的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基于上述已有研究结论,本文认为:（1）创新林业经营制度,实现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林地产出效率。目前,集体林区农户林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林地仍以农户家庭分散小规模经营为主,林地产出效率较低。有鉴于此,应创新林地经营制度,积极发展林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等形式,实现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森林资源产出效率,增加单位面积林地收益。（2）进一步完善林业支持政策,提高农户造林规模,实现林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政府应该在完成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林业支持政策,引导和提高农户林地经营规模。（3）推进林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建立多元化新型林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技术供给针对性。目前,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林业技术推广体系,其技术培训形式与内容较为单一,难以有效满足农户多元化需求。因此,应加快对现有林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主体,积极参与林业技术服务,增强林业技术服务的针对性,提高林业技术供给的有效性。
刘光哲[7]（2012）在《多元化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农户增收多元化的诉求，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农业推广体系传统的功能和作用正面临着挑战，以政府推广体系为载体的垄断局面，正被供给主体多元化打破，多元化的农业推广服务逐步成为改革发展趋势本文以多学科视角分析了农业推广的“多元”内涵，探究了理解多元化农业推广的农业推广物品属性理论、传播学理论、推广光谱理论、分权化理论以及影响力理论，借鉴了发达国家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特点，比较分析了我国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中主要组织开展农业推广的动机、方式（模式）、优势以及面临的问题。本文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农业推广“多元化内涵”是多元化农业推广发展的内在因素，也是理解多元化农业推广的基础；（2）农业技术推广公共物品属性理论说明农业推广服务产品的多元化是满足当前需求多元化的响应，也是农业推广“服务分类化、目标细分化”思想；（3）多元化农业推广是传播信息源和途径的多样化的体现，各推广组织推广方式的选择是“传者本位”和“受者本位”思想的博弈结果；（4）多元化农业推广是分权战略实施对社会、经济变化的相适应的结果。推广光谱理论，解释说明了应对复杂的农村发展局势应该是多元化推广的结合，并充分发挥各自的影响力；（5）多元化农业推广是指多种制度安排可供选择的格局，它显示了农业推广服务提供的多种选择。多元化农业推广提供了一种满足具体要求的农业推广服务机制。成熟的农业推广体系是以多元化为特征，经费投入者与推广服务的提供者呈现多元化格局；（6）多元化农业推广可以视为确保农业推广各利益攸关者参与农业推广的途径。政府在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中起着协同和调节的作用；本文最后提出了按照“一体两翼”蝴蝶模式构建我国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构建策略和保障措施：强化政府公益性农业推广，夯实基层农业推广核心层地位；建立新型合同契约的推广机制，推动专业化农技服务；发挥不同组织的自身优势，建立多元化农业推广机制；建立区域化农业推广联系制度，提高农业推广服务效率。
张淑云[8]（2011）在《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调查》文中指出本研究着眼于目前我国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之间分工不明确,协作运转无序,利益协调不清,难以优势互补发挥整体效益的现状,以农业推广框架理论、农户行为产生和改变理论、自组织发展理论和超循环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的成功经验,以河北省梨产业技术为研究载体,通过对河北省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运行现状,河北省梨主产区标准化栽培技术推广现状,农户对梨产业技术需求与供给意愿的调查分析,明确推广组织在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空间;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农户视角对推广组织的服务绩效进行评价,以期从评价结果中发现和纠正推广组织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运用超循环理论构建从“政府一元供给”到“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动力机制模型,以期为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建立以“农户合理需求为导向,市场运作为基础,政府主导、多方主体互动”的协同治理机制提供参考。并通过机制的运行力求使各推广组织高效有序,协同运行,进而提高农业技术采纳率,实现农户稳定增收、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主要结论如下:1.针对现阶段我国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职能定位不清、管理体制不顺、多元投资机制尚不健全、政府主导型推广服务体系自身实力不够等问题,借鉴国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模式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的农业推广模式要逐步优化到多元化公益与市场相结合的综合型发展模式:一是推广组织多元化;二是推广内容全程化;三是推广行为社会化;四是推广方式多样化;五是农业推广从“以技术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2.河北省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主要表现在:公益性农业推广机构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农业龙头企业服务带动能力不断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我服务意识逐步增强。多元化推广组织在梨产业技术推广上形成了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和培训,龙头企业带动三大支撑体系。但是从总体上看,在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上,河北省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滞后,推广组织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紧密协同运行机制。3.以农户对河北省梨产业技术需求与供给意愿为分析的切入点,运用对河北省冀中南部梨区597户梨农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于依据样本区域实际情况选择的9项技术,得出生产资料是目前农户最需要的技术类型,农户对技术信息、新品种、病虫害综合防治、配方施肥四项技术有着较强需求,不同区域农户技术需求优先序有一定差异。从技术总供给意愿来看,政府推广组织和龙头企业在样本区域9项技术的推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农户技术推广选择的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和合作组织仅起到了辅助作用。从分区域技术供给意愿来看,政府推广组织、龙头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组织均有所涉及,但不同地区这些组织发挥的作用强度不一样:政府推广组织依然是辛集、赵县地区农户最希望提供技术服务的首选组织;龙头企业成为泊头地区农户最信赖的技术推广组织;“其它”和示范户在魏县地区发挥的推广作用较大。4.从农户获取技术受不同组织的影响分析可以得出:农户采纳梨果新技术的决策依据主要是亲友邻居和政府推广组织;农户接受培训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推广组织,其次是大学科研机构;推广人员推广的技术与农户的需求有一定的锲合,但也有一定的矛盾;推广人员的推广方式与农户的喜好有一定差距。现阶段大学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均已参与到梨果技术推广服务中,但推广区域和辐射农户面还很窄。首次基于农户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相结合的方法,对多元化推广组织的服务绩效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是:认为推广组织服务绩效优秀的农户达到了7.3%,良好的农户达到了25.1%,一般的农户达到了34.6%,说明推广组织的推广绩效在农户评价中处于一般水平。基于评价结果提出了建立适合农户需求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的建议。5.