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本《易传》中“子曰”语篇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韦婷[1]（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研究说明《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蔡卓,蔡典娉[2]（2020）在《马王堆帛书《易传》“子曰”问题综考——以《缪和》《昭力》爲研究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帛书《易传》中有丰富的"子曰"论《易》材料,其中学界对於《缪和》和《昭力》两篇中的"先生"和"子"的身分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通过考察双方的观点和依据,以及《缪和》和《昭力》的具体内容,包括其中的解《易》内容、引史特点以及思想特点,可以推论出主张"先生"和"子"爲孔子的相关説法及其依据都不能成立,《缪和》和《昭力》两篇中的"先生"和"子"乃是孔子之後,是战国中後期一位和荀子有密切关系的儒家传《易》学者。厘清"先生"和"子"的身分,对於认识古书体例和开展帛书《易传》的研究十分重要。
许宁宁[3]（2020）在《荀子经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荀子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的思想家,不仅体现在其思想方面,还在于其在传经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而荀子传经与其所处的时代不无关联。荀子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百家争鸣接近尾声,而下距秦皇焚书之祸尚有25年之久,在此期间,“诸子百家同其先师之书,亦谓之经”,诸家弟子严守师法,注解其文以传其道。荀子正因为处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拐点中,他便有机会看到“百家争鸣”几百年来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其后焚书之祸中被焚毁遗失的这一部分经典文献,荀子可以把其所见经典中有用的信息,整合吸收之后,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去,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完成与经典之间的对话。荀子尤重与儒家相关的经典文献,精通《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等典籍,在《荀子》的撰写过程中多次论及诸经,还会在文末征引经典之文以证所论。文章以依据荀子思想的形成中与经典思想的互动与融合关系,借助荀文与经典文本间相互关联的文本材料,对荀子学经、用经以及开拓新知的思想方法,以探讨荀子经学思想内涵。全文共分为九章,分别讨论了荀子与《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礼记》等经典在文本与思想中的关联情况。第1章为绪论,第2章针对荀子的《诗》学思想展开讨论,在先秦典籍中,《荀子》是引《诗》最多的,足见荀子对《诗》的重视。荀子的《诗》学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它是为推动以礼为政服务的。单纯记问之学下的《诗》被荀子称为“故而不切”;同时荀子更加注重为学的目的在于致用,君子学《诗》也是为了更好的用《诗》为自己服务,单纯吟诗歌咏的时代早已过去,“全之尽之,然后学者”的学《诗》才是符合战国乱世的可行之法。第3章针对荀子的《书》学思想展开讨论,发现荀子对《书》中各个篇章的思想内容进行打碎重组,并重新归纳总结为新的论点,应用于自己的文章之中。同时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书》对于荀子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此外,通过对《荀子》篇章中与今本古文《尚书》重见材料的对比后发现,今本古文《尚书》确实有人为拼凑改写的嫌疑。第4章针对荀子的《易》学思想展开讨论,《荀子》中引《易》之文仅有两处,但刘向又言荀卿善《易》,荀子是善《易》之理,而非善《易》之占,同时,荀子否定占卜相面之术,认为行礼义之道才是真正的王道政治。在与《易传》的关系中,荀子对《易传》的成书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第5章针对荀子与《周礼》展开讨论,荀子中多有言“礼”之文,其言“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中又存有十多条与《周礼》相关联的材料,可以证明荀子应当看到过《周礼》的文本。《王制》篇也是现存先秦典籍唯一一处介绍先秦官制的文献,并且其中所列官员名称与职分基本都能在《周礼》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材料,足见荀子与《周礼》关系之紧密。《周礼》虽言官制,但其礼制思想实为周礼之本,而荀子之礼只能是其之一流而已。第6章针对荀子与《春秋》展开讨论。《春秋》经在荀子之时已有《左氏传》《榖梁传》《公羊传》三传,荀子与“三传”皆有关联,其中明言荀子传承的是《榖梁传》,对于《左氏传》《公羊传》而言,荀子亦有兼采,这种兼采“三传”的为学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第7章针对荀子与《论语》展开讨论,发现荀子之对“孔子”与对待诸经一样,把其放置于与经典地位等同的位置,就思想方面来谈,荀子中所涉及与孔子有关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如为学、为政、修身、立德、为孝等等,足见荀子作为孔门嫡传严守师法。第8章针对荀子与《孟子》展开讨论,发现孟、荀之间在义利问题、生态意识、为政理念、论理论道、以及人性论等五个方面都有通之处,荀子作为孟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的学说中多见孟子思想的影子,而人性论问题上,两者立论基础与立论目的都是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第9章针对荀子与《礼记》展开讨论,荀子对当世单篇流行的与“礼”相关的典籍,如《曲礼》《檀弓》《王制》《礼运》《经解》等篇章非常关注,荀子对其中“礼之正国”“隆礼由礼”等思想以及与祭礼、葬礼、乡饮酒礼等具体的礼仪规范深入了解,消化吸收之后再次融入到自己的论篇之中,既可作为论据以证所论,又可作为文章主旨契合荀子所思,对荀子思想体系的构建与成熟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同时,对《中庸》《表记》《坊记》等与子思有关篇章的对比研究,发现荀子在“天子无客礼”“人性论”“情感生发理路”“法先王”的为政理念以及君子修身立德等等诸多方面都有思想上的吸收与继承。
杨学祥[4]（2020）在《《文言传》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文言传》是专门阐释乾坤二卦的篇目,对于乾坤二卦的修己安人之道阐发尤详。第一章首先讨论《文言传》的题名内涵问题。“天地之文”是《文言传》题名取义所本。《周易》中的天地之文即天地生物、成物之象所蕴涵的理序,人文是圣王法天牧民所遵循的理则伦序。《文言传》以“文德”贯通天地之文与人文、天地之道与人道。“文德”即仁德、易道生生之德。乾坤二卦作为生生之本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此生生之易道、天人贯通之“文德”,故阐释乾坤二卦德义之辞题名“文言”。第二章讨论《文言传》的文本与思想资源问题。《文言传》的产生吸收、融合了先秦诸家思想,但其整体价值取向则为儒家思孟学派。《文言传》的文本构成比较复杂,既有在孔子之前即已存世的春秋早期易学解释,也包含有孔子遗教以及思孟学派的思想。第三章讨论《文言传》的易学诠释方法问题。《文言传》对乾坤二卦的阐释遵循了三个根本原则:以人道的视角推阐天道;言内圣必及外王,言道德必及事功;乾刚坤柔,乾健坤顺。《文言传》对乾卦的解释,关注的中心不只是自己,而是囊括了万事万物的。《乾·文言》的眼光是开阔的、推广的、包罗万物的。《文言传》对坤卦的解释,关注的中心一直是自性、自身。《坤·文言》的眼光是向内的、凝聚的,就是要把自身看得通透、自性养得通明。在此基础上发用之于现实的政治治理、社会建设,也要成就一个通透、通明的事功。