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居民教育投入统计分析

一、现代居民教育投资的统计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袁书华^[1]（2021）在《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民工潮的伴生群体,最初是作为“三农”问题的副产品出现的,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其“社会问题”。相对于家庭结构健全的非留守儿童来说,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离确实处于不利境地。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其各项权益的实现和保护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无法单独面对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支持。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家庭将儿童留守农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儿童福利政策的角度进行回应和解决。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儿童福利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的关于福利和儿童福利的研究多侧重客观福利制度和状况,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整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少数。二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研究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数量较少。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儿童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从与非留守儿童对比的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现状,尤其是探讨国家、社区、志愿组织、家庭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同时揭示主观福利提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在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质性研究则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获取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主体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福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从而为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水平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山东省LY县为例,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取了调查样本,通过滚雪球抽样获取了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以以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关于客观福利、主观福利及两者关系的五个假设,通过量化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内部在主观福利方面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内容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福利和健康福利低于非留守儿童,在教育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方式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在资金福利和保护性服务福利方面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照顾性服务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获取的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从国家、社区和志愿组织获取的福利在两个群体之间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最终发现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通过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个体、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人员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的福利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本研究对各福利供给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核心家庭面临“物质在场、亲情缺失”的福利供给困境,扩展家庭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供给困境;农村社区面临空心化和村委公共事务庞杂无暇顾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志愿组织面临整体力量薄弱和个体志愿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困境;国家则主要面临福利转型和各职能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晰及难整合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农村家庭的非农化生产模式和现行的城市公共服务政策的二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民工家庭所能解决的范畴;国家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重现金补贴、轻服务保障使其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各职能部门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村两委“重行政、轻服务”的现状使农村社区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发挥平台作用,农村公共文化衰落使社区缺乏互助精神和凝聚力;社会组织处于与政府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中,对政府部门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和行政依赖影响其福利递送效果。针对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进行了政策思考:首先,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要以需要满足为导向、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其次,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根据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取向,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保障家庭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再次,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要落实好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和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发挥好农村社区儿童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和学校儿童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和民众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最后,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助力,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本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从研究内容来看,本研究采用广义福利概念,除了借鉴以往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研究内容外,同时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揭示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还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获取现状和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现状及困境进行探讨,全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不仅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同时探讨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机制。

