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流域区域可持续发展态势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认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薛明月[2](2021)在《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区域空间得以快速重构,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群的崛起成为空间重构的较高发展形式。而中国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促使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将迎来新一轮重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城市群作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其高质量发展成为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基于此,本课题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开展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研究,以期为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范式,为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提供科学依据。本课题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文献的基础上,以系统论、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城市群空间结构等理论为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为视角,以城镇体系中经典研究范式为切入点,总结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联系网络的演变规律,探析城市群空间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并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和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出适宜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全文围绕“高质量发展测度→空间结构识别→高质量发展与空间结构关系→优化对策”的研究思路,创新性地展开了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群空间结构关系的探索。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1)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和自然断裂点分类法测度与分析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格局。研究发现,2008—2018年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波动上升趋势,珠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各维度时空演化格局存在异质性,城市群内部表现出不均衡不协调的格局,东部沿海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对优于内陆城市。(2)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在等级规模结构演变层面,分别采用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两个维度展开测度与分析。在人口规模方面,2008—2018年东部沿海城市群已形成4个超大城市、2个特大城市、33个大城市、31个中等城市、106个小城市的等级规模体系,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小城市数量众多,中等城市发育不足;山东半岛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等级序列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断层,等级规模结构偏离金字塔式分布;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完备的金字塔式等级规模结构。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首位度中除珠三角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较为均衡外,其余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均存在失衡现象。东部沿海城市群中除山东半岛城市群趋于集中且呈双中心分布外,其余城市群均为分散且服从单中心分布结构。在经济规模层面,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中度等级差距较大,城市经济等级规模相对分散,经济首位城市垄断性较强;山东半岛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的经济集中度较为均衡,城市经济等级规模分布相对集中。在城市群职能结构方面,分别从职能规模、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三个方面反映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的职能结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制造业、建筑业、金融房地产业、机关团体服务业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基本职能,能源生产与采掘业、交通仓储邮电业、商业、社会服务业和科教文卫服务业为非基本职能,其中制造业成为东部沿海城市群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各城市群基本职能和非基本职能变化不大;城市群职能规模扩张趋势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各城市群内部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较强,城市职能规模持续扩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东部沿海各城市群的专业化部门较少,各部门的职能强度均不高,各城市群内部基本职能和非基本职能的专业化部门数量总体变化较大。从具体行业职能强度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能源生产与采掘业和交通邮电仓储业、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业、长三角城市群的建筑业和金融房地产业分别为东部沿海城市群中最强的行业;此外,商业和社会服务业主要布局在城市群的省会城市、直辖市等中心城市;科教文卫服务业和机关团体服务业的职能强度总体较弱。在联系网络方面,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低于各城市群内部网络密度,呈现“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海西城市群”的格局,城市群间联系网络差异逐渐缩小;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度数中心度值不断提升,高值区主要以城市群内省会城市、直辖市集中分布;东部沿海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强度呈现非均衡性空间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凝聚子群逐渐由4个二级层面子群、8个三级层面子群演变为4个二级层面子群、7个三级层面子群,各层级子群内部构成变化较大。(3)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指数也得以相应提高。东部沿海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差距明显,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远高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而且差距不断拉大,但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研究时期内各城市经济集中度变动较为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城市群职能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方面,2008和2018年制造业的灰色关联度一直居于首位,成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能源生产与采掘业的灰色关联度一直居于末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群联系网络与高质量发展方面,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对外联系强度与高质量发展在置信度为0.01水平上存在显着的高度相关关系,但二者的空间关联性却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性,总体呈现出高对外联系强度—高高质量发展、低对外联系强度—高高质量发展、低对外联系强度—低高质量发展、中等对外联系强度—中等高质量发展四种组合类型的空间关联关系。(4)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明晰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并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从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联系网络三个层面提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思路,在此基础上从六个层面提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对策。
戴文渊[3](2021)在《基于W-SENCE-PSR框架的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文中提出流域水生态安全事关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稳定,国家关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综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将流域水生态安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西北内陆河流域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水文循环及生态功能出现了衰退现象,生态环境恶化,有向系统性水危机转变的风险。因此,开展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关于内陆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结构框架及水生态安全基本属性的分析运用不够,对水生态安全的发展变化趋势研究不足,忽视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优化等步骤。那么如何构建基于W-SENCE-PSR(以水为主线的复合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框架的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如何运用生态学相关理论进行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优化?如何综合开展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现状和趋势分析,并提出对应调控对策?鉴于此,本研究以河西内陆河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改进生态位宽度、模糊系统分析确定的指标权重和BP神经网络模型确定的指标预测值,优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以2009-2018年间3大内陆河流域的水生态安全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现状及趋势分析,确定系统调控策略,筛选最主要影响因子,为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调控提供数据支持。(1)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水生态安全的内涵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生态等子系统,又涉及到对水生态安全状况所做出的实际反应,同时也体现了现状评价、预测评价的时间因素,这个过程也反映了复合系统发生功能变化的过程。水生态安全演变过程在于水的相互作用关系安全(PSR系统)及相对状态安全(SENCE系统)因素状况的发展,因系统相对状态及相互关系自身演变的存在,导致了安全状态或者不安全状态。水生态安全是影响维、领域维、时间、以及安全主体的函数,其评价指标体系由基于W-SENCE-PSR框架的38指标构成。(2)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优化。指标Z4(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Z19(汛期水质综合指数)、Z37(受灾面积)、Z36(单位面积化学需氧量排放量)、Z35(单位面积氨氮排放量)的指标权重相对最小且小于0.0167,指标生态位宽度值相对最小且小于6.03,预测这5个指标对水生态安全的影响均大致呈中性。表明指标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小且适应性差,指标不会成为限制性因子,在指标体系优化中剔除,得到了由33指标构成的优化后评价指标体系。(3)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现状评价、预测评价。现状评价中,疏勒河、黑河、石羊河流域年均模糊综合评价指数分别为:0.5322、0.40545、0.303;预测评价中,年均模糊综合评价值依次为:0.524、0.517、0.342。表明水生态安全状况疏勒河流域最好,但今后有恶化趋势;黑河居中,将有明显好转趋势;石羊河最差,将有小幅提升,但差距明显,列为水生态安全优先调控区。改进健康距离法得到的疏勒河、黑河、石羊河流域的健康距离值分别为:0.468、0.595、0.697,表明疏勒河水生态安全状况最好,其次为黑河,石羊河最差,该结果跟模糊综合评价结果一致,从侧面说明了评价结果的正确性。(4)流域水生态安全现状及趋势分析,确定系统调控方向。分别从W-SENCE系统视角和PSR系统视角进行流域水生态安全现状和趋势分析,现状评价中发现,各子系统水生态安全状况疏勒河流域相对最好,W-SENCE各子系统综合指数年均值0.1<YW-SENCE<0.127,PSR系统综合指数年均值0.149<YPSR<0.228;黑河次之,0.08<YW-SENCE<0.115,0.116<YPSR<0.149,石羊河最差,YW-SENCE<0.08,YPSR<0.120;在预测评价中,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值表明,石羊河流域正向影响指标8个,负向影响指标10个,将基本维持现状;疏勒河流域正向影响指标4个,负向影响指标8个,将有恶化趋势;黑河流域正向影响指标12个,负向影响指标8个,将有好转趋势。W-SENCE系统视角和PSR系统视角预测评价表明,疏勒河、黑河、石羊河流域的环境子系统状况相对最差,综合评价指数依次为0.08、0.08、0.05,同时疏勒河流域的状态系统、黑河流域的响应系统、石羊河流域的压力系统状况相对最差,综合评价指数依次为:0.143、0.141、0.104。从系统的敏感性来看,疏勒河的敏感性相对最高,为10.3‰,其社会子系统和压力系统敏感性最高,依次为8.4‰、14.1‰;黑河敏感性次之,为6.8‰,且其生态子系统和状态子系统敏感性最高,依次为6.5‰、12.0‰;石羊河敏感性最低,为3.2‰,其资源子系统和压力系统敏感性最高,依次为6.2‰、12.7‰。(5)内陆河流域优先调控指标及对策。根据3大内陆河流域系统调控重点,结合指标权重和指标健康距离确定的YZ1(人均GDP)、YZ20(一产比重)、YZ13(蓄水占地表供水量比例)等前10个优先调控指标,提出了各流域具体调控对策。发现疏勒河流域和黑河流域的水生态安全调控指标分布相对较为集中,石羊河流域调控指标分布分散但调控面较广。疏勒河流域要注意降水变化对其水生态安全的不良影响,关注其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要加强对牲畜量的控制,谨防出现因过载而导致的草场退化问题。黑河流域蓄水能力建设对提高水的保障能力,提升水生态安全状况具有重要作用;要重视对雨水的收集利用;避免工农业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问题,加强对生态环境用水的重视。
