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合作与区域联动(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邓紫微[2](2020)在《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扩展模拟与优化 ——以湖南怀化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武陵山片区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交接处,受各自省域发展核心区域的辐射较弱、分工协作度不高、利益兼顾不够。该区域曾是我国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具有省际交界区域面积广阔、多民族交融广泛的特点,大多数地区也是革命老区。开展省际边界区域中心城市城镇扩展的模拟与优化研究,对提升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能力,促进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协同、跨越式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本论文立足武陵山片区以及怀化市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计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运用ENVI5.1软件进行遥感图像处理、Arc GIS10.5软件进行空间数据分析、MATLAB9.5软件进行经济数据分析,循序“理论基础研究——问题提出——联系特征、影响因素和机制分析——时空动态模拟验证——策略优化”的思路,对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进行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三个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一:怀化为什么是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核心问题二:怀化城镇扩展的联系特征、影响因素、扩展机制是什么?时空动态变化格局如何发展?核心问题三:怀化如何成为武陵山片区核心增长极引领区域联动发展?本文围绕三个核心问题,一共设置八章,除去第一章理论基础研究和最后一章结论与展望,通过五个部分对上述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具体实证研究探讨。第一部分: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分析。是本文的第二章,着重回答第一个核心问题。主要通过分析武陵山片区相关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选取21个社会经济指标(2008-2018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武陵山片区怀化、铜仁、黔江、张家界、恩施、吉首1等六个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结果显示2018年综合实力得分依次为怀化(2.15)、恩施(0.92)、铜仁(0.88)、湘西州(0.8)、张家界(0.62)、黔江(0.27);运用断裂点模型和修正引力模型,分别以六个城市为中心计算其经济影响范围的断裂点和联系强度,结果显示怀化与其它五个城市之间的断裂点都超过了城市间的中心点,2008-2018年怀化与湘西州(351)、铜仁(266)经济联系强度均值最高,与张家界(37)、恩施(36)、黔江(10)经济联系强度较低。综合来看,怀化在城市体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经济辐射能力和经济联系强度上均处于武陵山片区的优势水平,具备发展成为该区域中心城市的条件,据此,选取怀化作为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第二部分:怀化的城镇扩展联系特征分析。是本文的第三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通过整理1949-2018年的怀化城市建成区数据,对怀化中心城区不同时期的城镇格局演变进行脉络梳理和特征分析,可知怀化中心城区城镇扩展经历了缓慢发育期(1949-1969年,0.54km2-1.79km2)、快速发展期(1970-1975年,达到7km2)、稳步扩展期(1976-1999年,达到18 km2)、迅猛扩张期(2000-2018年,达到64km2),中心城区规模扩张表现出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最后,选取常住人口、GDP等8个指标建立怀化市内部城镇的综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综合测评怀化13个县市区的发展质量,通过断裂点模型分析中心城区的辐射范围,通过修正引力模型分析中心城区(鹤城区)和市域其它12个县市区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研究结果表明怀化鹤城区与其它12个县市区联系相对较紧密,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做大城市规模。为探究怀化市城镇扩展影响因素、扩展机制以及未来城镇扩展方向打下实证基础。第三部分:怀化城镇扩展影响因素与机制分析。是本文的第四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从一般城镇扩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入手,以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怀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与探讨,深入研究怀化市的城镇扩展模式与发展机理。怀化的城镇空间扩展遵从普适的城镇空间扩展规律,然而由于所处区位的特殊性、政策导向及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其自身的特点。怀化市城镇化扩展主要受地理环境、交通基础、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文化、行政边界效应因素的深刻影响,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和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是深刻影响怀化城镇空间扩展的机制,并呈现以下人地关系特征:(1)怀化市中心城区以及市辖县市区的城镇建成区布局明显受到河流流向以及山脉分布的影响,但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怀化市城镇扩展不断突破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得以沿铁路和公路干线枝状延伸,并进一步增强与武陵山片区城镇之间的联系。(2)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集聚,尤其是工业园区的建设极大地促进城镇郊区土地的开发利用,国家战略与各级政策的支持、城市规划的合理引导都不断重塑和优化怀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一核两轴五级中心”的市域城镇空间体系。(3)民族融合打破了武陵山片区原有的多民族分散聚居的格局,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让人口在区域内迁移,城镇空间不断向城镇外缘延伸,城镇边界不断向周边区域扩展。怀化市以其领先的城市综合实力成为人口迁移聚集地,形成区域增长极,又通过扩散效应辐射带动周边更广大地区的空间发展。(4)地理环境、交通基础、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文化等因素,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和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最终都表现出常住人口变化和城镇用地变化之间的相关联系。第四部分:怀化城镇扩展时空动态模拟分析。是本文的第五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首先,确定采用城镇用地规模和常住人口规模两个核心指标表征中心城市的城镇扩展。利用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模拟预测出怀化2020、2025、2030年市域常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503.28万、516.76万、530.6万;运用ESTARFM遥感数据时空融合模型融合Landsat与MODIS数据,得到时间序列的Landsat8融合数据,结合地形地貌、交通路网、河流水文、社会经济等驱动因子数据,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法提取怀化市2000、2005、2010、2015年的覆被类型信息。然后,构建顾及3种转换规则、5类元胞状态(城镇用地、林地、耕地、水体、未利用地)转换特征情况下的元胞自动机(Weight-CA)模型对怀化市域城镇空间扩展进行模拟,研究显示:(1)提取的覆被类型精度达分别到了91.55%、89.29%、84.73%、90.16%,该遥感数据解译方法提高了数据精度,为本文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2)2000-2015年期间怀化市域主要城镇用地集中在包括鹤城区(中心城区)、芷江县、中方县、洪江市、洪江区等五个县市区在内的市域中部地区。(3)模拟分析得出怀化市2010年和2015年城镇用地规模分别为15660 hm2、18595 hm2,与统计年鉴值相比精度达到了89.98%和89.60%。(4)对怀化市2020、2025、2030年城镇用地扩展进行了模拟,得出19618hm2、25332hm2和31105hm2的结果。最后通过图像分析出怀化市域的城镇用地扩展主要呈“十字形”分布和沿河分布的轨迹特征,怀化中心城区城镇扩展主要是呈现“据点型”-“散点组团型”-“团城型”-“枝状放射型”-“T字形”的发展过程。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了怀化的常住人口规模和城镇用地规模使其具备发展成为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的实力。第五部分: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优化策略分析。是本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着重回答第三个核心问题。主要探讨怀化想要建设成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必须解决城镇空间格局仍需完善、产业空间结构仍需调整、开放型交通构建仍需加强、资源开发机制亟待健全、行政区划制约亟待协调等限制性因素,实施怀化主体增长极和非均衡化发展战略,提出在城镇空间、城乡融合、产业布局、交通通道功能、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优化创新策略。怀化引领武陵山片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对接成渝城市群、大西南和粤港澳大湾区,走开放型发展道路。武陵山片区内12个城市共同建立“武陵山片区合作示范区”协调管理机构,制定区域合作原则、目标、路径。怀化具备带动武陵山片区整体发展的实力,武陵山片区要以怀化为中心,不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怀化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怀化积极带动铜仁、湘西州、黔江、恩施、张家界联动发展,实现六个中心城市空间协同发展。怀化充分对接铜仁、湘西州组团式发展,形成武陵山片区“铁三角”核心发展区域;以怀化“米”字形铁路为骨架,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为脉络,充分对接重庆、贵阳、柳州、长沙、郴州、恩施等城市,形成武陵山片区“六边形”发展腹地区域,最终实现点线面网格化发展。
