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选任工作规范化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杨楠[1]（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王海伶[2]（2020）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之实践探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行政复议改革吹响号角。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对行政复议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改革行政复议体制,积极探索整合地方行政复议职责"。行政复议"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不断提升是畅通行政争议救济渠道的关键所在。
李世艳[3]（2020）在《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高压态势的逐步形成、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度逐渐增加,监督别人的人更要做好自我监督。案件查办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业务,做好对于案件查办过程的监管是提高案件质量、保证案件效果的重要抓手,是纪检监察机关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对于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明确要求,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优化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问题,选取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监察委为研究对象,采取调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与平川区监察委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座谈,运用流程再造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寻找出目前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存在规范化水平监管不严、制度化建设不全面、权利保障合法化监管力度不大、方案执行程序化监管不到位、涉案财物监管科学化水平不高五方面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有思想认识不到位、规章制度不健全、信息化水平不高。通过对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深入分析,借鉴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结合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从改进案件监督管理质量、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共价值的角度出发,提出转变传统落后思想观念、加强与监管相关的制度建设、全面监管案件查办全流程、提高信息化监管手段四个方面优化全流程监管的建议,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为加强我国纪检监察机关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工作,作出一定理论上的探索。
廖伟[4]（2019）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检务公开工作的内容、方式等逐步完善,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不可否认,我国检务公开工作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检务公开立法层级不高、检务公开范围和方式设计不合理、检务公开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检务公开对“互联网+”时代回应不足等。基于此,论文通过对检务公开的一般原理、经济学理论基础、法理基础、发展现状以及域外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对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途径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建立健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提供参考,从而推动我国检务公开工作深入开展。全文共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节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流动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日益显现,出现“信息孤岛”和“数据鸿沟”,形成社会不公,妨碍社会进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依托信息技术发展的条件,将检察权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实行检务公开,维护公平正义。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检务公开既具有类同性,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检察权兼具司法与行政属性。党的十九大对检务公开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人民群众对检务公开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检务公开制度发展和完善也变得十分紧迫,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第二章节探讨了检务公开的基本理论,主要对检务公开的概念、特征与类别进行了分析。检务公开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有关活动和事项,本文在论述检务公开概念的同时,从检务公开的内容、公开的对象、启动原因、公开的权限等角度对检务公开进行分类,分析检务公开具有职责的法定性、检务公开内容的多样性、公开对象的特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检务“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引发的问题,提出检务公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一剂良方;同时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论证了检务公开的必要性。第三章从我国检务公开的发展历程入手,回顾了检务公开的四个历史阶段“起步摸索阶段、实践探索阶段、全面推进阶段、深化创新阶段”,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现状:检务公开原则向规范、全面扩展,检务公开范围向纵深层面拓展,检务公开方式向更加主动发展,检务公开监督向制度化发展,以及检务公开载体向“互联网+”发展。在总结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取得成效同时,也分析出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在立法、范围、方式、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节是检务公开的域外模式检视。通过对域外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检务公开原则、范围、方式等比较,重点分析了瑞典、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务公开立法、原则以及检务实践等,归纳出各国（地区）检务公开的特点。上述国家和地区均坚持检务公开是有限度的公开,而且他们都以立法的形式对检务公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部分国家（地区）还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以保证检务公开的有效实施。