依据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在梨产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现状,梨农的技术需求与供给意愿,以及农户对推广组织的服务绩效评价,结合我国国情,首次基于超循环理论构建了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机制。在系统内,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可以大大提高农业推广的整体效率,体现出超循环系统的优越性。在现实工作中,要化解超循环主体在运行中的障碍,促进主体之间的协同运行。6.提出以河北农业大学和泊头东方果品公司为典型案例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的协同运行模式。其中河北农业大学创建的与政府推广部门、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相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实现了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行为社会化、推广形式多样化,国家扶持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目标宗旨。泊头东方果品公司创建的“专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技术推广协同模式一方面优化完善了我国现有的农业推广体系,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一方面吸引了合作各方的积极性,促进了所联结农户的经营增收。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模式的运行还需建立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投入保障机制,多元化推广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结和风险抵御分担机制等。
李松英[9]（2011）在《社区工作者的参与式培训研究 ——以成都市芳草街道办事处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区日渐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集聚点、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和党在城市执政的支撑点。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社区和谐,和谐社会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构建和谐社区,关键在于建立和健全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这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过程中,政府的力量不容忽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发展的不断需要,政府在大力推进社会经济改革的同时,政府内部改革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逐步由原来的管理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大权力下放,增强基层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在城市则体现为不断增强社区工作者的能力素质。政府推行的这项重要举措,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基层工作人员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在政府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此外从长远来看,社区工作人员能力的提高,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社区内部居民融合性的增强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满意度的提高,都有利于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进而对于推进正在形成发育中的公民社会建设起到良好的作用。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社区建设以来,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也逐步提上了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循着影响政府政策出台的各种理念,本文以成都市芳草街道办事处为例,分析社区工作者培训引入参与式培训后对社区工作者能力建设的作用及对和谐社区建设带来的影响。在对培训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引入人力资源专家唐纳得.柯克帕狄克提出了四个水平评估模型即“柯氏模型”,采用个案研究法,利用培训和访谈中获得的案例及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期望能抛砖引玉对其他地区开展社区工作者培训提供参考借鉴作用。
王婷婷[10]（2009）在《干旱区绿洲综合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及管理技术评价 ——以甘肃省景电灌区为例》文中提出绿洲是干旱区水资源条件相对较为优越的一个独特的生态类型区,是干旱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地。景电灌区绿洲是一个新开发的人工绿洲,生态系统极为脆弱。本研究运用能值理论与方法对该区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应用参与式方法对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技术体系进行了调查评价,以期找出该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灌区绿洲综合生态系统的管理耦合技术及建设对策,以促进景电灌区及河西走廊绿洲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为区域生态、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以盐碱地种植枸杞为主要生产模式的红跃村落生态经济系统的各项能值指标为:环境贡献率0.03、购买能值比率0.97、工业辅助能值比率0.69、有机辅助能值比率0.21、净能值产出率2.02、能值投入率8.84、环境承载力2.56、能值可持续性指数0.79、自系统能值反馈率0.04。枸杞种植这一生物治理盐碱地措施以高耗能、密集的人力投入、施肥灌水量大等高经济投入为基本特点。2.紧邻沙漠的大咀子村落生态经济系统的各项能值指标为:环境贡献率0.05、购买能值比率0.95、工业辅助能值比率0.40、有机辅助能值比率0.28、净能值产出率3.10、能值投入率2.12、环境承载力0.82、能值可持续性指数3.77、自系统能值反馈率0.09。该村落生态系统为一般灌区农业生产模式。3.两典型村落生态经济系统的生产体现了景电灌区特点:引黄提灌工程扬程高、耗电量大,人力服务投能高,化肥投入量大,灌水量大。4.红跃村枸杞经济林生产模式的各项能值指标为:能值投资率52.40、净能值产出率3.03、环境承载力2.00、能值可持续性指数1.52;玉米生产模式的各项能值指标为:能值投资率13.9、净能值产出率1.36、环境承载力7.31、能值可持续性指数0.19。枸杞生产模式与玉米生产模式的各项能值指标的比值是:能值投资率3.78、净能值产出率2.24、环境负载率0.27、能值可持续性指数8.19。枸杞生产模式使得红跃村落后、封闭的生态经济系统变得开放、活跃,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5.对绿洲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体系的5项主要措施的参与式评价结果表明:目标层满意度加权平均值为8.569;各准则层满意度权重排序为:沙地封育（0.417）>保护性耕作（0.263）>盐碱地种植枸杞（0.160）>生态家园建设（0.097）>防护林体系建设（0.062）;各指标贡献值差异明显;不同村落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体系的认可度不同;同村落对不同管理措施的满意度及认可度权重差异较大。6.在能值分析与参与式评价的基础上,研究提出景电灌区绿洲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耦合技术:“绿洲外围封育沙地——旱作农田保护性耕作——盐碱地种植枸杞——村落生态家园——区域综合防护林体系”。7.针对绿洲灌区生态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优化管理的建设对策:优化系统生产投能结构,提高产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可更新资源利用率,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重视水资源科学管理,节水和开发利用技术相结合,优化配置水资源;加大培训力度,逐步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意识,宏观调控系统的经营管理;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实施力度和有效性。
二、参与式培训在经济林技术推广中的运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参与式培训在经济林技术推广中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1）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生态与贫困 |
