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江西省图书馆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肖赛玥[1]（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认为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何智玉[3]（2020）在《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文中指出红色题材的舞蹈是红色文化的艺术写照,“红舞”是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个分支。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事业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江西特有的艺术文化,映照着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文艺舞蹈作品延伸发展的一个分支,起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时期江西出现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这片红色田野萌生了激昂卓越的文化艺术面貌,并以其特有的姿态闻名于世,形成了标志性的“苏区文化”。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艺术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西“红舞”的分量不仅仅来自当下的政治倡导,更来自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摇篮的这片富有革命色彩的红色土地,以及当前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江西“红舞”的时代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江西“红舞”的发展情况,从江西“红舞”的历史嬗变、阶段特点、思想内容三个方面,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五个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江西“红舞”分阶段进行分析和总结。首先我们要探索有关江西“红舞”艺术的历史重大事件、关键人物、相关地点、艺术思潮、典型作品等等,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把江西“红舞”置身于整个社会发展中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变迁中去探寻它的发展动因和历史地位。可以说江西“红舞”就好比一股起于江西赣南地区田野大地的强劲的艺术之风。或者说江西“红舞”云涌凸显于历史天空时,本质却扎根在江西这片红色大地之上,中国革命历史之中。本篇论文仅梳理新中国成立后这七十年的江西“红舞”的历史脉络,关注那些对江西“红舞”史变革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和作品,辩证的对艺术成就给予一定观照。
张文毓[4]（2020）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考察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传播具有借鉴价值。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发展史角度,考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恩格斯的着作《自然辩证法》是其自然辩证法思想最主要的文本体现,因此,本文以这一着作为主线进行考察。按照事物的发生学原理,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19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在党内和先进分子中传播,传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二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在我国的初步建制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初步建制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服务国家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阻碍,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建制化进程被迫中断。三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全面制度化和规范化（1978年至今）。相对于上一阶段开启的建制化进程,我们把此阶段称为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再建制化。在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奠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成果之上,吸收融合了系统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最新研究成果,由恩格斯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为主的内容体系,逐渐扩展到以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框架。此外,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1）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然辩证法思想有迫切的时代需求,为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的理论,它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自然科学上升为哲学的典范;它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质,在内容上适合我国国情。（2）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互交织的过程。思想在传播中发展,同时在发展中传播,很难将思想传播与思想发展二者截然割裂开来。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不断扩大,传播方式从偶然性、不确定性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3）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我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进入新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这更需要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周成莉[5]（2018）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苏维埃政制是我党开展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为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历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由盛转衰,见证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转折,总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但会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实现革命战略的转变。