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诺斯产权制度理论的比较

一、马克思与诺思产权制度理论之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田兆臣^[1]（2021）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原始社会开始,伴随人的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原始社会不同种族、部落的习俗和约定等也逐渐形成,产生了最早的“制度”萌芽,规范着原始氏族成员之间的行为与交往。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更加完善与健全,制度的规范性也不断增强,并在对行为的指引与约束中推动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范围的分工与合作逐步形成,制度的范围与效力也更加凸显,制度发挥约束力的同时更强化了惩罚与警示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制度规范的提升,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制度在原有规范性和约束性功能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强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不断凸显制度的权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权威是制度内在功能的体现,是人对制度认同和信服的结果。从制度权威的形成与显现来看,制度权威是人对制度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内化,是制度功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外显,更是人们对制度敬畏和信服的必然结果。制度在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中展现着制度的功能和力量,并逐步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服与认可,成为人们外在行为与实践的客观标准和遵循,最终将制度权威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在马克思看来,制度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事物内在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制度权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制度权威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威严”。当社会秩序的平衡状态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外在因素打破时,制度作为一种客观约束机制就会启动规范、惩罚和救济机制,实现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对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平衡和维护。伴随制度内在平衡功能的不断发挥,人们逐渐对制度形成一种力量的共识,将制度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和依据,彰显着制度权威的内在力量。马克思是制度理论的导师,更是制度权威思想的创始人。在马克思的所有思想中,制度权威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制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载体与武器。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奠定了认知基础,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则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指明了发展方向。无论是原始社会的习俗约定还是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制度的载体与形式,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外在行为的逻辑认知结果。在这一逻辑演变过程中,制度功能不断增强,由最初的指引规范到硬性命令再到强制执行等,都展现着制度内在的、客观的规范性与约束性。在马克思看来,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会伴随人们认识的提升,而逐步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素养,并以制度权威的形式指引人们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主动遵循与践行。探寻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是全面认识和了解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前提与基础。从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失范和阶级矛盾对抗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和背景。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产权制度与分工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思想,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启发马克思进行制度权威研究的思想起点。马克思通过探索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由的追求,认识到了制度权威蕴含的人性诉求;通过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研究,认识到了制度权威的社会期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全面阐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基于这些认识,看到了制度权威的价值,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制度权威研究的信心和决心。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是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制度和制度权威的相关论述的文本梳理与研究,进一步系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及演变的看法和思考,以确保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起点、思想内涵和逻辑体系,从而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纵深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经典着作、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的查阅和梳理发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都蕴含着其关于制度及制度权威的分析和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等的认识与思考,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也是制度权威显现的力量源泉。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度权威也会不断发展和演变,由人最初的被迫性接受逐渐转变为人的主动性遵循。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要探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内涵、特征及演变等,还要积极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启示。制度权威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和体现,决定了制度权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保障功能,也对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有着基础性的助推作用。当前,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全球各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引领和指导各国的法治建设,将会不断凸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确保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发展。立足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相结合,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系统研究,既能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制度权威思想,更能让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等理论品质,为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形式特征及演变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能够不断推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同时,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更能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制度权威的力量。

卢现祥^[2]（2020）在《生产技术、社会技术与中国产业升级》文中认为经济学家思拉恩·埃格特森认为国家的人均产出取决于国家有效使用两种相辅相成的技术（社会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能力。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社会技术）相互作用的原理既可用来解释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也可用来分析短期的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我国政治经济学更多偏重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其实,诺思的社会技术决定论及对社会技术结构（有效率的产权、有效率的市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及社会秩序等）的分析许多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诺思把生产技术与社会技术相互作用的框架用于分析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社会技术适应不了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障碍。从社会秩序、产权保护、市场规模及分配资源的组织方式等社会技术层面分析我国产业升级中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三大产业的秩序来看,这些年我国第二产业得益于开放准入秩序发展比较好,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受制于有限准入秩序。尽管我国第二产业是开放准入秩序,但是产权保护和市场规模方面的社会技术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从产业创新来看,创新的组织模式至关重要,我国产业升级必须与创新的组织模式的转型结合起来。