| (二)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 |
| (三)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研究进展与展望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四)资料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三 喀斯特石漠化环境和贫困特征 |
| (一)贫困村石漠化环境特征 |
| 1 村域石漠化的地理格局 |
| 2 石漠化影响因子分析 |
| 3 不同地貌类型区石漠化影响因子比较 |
| (二)石漠化环境的乡村贫困特征 |
| 1 乡村贫困的地理格局 |
| 2 喀斯特贫困乡村影响因子分析 |
| 3 不同地貌类型区贫困乡村影响因子比较 |
| 四 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 |
| (一)石漠化与贫困的地理相关性 |
| 1 石漠化与贫困相关性 |
| 2 石漠化与贫困空间组合 |
| (二)石漠化与贫困耦合实证 |
| 1 石漠化与贫困耦合结果 |
| 2 空间自相关与聚集效应 |
| 3 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分析 |
| 五 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验证 |
| (一)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现有技术措施 |
| 1 石漠化环境贫困识别技术 |
| 2 石漠化环境精准扶贫技术 |
| 3 石漠化环境精准扶贫成效评估技术 |
| (二)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措施研发 |
| 1 相对贫困家庭识别技术 |
| 2 无-潜在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 |
| 3 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 |
| 4 中-强度石漠化环境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 |
| (三)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应用示范与验证 |
| 1 示范点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 2 示范点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
| 3 石漠化与贫困现状评价及措施布局 |
| 4 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措施规划设计与应用示范过程 |
| 5 石漠化与贫困协同治理技术措施应用示范成效与验证分析 |
| 六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2）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业绿色发展是适应生产端和消费端变化的客观要求 |
| 1.1.2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节本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 |
| 1.1.3 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农业绿色发展 |
| 1.1.4 合理的产业组织模式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绿色生产行为研究 |
| 1.3.2 产业组织模式与绿色生产行为 |
| 1.3.3 绿色生产行为、产业组织模式与收入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样本情况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稻农 |
| 2.1.2 产业组织模式 |
| 2.1.3 绿色生产技术 |
| 2.1.4 绿色生产行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3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 2.2.4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解构的总体逻辑 |
| 2.3.2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解构过程 |
| 2.3.3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框架的建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水稻产业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及新趋势 |
| 3.1 水稻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种植情况 |
| 3.1.2 化肥农药投入情况 |
| 3.1.3 成本收益情况 |
| 3.1.4 产业组织发展情况 |
| 3.2 水稻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3.2.1 水稻生产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凸显 |
| 3.2.2 新型技术推广服务能力有限,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率较低 |
| 3.2.3 产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农户组织化参与度较低 |
| 3.2.4 受粮价“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农户增收乏力 |
| 3.3 水稻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 3.3.1 绿色化 |
| 3.3.2 精准化 |
| 3.3.3 组织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及其制度安排 |
| 4.1 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1.1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1.2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4.1.3 研究方法 |
| 4.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5 稳健性检验 |
| 4.1.6 结论与启示 |
| 4.2 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制度安排分析 |
| 4.2.1 事前控制 |
| 4.2.2 过程控制 |
| 4.2.3 结果控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 |
| 5.1 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
| 5.1.1 理论分析框架 |
| 5.1.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5.1.4 模型构建 |
| 5.1.5 实证分析 |
| 5.2 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2.1 理论分析框架 |
| 5.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5.2.4 研究方法 |
| 5.2.5 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绿色生产行为的收入效应分析 |
| 6.1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6.3 研究方法 |
| 6.3.1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
| 6.3.2 OLS回归模型 |
| 6.3.3 无条件分位数回归 |
| 6.4 结果及分析 |
| 6.4.1 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收入效应 |
| 6.4.2 绿色生产对稻农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组织模式对绿色生产的驱动机制:基于案例分析 |
| 7.1 探讨的关键问题 |
| 7.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
| 7.2.1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
| 7.2.2 案例选择的依据 |
| 7.3 案例概况与分析 |
| 7.3.1 案例概况 |
| 7.3.2 案例分析: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成效 |
| 7.4 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成效的保障 |
| 7.4.1 注重与稻农的利益联结 |
| 7.4.2 注重对稻农生产过程的控制 |
| 7.4.3 注重整合外部资源强化产业组织模式稳定性 |
| 7.5 基于多案例分析的实证研究结果再检视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引导稻农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 |
| 8.2.2 创新产业组织模式,促进稻农实施绿色生产 |
| 8.2.3 多角度提升稻农绿色生产采纳度,全方位助推水稻收入稳步增长 |