本文聚焦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追溯根源,梳理过程,延伸发展,以基本历史史实为依据,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以历史个案为研究视角揭示中国革命选择苏维埃道路的历史根源和实现苏维埃道路转化的历史过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苏联苏维埃模式,同时和国内环境息息相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成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苏维埃俄国模式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俄为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便对苏维埃制度表示认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苏维埃道路是当时唯一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宣传苏维埃,成立城市苏维埃,并于193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济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文化上进行了革命意识的教育,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苏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发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专门统筹机构,宣传是筹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宣传部和教育部承担着重要的宣传职责。查田查阶级运动、检举肃反运动、选举运动是社会结构重组的重要手段,三者层层递进,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为选举运动清除了障碍,选举运动巩固了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的结果。为保障选举运动的参与度,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从小从基层为思路。但归根结底都以战争动员为根本任务。代表选举是确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核心环节,法律视角下的苏维埃选举制度较为规范。在将选举制度进行实践中,以乡苏为选举的重心,成立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开展工作报告、召开选举大会、投票选举、代表提出提案基本遵从选举制度,长冈乡和才溪乡在选举运动中起着模范作用,红军选举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间接选举为原则,通过选举产生了776名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改造了苏维埃政权,为妇女参政提供了重要渠道。1934年1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围合之势,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战事失利,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大会以“一切牺牲给予革命”为基本方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各部代表分别向大会作了5个工作报告和1个紧急动员报告,通过了5项最高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新一届最高权力中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刻上了“左”的烙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以一切服从战争为原则,以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为根本任务,以军事决议案的执行为中心,形成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各项决议案的执行。开展了扩红、优红工作以保障战争人力供给;以粮食突击为战斗任务,同时开展财政资金、军用物资的突击为战争提供财政、物力保障;通过继续开展查田查阶级、肃反检举运动以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然而,各项决议案执行出现了偏差,优红扩红不到位,物资、财力动员不济,强化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政权的政治优势,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面临转移。随着战略转移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逐渐采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代了工农民主联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完成向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历程,实现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化。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又一次实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探索。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担负着动员革命的职责。中国革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革命实则为农民革命,只有保障其民主权利,保证其民生利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政治优势;革命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演变,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党——革命党——执政党的转换和成长。
朱子静[6]（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江光亮[7]（2015）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美援朝运动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950至1953年间,在朝鲜战争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旗帜的一系列运动,诸如和平签名、武器捐献、爱国公约、参军参干、拥军优抚、爱国卫生等运动,对于新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三套锣鼓一起敲”,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对外战争,而且加速了国内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进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大大促进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本文以江西省为中心,研究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民众动员问题。首先,考察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江西省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建国初期江西的基本形势,论述朝鲜战争爆发给江西造成的主要影响,阐明抗美援朝运动兴起的背景。其次,考察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概况。论述江西抗美援朝运动“反美、援朝、爱国”三大主题,探讨运动展开的过程（分三大时期共六个阶段）及其阶段的特点。第三,考察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的组织情况。分析运动领导机构及其核心力量的情况,对江西宣传机构人员、宣传网中的报告员、宣传员等骨干和宣传运作机制情况作重点研究。第四,考察江西乡村民众的动员情况。分析共产党在此过程中的政治目标、动员措施、动员过程、民众反应等,并以此强化农民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基层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的改造。第五,考察江西城市民众的动员情况。分析共产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工人、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等阶层展开动员的不同策略及效果,以此推动国内政治整合,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城市新政权建设。第六,考察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与其他两大运动的关系。分别探讨了民众动员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其在动员目标、手段、关键环节等方面的关联。最后,对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的基本方式、主要特点及其与新中国政权建设关系进行总结。分析其“网络化”、“盘旋式”和“渗透性”三个基本方式和“综合性”和“关联性”两个主要特点。总体上看,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增强了民众对共产党的认同,加快了社会改革进程,大大促进了江西新政权的建设。
