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欠年薪的症结是什么？

一、年年欠薪症结何在?（论文文献综述）

杨眉^[1]（2020）在《涉房产类民事判决执行为何困难？ ——基于G省Y市中级法院2016年-2019年涉房产类执行案件》文中认为民事判决“执行难”一直是阻碍公平正义落实、侵蚀司法公信力的社会痛点,尽管多年攻坚,“执行难”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本文以近年来逐渐成为执行第一难的涉房产类民事判决的执行为切入点,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和对G省Y市中级法院2016-2019年的涉房产类民事判决执行情况的深入分析,尝试探究涉房产类民事判决执行困难的原因何在。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涉房产类案件执行之难在于:一、暴力抗执频发,包括被执行人和案外人的暴力抗执;二、执行异议阻断,包括执行不破租赁规则的阻拦、异议审理周期漫长和被执行人方串通滥用异议;三、执行力量不足,包括人少案多和部门配合消极。而造成执行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部门联动不畅,这又是因为协作缺乏明确权威依据、缺乏责任监督和考核、缺乏协作的配套资源或联动流程有待改进;二是联合惩戒体系不健全,这与征信和惩戒体系信息化不足,以及市场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考量有关;三是执行机构设置不科学,制约着执行力量的补充。要破解这个难题,应当加快顶层立法,明确联动主体责任;完善考核方法,优化联动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配套资源,优化和落实联动流程制度;借助新技术,加快征信和惩戒体系信息化建设;深化“审执分离”,将执行权从法院剥离。

李小庆^[2]（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钟远明^[3]（2017）在《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内战成为主调,在内战背景下国统区铁路的经营与建设问题是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粤省铁路作为国统区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建设过程成为战后动荡四年间中国铁路的典型缩影与真实写照,且极具特色。该省铁路历经自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近40年的发展,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孤悬岭南到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奠定其经营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与重要基础;而战后四年则是衔接粤省铁路经营建设在抗战以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过渡转型阶段。此阶段开启的首要步骤是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接收粤省铁路各路段,恢复原有经营,在此基础上重启粤省铁路营运,但过程未如人意,对之后的经营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阶段开启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国民政府重建对粤省铁路的统一管理,推动该省铁路各路段进一步整合;而铁路管理新模式的引入亦是战后中国铁路管理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并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战争的贻害,国内外局势复杂,粤省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丕变以及粤省铁路自身基础状况限制等,粤省铁路在战后四年间的经营建设肩负“恢复战前标准”沉重任务之余还需致力于“推动建设”。尽管各项日常经营事务——机务、工务、财务、行车、警务以及客货运输等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基础极为脆弱,与抗战前水平仍相去甚远。此外,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积极参与战后中国铁路建设,美援也成为粤省铁路建设得以启动的重要资金依赖;而在引入利用美援的憧憬下,广东军政当局喊出“复兴华南”的号召,锐意以粤省铁路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建设项目,与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合作开展多项具有重要价值与长远意义的铁路工程,然而这些铁路工程在混乱的时局中始终未能完工,对广东地方经济建设推动作用有限,难以满足当地发展的需求。随着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行将崩溃,粤省铁路经营亦陷入空前困境;在人民政府正确政策方针以及原铁路职工的促成下,粤省铁路在新旧政权更迭过程中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民国路政在广东得以转换新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铁路事业的一部分。

