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后我国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论文文献综述）
徐乾宇[1]（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王佳玉[3]（2020）在《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的产业更新,区域协作程度逐渐深化,对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进行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是国家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体育产业内在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长三角体育产业优化的发展诉求。在我国大力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既符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是体育产业发展规律的现实表现。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详细梳理理论基础,专家访谈、专家问卷等方法获得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最后利用系统动力模型仿真优化路径。首先,基于产业结构理论梳理体育产业结构演化机理,利用2015-2017年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增加值数据对区域体育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发展,体育服务业发展较好,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结构内核心层发展较差,仍旧以外围层为主,不利于体育产业发展。存在体育产业结构软化程度有待提高、体育产业结构中核心层发展较弱、区域体育产业结构分布差异较大的问题。其次,为探究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建立了系统动力模型,仿真发展路径。通过因果关系图呈现各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结构流图,进行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仿真,结果显示,体育资金投入变动时,体育健身休闲、体育培训与教育的变动率更加明显,体育中介、场馆服务等业态变化不大;体育创新供给变动时,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与教育敏感度更强;体育支持政策变化,依旧是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与教育、体育健身休闲更加敏感,但支持政策引起的变化比创新供给要大。由体育资金投入、体育创新供给、体育支持政策的变化引起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的变化,进一步使地区生产总值得到提升。在系统动力模型的仿真下,得到了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即加快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激发核心业态潜力,逐步提升服务业水平;着力提高要素投入力度,加强区域协作一体化。最后,依据模型结果,提出深化区域协作,巩固已有发展成果;强化引导力度,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发挥政策合力,实现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并作出研究展望。
李其成[4]（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刘帅[5]（2018）在《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最惠国法律条款即最惠国法条是“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载体,而最惠国待遇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机制,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整体格局。最惠国待遇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8世纪初叶,英法在荷兰乌特勒支签订的和约中首次规定了较为规范的最惠国法条,至此,最惠国法条正式登上国际贸易舞台,并不断发生演变。在最惠国法条长期的变迁过程中,演化出了欧式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美式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虽然二者的影响力不断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动,但依然是近现代最惠国法条的基本分类。从19世纪清王朝被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开始碰撞,中国正式被裹挟进世界经济政治纷争以来,最惠国法条就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历经晚清、民国,直到今天,最惠国法条都是中国对外经贸体系的重要基础。在此期间,最惠国法条影响的畛域一直居于变动,从最早局限于税务、贸易范围,然后不断扩张,跨越经贸范畴,嵌入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再度缩小至经贸范围,而WTO时代其影响的边界再次扩展。不过,无论最惠国法条的适用范围如何变化,其对我国一直具有深远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最惠国法条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力。晚清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最惠国法条背离了其应有的公平、非歧视的价值导向与促进贸易自由的初衷,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侵害中国利益的工具。最惠国法条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处于既“隐秘”又“显着”的微妙位置,“隐秘”是因为最惠国法条不似割地、赔款、驻军等条款是对中国具体国家利益的侵犯,其依托第三国的架空表述方式,使得其发挥作用较为“间接”,也使缺乏国际法知识的晚清君臣在尚未了解该法条的重大影响时就轻易让渡了最惠国待遇。“显着”则是由于和中国签订最惠国法条的“最惠国”可以轻易均沾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中让渡的利益,借此,最惠国法条这个“倍增器”极大增强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利益侵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最惠国法条也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商一道,被并称为令近代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三项利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逐渐开始着手改订或废除最惠国法条,以限制其不利影响,北京政府奉行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废约外交都与之密切相关。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采用“浑括主义”,尽量避免双边谈判,而采用集体磋商的方式,这正是基于对最惠国法条的清楚认识,只有通过集体磋商,让全体最惠国在放弃某一特权上达成一致,这一特权才能真正被废止。南京国民政府废约外交的目的与修约外交类似,也是逐渐取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其方式上更加彻底,注重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直接减少不平等条约签署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也一并减少了“最惠国”的数量,弱化最惠国法条的不利影响。废约之后,通常还会以订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合约为目的进行新条约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最惠国法条通常又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否重新订入最惠国法条也成为判断谈判成败的“标志”。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开始了艰苦的“复关入世”谈判,而永久性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成为我国力争的主要谈判目标,并最终取得圆满成果。现代最惠国法条以WTO框架为依托,其内含平等、非歧视的价值内核,到今天依然是国际贸易秩序的主流,但以TPP为代表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在其组织内部推行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会造成对非组织成员的贸易歧视,即使这些成员同属于WTO。全球化与集团化贸易组织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冲突给最惠国法条的未来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主体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陈述研究思路,对最惠国法条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逐次展开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最惠国法条概论。首先介绍了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其次,阐明了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最惠国法条的内涵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该部分也论及最惠国法条与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的关联。第三,研究了最惠国法条依据不同学说与标准进行的分类情况。最后,对最惠国法条条文的解释进行了分析,涉及到对最惠国法条的滥用与限制。第三部分: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化扩张及应对。首先对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进行了介绍,并作了阶段划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初步建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扩展,并介绍了晚清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初步回应;其次,梳理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第三,对1912—194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进行了叙述,解读了在修约外交与废约外交不同方针影响下的最惠国法条;最后,对近代中国与西方重要国家订立的最惠国法条以国别进行归纳并简要评论,涵盖晚清到民国的整个长时段。第四部分: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特点、类型与危害。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具有不平等、叠加性、多领域性、变动性等特点,这也引致了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类型的多样性,而各类型的最惠国法条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后果。