王良青[8]（2014）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是在党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其后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热潮。但是其实践却是始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早期的中国知识精英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当前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命题已经展开了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视域,有助于深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及其发展壮大中的意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作出了开创性探索。这一探索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执政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全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绪论和正文的五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选题理论和现实的意义,选题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国内外研究概况以及论文相关概念的的界定及历史考查。第一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主客观条件,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第二章论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包括: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撰写文章、翻译经典着作解释马克思主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出版通俗刊物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社团、讲堂、学堂、补习学校、课堂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各种纪念活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第三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第四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局限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以下特点:探索大众化的过程由自发到自觉、探索大众化的内容上囿于’阶级斗争”的视域、探索大众化的模式上,深受苏联的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度;掌握传媒的资源不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缺乏有力的机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度;经费短缺、民众文化水平低,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第五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临的挑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把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充分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建立各种保障机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
余欠东[9]（2012）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解决三大问题:毛泽东开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背景和真正目的;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详细经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毛泽东思想发展以及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上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是在社会舆论对农民运动一片"过激"、"过火"的声浪中进行的。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随着反封建斗争的逐步深入,革命话语日益丰富,不仅"土豪劣绅"等话语应运而生,而且广大乡村地区的革命民众发现了近在咫尺的"革命敌人"。在北伐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农民运动对以土豪劣绅和封建制度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进行猛烈打击。在急速发展的湖南农民运动中,乡村原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地被揭示,广大民众的斗争激情一再被点燃,这使得"铲除土豪劣绅"的运动迅速扩大并过激,利益受损者大造反对农民运动的舆论,整个社会对此沸沸扬扬。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观点迅速反映到革命阵营内,使得阵营内部充满了矛盾纷争。当时土豪劣绅恶意诋毁农运并作势反扑,国共两党力量悬殊、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反农运情绪,因此不仅湖南农民运动面临扼杀的危险,而且农运的领导者——共产党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毛泽东未雨绸缪,为力所能及地拓展共产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进一步推进国民革命,毅然下乡考察农运。毛泽东在1927年前开展了大量农村调查。国民革命中他日益认识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革命力量,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也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这为他的农运考察奠定了事实经验与思想基础。农运考察前,毛泽东已树立"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两大核心观念,但是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没有很深切的认识。论文在力所能及地挖掘和整理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首次较为完整、清晰、详细地考证了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整个过程。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考察,行程1400余里。考察中,毛泽东召开了大量的座谈会、报告会和群众大会,还开展了大量的个人访谈。