| 8.2.4 破除产业组织与稻农的联结障碍,强化双方合作基础与制度保障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与产业组织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喀斯特石漠化乔灌草修复机制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 |
| 第二节 石漠化治理中植被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 |
| 第三节 研究进展与展望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第二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第四节 实验方案与数据可信度分析 |
| 第三章 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功能性状 |
| 第一节 不同演替阶段植物群落多样性特征 |
| 一 植物物种及生活型组成 |
| 二 不同演替阶段群落结构特征 |
| 三 植物重要值及多样性分析 |
| 四 研究区植物群落多样性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乔灌草植物功能性状 |
| 一 植物结构功能性状 |
| 二 植物生理功能性状 |
| 三 研究区乔灌草植物功能性状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系统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 一 毕节撒拉溪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 二 关岭–贞丰花江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 三 施秉喀斯特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 |
| 四 研究区养分化学计量特征对比分析 |
| 第四章 高效特色林适应策略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 第一节 基于环境异质性物种共存 |
| 一 土壤酶对环境耦合适应策略 |
| 二 植物性状对环境的适应策略 |
| 三 环境对养分循环的驱动机制 |
| 四 研究区基于环境异质性物种共存对比分析 |
| 第二节 乔灌草结构-功能关系协同 |
| 一 植物结构性状间的权衡 |
| 二 植物生理性状与结构性状间的权衡 |
| 三 植物功能性状权衡策略 |
| 四 研究区结构-功能关系协同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机制 |
| 一 服务功能特性 |
| 二 物种功能群的建立及调控策略 |
| 三 研究区的服务功能对比分析 |
| 第五章 乔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与技术集成 |
| 第一节 模式构建 |
| 一 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
| 二 模式构建的边界条件 |
| 三 模式构建的技术体系 |
| 四 模式的结构与功能特性 |
| 五 不同等级石漠化地区模式结构与功能对比分析 |
| 第二节 技术研发与集成 |
| 一 现有成熟技术应用 |
| 二 共性关键技术及技术体系研发 |
| 三 不同等级石漠化环境技术优化与集成 |
| 第六章 乔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应用示范与验证推广 |
| 第一节 模式应用示范与验证 |
| 一 示范点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 二 示范点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
| 三 林产业现状评价与措施布设 |
| 四 林产业规划设计与应用示范过程 |
| 五 林产业模式应用示范成效与验证分析 |
| 第二节 模式优化调整与推广 |
| 一 模式问题与优化调整 |
| 二 模式推广适宜性分析 |
| 三 模式可推广应用范围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与讨论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三节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路径研究 ——以吕梁市“三个一”扶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及政策依据 |
| 1.1 贫困的含义 |
| 1.2 扶贫的理论基础 |
| 1.2.1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
| 1.2.2 人力资本理论 |
| 1.2.3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 |
| 1.3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的政策依据 |
| 第二章 吕梁市“三个一”扶贫路径的实施情况和成效 |
| 2.1 吕梁市选择“三个一”扶贫路径的背景 |
| 2.1.1 吕梁市基本情况 |
| 2.1.2 吕梁市致贫因素 |
| 2.1.3 吕梁市“三个一”扶贫路径的选择 |
| 2.2 吕梁山护工培训情况 |
| 2.2.1 护工培训实施情况 |
| 2.2.2 吕梁山护工品牌的积极效益 |
| 2.3 光伏产业扶贫实施情况 |
| 2.3.1 吕梁市光伏产业实施情况 |
| 2.3.2 发展光伏产业的积极效益 |
| 2.4 生态扶贫实施情况 |
| 2.4.1 生态扶贫实施现状 |
| 2.4.2 生态扶贫的积极效益 |
| 第三章 吕梁市“三个一”扶贫路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3.1 扶贫计划顶层设计不完善 |
| 3.1.1 护工输出层次低 |
| 3.1.2 光伏电站规划不够精准科学 |
| 3.1.3 生态扶贫结构不平衡 |
| 3.2 扶贫路径和市场对接问题 |
| 3.2.1 光伏产业对政府补贴依赖性强 |
| 3.2.2 经济林提质增效品牌未打响 |
| 3.3 龙头企业参与带动扶贫产业力量不足 |
| 3.3.1 本地家政企业规模小底子薄 |
| 3.3.2 造林工程质量有待提升 |
| 3.4 产业运行中的不规范问题 |
| 3.4.1 本地家政市场不规范 |
| 3.4.2 部分光伏电站工程质量不过关 |
| 3.4.3 造林合作社内部管理运行不规范 |
| 3.5 贫困瞄准机制不够精准 |
| 3.5.1 贫困指标自上而下布置 |
| 3.5.2 主观因素影响精准识别 |
| 3.5.3 村民自报资产不实 |
| 3.5.4 扶贫效果受帮扶对象影响 |
| 3.6 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缺失 |
| 3.6.1 政府在帮扶工作中的越位 |
| 3.6.2 扶贫信息不共享 |
| 3.6.3 部分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 |
| 3.7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滞后 |
| 第四章 优化“三个一”扶贫路径的对策 |
| 4.1 完善路径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
| 4.1.1 护工培训提档升级 |
| 4.1.2 统筹规划光伏电站 |
| 4.1.3 培育发展经济林主导产业 |
| 4.2 培育支持本地龙头企业带动扶贫 |
| 4.2.1 助力本地家政企业发展壮大 |
| 4.2.2 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光伏+”产业发展 |
| 4.2.3 支持龙头企业助力生态产业发展 |
| 4.3 规范扶贫产业运行加强监管 |
| 4.3.1 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建设 |
| 4.3.2 加强光伏电站运营监管 |
| 4.3.3 规范合作社运行机制 |
| 4.4 提升精准识别率 |
| 4.4.1 打破贫困指标限制 |
| 4.4.2 建立动态识别机制 |
| 4.4.3 加强考核监督 |
| 4.5 调动贫困户自主脱贫积极性 |
| 4.5.1 摆对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位置 |
| 4.5.2 通过参与式扶贫发挥贫困户主动性 |
| 4.5.3 推动贫困户思想转变 |
| 4.5.4 推动扶贫信息共享 |
| 4.6 加强基础设施完善基本保障 |
| 4.7 加快扶贫工作立法进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以眉县GEF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概况 |
| 1.3.2 国内研究概况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农业技术推广 |
| 2.1.2 农业技术推广方式 |
| 2.1.3 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理论 |
| 2.2.2 项目管理理论 |
| 2.2.3 激励理论 |
| 2.2.4 理性行为理论 |
| 2.3 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的特性与适用 |
| 2.3.1 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的特性 |
| 2.3.2 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的适用 |
| 第三章 眉县GEF项目农业技术推广状况 |
| 3.1 GEF项目基本情况 |
| 3.1.1 GEF项目与中国的基本情况 |
| 3.1.2 陕西省GEF项目简介 |
| 3.1.3 眉县GEF项目实施情况 |