第五部分:现代最惠国法条在曲折中发展。国际贸易并非一直沿着自由贸易理念顺利发展,经贸全球化不断遭遇反抗,不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了以倡导贸易自由为价值导向的最惠国法条受到冲击。直到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迎来发展的新高潮,而TPP协议的出现使得最惠国法条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六部分:从中美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权益的伸张。GATT-WTO时代,中国努力“复关入世”,希望加入全球化的贸易组织,从而获得更加优越的贸易环境与条件。其中的关键就是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这场世纪谈判持续多年,见证了从GATT到WTO的时代转换,也历经多任美国总统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考验,最终取得满意成果,中美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也为未来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结语:通过对比,得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惠国法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总结获得的启示。本文以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法律史学讲究以史为凭,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探寻研究对象的特点、流变及影响。但最惠国法条并非单纯的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其还涉及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因此,对这种复合性的研究对象,应分层次、多领域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在法律层面对最惠国法条的探讨以及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围绕该法条的冲突与斗争,并剖析对比了最惠国法条对我国的各种影响。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惠国法条的历史考察,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利我国更好地应对今后世界经贸秩序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肖智[6]（2018）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理要素的格局、过程及机制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茶叶作为世界主要饮品原料之一,自二战结束70年来,世界茶叶生产、贸易与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格局变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同时,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茶叶生产、贸易和消费大国,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格局动态过程,分析产生变化的驱动因素,可对未来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规划决策提供科学指导。本论文通过综合运用集中度指数、基尼系数、产业重心转移模型等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近70年来世界及中国茶叶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理开展了较为系统研究,主要结果及结论如下:（1）论文从茶叶产量、茶园面积、茶园单产、茶叶品类四个方面统计分析了近70年全球茶叶生产过程并总结其变化特征。过去70年,全球茶叶总产年均增速（3.67%）大于茶园年均增速（2.85%）;世界茶叶总产增长主要是来自茶园规模的扩张,茶园单产提高对茶叶产量增产贡献不到三成;1990年以来,CTC碎茶（Crush、Tear、Curl）是世界主要茶类,占世界茶叶品类份额六成以上,传统茶所占份额不到四成。（2）论文对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茶叶种植在全球范围持续扩散,茶叶种植国从二战后的20个增加到36个;中国、印度、斯里兰卡是亚洲主要生产国,肯尼亚、乌干达是非洲主要茶叶生产国,阿根廷是南美洲最大的茶叶生产国;中国茶产量在2006年首次超过印度,成为世界茶叶最大的生产国,世界茶叶生产中心在百年后重新回归中国。世界茶叶生产格局由“双巨头（印度+斯里兰卡）”演变为“新双核（中国+印度）”结构;过去70年,全球茶叶生产高度集中（生产基尼系数>0.71）,茶叶生产国产量差异显着,在全球茶叶总产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各茶叶生产国所占份额差距进一步扩大。（3）论文对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世界茶叶出口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世界茶叶出口年际间波动幅度不大,平均波动值维持在2万t左右;亚洲茶叶种植国的出口份额显着下降（从战后九成五降到近年的五成九）,非洲茶叶出口已占全球近四成;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过去70年间,世界茶叶出口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世界茶叶出口贸易已由70年前的印度、斯里兰卡两家独大的局面,业已形成多极化格局:在亚洲,中国（18.28%）、斯里兰卡（15.62%）、印度（12.15%）三强鼎立;在非洲,肯尼亚一家独大（26.72%）;在南美洲,阿根廷（4.76%）一支独秀的局面;70年间,随着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的出口贸易份额持续下降,肯尼亚、中国、越南、阿根廷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增强,尤其是肯尼亚与中国在21世纪初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茶叶出口贸易格局。2009年,中国出口超过斯里兰卡,茶叶出口贸易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4）论文对世界茶叶消费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全球茶叶消费进口保持年均2.5%的增速持续上升,这说明全球对茶叶有相对长期稳定的需求;70年间,世界茶叶消费进口地由集中于欧洲（59%）、北美（18%）地区,逐渐演变成亚洲（40%）、欧洲（28%）、非洲（20%）三足鼎立的格局;从茶叶消费进口国看,世界茶叶消费进口格局由战后集中于英国（51.92%）、美国（13.68%）、澳大利亚（7.56%）,到2016年形成亚洲巴基斯坦（10.12%）、阿联酋（3.65%）、阿富汗（3.24%）、非洲埃及（5.15%）、摩洛哥（3.92%）、欧洲英国（6.24%）、俄罗斯（9.32%）及北美的美国（7.63%）多极化格局。（5）论文定量分析了中国茶叶总产量增产的贡献因素,并选择世界主要茶叶生产贸易国作为参照对比,对中国茶叶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茶园面积增加是中国茶叶总产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60%）;近70年,中国茶园面积扩大277万hm2,茶叶产量增产230.89万t,年均增速分别为4.25%、6.23%;70年间中国茶叶单产呈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单产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4%）;绿茶是我国最主要的茶类产品,其产量大、比重高;近70年中国茶叶出口增长了 43倍,年均增速5.76%,2009年以来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出口市场基本稳居第二;2015年以来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连续两年居全球之首;中国茶叶出口单价整体位于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茶叶出口单价超过斯里兰卡位居全球第一;入世初期,加入WTO对中国茶叶进口影响微弱,从2009年之后,入世对中国茶叶进口拉动非常明显,中国茶叶进口年均增速达14.16%;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茶园资源大国、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大国、全球茶叶贸易量第二大国、全球茶叶贸易额第一大国。（6）论文揭示了中国茶叶生产时空演变特征。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格局变动较大、地域分异特征明显:从区域格局看,中国茶园集中度指数呈现“东部减小-西部增大”的变动趋势;中部的湖南、安徽与东部沿海的浙江、广东等传统茶叶产区的地位在逐渐下降,茶叶产业逐步向自然禀赋优势区集聚;西部茶区的贵州、云南、四川及中部茶区的湖北逐渐成为中国新兴茶园集中区及茶叶主产省。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布局（茶园面积重心与茶叶产量重心）明显向西转移;茶园面积的重心移动方向大致为“东-南”向“西-北”,茶叶产量的重心移动方向大致为“东-北”向“西-南”;从移动速度看,茶园重心的西移速度明显快于茶叶产量重心,中国省级茶区茶叶产量的区域波动大于茶园面积扩张的区域波动,茶园面积的西扩趋势更稳定。（7）论文应用主要驱动力及驱动机理分析方法,分析了近30年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揭示了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演变的驱动力模型。1)考察期国内因素中除新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对各茶区扩大茶园规模和提高茶叶单产的解释能力相对较低外,其余四个因素均有显着驱动作用。其中,土地成本对中国东部茶区、中部茶区、西部茶区茶叶生产发展的驱动作用均有显着驱动作用;劳动力成本对促进东部茶区及西部茶区的茶叶生产发展具有显着驱动作用;产业扶持政策对扩大西部茶区的茶园规模与促进东部茶区的茶叶单产具有显着驱动作用;自然地理条件对中部茶区扩大茶园规模、提高茶叶单产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2)在2001年加入WTO后,茶叶出口贸易对中国茶叶生产有正面引导作用。中国茶叶出口量与茶叶产量、茶园面积之间存在者显着的正相关关系（R分别为0.75和0.69）,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和扩大,中国茶叶生产与出口之间已形成良性正向循环机制。3)考察期间在驱动力作用下,中国茶叶生产重心自东向西移动,但不同时期驱动力作用的大小和方向不同,即驱动力对茶叶产量重心驱动的波动性大,对茶园西移的驱动更为稳健。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大格局背景下,受国内、国外因素的综合影响,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布局明显向西转移。西部茶区相对较低的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为中国茶叶生产西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产业扶持政策也为西部茶区茶园标准化、规模化、基地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保障。西部茶区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正面作用也在客观吸引着中国茶叶生产由东逐渐向西南转移。论文提出实施包括调产业结构、促三产融合、保质量安全、借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茶叶贸易、以区域化生产为基础等相应政策,实现“中国茶”,“全球卖”。论文拓展了茶叶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将空间地理技术引入到茶叶生产格局演变特征中,实现了全球及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迁的可视化,弥补了传统统计数据分析的不足。
