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分析——中美比较分析

一、国际机制中的国家参与问题析论——以中美两国为例的比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余珍艳^[1]（2021）在《中国—东盟国家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

马程^[2]（2020）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全球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崛起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战略构成的中国伙伴关系如何通过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间互动,促进中国实现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沿着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阐释中国伙伴关系思想内涵—在单元互动中研究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在系统互动中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作用—加强中国伙伴关系管理的路径展开。首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中国伙伴关系搭建行为分析框架,将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权力流动作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的主要构成。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目的行为、交往行为、规范行为和自我表达行为存在于国际体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权力要素产生、流动并运行于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权力是交往行为、目的行为的媒介,是目的行为意图获得的资源,是规范行为的对象,是自我表达行为的内容。其次,梳理中国伙伴关系交往进程。归纳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和文本分析冷战期间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并从中国伙伴关系初期探索、深化实践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对冷战后中国伙伴关系实践进行总结,分别说明各阶段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情况、阶段特征和主要成果。再次,总结中国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外交思想实践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中探寻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来源;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权力内涵和战略内涵。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是延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深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中国伙伴关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合作关系,因共同利益而汇聚,以共同目标为指引;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构成,中国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纽带,同其他外交战略共同服务于中国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在行为上包括宣示定位、国际合作、国家情感和国际机制;权力要素流动于伙伴关系互动行为中而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转换和运用权力、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复次,在单元层面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归纳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往来内容、横向搭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纵向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构建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提炼在中国伙伴关系中流动的权力要素来阐释中国伙伴关系如何促进中国积累权力资源和提升影响力,以中国伙伴关系交往中的合作要素解释中国如何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协调与伙伴间的利益,以弹性稳固总结中国伙伴关系面对竞争与冲突始终致力于维系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认为经济和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建设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服务于中国外交布局;中国在区域层面发展机制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开展不同内容的合作,逐层达到支持中国获得权力合法性,积累权力资源和运用、施加权力的作用,并沿着信任—合作—协作的路径建立并深化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往来中,中国不断与伙伴国积累信任和共识,促进中国伙伴关系从共同利益向共同目标的进发,提升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在利益和竞争的协调上,中国在宽领域深层次的伙伴合作中与伙伴国协调利益,在反复非零和博弈中建立互信;中国亦与非伙伴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多边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共同利益的羁绊管控分歧;对于中国与伙伴国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以有序的竞争稳固伙伴关系。然后,在系统层面探究中国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行为作用。在国际体系朝着去中心性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际体系正在呈现多个大国引领的伙伴关系网络交融的局面,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中美竞争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伙伴关系的作用在于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争取国际资源支撑、管控分歧和深化情感;基于全球治理考察中国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伙伴精神、强化了治理共识并在伙伴合作中开展治理实践。基于“一带一路”考察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正确的利益观和“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供给理念,在伙伴交往中促进理念共识的达成,在伙伴关系实践中丰富合作供给模式并强化供给制度设计。最后,以维护和拓展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上,基于当前伙伴关系已暴露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中国伙伴关系面临着自我形象和理念传递不到位、国际合作的协调作用仍需细化、伙伴关系共识需进一步汇聚以及伙伴关系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要探索设定有效的管理指标来量化评估伙伴关系,从而更为客观地考量伙伴关系发展情况,明确伙伴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从合作成效、交往成本、竞争管理、机制化等方面展开维护。在中国伙伴关系拓展上,要从伙伴关系交往内容上深化、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经济优势、发展多元优势,扩大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在伙伴关系范围上促进更多国际关系进入伙伴关系框架,设置战略支点国家,深化既有伙伴关系层次。

蔺陆洲^[3]（2020）在《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文中研究说明太空竞争与空间合作的关系变化和政策调整是航天外交的基本问题。本文围绕竞争与合作的主轴,建构了一种航天外交的理论框架并以商业航天为基点分析了航天外交的现实转型。在回顾航天外交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方法和创新点,进而界定了航天外交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通过梳理自1957年以来航天外交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航天外交的发展趋势,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相互依存、霸权稳定、世界体系、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分析范式,总结了航天外交在战略、资金和科技各方面的理论要素。基于这三个航天外交的理论要素,将航天产业的计划经济属性、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和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确立为航天外交理论的范式,以航天相对实力的变化和航天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主要逻辑,建立航天外交的理论模型,在太空竞赛和空间合作方面形成理论推论。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理论和推论进行检验。通过理论限制性条件分析,将商业航天识别为改变航天外交理论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颠覆性变量,并对航天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预测。随后,以文章建构的航天外交理论框架,针对世界航天外交总体态势、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航天组织的结构与政策,利用案例研究和博弈论进行分析,解释当前航天外交关系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特别是基于中国的航天外交实践的总结,在大国博弈、多边主导和应用推广方面进行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并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回顾和总结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并对未来的航天外交进行展望。