《文言传》的象数体例,如正中说、三才分位说、正位说、重刚说都具有一定的自身特色。第四章讨论《文言传》中的天地化生之道问题。《文言传》的天地之道思想,既有宇宙生成论层面乾坤二元生化功能的描述,也有宇宙本体论层面的内容。宇宙论方面,《文言传》在生成论上以乾坤代表易道的两种功能,乾元创生,坤元顺乾成物,元亨利贞即乾坤生化的过程。在本体论层面《文言传》则以易道为本体,乾元表创生性能,坤元表贞定性能。乾元因统坤元而亦可代表本体。人禀受于乾元的本性就是元,也即仁,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合一的。在阴阳观念的运用上,《文言传》重视对乾坤主从关系的抉发,以阴阳感应观念揭示天人一体同构的宇宙论思想,同时还蕴涵了阴阳和合、阴阳互含、阴阳转化等方面,并具有明显的扶阳抑阴的倾向。第五章探讨《文言传》中的人文化成之道问题。人道思想是《文言传》的最终理论目标所在。《文言传》的人道思想广泛涉及性情论、德性论、价值观、治道思想诸层面。性情论方面,《文言传》的性情论以“性”为万物本性,以“情”为性的功能性发用。《文言传》以乾元之善的发用过程引出性情关系,是主张性善情也善的。《文言传》的理论目标是成就人的德性。元亨利贞落实到人则为仁义礼智,仁义礼智由此获得了形上的本体依据。龙的意象表征的是天道流行,寓意天地人的一体同构。龙德即圣人之仁德、文德。“君德”为君主、大人之德。“天德”即乾元之德。价值观方面,《文言传》主张义利统一,以义规定利,以利推广义。在德业观上则认为德因业而显,业因德而广。“积善有庆”是对于德行之善恶与祸福关系问题的典型论述。《文言传》整体上可以看做一套政治哲学,其最终理论指向是内圣外王。在君子之道层面《文言传》提出了兼顾知行、德业的工夫论。“体仁”的概念是《文言传》的独创。“体仁”即体本体之仁。君子之体仁,体之于身、发之于行,成就人文化成的治世之功。《文言传》认为在时遇不可用或者自身德行尚未有所成就之时,君子应潜隐修德、积蓄力量。“闲邪”是自我省察防患未然。“存其诚”是贞定住真诚无妄的道德主体。“闲邪”工夫之内在层面就是使心中的意念皆归于正,外在层面就是于日常所言无不信实,日常所行无不谨慎。其具体展开则为言信行谨、忠信进德与修辞立诚的工夫。信是真心诚意,不虚伪。信实与谨慎是在言语行动中体现的,也是要通过言语行动的锻炼方能养成。忠是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还特指臣下对君主应尽的道德职责。“修辞立其诚”即通过言辞来彰显、挺立诚实之德。“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的内在理路是穷理与尽性的统一。“知至至之”是明了德业修养的目标,而去努力达到;“知终终之”是明了德业修养的无有终成之时,而能够终生贯彻到底。前者偏于进德来说,后者则偏于修业来说。这一模式还体现为“学聚问辩”与“宽居仁行”的统一。“学聚问辩”讲的是进德穷理的方面;“宽居仁行”讲的则是体悟践行方面。“辩德”是在事物初始阶段就能够辨别它的吉凶善恶属性,“积善”就是选择并坚持一直做善的事,积累蕴含于其中的善的德性。《文言传》最先将“敬”视为修养工夫论之重要概念。敬是使心志专一,义是使行事合宜。敬义皆内在于心,只是在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内外之别。《坤·文言》认为臣道当内涵中正之德,从君事,终君业,功成不居而归美于君。《乾·文言》认为君道当刚健中正,遍利万物,上继乾元始物之德,下辅万民性情之正。君道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德”“化成天下（上治）”“悠久不息（天下治）”三个方面。“天人合德”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主体与易道生生之德合一的存在状态。《文言传》中的“圣人”具有鲜明的内圣外王品格,内蕴至善之德,外现覆载天下之业。“化成天下（上治）”的价值理想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太和”是宇宙之本然的终极和谐状态,“悠久不息”（天下治）就是“太和”之境界。总之,《文言传》对乾坤二卦的阐释是从天道变化中体悟价值根源的进路,乾元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大本大源。《文言传》以德性观念为核心,以进德修业为宗旨,君子通过体仁、闲邪存诚等工夫在知行交进中证成本具的“文德”,并同时显发为安人、安百姓的盛德大业。
高亮[5]（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张绍时[6]（2019）在《先秦“象”范畴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象”是一个蕴含文化观念、哲学思想、审美特质的范畴,它跨越了哲学、美学、文学、天文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汉语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乃至社会价值体系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范畴,与其孕育、发生最为关键的先秦时期有着紧密关联。“象”是构建先秦思想文化系谱的一个基本符号,从日常生活的器物之象到祭祀活动的祭器、乐舞之象,从天文学的日月星辰之天象到医学的藏象、脉象,从巫卜文化中的龟筮之象到宗法文化的制度之象,“象”涉及到先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它是一个包含思想价值、精神品格、民族意识的概念。“象”又是关涉到先秦人们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范畴,象思维和象喻言说在先秦时期得到广泛运用,经过思想家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以“象”为思维纽结,以天地人互通为平台的整体运思模式。“象”范畴虽然在先秦的知识系谱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学界对“象”范畴在先秦时期的孕育发生、历史演化、内涵特征及其与象思维的关联、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有必要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范畴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研究方法对先秦“象”范畴进行全面整理、系统研究。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厘清“象”范畴的孕育、发生、发展过程,梳理各家学派对“象”范畴的论述,探析“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彰显“象”范畴所包含的民族思维模式,探讨“象”范畴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这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有助于把握先秦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有助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有助于把握中华文艺美学的特征与精神,有助于中西文化及文论的比较研究。“象”字丰富的含义为“象”范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甲骨文中“象”有动物名、氏族名或人名、乐舞名三义。周代“象”字含义主要沿着动物义、神圣义、视觉义发展。“象”又转化为动词,具有效法、相似之义。在“象”的字义发展及转化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成为关系到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总结直接促使了“象”范畴的发生,推动了“象”范畴的发展。《老子》提出“无物之象”“其中有象”“大象无形”等一系列命题,最先将“象”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易传》提出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制器尚象”等命题分别阐释了易象的发生、目的和功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象论思想。