郭立伟[7]（2016）在《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俄罗斯入世后,履行入世承诺修改相关木材贸易制度,为中俄木材贸易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交易量不断下滑,而中国对木材的需求持续增长,如何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俄罗斯入世后,俄罗斯相关变化开展研究,以调整、转变中俄木材贸易模式为切入点,从宏观制度层面、微观企业层面进行剖析,提出可操作的新木材贸易模式,以期为政府制订中俄木材贸易政策、提高木材企业进出口效益,提供政策建议与理论支撑。首先,对俄罗斯入世后的中俄木材贸易现状进行梳理,研究表明：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交易量下滑、俄罗斯木材在中国的市场范围明显缩小等说明俄罗斯入世后俄罗斯木材在中国市场比较优势弱化,俄罗斯入世初期的中俄木材贸易旧模式迟滞了中俄木材贸易发展。其次,对俄罗斯入世后影响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俄罗斯入世后,俄罗斯一系列的制度改变会影响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制度交易成本的变化决定着中俄木材贸易模式的选择,独占研究视角。精准解读俄罗斯入世后出台的相关制度和木材贸易法规条款、木材企业生产方面的变化等,发现俄罗斯入世后制度变迁、木材企业生产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模式的选择,研究的视角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转入微观企业层面,贴近中俄木材贸易实际。再次,分析构建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的理论依据。俄罗斯入世后,从宏观制度层面看,中俄木材贸易非正式合约制度依靠信誉机制不能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正式合约制度提高了中俄木材贸易的履约率,合约制度实施质量影响交易成本变化,依据交易成本变化趋势构建俄罗斯入世后的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研究表明：制度因素通过交易成本影响贸易模式。从微观企业看,俄罗斯入世提升木材行业生产率,贸易自由化通过贸易集中、低生产率木材企业退出和高生产率木材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木材行业生产率不仅通过技术创新,还可通过扩大市场份额得到提高,实现规模经济,木材贸易模式将随之改变。木材企业生产率提高有一个前提是,中国木材市场对俄罗斯木材存在有效需求。第四,分析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实现的宏观基础。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由非正式合约制度交易成本、正式合约制度交易成本构成,运用诺维贸易引力模型对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是先下降后上升。第五,分析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实现的微观基础。研究显示,俄罗斯入世后典型异质木材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生产率高于行业生产率,但木材企业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在企业用工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俄罗斯木材价格持续走低、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生产率低的中小木材企业无法获得利润,只能破产或者重组。最后,提出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及实现对策。具体包括以大宗商品为主政府引导的中俄木材贸易模式和市场引导的中俄木材贸易模式等。分别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提出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的实现对策。
田星[8]（2015）在《中国艺术电影的跨国流动：历史、文本和思潮（1979-2010）》文中研究表明电影的跨国流动,是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中一支小小的流脉,它所折射出的是民族主体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和困惑。从历史时期上看,80年代之前,有关跨国流动的讨论,更多地是注重西方电影传统对本土民族电影的影响,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主要强调一个外向的“走出去”的过程。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1年,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启动,电影的跨国流动在政府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助推下,进一步走向繁荣。然而,近年来,随着这一工程的推进,电影“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也逐渐彰显出来。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认为,艺术电影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跨国流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在民族电影的框架里,为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国的种种文化想象,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民族身份认同。我们应该对其跨国流动的历史经验进行有效地梳理和总结,为突破当下的困境提供借鉴和思考。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章,分别对应这三十年来,艺术电影跨国流动的不同历史时期。第一章主要讨论1979——1984年艺术电影跨国的具体情况。文章认为文革结束之后的“思想解放”和艺术表现主题从“阶级性”到“人性”的转变,改变了电影创作的风貌,两次创新浪潮的出现,纪实性、“诗化”、“散文化”以及电影技巧的探索,为艺术电影跨国流动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本土文化背景。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才出现了一批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电影作品。文化思潮分析之后,本文概述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跨国流动的整体情况,对这五年间艺术电影在国际上所获的奖项以及对外文化交流情况做了数据统计,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内官方和学界对于跨国流动的态度和文化立场,最后结合《城南旧事》等几部海外广获好评的影片,讨论了国内对于跨国流动的反思。第二章主要讨论1985——1994年间艺术电影跨国流动的发展情况。这一阶段是艺术电影跨国的繁荣时期,第五代影人在民族电影的框架内,在走向世界的实践中逐渐构筑了“乡土中国”影像文化范式,他们在海外获得的身份认同,促使跨国流动这一发展命题的文化地位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根据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跨国艺术电影美学模式的变迁,本文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6——1988年,第二个阶段是1989——1991年,第三个阶段是1992——1994年,每一个阶段主要讨论了电影文化思潮的变迁（主要包括不同时期官方对于跨国流动的政策指导,学界对于这一命题展开的论争）和艺术电影跨国流动之间的关系,并选取那些具有美学代表意义和重大社会效应的影片作为文本,具体分析它们跨国流动的过程,海内外对于这些影片的反应和评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文化和权力的博弈。第三章主要讨论了1995——2010年艺术电影跨国流动的具体情状。这一时期,艺术电影的跨国流动进入了一个代际更新和美学转型的时期,新生代影人和官方政治之间的龃龉加上商业风潮对艺术创作的挤压,使得艺术电影的跨国流动在国内文化视野中的地位,由“中心”开始走向“旁落”。这一时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1999年,主要讨论了国内文化和电影思潮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跨国艺术电影美学转型的影响。并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第五代影人“乡土中国”范式的没落和新生代影人“城镇底层”叙事逐步崛起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0年,主要讨论了全球化思潮和电影产业化发展如何改变了电影跨国流动的格局,国内官方和学界围绕电影国际化发展所展开的种种讨论。在武侠大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情势下,艺术电影跨国一方面持续获得西方视域的关注（贾樟柯文艺美学的成熟）,另一方面则积极地寻求回归本土的有效途径,并在回流实践中形成了对本土电影文化和工业体制的一种反哺效应。
刘莲娜[9]（2015）在《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本文作者基于对世界贸易组织及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机遇与挑战的理论化界定,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与挑战相关的国内外有关文献,重点梳理代表性学者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结论,并对此加以深度整合、细化、梳理,建构出不同于别国的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理论体系,并结合俄罗斯本国所具有的特点,首次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俄加入世贸组织应对机遇与挑战的研究框架。本文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中的案例分析法。作者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三国为例,从世贸组织的组织特征和运作方式入手,分析了俄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成员国带来的影响,以及俄艰难的入世谈判和做出的承诺、入世后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并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基于俄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定的理论框架,作者从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加入世贸组织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入手,研究了基于特定动机下影响俄加入世贸组织的因素,首次从定量、定性分析两个层次力证了俄加入世贸组织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三个国家入手,首次设定了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机遇与挑战选择模式。