他在考察时不断提醒下级党支部和农协干部,国民党右派迟早会叛变,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迟早要破裂,因此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做好一切应变准备。此外,他还就党的组织发展、农协武装、坚决斗争土豪劣绅等作了大量指示、演讲和报告。毛泽东给中共湖南区委的汇报以及给党校、团校的报告,促使中共湖南区委的农运政策迅速转向;其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也对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新高涨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陈独秀等人为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压制农运、迁就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一度遭到压制,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甚至中途停刊。毛泽东在日益混乱和危急的局势中坚持自己的主见。在对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上,他在农运考察和考察报告中已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革命方略: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截然不同的中国革命战略。在中共党内,他的坚决与陈独秀的隐让退缩形成鲜明对比: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虽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只要没有国共两党高层的压制,他就坚决主张对反动派开展坚决斗争。在湖南衡山等地,他一再强调加强武装准备。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力主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在随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不仅将革命的主要方向和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而且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在农村的革命环境中统一起来,从而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分析评价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考察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本文力所能及地不为毛泽东的话语和文本所局限,而是结合湖南人的性格,乡村传统恩仇文化以及晚清民初以来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进行分析。作为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篇重要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版本和修改较多,本文附录对1927年的《战士》初版与1951年毛泽东亲自改定的《毛泽东选集》版本进行了详细对照,并对相关修改进行了分析统计。
戴俊超[10]（2010）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社团概论》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加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社团”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分析相关史料，从社团活动的侧面来了解、透视中国近现代音乐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及特点。本论文的指导思想是，把此间的音乐社团发展史，归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和中西音乐文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之下作一个整体观察。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重在对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对于建立在史料分析基础之上的必要评价，也是力隶‘以史带论”。本论文除‘绪论”与“结语”部分外，正文凡八章，可分为三个部分。本论文的第一部分为前二章:第一章“步履维艰的说唱音乐班社”、第二章“凝练国粹的戏曲社团”与第三章“移步换形的传统器乐社团”，主要讨论中国传统班社在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之下的进展情况。其中，说唱音乐班社根据历史擅变过程分为帮会性质的“三皇会，与“长春会”、行会性质的“光裕社”与“润余社”、改良性质的改进会与研究会、顺应世变的救国会与宣传队等;对于中国戏曲音乐社团也是按照历史发展轨迹来叙述，分为清末皇家剧团、传统科班与戏班、民初戏曲改良组织与以民主化、大众化为基础的剧团等部分来叙述;对于中国传统器乐社团，提出了中国传统器乐社团三分法:1、自娱型，2、风俗型，3、专业演出型，此外，还对此间致力于‘国乐改进”的大同乐会与国乐改进社，进行单独的考察。第二部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以西乐东渐为特征的新音乐社团为研究对象:第四章‘自西租东的新音乐社团”，第一节按照历史线索将起源于留日学生中的音乐讲习会作为新音乐社团之滥筋，第二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立于知识阶层的乐友社、乐艺社与音乐艺文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第三节对此间流行音乐社团的发展情况进行历史透视，第四节叙述西洋管弦乐队在中国创立与发展历史。第五章“复兴乐教的音乐教育社团”，对此间与音乐教育密切相关的音乐社团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一节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作为音乐教育社团来考察，认为其主要功绩在于使得专业音乐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系列占有一席之地;第二节以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为叙述对象，考察其音乐活动的特点与历史意义:第三节以大中学校课余音乐社团为研究对象，来考察这些社团对于当时促成社会音乐风尚的实际影响:第四节以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为研究对象，考察建国前夕上海音乐教育的基本状况。第三部分为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六章“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音乐社团”，主要研究在左翼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军旅音乐活动中的音乐社团的发展情况；第七章“文化团体中的音乐组织”，以隶属于戏剧、文学以及广播电台组织的音乐社团为例，考察此间音乐社团与文化团体的互动与关联;第八章“侨民音乐社团”，主要对外国侨民在中国组建的音乐社团以及中国侨民在外国组织的音乐社团的发展历史进行大致的分析与归理。本论文的结语部分是对全文基本内容的概括，旨在对此间音乐社团的历史、文化特征与流变过程做一全面总结与归纳。
二、在江西省图书馆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江西省图书馆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江西“红舞”是江西红色文艺、江西红色文化家族的的重要成员 |
| 1.1.2 在江西舞蹈史研究中,江西“红舞”史体系性研究较为薄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推进江西“红舞”史研究,并弥补江西“红舞”史研究的不足 |
| 1.2.2 拓宽“红舞”史研究的学术新视角 |
| 1.2.3 为“红舞”创作提供新方向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现状评析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1949--1966年)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2.1.1 满目疮痍的江西舞蹈事业 |