《乐记》将“象”引入到艺术领域,“气以成象”“声者,乐之象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等命题关涉到乐象的发生、形态和功能,“象”在乐中相应地具有本体、媒介、功能等多重意义。先秦思想家较少对“象”范畴进行直接地理论界定,“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是在与其他范畴的关联与比较中凸显出来的。从内涵来看,“象”与“物”“形”“名”“文”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象”源于古人对宇宙自然、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效法,它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互交融的产物。“象”既保留了自然物象的感性形态,又包含了主体观念之象的超自然、超实体特征,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文化符号。从特征来看,“象”与“气”密切相关而具有直观性,与“道”密切相关而具有形上性,是心物交融的产物而具有主客交融性。从功能来看,“象”是先秦思想家尽意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广泛地运用象喻方式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象”之所以成为先秦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与它所包含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象”源于先民的尚象意识,先民的采集渔猎活动、龟卜占筮活动以及图腾符号、象形字等都体现出这一本源性的尚象思维模式。象思维以“观物取象”为起点,以“取象比类”方式展开,以“立象尽意”为目的,以象征、比类、联想、暗示等方式把握和表述未知的世界。象思维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浑融的一种思维模式,具有形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特征。先秦象思维的广泛运用从潜在层面促进了“象”范畴的发生,“象”范畴的发生、发展与广泛运用又是象思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思想家对“象”范畴的讨论以及象思维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以文艺美学为例,这表现在三个层面:从话语层面来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衍生出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等一系列次生范畴,在唐代形成了成熟的审美意象论,由“象内”“象外”之论进而发展成为艺术意境论;从思维与言说层面来看,先秦时期形成的象思维方式和象喻言说方式,对古典文艺美学的象思维及象喻言说有着重要影响,形成了偏重于直觉感悟与象喻妙譬的理论品格;从文化精神层面来看,先秦“象”范畴与象思维对古代艺术的超越精神、生命精神、诗性精神都有着重要影响。总而言之,“象”具有原始具象、认知中介和本体意义等多重内蕴,它在先秦思想文化演进与知识系谱生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象”与龟卜、占筮相结合,确立了它作为沟通天地人的中介。“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的阐释中完成了理论层面的超越。老子的“大象”论将“象”提升到哲学层面,确立了其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儒家将“象”与伦理道德相关联,确立了“以象比德”的政教传统。凡此种种体现了原始“尚象”意识到象思维的转化。先秦“象”范畴和象思维对重视形象性、审美性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毕庶春[7]（2017）在《《逸周书》篇题之“解”考论》文中研究说明《逸周书》篇题之"解"非后人所加,它有其新异之处,它源自"结绳""解结"遗俗,独立为述解体,是后世训释体的开端。孔子的"述而不作",源自瞽史。孔子学派不仅在传经、解经中传承瞽史之作,而且在师法、家法中体现瞽史之职,奠定并弘扬瞽史传统。二戴《礼记》是孔子学派早期传承瞽史之作的荟萃,是诸子传记萌生的渊薮。上古以来,典籍的传承显着呈现出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典籍的传承至少经历了瞽史、孔子和诸子三个时期。《逸周书·史记解》当为西周"故志",而上博简书《容成氏》,当为古楚国"故志"类典籍。《荀子》中《大略》《宥坐》等六篇,当为《韩非子》"六储说"和《说林》的先导。经学、史学、子学以及古代文体等均与瞽史有着深远的渊源。
孙鸣晨[8]（2017）在《《周易》结构论》文中认为“结构”的概念,并非结构主义的独专之物,也是中国历代文学批评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结构讲究一定逻辑,是文学、哲学内各个层次、要素之间系统组织关系的体现,是构成意义完整体的关键。对于结构的解析,就是要揭示并说明隐藏在意义背后、致使该意义成为可能的形式和阐释程式系统。《周易》的独特结构是一个承载意味的形式,是其绚丽的文学特征与深邃的哲理内涵的内在支撑。整体观之,《周易》各层级的意义与形式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形成了一个富有意蕴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让我们从固化的思维中解放出来,看到作为非孤立系统的多解性和蕴藏其中的复杂而微妙的本质。因此,对《周易》的结构进行解析,指出各组成部分的构建和律则,有利于我们更为明悉、完整地把握其哲学条理和文学形象,从而突破直接的、显性的象数、义理功用,深度理解它与中国语言文学,乃至文化的复杂关系。《周易》的本体包含哲学形态和文学形态。其哲学形态包括象、数、理三个基本要素,主要是通过构建以象表意的卦爻符号系统来呈现,文学形态则是以语辞表意来实现文本形式组织。而《周易》哲学形态和文学形态的内在各部分、各层级之间的建构又遵从着一定的规律性和调适性,这是《周易》意味丰富的根本所在。述第一章“《周易》结构的本体形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而言,《周易》的成书是一个结构渐全、思想渐丰的过程。经历了这一过程,《周易》也从万流汇聚成卜筮之书,最终走向了群经之首,成就了最具中国文化、思想特色的经典之一。《周易》结构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历程上,占筮形态、语素来源、理论准备等范畴都经历了从混沌到系统的变更。其次,在形式上,文学文本逐渐深化和建设也是历经从经传编纂的经典化、符号爻题称名的形式化等历史演化。再次,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符号化的过程而言,具有明显的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周易》巧妙地将深微复杂的内容以简单的形式、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一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更是将诸多易理赋予结构、符号之中,以应用形态来涵盖生命经验。述第二章“《周易》结构的历史意味演进”。《周易》象征系统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仅仅包含本体符号,更是将语言文字与符号象征紧密结合,于“文象并构”的独特表意结构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基于此,象征形态的构建可概括为“取象--立象--释象”,其中取象部分为“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和“观物取象、观象取法”两大原则;立象思想则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和“引而伸之,触类长之”两大原则;在“释象”系统中更是具有明显的言象互动的象征结构特征,在突出“立象以尽意”的同时,将象征形式和语辞释象紧密勾连。述第三章“《周易》结构的象征形态”。从语言角度来看,《周易》的语体体现了诗性的结构形式。