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编纂的思考

一、《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编纂随想（论文文献综述）

黄若然^[1]（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苗怀明^[2]（2017）在《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研究述略》文中研究指明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研究围绕《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这两套大型曲艺志书的编撰而进行,自成一体,独具特色。《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搜集整理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启动、准备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集中攻坚阶段,21世纪前十年为完成收工阶段。这类文献涉及地域广泛,涵盖说唱艺术的各个方面。目前对其利用开发还很不够,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杨志敏^[3]（2017）在《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文中指出道情戏作为戏曲的一个类别,清初已有剧种形成,是由曲艺道情或皮影道情受当地戏曲、民歌等艺术形式影响,以代言体方式搬上舞台的剧种统称。据统计有八仙戏、蓝关戏、渔鼓戏、太康道情戏、晋北道情戏等20种,分布于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甘肃等省（自治区）。道情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宗教文化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典型范式,至今仍活跃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本文在借鉴、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系统搜集资料,结合重点剧种的田野调查,深入考察道情戏现状。打破以往以单一剧种或剧团为主的研究局面,将道情戏系统置于全国戏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对其发展阶段、班社剧目、音乐舞美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及分析。并从文化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出发,综合概括黄河流域道情戏的文化品格和审美特征。同时结合当下的“非遗”保护热潮,寻求黄河流域道情戏的生存之道,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途径。

杨佳^[4]（2016）在《扬琴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中国扬琴为例,以历史文献和田野材料为据,讨论扬琴及其音乐文化的变迁。中西文化交通历史悠久,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至唐玄奘西行取经,到郑和下西洋至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东来,音乐是中西交通中不可缺少的表现形式,音乐承载着文化交通中人们的思想与智慧,扬琴便是中西音乐文化交通中的标识之一。据资料记载,扬琴于明清时期传入中国进入到民间,与民间音乐相融合,逐渐成为民间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乐器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扬琴向专业化发展,进入各地方专业学校及乐团。回顾外来扬琴传入中国的历程,它经历了从民间作坊到专业团队、从地方流派到全国普及的发展过程,扬琴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的民族乐器,在民族音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围绕这一乐器,即关注扬琴音乐历时性传承发展过程,同时关注扬琴音乐共时存在的形态现象,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互证的方法,探索扬琴由“洋”到“扬”这一乐器文化属性方面的演变过程,透过这些文化元素探索扬琴四百多年具象的外在历史演变轨迹,以至于在当下的民族音乐环境中,更好地传承中国音乐文化,更好地彰显民族文化。作为人与音乐之间的物质载体,扬琴把抽象的音乐观念用具体的乐器形式体现出来,因此研究乐器所承载的信息,是了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重要途径。第一章围绕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国内学者针对扬琴历史渊源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调研:论述扬琴起源的三种见解,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扬琴与古代拨弦乐器有着密不可分的论证关系;论述世界扬琴的名称、分布、形制、功能;分析扬琴传入中国的两种路径。第二章从乐器改革的角度,论述外来扬琴本土化的变迁,分别从扬琴的形制、材质、音位排列的规律分析中国化的内因,即扬琴受中国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相关音乐文化传统因素影响,制作出适用于中国民间音乐的乐器。第三章从乐器存在方式的角度,论述扬琴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三百多年的变迁,分别从民间音乐曲种、剧种、乐种和少数民族民间器乐四种音乐种类,论述扬琴中国化的演变,通过田野调查与史料文献相互参照的方法,说明外来扬琴成为中国民族民间乐器,与中国各地方人民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文化事项密不可分。第四章从音乐本体的角度,论述扬琴音乐形态的变迁,透过不同音乐文本资料的比较,分析扬琴音乐曲调来源、曲目类型、曲式结构、演奏技法等音乐本体在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第五章从乐器的文化功能角度,论述扬琴在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作用,透过音乐的表现方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作用下的扬琴中国化历程。