秦月[3](2020)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在涉及我国区域发展的五大国家战略中,各自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各有侧重的:京津冀是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样板;粤港澳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长三角是建立科技创新新区域;一带一路是融入世界体系新平台;长江经济带则是基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针下的拓展生态环境保护新空间。这既是遵循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之举,也是积极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区域层面的映射。就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言,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方法、路径和手段有很多,但其关键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特别是针对长江经济带这样一个硕大时空尺度的巨型城市连绵带,践行“共抓”的前提条件和主要路径就是“联动发展”,尤其是针对上中下游三大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这是本论文研究的基本逻辑出发点。纵观人类生存、生产、生活地点(区域空间)的变迁(村庄——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城市连绵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并随时空而演变的结果和过程。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产业布局与产业链整合之间的流动不仅从未停止过,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拓展,正在向着分工更细、空间更广的方向演进。城市群之间的协调协作作为现阶段区域联系的重要方式,从学理上讲其实质就是广域空间的相互作用,其实现的方式和路径有很多,包括联动、合作、协调、互动、融合、合并等等,但本文认为其中联动最为重要亦最为适和。简单地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其实现的关键在于联合行动的前提、目标、手段、结果怎样。本文中的联动是指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的联合行动,其前提是具备中央政府强有力领导与推进的国家战略;其目标是在沿江各地目标诉求各不相同背景下总体目标的协同一致;其手段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统一市场、产业分工协作、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治理污染与保护生态等的联合行动;其结果是实现大保护前提下沿江各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居民福祉的不断提高。因此,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进行研究,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所进行的一些分析探讨。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问题分析——机理分析——对策分析,即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以城市群联动发展为主线,通过对城市群联动发展基础、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的研究,构建流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三大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实证分析等,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进行对策设计。本文总的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实证分析——对策设计,具体方法有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和比较研究,总结国内外城市群在发展演进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本文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空间相关、城市关联、社会网络等分析方法和Arc GIS、Ucinet等软件,以及区域空间关联模型等数理工具,规范研究进行实证验证)和多学科交叉融合(以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背景为依托,从时间与空间、结构与功能、核心与边缘、等级与网络、人与自然等多维视角、多元要素和多重关系上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等。基于此,全文共八章,分三大部分。前三章为规范研究,通过相关概念辨析、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下城市群联动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群联动基础、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第4、5、6章分别从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联动的现实基础、经济联动和功能联动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为对策设计,第7章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目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对策设计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对策进行了设计,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通过对各章节的分析,本文发现并得到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属于典型的流域经济区,也就是因水的流动而联系在一起的区域,所以城市群联动的首要问题就是做好水的文章,要从保护水、利用水、补偿水、开发水、发展水、融合水等维度做好水文章;(2)长江经济带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采取边开发边治理的模式,只能在大保护的前提下开发,而且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3)对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要做好联动发展,动态执行规划比制定设计规划更重要;(4)在跨域城市群联动发展过程中,基于城市群边界城市的特殊性,如果联动做的好,边界城市将会成为重要融合点,否则就会成为发展断裂点;(5)要充分发挥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防止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各自为阵和发展脱节,甚至出现断带情况;(6)在具体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时,仅就经济联动而言,做法应该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先要素联动,后市场联动,再交通联动,再产业联动等);最后,在模型选用方面,不能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需要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必要的论证和修正等。