这与中国文化中文学与哲学相融、诗歌与思想同源的精神特征相一致。首先,卦爻辞具有明显的诗体结构特征,体现了从诗到思的诗性智慧。其次,经、传分别处于新旧文言变革的历史之中,所以从语言形式上来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再次,《周易》的文辞、理论和篇章构造形式,在文学史、诗学、艺术、历史、文体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典范作用。述第四章“《周易》语体的诗体结构形式”。从意义的生成角度而言,《周易》意蕴的呈现是以结构为基础的,而结构中的思想原则作为现象的深层本质,对其文学、哲学的构建路径起着决定的影响。第一,整体性思想不仅保证了《周易》象数在千变万化的历史中保持了稳定的形态,也使其能够宏观地审视自然与社会,把握世界的变化规律。第二,衍申性思想使得《周易》本体和观念上都具有发展延续的特征。第三,分析性思维致使《周易》能够通过分析和归纳,遵循一定的形式和法则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第四,象征性思维使《周易》的象征从观上升到观念。第五,交互性思想原则保证了结构内在各因素能够相互衔接。述第五章“《周易》结构与意义的生成”。在审美意蕴层面,无论是在判断吉凶的标准、理论建设和应用实践中,《周易》的审美精神总是保持中和特性。在语言和符号两方面都存在着对称性结构或者对偶性艺术表现。《周易》的语言和数理从整体到局部的构建中,都体现了严密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既能够贯穿于天地、自然、人伦的普遍精神,同时也具有理性之光。《周易》结构的和谐特质作为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能够从生命问题出发,在效法自然的基础上,强调了主体的能动创造,构建了生命活动和艺术活动相和谐的宇宙观。述第六章“《周易》结构的审美艺术蕴含”。
赵思木[9]（2017）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以下简称《清华壹》）出版於2011年初,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2500多枚盗掘竹简的第一组整理报告,收入书写在107枚简上的的九篇竹书。这九篇竹书学术价值极高。本文以这九篇竹书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学者从竹书形制、文字考释、文字构形、语句训释等各有关方面对这九篇竹书的研究成果,加以折衷,提出一些具体的新见解。正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清华简一般情况及《清华壹》九篇内容、性质。其次重点述论学者在清华简物质载体形态方面的研究意见,简述学者对《清华壹》九篇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介绍本文研究方法及结构。第二章《<清华壹>九篇通释》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九节,每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篇竹书的新订释文,第二部分是在该释文基础上进行的全篇集释、通释。汇集学者对各篇竹书疑难文字考释、文字特殊构形、词句释读等方面的具体意见,并针对简文以及这些具体意见进行讨论,力图对九篇竹书做出逐字逐句的解释。第三部分是以通释结论为基础做出的宽式释文以及白话语译。通释中所收录的研究心得以较短篇幅可以论述清楚,一些研究心得需要结撰成文方能论述充分。第三章《<清华壹>九篇文字训诂专题研究》就收录这些结撰成文的专题研究,分为五节。第一节《“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集解补正》综述各家对《尹诰》“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的意见,并提出新解。第二节《<耆夜>“明”的特殊含义及古代祭祀专门名词》以《耆夜》中应训为“洁净”的“明”为切入点探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有同样含义的“明”。《保训》《金縢》《皇门》中都有指“疾病迁延不愈”的“不余”,传世文献中的“弗豫”“不怿”与之意思相同。但该词确切含义未可定论。第三节《“弗豫”“不怿”补说》就试图在《诗》《书》成词的丰富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讨论“弗豫”“不怿”指“疾病迁延不愈”的原因。“中”字是《保训》简文的内容核心,其含义也是解读《保训》者争论的焦点。第四节《<保训>“中”字意涵诸说述论》在梳理纷纭众说的基础上,试图对该词含义作出解释。《保训》“朕”字写法特殊,第五节《利用<保训>“朕”字补释有关金文》就利用该字探讨与之相关的几个金文的构形和释读。本文附录收录自2008年清华简入藏以来至今关於《清华壹》九篇的论着名目。
王献松[10]（2017）在《《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之儒家类为研究对象,从文献目录学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视角,通过文献学、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展现《总目》儒家类着作收录、编排的整体情况,儒家类与经、史、子、集四部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类提要在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在《总目》儒家类文献研究方面,《总目》儒家类前理学时期着作的收录以重古书、重古注、重儒学风气之转变为特点,理学时期着作的收录以“尊程朱、抑陆王”为特点。儒家类四百余部着作的编排大都“以时代先后排序”,这是“编排正例”,对于“注解”类着作,采取“以原书作者为主,以注解者为辅”来确定时代;对于“编辑”类着作,以“是否自为着述”确定着作归属,属于“自为着述”者按编辑者时代着录,不属于“自为着述”者按原材料作者时代着录。此外,其“编排变例”有三种情况:“帝王御撰、敕修”类着作统一列于各朝代着作之前,“涉伪”类着作按原题作者时代编排,“不着编撰者名氏”类着作统一列于各朝代着作之末。“儒家类”是目录分类上极为稳定的一个概念,但其所收着作类型历代却有增减,这与目录学家观念的改变以及相关的着作地位的变化有关。“儒家文献”则是从学术、思想角度对文献进行分类的一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儒家文献角度来看,《四库全书》具有“儒藏”性质,可以承担“儒藏”职能。儒家文献的概念远远大于目录分类上的儒家类。在《总目》儒家类与四部关系研究方面,儒家类与经部关系最为密切,经部着作都属于儒家文献。六经是经部最为核心的部分,孔子通过对“六艺”的儒家化建立起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尊“六艺”为“六经”,使“六艺”经典化,成为儒家经典,并进而成为国家的经典。《孝经》、《四书》是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着作,《孝经》、《论语》本是儒家传记,而非“经”,它们经典地位是在汉代以后逐步确立的;《四书》之《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之单篇儒家传记,《孟子》在宋以前一直作为子书列于子部儒家类,后经宋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而与《论语》并列,并进而之同列经部。“小学”之教学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故刘歆《七略·六艺略》中列“小学类”,其中仅收录“六书”着作,给人一种“小学=六书”的错觉。后世虽有目录着作将与幼童教育相关的“幼仪”、“笔法”、“蒙求”、“记诵”类着作列入小学类中,但《总目》则将其全部排除在小学类之外,其中有关幼童德行启蒙教育的“幼仪”类着作（如朱熹《小学》等书）即被改列于子部儒家类之中。儒家类与史部关系也极为密切,正史类着作基本都是按照儒家思想（如《春秋》以道名分）来进行编纂的,《总目》对史部进行的以正史为纲、其他类别为目的“纲目结构”安排,体现出整个史部就是一部“大正史”,儒家与整个史部都紧密相关。史部其他类目之中以传记类着作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传记类中儒家人物传记、儒家学派传记等对儒家人物、学派的记载,基本上与经部、子部儒家类着作对儒家理论主张的阐发,构成了儒家“行”、“言”的两个层面。