刘淼[4](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徐文明[5](2021)在《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由新常态运行阶段转入到高质量运行阶段,金融力量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逐步突显出来,它根植于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扮演着越发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与财政相辅相成,可以说金融体系发展地越成熟、与实体经济的作用关系越紧密,则经济发展越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力和要素支撑;而金融发展的空间结构越优化,也就越能够引领要素在地区之间高效且平衡地配置,进而推进经济有序地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空间结构是个多元化的复杂性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狭义上,金融活动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流通活动,包括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是广泛分布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资源和调节部门。在广义上,金融活动则具有更为细致的划分,既包括基础层面的金融资源,也包括由金融资源所形成的金融业态、所组建的金融机构、以及所激发的金融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言,金融空间结构就是指广义和狭义的金融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集聚、辐射或者一体化的结构形态。金融集聚,往往会形成城市的中心地带,如中心商务区,或在城市群内形成金融中心或金融中心城市,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使所在地区享受集聚经济优势。金融辐射产生的空间溢出和部门间溢出,是金融集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对非金融领域或城市群中其他层级的城市所发挥的效应,往往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金融一体化是由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所形成的具有空间关联的发展形式。一体化发展的金融网络能够缩小地区资源配置的金融差距和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整合金融资源、顺畅金融资源的流动。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地区之间市场的逐步开放、交通的日益便利,以及地区间政策配给与项目配置的日益交融与完善;除此之外,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企业在空间区位的集聚,形成金融中心,在存在一定的区位锁定效应的前提下,金融集聚也会向周边地区发出辐射,从而带动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的流动与共建,形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与优化,能够使金融力量发挥出更大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狭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以资金、货币、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授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资源,是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要素;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发展,主要体现为这类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中和不同经济体内部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效应。优化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能够使得处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能够获得其发展所必须的金融支撑。其次,在广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传统金融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商业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为表现形式,新金融以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为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新金融使传统金融发展的技术、产品和运行方式得到翻新,传统业态为降低新业态的风险和满足更多的受众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的空间结构优化,能够弥补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小、微型经济实体在某些发展领域资金不足的空白,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经济体获得更为便利和高效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的均等化效率、增进金融福利。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优化,则能够使传统金融和新金融,能够发挥出更为强劲的集聚资源、传导资源、整合资源的动能,从而使得经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配置。随着金融空间关联的逐步加深,金融空间结构更为容易地形成。但若超出所在地区实体经济所能够容纳的范围,或者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形成虚拟化的运行态势,再或者仅仅停留在空间结构的地级化发展阶段,也即只形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等级相对较低的金融集聚,但尚未形成金融辐射或者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根据区位锁定的理论,这一金融集聚区域金融贫瘠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长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空间结构发展有度、不断走向优化,都是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所需求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载体。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充分体现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阵地,是在“双循环”时代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能够从城市和城市群的维度,解决投资、消费、需求、出口等发展动力不足,地区分布不均衡等现实问题,就更容易在产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三大领域打通国内循环。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首要,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五大理念科学理念为指导,逐步实现经济创新、经济协调、经济可持续,以及经济共享。这其中,经济协调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主要包括城市之间的协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城市发展各领域部门的协调等三大方面,没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不会缩小,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均衡化,也就谈不上优化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创新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通过全新的动力模式、路径,以及空间网络增强城市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创新的重要内涵,创新能够使城市之间的联系以更为便利和高效的方式得到增强,创新及其溢出的程度越高,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会越顺畅;绿色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在发展城市群战略的同时,实现各城市的均衡福利最大化至关重要,节能减排是降低城市共同发展成本的有效路径;开放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连接,可以打通城市与城市的资源与要素交换的界限,形成有梯度的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形成城市间的共同市场、共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体系,从而能够在物质基础上实现协调;共享是实现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城市群内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便利,城市市场和产业的发展红利,以及由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对策也不尽相同。比如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协调性已经较高,那么共享和创新可能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再比如地区性城市群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构性还没有解决,虽然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大,但是建立城市群内部的关联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金融空间发展及其结构的优化,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群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维度的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凸显,特别是金融集聚、金融辐射,从而形成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构成了金融的城市群空间网络,对于我国城市群经济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也会反作用于金融空间结构,继而影响城市群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金融集聚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等作用途径,直接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并在城市群中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市或中心领域;金融辐射通过传递城市群中心区域的动能,使得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形成具有梯度发展特征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而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基础;金融一体化实际上是区域与区域的金融资本自由的流动,金融的活动彼此相互渗透、彼此互相影响进而形成联动性的一个整体,是金融深入在维度空间的表现,引领并重新配置城市群资源和要素,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度融合基础。若忽视金融空间发展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可能忽略金融活动在城市群就业、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间分工协作、中心城市功能发挥、产融结合等一系列方面的作用效果,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虚拟化运行、产生金融风险,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短板、形成边界,影响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反之,掌握金融空间布局及其作用力的发挥水平,将会极大地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借助于金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重视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优化路径,因地制宜地将不同城市群中的金融发展培育和调节到适宜其经济发展的发展质量、形态与状态,进而推进高质量的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对于城市群借助于金融作用力来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一问题同时也被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了深度研究金融空间结构及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本文分为相互关联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围绕着问题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挖掘现阶段研究该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出现的创新点。全面地梳理了有关于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城市群经济发展、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为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将金融活动分为狭义金融活动和广义金融活动,由此金融空间结构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其中,狭义方面包括基础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广义方面包括金融业态与机构、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其次,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界定。主要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理念进行诠释。