吕慧娜[4](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魏梦豪[5](2020)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倾向抬头。随着经济全球化走势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未来国际经贸合作,越发倾向于区域化。基于中国和新加坡双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的成功经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以下简称“陆海新通道”)应运而生。陆海新通道起源于中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得到中国西部省份或地区广泛响应。2019年中国政府出台《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中国西部广阔腹地为主轴,勾画了通道建设的总体轮廓。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物流通道为引擎,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动区域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的国际大通道。通道建设对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握重大发展机遇,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本文以陆海新通道建设为主题,在分析通道建设现状、“点—轴”布局结构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大通道在拉动西部外向型经济转型、深化中新关系、中国—东盟关系,连接“一带”和“一路”,深化中国陆海双向开放初显效用。但是,由于通道沿线交通物流基础设施欠佳、融资困难、协调机制的缺乏、周边国家缺乏互信等问题,未来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还需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挑战,巩固与拓展效益。
李杰[6](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提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王思懿[7](2020)在《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分异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是在空间上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其编制过程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厘清城市发展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新兴工业城市总体规划的典型案例与重要代表,其编制过程同样具有十分宝贵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纵观史今,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从中苏联合指导下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到特殊时局下的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再从改革开放新世纪下的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到城市发展新机遇下的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其编制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形态,是整个城市现代发展光辉历程的有效见证,更是中国现代城市总体规划源与流的实际印证。论文选取兰州市四版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过程还原结合要点分析的方法,分别从特征分异、动力机制和价值评述三个方向展开研究,共包括九章内容。论文首先通过对文章研究背景及研究范围的界定,并在相关研究综述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之上,阐明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力图全面挖掘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价值,知往鉴今,为正在进行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提供参考指导。其次论文主要论述了兰州市城市发展概况与现状,全面回溯兰州市第一至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及编制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着重研究总结了每一版规划编制过程所呈现的特征与之分异情况。接着,通过界定规划编制动力机制的概念以及分析规划编制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取出影响兰州现代总体规划编制的“国家重大决策”、“地方发展诉求”和“城市发展周期”三个主要动力因素。再依照每一版规划编制时期分类,深入、详细地研究“一五计划”、“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决策因素对于历版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推动作用。同时,论文通过不同编制时期对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详实分析,探究了不同时期地方发展的主要诉求以及对于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作用机制。并参照城市发展周期理论与兰州市城镇化率的变化轨迹,对兰州市现代城市发展周期进行阶段划分,再结合每一阶段城市发展的特征分析,论述城市发展周期作用下对于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影响。最终,客观评述兰州市历版总体规划编制的历史影响与价值意义,并对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提供己见。论文最后对研究内容进行总结与展望,指出论文中的欠缺与不足,以期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补充。
公丕宏[8](2019)在《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从时间维度看,集中体现为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从空间维度看,表现出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态势与不充分状态。本文旨在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经济格局演化,基于对经济空间的几何解析,结合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具体形态,从散点尺度研究乡村、从节点簇尺度研究城市群、从轴线尺度研究基础设施、从域面尺度研究区域、从立体尺度研究海洋,运用科学隐喻与归纳综合的方法,提出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作为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顶层设计。第一部分是理论准备。首先对经济空间演化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系统梳理国内、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立足研究现状,确立理论逻辑基点,在明确研究对象、主体框架的基础上,从空间几何要素切入,解析经济空间要素,基于对场理论的科学隐喻,形成经济空间场理论。运用经济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构成,构建以乡村演化散点、城市群演化节点簇、基础设施演化轴线、区域演化域面、海洋演化立体为主体的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提出建设以经济空间势、经济空间熵、经济空间流、经济空间集、经济空间域为变量的五度经济空间场。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空间的多尺度分析。乡村散点、城市群节点簇构成了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微观支撑,从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变轨迹出发,研究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与系统,分析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基于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的分析,进一步总结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空间演化的轴线,拓展了演化的地理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推进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乡村经济的通道优化;从区域经济空间演化视角来看,四大板块呈现出点线网面的演化态势,京津冀网络型演化、长江经济带联通演化、“一带一路”开放演化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海洋经济空间立体演化的两大支撑是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第三部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对策建议。把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相结合,依据五度经济空间场的作用机理,把增强经济空间势、降低经济空间熵、加大经济空间流、丰富经济空间集、拓展经济空间域,作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实践进路,从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能、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值两个维度,持续强化城乡经济空间的微观支撑,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的中观融联,推进陆域、海洋经济空间的宏观统筹。以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现代信息传输体系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持续增大经济空间流,贯通微观支撑、中观融联、宏观统筹。第四部分结语,对论文的可能创新点进行简要归纳,主要是构建了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得出了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的规律,提出了建设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的理论与进路,使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历史与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逻辑辩证统一。最后对论文的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总结,指出定量分析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与方向。