李盈萱^[2]（2021）在《教育投入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面对国际间日趋激烈的人力资本竞争,以及国内日趋紧迫的人才培育需求,升级与发展教育产业势在必行。目前,中国教育投入政策仍存在区域内不充分、区域间不均衡、供求存在错配的问题。因此,优化教育投入结构、提高教育投入效率是促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稳步转型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研究教育投入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就理论意义而言,能够进一步丰富教育投入机制的研究框架,完善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逻辑链,随着政府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居民将教育视为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最优路径,公共教育投入及私人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变,且可能存在相互作用,而传统理论并未形成有效的逻辑框架对教育投入机制进行清晰地梳理;就实践价值而言,能够应用教育投入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科学分析中国公共与私人教育投入格局的形成原因及传导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确保我国教育事业公平且均衡发展,人力资本快速且优质累积、经济发展稳步向高质量转型。考虑到教育投入主要可划分为社会投入与个人投入两部分,其中前者主要来源为政府为行为主体的公共教育投入,后者为居民为行为主体的私人教育投入,本文对教育投入框架体系搭设将围绕二者展开。除从经典理论与相关文献方面梳理教育投入研究现状,本文还对中国公共教育投入与私人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展开分析,并通过博弈模型、世代交叠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实证方法,对教育投入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讨论。首先,本文基于博弈模型探索政府与居民的教育投入策略。现有研究多关注教育投入的定量层面,却忽略了教育投入数值背后的政府与居民行为动机,这导致教育投入水平变动的根源较难追溯并解释,教育投入变动的影响也较难预测并解决。因此,对教育投入的讨论有必要回归到教育投入策略的本源,将理性赋予行为主体,进而满足政府与居民教育投入行为的逻辑自洽。本文构建了政府与居民间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通过求解精炼贝叶斯均衡的充分必要条件,明晰了政府与居民教育投入的最优选择策略机制。结果表明,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扩张策略与私人教育需求有关,并且私人教育策略选择主要受到公共教育投入扩张的政策红利以及其他居民的教育需求影响。另外,考虑到居民消费偏好异质性以及“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政府与居民博弈均衡下的策略选择会导致教育资源与人力资本向优势地区集聚,进而放大区域间公共教育投入与私人教育投入差距。因此,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必要从优化居民教育观念与实施差异化的区域调控政策入手,并且有必要关注居民消费偏好异质性的存在以及政府辖区内异质性居民构成的差异。其次,通过将人力资本函数引入世代交叠模型,本文构建了刻画公共教育投入与私人教育投入关联关系的理论模型,验证了政府与居民教育投入博弈关系的存在。考虑居民消费偏好异质性是研究教育投入机制时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引入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共教育投入与私人教育投入的关联关系,并刻画不同消费偏好群体的私人教育投入对公共教育投入的差异化反馈机制。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投入对私人教育投入存在挤入效应,且不受消费偏好异质性的约束,另外挤入效应对于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于不同区域的居民均显着。挤入效应的存在,为实施积极的教育财政政策有效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本文探究了私人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将对私人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讨论置于家庭的微观决策机制中,一是由于从微观决策机制出发,有助于使各层次的影响因素兼容于微观决策的因果逻辑中;二是中国子女的教育获得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这样讨论私人教育投入更符合社会现实。基于此,本文着眼于私人教育投入的微观决策机制,探讨私人教育投入影响因素,其中重点关注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私人教育投入三者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从个体微观决策机制来看,私人教育投入差异主要源自于经济资本差距与文化资本差距。其中,经济资本在文化资本与教育投入之间起中介效应;文化资本对私人教育投入存在非线性的影响。此外,立足于随机占优理论,本文还厘清了代际内与代际间教育投入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为提高社会流动性、推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提供政策建议。最后,本文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探索了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其间,本文既关注经济特征、财政特征与人力资本特征等地方基本特征的影响,也关注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互动关系的存在性与影响。事实上,在地方政府为理性行为主体的假设下,其财政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互动关系。忽略了这种互动关系,可能会造成教育财政政策针对性的偏误。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水平受到地方经济基础、人口密度、财政预算以及教育基础等地方特征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教育投入之间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另外,现有对财政政策互动的研究,多直接立足于标尺竞争理论框架。不过,这种过于单一的理论背景能否很好地适应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依旧存疑。基于此,立足于利益外溢理论、税收竞争理论与标尺竞争理论等大量理论基础,本文检验了中国政府公共教育投入之间互动行为的动机,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受到税收竞争理论下的经济动机与渐进预算理论下的政策惯性动机激励,而非标尺竞争理论下的政治动机激励,为提高优化公共教育投入整体布局、完善中国教育投入财政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边雨^[3]（2021）在《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自1949年发展至今,涌现了大量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对这一段时期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动态的审视总结必不可少。众多反映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理论及实践演进印记的视角中,建筑类期刊是折射和管窥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窗口。本文先对1949至今的我国建筑类期刊的产生与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然后利用CKNI数据库,以建筑类期刊为主要检索文献来源,收集1949年至2019年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相关文献,进行去重等整理,最后一共筛选收集论文3091篇。基于建筑类期刊记载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情况分析研究,确定本文的期刊统计范围。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依托Noteexpress等软件进行文献管理和相关数据整理,主要通过对发表年份、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从时间分布、期刊分布、研究类型、研究主题与热点等方面对中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重点对主要时间段的内容进行信息与历史事件结合的整理,使用Citespace软件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研究的聚焦点,掌握当前研究现状,总结出建筑类期刊反映的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发展历程。