再次,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从狭义金融空间结构和广义金融空间结构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为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同时也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论文主要选取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海峡西岸、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等在中国综合实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三章主要分析样本城市群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时空演进状态、挖掘各维度城市群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描述各城市群金融资源(主要是存贷款)的时空分布演进状态、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效果和金融一体化的作用范围,以及各城市群的金融空间关联,构成对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第四章实证研究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从时空视角分析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与格局演进。第五章实证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了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因素。第六章为对策建议。通过总结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总结了城市群金融发展的质量、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状况,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城市群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唐家凯[6](2021)在《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水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随着各行各业对水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剧增,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可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情复杂是我国水资源的基本国情,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水体污染、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为新时期我国沿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区域的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特征不同,导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低下因素和特征不尽相同,多维度综合评价和精准识别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变得越来越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多维度综合评价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是精准识别水资源困境的前提,也是制定差别化区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政策的基础。因此,对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对提高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促进流域水生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水资源承载力内涵、水资源承载力测评研究、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相关研究进展基础之上,综合考虑了沿黄河九省区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实际现状,以影响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复杂多要素作为研究视角,基于“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理论框架模型,构建了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组合赋权法,对沿黄河流域九省区2004-2018年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引入物理学常用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理论,对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及两两子系统承载力之间耦合协调性,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进一步利用障碍度函数,定量研究了影响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系统、全面揭示了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现状及成因所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果如下:(1)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均向协调、健康方向不断推进,但整体水体仍处于发展欠佳水平。2004-2018年15年间,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整体朝有序良好方向发展。2004-2018年九省区四个子系统承载力水平均呈逐年提高态势,但不难看出,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水平的增速是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四倍,社会和经济子系统在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逐渐占据主导型地位,水资源、生态环境逐渐成为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瓶颈和制约因素。沿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在时间序列上均呈现逐年稳步提升趋势,但上中下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区域性波动特征,区域间表现出的差异性明显,水资源承载力最高地区分布在上游的四川和青海,水资源承载力水平最低区域主要聚集在上游宁夏、甘肃和下游的河南,总体来看,沿黄河九省区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差异性呈现逐年变小趋势。(2)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系统整体水平处于高水平耦合、初步协调阶段,空间差异性明显,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呈现明显的分异特征。2004-2018年15年间,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特征为稳步降低趋势,但整体处于高耦合阶段,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明显高于下游地区;2004-2018年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性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耦合协调性从勉强协调过渡到初步协调。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最高地区分布在上游的四川和青海,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最低区域主要聚集在上游宁夏、甘肃和下游的河南和山东;两两子系统间耦合度均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九省区“两两”子系统间内部耦合指数范围在[0.8674,0.9903];2004-2018年九省区“两两”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均向有序协调方向发展,但差异性明显,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内部协同机制亟待完善。(3)通过运用障碍度函数模型分析影响因素,水资源准则层是影响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准则层。上游四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城市化率、人均GDP、森林覆盖率、当年造林面积、水土流失治理程度、有效灌溉率、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中游三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程度、产水模数。下游两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量、化肥施用强度、当年造林面积、产水模数。(4)水资源系统需加强顶层设计,促进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具体建议包括:(1)建立健全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治理体制机制,总体上形成文化引领、以水定需的协同治理原则以及“生态、经济、资源、民生、文化”的“五大要素”、“多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2)建立健全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管理制度;(3)加强节约用水宣传教育,强化全民节水意识。社会经济系统需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建议包括:(1)改进农业用水技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2)调整产业结构,缩小上中下游经济社会水平差距;(3)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生态环境系统需强化生态环境管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具体建议包括:(1)构建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河长制”,激励“民间河长制”在黄河流域治理中的独立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环境社会组织引领公众深度参与的公众参与新机制;(2)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制定跨省补偿、跨流域补偿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偿等精准补偿机制;(3)创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以水污染、水土流失治理为核心目标,监测评估沿黄九省的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程度,探索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及税收激励等综合治理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奠定理论和制度基础。
张宸嘉[7](2020)在《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指出可持续生计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和前沿性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努力,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两次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方式是人类经济社会未来的理想发展模式,但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推进却是极端困难的,关键的障碍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约20亿人口至今无法解决温饱,脱贫和可持续生计问题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论文通过迄今最系统的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国际、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演变趋势、研究前沿、学科体系、竞争态势、学术影响力差距等。柯西河流域是开展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性区域。柯西河流域(Koshi River basin,KRB)是位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Hindu Kush Himalayas,HKH)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跨越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个国家的跨境流域。而HKH地区是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区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反馈极为敏感。柯西河流域所在区域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特别是地理资源综合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人依赖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加之劳动力素质低,导致解决温饱和生计成为最基本的问题和发展挑战。这样的区域是尼泊尔本国及国际扶贫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是全球开展生计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的典型区域。论文对此予以深入分析和阐述。从生计资本评价特别是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入手开展柯西河流域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是流域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际山地研究中心合作项目,论文以中国及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在对该跨境流域的气候、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经济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生计可持续性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及生计政策设计研究,重点以生计资本评价为主要问题,以深入观察和识别制约柯西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影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论文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定量评价了可持续生计国际、国内研究进展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及对各种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详细分类,从县域尺度、家庭尺度、性别尺度等3个尺度,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生计资本评价,一是整体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结构、生计资本类型特点等,二是关键资本的定义、识别和评价,获得以下结论及认识:(1)流域内整体生计资本水平较差,上游、中下游地区5种生计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缺乏,农户生计可持续状况较差;(2)不同家庭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尤其是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农户家庭受气候变化影响,生计资本脆弱性较强、生计可持续能力较差,生计可持续能力受其适应能力、气候变化、地域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3)流域内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不同性别群体的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基于以上三个尺度对五大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并以DEMATEL方法进行关键生计资本识别与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识别出对特定区域、特定研究对象的当前生计资本状况影响力最大、最关键的资本类型。