好比斯嘎拉图^[5]（2013）在《胡仁乌力格尔生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文化在另一文化地带进行传播时都会与当地文化产生冲突和交融。在蒙古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和汉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外在的政治原因,作为接受者的蒙古族面对强有力的外来文化除了抗拒以外更多的是接受。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没有采用硬搬生套的机械式的“拿来”方式,而是有机的将本民族原有的文化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融合而形成了一种多元而复杂的文化艺术种类。笔者在本文所论述的对象--胡仁乌力格尔便是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文学艺术种类。满清时期关内多年战乱,再加上自然灾害,河北、山东一代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得到一线生机,关内汉人连年出关,迁移到长城以外的蒙古族地区。汉人最初迁移的地段是长城外的卓索图盟,当时的卓索图盟蒙古人都过着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闯关东”而来的汉人到卓索图盟开始耕地而生。长时间的蒙汉杂居生活形成了该地区半农半牧生产方式。汉人迁入蒙地,不仅向蒙古族地区带来农耕技术和手工业技术,还向蒙古族地区带来了他们的曲艺文化种类--评书、大鼓书、快板书、戏曲等等。在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的背景下该地区形成了早期的说书艺术（广义的胡仁乌力格尔）,随着外在的调适和内在本身的发展胡仁乌力格尔（狭义的胡仁乌力格尔）逐渐成为蒙古族东北地区主要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胡仁乌力格尔也称为说书,表演艺人称为胡尔奇。其表演形式为说唱艺人（胡尔奇）手持胡琴以边唱边奏的形式进行表演。主要流传在内蒙古科尔沁左右翼各旗、蒙古贞、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鲁特、巴林、克什克腾、乌珠穆沁二旗及蒙古国东方省、达力岗嘎旗、中央省、大库伦等地区。胡仁乌力格尔所说唱的内容多为短、中、长篇历史故事,题材既有蒙古族本民族的故事,也有汉族历史、小说故事。而蒙汉故事数量上,汉族历史、小说故事内容占很大的比例,这不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对比,更多体现的是胡仁乌力格尔所生成的内在因素,解释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不仅扎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更多是吸收了汉族文学艺术众多因素而形成的特点。现在,胡仁乌力格尔不仅是东部蒙古族中广为流传的说唱艺术,也对东部蒙古族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胡仁乌力格尔这里的牧民不仅了解的是故事情节内容,更多的是汉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等等方面。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蒙古国学者呈·达姆丁苏伦,宾·仁庆等人开启了先河,到现在已有八十年的研究史。特别是近些年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工作如同雨后春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以往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文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并把研究重点放置在“当下或现象”的研究上,而很少探究胡仁乌力格尔的生产问题。其中也有极少数学者在谈到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原因时提到它的形成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二者有启——承关系,而忽略了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曲艺艺术之间的亲缘关系上。但笔者认为胡仁乌力格尔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汉族章回小说和说唱文学有很多相同或相通的地方。胡仁乌力格尔在形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已有受到汉族口传文学影响的痕迹,并且通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现在意义上的胡仁乌力格尔。出于研究这点,笔者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变迁论、目录学等学科的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论证了胡仁乌力格尔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汉族文学作品影响等。论文的框架结构和大体思路,首先笔者从胡仁乌力格尔所生成的“宏观的文化语境”的为基点,对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的文学艺术比较为例证,并在此基础上对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文学艺术中微观的套语的比较研究等三个方面论述,采用层层递进、由宏观到微观的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来解释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特点。本文章由上例三章正文外由绪论、结语、附录等四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由研究的缘由、研究的动态、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方法、资料的来源、研究的价值、研究的创新点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八个部分组成。在对这些内容进行论述前,首先介绍了与胡仁乌力格尔生成相关的名词术语,笔者认为概念定义的界定是学术论文展开研究的前提,因此首先介绍了胡仁乌力格尔的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并交代了本文是以广义的概念为坐标张开了整篇文章的前提条件。研究的缘由方面笔者对胡仁乌力格尔这个艺术形式所生成的历史社会等内外原因进行概述性的探讨,再此基础上对这门艺术种类所生成的研究的状态进行了一个宏观比较后得出从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文学艺术二者的比较研究的想法。在研究动态方面,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成果可谓是硕果累累,光博士论文就有8篇、硕士研究论文有10篇,有关探讨胡仁乌力格尔的着作近30余部,公开发表的论文近200多篇。在这些论着中也有不少关于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问题的探讨,但多数研究是通过胡仁乌力格尔与蒙古族传统说唱艺术英雄史诗二者的比较研究,而断定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是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很少学者探讨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文学艺术之间的亲缘关系。基于以上研究者的成果,本人从另一个较新的角度,通过胡仁乌力格尔和汉族文学二者的对比研究探讨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问题,这也是撰写本文的目的和较新颖的地方。第一章：主要从历史、地理、政治等大的文化语境解读了胡仁乌力格尔生产原因。该章节由胡仁乌力格尔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汉族章回小说的翻译与胡仁乌力格尔的形成、小结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节中的第一论题为清朝时期在移民政策的实施下山东、河北一带的中原汉族民众闯关东来到了卓索图盟；第二论题为这些移民来到蒙地长期定居于此,从而形成了该地区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一些生产、生活等“物质文化”而且也带来了中原的历史、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于碰撞的“语境”下产生了广义上的胡仁乌力格尔；第三个论题为,清朝光绪年间卓索图盟发生金丹道起义对胡仁乌力格尔的流传范围的扩大有间接性影响；第四个论点为随着长时间的接触和融合,蒙古族人民逐渐能接受汉族文学艺术,原因在于汉族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与蒙古族传统史诗艺术中的英雄形象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从而逐渐接受汉族的文学作品。