| 3.2 眉县GEF项目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 |
| 3.2.1 对项目理念宣传的力度不够 |
| 3.2.2 项目区全员参与的氛围未形成 |
| 3.2.3 对项目区推广资源利用不充分 |
| 3.2.4 项目未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
| 3.2.5 农民对项目理念培训参加的意愿低 |
| 3.3 眉县GEF项目农业技术推广问题成因分析 |
| 3.3.1 对项目理念认识不足 |
| 3.3.2 对全员参与项目认识不足 |
| 3.3.3 未能赋予农民参与项目管理的权利 |
| 3.3.4 对项目示范区资源认识不足 |
| 3.3.5 对项目的辐射带动效应认识不足 |
| 3.3.6 项目区农民思想保守 |
| 第四章 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完善对策 |
| 4.1 更新推广人员的思想观念 |
| 4.1.1 强化对项目目的的认识 |
| 4.1.2 树立全员参与项目的意识 |
| 4.1.3 充分认识妇女在推广中的作用 |
| 4.1.4 重视项目的种子示范效应 |
| 4.2 充分利用项目区资源开展工作 |
| 4.2.1 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 |
| 4.2.2 充分利用信息传播资源 |
| 4.2.3 充分利用项目区的政府宣传渠道 |
| 4.3 组建民间的推广组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集体林区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分析 ——基于浙江集体林区的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 研究框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图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数据收集方法 |
| 1.3.2.2 统计描述法 |
| 1.3.2.3 计量经济分析法 |
| 1.4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特色与难点 |
| 1.5.1 研究特色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相关研究 |
| 2.2 农村林业技术传播的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2.1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理论及其绩效评价 |
| 2.2.2 林业技术推广体系理论及其绩效评价 |
| 2.3 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决定因素相关研究 |
| 2.3.1 技术需求影响因素条件研究 |
| 2.3.2 技术需求影响因素方法研究 |
| 2.4 综合评述 |
| 3 集体林区农户林业生产经营状况 |
| 3.1 样本县森林资源与林业发展状况 |
| 3.2 样本农户林业生产状况 |
| 3.2.1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
| 3.2.2 农户林地资源与经营状况 |
| 3.2.3 农户造林状况 |
| 3.2.3.1 林区农户造林状况 |
| 3.2.3.2 未参与造林原因 |
| 3.2.4 农户抚育状况 |
| 3.3 本章小结 |
| 4 集体林区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的需求状况 |
| 4.1 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渠道 |
| 4.1.1 不同林地规模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渠道 |
| 4.1.2 不同林种结构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渠道 |
| 4.1.3 不同收入结构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渠道 |
| 4.1.4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渠道 |
| 4.1.5 不同地区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渠道 |
| 4.2 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偏好 |
| 4.2.1 不同林地规模农户林业生产技术偏好 |
| 4.2.2 不同林种结构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偏好 |
| 4.2.3 不同收入结构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偏好 |
| 4.2.4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偏好 |
| 4.2.5 不同地区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偏好 |
| 4.3 农户参加林业生产技术培训状况 |
| 4.3.1 不同林地规模农户林业生产技术培训状况 |
| 4.3.2 不同林种结构农户林业生产技术培训状况 |
| 4.3.3 不同收入结构农户林业生产技术培训状况 |
| 4.3.4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林业生产技术培训状况 |
| 4.3.5 不同地区农户林业生产技术培训状况 |
| 4.4 本章小结 |
| 5 影响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 |
| 5.2 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1 模型变量预期说明 |
| 5.2.2 模型变量交叉分析 |
| 5.2.2.1 林地经营特征与农户技术需求意愿 |
| 5.2.2.2 家庭生产特征与农户技术需求意愿 |
| 5.2.2.3 户主特征与农户技术需求意愿 |
| 5.3 不同组别农户特征差异分析 |
| 5.4 结果分析 |
|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多元化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和信息来源 |
| 1.4.3 研究内容 |
| 1.4.4 研究的思路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农业推广中的“多元”内涵分析 |
| 2.1 中外农业推广概念的多元化 |
| 2.2 农业推广属性的多层次性 |
| 2.2.1 启迪和教导属性 |
| 2.2.2 采纳和决策属性 |
| 2.2.3 干预属性 |
| 2.2.4 沟通属性 |
| 2.3 农业推广的多学科理论 |
| 2.4 农业推广多元化与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的关系 |
| 2.4.1 多元化在纵向历史阶段的体现 |
| 2.4.2 多元化在时空横向上的体现 |
| 2.4.3 多元化在农民对科技和知识需求方面的体现 |
| 2.5 农业推广服务对象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业推广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推广多元化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 |
| 3.1.1 物品供给的经济学特性 |
| 3.1.2 农业推广服务的物品属性分析 |
| 3.1.3 农业推广服务作为物品供给的多元化 |
| 3.2 农业推广多元化的传播学理论基础 |
| 3.2.1 “传播”含义 |
| 3.2.2 农业技术推广的“传播”含义 |
| 3.2.3 传播基本模式简述 |
| 3.2.4 农业传播与农业推广多元化 |
| 3.2.5 多元化农业推广中“本位传播”思想 |
| 3.3 权变理论 |
| 3.3.1 权变理论诞生 |
| 3.3.2 权变理论的中心思想 |
| 3.3.3 权变理论的应用 |
| 3.3.4 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权变基础---分权战略 |
| 3.4 农业推广的光谱理论 |
| 3.4.1 农业推广光谱理论要点 |
| 3.4.2 农业光谱理论与农业推广多元化 |
| 3.5 影响力理论 |
| 3.5.1 影响力理论的基本概念 |
| 3.5.2 影响力理论与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 |
| 3.5.3 多元化推广组织影响力的构成因素分析 |
| 3.6 不同理论对于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建设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农业推广体系中多元化特征分析 |
| 4.1 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的三位一体结合 |
| 4.1.1 美国的教育、研究和推广三位一体推广制度的起源 |
| 4.1.2 美国的农业推广体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
| 4.1.3 美国的农业推广体系现阶段的发展状况 |
| 4.2 日本农业推广体系中的双规制 |
| 4.2.1 政府部门的农技推广事业体系 |
| 4.2.2 日本农协—“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
| 4.2.3 日本农业推广体系改革新动向 |
| 4.3 荷兰农业推广体系—以农业知识信息系统为核心 |
| 4.3.1 荷兰农业推广体系的组成 |
| 4.3.2 荷兰农业推广体系核心思想 |
| 4.3.3 农业推广私有化带来的影响 |
| 4.4 澳大利亚农业推广体系---企业与政府的合作 |