姚程^[3]（2020）在《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实现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开始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在为取得巨大成绩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目前在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无疑是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所在。创新型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动主体,创新型人才所投入的人力资本即本文所论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显然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而科技经费、科技设备等物质资本则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物质基础。考察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已分别排名世界第一、第二位,可以说中国在科技创新中投入了大量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但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却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导致这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技经费投入不合理、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等。不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最关键的原因还需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方面去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当然需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去探讨,但主客观因素结合的最终反映,则是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选择,毋庸置疑受到制度的制约。从产权制度看,中国对于科技创新的成果保护,已经形成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制度,如专利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等,但是对于科技创新活动主体即创新型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却迄今都未立法予以明确。虽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通过人才流动、人才激励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科技人才拥有其自身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产权已然得到默认,他们也可以自主创业或自主选择就业单位,即原则上享有自身人力资本的使用权、转让权。并且,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收益权原则上也依法得到保护。然而,由于缺失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方面难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也因此影响到中国科技领域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持久性。若进一步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看,由智力、知识决定的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创新型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加之各国科技竞争中的成败得失都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因而促进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需求必须包括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有鉴于此,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界不容回避的责任,故笔者选择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期望能对此问题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本文总共分为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说明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梳理与评述相关研究的现状,论述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阐述本文的相关理论基础:制度、产权、人力资本以及创新理论;界定本文的核心概念:制度、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产权;构建以提出问题——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般理论分析——联系中国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为分析路径的研究框架。第三章,对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理论分析。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制度、科技创新的所属范畴;其次,分析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再次,分析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作用;最后,考察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安排的非平衡性。第四章,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与原因。首先,分别从哲学与经济学视角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进行理论溯源;其次,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并说明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第五章,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内涵。首先,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本质、内容、属性、功能进行一般性探讨;其次,分析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实现的内涵。第六章,基于中国实际来分析科技创新与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在关系。首先,通过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情况与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其次,围绕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中国现实,揭示其与科技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第七章,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与绩效。首先,分别从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的视角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深化改革的绩效。第八章,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经验及其启示。评述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实践与经验,得出美国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第九章,提高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与建议。在给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思路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相关政策建议。第十章,给出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通过研究,本文获得如下主要结论:（一）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内生动态关系。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表现,制度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三方面作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产生、变迁、消亡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制度必须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如此才能对科技创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人力资本作为财产权对象是一个符合理论和现实的命题。马克思、卢梭、康德等哲学家的财产权利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哲学依据,而斯密、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与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经济学依据。而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等,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作为财产而客观存在。并且,人力资本产权与知识产权有着显着的不同,人力资本产权涉及了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整个链条,与科技创新有着更为全面的密切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完善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三）人力资本产权是包含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在内的权利束,具有排他性、自由支配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等产权的一般属性,以及所有权不可转让、使用权不可能完全转让、权能的可控性、专用性等人力资本产权特有的产权属性。人力资本产权可以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稳定预期功能、激励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作用于经济活动,而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经济行为的选择取决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包括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关键就在提高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四）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不断完善了科技体制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了显着地提升,不少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进入了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从而抑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配置、使用的效率。