(5)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定义和识别,是生计政策与措施设计的关键科学依据。论文在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上游、中下游流域所处国家的不同国情,适度分析了国情特点,针对不同生计问题对象尺度,提出了面向县域、家庭和性别的可持续生计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应用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全面量化揭示可持续生计研究发展态势与特点。将可持续生计学科研究与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相结合,基于国内CNKI数据库和国际SCI-E、SSCI数据库,以迄今可持续生计领域研究所有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定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展示,全面揭示了国际、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发展态势、前沿方向、合作网络、学术影响力等,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可持续生计的最前沿科学计量学研究成果。对开展该领域研究及把握国际前沿动态有指导意义。(2)构建了柯西河流域生计资本评价框架并进行了量化评价。开展了针对柯西河流域县域、家庭及性别等3个尺度的生计资本评价研究,三个尺度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丰富和深化了跨境流域生计可持续发展理论。(3)拓展了生计资本的有关概念和内涵,提出了关键生计资本概念。论文创新性的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而且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综合3个维度的分析,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得出了3个维度的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关键性、重要性排序。另外,文章还基于柯西河流域的传统农业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特点,结合对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分析,提出了针对三个不同尺度(区域、家庭及性别)的高度具有针对性的生计策略建议。
罗恒[8](2020)在《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及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愈发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内容,同时生态安全也已成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体现着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如何提升国家及地区间生态安全水平,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并行的难题,保障人民健康生活,已成为经济转型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区域一一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就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两阶段测度模型构建及生态安全演变阶段划分,长江经济带经济带生态安全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调控模型构建及实施三个核心主体部分进行布局。第一部分,对生态安全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并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安全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进行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两阶段测度模型的构建及安全阶段划分。将种群共生理论引入生态安全研究领域,构建两阶段生态安全测度模型,第一阶段构建社会经济——自然生态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结合DPSIR模型,利用聚类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完善并检验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构建生态安全综合特征指数及生态安全二维动态演化模型,划分生态安全演变阶段。第二阶段构建生态安全绿值指数“二步测度”模型,进一步测度生态安全成熟度。第二部分,进行实证分析,得到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基本指数及综合特征指数测度结果,诊断生态安全状况并分析其演变格局,然后进行指标回溯分析探究生态安全问题成因。第三部分,依据测度结果及问题成因分析,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四大保护调控模型并提出了实施建议,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将共生理论引入生态安全研究具有可行性,本文在共生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两阶段测度模型能综合特征指数法与指标体系法优势,有利于准确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状况。(2)从生态安全演变时间格局上看,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迅猛,尤其是社会经济驱动力得到强化,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明显提升,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改善状况幅度并不明显,长期处于自然生态偏害发展模式。从生态安全演变空间格局而言,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生态安全格局差异显着,呈现“东西较高,中间偏低”格局。从绿值指数测度结果来看,生态安全成熟度较低。(3)通过指标回溯发现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污染严重、人口过度聚集、自然资源过度利用是造成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4)构建的四大生态安全保护调控模型及其实施建议具有问题针对性和可行性,能给长江经济带相关部门的生态安全保护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张磊[9](2020)在《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相邻各国开放与协作程度的加深,多国地缘政治经济交界区的土地利用/覆被态势及生态风险状况均已发生显着转变,并已逐步成为当前LUCC及生态风险研究的热点地区,加强对此类区域LUCC及生态风险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与东盟接触地带已经形成的唯一多国地缘经济区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为例,依托GIS、RS及FRAGSTATS等技术支持,通过构建重心测度、转移矩阵、景观指数、生态风险指数及灰色预测等模型,对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的格局态势、变化特征、景观格局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状况及时空演变进行评估,对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态势及生态风险状况进行预测并提出促进其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与降低生态风险的路径与准则。发现:(1)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以林地、耕地及灌丛为主且存在一定的国别分异;随时间演进,研究区耕地及建筑用地等地类迅速扩展而林地、灌丛等的转出态势初显且四国段间各地类的结构组成与变动亦均有所异同;随时间演进,研究区各用地类型的空间分布质心与变动轨迹均有所不同且各地类间的相互转化较为显着,18年间,研究区的主要用地变动类型经历了由灌丛、耕地转为林地为主向林地、灌丛转为耕地为主的转变;随时间演进,研究区的土地利用/覆被转类过程持续变差且变动幅度有所提升,土地利用/覆被的宏观生态状况持续恶化且呈现出一定的区域与国别分异。(2)200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速度显着减慢且存在一定的国别分异,随时间演进,四国段间的差异有所扩大;研究时段内,林地、灌丛及耕地分布区的空间变化剧烈程度均显着高于其他地类,随时间演进,各地类空间变化活跃度的大小与差异均有所下降且存在一定的国别差异;18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持续上升,且中、泰两国段显着高于老、缅两国段而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均衡度与均质性亦均持续增强,其中泰国段最高而老挝段则相对较低;从斑块类型和景观水平两尺度上看,研究全区及四国段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斑块间的景观格局指数大小及变动态势均存在一定的时空分异,且在不同尺度上各景观格局指数变异程度的大小及国别分异亦均较为显着;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时空变化的驱动力系统错综复杂,整体可分为自然驱动及人类活动等不同层面,海拔、坡度、行政中心、交通道路、地缘约束及主体驱动等因素均对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的分布格局及变化态势有显着影响。(3)随时间演进,研究全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持续扩大且增幅有所提升而四国段间ERI变动的国别分异则较为显着;18年间,研究区生态风险等级不断提升,259个网格单元ERI的变动以整体提升型为主,各类网格单元的空间分布有所差异;随时间演进,研究区各生态风险等级区的面积占比、转类态势及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不同的变动特征而各网格单元的ERI则呈现出了一定的空间分布“趋同”态势,研究时段内,LL(低-低)集聚型网格单元用地面积占比持续最大但主导性有所下降而随时间演进研究区ERI空间分布的集聚态势则整体减弱;2018年,研究区各地类主要分布区的生态风险等级均相对较高且国别分异显着,其中泰国段整体最高而老挝段则相对较低,随时间演进,各地类主要分布区内不同生态风险等级区域的面积占比与空间分布均显着变动且存在一定的国别分异。(4)2027年研究区的土地覆被将继续以林地、耕地及灌丛为主,但三地类的主导性有所减弱;2018-2027年,研究区耕地与建筑用地面积增幅将显着高于其他地类而林地的转出态势将更加明显,土地利用/覆被构成及变动的国别差异亦将持续显着;2018-2027年,研究全区及四国段的生态风险状况均将有所恶化但变动幅度不同,至2027年泰国段的ERI将最高,缅甸段次之,而中、老两国段则将相对较低;2018-2027年间,研究区各网格单元的ERI将整体提升,依据变动幅度与空间分布差异可分为生态风险下降型、小幅提升型、中幅提升型及大幅提升型等四类。(5)为促进研究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态风险的降低防控,要在坚持国别分异性、多主体参与性、相似性与差异性、动态性与渐进性、互利性与民生性及可持续性等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合理规划、生态优先,加强协调、跨境合作,优化布局、适度调控,“取”“补”结合、因地制宜,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多方主体参与、破除地缘约束,分清层次、有的放矢及完善机制、提前预警等路径与措施。
李玲[10](2020)在《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水资源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水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2018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71.8立方米(国际公认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黑龙江、江西、西藏、新疆等10个省份人均水资源量大于2000立方米。13个粮食主产区平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458.2立方米,逼近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小于1000立方米),其中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4个冬小麦主产区人均水资源量小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需求不断增加,非农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趋势日趋显着,农业供水量呈下降态势,势必会加剧粮食生产用水安全,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对粮食生产日益增强的硬约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生态环境和粮食生产的均衡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运用经济学中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分析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统计数据梳理了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现状,测算水资源与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匹配度,厘清区域间差异特征,刻画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演变趋势,利用泰尔指数、σ收敛、β收敛方法及空间计量分析等模型测度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态势、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然后通过个案分析及调查问卷从实证方面研究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最后从效率提升与空间布局优化两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通过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测算各省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以及各地节水潜力,识别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利用GIS软件刻画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的轨迹演变,进而为实现水资源非农化和粮食安全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从理论上看,水资源非农化体现了效率导向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目标,对粮食生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具有节水技术替代效应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改进效应,农业水资源利用收益与非农业用水收益的巨大差距可以诱发地方政府部门将稀缺的水资源投放到边际效益更高的工业等领域,实现地方收益最大化,进而提高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和服务水平,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水设施的使用,节约农业水资源,保证粮食生产;劳动力非农化能促进粮食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技术替代,同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促进节水技术的使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构成潜在风险:通过减少粮食生产用水量造成粮食生产用水短缺,诱发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农户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通过减少灌溉次数及调整种植结构等行为影响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本文通过个案分析及问卷调查从微观层面上印证了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影响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纳行为。