| 4.4.1 澳大利亚农业推广体系概况 |
| 4.4.2 澳大利亚农业推广服务机构 |
| 4.4.3 政府与企业（其它私营机构）合作推广的平台 |
| 4.5 国外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借鉴经验 |
| 4.5.1 公共农业推广机构应对社会经济变化进行适应性改革 |
| 4.5.2 促进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紧密联系 |
| 4.5.3 促进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多元化合作 |
| 4.5.4 法制建设是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主要角色比较分析 |
| 5.1 政府的农业推广部门 |
| 5.1.1 政府提供农业推广的动机分析 |
| 5.1.2 政府实施农业推广的主要方式简述 |
| 5.1.3 政府主导型农业推广的优势分析 |
| 5.1.4 政府主导型农业推广面临的问题或不足 |
| 5.2 公司或企业 |
| 5.2.1 公司或企业投入推广服务的动机分析 |
| 5.2.2 公司或企业带动农民的基本模式分析 |
| 5.2.3 企业带动型推广模式的优势 |
| 5.2.4 关于企业带动型农业推广的问题 |
| 5.3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5.3.1 农民专业合作社投入农业推广服务的动机分析 |
| 5.3.2 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农民的推广功能模式分析 |
| 5.3.3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型推广的优势 |
| 5.3.4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
| 5.4 农业大学 |
| 5.4.1 农业大学开展农业推广服务的动机分析 |
| 5.4.2 农业大学开展农业推广服务的主要模式 |
| 5.4.3 农业大学开展农业推广服务的优势 |
| 5.4.4 农业大学开展农业推广服务面临的一些问题 |
| 5.5 政府与多元农业推广体系之间的依存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构建 |
| 6.1 我国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6.1.1 优势原则 |
| 6.1.2 效率原则 |
| 6.1.3 创新原则 |
| 6.2 多元化农业推广构建的基本思路---“一体两翼蝴蝶”模式 |
| 6.3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构建的基本策略 |
| 6.3.1 改革国家公共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
| 6.3.2 建立新型合同契约推广，推动专业化的农业技术服务, |
| 6.3.3 发挥不同组织自身优势，建立多元化合作机制 |
| 6.3.4 建立区域化农业推广联系制度，提高农业推广服务效率 |
| 6.4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建设的保障措施 |
| 6.4.1 从政策和法律层面推进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 |
| 6.4.2 从资金投入方面要有利于多元化推广体系的发展 |
| 6.4.3 注重发挥多元化推广组织的协同效应 |
| 6.5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建设的困难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多元化农业推广实践模式研究 |
| 7.1 国家农业推广体系主导的推广模式---农业科技入户工程 |
| 7.1.1 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背景 |
| 7.1.2 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实施的做法 |
| 7.1.3 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的效果 |
| 7.1.4 科技入户工程实施中的特点 |
| 7.2 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
| 7.2.1 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推广模式的历史渊源 |
| 7.2.2 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基本构架 |
| 7.2.3 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服务方式 |
| 7.2.4 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特点分析 |
| 7.2.5 保障措施 |
| 7.3 龙头企业带动模式---众品集团（众品食业）以标准引领产业发展 |
| 7.3.1 企业概况 |
| 7.3.2 以标准化体系构建引领产业发展 |
| 7.3.3 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的效果 |
| 7.3.4 龙头企业带动推广模式的几点启示 |
| 7.4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农业推广—以临海市洞林果蔬合作社为例 |
| 7.4.1 临海市洞林果蔬合作社起源 |
| 7.4.2 临海市洞林果蔬合作社概况 |
| 7.4.3 合作社加强制度建设，逐步推进规范化管理 |
| 7.4.4 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服务类型 |
| 7.4.5 抓质量，创品牌，走双赢之路 |
| 7.4.6 合作社发展存在困难和不足 |
| 7.4.7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型农业推广的几点启示 |
| 7.5 以国际化项目带动的农业推广---德援陕西生态造林二期（延安）项目 |
| 7.5.1 德援陕西生态造林二期（延安）项目的背景 |
| 7.5.2 项目的目标和任务 |
| 7.5.3 项目实施中的核心思想---参与式规划造林 |
| 7.5.4 国际合作项目对于农业推广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政府一元化农业推广的弊端分析 |
| 1.2.2 多元化农业推广的优势分析 |
| 1.2.3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农户技术需求和采用行为的研究 |
| 1.3.2 农业技术供给主体的研究 |
| 1.3.3 农业技术供需互动和均衡问题 |
| 1.3.4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业推广问题的研究 |
| 1.3.5 本文提出基于超循环理论研究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机制的新思路 |
| 1.3.6 本文基于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进行研究的主要依据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推广组织与农业推广体系 |
| 2.1.2 农业推广体制、运行机制与体系之间的互联互制关系 |
| 2.1.3 农业推广体系与多元化新型农业推广体系（一主多元） |
| 2.1.4 推广体制、运行机制、政策导向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技术的经济学分类和推广主体的最优选择 |
| 2.2.2 农业推广框架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产生和改变理论 |
| 2.2.4 自组织理论 |
| 2.2.5 超循环理论 |
| 3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演化进程分析与国外成功经验借鉴 |
| 3.1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演化进程 |
| 3.1.1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 |
| 3.1.2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改革发展的历程 |
| 3.1.3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主要成效 |
| 3.1.4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 |
| 3.2 国外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模式 |
| 3.2.1 政府领导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 |
| 3.2.2 政府和地方(或农民)合办(或协作)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 |
| 3.2.3 民间领导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 |
| 3.3 国外多元化农业推广体制对我们的启示及借鉴 |
| 3.3.1 国外农业推广体制对我们的启示 |
| 3.3.2 国外农业推广体制对我们的借鉴 |
| 3.4 本章小结 |
| 4 河北省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作用现状 |
| 4.1 政府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1.1 政府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现状 |