邓少君^[4]（2016）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三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海鸥^[5]（2014）在《上海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文中指出本文将解放后的上海私营电影院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劳、公、资三方展现出的立场变化进行研究，勾勒出解放后上海私营电影院职能变迁的全景，从而回答上海放映业晚于制片、发行两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次原因。作为上海电影产业链末端的放映业——上海私营电影院，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制片、发行两业的景况。由于解放后的私营电影院兼具“教育馆”和一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双重属性，使得其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始终游移在两者之间。针对这一特质，公方在对其进行改造时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以及影院工会的力量，将电影院放置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环境中，逐步完成了私营电影院所有制性质的转变；另一方面，基于影片的教化功用，解放之初电影院即被定性为“人民大众的教育馆”，为实现这一目标，公方在审查影片、控制发行的同时，展开了私营电影院经营方式的变革，最终使其成为公方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上海私营电影院社会主改造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作为文章的分界点，全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章即第一部分，该章涉及了本文的第一个分界点，即从上海解放到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集体拒映美片，这一事件意味着上海私营电影院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即公方控制了影片的产出与发行。与此同时，该章还就影院公会与公方的博弈展开了研究，以此展现上文局以及电管处成立之前的影院经营状态。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章，主要对总路线提出前的上海私营电影院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研究，该部分同时也是本文的重点。其中，第二章侧重私营电影院经营状况的分析，分别从该时期私营电影院的盈亏情况、劳资纠纷以及电影票价的定价权入手，展现了劳、公、资三方的立场变迁，并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私营电影院职能变迁的原因。第三、四章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展开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作为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构成部分的上海私营电影院，公方如何在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同业公会与影院工会的力量，不仅进一步确立了电影院的“教育馆”功用，而且实现了影院资方、同业公会、工人以及影院工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部分即第五章，主要对总路线提出后的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改造进行考察。总路线的提出从根本上加速了上海私营电影院的公私合营。与此同时，针对影院业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不仅进一步肃清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实现了私营电影院内部体制的变革。从1949——1956年，上海私营电影院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此期间，公方充分运用了经济、行政的手段，使上海私营电影院在转变所有制性质的同时，成为国家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翠红^[6]（2014）在《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文中提出任鸿隽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是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留美归国的新派学人。他是民国年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社团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社长（后改称理事长）一职。因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需要,1924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中基会因其稳定而较丰厚的资金、中美董事共管、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力资助学校、图书馆、研究所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开展。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为1949年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时间最长的人）、董事会董事,参与决策和具体执行中基会的事务。他带领下的中基会为民国年间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他还在抗日战争期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院总干事,带领这个当时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度过了内迁的艰难时期。同时他亦是颇受高层青睐的教育管理者,曾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任命为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川大任期内,以“国立化”和“现代化”为目标对川大进行改革,奠定了川大发展的良好基础。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紧紧相连。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硕士,学成归国后首先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但其抱负并不在三尺讲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亦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未就任）,但仕途不是他的追求目标,他的志向是做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人。自从在美国留学时感受到了因科学的发达而强大的西方世界,就立志要把“科学”传播到中国去,通过在《留美学生季报》和《科学》杂志上呼吁“科学救国”,最终促成了发萌于鸦片战争时期的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自此,任鸿隽致力于通过相关机构向大众进行科学启蒙；同时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氛围。总之,他希望从科学普及与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一手创建并相伴始终的中国科学社和其长期任职的中基会正是其实现上述理想的主要依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推手”,在解放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人其事竟然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不为人所重视。近来,人们开始通过研究民国年间的学术社团、相关文化机构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里的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科学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对中国科学社、中基会的研究已有相关专着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任鸿隽的身影时隐时现,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人物。如果能对任鸿隽的生平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会增加人们对民国科学社团、学术研究推进体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然而,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任鸿隽一生的经历丰富,所处的时代变迁亦巨。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时代的变迁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亦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文的首要意义）,亦由此探见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群体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推进之功,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胡适研究、蔡元培研究等专题。本文将主要运用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兼及社会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时间为经,以任鸿隽与相关机构的关系为纬,着重考察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中基会、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任鸿隽与《独立评论》社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机构发展的贡献,最终落脚于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贡献。本文主要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以任鸿隽的国内求学经历主要研究对象,从其先后在传统的书院就学,然后转入新式的重庆中学堂、上海中国公学的经历,重点解读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外促进因素。其次研究了辛亥革命洪流中的任鸿隽,主要对任鸿隽留学日本时期参加同盟会、民国元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的经历进行介绍,分析在孙中山辞职后任鸿隽留学美国的动机。第二章以任鸿隽留学美国期间的经历为考察对象,着重介绍任鸿隽对《留美学生季报》的改版、创办《科学》杂志及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等情况,这一阶段是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奠定时期。第三章介绍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这一时期是任鸿隽一生事业的起步阶段,他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发展形势良好,有了固定的社所,建立了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等机构,说明任鸿隽如何利用中国科学社推进科学启蒙和科学研究事业。因为中国科学社的事业,其个人也因此得到国内政界、学术界的认可,有了从政经历,他在国立东南大学任职副校长的经历是本章考察的重点之一。此时期他开始到中基会工作,帮助该会干事长制定了该会基本的规章制度,奠定了中基会事业的基础。第四章以1928—1937年间的任鸿隽的经历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任鸿隽如何利用中基会所掌握的资金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进行资助,从而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亦重点研究了任鸿隽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对该校的改革,他所确立的“国立化”和“现代化”的川大新目标基本把川大由一个地区性大学带上了国立大学的新轨道。第五章主要研究1937年到1949年间的任鸿隽。这一阶段,任鸿隽所有事业的背景是战乱,本章亦主要研究任鸿隽在此乱世如何艰难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包括带领内迁的中央研究院重新步入工作的正轨。此阶段的中基会先后面临着国民政府因经济困难而停付庚款和1943年中美新约的签订所带来的生存危机,重新出任总干事的任鸿隽如何勉力维持,带领中基会渡过危机,并为抗战中的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亦考察了任鸿隽为中国科学社的生存所做的努力。第六章首先分析了在政权更替的关键时刻,任鸿隽去、留的选择,并分析其放弃赴美、留在大陆的原因。其次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对科学团体的“统一”的政策,任鸿隽为保留中国科学社的各项事业所做的挣扎与努力,最终把各项事业上交国家的历程。第七章论述了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体系,并对其科学救国事业进行了评价。