宏观层面上,根据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出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区域间差异明显。第二,中国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区域间差异显着。粮食主产区的水土匹配与水粮匹配度均较低,呈现出“粮多水少”的特征。2000-2017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集中度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其水粮匹配系数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保障作用持续下降,中国未来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不匹配态势将愈发明显。粮食产量占比与有效灌溉面积呈现正相关,说明灌溉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推动作用,提高有效灌溉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第三,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中部及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与水资源禀赋及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收敛性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态势,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呈现绝对β收敛,说明假设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内部差异会自动消失,也说明不同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利用可以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中国31个省份的水资源非农化程度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现象,表明全国各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存在“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格局,地理空间分布因素应予以重视。选取相关变量考察水资源非农化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各因素在省域范围内的直接效应多呈现正向溢出效应,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方向有正有负,各因素的空间总效应中显着的多为正向,说明地区之间影响水资源非农化的各个因素互相牵制带动,区域之间应加强协同,形成良性竞争状态。第四,在水资源非农化趋势不可逆的情况下,解决粮食生产用水短缺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为粮食生产节流更多的可用水量。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未达到最优前沿,粮食生产还有较大的节水潜力。多数省份的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呈增长态势,粮食主产区的水资源效率相对较高。基于分区域测算的各地区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及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用水冗余量来看,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地区水资源禀赋关系密切,水资源充沛地区的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粮食生产节水潜力巨大。基于全局基准技术框架测算的粮食用水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粮食用水效率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大,技术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用水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农业灌溉设备更新、技术改进对粮食用水效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年降水量、地下水占供水总量比例、小麦播种面积比例及农业用水占比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有效灌溉面积的回归系数为正,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各地区应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第五,在中国粮食生产重心逐步由南向北、由东部向中部移动的同时,东部、南部地区以及京津地区等非粮食主产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逐步提高,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演进态势与粮食生产重心演变反向发展,因此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稀释。水资源非农化是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一致的必然趋势,但其具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对不同区域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国家应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速度和“农转非”水资源数量的严格控制,同时也要基于粮食生产重心格局,依据比较优势和空间效率均衡原则进行水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做好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工作。
二、长江流域区域可持续发展态势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江流域区域可持续发展态势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1.2.2 研究范围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概念释义 |
1.4.1 都市圈 |
1.4.2 一体化 |
1.4.3 高质量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1.6.2 研究特性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2.3.1 国外经验 |
2.3.2 国内经验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2.4.1 人本化 |
2.4.2 绿色化 |
2.4.3 创新化 |
2.4.4 网络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4.1.1 识别原则 |
4.1.2 识别思路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5.2.1 自然地理 |
5.2.2 经济社会 |
5.2.3 城镇体系 |
5.2.4 服务设施 |
5.2.5 体制机制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6.1.1 总体思路 |
6.1.2 评价方法 |
6.1.3 数据来源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7.3.1 一般模式 |
7.3.2 复合模式 |
7.3.3 模式特征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10.2 创新点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10.3 不足与展望 |
10.3.1 不足之处 |
10.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1.1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城市群空间重构 |
1.1.1.2 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新时代的现实选择 |
1.1.1.3 东部沿海城市群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1.2.1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1.2.2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 |
1.2.3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 |
1.2.4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方法 |
1.2.5 研究评述 |
1.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城市群 |
2.1.2 高质量发展 |
2.1.3 空间结构 |
2.1.4 城市群空间结构 |
2.1.5 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
2.2 理论基础 |
2.2.1 系统论 |
2.2.2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
2.2.3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
2.2.4 城市群空间结构理论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3章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 |
3.1 研究范围及发展现状 |
3.1.1 研究范围界定 |
3.1.2 研究区域发展现状 |
3.2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3.2.1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2.2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3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3.3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
3.3.1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序演变特征 |
3.3.2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变特征 |
第4章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 |
4.1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4.1.1 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测度方法 |
4.1.2 基于人口规模的东部沿海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4.1.3 基于经济规模的东部沿海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4.1.4 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分析 |
4.2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演变分析 |
4.2.1 城市群职能结构测度方法 |
4.2.2 东部沿海城市群基本职能判定 |
4.2.3 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职能规模演变 |
4.2.4 东部沿海城市群专业化部门演变 |
4.2.5 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职能强度的演变特征 |
4.2.6 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分析 |
4.3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演变分析 |
4.3.1 城市群联系网络测度方法 |
4.3.2 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网络特征 |
4.3.3 东部沿海城市群个体网络特征 |
4.3.4 东部沿海城市群关联线特征 |
4.3.5 东部沿海城市群凝聚子群演变特征 |
4.3.6 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与高质量发展关联分析 |
第5章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
5.1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目标 |
5.1.1 完善体系建设,促进创新发展 |
5.1.2 统筹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 |
5.1.3 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绿色发展 |
5.1.4 坚持开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
5.1.5 全面改善民生,助力共享发展 |
5.2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思路 |
5.2.1 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优化思路 |
5.2.2 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优化思路 |
5.2.3 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优化思路 |
5.3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
5.3.1 完善城市群等级规模体系,提升不同城市的功能效益 |
5.3.2 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强化城市群群内群际空间联系 |
5.3.3 明确城市职能定位,强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
5.3.4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