| 2.1.2 敲开江西文艺大门的一五六师宣传队 |
| 2.1.3 一九四九年江西的三支文艺力量 |
| 2.1.4 八一革命大学的成立是江西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文艺的时代特征 |
| 2.2.1 艺术科目发展不平衡,舞蹈事业发展滞后 |
| 2.2.2 江西“红舞”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 |
| 2.3 逐步专业化的江西“红舞” |
| 2.3.1 舞蹈教育专业化起步 |
| 2.3.2 专业演出团体的建立 |
| 2.4 江西“红舞”的基本特征 |
| 2.4.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舞蹈的延伸 |
| 2.4.2 舞蹈演员及舞蹈作品专业度不够 |
| 2.4.3 作品题材的阶段性固化 |
| 2.5 早期阻碍与推动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
| 2.5.1 江西省舞蹈家协会筹建较晚体现着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滞后性 |
| 2.5.2 土地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题材阶段性固化 |
| 2.5.3 江西省文艺学校和江西省歌舞团的创立 |
| 2.5.4 “大跃进”下的江西“红舞”的辩证思考 |
| 2.6 早期经典作品分析 |
| 2.6.1 歌剧《血泪仇》 |
| 2.6.2 采茶戏《志愿军的未婚妻》 |
| 2.6.3 舞剧《红井》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文革时期的江西“红舞”(1966-1976年) |
| 3.1 文革时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3.1.1 专业演出团队的解散与建立 |
| 3.1.2 专业舞蹈教育的打击 |
| 3.2 文革时期江西“红舞”风云 |
| 3.2.1 江西“红舞”创作表演能力下降 |
| 3.2.2 江西“红舞”创作能力无法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求 |
| 3.3 革命样板戏的空前普及遏制了江西“红舞”多元化发展 |
| 3.3.1 《红色娘子军》的命运 |
| 3.3.2 《白毛女》的十年遭遇 |
| 3.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3.4.1 “红舞”受众阶级性断层 |
| 3.4.2 风格题材单一化 |
| 3.4.3 “阶级斗争”统领“红舞”创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期的江西“红舞”(1977-1999年) |
| 4.1 新时期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4.1.1 走向繁荣的江西“红舞” |
| 4.1.2 现代舞思潮下江西“红舞”创作手法的创新 |
| 4.1.3 江西“红舞”创作题材紧跟时代步伐 |
| 4.2 江西“红舞”的解冻与复苏(1976-1977年) |
| 4.2.1 江西“红舞”经典复兴 |
| 4.2.2 创作意识的苏醒和创作能力的恢复 |
| 4.3 江西“红舞”的发展与繁荣(1978-2000年) |
| 4.3.1 江西“红舞”在教育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
| 4.3.2 各大比赛的参与及筹建推动了江西“红舞”大力发展 |
| 4.3.3 江西“红舞”市场化的萌芽 |
| 4.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4.4.1 江西“红舞”专业性显着提高 |
| 4.4.2 江西“红舞”创作审美的提高 |
| 4.5 “红舞”作品分析 |
| 4.5.1 《圈圈、框框、橡皮筋》 |
| 4.5.2 《弓弦声声》 |
| 4.5.3 《路》 |
| 4.5.4 《长长的红背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世纪的江西“红舞”(2000-2012年) |
| 5.1 新世纪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5.1.1 时代变革中江西“红舞”的蓬勃发展 |
| 5.1.2 江西“红舞”的多层次、多元化、全面性发展 |
| 5.2 江西“红舞”的全面发展 |
| 5.2.1 江西“红舞”的全速发展 |
| 5.2.2 江西“红舞”教育的全面发展 |
| 5.2.3 江西“红舞”大力开展基层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 |
| 5.3 经典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5.3.1 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 |
| 5.3.2 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 |
| 5.3.3 大型情景歌舞诗画《安源颂》 |
| 5.3.4 大型歌舞诗剧《安源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的江西“红舞”(2013-2019年) |
| 6.1 新时代江西“红舞”发展概况 |
| 6.1.1 江西“红舞”变革前行 |
| 6.1.2 江西“红舞”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逐渐繁荣 |
| 6.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6.2.1 人民艺术审美增长与江西“红舞”创新之间不平衡发展 |
| 6.2.2 江西“红舞”唤醒具有人们内心荒漠的职能 |
| 6.3 江西“红舞”的冲击与发展 |
| 6.3.1 文化体制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遭受重创 |
| 6.3.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发展主体的转移 |
| 6.3.3 国家艺术基金的建立刺激着江西“红舞”的发展 |
| 6.4 新时代重要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6.4.1 舞剧《红草鞋》 |
| 6.4.2 歌剧《回家》 |
| 6.4.3 采茶戏《杜鹃花开的地方》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江西舞蹈活动大事记(1949-2019年) |
| 江西“红舞”作品年表(1949-2019年)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内容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理论品质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和《自然辩证法》着作译介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初步结合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初步建制化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曲折中传播和发展 |
| 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规范化 |
| (一)现代科技促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再建制化 |
| (三)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中促进社会和科技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苏区史研究现状 |
| 1.2.2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 |
| 1.3.3 论文的不足 |
| 1.4 论文研究思路 |
| 第2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
| 2.1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溯源 |
| 2.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 |
| 2.1.2 苏联苏维埃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 |
| 2.2 中国共产党从“割据”到局部执政的初步探索 |