儒家类与子部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儒家对其他各家的统领关系,历代目录着作的子部都是以儒家类居首的,这是目录着作“尊儒”的体现,与四部分类法以经部居首体现的“尊经”相同。子部其他类目之中以杂家类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兴起于秦汉时期的杂家与当时的谋臣、门客关系密切,“杂家出于议官”之说值得肯定,杂家作为诸子之一家,可成一家之言,其宗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因时制宜。或者说,杂家更多地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诸子,而非学说理论意义上的诸子。秦、汉以降,儒家学说在方法论方面经历了“杂家化”。儒家的“杂家化”就是立足于儒家思想,并兼容其他各家思想进行综合性创新,进而产生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时期需要的儒家思想。这其中包括兼容其他诸子之学而形成的政治儒学和兼容佛、道二教思想而形成的心性儒学两个方面。儒家类与集部着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名、实关系,《荀子》、《新语》、《新书》等儒家着作从形式上来看也有“集”的性质,而《木钟集》、《一庵遗集》等以“集”命名的着作又被列于儒家类中。集部类目之中以别集类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除佛、道教学者的别集之外的别集都可笼统称为“儒家别集”,按它们与儒家关系的远近大致可分为大儒别集、儒臣别集、文儒别集三个层次。在《总目》儒家类与儒学史、学术史关系研究方面,《总目》将儒家类着作分为前理学时期、理学时期两个阶段的着录方式具有对儒学进行分期的性质,但这种以“理学”视角来审视儒学发展的儒学“两期说”,并不能很好地展现前理学时期的儒学发展状况,也对宋明时期心学发展多有忽视。这与目录学“辨章学术”的局限有关,再加上理学“道统说”对《总目》编纂思想的影响,儒家类构建儒学分期的努力终归失败。自满族入关之后,清廷重倡程朱理学,对于清初政局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程朱理学在思想（如“夷夏之辨”）、形式（如“聚徒讲学”）上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稳定因素,这使得《总目》儒家类以“尊程朱”为主的评价标准,与《总目》整体上“重考据”的宗旨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清廷通过编修《四库全书》以营造浓厚的考据学风气,正是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一些弊端,以达到在政治上打压朋党,并进而限制言论自由的目的。可以说,在乾隆中后期的汉宋之争,其表面上虽然是考据与义理之争,但其实质却是政治对学术的侵蚀,皇权对儒家学者的驯服的意图。
二、今本《易传》中“子曰”语篇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本《易传》中“子曰”语篇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广雅》与《广雅疏证》 |
| 一、《广雅》概况 |
| 二、《广雅疏证》概况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解题 |
| 一、“通假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二、通假字与同源字、古今字、异体字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
| 三、“新证”界定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研究现状回顾 |
| 一、王氏的音韵学、音转理论研究回顾 |
| 二、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与实践情况回顾 |
| 三、“新证”研究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使用材料范围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使用材料范围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广雅疏证》语音关系新证概况 |
| 第一节 王念孙的声韵理论概述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中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中不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不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广雅疏证》中无例证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无例证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 |
| 第一节 “因声求义”理论溯源 |
| 第二节 从“新证”看《疏证》对“因声求义”的实践 |
| 一、从“新证”看王氏疏证连词 |
| 二、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虚词 |
| 三、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名物词 |
| 四、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同源字 |
| 五、从“新证”看王氏指出的通假字 |
| 六、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音义相近字 |
| 第三节 王念孙“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得失 |
| 一、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成就 |
| 二、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不足 |
| 第三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音转”理论 |
| 第一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声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声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声转分析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韵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韵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韵转分析 |
| 第三节 从“新证”看《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
| 一、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三、无例证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第四节 王氏音转理论与实践的得失 |
| 结语 |
| 下编 |
| 表一:《广雅疏证》(含《补正》)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二:《广雅疏证》(含《补正》)不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三:《广雅疏证》(含《补正》)无例证通假字一览表 |
| 三十韵部条目索引 |
| 音序索引 |
| 引用材料简称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马王堆帛书《易传》“子曰”问题综考——以《缪和》《昭力》爲研究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帛书《缪和》《昭力》“子曰”问题歧见 |