5.3.5 共建生态宜居城市群,推进绿色城市群建设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自评表 |
(3)基于W-SENCE-PSR框架的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summary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水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意义 |
1.2.2 水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的实践意义 |
1.3 水生态安全评价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基于文献计量的水生态安全研究概况 |
1.3.1.1 发文量时间分布 |
1.3.1.2 主要研究国家 |
1.3.1.3 主要发文期刊 |
1.3.1.4 高产作者 |
1.3.1.5 研究热点分布 |
1.3.2 水生态安全相关概念 |
1.3.2.1 水安全 |
1.3.2.2 生态安全 |
1.3.2.3 水生态安全 |
1.3.3 水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
1.3.3.1 水生态安全评价概念及特点 |
1.3.3.2 水生态安全评价框架模型 |
1.3.3.3 水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
1.3.3.4 水生态安全预测评价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1.4.2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1.5 研究难点及问题 |
第二章 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基础理论 |
2.1 基于W-SENCE-PSR框架的水生态安全再定义 |
2.1.1 水生态系统 |
2.1.2 基于W-SENCE-PSR框架的水生态安全再定义 |
2.1.3 流域水生态安全演变趋势及调控机理 |
2.1.4 W-SENCE-PSR框架的特点 |
2.2 基于W-SENCE-PSR框架的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优化 |
2.2.1 评价指标初选的基本原则 |
2.2.2 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
2.2.3 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优化 |
2.2.3.1 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的主要思想 |
2.2.3.2 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的指标值预测 |
2.2.3.3 基于模糊系统分析的指标体系优化 |
2.2.3.4 基于改进生态位宽度的指标体系优化 |
2.3 基于W-SENCE-PSR框架的水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
2.3.1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水生态安全评价 |
2.3.2 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敏感性分析 |
2.3.3 基于健康距离的优先调控指标确定及评价结果验证 |
第三章 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 |
3.1 流域水生态安全概况 |
3.1.1 社会经济概况 |
3.1.2 水资源概况 |
3.1.3 蓄水动态分析 |
3.1.4 水资源开发利用 |
3.1.5 水质调查评价 |
3.1.6 主要水灾害情况 |
3.2 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的指标值预测 |
3.3 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评价指标体系优化 |
3.3.1 基于改进生态位宽度的指标体系优化 |
3.3.2 基于模糊系统分析的指标体系优化 |
3.3.3 基于综合分析的评价指标体系优化 |
3.4 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 |
3.4.1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水生态安全现状评价 |
3.4.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水生态安全预测评价 |
3.5 基于改进健康距离法的水生态安全评价结果验证 |
3.6 小结 |
第四章 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
4.1 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现状分析 |
4.1.1 W-SENCE系统视角的评价结果分析 |
4.1.2 PSR系统视角的评价结果分析 |
4.2 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趋势分析 |
4.2.1 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预测结果分析 |
4.2.2 水生态安全预测评价结果分析 |
4.2.2.1 W-SENCE系统视角的预测评价结果分析 |
4.2.2.2 PSR系统视角的预测评价结果分析 |
4.2.3 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系统敏感性分析 |
4.2.3.1 W-SENCE系统视角的敏感性分析 |
4.2.3.2 PSR系统视角的敏感性分析 |
4.3 小结 |
第五章 河西内陆河水生态安全调控及对策建议 |
5.1 水生态安全优先调控指标确定 |
5.2 水生态安全系统调控策略 |
5.3 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调控对策建议 |
5.4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6.3 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
6.3.1 研究的局限性 |
6.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等 |
导师简介 |
(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1 区位理论 |
2.1.2 结构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5)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文献综述 |
1.3.1 城市群经济发展 |
1.3.2 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 |
1.3.3 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 |
1.4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
2.1 金融空间结构 |
2.1.1 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 |
2.1.2 狭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3 广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4 金融活动的空间关系演变 |
2.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
2.2.1 城市群的演变 |
2.2.2 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 |
2.2.3 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2.3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1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2 狭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2.3.3 广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第3章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3.1 城市群金融的发展现状 |
3.1.1 城市群金融发展现状 |
3.1.2 城市群金融发展问题 |
3.2 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时空演进分析 |
3.2.1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
3.2.2 因子分析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3 威尔逊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4 F-H模型和相关指标 |
3.3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测度 |
3.3.1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总体特征 |
3.3.2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的地理区位分布特征 |
3.4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度测度 |
3.4.1 城市群金融资源总量特征 |
3.4.2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特征 |
3.5 城市群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 |
3.5.1 F-H模型 |
3.5.2 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特征 |
3.6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状况 |
3.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 |
3.6.2 不同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
3.6.3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层级性特征 |
3.7 小结 |
第4章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4.1 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概况 |
4.1.1 城市群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
4.1.2 各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 |
4.2 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度 |
4.2.1 研究方法 |
4.2.2 结果分析 |
4.3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4.3.1 研究方法 |
4.3.2 结果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
5.1 金融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 |
5.1.1 研究方法 |
5.1.2 结果分析 |
5.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
5.2.1 解释变量选择 |
5.2.2 研究方法 |
5.2.3 结果分析 |
5.3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1 金融空间结构对不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的主要结论 |
6.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6.3 金融空间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第7章 金融空间优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优化金融空间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1 因地制宜实行差异性的优化措施,促进金融空间高效发展 |
7.1.2 探索行之有效的金融空间发展模式,促进金融空间一体化发展。 |
7.2 提升优化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
7.2.1 基础性金融资源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2 金融业态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3 金融创新与服务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2.1 理论意义 |
1.1.2.2 实践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水资源承载力概念 |
1.2.2 水资源承载力地域研究进展 |
1.2.3 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
1.2.4 水资源承载力影响因素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点 |
1.4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2.1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2 循环经济理论 |
2.2 内涵界定 |
2.2.1 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界定 |
2.2.2 水资源承载力的特征分析 |
第三章 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概况 |
3.1 地理区位状况 |
3.2 地形地貌状况 |
3.3 气候水文状况 |
3.3.1 气候条件 |
3.3.2 水文条件 |
3.4 水资源状况 |
3.5 社会经济状况 |
3.5.1 人口数量 |
3.5.2 城市化进程 |
3.5.3 经济发展水平 |
3.5.4 科学技术水平 |
3.6 生态环境状况 |
3.6.1 生态环境质量 |
3.6.2 污染排放 |
3.6.3 环境保护治理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 |
4.1 模型构建 |
4.1.1 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关系 |
4.1.1.1 水资源子系统分析 |
4.1.1.2 社会子系统分析 |
4.1.1.3 经济子系统分析 |
4.1.1.4 生态环境子系统分析 |
4.1.2 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
4.1.3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3.1 水资源子系统指标选取 |
4.1.3.2 社会系子统指标选取 |
4.1.3.3 经济子系统选取 |
4.1.3.4 生态环境子系统选取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筛选 |
4.1.4.1 主成分分析法基本原理 |
4.1.4.2 KMO与 Bartlett球形检验 |
4.1.4.3 主成分结果分析 |
4.1.5 评价指标体系二次优化 |
4.1.6 评价指标体系可信度分析 |
4.1.7 指标数据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
4.1.7.1 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
4.1.7.2 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
4.1.7.3 指标综合权重 |
4.1.8 综合评价模型及分级标准 |
4.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水平评价 |
4.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空变化分析 |