| 2.2.1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 2.2.2 实施了土地政策 |
| 2.2.3 开展了对农民革命意识的先期教育 |
| 2.3 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 |
| 2.3.1 战略的提出 |
| 2.3.2 战略的实施 |
| 第3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
| 3.1 筹备机构 |
| 3.1.1 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
| 3.1.2 宣传机构 |
| 3.2 查田查阶级以整肃阶级队伍 |
| 3.2.1 查田查阶级的缘由 |
| 3.2.2 查田查阶级的领导组织系统 |
| 3.2.3 查田查阶级的过程 |
| 3.2.4 查田查阶级的效果 |
| 3.3 检举与肃反以清除异己 |
| 3.3.1 检举与肃反的缘由 |
| 3.3.2 检举与肃反的领导机构 |
| 3.3.3 检举运动与肃反运动的过程 |
| 3.4 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
| 3.4.1 原因 |
| 3.4.2 方法 |
| 3.4.3 结果 |
| 第4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的选举 |
| 4.1 苏维埃选举制度 |
| 4.1.1 选举法的演变 |
| 4.1.2 法律视角下的选举制度 |
| 4.2 选举制度的运行 |
| 4.2.1 选举的前期准备 |
| 4.2.2 乡苏、市苏及红军的选举 |
| 4.2.3 区-县-省-全国的选举 |
| 4.3 选举的意义 |
| 4.3.1 改造了苏维埃政权 |
| 4.3.2 提供了妇女参政的渠道 |
| 第5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
| 5.1 大会召开的主要过程 |
| 5.1.1 开幕 |
| 5.1.2 主要议程 |
| 5.1.3 闭幕 |
| 5.2 通过决议案 |
| 5.2.1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 |
| 5.2.2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决议》 |
| 5.2.3 《苏维埃建设决议案》 |
| 5.2.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 5.3 评价 |
| 5.3.1 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 |
| 5.3.2 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 |
| 5.3.3 刻上了“左”的烙印 |
| 第6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 |
| 6.1 军事决议案以扩红、优红工作为基础 |
| 6.1.1 扩红、优红工作的开展 |
| 6.1.2 扩红、优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6.2 经济决议案以物力、财力保障为核心 |
| 6.2.1 物力、财力突击工作的开展 |
| 6.2.2 财力、物力突击中出现的问题 |
| 6.3 政治决议案为军事和经济突击提供保障 |
| 6.3.1 检举肃反是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的重要手段 |
| 6.3.2 政治优势遭到削弱 |
| 6.4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转化 |
| 6.4.1 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
| 6.4.2 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已有学术成果评述 |
| 三、研究资料主要来源 |
| 四、研究思路与叙述结构 |
| 第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江西的政治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建国之初江西的基本形势 |
| 第二节 朝鲜战争爆发对江西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江西民众动员的概况 |
| 第一节 民众动员的三大主题 |
|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基本过程 |
| 小结 |
| 第三章 江西民众动员的组织 |
| 第一节 民众动员的领导机构 |
|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骨干力量 |
|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组织制度 |
| 小结 |
| 第四章 面向乡村民众的动员 |
| 第一节 训练运动骨干展开时事宣传 |
| 第二节 组织集会游行推动自我教育 |
| 第三节 推行爱国公约融入农村工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城市民众的动员 |
| 第一节 民众动员的全面展开 |
| 第二节 民众动员与各阶层实际的结合 |
|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主要成效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与其他运动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土地改革运动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江西民众动员的基本方式 |
| 二、江西民众动员的主要特点 |
| 三、江西民众动员与新政权建设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选题的依据 |
| (一) 理论依据 |
| (二) 现实依据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与本论题相关的主要观点简介 |
| 四、相关基本概念 |
| (一)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
| (二) 马克思主义者概念及其判断的标准的历史考察 |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必要性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观件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 |
| (二)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念 |
| (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情怀 |
|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条件 |
| (一) 探索的理论依据 |
| (二) 探索的文化基础 |
| (三) 探索的语言载体 |
| 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需要 |
| (三) 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 |
| (四) 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
| 第二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
| 一、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一) 唤起民众的重要性 |
| (二) 唤醒民众的方法 |
| 二、撰写文章、翻译经典着作解释马克思主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
| (一) 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平事迹 |
| (三)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 三、出版通俗刊物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出版期刊客观有利条件 |
| (二)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下出现了出版、发行期刊的热潮 |
| (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期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