李天奇[9](201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市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战略及竞争博弈研究》文中指出“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自该倡议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发展也极为迅速,为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带来深度开发的重大机遇。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说,如何把握“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达州区位及交通条件优越、资源和物产丰富、产业发展基础良好,为商贸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作为川鄂渝陕四省市结合部的大市,达州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来推动建成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将成为达州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以“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发展战略、合作博弈和可行路径研究为主要内容,通过“一帯一路”背景下达州商贸物流业发展的PEST分析、基于波特五力模型的产业竞争环境分析和SWOT分析,与周边城市发展商贸物流的合作博弈动态均衡条件,以及达州与周边城市基于货运量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了相关结论。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与周边省市合作发展商贸物流的重点方向及建议,提出了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发展战略和对策建议,以期为地方政府进行决策时提供一些建议和理论依据。
白永秀,王泽润[10](2016)在《“西兰乌”经济带:内涵、范围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提出构建"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经济带,即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为支点,以陆桥通道等交通线为轴,连接关中—天水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天山北坡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四大重点经济区,以区域联动与合作发展为核心,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最终目标。通过构建"西兰乌"经济带,提高西北地区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形成西北地区联动发展局面,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继而从实现市场一体化、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机制出发,探讨了构建"西兰乌"经济带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二、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合作与区域联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合作与区域联动(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1.2.2 研究范围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概念释义 |
1.4.1 都市圈 |
1.4.2 一体化 |
1.4.3 高质量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1.6.2 研究特性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2.3.1 国外经验 |
2.3.2 国内经验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2.4.1 人本化 |
2.4.2 绿色化 |
2.4.3 创新化 |
2.4.4 网络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4.1.1 识别原则 |
4.1.2 识别思路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5.2.1 自然地理 |
5.2.2 经济社会 |
5.2.3 城镇体系 |
5.2.4 服务设施 |
5.2.5 体制机制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6.1.1 总体思路 |
6.1.2 评价方法 |
6.1.3 数据来源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7.3.1 一般模式 |
7.3.2 复合模式 |
7.3.3 模式特征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10.2 创新点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10.3 不足与展望 |
10.3.1 不足之处 |
10.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扩展模拟与优化 ——以湖南怀化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武陵山片区扶贫需要区域中心城市支撑 |
1.1.2 国家战略需要区域中心城市落实 |
1.1.3 “两山”理论需要区域中心城市实践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3.1 武陵山片区 |
1.3.2 中心城市 |
1.3.3 城镇扩展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4.1 中心城市研究动态 |
1.4.2 城镇扩展研究动态 |
1.4.3 国内外文献述评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内容 |
1.5.2 技术路线 |
2 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分析 |
2.1 武陵山片区基础概况 |
2.1.1 区域条件 |
2.1.2 自然条件 |
2.1.3 经济社会条件 |
2.2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城镇联系特征分析 |
2.2.1 研究方法 |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2.2.3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综合质量测度 |
2.2.4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经济辐射范围分析 |
2.2.5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
2.3 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 |
2.4 本章小结 |
3 怀化城镇扩展联系特征分析 |
3.1 怀化的发展条件与基础概况 |
3.1.1 区位条件 |
3.1.2 自然条件 |
3.1.3 历史文化 |
3.1.4 经济社会条件 |
3.2 怀化建市的城镇格局演变分析 |
3.2.1 历史沿革 |
3.2.2 中心城区城镇发展历程 |
3.3 怀化各县市区的综合实力评价 |
3.3.1 研究方法 |
3.3.2 数据来源 |
3.3.3 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分析 |
3.3.4 结果分析 |
3.4 怀化中心城区的经济辐射范围分析 |
3.5 怀化中心城区与其它县市区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 怀化城镇扩展因素与机制分析 |
4.1 城镇扩展影响因素 |
4.1.1 地理环境因素 |
4.1.2 交通基础因素 |
4.1.3 经济发展因素 |
4.1.4 城市规划因素 |
4.1.5 行政边界效应因素 |
4.1.6 社会文化因素 |
4.2 城镇空间扩展的机制分析 |
4.2.1 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 |
4.2.2 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 |
4.2.3 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 |
4.3 本章小结 |
5 怀化城镇扩展时空动态模拟分析 |
5.1 表征区域中心城市扩展的核心指标选取 |
5.1.1 常住人口规模 |
5.1.2 城镇用地规模 |
5.2 基于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怀化市域常住人口模拟分析 |
5.2.1 怀化市域常住人口概况 |
5.2.2 马尔萨斯人口模型选取 |
5.2.3 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应用 |
5.3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怀化市城镇扩展模拟 |
5.3.1 城镇扩展模拟所需数据 |
5.3.2 Weight-CA模型构建 |