4.2.1.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4.2.1.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4.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4.2.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4.2.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4.2.3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4.2.3.1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4.2.3.2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4.2.4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4.2.4.1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4.2.4.2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4.2.5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4.2.5.1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4.2.5.2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分析 |
5.1 模型构建 |
5.1.1 耦合度模型 |
5.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
5.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空分异特征 |
5.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 |
5.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空间演化分析 |
5.3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分异格局 |
5.3.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时序变化 |
5.3.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空间演化分析 |
5.4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耦合度时空分异格局 |
5.4.1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 |
5.4.2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空间分异特征 |
5.5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时空分异格局 |
5.5.1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
5.5.2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及政策建议 |
6.1 模型构建 |
6.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度诊断 |
6.2.1 准则层障碍因子分析 |
6.2.2 沿黄河流域上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6.2.3 沿黄河流域中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6.2.4 沿黄河流域下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6.3 提升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
6.3.1 青海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2 四川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3 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4 宁夏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5 内蒙古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6 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7 山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8 河南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3.9 山东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7)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6 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2 本文研究方法 |
第3章 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量化评价 |
3.1 可持续生计的内涵与发展演进 |
3.2 国际生计可持续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3.2.1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数据源 |
3.2.2 数据检索与处理 |
3.2.3 文献特征分析 |
3.2.4 主要研究力量空间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分析 |
3.2.5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
3.2.6 主要研究者及其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
3.2.7 研究热点分析 |
3.3 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3.3.1 国内研究进展及阶段分析 |
3.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3.3.3 发文整体情况分析 |
3.3.4 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
3.3.5 学术影响力分析 |
3.3.6 主要研究主题与热点领域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区域柯西河流域概述 |
4.1 柯西河流域地理位置 |
4.2 柯西河流域自然地理 |
4.2.1 柯西河流域河流概况 |
4.2.2 柯西河流域地貌概况 |
4.2.3 柯西河流域气候及降水概况 |
4.3 柯西河流域社会经济概况 |
4.4 柯西河流域的能源状况 |
4.5 柯西河流域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 |
4.6 柯西河流域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及其研究意义 |
第5章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
5.1 县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方法 |
5.1.1 评价数据来源 |
5.1.2 评价指标选取 |
5.1.3 评价测度模型选择 |
5.1.4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差异测度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 |
5.1.5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5.2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结果 |
5.3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特征 |
5.4 农户生计资本聚集特征 |
5.5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柯西河流域家庭生计资本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
6.1 研究方法 |
6.1.1 案例区选择: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 |
6.1.2 数据收集及实地考察 |
6.1.3 指标构建:生计脆弱性指数与可持续生计指数 |
6.1.4 SLI指数及测度方法 |
6.1.5 基于IPCC框架的科学性验证 |
6.2 结论结果及分析 |
6.2.1 Kavre、Sindhuli及Saptari县生计脆弱性分析 |
6.2.2 县域LVI-IPCC得分 |
6.2.3 Kavre、Sindhuli和Saptari县可持续生计指数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柯西河流域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7.1 尼泊尔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
7.2 性别不平等的测量指标与方法 |
7.2.1 指标体系构建 |
7.2.2 计算方法 |
7.3 性别维度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特征 |
7.4 基于县域的两性生计资本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7.5 日喀则地区柯西河流域上游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关键生计资本评价研究 |
8.1 关键资本识别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DEMATEL方法 |
8.2 不同分析维度的主要资本及其影响因素判别 |
8.3 DEMATEL方法分析的实现步骤 |
8.4 柯西河流域关键资本及影响因素分析 |
8.4.1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区域视角 |
8.4.2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性别视角 |
8.4.3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家庭视角 |
8.4.4 基于评价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流域可持续生计策略的建议 |
9.1 流域县域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9.1.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9.1.2 面向县域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战略 |
9.2 流域家庭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9.2.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9.2.2 面向家庭尺度的可持续生计策略 |
9.3 流域性别群体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 |
9.3.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9.3.2 面向性别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措施 |
9.4 小结 |
第10章 结论与讨论 |
10.1 研究主要结论 |
10.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10.3 论文不足之处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1 农户家庭调查问卷 |
附录 2 基于Dematel方法的农户关键资本评价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及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 |
2.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生态安全概述 |
2.1.1 生态安全的概念 |
2.1.2 生态安全特点 |
2.2 生态安全研究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系统理论 |
2.2.2 生态系统理论 |
2.2.3 共生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3.长江经济带基本概况及生态安全现状分析 |
3.1 经济带的形成及特征 |
3.1.1 经济带的形成 |
3.1.2 经济带的特征 |
3.2 长江经济带区域概况 |
3.2.1 长江经济带区位地理概况 |
3.2.2 长江经济带自然环境及经济社会概况 |
3.3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现状分析 |
3.3.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现状 |
3.3.2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4.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模型构建 |
4.1 测度方法选择与测度思路 |
4.1.1 常用测度方法 |
4.1.2 测度方法确定及思路 |
4.2 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构建 |
4.2.1 社会经济——自然生态作用机理分析 |
4.2.2 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原理 |
4.2.3 竞争系数测算 |
4.3 DPSIR模型构建 |
4.3.1 指标构建原则 |
4.3.2 指标初选 |
4.3.3 指标筛选 |
4.3.4 指标赋权 |
4.4 特征指数计算、二维共生演化模型构建及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
4.4.1 特征指数计算 |
4.4.2 二维共生演化模型构建及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
4.5 生态安全绿值指数“二步测度”模型 |
4.6 本章小结 |
5.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模型应用及分析 |
5.1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测度及生态安全状况 |
5.1.1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综合基本指数测度 |
5.1.2 长江经济带综合特征指数测度及生态安全状况分析 |
5.2 各省市生态安全指数测度及演变格局分析 |
5.2.1 各省市生态安全基本指数测度 |
5.2.2 各省市特征指数测度及生态安全演变格局 |
5.3 生态安全绿值指数“二步测度”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研究 |
6.1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调控模型构建 |
6.1.1 自然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1.2 经济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1.3 社会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1.4 政策环境层面保护调控模型 |
6.2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保护调控实施建议 |
6.2.1 生态保护调控实施建议 |
6.2.2 生态资源调控实施建议 |
6.2.3 经济环境调控实施建议 |
6.2.4 社会环境调控实施建议 |
6.2.5 政策环境调控实施建议 |
6.3 本章小结 |
7.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 |
(9)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的必要性 |
1.1.2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
1.1.3 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的典型性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进展 |
1.2.2 生态风险评价(ERA)研究进展 |
1.2.3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生态风险关系研究进展 |