最后,作者对俄加入世贸组织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2011年12月16日,世贸组织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协议,结束了俄罗斯长达18年的入世谈判之旅,并成为世贸组织第156个成员国。对于世贸组织而言,俄的加入,使世贸组织国家的国际贸易额占到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的98%。每个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必须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入世承诺,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在同一框架下世贸成员国之间开展的经贸合作,有利于各成员国理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带动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这些无疑对加快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加入世贸组织是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佳选择,如不尽早搭上世贸组织的快车道,就有可能在经贸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俄罗斯作为大型经济体,欲在经贸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不能再继续独立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研究结果表明:对俄罗斯的经贸发展前景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有弊,其中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参与和利用世贸组织为俄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期望得到的利益,分析了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成员国带来的影响,以及俄艰难的入世谈判和做出的承诺、入世后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并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方面,世贸组织是一个融合了“以规则为基础”和“成员主导”两种性质复杂的混合体。与前身GATT相比,世贸组织具有更强的国际法人地位、更完备的组织形式以及更自动、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被视为当前最具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但另一方面,世贸组织的实际运作机制并不是按照一个国际机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仍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间或协定的性质。对世贸组织的成员来说,除了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外,更要充分发挥世贸组织成员的主导作用,主动寻求在世贸组织中的定位、更好地发挥世贸组织对自身发展的作用,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研究表明:众多的国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给其国内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其中最明显的是改善了对外贸易环境,并推动了本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当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真正发挥作用,更多地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否认真履行所做出的承诺,并认真遵守世贸规则,能否持续推进国内改革和发展。中国和越南等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贸易更加开放,使国有及民营企业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并得到更大发展。相对于其他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世贸组织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由于该国政局不稳定、谈判时间短、对执行世贸组织协议准备不充分等因素,导致该国在协议执行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使其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吉政府确定的优先发展领域也与国家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建设俄罗斯“新经济”,俄迫切希望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得到更稳定和公平的国际市场环境。加入世贸组织对俄的经贸发展利弊皆有,但利大于弊。加入世贸组织后给俄带来的机遇是: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了国内贸易法律规则的完善,并使其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改善了投资环境,增强了俄吸引外资的能力;推动了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企业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竞争力;促进了服务业发展,等等。同时,随着电信、保险、运输及配送服务等对外资放开,俄民众也享受到更加优惠的服务;俄具有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保护本国利益,参与制定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力。但与此同时,俄在经济上也付出一定的代价。作者研究发现,一些长期受到政府保护的产业遭遇到国外同行的相当激烈的竞争,这些产业包括国防工业、机器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工业、农业、轻工业,还有银行业和保险业等;俄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承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会与国际接轨,这可能导致其进一步增加国内能源产品成本,使价格提高,并由此存在着通货膨胀上升的可能,使得国内商品的竞争力被弱化,俄经济的资源型特征更为突出。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世贸组织是一个融合了“以规则为基础”和“成员主导”两种性质复杂的混合体。世贸组织具有更强的国际法人地位、更完备的组织形式以及更自动、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但同时,世贸组织的实际运作并不是按照一个国际机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仍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间或协定的性质。--加入世贸组织对俄经济和贸易发展各有利弊,但是利大于弊。--加入世贸组织对中俄经贸合作会带来新的压力。低端消费品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中国获得俄先进技术的难度加大、中国边境地区中小企业面临压力等,但加入世贸组织为开展中俄经贸关系也提供了新的机会:俄加入世贸组织后,中俄两国已经签署了多份双边文件,囊括了经济、交通、能源、旅游等众多领域,新一轮合作项目的开展,将中俄经贸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有助于双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时晓虹[10]（2014）在《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2000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加入WTO、房地产改革等,为过去十几年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政策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于是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正逐步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亟待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突破“瓶颈”。这既是解决我国长期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为未来经济发展开拓空间、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的根本保证。然而深化改革的主要途径在于制度的变迁及创新,需要以制度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的重新振兴。鉴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需要通过新一轮更深入的制度改革来开拓发展空间的重要关口,进一步获取制度红利的途径不应只停留在具体制度层面,还需要从制度基础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和创新,即在以往改革耗尽了制度红利的情况下,唯有在理论创新中寻找新的制度红利。因此如何对制度理论层面进行创新,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复杂网络的视角对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进行理论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及路径进行分析,并采用博弈论及模型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理论上认清制度体系、理清制度关系,进而指导改革方法以及提升改革成果。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得出结论：第一,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理论及其层次性进行研究。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制度结构构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构成要素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的内涵,并将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节点制度,另一种是连接制度,其中节点制度作为网络结构的主体是制度结构整体功能输出的主要来源,其功能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整个网络输出的结果,连接制度作为形成网络结构的必要手段,建立起节点制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在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其纵向的“基础—派生”结构层次和横向的子网络结构层次,从而在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维度中构筑起整个制度网络结构的框架。