| 四、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 |
| (一) 与实用主义代表胡适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 |
| (二) 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 |
| (三)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
| 五、社团、讲堂、学堂、补习学校、课堂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 |
| (一) 成立各种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 开设工人补习学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三) 马克思主义进课堂 |
| 六、各种纪念活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相关纪念活动 |
| (二)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纪念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三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
| 一、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一) 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作用 |
| (二) 利用各种形式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三) 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促进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 |
| (一) 农民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二) 方法手段与农民特点的一致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实效的关键 |
| (三) 解放农民的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一致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 |
| 三、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 |
| (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
| (二) 党的组织的发展壮大 |
| 第四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局限性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 |
| (一) 探索大众化的过程由自发到自觉 |
| (二) 探索大众化的内容上囿于“阶级斗争”的视域 |
| (三) 探索大众化的模式上,深受苏联的影响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局限性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度 |
| (二) 掌握传媒的资源不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 |
| (三) 缺乏有力的机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度 |
| (四) 经费短缺、民众文化水平低,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 |
| 第五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 |
| 一、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临的挑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 |
| (一) 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
| (二)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
|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把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
| (一) 与时俱进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
| (二) 引导大众有效掌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
| 三、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一) 针对不同受众对象，釆用不同的方法措施 |
| (二) 在宣传的手段，要把传统传媒与现代传媒结合起来 |
| 四、充分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建立各种保障机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 |
| (一) 执政的组织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
| (二) 执政的理论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
| (三) 执政的群众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群众基础 |
| (四) 依托执政的人力资源建立支稳定优秀的宣传队伍 |
| (五) 执政的历史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历史借鉴 |
| (六) 执政的经济资源为大众化提供物质保障 |
| 第六章 参考文献 |
| 博士就读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 |
| 后记 |
（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及基本资料 |
| 四 创新 |
| 五 基本观点 |
| 六 不足 |
| 第一章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
| 第一节 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土豪劣绅"的发现 |
| 第二节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
| 第三节 农运的"过激"、"过火"与社会恐慌的出现 |
| 第四节 革命阵营内部的纷争 |
| 第五节 1927年前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活动 |
| 第六节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农民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发展历程 |
| 第七节 应该允许农民向地主作斗争——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 |
| 第八节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及处境 |
| 第二章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主要过程 |
| 第一节 考察湘潭 |
| 第二节 考察湘乡 |
| 第三节 考察衡山 |
| 第四节 考察醴陵 |
| 第五节 考察东山口和八叠乡 |
| 第六节 考察长沙县 |
| 第七节 毛泽东考察的路线、陪同、衣着及调查情形 |
| 第三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出版、主要内容及传播 |
| 第一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 |
| 第二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出版、主要内容及传播 |
| 第四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和考察报告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共湖南区委的政策转向及湖南农民运动的再度高涨 |