5.3.3 Weight-CA模型模拟精度验证 |
5.3.4 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优化策略 |
6.1 限制性因素分析 |
6.1.1 城镇空间格局仍需完善 |
6.1.2 产业空间结构仍需调整 |
6.1.3 开放型交通构建仍需加强 |
6.1.4 资源开发机制亟待健全 |
6.1.5 行政区划制约亟待协调 |
6.2 发展战略和定位分析 |
6.2.1 发展战略 |
6.2.2 发展定位 |
6.3 城镇空间格局优化 |
6.3.1 一核:怀化核心增长极--鹤中洪芷城镇群 |
6.3.2 两带:怀黔工业廊带和焦柳铁路经济带 |
6.3.3 三圈:北部增长圈、南部增长圈、西部增长圈 |
6.3.4 多节点 |
6.3.5 城乡融合发展 |
6.4 产业发展布局优化 |
6.4.1 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6.4.2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6.4.3 促进现代农业提升 |
6.4.4 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 |
6.4.5 园区产城融合促进城镇资源集聚 |
6.5 交通通道功能优化 |
6.5.1 优化提升铁路网 |
6.5.2 优化提升公路网 |
6.5.3 优化提升航空网络 |
6.5.4 优化提升内河水运网 |
6.5.5 高标准提升交通枢纽 |
6.5.6 构建大数据综合交通信息系统 |
6.6 生态立市机制创新 |
6.6.1 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
6.6.2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 |
6.6.3 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
6.6.4 健全城乡环境治理制度 |
6.7 本章小结 |
7 怀化带动武陵山片区协同跨越发展策略 |
7.1 怀化引领武陵山片区对接国家战略 |
7.1.1 对接成渝城市群 |
7.1.2 对接大西南 |
7.1.3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
7.2 怀化对武陵山片区辐射带动策略 |
7.2.1 建立武陵山片区协作发展机制 |
7.2.2 怀化带动武陵山片区整体发展 |
7.2.3 实现空间协同网格化发展 |
7.3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3)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主要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2.1 主要概念辨析 |
2.1.1 城市群 |
2.1.2 空间互动与区域联动 |
2.1.3 城市群协同发展 |
2.1.4 城市群联动发展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 |
2.2.2 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
2.2.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2.4 系统科学相关理论 |
2.3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进展 |
2.3.1 国外城市群联动文献与研究方法 |
2.3.2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重点内容 |
2.3.3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述评 |
2.4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进展 |
2.4.1 国内城市群联动文献资料概况 |
2.4.2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知识演进 |
2.4.3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重点内容 |
2.5 述评与启示 |
3 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建构与路径选择 |
3.1 城市群联动发展基础 |
3.1.1 空间集聚与扩散 |
3.1.2 产业升级与整合 |
3.1.3 科技创新 |
3.1.4 文化和制度融合 |
3.2 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 |
3.2.1 城市群联动发展动力机制 |
3.2.2 城市群联动发展运行机制 |
3.2.3 城市群联动发展保障机制 |
3.3 城市群联动发展影响因素 |
3.3.1 联动发展思想认识落后 |
3.3.2 跨域城市群发展落差大 |
3.3.3 联动发展缺乏合作平台 |
3.4 城市群联动发展实现路径 |
3.4.1 城市群要素联动发展 |
3.4.2 城市群市场联动发展 |
3.4.3 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 |
3.4.4 城市群空间联动发展 |
3.4.5 跨域城市群联动发展 |
3.5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现实基础 |
4.1 三大城市群范围界定 |
4.1.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
4.1.2 长江中游城市群 |
4.1.3 成渝城市群 |
4.2 三大城市群发展概况 |
4.2.1 城市规模 |
4.2.2 经济总量 |
4.2.3 产业布局 |
4.3 三大城市群发展特征比较 |
4.3.1 城市群发展阶段差异比较 |
4.3.2 城市群要素禀赋差异 |
4.3.3 城市群职能分工比较 |
4.3.4 城市群发展动力比较 |
4.3.5 城市群社会经济联系比较 |
4.3.6 中心城市集聚能力比较 |
4.4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历史进程 |
4.4.1 新中国建立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 |
4.4.2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 |
4.5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启示 |
4.5.1 政治经济变化是城市群联动的基本环境 |
4.5.2 对外开放是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基本动力 |
4.5.3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群联动的基础条件 |
4.5.4 基本构建起了流域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 |
4.6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联动分析 |
5.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5.1.1 引力模型及修正 |
5.1.2 QAP相关分析 |
5.2 三大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
5.2.1 三大城市群整体的关联强度 |
5.2.2 三大城市群内部的关联强度 |
5.2.3 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关联强度 |
5.3 三大城市群经济联动驱动因素分析 |
5.3.1 指标选取 |
5.3.2 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功能联动分析 |
6.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6.1.1 数据来源 |
6.1.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
6.2 基于交通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6.2.1 网络密度分析 |
6.2.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6.2.3 空间结构分析 |
6.3 基于信息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6.3.1 网络密度分析 |
6.3.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6.3.3 空间结构分析 |
6.4 基于企业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6.4.1 网络密度分析 |
6.4.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6.4.3 空间结构分析 |
6.5 总结 |
6.6 本章小结 |
7 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对策设计 |
7.1 对策设计目标 |
7.2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7.2.1 联动发展理念认识不够深入 |
7.2.2 水运联动体系尚没有建立 |
7.2.3 环保联动合力还没有形成 |
7.2.4 重复建设依然没有根本改观 |
7.2.5 城市群联动发展任重道远 |
7.3 对策设计的基本逻辑 |
7.3.1 遵循长江流域空间单元基本特征 |
7.3.2 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脉络 |
7.3.3 参照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理论 |
7.4 具体对策设计 |
7.4.1 统一观念,构建城市群联动多极治理体系 |
7.4.2 通过联动,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走廊 |
7.4.3 对策设计之路径规划 |
7.5 本章小结 |
8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推动跨域城市群联动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最有效途径 |
8.1.2 促进流域城市群联动首先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 |
8.1.3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机制的动态执行比建构设计更加重要 |