第二,本文在制度网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制度网络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企业、消费者等要素网络的独特特征,由于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形成唯一的制度网络整体,所有的制度都在生成时即被自动地纳入在这一网络结构中,该网络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及创新而变动、扩展,因此网络规模非常庞大,并产生了新的网络结构效应,即互动效应、倍增效应和衍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运用该假说对我国传统的碎片化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第三,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特征进行研究,提出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具有协同和多重路径依赖两个特征。由于网络结构下具体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与之相连的其他制度的边际调整,出现一项制度变迁牵动多个层次制度共同调整的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涉及诸多相关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组合,应该看做是制度网络结构整体框架中一组相关制度共同变迁的过程,从而表现出协同性的特征。本文分别从纵向关系、横向关系以及中间连接关系三个角度详细阐述制度协同变迁的机理。此外,网络结构下制度变迁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多项节点制度的共同影响,于是具有多重路径依赖的特征。由不同路径依赖程度的差异将产生制度变迁偏离原有自身历史路径的可能性,当偏离程度累积达到一定值便汇聚成打破路径依赖和实现路径创造的突破力,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以创新的制度取代旧制度,完成对路径依赖的破解。本文将制度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多重路径依赖阶段,二是路径偏离阶段,三是路径创造阶段,并运用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对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缺陷进行弥补。第四,本文对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彼此相互联系、依赖的关系出发构建主体间的网络结构,把每一个独立的变迁主体作为节点,把构成任意两个主体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组织方式视作连接,则主体网络结构就形成了,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既可以是无形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是有形的组织关系。这种网络结构作为对人与人之间或组织之间关系模式的反映,具有复合层次性、动态自变性及沟通协作性的特征。此外,在我国传统的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为辅助的二元主体结构基础上,本文还具体分析网络中三元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各自的行为特征及优劣势,重点突出微观个体对制度变迁的重要贡献作用。第五,本文在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和新增收益进行探讨。在逐一阐述三元主体利益目标之后,本文归纳出三者目标的冲突和融合之处,指出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具有三者利益的聚合,同时还重点指明人民利益是三者利益的归宿点,这些一致的目标使得将三元主体的目标利益统一起来成为可能。此外,还进一步对三者合作博弈关系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进行分析。本文创新性的构建合作博弈模型对三元主体的单阶段合作博弈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问题及新增收益分配问题分别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由合作博弈产生的新增收益的最优分配方案是在三者之间平均分配,合作博弈能够连续进行的关键在于参与主体每一阶段分得的收益不小于其初始预期收益,由此合作博弈关系才能长期维持下去。第六,在理论部分研究内容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汽车产业入世后的政策变迁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汽车产业政策进行结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以网络结构形态分布,并在运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此外,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的角度选取汽车产业投资政策以及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单阶段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发现入世后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制度决策给三元主体都带来了新增收益。本文的创新性研究在于：第一,本文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并提出“连接制度”概念,对其内涵、功能、类型划分及测度等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用以解释制度网络结构特有的功能。这种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分析方法,一改传统集中于具体节点制度的分析思路,增加并注重对连接制度的分析,丰富了制度结构的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理清制度结构的构成、层次及相互关系。而“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的提出,扩展了制度分析的视野,给制度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它证明制度整合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在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中也体现出整体规划的必要性,从而为我们从整体角度进行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本文提出协同式制度变迁理论和多重路径依赖理论。一方面,协同式变迁的研究在传统单一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分析对象,以几个或一组制度为研究内容,并将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的关系纳入分析范畴,它扩展了制度变迁的分析思路,是从新的视角去理解制度变迁,并为决策提供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将具体制度变迁纳入到整个网络结构中进行考察,该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单一路径分析模式,它在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扩大了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范围,拓展了制度变迁的发展轨迹,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进而丰富了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内容。第三,本文从博弈论角度探讨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并构建合作博弈模型进行深入分析。该方法一改传统对立的分析思路,在变迁主体相互依赖、协作互补的网络结构基础上,指出三元主体的合作博弈能够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个体三者的利益冲突,通过共同决策选择协商一致的行动策略,可以使每个主体获得比非合作博弈更多的收益。这种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决策分析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摒弃非合作博弈视角下三者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分析模式,建立三者共同收益最大化的博弈目标,从而为我们在制度变迁决策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理论依据。而本文构建的单阶段及多阶段合作博弈模型,也拓展了制度变迁主体决策行为的分析方法,其结论为我国政府制度改革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因素,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入世后我国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我国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论文提纲范文）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家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
| 二、体育产业内在发展的现实需要 |
| 三、长三角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诉求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视角创新 |
| 二、研究路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体育产业研究 |
| 一、体育产业内在逻辑研究 |
| 二、体育产业政策相关研究 |
| 三、体育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
| 一、体育产业结构研究 |
| 二、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
| 第三节 系统动力学研究 |
| 一、系统动力学的经济学应用研究 |
| 二、系统动力学的体育产业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体育产业 |
| 二、体育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产业结构理论 |
| 二、区域产业结构理论 |
| 第三节 演进机理分析 |
| 一、体育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趋势 |
| 二、体育行业结构演进规律和趋势 |
| 第四章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
| 一、体育产业一体化逐步引向深入 |
| 二、体育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
| 三、体育产业贡献不断提升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现状 |
| 一、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总体分析 |
| 二、长三角各省(市)体育产业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行业结构现状 |
| 一、长三角地区体育行业结构总体分析 |
| 二、长三角各省(市)体育行业结构分析 |
| 第四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失衡表现 |
| 一、体育产业结构软化程度有待提高 |