（五）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有利于科技创新绩效的提高。尽管中国尚未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但近年来中国在人才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已经无形中指向了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通过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中国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进而促进了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与论文质量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目标,以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实现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1）论文明确提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命题,不仅通过对哲学、经济学两大学科若干经典文献的梳理,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术思想溯源,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指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才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资源存在而且成为一种财产存在;而社会需要健全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有关行为和调节人力资本权益关系,激励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从事生产活动,使人力资本的使用实现最佳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重要作用。（2）论文指出科技创新作为投入产出过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科技创新,而人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离开了人的能动性,科技创新无从谈起。但国际上有公认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以及物权法等来保护物质资本的权益,却对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缺乏完善的制度保护,现实中各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不一,原因正在于此。（3）论文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从科技人才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角度来看,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程度的不足,并导致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中配置和使用的低效率。（4）论文对近年来中国有关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制度与政策进行了分析,以阐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并就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改革业已取得的成效: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提升予以分析,进一步为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了论据支撑。

郎杰燕^[4]（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指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刘明辉^[5]（2019）在《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优先”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抓手,对我国经济取得瞩目成就举足轻重。但是,城市集聚绝大多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光鲜背景下,也诱发了农村产业空心化、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农村从业人员女性化、农村环境治理无序化等系列“乡村病”。因此,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执本之举,亟待推进。建国后,我国城乡关系在多数时间处在分离状态。城乡统筹的发展路线在我国肇始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强调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补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刻认识,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其中,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城乡关系演变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关注农业发展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数亿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重要使命。然而,当前我国农业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加之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渐趋衰退、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以及农业生产的立体式污染等问题,对我国农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构成了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如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收益、破解农民增收困境以及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等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模式,新一轮的新信息、新技术为农村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农村产业融合已成为突破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向好,尤其是第二产业对农业的中间投入已有较大提升。但是,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链脱节、要素链脱钩、利益链不完善、融资难度大、税收支持力度不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严重束缚了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整体上看,产业融合链的断裂或融合体制的脆弱多可归结于市场、政府和经营主体三个层面。因此,本文在城乡关系演变背景下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对我国走出传统产业分工、剥离传统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包括九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作为本文选题的背景依据,并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接着,本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界定了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并据此选取适宜的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部分。基于城乡关系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与产权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剖析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配置、主体功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第三章构建“政府”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政府支持和制度供给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概括为资源补充机制、信号传递机制、资源重置机制,并进一步分解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支持、产业确认与保护等角度进行阐释。第四章着重从“市场”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要素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信息机制与竞争机制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体可分解为要素流动瓶颈、要素集聚功能、交易成本等方面。第五章是从“经营主体”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经营主体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主要通过竞争或合作博弈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影响,表现为提高组织化程度、提升市场应对能力、密切利益链接机制、强化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等。第六章厘清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历史经验,并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置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刻画了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特征,最后结合本文构建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是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按照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设计变量、构建模型、整理数据、实证估计,本文得出了针对“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结论。第八章是国际经验借鉴部分,本文分析了日本、韩国、法国、荷兰、美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经验性事实,并从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分析了五个国家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第九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从本文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同时总结提炼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互动效应,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五个结论。