| 二《缪和》《昭力》“先生”与“子”的身分考论 |
| (一)“先生”与“子”爲孔子説商榷 |
| (二)“先生”与“子”身分考论 |
| 1．解《易》论《易》的特点 |
| 2．引史特点 |
| 3．思想学説特点 |
| (三)“子曰”非孔子之语的一点设想 |
（3）荀子经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荀子学术形象变迁的反思 |
| 1.2 荀子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
| 1.4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第2章 荀子的《诗》学思想 |
| 2.1 荀子的《诗》学传承 |
| 2.1.1 孔子对《诗》的承接与传播 |
| 2.1.2 孔门弟子对《诗》的传承与发展 |
| 2.1.3 子思、孟子对《诗》的传承与发展 |
| 2.2 “断章取义”:《荀子》引《诗》 |
| 2.2.1 直接明引《诗》 |
| 2.2.2 活用、暗引《诗》 |
| 2.2.3 引《逸诗》类 |
| 2.3 荀子论《诗》及其《诗》学思想 |
| 2.3.1 荀子论《诗》 |
| 2.3.2 荀子的诗学思想 |
| 第3章 荀子的《书》学思想 |
| 3.1《荀子》引《尚书》情况 |
| 3.1.1《荀子》直接称引《书》名 |
| 3.1.2 荀子直引《书》篇名类 |
| 3.1.3 荀子以引《传》的形式引《书》 |
| 3.1.4《荀子》中部分内容与《书》相同或者化用《书》中语句 |
| 3.2《荀子》引《尚书逸文》 |
| 3.2.1《荀子》直接称引《书》名 |
| 3.2.2 荀子直引《书》篇名类 |
| 3.2.3 荀子引《诗》与《尚书逸文》重见类 |
| 3.3 《荀子》与今本古文《尚书》重见情况 |
| 3.3.1《荀子》与《大禹谟》相关材料 |
| 3.3.2《荀子》与《仲虺之诰》相关材料 |
| 3.3.3《荀子》与《胤征》相关材料 |
| 3.3.4《荀子》与《伊训》相关材料 |
| 3.3.5《荀子》与《太甲下》相关材料 |
| 3.3.6《荀子》与《咸有一德》相关材料 |
| 3.3.7《荀子》与《泰誓上》相关材料 |
| 3.3.8《荀子》与《武成》相关材料 |
| 3.3.9《荀子》与《周官》相关材料 |
| 3.3.10《荀子》与《毕命》相关材料 |
| 3.3.11《荀子》与《囧命》相关材料 |
| 3.4 荀子的《书》学思想 |
| 第4章 荀子的《易》学思想 |
| 4.1 荀子引《易》说《易》 |
| 4.1.1 荀子直接引“《易》曰”类 |
| 4.1.2 荀子引《易》之卦名 |
| 4.1.3 荀子与《易传》相关类 |
| 4.1.4《荀子》与《易》新见 |
| 4.1.5 荀子说《易》 |
| 4.2 荀子与《易传》 |
| 第5章 荀子与《周礼》 |
| 5.1 《荀子》与《周礼》相关联系材料整理 |
| 5.1.1《大略》与《天官冢宰》相关材料 |
| 5.1.2《王霸》与《地官司徒》相关材料 |
| 5.1.3《议兵》与《夏官司马》相关材料 |
| 5.1.4《礼论》与《冬官考工记》相关材料 |
| 5.2 从《王制》篇看荀子与《周礼》间的关系 |
| 5.2.1《王制》与《尚书·周官》关系 |
| 5.2.2《王制》中所载官制与《周礼》相较 |
| 第6章 荀子与《春秋》 |
| 6.1 《荀子》与《春秋》三传的材料对比 |
| 6.1.1《荀子》与《左传》相关材料 |
| 6.1.2《荀子》与《榖梁传》相关材料 |
| 6.1.3《荀子》与《公羊传》相关材料 |
| 6.2 结合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考察荀子与《春秋》三传关系 |
| 6.2.1《左传》《荀子》相通考 |
| 6.2.2《榖梁》《荀子》相通考 |
| 6.2.3《公羊》《荀子》相通考 |
| 第7章 荀子与《论语》 |
| 7.1 荀子与《论语》相通资料对比 |
| 7.1.1《荀子》与《学而》相关资料 |
| 7.1.2《荀子》与《述而》相关材料 |
| 7.1.3《荀子》与《为政》相关材料 |
| 7.1.4《荀子》与《里仁》相关材料 |
| 7.1.5《荀子》与《子罕》相关材料 |
| 7.1.6《荀子》与《子路》相关材料 |
| 7.1.7《荀子》与《宪问》相关材料 |
| 7.1.8《荀子》与《卫灵公》相关材料 |
| 7.1.9《荀子》与《季氏》相关材料 |
| 7.1.10《荀子》与《阳货》相关材料 |
| 7.2 荀子对“孔子曰”逸文思想的继承与开新 |
| 7.2.1《哀公》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2《大略》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3《法行》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4《儒效》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5《王霸》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6《王制》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7《尧问》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8《正论》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9《仲尼》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10《子道》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11《宥坐》篇中“孔子曰”思想 |
| 7.2.12《荀子》篇中“孔子曰”思想总结 |
| 第8章 荀子与《孟子》 |
| 8.1 义利问题 |
| 8.1.1《荀子》中所见与《孟子》相似的材料 |
| 8.1.2 荀子义利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8.1.3 孔孟荀义利观之异同 |
| 8.2 生态意识 |
| 8.2.1《王制》与《孟子·梁惠王上》相关材料 |
| 8.2.2《大略》与《孟子·梁惠王上》相关材料 |
| 8.3 为政之策 |
| 8.3.1《议兵》与《孟子·梁惠王上》相关材料 |
| 8.3.2《王霸》与《孟子·梁惠王下》相关材料 |
| 8.3.3《富国》与《孟子·梁惠王下》相关材料 |
| 8.3.4《议兵》与《孟子·梁惠王下》相关材料 |
| 8.3.5《儒效》与《孟子·公孙丑上》相关材料 |
| 8.3.6《君子》与《孟子·公孙丑下》相关材料 |
| 8.4 论理论道 |
| 8.4.1《大略》与《孟子·万章下》相关材料 |
| 8.4.2《王制》与《孟子·万章下》相关材料 |
| 8.4.3《王霸》与《孟子·公孙丑下》相关材料 |
| 8.4.4《劝学》与《孟子·滕文公下》相关材料 |
| 8.5 人性论辨 |
| 8.5.1 荀子人性论综述 |
| 8.5.2《荀子》与《孟子》在人性论方面材料 |
| 第9章 荀子与《礼记》 |
| 9.1 荀子与《曲礼》 |
| 9.1.1《劝学》与《曲礼》相关材料 |
| 9.1.2《富国》与《曲礼》相关材料 |
| 9.1.3《臣道》与《曲礼》相关材料 |
| 9.2 荀子与《檀弓》 |
| 9.2.1《子道》与《檀弓》相关材料 |
| 9.2.2《礼论》与《檀弓》相关材料 |
| 9.3 荀子与《王制》 |
| 9.3.1《大略》与《王制》相关材料 |
| 9.3.2《荀子·王制》与《礼记·王制》相关材料 |
| 9.3.3《宥坐》与《王制》相关材料 |
| 9.4 荀子与《礼运》 |
| 9.4.1《大略》与《礼运》相关材料 |
| 9.4.2《天论》与《礼论》相关材料 |
| 9.4.3《哀公》与《礼运》相关材料 |
| 9.5 荀子与《内则》《少仪》 |
| 9.5.1《仲尼》与《内则》相关材料 |
| 9.5.2《大略》与《少仪》相关材料 |
| 9.6 荀子与《丧大记》《祭义》 |
| 9.6.1《大略》与《丧大记》相关材料 |
| 9.6.2《大略》与《祭义》相关材料 |
| 9.7 荀子与《经解》 |
| 9.7.1《王霸》《大略》与《经解》相关材料 |
| 9.7.2《礼论》与《经解》相关材料 |
| 9.8 荀子与《坊记》《中庸》《表记》 |
| 9.8.1《君子》与《坊记》相关材料 |
| 9.8.2《正名》与《中庸》相关材料 |
| 9.8.3《君道》《哀公》与《中庸》相关材料 |