第二节中,笔者探讨了汉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丰富胡仁乌力格尔内容、题材,即生成和发展中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总结该章,主要论述和解释了外在的社会原因和自身内在的发展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章：笔者在前一章的基础上从具象的角度对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说唱艺术和戏曲等众多艺术中间的比较来论证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特点。该章节由汉族曲艺艺术评书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汉族曲艺艺术大鼓书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汉族戏曲艺术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明末清初时期的“倒剌戏”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小节等五个部分组成。在本章节中,笔者从关系论的角度通过上例曲艺艺术与胡仁乌力格尔之间的比较,了解到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艺术种类之间的相似性,从此论证了胡仁乌力格尔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汉族文化艺术影响的特点。第三章：笔者以胡仁乌力格尔中的聚象因素—一套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比较了胡仁乌力格尔中的套语与汉族曲艺艺术大鼓书、评书中所运用的套语的相似性。该部分由纲鉴套语的形成研究、“奇门遁甲”与胡仁乌力格尔“军队阵容”套语、其它套语的形成研究、明贤集、谚语与胡仁乌力格尔中的套语、小结等五个部分组成。第一节中主要探讨了汉族纲鉴套语对胡仁乌力格尔“纲鉴”套语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第二节探讨了汉族军用秘诀“奇门遁甲”中的军队摆兵布阵与胡仁乌力格尔中摆兵布阵的相似性；第三节中通过比较汉族曲艺艺术中的山水赞、皇帝上朝、战马配鞍、赞英雄形象赋赞与胡仁乌力格尔套语得出二者的相似性。最后第四节中对胡仁乌力格尔某些套语与汉族的明贤集、谚语进行对比,得出在胡仁乌力格尔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汉族文学因素。贯穿正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为比较学。通过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章回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的比较研究,笔者最后总结以下四点：首先,广义的胡仁乌力格尔形成于上世纪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卓索图盟地区。此时的胡仁乌力格尔的生产特点是,从中原移民到蒙地的汉族与蒙古人民长时间的交流变为蒙古化了的汉人,而这些蒙古化的汉人以口传的形式带来了很多中原文化因素,这对胡仁乌力格尔初期的生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随着大量汉人的移民到卓索图盟地区、及长时间的交融,呈现出反哺蒙古族传统文化,从而更加促进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发展速度。其过程可以从下列图有个简单认识：时间概述：17世纪末18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概念定义：雅布甘乌力格尔（广义的概念）→胡仁乌力格尔（狭义的概念）表演形式：讲述→演唱文化因子：蒙古族原文化+汉族文化因素→蒙古族原文化+汉族文化因素传播方式：口传形式为主要方式→口传与文本传播本并重行为特征：移民吸收蒙古族文化→移民反哺蒙古文化但是,任何文化现象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上例图为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过程的理解有辅助作用,而不能全全代表整个生成过程。其次,在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过程中不能忽略早期的口头传播形式。在本子乌力格尔之前,汉族文学艺术更多是以口传形式传播到蒙古族地区的。也就是说,在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过程两种文化是通过口传形式到文本的传播方式来逐步的积淀后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说书艺术的。再次,胡仁乌力格尔是演唱、叙述、演奏等表演形式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复杂体。它的内容多数源于汉族历史故事和文学艺术,在表演层面上的音乐曲调也吸收了汉族戏曲、说唱等艺术因素。最后,胡仁乌力格尔的表演者--胡尔奇在数小时的演唱叙述中基本是以“脱稿”形成进行表演的,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故事情节内容外也积累了丰富的套语。通过对胡仁乌力格尔中的套语与汉族文学艺术中的套语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具有有很多相似性,从而能够看出胡尔奇在学说和演说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吸收了汉族文学艺术的套语及众多文化因素的特点。

李红梅^[6]（2011）在《蒙古族曲艺历史与现状研究述评》文中认为蒙古族曲艺亦称"蒙古族说唱",是蒙古族历代流传甚广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对其的研究中,由于学术视角、立场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阐释。本文通过对蒙古族曲艺研究成果中的主要内容、特点进行梳理,结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相关视角进行述评,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粗陋的看法与同行商榷。

蔡源莉^[7]（2002）在《《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编纂随想》文中研究指明

二、《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编纂随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编纂随想（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2）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研究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3）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扬琴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胡仁乌力格尔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蒙古族曲艺历史与现状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编纂随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2]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研究述略[J]. 苗怀明. 民族艺术研究, 2017(03)
• [3]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D]. 杨志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4]扬琴中国化研究[D]. 杨佳. 中国音乐学院, 2016(08)
• [5]胡仁乌力格尔生成研究[D]. 好比斯嘎拉图. 中央民族大学, 2013(02)
• [6]蒙古族曲艺历史与现状研究述评[J]. 李红梅. 中国音乐, 2011(04)
• [7]《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编纂随想[J]. 蔡源莉. 内蒙古艺术, 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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