王岩^[7]（2013）在《恶意欠薪入刑合理性问题研究 ——基于民刑互动的视角》文中指出近些年来，恶意欠薪行为的出现引发了大量的群体事件以及恶性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重要问题。这引起了社会及相关部门的关注，从2003年温总理帮助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开始，2005年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方朝贵首次针对欠薪问题提出议案，强烈建议在刑法中引入恶意欠薪罪，之后各界要求恶意欠薪入刑的呼声越来越大。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恶意欠薪行为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因此，刑法对其进行规制，似乎顺应了广大民意的要求，加大了恶意欠薪的违法成本，对制止恶意欠薪能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但是恶意欠薪入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的欠薪问题，也没能起到维护劳动的合法权益的作用。恶意欠薪本质上是民事违法行为却由刑法来规制，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因此，基于恶意欠薪行为已经定罪，笔者不再讨论能不能入罪的问题，而是从入刑是否合理来探讨。本文主要采用系统方法、文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对恶意欠薪入刑的合理性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恶意欠薪行为的本质、恶意欠薪行为表现形式以及出现的原因的分析对于恶意欠薪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二部分通过对于恶意欠薪入刑的立法背景以及目的、立法司法对于恶意欠薪的规定探讨恶意欠薪犯罪化的逻辑。这两部分的分析是为第三部分服务的。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前面的分析讨论恶意欠薪入刑的法律悖论及现实困境。第四部分就是对第三部分的问题原因的剖析，进而论证恶意欠薪入刑的不合理性。第五部分，提出了恶意欠薪行为的民事行政手段的完善建议。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恶意欠薪入刑存在不合理性，为了更好解决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必须采用综合的手段完善民法行政法法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再讨论恶意欠薪是否该入刑的问题，而是基于民刑互动的视角，在恶意欠薪已经入刑的情况下讨论其入刑是否合理。主要是从立法的角度、实证的角度探讨恶意欠薪入刑合理性问题，不局限于理论上的分析。