全文以阶段划分及特征描述的方式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7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78-1997年的住房改革推进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以及1998年至今的房地产开发主导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通过对不同时期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及相关政策、建筑类期刊中各个时期相关论文的记载情况的研究,总结出不同时期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总结其发展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以期对日后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翟梦瑜^[4]（2021）在《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内部的物质代谢和城市间的资源交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城市“病”问题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解析城市系统管理多过程、多要素、多重不确定性的复杂特征,量化各过程与要素间的互动效应,表征多维风险对不同尺度城市系统的影响,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制约关系,已成为制约城市系统管理方案有效性的关键和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做好城市系统复杂性辨识和优化管理等相关方面的工作迫在眉睫。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是针对中国典型城市和多区域城市群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考虑能源、环境、经济、水资源和气候之间的制约关系,提供全链条的“数据收集-现状评估-风险识别-责任预判-决策管理”系统评价和城市综合管理方法体系。具体地,本文通过13个案例研究,解释上述城市系统复杂性辨识、责任划分和集成管理等问题。城市代谢系统多要素复杂性辨识方面:1)考虑不同能源使用形式（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广东省能源代谢系统的动态分析,探索广东省城市能源代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2)通过回顾性分解（1997-2017年）和前瞻性预测（2035年）,从供应端、生产端和消费端回顾能源代谢变化并预测广东省未来能源系统发展风险;3)识别水利工程对长江经济带各部门用水变化的影响,以提供水利工程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4)采用自上而下的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三废问题的管理问题提出前瞻性的建议,以实现废水、废气、废渣的集成优化管理;5)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制定不同视角（供应、生产、消费）下中国地区产业级别的具体碳排放清单。多区域城市代谢模拟与环境责任划分方面:1)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及环境现状进行区域间的创新聚类,识别区域贸易中存在的环境不平等问题;2)以南方电网为例,模拟随着大规模电力运输而转移的碳减排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3)模拟国家电能替代政策的干预下,输电网络体现的跨区域碳排放转移问题;4)量化隐藏在食物中的虚拟水的跨区域转移,以实现中国实体水和虚拟水的综合管理;5)考虑变化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地区的能源、水和空气污染物的复杂关系,并探究三者的协同治理方式。多尺度城市系统集成管理方面:1)模拟广东省阶梯碳税政策对本省和全国各省份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影响;2)分析中国碳政策（两阶阶梯碳税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对系统的交互效应;3)探究贸易战背景下,考虑环境约束情境下的未来中国能源系统管理方案。综上,本文通过引入城市代谢的概念,整合投入产出分析、生态网络分析、多元统计分析、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能源系统优化模型,构建了涵盖城市、多区域与国家三个尺度的城市系统管理模型,探讨了城市系统管理面临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利用等问题,提出了适用于不同尺度城市系统清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结果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张剑锋^[5]（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王永仓^[6]（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范乾坤^[7]（2021）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力资本相关研究中,大量学者关注劳动者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回报率具有显着的地区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中小城市,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会对个体择业的地域流向产生显着影响,而且地区间教育回报率差距过大也会导致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失衡,进而影响地区的协调发展。因此,探究教育回报率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重要阶段。根据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从短期看,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会增加市场对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使得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工资得到明显提升,教育水平是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关键衡量指标,因而产业结构升级会使得劳动力教育回报率得到提升。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教育回报率提升、低生产效率部门市场份额的下降导致的低人力资本劳动力收入水平下降,都会促使劳动力调整就业预期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得高人力资本劳动力供给增加,带来教育回报率的下降。由于我国各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不同步,从而教育回报率便会出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结合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劳动力市场变迁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在梳理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回报率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教育回报率的作用效果。首先,在基本明瑟方程的基础上,消除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能力偏差,建立拓展形式的明瑟方程来估计教育回报率,并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状况。通过将三十一个省市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比较教育回报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并分析教育回报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变动趋势,进而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显着高于中西部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缓慢升高,而中西部的教育回报率随时间推移先下降后上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合理化水平均显着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随时间推移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经历了先缓慢下降而后逐步提高的变化趋势,其合理化水平一直在缓慢提高。其次,在考虑个体水平和地区水平变量的跨层交互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建立多层模型,并基于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宏观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教育回报率的具体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会提高教育回报率;产业结构高级化会促进教育回报率的提升,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教育回报率的提升。最后,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综合考虑地区的现实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状况等,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祖晓谦^[8]（2021）在《混居社区内邻里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高速发展的城市现代化环境下,社会需要低收入群体快速适应城市的节奏和观念,这不仅使低收入群体感到巨大的适应无助感,同时低收入群体的资源局限性也无法促使其达到适应新环境的需求。随着我国住房建设速度的加快,混居社区对于住房消费能力有限的低收入群体而言意义更加重大,但其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产生的影响亟需深入探讨。为了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和低收入群体保持健康的发展,迫切需要明晰当前混居社区邻里环境与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并采取合理的资源配置使面临适应困难的低收入群体快速适应社会。