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新形式——“民主对话”

一、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民主恳谈”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董文静^[1]（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和制度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它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包含但不等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虽然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具体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目前几乎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再三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问题,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有关基本理论、价值功能、历史演进、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和完善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积极推进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和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稳步、健康、快速发展。具体而言,本文在结构上安排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是介绍了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然后,在梳理归纳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展望研究趋势后,确定研究主题;最后,安排了论文基本结构框架、阐述了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为论文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理论。本章根据政治学逻辑,先从论文选题所涵盖的两大理论体系入手,分别对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制度的含义进行界定,然后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制度化的含义和形式及其价值,进而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和层次,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功能。本章首先从哲学的高度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制度化的价值构成,然后主要从目的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它的价值功能,明确其具有导向性、实践性、渐进性和全局性等价值特点,其主要目的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加深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其发展道路。第四章全面考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历史进程。本章主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依次对我国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协商为主、其它协商逐渐发展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自发起步、自觉快速发展及全面快速发展的状况做一全景式的梳理和探讨,并得出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互相依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制度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等基本经验。为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找好立足点。第五章透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现状。文中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协商民主实践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及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接下来分析,由于长期缺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虽然已经历六七十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显然,发展水平还不高。文中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领导组织机构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以中央层面的政协协商和温岭民主恳谈为例,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概括与抽象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得出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等认识。第六章讨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本章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四个层次依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与对策: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奠定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奠定制度化的组织基础;培育成熟的协商文化,夯实制度化的深厚文化根基,推动形成稳定运行、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这也是本论文最终的研究目的和成果。

陈诚^[2]（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杨中艳^[3]（2017）在《社区协商政治：社区协商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正式确立使协商民主在观念及制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区协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及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获得了历史性和阶段性的大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处于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面对日益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局面,以及由基层治理的“结构之变”所带来的“角色挑战”严峻形势,社区协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社区协商如何适应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顺势推动现有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受到学术界、社会与政府的广泛关注。那么,在当前全面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建设的现实背景下,一系列的问题亟待思考并作出回应:社区协商究竟为何物?社区协商的实践条件与价值功能是什么?社区协商的实践运行机制是什么?社区协商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和具体操作规则?社区协商会产生什么样的绩效或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社区协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社区协商产生积极意义,并为社区协商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试图作一篇系统关照中国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现实的论文,拟从总览全局的层面,综合地考量社区协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表现,从中寻求诸多社区协商实践的规范统一性。本文旨在探讨社区协商生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机制,考察中国社区协商的现实状况及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寻求未来社区协商的法治化建构之道。这不仅会对当前深入推进社区协商产生积极意义,也为社区协商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项研究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主线,从社区协商的内涵意蕴、现实条件、运行机制、发展态势、未来方向等几个方面层层推导,逐步展开。概念界定是研究社区协商的逻辑起点。论文的第一章从理论层面阐述有关社区协商的基本内涵,用规范性的理论解读社区协商是什么?在理论的视野下,围绕社区协商的含义、特征、原则、程序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结合有关的政策规定与相关文献,依托社区协商的地方实践,解读“社区协商”的多重研究面向,回答“社区协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民主是需要条件的,社区协商亦如此。可以说,社区协商民主缘何发生,为何发展,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性支点。论文的第二章讨论的是社区协商民主的发生条件,即社区协商缘何兴起与因何而生,探寻决定“社区协商”的“自变量”。本文试图从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诸多纷繁复杂的现实因素里寻找一些主导性与核心性的变量因素,以分析当前我国社区协商的宏观背景与现实条件,为社区协商提供有力但非唯一的解释。这些关键的自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内容:一是利益因素;二是地域因素;三是文化因素;四是制度因素。此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社区协商的现实适应性问题。社区协商民主的兴起与其现实适应性不可分离,只有具备了现实适应性,社区协商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实现其功能价值,从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社区协商在实际中是怎样运作的?在讨论了社区协商的内涵意蕴与生成条件后,论文的第三章是关于社区协商的实证性研究。在样本选择上,我们对社区协商的案例选取遵循“典型”的原则。从主体间有效互动的角度抽取了 2013年度—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乡社区协商创新实践的三个典型案例,通过对三个样本的数据分析,考察社区协商实际上怎样运作的,从中凝练出这些案例的经验共识部分。社区协商会产生什么样的绩效或带来什么样的经验?社区协商的现实状况如何?从社区协商的演化及发展趋势来看,经历了多年的实践训练、摸索与积淀,现阶段的社区协商取得了初步成效,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态势。论文的第四章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社区协商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通过解析归纳,概括提炼出现阶段我国社区协商的结构类型与整体发展态势,寻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共识性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与政府指导、坚持以利益引导群众参与、坚持民主与治理的双重目标、坚持社区协商与基层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从发展的视角审视任何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没有一种是至善至美的,都不克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社区协商也不例外。论文的第五章讨论的是社区协商的发展限度问题。社区协商是建构于特定的理论前提和假设基础之上的,虽然实践效果显着、功能价值突出,但是其实际推行也需要一系列现实条件的支撑与保障,而实践中,二者的失衡就构成了社区协商的理论缺陷和实践上的矛盾,使其遭遇一系列的成长烦恼和发展困境。那么,面对这些诘难与挑战,何以探寻社区协商的突围之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落脚在社区协商的法治化构建之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化建设势必成为未来深化社区协商的重中之重,法治既能化解社区协商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性、稳定性以及常态化难题,也是确保社区协商权威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