8.1.4 非中心城市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
8.1.5 经济层面数据不能全面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轨迹 |
8.2 研究展望 |
8.2.1 流域空间城市群联动理论研究将会强化 |
8.2.2 跨域城市群全面联动研究主题将更加丰富 |
8.2.3 带状都市连绵区形成与治理将成研究热点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一、援助的内涵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一、援助对象 |
二、援助方式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一、成文法层面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一、美国 |
二、日本 |
三、欧盟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5)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关于“一带一路”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研究 |
二、有关中国西部大开发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研究 |
三、有关区域互联互通与陆海新通道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 |
一、国际通道的概念 |
二、点轴理论 |
第一章 陆海新通道的由来 |
第一节 陆海新通道的发展历程 |
一、起源: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
二、提出:南向通道 |
三、正式更名: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
第二节 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现状 |
一、政策沟通 |
二、基础设施 |
三、产业合作 |
四、金融合作 |
五、人文交流 |
第三节 点轴理论与陆海新通道 |
一、陆海新通道的“点” |
二、陆海新通道的“轴” |
三、集聚与扩散 |
第二章 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意义 |
第一节 连接“一带”与“一路” |
一、陆海联动发展 |
二、平衡国际贸易格局 |
第二节 推进中国西部地区开放与发展 |
一、形成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 |
二、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
第三节 推动中新关系发展 |
一、增进中新关系 |
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
三、拉动双边人文交流 |
第四节 深化中国—东盟关系 |
一、深化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
二、提升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水平 |
第三章 陆海新通道建设面临的问题 |
第一节 互联互通状况有待改善 |
一、基础设施存在短板 |
二、铁路技术标准不统一 |
第二节 物流运营能力不足 |
一、通关效率有待提升 |
二、多式联运体系尚未完善 |
第三节 通道资金缺乏 |
一、通道基建资金来源不足 |
二、财政支持不足 |
第四节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
一、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
二、通道沿线开放合作水平有待提升 |
第四章 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对策 |
第一节 加快交通走廊网络架构 |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二、加强与周边国家设施联通 |
第二节 提升物流运行能力 |
一、推动通关便利化 |
二、完善多式联运体系 |
第三节 推动陆海新通道资金融通 |
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第四节 加快构建西部开放型经济体系 |
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二、深化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R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一、文献梳理 |
二、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一、研究思路 |
二、结构安排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对口支援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三、府际关系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结语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7)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分异及其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内容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内容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4.1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1.4.2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1.5 研究难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5.1 研究难点 |
1.5.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2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历史回溯 |
2.1 兰州城市建设发展概况 |
2.1.1 历史上的兰州城市建设发展概况 |
2.1.2 现代兰州城市建设发展概况 |
2.2 兰州市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1954—1972年) |
2.2.1 兰州市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 |
2.2.2 兰州市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内容 |
2.3 兰州市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1978—2000年) |
2.3.1 兰州市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 |
2.3.2 兰州市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内容 |
2.4 兰州市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年) |
2.4.1 兰州市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 |
2.4.2 兰州市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内容 |
2.5 兰州市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
2.5.1 兰州市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 |
2.5.2 兰州市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内容 |
2.6 本章小结 |
3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分异 |
3.1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 |
3.1.1 前期自我探索型编制方式 |
3.1.2 中苏联合规划主体与两地编制方式 |
3.2 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 |
3.2.1 挫折波动下的编制背景 |
3.2.2 国防需求下的规划目标 |
3.3 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 |
3.3.1 改革思想方针下的编制背景 |
3.3.2 法律制度影响下的编制体系 |
3.4 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 |
3.4.1 规划编制工作的新机遇 |
3.4.2 多元规划主体与新方式 |
3.5 历版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分异 |
3.5.1 历版总规编制特征的分异轨迹 |
3.5.2 历版总规编制不同特征的主要分异情况 |
3.5.3 总规编制特征分异的影响 |
3.6 本章小结 |
4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动力因素 |
4.1 动力因素及相关概念的定义 |
4.1.1 动力因素的概念内涵 |
4.1.2 动力机制的概念内涵 |
4.2 城市规划编制动力因素概念的界定 |
4.2.1 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 |
4.2.2 城市规划编制的动力因素 |
4.3 规划编制与城市发展诉求之间的辩证关系 |
4.3.1 城市发展诉求是规划编制的服务对象与编制目的 |
4.3.2 规划编制是城市发展诉求的实施途径与趋势导向 |
4.4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动力因素的提取 |
4.4.1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动力因素的提取条件 |
4.4.2 国家重大决策是规划编制的直接动力 |
4.4.3 地方发展诉求是规划编制的根本动力 |
4.4.4 城市发展周期是规划编制的内生动力 |
4.5 本章小结 |
5 国家重大决策支持下的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