易仲芳^[8]（2013）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三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三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三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三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赵娟^[9]（2011）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文中指出从1840年起，下限至1949年，中国教育在这百年中发生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教育小说在此期间由产生发展至繁荣。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一瞬，但近现代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思潮，同时还伴随着教育制度的反复变革和教育思想的纷繁多样。纵观时人的教育小说创作，皆关注教育领域中的教育事件的生成、教育制度的发展、教育思想的演变和教育个体的成长等；而对这些教育事件、制度、人物和思想的记述，也生动地记录了教育近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珍贵片段。所以从教育的视角对这百年的教育小说进行研究，具有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正文包括绪论、主体四章和结语，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选题的缘由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界定和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图说明本研究的意义、研究基础，并进一步确定该论文研究范围，即选用的教育小说大致指的是以教育现象为主题或能够呈现出教育素材的小说，在这类小说中，通常会描写到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师生生活等，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第二部分是该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第二章到第五章。第二章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概况，其中从教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两个角度进行剖析，描述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封建传统教育的衰败和新教育的兴起，同时小说界革命是促进教育小说孕育及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其次勾画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脉络，叙述了随时代变化教育小说主题的演变过程。第三章到第五章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从教育小说的题材内容入手，分别从清末民初、民初至抗战前、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三个时间段内，侧重分析了教育小说中反映出来的诸多教育问题和教育的变革，教育小说中描绘的新教育实施图景，其中既有学制革新带来的冲突，也有教育机构变革中各类教育人物的反映，还有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等问题；揭示了教育小说图谱中的教育启蒙历程，既有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也描绘了新教育理念形成的过程；刻画了在战乱年代中的多样教师形象，既有对国统区教育状况的介绍，也有对根据地教育热潮的描写。其中在每个时间段还选取了一位代表性的作家（包天笑、叶圣陶、老舍）加以分析，试图对教育小说文本做进一步的挖掘。第三部分是结语。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部分得出结论，探讨了研究教育小说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教育史研究的启示，并且叙述了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研究对当代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影响当代教育对传统基础教育内容的选择取向；对今日教师社会地位引发思考；重视教育与学生群体的联系等，并尝试对我国当代教育的发展和未来策略提出科学的建议。