| 二、体育产业结构中核心层发展较弱 |
| 三、区域体育产业结构分布差异较大 |
| 第五章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建立 |
| 一、建立指标体系 |
| 二、处理问卷调查表 |
| 三、选取指标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系统动力模型建立 |
| 一、建立系统模型思路 |
| 二、系统模型数据来源 |
| 三、建立因果反馈关系 |
| 四、建立系统动力流图及方程关系 |
| 五、系统动力模型有效检验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系统动力模型仿真 |
| 一、原始路径仿真 |
| 二、体育资金投入变动仿真 |
| 三、体育创新供给变动仿真 |
| 四、体育支持政策变动仿真 |
| 第四节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系统动力路径选择 |
| 一、加快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
| 二、持续激发核心业态潜力,逐步提升服务业水平 |
| 三、着力提高要素投入力度,加强区域协作一体化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深化区域协作,巩固已有发展成果 |
| 二、强化引导力度,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
| 三、发挥政策合力,实现结构协调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专家问卷(第一轮) |
| 附录B: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专家问卷(第二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说明 |
| 第一章 最惠国法条概论 |
| 第一节 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 |
| 一、最惠国法条研究的经济背景 |
| 二、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政治背景 |
| 三、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法律背景 |
| 第二节 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 |
| 一、最惠国法条的概念 |
| 二、最惠国法条的流变 |
| 第三节 最惠国法条的分类 |
| 一、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与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单务的最惠国法条与双务的最惠国法条 |
| 四、概括型的最惠国法条与限定型的最惠国法条 |
| 第四节 最惠国法条的解释 |
| 一、系统性解释 |
| 二、语意解释 |
| 三、效力解释 |
| 第二章 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及应对 |
| 第一节 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及回应 |
|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搭建最惠国法条体系基本框架 |
|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的扩展 |
| 三、晚清当局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初步回应 |
| 第二节 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 |
| 第三节 1912—1949年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 |
| 一、1912—1928年中国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继受与修约外交 |
| 二、1928—1949年围绕最惠国法条的废约外交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与重要国家最惠国法条的梳理与考察 |
| 一、近代中英最惠国法条 |
| 二、近代中美最惠国法条 |
| 三、近代中法最惠国法条 |
| 四、近代中日最惠国法条 |
| 五、近代中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类型、危害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 |
| 一、不平等性 |
| 二、叠加性 |
| 三、多领域性 |
| 四、变动性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典型类型 |
| 一、概括性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四、片面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危害 |
| 一、最惠国法条的均沾性导致西方形成“侵略联盟” |
| 二、最惠国法条语意模糊,易被滥用 |
| 三、最惠国法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造成民族的灾难 |
| 四、双务最惠国法条也具有危害性 |
| 第四章 现代最惠国法条的曲折演进 |
| 第一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 |
| 一、第一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二、第二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三、贸易保护时期最惠国法条体系受到冲击 |
| 第二节 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的恢复与发展 |
| 一、GATT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二、WTO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三、GATT—WTO时代中国最惠国法条的发展与适用 |
| 第三节 普惠制与非关税壁垒对最惠国法条的突破 |
| 一、最惠国法条的重大例外—普惠制 |
| 二、最惠国法条的重大背离—非关税壁垒协议 |
| 三、普惠制、非关税壁垒对中国最惠国法条适用的影响 |
| 第四节 TPP协议与最惠国法条的未来 |
| 第五章 从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 |
| 第一节 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四大阶段 |
| 一、初始阶段 |
| 二、冲突阶段 |
| 三、挂脱钩阶段 |
| 四、冲刺阶段 |
| 第二节 利益集团在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的争斗 |
| 一、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二、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第三节 老布什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第四节 克林顿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厘清 |
| 1.2.1 茶树 |
| 1.2.2 茶叶 |
| 1.2.3 茶类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茶叶生产研究 |
| 1.3.2 茶叶需求研究 |
| 1.3.3 茶叶贸易研究 |
| 1.3.4 空间格局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数据来源 |
| 第2章 近70年世界茶叶生产、贸易及消费格局演变 |
| 2.1 全球茶叶生产时间序列的演变 |
| 2.1.1 全球茶园资源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2 全球茶叶总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3 全球茶园单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4 全球茶叶生产品类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5 全球茶叶总产增长贡献分析 |
| 2.2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2.1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2.2.2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特点 |
| 2.2.3 世界茶叶生产格局的演变趋势 |
| 2.3 世界茶叶贸易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3.1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量变化 |
| 2.3.2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格局演变过程 |
| 2.3.3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格局演变特点 |
| 2.4 世界茶叶消费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4.1 世界茶叶消费进口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2.4.2 世界茶叶消费进口空间格局演变特点 |
| 2.4.3 世界人均茶叶消费的地域差异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近70年中国茶叶生产、贸易的时序演变 |
| 3.1 中国茶叶生产时间序列的演变 |
| 3.1.1 中国茶园资源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2 中国茶叶产量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3 中国茶园单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4 中国茶叶总产增长贡献分析 |
| 3.1.5 中国茶类生产结构变化分析 |
| 3.2 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时间序列的演变 |
| 3.2.1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量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2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3 中国茶叶出口单价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4 中国茶叶进口贸易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3 不同时期茶叶生产的影响因素评价 |
| 3.3.1 变量选择 |
| 3.3.2 不同时期茶叶生产的影响因素评价 |
| 3.4 中国茶叶生产与贸易在世界的地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近30年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过程及特征 |
| 4.1 中国茶叶生产区 |
| 4.2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4.2.1 中国省级茶区茶园空间格局过程及特征 |
| 4.2.2 中国省级茶区产量空间格局过程及特征 |
| 4.3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的产业重心演变 |
| 4.4 中国茶叶生产面临的挑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驱动机制 |
| 5.1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 |
| 5.1.1 回归分析 |
| 5.1.2 国内因素对中国茶叶生产驱动强度分析 |
