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保护儿童受教育权

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论文文献综述）

宋映泉^[1]（2011）在《关于我国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现状及“两为主”政策的总体分析思路》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7月）流动儿童是我国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公立教育体制的限制,这些因随父母离开户籍所在地而流动到城镇的儿童的教育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同在一个蓝天下,他们却无法享受与城镇孩子一样的教育。

Goita Yacouba（高亚）^[2]（2021）在《马里基础教育的问题及改进思路之综合性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是对马里基础教育的问题的综合性研究。中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又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如今在马里,已经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可能要延长至十二年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可以说小学教育与初中教育已经共同构成了基础教育。自1960年独立以来,马里历届政府先后颁布了系列教育法案,一直把教育作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教育被视为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马里宪法强调“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马里的教育不仅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受到历史传统以及殖民文化的影响,还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在马里的国家教育政策中,基础教育（1-9年级）追求优质是一个长远且重要的目标。当前它面临若干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马里必须采取有力的教育改革行动。马里基础教育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借鉴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基础教育改革经验,马里基础教育改革的思路应该是什么,改革的策略有哪些?这些都是本论文需要探讨的问题。围绕这些基本问题,还需要探讨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教育改革的相关概念与教育理论。论文对从基础教育的六个维度做了文献梳理,包括中小学教师的素养、课程与教材、课堂教学、学校管理与校长、教育法律与政策、家校合作与冲突。第二章对马里与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进行了比较。马里和中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马里和法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马里长期受法国殖民统治,这两个国家的教学语言和官方语言都是法语。自1962年独立以来,马里国家一直受到其殖民国家法国教育制度的影响,马里的整个教育体系是以法国的教育体系为蓝本的。而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有一个适合国情的特殊的基础教育体系,它的教学语言和官方语言是汉语。这个比较的目的是:解释马里和中国基础教育各自的特点和彼此的异同,为马里基础教育的变革提供参照体系。对于马里的基础教育和中国的基础教育,马里的基础教育发展应该从中国的基础教育变革中吸取经验,这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章通过对相关的教育概念与教育改革理论的阐释为审视马里基础教育的问题提供分析框架。这些概念包括:学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价值与教育目的、教师教育与素质教育、学校课程与教学方法、教育法律与教育政策、校长素质与学校管理、家长和家校合作及教育改革与教育理论。教育改革理论包括:中国、法国和马里的教育改革理论（一、中国教育改革的代表性理论;二、法国教育改革的代表性理论和第三、马里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选择）。第四章是通过三种教育研究方法获取基础教育的第一手资料对马里基础教育的问题加以审视。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和观察法分析法三种研究方法。研究马里基础教育涉及的主题内容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基础学校教师素质;第二,基础学校学习资料的供给;第三,基础学校教师的教学方法;第四,学校管理活动;第五,家长与孩子的关系;第六,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马里基础教育综合性问题的问卷设计融合了教育基本理论、学校管理理论、教育学史学、教育政策学与教育社会学等学科,同时也适当参考了国际教育机构和国际会议的资料,使研究不仅具有多学科视野,而且也具有国际视域。资料的收集主要在马里教育部和首都巴马科的20所公立基础学校、教师培训学院进行,同时也在中国湖南长沙市实验小学等六所学校做了课堂教学观察。资料收集的时间:2019年6月到9月;实施问卷与访谈调查的过程包括:第一步,向被调查者讲明进行这次问卷与访谈调查的目的。第二步,向被调查者说明做问卷与访谈调查的方式。第三步,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工作的保密性和调查形式的匿名性,打消其顾虑。第四步,待问卷与访谈调查做完之后,向被调查者道谢。第五步,问卷与访谈调查整理及分析。第五章和第六章通过分析访谈、问卷调查和观察基础教育等方法获得的实践资料,对基础教育的问题与原因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这项研究的数据一方面来自于调查问卷等研究工具,另一方面来自于对中小学教师、培训学院的老师、学校校长、学生、教育部官员和学生家长等目标群体的访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证明,从教师质量、学习资料、基础学校教学方法、基础学校的行政管理、教育政策的执行以及家长与其子女之间的关系等角度来看,马里的基础教育存在多方面的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不可否认的是,马里各级教育部门为解决这些问题也都做出了一些可贵的努力。研究发现目前马里中小学存在着如下问题:基础学校教师素质低;基础学校学习资料的供给不足;基础学校教师的教学方法简单固化;学校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低,管理低效,与家长的关系紧张;家长的教育能力有限,不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不能及时反映时代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基础学校教师缺乏较长时间的培训,专业成长的动力不够强;国家因为内乱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给学校购买学习资料的经费不够;基础学校教师掌握的教学方法少,教学交流少,选择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不够强;基础学校校长的选拨缺乏严格的标准和缜密的程序,任命之后缺乏管理方面的培训;家长受教育的程度低,加上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与孩子有效沟通,也意识不到教育的价值。受法国殖民化教育制度的影响,国家的教育法律与政策没有合理地反映马里民众的需要和马里教育的特殊性。第七章针对上面基础教育的问题与原因,就马里基础教育改进的思路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马里政府应尽力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基础教育初始教师和在职教师的素质,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收入。第二,应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给学生免费提供基本的学习资料,特别是课程资料。第三,鼓励基础教育学校的教师探索多种教学方法,继承传统教学方法的合理要素,主动运用积极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特点与学习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策略。第四,应尽一切努力对校长进行学校行政或学校管理方面的专题培训,提高校长的管理服务意识与民主管理水平。第五,通过家长培训学校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水平,改善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发挥家庭在学习者的学业成功中的积极作用。第六,依据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完善学校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学校管理先进经验。