张岚^[4]（2016）在《基于多案例分析的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创新型国家的前沿性标志往往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生产力的创新,但在根基上却是国家管理体制的创新。政府管理部门在价值观、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能够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其进行的创新引导、创新激励、创新风险保障和创新收益的合理分配,是市场创新的基础。政府部门的创新扩散,可以推动政府创新的方法、规模和效率,支持市场和社会创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创新。在这股全球改革的大潮中,中国政府创新的活动也非常踊跃,一大批地方政府积极实践,因地制宜进行改革,收获了丰富的创新经验。地方政府创新对于推动行政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很多政府创新项目不但在始创地保持着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甚至扩散至全国;也有的项目尽管在始创地失败了却“墙内开花墙外红”,被其它地方政府广泛仿效。但也有不少创新项目不但没有得到扩散甚至在始创地也是名存实亡。为什么许多曾经获奖的创新项目命运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如何有效推动政府创新的扩散,既保证创新扩散的效率又能充分发挥创新解决本地问题的效果,是本文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对政府创新扩散的基本理论、动力和条件进行梳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至今已举办八届,考虑到创新扩散的时滞性,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第一至第五届获优胜奖的案例的追踪和分析,获得如下发现:一是政府创新的持续性跟扩散情况存在着紧密关系,不具有持续性的项目绝大多数也没有得到扩散。二是政治改革类创新项目的扩散性程度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支持和推广,自主性的扩散相对较少。三是公共服务类创新和社会管理类创新的扩散情况相对较好,且多为自主性的扩散方式。通过对浙江政府创新的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上级政府的介入对于创新扩散意义重大。创新的扩散首先需要上级政府的认同,上级政府通过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加以引导,保障和鼓励创新的扩散。仿效政府官员的坚持和推动是保障创新扩散成果的有力支持。只有通过那些有胆识的不计较个人得失并敢于冲破重重阻力的官员,才有可能通过持续的推动使得该项创新的仿效得以可能。扩散程度高的创新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来推动亦或是仿效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接纳该项创新。由层级较低的上级政府来推动或是仿效政府的动机不够强烈和主动,创新扩散的区域会受到较大限制且创新的可持续性不强,不能充分实现创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还发现,政府创新和企业创新所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政府创新扩散也有不同的扩散路径和扩散逻辑。在强制性扩散模式下,上级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创新的纵向扩散,在扩散速度上呈现优势,创新成本和风险相对较小。在自发性扩散模式下,主要由仿效政府自主学习,扩散的创新适应性较强,但扩散效率相对较低。政府创新扩散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合作,互动和博弈的过程,这些合作和博弈,存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也存在于政府和社会之间。

秦上人^[5]（2016）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一项多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理论与实践热点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自身生长与发展的若干困境,如孤立性、不可持续性以及内卷化、行政化等问题。社会治理创新本身也需要治理,制度化是这一治理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产生、成长与发展,并解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对接问题?其成长逻辑是什么,有哪些因素作用并如何作用于这一过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本身的社会性、组织性与政治属性使其不同于其他创新。因此,需要通过组织社会学等相关的制度化理论视野与社会治理创新与外部环境的的互动视野,以及影响创新制度化的因素建构新的多阶段制度化分析模型,来解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本文选取五个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案例,通过个案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展开实证分析。在个案分析中运用多阶段制度化分析框架对它们的产生、发展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进行成长史式的“传记”研究,即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化史、村务监督委会的制度化史、村民议事会的制度化之路、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制度化之路与余杭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的制度化之路,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机制可以借鉴一般创新制度化的理论。但是,社会治理创新本身所具有的特有属性,如公共性、政治性与社会性要求在考察其制度化的过程时,必须将外部制度环境与社会治理创新本身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范围。组织-职能因素与合法化因素共同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制度化过程,而且其作用是“不均质”的：首先,在作用关系上,二者分别代表着基层自治与国家干预原则的两类因素,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制度化的过程中呈现竞合性。在制度化的早期,由于国家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之间存在利益契合,两类因素之间呈现合作关系。在制度化后期,两类因素会呈现竞争关系,且国家的干预往往得到强化；其次,在作用性质上,二者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制度化的不同阶段的作用性质呈异质性。组织-职能因素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治理效能总体具有建设性。合法化因素则是一个区间变量：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的早期起到正向的功用,但在后期则起到限制作用。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两类因素的作用强度不同,其所面临的困境也存在不同。外部的合法化因素的过度作用与不当作用导致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治理效能出现困境。从两类赋予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合法化方式上来讲,合法化路径I可能会导致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出现效能困境,而合法化路径II将推动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干预从体制限制到赋予政策空间的转变,即给予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足够的合法性空间进行成长与发展。开放性因素可以缓解科层治理的困境。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内体制与体制之间的开放性,以及治理体系本身的开放性,即要求保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本身对于变动中的基层社会环境及时的沟通与信息的交流。此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生长与发展要遵循宏观与微观的“章法”与布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弥补了社会治理创新成长与发展研究的理论不足,建构并修正拓展了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的多阶段理论框架,探讨了两类作用因素的作用关系与作用结构。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应该遵循良性的成长秩序；应重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组织-职能建设,同时国家应采取将制度空间容量一次性打包式赋予的干预模式,“扩大池塘,放水养鱼”,给予社会治理创新自主成长充分的合法性空间；并保持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开放性。