| 9.8.4《儒效》与《表记》相关材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文言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言传》之题名内涵 |
| 第一节 《文言传》题名的内涵 |
| 一、《易传》各篇之命名特点 |
| 二、《文言传》题名内涵的现有解释 |
| 三、天地之文与人文: 刚柔交错与文德教化 |
| 四、从《文言传》看天地之文与人文的贯通 |
| 第二节 追溯文德之源: 礼乐精神与文王之德 |
| 一、文德源于礼乐之教 |
| 二、文德非文饰之德 |
| 第二章 《文言传》之文本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文言传》之文本问题 |
| 一、与传世文献之比较 |
| 二、与马王堆帛书《易传》之比较 |
| 三、《乾·文言》与《坤·文言》比较 |
| 四、《文言传》异文问题 |
| 五、《文言传》定本时间问题 |
| 第二节 《文言传》之思想资源问题 |
| 一、《文言传》与道家思想 |
| 二、《文言传》与儒家思想 |
| 第三章 《文言传》之易学诠释方法 |
| 第一节 据辞言理的模式与原则 |
| 第二节 独特的象数体例 |
| 一、正中 |
| 二、三才分位 |
| 三、正位 |
| 四、重刚 |
| 第四章 《文言传》中的天地化生之道 |
| 第一节 乾元与仁体 |
| 第二节 元亨利贞 |
| 第三节 阴阳观 |
| 一、阴阳感应 |
| 二、扶阳抑阴倾向 |
| 第四节 鬼神观 |
| 第五章 《文言传》中的人文化成之道 |
| 第一节 心性论 |
| 一、性情论 |
| 二、德性论 |
| 第二节 价值观 |
| 一、义利统一:利者义之和 |
| 二、德业相长:进德修业 |
| 三、德福相因:积善有庆,以德受福 |
| 四、终日乾乾,及时而进 |
| 第三节 内圣外王的治道思想 |
| 一、君子进修之道 |
| 二、君臣平治之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先秦“象”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评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象”字义的发生与演变 |
| 第一节 殷商和西周早期“象”字含义考论 |
| 一、作为动物名 |
| 三、作为乐舞名 |
| 二、作为氏族名或人名 |
| 第二节 西周中期以后“象”字名词义考论 |
| 一、“象”之动物义 |
| 二、“象”之神圣义 |
| 三、“象”之视觉义 |
| 第三节 西周中期以后“象”字动词义考论 |
| 一、“象”之效法义 |
| 二、“象”之相似义 |
| 三、“象”之象征义 |
| 第二章 “象”范畴的发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道家论“象” |
| 一、《老子》论“象”与“大象” |
| 二、《庄子》论“象”与“象罔” |
| 三、《鹖冠子》论“象”与“名物” |
| 第二节 《易传》论“象” |
| 一、“象”的多重含义 |
| 二、“观物取象” |
| 三、“立象以尽意” |
| 四、“制器尚象” |
| 第三节 《乐记》论“象” |
| 一、“气以成象” |
| 二、“声者,乐之象也” |
| 三、“乐以象德” |
| 第四节 其他文献论“象” |
| 一、《鬼谷子》论“象” |
| 二、《黄帝内经》论“象” |
| 三、《管子》《荀子》论“象” |
| 第三章 “象”范畴的内涵、特征与功能 |
| 第一节 “象”与“物”“形” |
| 一、“象”与“物” |
| 二、“象”与“形” |
| 第二节 “象”与“名”“文” |
| 一、“象”与“名” |
| 二、“象”与“文” |
| 第三节 “象”的特征 |
| 一、直观性 |
| 二、形上性 |
| 三、主客交融性 |
| 第四节 “象”的功能 |
| 一、“六经”之以象尽意 |
| 二、儒家之以象比德 |
| 三、道家之以象喻道 |
| 四、兵墨法诸家之以象言理 |
| 第四章 “象”范畴与象思维 |
| 第一节 先民的尚象意识与象思维 |
| 一、先民实践活动的观象意识 |
| 二、图腾符号的想象与象征 |
| 三、汉字造字的尚象思维 |
| 四、原始思维中的尚象意识 |
| 第二节 象思维的过程与特征 |
| 一、象思维的过程 |
| 二、象思维的特征 |
| 第三节 先秦文献中的象思维与“象”范畴 |
| 一、《周易》的“取象”与“立象” |
| 二、老庄对“道”的体悟与“象”的营构 |
| 三、《黄帝内经》“以象测藏”的运用与“藏象”论 |
| 四、其他文献中的象思维与“象”范畴 |
| 第五章 先秦“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 |
| 第一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话语形态 |
| 一、“象”从哲学范畴向文艺美学范畴的演变 |
| 二、“象”从“象外”到“境”的发展 |
| 第二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
| 一、“象”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思维方式 |
| 二、“象”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言说方式 |
| 三、象思维和象喻言说的优势与局限 |
| 第三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精神 |
| 一、“象”与文艺美学的超越精神 |
| 二、“象”与文艺美学的生命精神 |
| 三、“象”与文艺美学的诗性精神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先秦文献“象”字语句辑录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逸周书》篇题之“解”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逸周书》篇题之“解”非孔晁所加 |
| 二、《逸周书》篇题之“解”独具新异之处 |
| 三、史书兼政典的《逸周书》来自两种史官、两类史籍的依辅 |
| 四、《孔子家语》《礼记·经解》篇题之“解”中蕴含着传承 |
| 五、文末缀语 |
（8）《周易》结构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周易》结构研究回顾 |
| 二、本文章节设置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周易》结构的本体形态 |
| 一、文本体例及组织形式 |
| （一） 《易经》的体例结构 |
| （二） 《易传》的组织形式 |
| 二、符号结构的多重形态 |
| （一） 阴阳二元律则 |
| （二） 三爻时空律则 |
| （三） 六位成章律则 |
| （四） 今、帛、竹书《周易》卦序排列律则 |
| 第二章 《周易》结构的历史意味演进 |
| 一、从混沌到系统 |
| （一） 占筮形式的规范化 |
| （二） 古经编纂的理性化 |
| 二、从意味到形式 |
| （一） 经传编纂的经典化 |
| （二） 爻题附辞格式的生成 |
| 三、从具象到抽象 |
| （一） 数字的具象到抽象过程 |
| （二） 符号的具象到抽象过程 |
| （三） 语辞的具象到抽象过程 |
| 第三章 《周易》结构的象征形态 |
| 一、观察取法的取象系统 |
| （一）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 |
| （二） 观物取象观象取法 |
| 二、分类所指的立象系统 |
| （一）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
| （二） 引而伸之触类长之 |
| 三、言象互动的释象系统 |
| （一） 卦名与卦象 |
| （二） 卦爻辞与卦象 |
| 第四章 《周易》语体的诗性结构形式 |
| 一、卦爻辞诗体结构形式 |
| （一）整体性构架 |
| （二）多元性形态 |
| （三）音系性语感 |
| 二、文象并构与诗性智慧 |
| （一）艺术性的衔接手段 |
| （二）哲理性的诗性品格 |
| 三、经传合璧的结构形式 |
| （一） 语言形式的继承 |
| （二） 新旧体文言变革 |
| 四、《周易》语言结构影响 |
| （一） 《周易》与后世专着结构 |
| （二） 《周易》与后世文章结构 |
| 第五章 《周易》的结构与意义的生成 |
| 一、整体贯通的结构与整体性思想 |
| （一） 整体结构与宇宙意识 |
| （二） 连贯结构与圆转变化 |
| 二、本体观念的发展与衍申性思想 |
| （一） 本体的衍申 |
| （二） 观念的衍申 |
| 三、应用实践的推导与分析性思维 |
| （一） 分类和应用 |
| （二） 定位与律则 |