| 5.1.3 出口贸易对中国茶叶生产影响机理分析 |
| 5.1.4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动的驱动因素讨论 |
| 5.2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动的驱动机理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可能的贡献 |
| 6.4 论文的创新点 |
| 6.5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简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异质企业 |
| 2.1.2 中俄木材贸易模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贸易理论 |
| 2.2.2 新新贸易理论 |
| 2.2.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现状分析 |
| 3.1 中俄木材贸易规模和市场份额 |
| 3.2 俄罗斯木材在中国市场范围 |
| 3.2.1 经绥芬河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木材市场范围 |
| 3.2.2 经满洲里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木材市场范围 |
| 3.2.3 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木材市场范围 |
| 3.3 中俄木材贸易商品结构 |
| 3.3.1 针叶木材 |
| 3.3.2 阔叶木材 |
| 3.4 俄入世初期中俄木材贸易模式 |
| 3.4.1 中俄木材贸易模式内容 |
| 3.4.2 中俄木材贸易模式特征 |
| 3.4.3 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的必要性 |
| 3.5 本章小结 |
| 4 俄入世后影响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的主要因素分析 |
| 4.1 俄入世后相关制度 |
| 4.1.1 俄罗斯木材出口配额制度 |
| 4.1.2 俄罗斯劳工管理制度 |
| 4.1.3 俄罗斯木材出口关税制度 |
| 4.1.4 俄罗斯海关通关制度 |
| 4.1.5 俄罗斯林业投资管理制度 |
| 4.2 俄入世后异质木材企业生产条件 |
| 4.2.1 生产技术条件 |
| 4.2.2 劳动力条件 |
| 4.2.3 生产要素组合 |
| 4.3 本章小结 |
| 5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的理论依据分析 |
| 5.1 俄入世后宏观制度变迁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形成 |
| 5.1.1 非正式合约制度与中俄木材贸易流量 |
| 5.1.2 正式合约制度与俄罗斯木材的价格加成 |
| 5.1.3 合约制度实施质量影响中俄木材交易成本 |
| 5.2 俄入世后微观异质木材企业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形成 |
| 5.2.1 俄入世提高异质木材企业的生产率 |
| 5.2.2 异质木材企业生产率提高基础是中方存在有效木材需求 |
| 5.3 本章小结 |
| 6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的宏观基础分析 |
| 6.1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构成 |
| 6.1.1 非正式合约制度交易成本 |
| 6.1.2 正式合约制度交易成本 |
| 6.2 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测度 |
| 6.2.1 方案设计 |
| 6.2.2 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测度结果 |
| 6.3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制度交易成本测度结果的分析 |
| 6.3.1 图例展示 |
| 6.3.2 分析的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7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分析 |
| 7.1 典型异质木材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
| 7.1.1 典型异质木材企业生产函数估算 |
| 7.1.2 生产函数估算结果分析 |
| 7.2 典型异质木材企业生产率高于市场关门生产率 |
| 7.2.1 典型异质木材企业成本分析 |
| 7.2.2 典型异质木材企业成本最小化 |
| 7.3 俄入世后异质木材企业成本上升 |
| 7.3.1 异质木材企业成本最小化分析 |
| 7.3.2 俄入世后异质木材企业利润下降 |
| 7.4 本章小结 |
| 8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及实现对策 |
| 8.1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 |
| 8.1.1 以大宗木材商品为主政府引导的中俄木材贸易模式 |
| 8.1.2 市场引导的中俄木材贸易模式 |
| 8.2 俄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新模式政策保障体系 |
| 8.2.1 政府层面 |
| 8.2.2 企业层面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8）中国艺术电影的跨国流动：历史、文本和思潮（197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跨国流动：中国电影发展之一维 |
| 二、艺术电影之于跨国流动 |
| 第一章 前奏(1979——1984)：“思想解放”和跨国流动 |
| 第一节 艺术表现主题的转换和新的跨国观念 |
| 一、从“阶级性”到“人性” |
| 二、新的跨国观念 |
| 第二节 崭露头角的艺术电影 |
| 一、概况 |
| 二、反馈和反思：《城南旧事》等几部影片 |
| 第二章 繁荣(1985——1994年)：“现代化”和跨国流动 |
| 第一节 概况 |
| 一、纷繁复杂的历史语境 |
| 二、艺术电影的辉煌 |
| 第二节 第一阶段：1985——1988 |
| 一、从“边缘”到“中心” |
| 二、“乡土中国”范式初建：《黄土地》、《红高粱》 |
| 第三节 第二阶段：1989——1991 |
| 一、从“喧嚣”到“沉寂” |
| 二、“乡土中国”模式的成熟：《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 |
| 三、“都市底层”叙事的兴起：《本命年》、《妈妈》 |
| 第四节 第三阶段：1992——1994 |
| 一、“南巡”春风和“中国电影年” |
| 二、“乡土中国”范式的高潮和衰落：《霸王别姬》、《五魁》 |
| 三、“平民和底层”叙事的发展：《找乐》、《北京杂种》 |
| 第三章 转型(1995——2010年)：“全球化”和跨国流动 |
| 第一节 概况 |
| 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来袭 |
| 二、艺术电影跨国的转型 |
| 第二节 第一阶段：1995——1999 |
| 一、“主旋律”和“商业性”夹缝中的艺术电影 |
| 二、“乡土中国”范式的余绪和转型：《一个都不能少》、《洗澡》、《那山那人那狗》 |
| 三、“平民底层叙事”的成熟：《巫山云雨》、《小武》 |
| 第三节 第二阶段：2000——2010 |
| 一、中心的旁落：“全球化”、“产业化”和“走出去”工程中的艺术电影 |
| 二、跨国、回流和反哺：《世界》、《三峡好人》 |
| 结语 文化自觉和回流反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9）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问题的界定 |
| 1.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难点、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1 俄罗斯学者关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文献回顾 |
| 2.1.1 加入世贸组织给俄罗斯带来积极影响 |
| 2.1.2 加入世贸组织给俄罗斯带来消极影响 |
| 2.2 中国学者关于俄加入世贸组织的文献回顾 |
| 2.2.1 有关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利弊分析 |
| 2.2.2 关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
| 2.3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历程与主要承诺文献回顾 |
| 2.3.1 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
| 2.3.2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主展成就 |
| 2.3.3 俄罗斯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3.4 俄罗斯入世历程 |
| 2.3.5 俄罗斯入世谈判过程中与各成员国所解决的难题 |
| 2.3.6 俄罗斯为入世所做出的主要承诺 |
| 2.4 有关世贸组织的文献 |
| 2.4.1 世贸组织的组织特征 |
| 2.4.2 世贸组织的宗旨,目标和基本原则 |
| 2.4.3 世贸组织的决策方式 |
| 2.4.4 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
| 2.4.5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论和方法 |
| 3.1 理解研究哲学 |
| 3.1.1 本体论和认识论 |
| 3.1.2 社会建构主义. |
| 3.2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 — 案例分析 |
| 3.2.1 使用的案例分析的合理性 |
| 3.2.2 案例设计 |
| 3.2.3 选择的案例分析 |
| 3.2.4 通过二手资料搜集数据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案例分析: 不同国家入世对俄罗斯的借鉴作用 |
| 4.1 案例1：中国 |
| 4.1.1 中国入加世贸组的历程 |
| 4.1.2 中国加入世贸组的困难分析 |
| 4.1.3 中国加入世贸组主要承诺内容解析 |
| 4.1.4 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成就和挑战 |
| 4.2 案例2 ：吉尔吉斯斯坦 |
| 4.2.1 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分析 |
| 4.2.2 对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结果分析 |
| 4.2.3.入世对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影响 |
| 4.2.4 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贸易展的问题分析 |
| 4.3 案例3：越南 |
| 4.3.1 越南加入世贸组织---背景、进程与问题分析 |
| 4.3.2 越南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承诺 |
| 4.3.3 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贸易发展的形势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入世后的俄罗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5.1 加入世贸组织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机遇 |
| 5.1.1 强化市场竞争意识，改善了市场竞争环境 ，推动经济现代化 |
| 5.1.2 加入世贸组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
| 5.1.3 制度创新引领，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能力 |
| 5.1.4 完善国内贸易法规，尽快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 |