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参照群体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邻里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影响模型。具体来说,首先对以往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分析,界定并阐述了相关的核心变量的概念及测量工具,包括邻里行为、社会适应性、心理健康、消费选择和子代教养成果,介绍了用于分析邻里行为对社会适应性影响的三个基本理论,分别是资源保存理论、参照群体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并提出理论框架及相关假设。本研究主要提出了三个假设群:第一,在个体加工阶段构建了心理健康在邻里行为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二,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出发,构建生存型消费选择、发展型消费选择和享受型消费选择在邻里行为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三,在代际加工阶段构建了以子代教养成果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并探索子代教养成果在低收入父辈群体的邻里行为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复杂链式中介作用。本文收集了用于归纳分析研究的26份有效数据样本和用于实证研究的1993份关于混居社区内低收入群体及其子女的有效数据样本。利用知识图谱和半结构化访谈的归纳分析方法,明晰了影响社会适应性的路径因素,利用理论演绎的方式建立起各因素的逻辑联系,并选择实证研究中广泛使用的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数据,进一步对所提出的假设群进行验证。具体来说,利用知识图谱对现有的社会适应性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聚类分析,结合半结构化访谈获得的26位低收入居民的有效样本,通过归纳分析质性的印证图谱聚类的结果,交叉总结出心理因素、经济因素和教育因素等7个影响我国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主要因素类型,使本研究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现状有了充分的了解,能够满足本研究分析的需要。采用频数分析和理论驱动的方式,从心理健康、消费选择和子代教养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邻里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构建了研究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在实证部分的问卷调查中,本研究进行了四轮数据的收集,共获得1993份有效数据样本,其中样本1中有296份,样本2中有97份,样本3中有388份,样本4中有1212份。采用回归分析、机器学习和生态计量等多种方法,对本文的研究模型和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的结果揭示了混居社区内邻里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首先,邻里行为可以正向影响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适应性;其次,邻里行为可以分别通过个体加工阶段的心理健康、发展型消费选择和代际加工阶段的子代教养成果正向影响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适应性;最后,邻里行为可以通过双代际加工阶段的心理健康和子代教养成果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适应性产生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双代际加工阶段的发展型消费选择和子代教养成果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适应性产生正向影响。基于对以上三条主线构建的路径作用分析和总结,本研究根据检验结果讨论了关于低收入群体和混居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启示,即提出通过打破同质性社交圈和理性的对待消费选择等建议来帮助低收入群体加强邻里沟通能力进而提升社会适应水平;通过强化社区干预及规范混居社区尤其是保障性住房配建配租社区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正确处理异质性阶层邻里内部关系等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搭建良好邻里互动的社区平台给出建议;通过城市整体统筹规划和合理安排社区内外公共资源等方面提供了策略建议,以期削弱混居社区布局可能带来的区域负面影响,为促进混合收入阶层邻里行为和提升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严宏^[9]（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李敏^[10]（2020）在《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即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目标。在中国扶贫进程中,内外共同作用的贫困治理模式下,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源式扶贫的资源传递中,村级组织作为扶贫项目在基层社会的承接者,占据重要一环;内源发展式脱贫方式中,村级组织作为村内的精英力量,对于带动村内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的有着重要意义。因而,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削弱“精英俘获”对扶贫资源造成的贫困治理“内卷化”问题,提升村级组织的能人带动效应,对于农村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乡村治理视角出发,从村庄层面探寻农村贫困治理的新思路,着重回答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村级治理能力是否能显着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这种影响是否一致,是否因村庄贫困程度不同存在显着差异?如果能够显着影响农村贫困,那么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路径与机制为何?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以期为提升中国扶贫治理效率,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现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借鉴。本研究在“贫困陷阱”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与“治理”理论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框架,并对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了探讨。基于陕西省内宝鸡市、咸阳市、安康市、榆林市、商洛市共5市16个县154个乡镇546个村庄的调研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及方法,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并指出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可行性路径。依据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2010-2018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无论是在绝对人口分布还是相对贫困人口比重均表现出在山区更高的聚集度,且在2015年以后进一步山区聚集的趋势。基于陕西省内的调研样本的分析中,安康市贫困程度最深,商洛市贫困发生率较低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与之相反的宝鸡市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但市内村庄贫困发生率却排第二,榆林与咸阳市的贫困程度最轻;从健康、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水平来看,依然是安康与商洛表现最为贫困,宝鸡、咸阳次之,榆林贫困程度最轻。对比林区与非林区两组样本村庄发现,林区样本村庄在四个维度贫困程度均显着高于非林区样本,再次论证了贫困人口在林区地形聚集的结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扶贫资源向贫困程度最深的安康与商洛市倾斜较多,榆林市虽贫困程度最浅,但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排名第三,其次为宝鸡市,扶贫资源相对投入最少的为咸阳市。在分地形的扶贫项目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村庄获得的扶贫资源要显着高于非林区样本,但因贫困村的进入退出机制并不完善,可能存在扶贫资源瞄准效率低下的情况。（2）基于村级治理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从资源获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村级治理能力度量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其综合指数进行测算。