5.1 “156项工程”、“八大重点城市”与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
5.1.1 苏联援建“156项工程”影响下的城市发展定位 |
5.1.2 “一五”时期八大重点工业城市的确立 |
5.2 “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与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 |
5.2.1 国防需求导向下的“三线建设” |
5.2.2 “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下的经济发展 |
5.3 “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 |
5.3.1 “西部大开发”向西发展战略下的城市转型 |
5.3.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下的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
5.4 “国家级新区”、“一带一路”与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 |
5.4.1 “国家级新区”的确立 |
5.4.2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发展机遇 |
5.5 本章小结 |
6 地方自主发展诉求下的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
6.1 第一版总规编制的地方发展诉求 |
6.1.1 新中国成立前后兰州城市发展情况分析 |
6.1.2 快速建设新兰州的发展诉求 |
6.2 第二版总规编制的地方发展诉求 |
6.2.1 计划经济中后期兰州城市发展情况分析 |
6.2.2 恢复城市建设及城市经济的发展诉求 |
6.3 第三版总规编制的地方发展诉求 |
6.3.1 二十世纪末兰州城市发展情况分析 |
6.3.2 城市转型的发展诉求 |
6.4 第四版总规编制的地方发展诉求 |
6.4.1 新世纪初兰州城市发展情况分析 |
6.4.2 疏解城市压力的发展诉求 |
6.5 本章小结 |
7 城市发展周期作用下的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
7.1 兰州现代城市发展周期阶段划分 |
7.1.1 城市发展周期理论基础 |
7.1.2 兰州现代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与城市发展周期阶段划分 |
7.2 城市发展起步阶段与第一版总规编制 |
7.2.1 城市发展起步阶段分析 |
7.2.2 城市发展起步阶段下的总规编制 |
7.3 城市发展波动阶段与第二版总规编制 |
7.3.1 城市发展波动阶段分析 |
7.3.2 城市发展波动阶段下的总规编制 |
7.4 城市发展稳定阶段与第三版总规编制 |
7.4.1 城市发展稳定阶段分析 |
7.4.2 城市发展稳定阶段下的总规编制 |
7.5 城市发展快速阶段与第四版总规编制 |
7.5.1 城市发展快速阶段分析 |
7.5.2 城市发展快速阶段下的总规编制 |
7.6 本章小结 |
8 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价值评述 |
8.1 第一版兰州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价值与意义 |
8.1.1 苏联模式的引入和规划编制的创新 |
8.1.2 城市功能分区与格局的确立 |
8.1.3 城市发展基调的奠定 |
8.2 第二版兰州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价值与意义 |
8.2.1 纠正城市错误,促使规划复苏 |
8.2.2 城市发展规模预测中的误差 |
8.3 第三版兰州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价值与意义 |
8.3.1 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 |
8.3.2 城市发展的正确指引 |
8.4 第四版兰州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价值与意义 |
8.4.1 城市性质的重大调整 |
8.4.2 编制方式的优化升级 |
8.5 对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启示 |
8.5.1 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有效推动规划发展 |
8.5.2 紧跟国家政策导向,贯彻落实发展计划 |
8.5.3 明确地方发展需求,调整优化发展方向 |
8.5.4 遵循发展周期规律,促进城市良性循环 |
8.6 本章小结 |
9 总结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的创新点 |
9.3 研究不足与后续展望 |
9.4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向的选定 |
二、国内外研究的述评 |
三、经济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 |
四、经济空间演化的分析框架 |
五、中国经济空间的分维研究 |
六、结论与展望 |
第一章 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综述 |
第一节 经济空间演化的文献分析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研究述评 |
一、马克思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的发轫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代表理论 |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的深化与实践 |
第三节 西方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经典区位理论 |
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 |
三、新经济地理学 |
第四节 国内空间经济学中的经济空间演化研究述评 |
一、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二、运用经济空间演化相关理论进行综合性分析 |
三、经验性研究某一区域的经济空间演化 |
四、研究某一产业的经济空间演化 |
第二章 经济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主体框架 |
一、研究对象 |
二、主体框架 |
第二节 几何分析 |
一、空间的基本要素 |
二、经济空间的界定与属性 |
三、经济空间的要素解析 |
第三节 经济空间场理论 |
一、空间场相关理论 |
二、经济空间场作用机理 |
第三章 中国经济空间尺度层级与经济空间场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空间层级结构 |
一、乡村演化散点 |
二、城市群演化节点簇 |
三、基础设施演化轴线 |
四、区域演化域面 |
五、海洋演化立体 |
第二节 五度经济空间场 |
一、经济空间势 |
二、经济空间熵 |
三、经济空间流 |
四、经济空间集 |
五、经济空间域 |
第四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散点尺度:乡村 |
第一节 乡村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轨迹 |
一、传统乡村经济空间的均质性分析 |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经济空间 |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经济空间 |
第二节 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化分析 |
一、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 |
二、乡村经济空间的系统解析 |
三、土地制度跃迁的演化影响 |
第三节 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化机制 |
一、需求导向下的市场机制 |
二、政府调控下的空间演化 |
三、乡村主体的空间区位选择 |
第五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节点簇尺度:城市群 |
第一节 城市群空间演化的特征与模式 |
一、城市群概念演化 |
二、城市群空间演化的本质特征 |
三、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模式 |
第二节 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的演化机制 |
一、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 |
二、城市群空间演化的政策变迁解析 |
三、全球化与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关系 |
第三节 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特征 |
一、城市群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主体 |
二、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负外部性 |
三、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异质性 |
第六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轴线尺度:基础设施 |
第一节 经济空间中基础设施的属性与功能 |
一、基础设施的内涵界定 |
二、基础设施的属性特征 |
三、基础设施的重要功能 |
第二节 基础设施与经济空间的拓展 |
一、基础设施对经济地理空间的拓展 |
二、基础设施对经济生产空间的延展 |
三、基础设施对经济生活空间的扩展 |
第三节 基础设施与经济空间优化 |
一、基础设施供给与经济空间结构优化 |
二、基础设施与城市群经济空间优化 |
三、基础设施与乡村经济空间优化 |
第七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域面尺度:区域 |
第一节 区域经济空间的演进历程 |
一、西部经济空间的开发演化 |
二、东北经济空间的振兴演化 |
三、中部经济空间的崛起演化 |
四、东部经济空间的率先演化 |
第二节 区域经济空间的点-轴-网-面演化 |
一、东部经济空间的多极网络演化 |
二、中部经济空间的轴线-网络演化 |
三、东北经济空间的节点-轴线演化 |
四、西部经济空间的多中心节点演化 |