| 4.1.2 政府在农业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
| 4.2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2.1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现状 |
| 4.2.2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农业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
| 4.3 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3.1 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现状 |
| 4.3.2 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
| 4.4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推广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4.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推广的组织体系 |
| 4.4.2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推广现状 |
| 4.4.3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推广存在的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5 多元化推广组织在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现状及样本区域选择 |
| 5.1 河北省梨产业发展现状 |
| 5.1.1 河北省梨果产量远高于其它果品 |
| 5.1.2 河北省梨生态区域分布相对集中 |
| 5.1.3 无公害种植面积显着提高，果品质量明显改善 |
| 5.1.4 梨果出口创汇优势明显 |
| 5.1.5 梨果业在林业产值中的贡献位居前列 |
| 5.2 多元化推广组织在梨产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现状 |
| 5.2.1 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体系 |
| 5.2.2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和培训体系 |
| 5.2.3 龙头企业带动体系 |
| 5.3 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
| 5.3.1 梨产业新型实用技术的研发与集成推广能力弱 |
| 5.3.2 梨采后商品化处理、包装、贮运标准化环节薄弱，品质品牌建设滞后 |
| 5.3.3 病虫害依然较为严重，安全生产意识较为薄弱 |
| 5.3.4 生产组织化和市场销售的信息化程度不强 |
| 5.3.5 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应对与应急机制尚未构建起来 |
| 5.4 样本区域概况 |
| 5.4.1 样本区域的选择依据 |
| 5.4.2 调查数据获取 |
| 5.4.3 调查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描述 |
| 5.5 本章小结 |
| 6 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中农户需求与供给意愿研究 |
| 6.1 农户技术需求特点 |
| 6.1.1 农户对技术需求相应分散 |
| 6.1.2 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全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6.1.3 农户采纳新技术需要有配套的防范市场和自然风险的服务 |
| 6.1.4 农业技术示范点建设是农业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
| 6.2 农业技术应用到农户的制约因素 |
| 6.2.1 农技推广部门技术服务不足 |
| 6.2.2 农业技术供给和需求不协调 |
| 6.2.3 现行推广体系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
| 6.3 梨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现状与原因剖析 |
| 6.3.1 梨果新品种推广现状 |
| 6.3.2 土肥水管理技术推广现状 |
| 6.3.3 花果管理技术推广现状 |
| 6.3.4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推广现状 |
| 6.4 梨果销售 |
| 6.5 梨产业技术推广供需状况研究 |
| 6.5.1 农户对梨产业技术需求意愿 |
| 6.5.2 梨产业技术推广中农户技术供给意愿 |
| 6.6 本章小结 |
| 7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推广组织服务绩效评价研究 |
| 7.1 农户获取技术受不同组织的影响分析 |
| 7.1.1 农户采纳新技术的决策依据 |
| 7.1.2 农户接受技术讲座或培训情况 |
| 7.1.3 农户喜欢的技术服务方式 |
| 7.1.4 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主要因素 |
| 7.1.5 农户接受大学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技术服务情况 |
| 7.2 基于农户视角的推广组织服务绩效评价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确定指标框架及各指标内涵描述 |
| 7.2.3 构建评价模型分析 |
| 7.2.4 推广组织服务绩效的模糊综合测评 |
| 7.3 建立适合农户需求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的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基于超循环理论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机制的构建 |
| 8.1 运用超循环理论研究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机制的重要意义 |
| 8.2 超循环理论基础 |
| 8.2.1 反应循环 |
| 8.2.2 催化循环 |
| 8.2.3 超循环 |
| 8.3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构成要素 |
| 8.3.1 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 |
| 8.3.2 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农业推广 |
| 8.3.3 涉农企业和农业科技中介机构的农业推广 |
| 8.3.4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农业推广 |
| 8.4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超循环系统 |
| 8.4.1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反应循环 |
| 8.4.2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催化循环 |
| 8.4.3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超循环 |
| 8.5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中超循环主体职责及运行障碍 |
| 8.5.1 政府 |
| 8.5.2 农业高校或科研院所 |
| 8.5.3 涉农企业 |
| 8.5.4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 |
| 8.5.5 合作组织 |
| 8.6 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中超循环客体的职责及运行障碍 |
| 8.6.1 科技成果本身 |
| 8.6.2 自然生产资源 |
| 8.6.3 生态环境 |
| 8.7 本章小结 |
| 9 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模式 |
| 9.1 以河北农业大学为案例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模式 |
| 9.1.1 河北农业大学参与农业推广的优势 |
| 9.1.2 河北农业大学农业推广模式的组织框架 |
| 9.1.3 主要模式 |
| 9.1.4 河北农业大学与其它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模式的建议 |
| 9.2 以泊头东方果品公司为案例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模式 |
| 9.2.1 泊头东方果品有限公司概况 |
| 9.2.2 “专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技术推广协同模式运作程序 |
| 9.2.3 “专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技术推广协同模式的基本特征 |
| 9.2.4 “专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技术推广协同模式的效果评价 |
| 9.2.5 “专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技术推广协同模式的建议 |