对调研样本村庄的村级治理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其综合水平相对较低,整体样本均值仅为0.136,四个维度的均值大小排序依次为资源获取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分地级市对比分析中,总体村治能力水平排名为榆林市>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其中榆林市在村治能力综合指数与各维度指数中均排名第一,安康与商洛市除个别维度外,均表现靠后,表明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更高,在贫困林区的均值水平则较低;林区与非林区的样本对比来看,林区样本组除社会管理能力外,均显着低于非林区样本的均值表现,这一结果说明了村治能力与地形条件、植被覆盖状况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3）为进一步了解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从“制度”与“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对村庄治理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中民主选举变量的选举候选人个数与选举投票率、民主监督变量中的监委会成员数以及宗族规模变量均显着正向影响村庄治理能力,村干部个体特征因素中,村支书受教育程度、村支书任职年数、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及村主任特殊经历均对村级治理能力有显着正向影响,而村主任任职年数却有显着负向影响;在民主选举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分析中,民主选举能够通过选举出高素质的、管理经验丰富的村干部,通过提高村庄引进资源能力及发展村内经济的能力来提升村庄综合治理能力;民主监督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检验中,民主监督手段并不能让高素质的村干部表现出更好的能力,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主任的社会管理能力;非正式制度变量的宗族网络规模与村干部个体变量的交互项影响均未通过显着性检验,但对村干部管理村内公共事务有促进作用。（4）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的分析中发现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存在显着负向影响,即村级治理能力越高的村庄能够产生显着的减贫效果。整体调研样本中,村级治理综合能力显着负向影响农村贫困状况,同时村庄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劳动力比重高、耕地资源质量差、自然灾害频发、灌溉设施及公共交通水平低、地理位置偏僻、村内没有发展特色产业和引进企业等因素也是造成村庄贫困的重要因素;为考察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村级组织行为是否存在显着差异,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系数,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门槛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村级治理能力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且在贫困程度越深的村庄,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要高于贫困程度较浅的样本村。同时,对样本依据林区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处于林区内的村庄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十分显着,而非林区样本村庄的村级组织减贫效果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5）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减贫效应的分析中,村级组织在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四个维度减贫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在整体样本分析中,仅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构显着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表明当前农村社会,村庄治理目标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是较为正确的。在对不同贫困程度分组回归的结果中,在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发展经济能力减缓贫困的作用更为显着,而资源获取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相反的,在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村级资源获取能力与农村贫困呈显着负向相关,而发展经济能力并不显着,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在门槛回归中在两个样本组中均有显着负向影响,表明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仍然需要依靠加大外部资源流入来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实现减贫目标,而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主要依靠激发村庄内源式发展动力,带动村内居民生产发展积极性来改善村庄贫困;林区与非林区地带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中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显着减少村内贫困状况,非林区样本村庄则主要依靠村级组织的发展经济能力来带动农村发展。（6）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分析结果中,揭示了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主观减贫机制”直接作用于贫困户的减贫效果最为显着,其次为通过发展农业产业措施的间接效应的影响,最后是通过特色产业经营,调节特色资源利用效率,拓展农户收入渠道的方式。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的减贫路径来看,资源获取能力与发展经济能力通过发展村内产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介效应以实现减贫的效果要优于直接减贫的效果,而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直接减贫效应是高于通过发展产业的间接减贫效应的。第五,从四个维度的减贫总效应对比来看,村级组织社会管理能力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公共服务能力,再次为发展经济能力,最后为资源获取能力,表明当前农村需要通过村级组织实现减贫目的时,应以提升村级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村级组织的管理经验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实现减贫的有效路径,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以实现减贫的效率相对要低一些。对比林区与非林区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机制发现林区地带村级组织通过直接减贫措施以及产业发展的中介作用能够显着改善村内贫困状况,而非林区样本中仅通过企业发展与开发特色资源的方式能显着减少贫困。

二、现代居民教育投资的统计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居民教育投资的统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教育投入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4）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5）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7）产业结构升级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混居社区内邻里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居民教育投资的统计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D]. 袁书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2]教育投入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盈萱. 吉林大学, 2021(02)
• [3]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D]. 边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2)
• [4]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D]. 翟梦瑜.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
• [5]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7]产业结构升级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研究[D]. 范乾坤. 吉林大学, 2021(01)
• [8]混居社区内邻里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研究[D]. 祖晓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9]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10]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D]. 李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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