| 第二节 乱局中的毛泽东——坚决果敢与策略性退让 |
| 第三节 独立自主的开端——"八七"会议与秋收起义 |
| 第四节 井冈山时期的农民思想及相关斗争策略 |
| 第五章 走向历史与走出文本——毛泽东农运考察和农考报告评价 |
| 第一节 湖南农运"过激"与"过火"的起因 |
| 第二节 走向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
| 第三节 走出文本——如何评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 第四节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逻辑和理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多次修改 |
| 附录二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经典图画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 |
| 附录三 毛泽东1917年考察洞庭湖沿岸示意图 |
| 致谢 |
（10）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社团概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概述 |
| 二、研究基础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步履维艰的传统说唱音乐班社 |
| 一、传统的浸染——三皇会与长春会 |
| 1、社会转型中的说唱音乐 |
| 2、三皇会 |
| 3、长春会 |
| 二、初浴现代——光裕社 |
| 1、光裕公所 |
| 2、光裕社 |
| 三、顺天应时——训练班、改进会与研究会 |
| 1、艺人训练班 |
| 2、改进会与研究会 |
| 3、改进说唱艺术的“宝全堂” |
| 四、涅磐新生——救国会与宣传队 |
| 1、抗战期间说唱艺术的境遇 |
| 2、说唱艺人救国会 |
| 第二章 凝练国粹的戏曲社团 |
| 一、奢华的终结——皇家剧团的收场 |
| 1、清末宫廷剧团 |
| 2、晚清民间戏班在宫廷中的演出 |
| 二、“梨园军营”——传统科班与戏班 |
| 1、富连成班 |
| 2、从科班到职业戏班 |
| 3、民间戏班与“玩友”戏班 |
| 三、统制与分途——禁戏与戏曲改良组织 |
| 1、精忠庙 |
| 2、正乐育化会 |
| 3、秦腔易俗社 |
| 四、中西交汇——从戏班到剧团 |
| 1、戏社与剧社 |
| 2、梅兰芳剧团的访美演出 |
| 3、雪声剧团 |
| 第三章 移步换形的传统器乐社团 |
| 一、同好会奏——琴社与雅集社的民族器乐活动 |
| 1、自娱型器乐班社 |
| 2、琴社组织 |
| 3、雅集社 |
| 二、展现风俗——民俗性器乐组织 |
| 1、风俗型器乐班社 |
| 2、锣鼓乐与鼓吹乐班社 |
| 3、丝竹乐与弦索乐班社 |
| 三、定格传统——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班社 |
| 1、传统型音乐班社 |
| 2、江南丝竹社团 |
| 3、广东音乐社团 |
| 四、以西补中——大同乐会与国乐改进社 |
| 1、改进型音乐社团 |
| 2、大同乐会 |
| 3、国乐改进社 |
| 第四章 西乐东徂的新音乐社团 |
| 一、社团滥觞——讲习会与传习所 |
| 1、音乐讲习会 |
| 2、音乐传习所 |
| 二、学贯中西——乐友社、乐艺社与音乐艺文社 |
| 1、乐友社 |
| 2、乐艺社 |
| 3、音乐艺文社 |
| 三、俗雅之间——流行音乐社团的发展 |
| 1、流行乐队组织 |
| 2、明月社的前前后后 |
| 3、上海新兴音乐社 |
| 四、竞奏新声——西洋管弦乐队的演进 |
| 1、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 |
| 2、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管弦乐队 |
| 3、中华交响乐团 |
| 第五章 复兴乐教的音乐教育社团 |
| 一、学术归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
| 1、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社团性质 |
| 2、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发展历史 |
| 3、意义——专业音乐教育的“预演” |
| 二、特种教育——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 |
| 1、历史背景 |
| 2、发展过程 |
| 3、活动特点 |
| 三、尚乐之风——学校中的课余音乐社团 |
| 1、中小学中的课外音乐社团 |
| 2、普通高校中的课余音乐社团 |
| 3、专业艺术院校中的课余音乐社团 |
| 四、憧憬未来——音乐教育协进会 |
| 1、音乐教育的协会组织 |
| 2、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 |
| 3、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的相关活动 |
| 第六章 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音乐社团 |
| 一、双重变奏——左翼音乐社团与新音乐运动社团 |
| 1、历史背景 |
| 2、左翼音乐社团 |
| 3、新音乐运动社团 |
| 二、中国呼声——民众歌咏会与武汉合唱团 |
| 1、民众歌咏会 |
| 2、武汉合唱团 |
| 三、民族脊梁——抗敌演剧队的演变 |
| 1、救亡演剧队 |
| 2、抗敌演剧队 |
| 3、抗敌演剧宣传队 |
| 四、精神支柱——军旅音乐社团的活动 |
| 1、军乐队与警乐队 |
| 2、军乐研究会与陆军军乐学校 |
| 3、八路军战斗剧社 |
| 第七章 文化团体中的音乐组织 |
| 一、同源共祖——春柳社的音乐活动 |
| 二、倡导美育——中华美育会 |
| 1、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
| 2、中华美育会 |
| 3、中华美育会的音乐活动 |
| 三、艺术革命——南国社的音乐活动 |
| 1、南国社成立的背景 |
| 2、南国社的演变 |
| 3、南国社的音乐活动 |
| 四、近传远播——广播电台的音乐组织 |
| 1、广播电台与音乐组织的互动 |
| 2、桂林广播电台管弦乐队 |
| 3、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 |
| 第八章 侨民中的音乐社团 |
| 一、臣服与“自由”——俄侨与犹太侨民的音乐社团 |
| 1、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聚居中国的难民潮 |
| 2、俄侨音乐社团——哈尔滨交响管弦乐协会 |
| 3、犹太侨民音乐社团——上海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 |
| 二、五方杂处——上海租界中的音乐社团 |
| 1、租界的历史 |
| 2、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 |
| 3、上海租界中的其它音乐社团 |
| 三、粉饰太平——日本侨民音乐社团 |
| 1、聚居东北的日本侨民 |
| 2、日侨在大连的音乐社团 |
| 3、日侨在长春的音乐社团 |
| 四、中国情结——海外华侨音乐社团 |
| 1、海外华侨的发展历史 |
| 2、东南亚华侨中的中国音乐社团 |
| 3、北美地区华侨的中国音乐社团 |
| 余论 |
| 一、音乐社团的文化源流考察 |
| 二、音乐社团的文化阶层考察 |
| 三、音乐社团的文化生命考察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在江西省图书馆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D]. 何智玉. 南昌大学, 2020(01)
-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D]. 张文毓.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5]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D]. 周成莉. 吉林大学, 2018(12)
- [6]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D]. 江光亮. 武汉大学, 2015(07)
- [8]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D]. 王良青.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研究[D]. 余欠东. 南京大学, 2012(06)
- [10]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社团概论[D]. 戴俊超. 中国音乐学院,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