第三节 中国全域经济空间的融合联通 |
一、京津冀经济空间的网络型演化 |
二、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的联通演化 |
三、“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开放空间 |
第八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立体尺度:海洋 |
第一节 中国海洋经济空间宏观构成 |
一、中国的海洋国土 |
二、中国海洋经济区空间格局 |
三、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的延展 |
第二节 中国海洋经济空间演化布局 |
一、海洋经济空间的演化基础 |
二、海洋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
三、海洋经济空间的区域演化 |
第三节 拓展蓝色经济空间 |
一、完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 |
二、建立海洋经济创新体系 |
三、促进海洋经济对外开放 |
第四节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
一、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 |
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现实困境 |
三、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优化路径 |
第九章 中国高质量经济空间场建设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 |
一、五度经济空间场的建设 |
二、中国经济空间场建设的顶层设计 |
第二节 强化城乡演化节点的微观支撑 |
一、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 |
二、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 |
第三节 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 |
一、完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 |
二、建设现代能源供给体系 |
三、构筑现代信息传输体系 |
第四节 推进区域经济空间的协调融联 |
一、多维推进区域融联 |
二、构建协调制度体系 |
第五节 陆海统筹拓展海洋经济空间 |
一、陆海统筹的顶层设计 |
二、陆海统筹的主要内容 |
三、陆海统筹的制度创新 |
四、推进海洋治理现代化 |
第十章 结语与展望 |
一、可能创新之域 |
二、有待完善之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9)“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市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战略及竞争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技术路线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 |
1.3.2 关于博弈论和合作博弈的研究 |
1.3.3 综述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一带一路”下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相关概念分析及理论综述 |
2.1 “一带一路”战略 |
2.2 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相关理论 |
2.2.1 商贸物流 |
2.2.2 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理论 |
2.3 PEST分析法 |
2.4 波特五力模型 |
2.5 SWOT分析法 |
2.6 博弈及合作博弈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达州商贸物流业发展竞争力研究 |
3.1 达州商贸物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综述和PEST分析 |
3.1.1 政策环境分析(Political) |
3.1.2 经济环境分析(Economic) |
3.1.3 社会因素分析(Social) |
3.1.4 技术因素分析(Technological) |
3.2 基于波特五力模型对达州商贸物流业产业竞争环境分析 |
3.2.1 现有竞争者的竞争威胁 |
3.2.2 潜在竞争者的威胁 |
3.2.3 可选择替代产品的威胁 |
3.2.4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
3.2.5 购买者议价能力 |
3.3 达州商贸物流业产业发展SWOT分析及竞争战略选择 |
3.3.1 达州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的优势(Strengths)分析 |
3.3.2 达州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的劣势(Weaknesses)分析 |
3.3.3 达州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的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
3.3.4 达州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的挑战(Threats)分析 |
3.3.5 达州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达州与周边城市发展商贸物流的竞争博弈分析 |
4.1 达州与周边城市发展商贸物流的合作现状分析 |
4.1.1 达州与周边城市合作发展商贸物流的重大意义 |
4.1.2 达州与周边城市合作发展商贸物流的条件 |
4.2 达州与周边城市发展商贸物流的竞争策略分析 |
4.2.1 达州与周边城市发展商贸物流的“囚徒困境” |
4.2.2 达州与周边城市发展商贸物流的的合作博弈动态均衡分析 |
4.3 达州与周边城市基于货运量的博弈模型分析 |
4.3.1 模型概述 |
4.3.2 模型特点 |
4.3.3 模型假设条件 |
4.3.4 模型构建及数值算例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发展战略和对策建议 |
5.1 “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发展战略 |
5.1.1 “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战略选择 |
5.1.2 “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建设思路与主要任务 |
5.2 “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对策建议 |
5.2.1 基于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及行业发展环境方面 |
5.2.2 基于区域产业融合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 |
5.2.3 基于区域基础及配套设施共建共享方面 |
5.2.4 基于资源共享和区域联动发展方面 |
5.2.5 基于物流信息和标准共建共享以及物流人才方面 |
5.3 达州与周边城市合作发展商贸物流的重点方向及建议 |
5.3.1 达州与川东北周边城市合作发展商贸物流的重点方向及建议 |
5.3.2 达州与万州合作发展商贸物流的重点方向及建议 |
5.3.3 达州与成渝西合作发展商贸物流重点方向及建议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结论 |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西兰乌”经济带:内涵、范围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一、提出“西兰乌”经济带的背景与意义 |
(一)提出“西兰乌”经济带的背景 |
1.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西北地区联动发展 |
2.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需要西北地区联动发展 |
3. 西北地区具备联动发展的“硬件”基础 |
(二)构建“西兰乌”经济带的意义 |
二、“西兰乌”经济带的内涵和空间范围 |
(一)“西兰乌”经济带的内涵 |
(二)“西兰乌”经济带的空间范围 |
三、“西兰乌”经济带发展的路径选择 |
(一)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 |
(二)加快推进区域分工与合作 |
四、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合作与区域联动(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扩展模拟与优化 ——以湖南怀化市为例[D]. 邓紫微.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D]. 秦月.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研究[D]. 魏梦豪.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6]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7]兰州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特征分异及其动力机制研究[D]. 王思懿. 兰州交通大学, 2020(01)
- [8]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D]. 公丕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一带一路”背景下达州市构建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战略及竞争博弈研究[D]. 李天奇.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10]“西兰乌”经济带:内涵、范围与路径选择[J]. 白永秀,王泽润.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6)
标签:对口支援论文;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