郎友兴^[6]（2016）在《观念如何形塑制度:对温岭民主恳谈会演进历程的一种解释》文中研究表明显然地,温岭民主恳谈会是一种新的并且切合发展方向的治理机制。本文旨在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案例,探讨思想观念与制度创新、演变之间的逻辑及背后的机制。具体说来,就是探讨创制这种新治理背后的"观念"因素,即伴随温岭民主恳谈会演进主要有哪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发展进程。此外,本文也讨论温岭为何能够通过这些观念的输入而形成民主恳谈会这样新治理机制的问题。

张梦蝶^[7]（2015）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基础。由于现存的基层自治模式受到传统习惯、民主意识、领导方式、决策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满足基层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和多样性的利益诉求。因此,社会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催生了基层协商民主,并有效推动了基层地区的民主管理,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基层民众参与协商的热情不高、协商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协商过程中缺乏理性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归根结底,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既有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关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有民主法治水平建设不高和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其中作为协商主体的民众的思想认识和权利观念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主要因素。主体思想认识不到位,协商必无结果;主体积极性不高,重视不够,协商质量就低,甚至流产。因此,做好我国基层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增强其权利意识、协商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热情,是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在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现状,深入细致的了解了国内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结合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实际和发展要求,对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朱圣明^[8]（2015）在《民主恳谈: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创新》文中研究说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需要有具体方法。该具体方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无法充分为群众提供诉求表达、平等参与的平台。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创新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以对话、协商代替动员、教育。民主就是这样一种"接地气"的方法。协商民主作为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载体,能够让民意得到释放,让民智得以集中。民主恳谈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党的群众路线依托民主恳谈实现工作方法创新,顺应了新时期提出的新要求。

王小明^[9]（2014）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典型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总体上呈现出形式多样,持续时间不等,效果各异,且热点转换迅速的特点。基层协商民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以十八大为界可以分为自在与自为两个阶段:前者以温岭模式为代表,后者以成都模式为代表。这两种典型模式均根植于当前中国的实际,其体现出来的可持续性及其共有的规律与经验具有较强的实践推广意义。

朱圣明^[10]（2012）在《参与式预算之中国地方经验——以温岭市2010年水利部门预算民主恳谈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1问题的提出人类的物质财富表现为一大堆物品的堆积,物品按其属性有私益与公益之分,在私益与公益之间还有大量的混合物品,在混合物品中除去可以收费的俱乐部物品之外,剩下的就是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这部分公共池塘资源构成了社会的公共

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民主恳谈”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民主恳谈”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社区协商政治：社区协商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多案例分析的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一项多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观念如何形塑制度:对温岭民主恳谈会演进历程的一种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主恳谈: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民主恳谈”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D]. 董文静. 吉林大学, 2019(02)
• [2]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 [3]社区协商政治：社区协商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D]. 杨中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4]基于多案例分析的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机理研究[D]. 张岚. 浙江大学, 2016(12)
• [5]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一项多案例研究[D]. 秦上人. 浙江大学, 2016(01)
• [6]观念如何形塑制度:对温岭民主恳谈会演进历程的一种解释[J]. 郎友兴.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6(01)
• [7]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张梦蝶. 云南师范大学, 2015(02)
• [8]民主恳谈: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创新[J]. 朱圣明.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01)
• [9]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典型模式比较研究[A]. 王小明. 统一战线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统一战线前沿问题理论研讨会文集, 2014
• [10]参与式预算之中国地方经验——以温岭市2010年水利部门预算民主恳谈会为例[A]. 朱圣明. 自主治理与扩展秩序：对话奥斯特罗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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