袁书华^[3]（2021）在《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文中认为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民工潮的伴生群体,最初是作为“三农”问题的副产品出现的,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其“社会问题”。相对于家庭结构健全的非留守儿童来说,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离确实处于不利境地。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其各项权益的实现和保护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无法单独面对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支持。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家庭将儿童留守农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儿童福利政策的角度进行回应和解决。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儿童福利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的关于福利和儿童福利的研究多侧重客观福利制度和状况,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整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少数。二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研究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数量较少。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儿童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从与非留守儿童对比的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现状,尤其是探讨国家、社区、志愿组织、家庭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同时揭示主观福利提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在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质性研究则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获取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主体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福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从而为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水平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山东省LY县为例,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取了调查样本,通过滚雪球抽样获取了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以以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关于客观福利、主观福利及两者关系的五个假设,通过量化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内部在主观福利方面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内容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福利和健康福利低于非留守儿童,在教育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方式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在资金福利和保护性服务福利方面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照顾性服务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获取的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从国家、社区和志愿组织获取的福利在两个群体之间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最终发现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通过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个体、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人员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的福利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本研究对各福利供给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核心家庭面临“物质在场、亲情缺失”的福利供给困境,扩展家庭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供给困境;农村社区面临空心化和村委公共事务庞杂无暇顾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志愿组织面临整体力量薄弱和个体志愿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困境;国家则主要面临福利转型和各职能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晰及难整合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农村家庭的非农化生产模式和现行的城市公共服务政策的二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民工家庭所能解决的范畴;国家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重现金补贴、轻服务保障使其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各职能部门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村两委“重行政、轻服务”的现状使农村社区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发挥平台作用,农村公共文化衰落使社区缺乏互助精神和凝聚力;社会组织处于与政府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中,对政府部门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和行政依赖影响其福利递送效果。针对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进行了政策思考:首先,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要以需要满足为导向、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其次,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根据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取向,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保障家庭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再次,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要落实好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和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发挥好农村社区儿童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和学校儿童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和民众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最后,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助力,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本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从研究内容来看,本研究采用广义福利概念,除了借鉴以往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研究内容外,同时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揭示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还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获取现状和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现状及困境进行探讨,全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不仅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同时探讨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机制。

李一平^[4]（2021）在《新冠疫情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文中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社会中最贫困、最脆弱的成员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儿童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许多儿童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下,保护儿童的权利更加重要。评判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就有是否关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这一项,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受到合理安全的保护以及身心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关注,这不但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应该关注的事情,更是全球都应该十分关注的事情。为了结合现状,更加深入的研究在疫情之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本文首先对人权和儿童权利的概念进行界定,阐述《儿童权利公约》;紧接着介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基本情况、运行特点和主要作用,介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在中国开展的主要项目的情况,让大家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此外,简要概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儿童的现状,遇到的困难等情况,分析在疫情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了保护儿童的权利对儿童采取的主要保护措施;最后分析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儿童权利保护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并且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儿童权利保护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和分析,得出结论。