| （三） 因果与调试 |
| 四、形象的内在构建与象征性思想 |
| （一） 从观到观念的进阶 |
| （二） 形象思维与内在构建 |
| 五、多元结构衔接的交互性思想 |
| （一）《周易》结构的交感原则 |
| （二）《周易》结构的交互衔接形态 |
| （三）《周易》交互形式与哲学精神 |
| 第六章 《周易》结构的审美艺术蕴含 |
| 一、中和性的审美理想 |
| （一） 以“中”为判断吉凶的标准 |
| （二） 以“中”为理论的重要概念 |
| （三） 形式与意味的实践统一 |
| 二、对称性的审美表现 |
| （一） 对称性与阶段结构 |
| （二） 对偶性与艺术表现 |
| 三、秩序性的美学实践 |
| （一） 言有序与创作实践 |
| （二） 数理性与理性之光 |
| 四、和谐性的艺术情感 |
|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
| （二） 人与社会的和谐 |
| （三） 人与自我的和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何谓“清华简”? |
| (一) “清华简”由来及一般情况简述 |
| (二) 清华简内容简述 |
| 第二节 《清华壹》九篇载体物质形态述论 |
| (一) 《清华壹》九篇竹简形制及修治、编连方法述论 |
| 1、形制 |
| 2、契口与编绳 |
| 3、简背修治、划痕及相关问题 |
| (二) 《清华壹》各篇收卷方式研究简述 |
| (三) 《清华壹》各篇字迹研究述论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论文结构及隶定、释文体例 |
| (一) 本研究的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与本文结构 |
| 第二章 《清华壹》九篇集释 |
| 第一节 《尹至》集释 |
| 第二节 《尹诰》集释 |
| 第三节 《程寤》集释 |
| 第四节 《保训》集释 |
| 第五节 《耆夜》集释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集释 |
| 第七节 《皇门》集释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集释 |
| 第九节 《楚居》集释 |
| 第三章 《清华壹》九篇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集解补正 |
| 第二节 《耆夜》“明”的特殊含义及古代祭祀专门名词 |
| 第三节 “弗豫”“不怿”补说 |
| 第四节 《保训》“中”字意涵诸说述论 |
| 第五节 利用《保训》“朕”字补释有关金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论着目录(2008-2017) |
| 後记 |
| 攻读期间学术成果 |
（10）《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回顾 |
| 一、《四库全书总目》部类研究状况述评 |
| 二、《四库全书总目》部类研究现状的分析与启示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文献总论 |
| 第一节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之收录情况 |
| 一、前理学时期着作 |
| 二、理学时期着作 |
|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之编排原则 |
| 一、编排之正例 |
| 二、编排之变例 |
| 第三节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与儒家文献 |
| 一、儒家类 |
| 二、儒家文献 |
| 第二章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与经部关系论 |
| 第一节 儒家类与六经关系考论 |
| 一、儒家与六经之关系 |
| 二、儒家类着作与六经着作之关系 |
| 第二节 儒家类与《孝经》关系考论 |
| 一、儒家与《孝经》之关系 |
| 二、儒家类着作与《孝经》之关系 |
| 第三节 儒家类与《四书》关系考论 |
| 一、儒家与《四书》之关系 |
| 二、儒家类着作与四书之关系 |
| 第四节 儒家类与小学关系考论 |
| 一、儒家与小学之关系 |
| 二、儒家类着作与小学之关系 |
| 第三章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与史部关系论 |
| 第一节 儒家与史部关系总论 |
| 一、正史与史部之关系 |
| 二、儒家与正史之关系 |
| 第二节 儒家与传记类着作关系考论(上):儒家人物传记 |
| 一、志书类儒家人物传记 |
| 二、年谱类儒家人物传记 |
| 第三节 儒家与传记类着作关系考论(下):儒家学派传记 |
| 一、区域类儒家学派传记 |
| 二、断代类儒家学派传记 |
| 三、通史类儒家学派传记 |
| 第四章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与子部关系论 |
| 第一节 儒家与子部关系总论 |
| 一、先秦时期儒家为诸子百家之一 |
| 二、汉代以后儒家统领诸子百家 |
| 第二节 儒家与杂家关系考论(上):杂家概念及其变迁 |
| 一、再论“杂家出于议官”说 |
| 二、“杂家”之内涵与宗旨 |
| 三、杂家类内涵之变迁 |
| 第三节 儒家与杂家关系考论(下):儒家的杂家化历程 |
| 一、政治儒学——以儒为主,兼容其他诸子之学 |
| 二、心性儒学——以儒为主,兼容释道之学 |
| 第五章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与集部关系论 |
| 第一节 儒家与集部关系总论 |
| 一、儒家与集部 |
| 二、儒家类着作与“集” |
| 第二节 儒家与别集类关系考论(上):儒家别集类型 |
| 一、大儒别集 |
| 二、儒臣别集 |
| 三、文儒别集 |
| 第三节 儒家与别集类关系考论(下):别集类提要与儒学史 |
| 一、程朱理学派 |
| 二、陆王心学派 |
| 三、东林学派 |
| 第六章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与儒学史合论 |
| 第一节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的儒学史建构及其反思 |
| 一、儒家类建构的儒学“两期说” |
| 二、儒学“两期说”的缺陷 |
| 三、儒家类“辨章学术”困境的反思 |
|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与汉宋之争 |
| 一、《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尊程朱”的儒学批评 |
| 二、《四库全书总目》整体重考据的学术批评实质 |
| 三、《四库全书总目》尊程朱、重考据的紧张与汉宋之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今本《易传》中“子曰”语篇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2]马王堆帛书《易传》“子曰”问题综考——以《缪和》《昭力》爲研究中心[J]. 蔡卓,蔡典娉. 简帛研究, 2020(02)
- [3]荀子经学思想研究[D]. 许宁宁. 湖南大学, 2020
- [4]《文言传》思想研究[D]. 杨学祥. 山东大学, 2020(04)
- [5]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6]先秦“象”范畴研究[D]. 张绍时.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逸周书》篇题之“解”考论[J]. 毕庶春.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 [8]《周易》结构论[D]. 孙鸣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9)
-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集释及专题研究[D]. 赵思木.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3)
- [10]《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研究[D]. 王献松.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