1.2.4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研究进展 |
1.2.5 跨境/跨流域合作区LUCC及 ERA研究进展 |
1.2.6 相关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案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1.3.5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1.3.6 研究创新与特色 |
第2章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2.1 研究区域 |
2.1.1 研究区选择 |
2.1.2 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
2.1.3 社会发展概况 |
2.1.4 地缘环境与战略区位 |
2.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2.2.1 土地利用/覆被遥感影像数据 |
2.2.2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
2.2.3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
第3章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土地利用/覆被格局分析 |
3.1 土地利用/覆被现状分析 |
3.1.1 土地利用/覆被特征分析 |
3.1.2 土地利用/覆被国别差异分析 |
3.2 土地利用/覆被时间分布格局 |
3.2.1 土地利用/覆被数量变动分析 |
3.2.2 基于生态视角的土地利用/覆被状况分析 |
3.3 土地利用/覆被空间分布格局 |
3.3.1 土地利用/覆被空间演变分析模型 |
3.3.2 土地利用/覆被空间分布变化 |
3.3.3 土地利用/覆被类型转移及变化图谱 |
3.3.4 基于生态视角的土地利用/覆被转类分析 |
第4章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分析 |
4.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分析 |
4.1.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评价方法 |
4.1.2 土地利用/覆被动态变化特征分析 |
4.1.3 土地利用/覆被程度变化特征分析 |
4.1.4 土地利用/覆被结构变化特征分析 |
4.2 土地利用/覆被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
4.2.1 土地利用/覆被景观格局变化分析模型与指标选取 |
4.2.2 斑块类型尺度上土地利用/覆被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
4.2.3 景观水平尺度上土地利用/覆被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
4.2.4 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异程度分析 |
第5章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
5.1 自然驱动因素 |
5.1.1 海拔因素 |
5.1.2 坡度因素 |
5.2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
5.2.1 行政中心因子 |
5.2.2 交通驱动因子 |
5.3 地缘约束机制 |
5.3.1 四国段基础国情的不同 |
5.3.2 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欠佳的市场环境 |
5.3.3 逐步抬头的民族主义情绪 |
5.3.4 潜在的民族及宗教冲突 |
5.3.5 域外大国及非政府组织的干扰与涉入 |
5.4 主体驱动因素 |
5.4.1 宏观政策驱动 |
5.4.2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5.4.3 地缘区位优势促进 |
5.4.4 重大合作项目推动 |
第6章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生态风险评价 |
6.1 生态风险评价模型与分析方法 |
6.1.1 生态风险指数模型构建 |
6.1.2 生态风险小区划分 |
6.1.3 地统计学分析方法 |
6.1.4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
6.2 生态风险总体演变分析 |
6.2.1 景观干扰演变分析 |
6.2.2 景观损失演变分析 |
6.2.3 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
6.3 基于网格单元的生态风险演变分析 |
6.3.1 基于网格单元的生态风险时序变化分析 |
6.3.2 基于网格单元的生态风险空间结构分析 |
6.3.3 基于网格单元的生态风险空间关联分析 |
6.4 基于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态风险演变分析 |
6.4.1 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态风险现状分析 |
6.4.2 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态风险时间演变分析 |
6.4.3 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态风险空间演变分析 |
第7章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风险的预测与优化 |
7.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风险的模拟与预测模型构建 |
7.2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模拟分析 |
7.2.1 土地利用/覆被本底与格局模拟分析 |
7.2.2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模拟分析 |
7.3 生态风险预测分析 |
7.3.1 生态风险总体预测分析 |
7.3.2 基于网格单元的生态风险预测分析 |
7.4 土地合理利用与降低生态风险的路径与准则 |
7.4.1 土地合理利用与降低生态风险的准则 |
7.4.2 土地合理利用与降低生态风险的优化路径与管理对策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10)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关于水资源非农化问题的研究 |
1.2.2 关于粮食生产与水资源关系问题的研究 |
1.2.3 关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 |
1.2.4 关于农业用水效率及其空间差异问题的研究 |
1.2.5 简要述评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水资源非农化 |
2.1.2 粮食生产用水 |
2.2 理论基础 |
2.2.1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2.2.3 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2.2.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2.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双重效应 |
2.3.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诱致效应 |
2.3.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潜在风险 |
2.4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关系 |
2.4.1 区域水资源禀赋 |
2.4.2 区域粮食生产地位 |
2.4.3 区域水资源非农化程度 |
2.4.4 区域农业节水空间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及其匹配度分析 |
3.1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3.1.1 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特征分析 |
3.1.2 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分析 |
3.2 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
3.2.1 中国水资源总量与供给现状 |
3.2.2 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状况 |
3.3 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分析 |
3.3.1 水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分析 |
3.3.2 水资源利用的区域差异分析 |
3.4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度与区域特征 |
3.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3.4.2 水土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3.4.3 水粮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3.4.4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分析 |
3.4.5 粮食主产区水利设施与粮食生产的匹配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趋势与空间效应分析 |
4.1 中国水资源利用结构变化趋势 |
4.1.1 中国用水指标变化情况 |
4.1.2 中国农业用水变化趋势 |
4.1.3 中国用水结构变化趋势 |
4.2 水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4.2.1 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 |
4.2.3 不同行业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 |
4.2.4 水资源禀赋特征 |
4.2.5 生态环境保护 |
4.2.6 农业节水技术发展水平 |
4.3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
4.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2 水资源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
4.3.3 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总体差异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4.3.4 水资源非农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4.3.5 水资源非农化的收敛趋势检验 |
4.4 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效应分析 |
4.4.1 研究方法 |
4.4.2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定 |
4.4.3 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4.4.4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
4.4.5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4.5 本章小结 |
5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个案分析 |
5.2 水资源非农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农户的问卷调查 |
5.2.1 理论分析 |
5.2.2 研究假设 |
5.2.3 变量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5.2.4 数据描述性分析 |
5.2.5 实证结果分析 |
5.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基于13 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 |
5.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3.2 实证分析 |
5.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5.4 水资源非农化与农业节水空间变化趋势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应对策略之一:提升粮食生产用水效率 |
6.1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测度 |
6.1.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6.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3 结果与分析 |
6.2 粮食用水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6.2.1 研究方法 |
6.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3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6.3 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政策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7 应对策略之二: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 |
7.1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迁移路径分析 |
7.2 基于空间视角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
7.2.1 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进程的监控管理 |
7.2.2 基于效率原则优化区域间及产业间配水方案 |
7.2.3 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长江流域区域可持续发展态势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D]. 薛明月.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基于W-SENCE-PSR框架的河西内陆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 戴文渊. 甘肃农业大学, 2021(01)
- [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徐文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6]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D]. 唐家凯. 兰州大学, 2021(09)
- [7]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D]. 张宸嘉.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1)
- [8]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及保护研究[D]. 罗恒.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9]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生态风险评价[D]. 张磊.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10]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D]. 李玲.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8)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论文;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论文; 长江经济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