| 9.3 本章小结 |
| 10 总结全文与讨论 |
| 10.1 全文总结与发展对策 |
| 10.1.1 全文总结 |
| 10.1.2 发展对策 |
| 10.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社区工作者的参与式培训研究 ——以成都市芳草街道办事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和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社区工作者研究概况 |
| 2.1.1 关于社区工作者的基本理论层面 |
| 2.1.2 关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制度安排层面 |
| 2.1.3 关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层面 |
| 2.1.4 关于社区工作者的实证研究层面 |
| 2.2 社区工作者培训研究概况 |
| 2.3 参与式培训研究概况 |
| 2.3.1 介绍参与式培训的理念、方法等理论 |
| 2.3.2 关于参与式培训的实证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方法模型与概念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政府的有限作用 |
| 3.1.2 公民社会的崛起 |
| 3.1.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方法论 |
| 3.2.2 具体研究方法 |
| 3.3 模型 |
| 3.3.1 第一层次反应评估 |
| 3.3.2 第二层次学习评估 |
| 3.3.3 第三层次行为评估 |
| 3.3.4 第四层次结果评估 |
| 3.4 基本概念 |
| 3.4.1 社区 |
| 3.4.2 社区工作者 |
| 3.4.3 培训 |
| 3.4.4 参与式培训 |
| 第四章 引入参与式培训提升社区工作者素质 |
| 4.1 建设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必要性 |
| 4.2 培训在建设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中的作用 |
| 4.3 社区工作者培训中传统讲授式培训的应用与不足 |
| 4.4 引入参与式培训模式，提高培训成效 |
| 第五章 成都市芳草街道办事处参与式培训研究 |
| 5.1 芳草街道办事处的基本情况 |
| 5.2 参加参与式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基本情况 |
| 5.3 开展参与式培训的具体步骤 |
| 5.3.1 培训需求分析 |
| 5.3.2 培训准备阶段 |
| 5.3.3 培训实施阶段 |
| 5.3.4 培训反馈评估阶段 |
| 5.4 柯氏模型评估参与式培训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中的作用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对策与建议 |
| 6.1 改变观念 |
| 6.2 培训者需具备良好素质 |
| 6.3 培训内容须具有针对性 |
| 6.4 政府保障培训经费 |
| 6.5 平衡参训者开展本职工作与接受培训之间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干旱区绿洲综合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及管理技术评价 ——以甘肃省景电灌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前言 |
| 1 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1 能值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1.1 能值理论及相关分析指标 |
| 1.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 参与式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参与式理论 |
| 1.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 研究区及研究对象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条件 |
| 2.1.2 气候概况 |
| 2.1.3 地形地貌 |
| 2.1.4 土壤 |
| 2.1.5 植被 |
| 2.1.6 水文及水利建设 |
| 2.1.7 生态环境状况 |
| 2.1.8 社会经济状况 |
| 2.2 研究对象 |
| 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1.1 干旱区绿洲典型村落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
| 3.1.2 枸杞经济林生产模式的能值分析 |
| 3.1.3 干旱区绿洲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耦合技术评价分析 |
| 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3.2.1 能值分析方法 |
| 3.2.2 参与式评价方法 |
| 3.2.3 技术路线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典型村落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
| 4.1.1 红跃村落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
| 4.1.1.1 村落系统能流状况 |
| 4.1.1.2 村落系统能值投入 |
| 4.1.1.3 村落系统能值产出 |
| 4.1.1.4 村落系统能值指标 |
| 4.1.2 大咀子村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
| 4.1.2.1 生态经济系统能值投入分析 |
| 4.1.2.2 生态经济系统能值产出分析 |
| 4.1.2.3 生态经济系统主要能值指标的分析 |
| 4.1.3 两村落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比较 |
| 4.1.3.1 生态经济系统能值投入分析 |
| 4.1.3.2 生态经济系统能值产出分析 |
| 4.1.3.3 生态经济系统主要能值指标分析 |
| 4.2 枸杞经济林生产模式的能值分析 |
| 4.2.1 两种生产模式的能流状况 |
| 4.2.2 能值投入产出分析表 |
| 4.2.3 能值投入产出汇总表 |
| 4.2.4 能值投入分析比较 |
| 4.2.5 主要能值指标 |
| 4.3 干旱区绿洲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耦合技术评价分析 |
| 4.3.1 农户差异分析 |
| 4.3.2 农户参与绿洲管理措施农时季节历 |
| 4.3.3 综合管理措施农户满意度调查 |
| 4.3.4 综合评价 |
| 4.3.5 不同村落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措施满意度的差异评价 |
| 4.3.6 存在的问题 |
| 4.3.7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耦合技术及建设对策建议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讨论 |
| 5.2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四、参与式培训在经济林技术推广中的运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喀斯特石漠化与贫困耦合机理及协同治理研究[D]. 赵榕.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D]. 张康洁.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喀斯特石漠化乔灌草修复机制与高效特色林产业模式研究[D]. 张俞. 贵州师范大学, 2020
- [4]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路径研究 ——以吕梁市“三个一”扶贫为例[D]. 贾诗涵. 山西大学, 2019(01)
- [5]项目式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以眉县GEF项目为例[D]. 曾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01)
- [6]集体林区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分析 ——基于浙江集体林区的调查数据[D]. 袁春. 浙江农林大学, 2016(05)
- [7]多元化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D]. 刘光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11)
- [8]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协同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河北省梨产业技术推广调查[D]. 张淑云. 河北农业大学, 2011(05)
- [9]社区工作者的参与式培训研究 ——以成都市芳草街道办事处为例[D]. 李松英.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1(01)
- [10]干旱区绿洲综合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及管理技术评价 ——以甘肃省景电灌区为例[D]. 王婷婷. 甘肃农业大学, 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