骆明婷^[5]（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提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潘雨晴^[6]（2021）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使得各类染病在全球加速蔓延,对全球的卫生和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始于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开展卫生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在当今人类经济和社会都面临着多方面重大挑战的时刻,研究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政策,对于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世界卫生组织致力于“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健康”,在学校健康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自1995年世卫组织提出《全球学校健康倡议》以来,世卫组织对于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历程持续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在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方面的做法可圈可点。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峰会上提出要加强和发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体系,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以全球治理理论和国际机制理论为基本框架,探析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参与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中的治理机制及影响。研究发现世卫组织在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四种治理机制:标准制定、能力建设、监测评估和伙伴协作。首先,为了促进世界卫生组织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政策的传播,世卫组织产生了一系列的标准,为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树立了规范;其次,通过能力建设,为成员国提供支持,从教师培训、技术干预、分享最佳实践等方面综合增强成员国推进学校卫生健康教育的能力;再次,通过监测评估机制为世卫组织全球学校卫生治理提供保障;最后,通过建立全球合作伙伴网络,为世卫组织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提供依靠。经分析得出,世卫组织在进行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在政策产生阶段,在全球层面开展有关学校卫生健康教育讨论,“健康促进学校”的理念和思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纳;其次,在政策议题转化为国家行动层面,各个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实践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广泛的经验。最后,在政策传播阶段,世卫组织在促进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政策传播的过程中,其权威和影响力得到承认和巩固。同时,世卫组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在治理主体层面,世卫组织作为治理主体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其次,在治理内容层面,世卫组织学校卫生健康教育的内容太过于冗杂;再次,在治理手段层面,世卫组织面临着实践方面的困难。最后,在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的治理效果层面,世卫组织的能动性有限。

陈佳乐^[7]（2020）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儿童即是人类生命体的最初形式,象征着未来和希望。然而,他们和妇女、老人一样自身具有天然的弱势,并且由于身心尚未成熟,无法主动争取自身权利,又相对处于弱势群体中更弱势的地位。因此,保护儿童权利至关重要。为了系统研究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采取了历史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儿童的概念、儿童权利保护的内涵分类予以梳理;介绍了联合国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行动和实践成果,简要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文中所述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所述儿童权利保护主要涵盖生存权、发展权和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研究发现,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联合国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并设置了儿童权利委员会以便更好地监督其执行,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致力于实现每一名儿童生存、茁壮成长和实现自身潜能的权利,为此积极活跃于在儿童保护与接纳、儿童生存、教育、社会政策、应急响应、性别、创新为儿童、供应与物流、研究与分析等多个领域,为世界儿童权利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结束女性割礼方面和女童教育方面,以尼日利亚和重返校园运动为代表,儿基会的儿童权利保护行动在不同国家、地区和领域取得了显着成效。中国也积极与儿基会展开合作,为世界儿童保护事业做出贡献。研究指出,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成果显着,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光明的。这意味着保护儿童权利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儿基会的引领下得以受到关注并发展,对世界儿童保护事业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靳晓洁^[8]（2020）在《联合国难民儿童保护工作评析 ——以叙利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所在,保护儿童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部分地区依然存在武装冲突频发的现象,区域性武装冲突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难民儿童的产生与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发展是同步的,难民儿童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下,不仅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高比例的营养不良、大面积的性别暴力等人道主义危机,还时常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处于战争中的儿童权利受到极大的侵害。战争和武装冲突造成的难民儿童,虽然都有其相应的保护主体,可是受保护能力的限制和援助资金的缺乏,加之保护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分歧,导致对难民儿童的人道主义保护面临着诸如人道主义准入受限等重重困境。虽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等国际规约都对武装冲突中儿童权利做了相应保护规定,但现实战争中儿童权益保障却是极难实现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难民儿童问题不再是单一的、区域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给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方面带来了综合性的影响。本研究以叙利亚内战为例,从叙利亚难民儿童保护具体案例入手,以点带面,深刻剖析了难民儿童产生的原因以及联合国保护难民儿童的现状和困境,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提升联合国保护难民儿童能力的相应策略,在此方面,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努力。就难民儿童产生的原因,本文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政治方面原因包括政治迫害和战争与武装冲突;经济方面原因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严重贫富分化方面做出了分析,以及难民儿童家庭自身的经济基础薄弱的因素,加之在战争的环境下,经济收入来源遭到破坏,经济抗风险能力欠缺,对难民儿童的出现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文化方面,文化冲突也是导致难民儿童产生的一个因素,国家与民族文化影响着人们在面对冲突之时,采取的何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战争与武装冲突中儿童权利保护的问题,也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就联合国难民儿童权利保护的现状方面,本文以从2011年3月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为例,阐述了战争和武装冲突,不仅将叙利亚经济拖入深渊,也使叙利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大量的叙利亚儿童,逃出国门,沦为难民儿童。在此过程中,他们被屠杀或致残、被绑架、被剥夺受教育权和医疗保健权、被迫与家人分离甚至被买卖等。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救助叙利亚难民儿童,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在保护难民儿童的困境进一步展现出来。其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在资金、组织和人员数量等方面难以满足保护难民儿童的现实需要;二是联合国在协调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共同保护难民儿童时困难很多;三是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保护难民儿童机制不健全。针对联合国保护难民儿童的困境,联合国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在联合国直接行动方面,应协助难民儿童相关国家落实保护行动,加大对国际社会中其他国际主体如国家、国际组织的协调力度来共同保护难民儿童,还要构建冲突区域内的组织机构协调难民儿童保护工作;二是在解决难民儿童的努力方向方面,应坚定从根源上解决难民儿童问题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完善保护难民儿童的国际法以及司法制度;三是完善联合国难民儿童保护机制,健全联合国框架内难民儿童保护工作体系,完善联合国框架下难民儿童保护的监督机制,建立难民儿童保护的应急救援机制。