刘范一^[10]（2011）在《中国农民工经济状态及制度改进研究》文中提出农民工规模庞大,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和城市产业发展的蓝领大军。农民工经济状态改善及其制度改进事关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事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民工外出务工,为“中国制造”形成了竞争力,为城市建设提供了生命力,为改革开放增添了推动力,为国民素质提高带来了牵引力,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无穷无尽的原动力,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大力神”。然而,农民工过去被称为为“盲流”,后来叫“流动人口”,现在被冠以“农民工”,但不管什么称呼,只要他们被排斥在现有城市制度之外,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就不会改变。谁都关心农民工问题,谁都了解农民工当前经济状态和制度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和严峻性,谁也否认不了广大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享受与贡献对等的权利和尊严,谁都认识到没有农民工的忍辱负重和积极参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但是,农民工经济状态和制度缺陷存在市民待遇缺乏、城市地位低下、生活水平低劣、就业机会受制、生活方式单调、生存环境恶劣、教育培训无缘、话语权利受限和社会保障边缘化等经济状态不佳和制度缺失的现实问题又是客观存在和众所周知的。因此,研究和解决农民工经济状态不佳和及其制度机制问题是国家实施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公平正义和统筹城乡发展等战略部署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没有这一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实现人的、社会的和谐和城乡统筹协调的公平正义,就偏离了党主张的“以人为本”的初衷和本质内涵,就是以“富人为本”、以“贵人为本”、以“城市人为本”。由此可见,开展中国农民工经济状态和制度改进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研究的两大问题,农民工经济状态及制度改进构成互为前提、互相影响的辩证统一,全面真实掌握农民工经济状态是改进农民工制度的基础,改进农民工制度是改善农民工经济状态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举措；本论文虽然整体结构由六章组成,但基本模块实际上只有理论铺垫、实证分析和对策建议三大部分,各部分体系自成。理论铺垫主要论述了四方面内容：一是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相关概念理解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即论文所指的农民工、农民工经济状态和制度的涵义；二是认真梳理了国内外农民工产生、农民工经济状态及与经济状态直接相关经济社会制度的理论研究动态；三是概要地总结了国外农民工制度建设的实践和中国农民工制度建设的主要政策；四是较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经济状态不佳的制度性原因。关于实证研究,一是按分层随机调查原理抽取了分布集中、就业类别代表性强的广州五区一市1638个农民工样本,以深入了解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工在培训与职业、参加社会保险、权益保障、收入与消费支出和其它情况方面的经济状态不佳和制度薄弱的情况。二是在单项和交叉等常规数据分析基础上,归纳出农民工经济状态和经济制度现实状态的13大特征,这就是农民工问题得到政府和社会重视,农民工对市民的接纳自我感觉尚好,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证书是收入高低的关键因素,农民工收入低致消费以食、住、穿等基本支出为主,农民工最关注失业和疾病等问题,农民工务工主要障碍是费用高、工作苦和居住条件差,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情况不理想,农民工对政府相关政策知之甚少,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农民工劳动保护相对不足,农民工工作超时和工资拖欠问题不容忽视,农民工参加工会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堪忧,及农民工遇困时得到政府的帮助有限。三是首先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两大结论。其一：归纳出包括年龄、打工次数、累计打工时间、务工城市个数题项的农民工“经验资本”和包括教育程度、特长、技能证书题项的农民工“教育资本”,二者结合构成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归纳出包括医疗、文化、穿着、通讯费等的“其它支出”,包括住房和饮食的“住房饮食支出”、包括家里寄钱及子女教育的“家庭支出”和结余的“结余支出”,四者合一构成农民工“消费支出”；归纳出包括企业行业、企业经济类型、工种的“企业性质”,包括工会、企业的劳动保护、用工合同、工资支付及时性的“企业条件”和包括休息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作休时间”,它们一起构成农民工“就业状况”。其二。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培训、经验资本、教育资本、企业性质、企业条件存在正相关,而与休息时间存在负相关。且培训、教育资本、经验资本、行业性质、企业条件等变量两两之间存在正相关,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年龄、打工次数、打工时间及打工城市经历等确实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其经验资本的高低,教育程度、技能证书和特长确实决定了农民工教育资本高低,且路径系数最高的是证书,次为特长,最后才是教育程度；农民工支出情况确实由饮食住房支出、家庭支出和其他支出构成,且各因子对题项因素的路径系数都比较高；农民工就业状况确实由其所处企业性质、企业条件和作休时间构成。最后通过对农民工经济状态全因子展开模型分析,得出农民工经济状态主要由人力资本、就业状况、薪酬水平、保险和培训、支出状态和作休时间构成,都具有较大的影响系数；在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基础上,最后汇总得到农民工经济状态结构模型。对策研究包括以下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在战略思想上,提出了农民工经济状态制度改进的指导思想、战略重点、基本原则和基本举措；二是在制度改进框架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农民工经济状态改进的制度构想,并分析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培训教育是前提,就业服务是基础,社会保险是核心,公共服务是归宿,权益保障是宗旨；三是在构建手段上,提出应综合运用财政扶持政策、经济激励手段、市场竞争行为,充分调动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构建广覆盖、保基本、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可持续的融培训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为一体的农民工经济社会制度。

二、年年欠薪症结何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年年欠薪症结何在?（论文提纲范文）

（1）涉房产类民事判决执行为何困难？ ——基于G省Y市中级法院2016年-2019年涉房产类执行案件（论文提纲范文）

（2）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论文提纲范文）

（5）上海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恶意欠薪入刑合理性问题研究 ——基于民刑互动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民工经济状态及制度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年年欠薪症结何在?（论文参考文献）

• [1]涉房产类民事判决执行为何困难？ ——基于G省Y市中级法院2016年-2019年涉房产类执行案件[D]. 杨眉. 暨南大学, 2020(07)
• [2]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D]. 钟远明. 武汉大学, 2017(06)
• [4]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06)
• [5]上海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D]. 海鸥. 上海大学, 2014(02)
• [6]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D]. 黄翠红. 扬州大学, 2014(10)
• [7]恶意欠薪入刑合理性问题研究 ——基于民刑互动的视角[D]. 王岩. 天津商业大学, 2013(08)
• [8]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D]. 易仲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9]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D]. 赵娟. 河北大学, 2011(11)
• [10]中国农民工经济状态及制度改进研究[D]. 刘范一. 武汉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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