第一,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政策支持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信息传递机制、资源补充机制与资源重置机制是政府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渠道,具体表现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产权确认与保护以及创新金融支持等方式。第二,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诱因。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诸多体制性障碍严重束缚了要素平等进入市场的程度,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与信息机制的扭曲导致要素流动受阻、要素集聚受限、交易成本企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三,经营主体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博弈推动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主体面对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共同约束,从而经营主体采取竞争和合作的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强化市场应对能力以及构建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四,我国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从政府、要素市场与经营主体等多方面着手。现阶段,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从本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并要大力促进竞争有效的要素市场形成,打破城乡之间的地区分割、完善市场作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要巩固经营主体地位、强化经营主体功能,以及加速技术创新等。第五,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双向效应。城乡关系的分离、对立与阻隔会导致要素市场分割,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机制扭曲,引发要素流动受阻,制约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由于缺乏新要素和新动能的注入,城乡融合发展则难以实现。随着城乡关系逐渐走向融合阶段,城乡产业开始趋于联动发展,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互动补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也逐渐加速推进。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引导城市地区的资源和要素流向农村地区,开发并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产业空间、提升城乡经济融合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基础上发现“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检验分析中探寻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城乡关系演变背景的梳理,本文提出“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理论及农业发展理论;第二,细化与拓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阐释。本文从政府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市场配置、经营主体功能三个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视角给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第三,研究方法上的改进。本文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计量模型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部分,本文运用政策评估方法（PSM-DID）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方法上的改进。

林大祥^[6]（2018）在《道格拉斯·C·诺思国家理论研究综述》文中认为诺思国家理论作为国家理论研究领域中新的理论成果,不仅为分析国家兴衰提供了新的研究进路,还为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伴随着诺思国家理论的建构过程,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诺思国家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且在2009年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特点。2009年之前,学者们集中于研究诺思对于国家起源、定义、特征、目的和作用的新理解;2009年之后,学者们重点探讨诺思新建的国家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上看,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诺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方法逐渐实现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但是在研究诺思新建的国家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上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在评价诺思国家理论上缺乏客观性。当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诺思新建的国家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上探讨诺思国家理论,并客观评价诺思国家理论的学术贡献。

肖海燕^[7]（2018）在《《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翻译学视角对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重译历程进行查证、梳理与分析,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自严复初译《原富》以来,“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在中国的百年汉译历程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变迁,二十一世纪以来掀起了重译高潮。本文在翻译模因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从《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类型、出版机构,副文本等方面梳理《国富论》重译的整体趋势,通过对代表性译本的基本语汇和表达方式的历时对比分析《国富论》重译语言的发展特点,探讨《国富论》中的经济学思想模因和话语模因在中国复制与传播的规律,并对《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和制度语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国富论》重译版本的统计与梳理显示,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由几近停滞到逐步增长,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体现了《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在中国由弱渐强的进化过程。其间,版本类型日益丰富,从严译《原富》开始,124个《国富论》汉译版本中先后出现编译、全译、节译、编着、插图、英汉对照等不同的版本形式。全译本始终占据较大比重,且呈增长趋势,表明忠实再现原着内容,充分传递《国富论》经济思想是重译的主旋律。64个出版机构的积极参与一方面使《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激增,另一方面助推了各种类型重译版本的蓬勃发展,使重译呈现通俗化倾向。经典版本与通俗版本的并存是《国富论》在中国日益普及化的表现。无论从模因复制与传播的长久性、多产性还是忠实性来看,《国富论》在中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都堪称成功的模因复合体。本文对《国富论》代表性重译版本的语言对比分析显示,该经济学着作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归化—异化—普及化”的发展路径。《国富论》中经济学术语的重译体现了学术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中的变异性、选择性和保持性特征。基于语料库的重译语言对比分析表明,《国富论》重译在初始阶段立足于译介,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便于经济学概念被译入语读者认知与接受。而当经济学思想模因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为充分的认知时,重译则更倾向于通过原滋原味的翻译来实现经济学概念传递的准确性,翻译策略倾向于“异化”。但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所有重译本中最贴近原文的并非最新重译本,而且最新学术型重译本语言呈现通俗化趋势,体现出对读者的关照和普及化的努力。《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发展历程一方面证明重译研究中的“归化—异化”假设和“译文老化”假设在解释西方经济学典籍汉译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向普及化趋势和更多的重译动因方面拓展;另一方面说明《国富论》重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国富论》重译版本作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载体,其出版发行在一定的经济与制度语境中进行。因此,《国富论》重译研究需要结合触发其经济学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分析表明,该着作的重译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和日益开放的背景下逐渐得到发展。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国富论》重译处于缓慢发展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经历曲折,发展极为缓慢,《国富论》重译几近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迎来飞速发展期,《国富论》重译也在经历低迷时期之后日益得到快速增长。尤其自本世纪以来,《国富论》重译版本的增长与中国GDP和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等经济指标总体上都呈快速增长趋势。《国富论》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迎来重译热潮,说明中国不断增长、日益开放的经济现实与《国富论》重译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为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提供了理想的经济环境。