| 5.1.5 争取得到更多平等贸易地位的权利 |
| 5.1.6 破除服贸壁垒，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
| 5.1.7 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进一步扩大出 |
| 5.1.8 降低进.关税，给民众生活带来便利和实惠 |
| 5.2 加入世贸组织后,俄罗斯主要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5.2.1 入世后影响俄罗斯企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
| 5.2.2 入世后对俄罗斯出.产业的影响 |
| 5.2.3 入世后俄罗斯主要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评析 |
| 5.3 世贸组织框架下中俄贸易关系发展趋势 |
| 5.3.1 中俄贸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5.3.1.1 中俄贸易发展的现状 |
| 5.3.1.2 中俄双边贸易的主要特点 |
| 5.3.1.3 中俄双边贸易存在的问题 |
| 5.3.2 中俄贸易关系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
| 5.3.2.1 有助于扩大中俄双边贸易 |
| 5.3.2.2 有助于规范中俄双边贸易方式 |
| 5.3.2.3 有助于改善俄投资环境 |
| 5.3.2.4 有助于深化中俄金融领域合作 |
| 5.3.2.5 有助于扩大劳务合作及工程承包合作 |
| 5.3.3 世贸组织框架下中俄贸易关系发展的新挑战 |
| 5.3.3.1 低端消费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
| 5.3.3.2 增大中国引进俄先进技术的难度 |
| 5.3.3.3 中俄农产品贸易前景不乐观 |
| 5.3.3.4 在吸引外资方面对中国构成的压力 |
| 5.3.3.5 中俄边境地区的中方小企业面临的压力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 |
| 6.1 基本结论 |
| 6.1.1 世贸组织是“以规则为基础”和“以成员主导”的双重混合体 |
| 6.1.2 多数国家认可入世将给本国经济带来益处 |
| 6.1.3 俄加入世贸组织目的明确 |
| 6.1.4 俄入世将面临全球经济变化的激烈挑战 |
| 6.1.5 俄入世为拓展中俄经贸关系提供有利的契机 |
| 6.1.6 俄入世对发展本国经济和贸易利大于弊 |
| 6.2 具体的对策及建议 |
| 6.2.1 应致力于发展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
| 6.2.2 应致力于用好用足世贸组织决策权 |
| 6.2.3 应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与繁荣 |
| 6.2.4 应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
| 6.2.5 应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
| 6.2.6 应致力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提高核心竞争力 |
| 6.2.7 应致力于制度创新并加大对企业支持力度 |
| 6.2.8 应致力于建立人才智力保障体系 |
| 6.2.9 应致力于完善适应中俄两国相互投资的政策法规 |
| 6.3 本文研究的贡献性 |
| 6.3.1 理论上的贡献性 |
| 6.3.2 实践上的贡献性 |
| 6.3.3 研究不足 |
| 6.3.4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复杂网络理论的研究综述 |
| 1.3.2 网络效应的研究综述 |
| 1.3.3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综述 |
| 1.3.4 制度博弈论的研究综述 |
| 1.3.5 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的研究综述 |
| 1.3.6 研究文献总结 |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和研究展望 |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展望 |
| 2 制度网络结构及其层次性 |
| 2.1 制度结构的理论综述 |
| 2.2 制度网络结构的构成 |
| 2.2.1 节点制度 |
| 2.2.2 连接制度 |
| 2.2.3 连接制度的测度 |
| 2.2.4 节点制度与连接制度的比较 |
| 2.2.5 制度网络结构的形态 |
| 2.3 制度网络结构的模型 |
| 2.4 制度结构的层次性 |
| 2.4.1 制度结构演化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 2.4.2 制度结构作用形态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 2.4.3 制度结构派生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 2.4.4 制度结构网络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 |
| 3.1 网络效应的含义 |
| 3.2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的提出 |
| 3.2.1 互动效应 |
| 3.2.2 倍增效应 |
| 3.2.3 衍生效应 |
| 3.3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对碎片化治理模式改革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制度网络结构变迁的两个特征 |
| 4.1 协同式制度变迁 |
| 4.1.1 制度变迁概述 |
| 4.1.2 制度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变迁 |
| 4.1.3 协同式制度变迁的机理分析 |
| 4.1.4 协同式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
| 4.2 多重路径依赖 |
| 4.2.1 路径依赖的理论述评 |
| 4.2.2 制度网络结构中的多重路径依赖 |
| 4.2.3 多重路径依赖对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缺陷的弥补 |
| 4.3 本章小结 |
| 5 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及特征 |
| 5.1 制度变迁主体概述 |
| 5.2 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及其特征 |
| 5.2.1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构成 |
| 5.2.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特征 |
| 5.3 三元制度变迁主体的特征分析 |
| 5.3.1 中央政府 |
| 5.3.2 地方政府 |
| 5.3.3 微观个体 |
| 5.4 本章小结 |
| 6 制度变迁三元主体的合作博弈 |
| 6.1 制度变迁主体的博弈研究概述 |
| 6.2 三元主体的博弈分析 |
| 6.2.1 三元主体的目标利益分析 |
| 6.2.2 三元主体的利益冲突 |
| 6.2.3 三元主体的利益融合 |
| 6.3 三元主体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 6.3.1 多阶段重复博弈框架下的合作博弈问题 |
| 6.3.2 合作博弈新增收益分析 |
| 6.4 三元主体合作博弈模型 |
| 6.4.1 单阶段合作博弈模型 |
| 6.4.2 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模型 |
| 6.5 本章小结 |
| 7 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变迁案例 |
| 7.1 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概述 |
| 7.1.1 汽车产销量节节攀升 |
| 7.1.2 外资大举进入我国市场 |
| 7.1.3 国内自主品牌开始涌现 |
| 7.1.4 家庭轿车成为市场主力 |
| 7.2 入世前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变迁历程 |
| 7.2.1 入世前汽车产业政策概述 |
| 7.2.2 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概述 |
| 7.3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网络结构分析 |
| 7.3.1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网络结构的构成 |
| 7.3.2 汽车产业政策网络结构的层次性 |
| 7.4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网络结构效应分析 |
| 7.4.1 汽车产业政策的互动效应 |
| 7.4.2 汽车产业政策的倍增效应 |
| 7.4.3 汽车产业政策的衍生效应 |
| 7.5 入世后汽车产业投资政策产生的合作博弈分析 |
| 7.5.1 政策产生的背景 |
| 7.5.2 三元主体的博弈分析 |
| 7.5.3 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 |
| 7.5.4 数据例证 |
| 7.6 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的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 7.6.1 三元主体重复合作博弈关系的形成 |
| 7.6.2 三元主体重复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 |
| 7.7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制度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1 制度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 |
| 8.1.2 制度网络结构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
| 8.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2.1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 |
| 8.2.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入世后我国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论文参考文献）
-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研究[D]. 王佳玉. 安徽财经大学, 2020(11)
- [4]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5]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D]. 刘帅.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6]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D]. 肖智. 南京大学, 2018(05)
- [7]俄罗斯入世后中俄木材贸易模式转变研究[D]. 郭立伟. 东北林业大学, 2016(02)
- [8]中国艺术电影的跨国流动：历史、文本和思潮（1979-2010）[D]. 田星. 上海大学, 2015(02)
- [9]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问题研究[D]. 刘莲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12)
- [10]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D]. 时晓虹. 东北财经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