王静文^[4]（2020）在《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国别与区域治理逐渐走向全球治理。为了更好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治理问题,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理论。发端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将治理主体从传统的国家中心拓展到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共同治理的模式,治理的对象从一国事务拓展到全球事务,同时引发了全球治理目标、方法和价值的重构,成为“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全球治理的新指引。但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全球治理理论及实践,其霸权逻辑和“单边主义”倾向使全球治理实践走向困境。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政治、气候、网络等治理赤字日益凸显,使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受到严重冲击。西方治理理论已无法应对与日俱增的治理难题,国际社会也迫切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随着负责任大国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社会渴望聆听中国声音,期待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于2015年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在多个场合和重要文件中阐述,逐渐形成了代表多数国家意愿和面向未来的,兼具中国精神并体现中国方案的全球治理观。本文以习近平全球治理观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全球治理的主体、客体、方式、价值维度全面分析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及其当代价值。本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以论述研究现状和提出研究问题为主,包括选题的背景、研究现状、相关概念、思路和方法、内容和创新点等。第二章阐释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形成的理论、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相关治理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全球治理理论;而中国在不同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以及习近平在从政中形成的治理经验,则构成了其实践基础。同时,本章还探讨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形成过程。第三章是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阐释。本部分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要讲话文本为依据,从主体、客体、方式和价值四个要素全面剖析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第四章以全球治理要素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具体领域为研究对象和案例,依照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分析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具体实践。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梳理和剖析新时代习近平全球治理观,裨益于我们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更为我们正确评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与实践提供指南。

王雪莲^[5]（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朱伟婧^[6]（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推动其进入从由“西方主导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过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要求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危机后进一步展现中国实力,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出要提升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有两方面:一是在原有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内进一步提升,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等机制内;二是另辟蹊径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首次提出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中,目前学界对于制度性话语权尚无公认的定义。笔者把福柯对于话语权的研究与施密特的“话语性制度主义”理论相结合,分析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的联系、国际制度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国际制度设计和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从而对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指行为体以自身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即在全球机制维护、全球决策参与和全球机制创设三方面掌控与行为体经济实力相一致的权力。具体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及其建立的国际经济机制,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解决当前全球性经济问题,并依据自身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机制的维护、全球经济决策参与、全球经济机制创设三方面享有与其相一致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本文侧重研究经济领域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的制度性话语权,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正式机制进行的全球货币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监管治理和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以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正式机制治理以上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还包括作为国际经济机制有益补充的“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治理涉及的话语权。本文对以上领域机制的建立、发展均有详细梳理,对于份额改革、投票权改革、份额公式的改革过程也均有详细说明。对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的进展和困境、谈判内容、现状和发展也有详细说明。此外,对于非正式机制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产生、发展、历届峰会的议题和成果、新机制的建立等历史均有梳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先后经历了起步阶段（1980-2001年）、全面参与阶段（2001-2009年）和主动作为阶段（2009年-目前）。尤其在第三个阶段,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进一步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在二十国集团中主动参与并设定议程、推动多哈会谈判和出台“巴塞尔III”、推动人民币入篮。此外,中国还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本文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取得的进展和身份转变有详细论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以下外交理念: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同时也提出了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相关的外交理念,即坚持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体现了以下新理念、新思路:创新、共商共建共享、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路是:维护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以上理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归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回潮、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化和碎片化、美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掌控、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矛盾、全球及中国经济不确定的严峻形势等。为此,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要通过以下两个路径:一是在原有国际机制内提升,如客观看待全球化、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促成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完善并强化金砖国家机制;加强议题设定能力;培养全球经济治理人才;讲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故事等。二是另辟蹊径建立新机制,如根据“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理论提出亚太自贸区制度设计构想,推进亚太自贸区早日建立;以欧洲金融监管机制为参考,提出建立亚洲金融监管委员会构想;加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促进沿线国家合作;完善风险评估、加强亚投行与金砖国家银行、应急储备机制和“丝路基金”的互动,加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顶层设计;以“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平台,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等。

李朝飞^[7]（2018）在《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直构筑所谓第一和第二岛链,奉行“遏制而不孤立”政策,在东北亚、东海、南海和南亚四大区域构筑反华“C型”包围圈,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东亚国家”,但中国更是一个“亚洲国家”,通过陆海联动、东西联通凸显陆海两栖型大国的优势与地位。中亚是中国突破西方封锁和战略围堵的重要突破口,是中国巩固西北边境地区稳定、预防极端组织和思想渗透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和拓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软实力外交是新时代中国对中亚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政治塑造力、经济影响力和文化亲和力构建意义重大,也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和地区大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软实力外交包括宣介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念、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吸引力、宣传中国模式和建立孔子学院等方式,未来还可以通过发展中国旅游、建立文化代表处、促进中国经典作品外译和促进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中亚各民族民心相通。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是中国特色的大外交,它是实力与影响力、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内宣与外宣相互统筹的结果,也是外交部、文化部、宣传部与商务部等各部委既相互分工又彼此配合的重要实践。主体、客体、路径和话语是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外交的四大要素。未来,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应在主体整合、客体选择、路径创新和话语构建等方面,充分利用好“组合拳”,以民心相通为目标,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以政策沟通为保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载体,讲好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民生优先”的故事,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力。