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本文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文件和经济非国化率的变化,考察《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制度语境发现,《国富论》重译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增长,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具有大致相似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非国有化率逐年增长,产权多元化的格局日渐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国富论》重译提供了越来越适宜的制度环境,《国富论》的重译出版逐渐得到快速发展。《国富论》重译是中国经济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主动吸收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体现。《国富论》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经由百年重译在中国实现更为广泛的复制与传播,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结构,副文本分析表明这已成为不少译者和出版机构重译《国富论》的重要动力之一。本世纪以来,《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高潮表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和制度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生存与传播。这一重译高潮是《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顺应中国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实现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复制、传播与进化。代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系统论证市场经济的《国富论》在中国迎来重译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的普及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日益增长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杨奇才^[8]（2017）在《马克思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基于“诺思评价”的逻辑》文中认为基于道格拉斯·诺思对马克思产权理论贡献的评价,从产权的含义与本质、产权的起源与变迁、私有产权、公有产权及其效率、产权的属性及其分割,产权、阶级与国家等方面可见,马克思产权理论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产权经济学和产权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当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张劲柏^[9]（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中国屯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建设伊始,各类社会主义特色制度为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构建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制度作为获得社会秩序规范与稳定的重要途径,成为建国初国家发展与改革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及至改革开放,制度变革又成为社会转型的主线。新中国屯戍制度是我国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边疆治理中长期有效且影响深远的典型样例,其变迁发展过程无论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是马克思制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实证对象,也是边疆制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由此,本研究力图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屯戍制度构建与变迁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把握屯戍制度变迁的特征和规律,探讨屯垦制度变迁动力,剖析屯戍制度发展趋势,据此为当代边疆屯戍改革的有效运行寻求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有助于拓展和补充相关制度变迁理论和丰富我国边疆治理研究。以理论溯源为出发点,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的理论脉络入手,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与制度变迁相关的理论与观点再梳理,概括出社会生产力作为起点、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国家权力是核心的理论脉络。其次,结合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观点,对应已有的理论阐释分别论述了生产力因素中的交易费用分析、阶级作为动力的人口因素影响、以及诺思国家悖论观点对于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补充与延伸。再次,总结已有的理论脉络,构建出既有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维度: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制度变迁成本考量、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核心的制度变迁多样化、社会形态更替所体现出的制度变迁可设计性。最后,根据已有理论与框架,拟定基本研究命题:其一,基于成本衡量的制度同构式变迁,即国家制度与区域制度设计的同构性,以及不同区域同类制度变迁的同构性;其二,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关系的制度差异化变迁,即制度的变迁是分时段的均衡过程,且基于不同时空环境的影响,显现出动态多样性;其三,基于均衡需求的制度变迁设计路径,即主动设计式的制度变迁具有不同的均衡达成方式,并被运用于不同的变迁阶段。根据研究命题脉络,实证层面也依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屯戍制度的建构;以建国初期的周边局势与国家边疆战略制定为出发点,回顾了中国特色屯戍制度的确立,分析其确立的原则与方向、制度功能、制度价值等,由此导出建国初期屯戍制度的目标、效果和发展同构性,回应第一个命题。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边疆屯戍制度的变迁历程;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产经营制度和体制改革层面,逐一分析新疆建设兵团、东北黑龙江农垦和西南云南农垦三个边疆垦区,勾勒出改革开放后边疆屯戍制度的变迁历程,并从体制结构、制度设计、机制实施三方面来分析此阶段制度变迁的差异化特点,回应第二个命题。第三阶段,在阐述21世纪初边疆屯戍制度变迁的既有路径的基础上,引入近年来党和国家边疆屯戍制度的规划设计、战略发展与具体布局,将事实与规划相结合,进而探索新世纪边疆屯戍制度变迁继续设计的均衡需求,从改进均衡、变革均衡、创新均衡等三方面循序渐进分析该阶段屯戍制度变迁的方向与趋势,回应第三个命题。通过对上述三个命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总结,提出两个层次的结论:一是屯戍制度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路径依赖、变迁的关系设计、变迁的规范设计等特性,综合体现了制度设计与实施所具的中国特色。更深一层而言,以边疆屯戍制度变迁的时域限制和地域影响实证研究,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宏观制度理论中制度变迁观点的认识与理解,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王煜宇,何松龄^[10]（2017）在《制度金融学理论与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理论述评》文中提出制度金融学理论是把金融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其所关注的是"真实的金融世界",强调分析金融制度应坚持实践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摒弃先验的、孤立的、静止的制度价值观,将制度与特定的制度环境相联系。金融交易费用、金融产权制度、金融制度变迁共同构成了制度金融学的理论支柱。在理论内核上,制度金融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耦合;在理论应用上,制度金融学理论迎合了我国金融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制度金融学理论在我国将有较好的发展土壤。

二、马克思与诺思产权制度理论之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与诺思产权制度理论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生产技术、社会技术与中国产业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6）道格拉斯·C·诺思国家理论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基于“诺思评价”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中国屯戍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制度金融学理论与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理论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克思与诺思产权制度理论之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D]. 田兆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生产技术、社会技术与中国产业升级[J]. 卢现祥. 人文杂志, 2020(09)
• [3]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D]. 姚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5]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D]. 刘明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道格拉斯·C·诺思国家理论研究综述[J]. 林大祥. 社会科学动态, 2018(09)
• [7]《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D]. 肖海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8]马克思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基于“诺思评价”的逻辑[J]. 杨奇才.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 [9]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中国屯戍制度变迁研究[D]. 张劲柏. 云南师范大学, 2017(11)
• [10]制度金融学理论与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理论述评[J]. 王煜宇,何松龄. 经济问题探索,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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