方蓉^[9]（2020）在《美国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政策的影响》文中认为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下简称儿基会）1961年正式涉入教育领域以来,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教育带来了福祉,并对整个世界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在儿基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深刻影响着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随着我国同儿基会教育合作的日益密切,研究美国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不仅可以厘清美国影响儿基会教育政策的目的和手段,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到儿基会的教育援助活动中,以及通过儿基会进行全球教育治理。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梳理自儿基会成立以来,美国对其教育政策的影响过程,总结分析美国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手段、归纳探究其影响特征并进而对其影响进行分析。本文的主要框架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由、文献综述、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为儿基会教育政策关注重点变化过程中美国的影响。结合美国方面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将儿基会涉及教育政策的时期分为六个发展阶段,梳理美国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等时代背景及决策对儿基会教育政策从无到有以及整体走向的影响过程。第三章为美国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手段。具体来说,美国在资金、人才输送、项目开展这三个方面为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支持。第四章为美国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特征。在影响过程中,美国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呈现出三种特征:其目的是塑造美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实现文化霸权,并在影响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美国的意识形态,受援国和地区的选择以其是否具有地缘战略意义为依据。第五章为美国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分析。从儿基会角度来看,美国给儿基会教育政策不仅带来了很大的正面影响,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从美国角度来看,支持儿基会的教育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形象,提高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最后是论文的结论部分,在前面研究结果的基础下,综合归纳和分析了美国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并阐述其大力支持儿基会教育政策背后的原因和目的,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其对儿基会教育政策的影响,为中国更好地和儿基会开展合作关系带来一些启示。

冷云红^[10]（2019）在《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国际合作研究》文中指出儿童早期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已经成为人类共识。201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表,意见提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重大民生工程,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未来。”如今,优质且平等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成为各国及各组织关注与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而在其中,经合组织凭借在数据收集与资料分析上的一贯优势,对其成员国与伙伴国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因此,本文以教育政策运国际合作为切入点,按照合作背景及保障、合作方式、合作路径以及特征的论证逻辑,对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进行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对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一手资料编译与整理,分部分对其政策的国际合作机制进行说明与分析。首先在第二章分析了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国际合作的背景以及保障。第三章、第四章主要是通过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国际合作方式,分析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重点政策内容以及完整的合作路径过程。第五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合组织政策实施、政策价值取向以及经合组织与成员国与非成员的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经合组织教育政策国际合作的特征。最后,在梳理经合组织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基础上,反思中国与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合作中的问题以及努力的方向。经分析得出,经合组织自成立来,人力资本论、全民终身教育理论以及儿童权利理论始终支撑并推动其教育政策的发展,而外在的成员国需求推动以及全球教育的关注,让经合组织越来越意识到儿童早期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经合组织自身的组织结构、经费机制、优秀的专家团队及跨区域的网络联盟更是为其国际合作保驾护航。目前经合组织主要通过政策审查与国际测量两大方式推进其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国际合作中的正常运行,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完整的运行路径。整体合作机制显示自由原则与强制意识相结合、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相结合、隶属关系与伙伴关系相结合的特征。最后在纵观中国与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合作现状,发现中国的参与度以及研究深度都是不够;对此,中国应该继续推进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同时增进与经合组织协商与合作,借助经合组织的平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合作新理念,携手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论文提纲范文）

（2）马里基础教育的问题及改进思路之综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冠疫情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联合国难民儿童保护工作评析 ——以叙利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政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论文参考文献）

• [1]关于我国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现状及“两为主”政策的总体分析思路[A]. 宋映泉. 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2005—2010）, 2011
• [2]马里基础教育的问题及改进思路之综合性研究[D]. Goita Yacouba（高亚）.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3]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D]. 袁书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4]新冠疫情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D]. 李一平. 外交学院, 2021
• [5]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学校卫生健康教育治理机制研究[D]. 潘雨晴.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D]. 陈佳乐. 外交学院, 2020(07)
• [8]联合国难民儿童保护工作评析 ——以叙利亚为例[D]. 靳晓洁.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美国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政策的影响[D]. 方蓉.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经合组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国际合作研究[D]. 冷云红.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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