龙盾^[8]（2017）在《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 ——以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谈判中的中美关系为例》文中提出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的重要挑战之一,因为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出现的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在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缔约国以谈判形式推动全球共同行动。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减排责任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成为谈判中的核心问题与现实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和经济实体,中国和美国分别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他们是否做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承诺并采取行动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关键。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中美如何实现从冲突走向合作?本文应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以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从冲突走向合作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从身份和利益两个机制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为选择。本文认为,在哥本哈根和巴黎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影响中美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原因在于两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与利益机制判定变化下的行为选择差异。身份机制的判断影响了大国对于是否承认作为责任者的定位,利益机制的判断影响了大国就气候减排是否对国家利益产生损失或增加考虑下的选择。受到身份机制的影响,大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在责任者和非责任者的选择下表现不同:责任者选择合作,非责任者因为选择不合作而出现冲突。受到利益机制的影响,利益损失使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而走向冲突,利益获得则促使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选择合作。案例分析证明:在这两次谈判中,哥本哈根会议中的中美在身份定位上均为非责任者,并认为气候减排行动将造成国家利益损失,因此合作失败;在巴黎会议中的中美都承认大国在气候减排上的责任者身份,并以发展国内低碳经济为主导实现减排,从而实现了大国合作。

丑则静^[9]（2018）在《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权力消长、全球与地区层面的机制博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等现象,使得当今世界正朝着阿米塔·阿查亚笔下所描述的“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带有明确美国烙印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非“大战胜利之后”,这一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转折点”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变革趋势。背衬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之中,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创立与维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复杂,在这种情势下,地理范围较小、域内历史沿革、文化观念较一致的地区,就秩序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国的稳定、发展等核心战略利益置于地区背景中,地区秩序开始不再那么适合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目的,而是更多反映着本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关切。显然,若以权力资源作为衡量标尺,美国无疑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权力最大的国家,但这种权力并未有效转化为对现有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有效领导,表现为:美国需要寻求参与并领导国际制度合作,并愿意在相应制度框架下约束、调整其行为;围绕某些具体的国际地区议题,美国也积极求助于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协助,且在与有关涉事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也常伴随着抵制与反对。国际秩序与地区领域存在的上述现象均表明,以权力为核心遵循的现实主义有关国际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在全球化时代,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对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同样深刻,国际秩序研究呼唤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秩序议题日渐成为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绝对权力差距显着,且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地区,东亚已然成为中美权力竞争的前沿阵地,地区秩序二元化趋势明显。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旨在揭示:东亚秩序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而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是围绕权力进行强制与制衡,还是围绕影响力更多地注重制度构建与观念互动,必将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产生深刻影响。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勾勒了目前国际与地区秩序转型的时代面貌;其次,具体分析虽然东亚秩序问题在过去并未作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核心议题,但随着中美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所展开深度的竞争与合作;再次,引入影响力概念,使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变革不再仅围绕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更多地注重制度性构建与观念性互动,并搭建“权力+影响力”综合分析模式,提升对当前秩序领域诸多问题的解释力;最后,将“权力+影响力”的分析模式引入地区秩序研究领域,并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秩序形成与变革中的实践活动为例,意图证明在地区范围内主要大国在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事项上态度与投入的变化,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秩序的构建。在东亚秩序领域既保留大国权力争夺传统基因,又同样孕育着大国合作共治的可能性;东亚秩序问题作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既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相争的试验场,也有希望充当两国扩大共识合作的利益汇合点。目前,中国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倡导地区命运共同体、新型地区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在地区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领域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鉴于上述地区合作事项均是以权力为基础,并同时兼顾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等影响力因素,必将为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上提供广阔的良性互动空间,使中美关系有望从权力争夺走向影响力共建。

王慧婷^[10]（2017）在《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指主权国家为解决全球问题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由硬能力和软能力组成。硬能力可细分为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能力;软能力可划分为制定和实施全球治理战略的能力、创设与维护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硬能力和软能力的策略性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经历了抵制排斥、全面融入、主动塑造三个时期,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呈现出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相结合、全球经济治理优先、以常规参与为主的特点。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入一方面促进了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由于全面融入全球治理的时间较短,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一定制约,具体表现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硬能力相对欠缺、硬能力和软能力不平衡、主导和引领能力不足。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可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优化全球治理的战略设计、增强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三个角度,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二、国际机制中的国家参与问题析论——以中美两国为例的比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机制中的国家参与问题析论——以中美两国为例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6）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 ——以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谈判中的中美关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际机制中的国家参与问题析论——以中美两国为例的比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盟国家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问题研究[D]. 余珍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D]. 马程. 吉林大学, 2020(06)
•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D]. 蔺陆洲. 外交学院, 2020(08)
• [4]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研究[D]. 王静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5]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D]. 朱伟婧.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研究[D]. 李朝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
• [8]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 ——以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谈判中的中美关系为例[D]. 龙盾. 外交学院, 2017(09)
•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D]. 丑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研究[D]. 王慧婷. 南开大学, 2017(04)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话语权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