文章总结出“检务公开立法、有限度的检务公开、检务公开的保障机制、检务公开例外的典范、检务公开的救济”等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五章节提出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径。通过对检务公开的立法、原则、范围、载体以及救济程序优化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完善检务公开制度的意见和建议。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息自由法,检务公开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主要依靠最高检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来推动。因此,有必要加快检务公开立法进程,推进检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同时提出拓展检务公开范围和内容,规范“检务公开例外”的确定,保证时效性,优化检务公开实现方式,借司法责任制改革契机,重构检务公开业务流程等等解决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检务公开的视野,大数据、媒体融合应用,给检务公开工作现代化带来新的机遇。为此文章提出以“互联网+”为载体,增强三个意识;以大数据为抓手,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化模式;以媒体融合为契机,优化检务公开载体选择;以模式创新为动力,强化“互联网+检务公开”的绩效考核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检务公开模式。最后提出健全检务公开的救济依据、行使主体、救济方式等法律制度,推动检务公开科学、健康发展。
褚楚[5]（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杨奕[6]（2019）在《我国法官准入标准及选任机制研究——以新修订的《法官法》为研究背景》文中指出2019年4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法官法》（以下简称新《法官法》）,法官选任制度作为本次修法研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受到法学界、司法界、立法界的高度关注。同样法官选任工作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的法治环境下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加以重新调整规划。本文主要结合新《法官法》及司法改革目标方向,重新确认法官准入的资格条件,理顺员额法官遴选、初任法官遴选、逐级遴选以及从律师或者法学教学、研究人员中选拔法官之间的关系,并设置与之相匹配的独立的遴选机构、多元的人员组成、专业的遴选标准和规范的遴选程序。
李小中[7]（2018）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巡视工作实践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巡视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以来,巡视领域的理论研究蓬勃兴起。但从实践发展需要来看,巡视的研究仍然相对滞后。目前的部分研究成果在路径模式、方法手段方面比较单一、缺少多元化,研究的结果存在趋同化,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都比较欠缺,特别是结合案例的分析研究更是不足。本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在系统梳理巡视制度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路径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视角,对巡视理论尝试作一些诠释。同时,尝试运用实证研究,利用搜集到的公开资料和案例,对巡视的实践价值,以及巡视制度设计和实践层面的创新路径进行研究分析,旨在更好地推动巡视制度完善和巡视工作创新,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反腐败工作标本兼治,作一些探索研究。从历史发展演进看,巡视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巡视与古代巡视虽然呈现一定的历史传承性,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党内巡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萌芽发生,确立与推行,以及期间遭受挫折,为巡视制度的发展积累了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巡视工作在曲折中不断探索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恢复建立和完善党内巡视制度变得极为迫切。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央和省区市党委可以根据需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1996年中央纪委第一次派出巡视组。1996年到2002年为党内巡视初步展开时期。通过这段时间的巡视试点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取得明显效果,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之后,巡视工作制度框架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巡视的方式方法、监督的重点对象等。党的十七大将巡视制度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制度化进程加速。《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颁布施行,标志着巡视工作进入规范发展阶段。十八届党中央在一届任期内首次实现巡视“全覆盖”。党的十九大和新修改的党章对巡视巡察制度作了强调和规定,巡视巡察具有了党内最高合法性。2018年,十九届中央巡视工作全面展开,巡视工作开启新的航程。巡视工作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基本观点有: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反腐败的组织化安排,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有力手段,是遏制腐败问题的重要治本之策。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深远的实践意义。本文还尝试从学理层面阐释党内巡视,一是制度惯性论:对历史制度文化的传承与批判;二是政党适应论:对外部环境的积极回应;三是政治净化论:党内自我净化的有效机制;四是政治整合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疏通机制;五是政治调节论:地方党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机制。从功能分析角度看,当代巡视制度具有“政治体检”功能、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功能、政治保障功能。党内巡视工作从发端到演进,从中央到地方,巡视制度不断完善,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和飞跃,在助推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工作实践来看,巡视工作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实践范式,巡视工作领导体制和制度机制日益完善,常规巡视工作流程逐渐清晰,工作方法不断创新,巡视触角向下延伸,巡视巡察“双剑合璧”效应不断显现。如同其他制度一样,巡视制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巡视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必须完善制度设计,强化工作闭环管理,真正推动巡视发现问题的有效解决。实践中,要探索党内巡视与其他监督形式相衔接相结合的路径模式。一是基于关联度分析的结合路径,包括基于权力关联度的路径选择,基于责任关联度的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关联度的路径选择,基于信息关联度的路径选择。二是基于实践层面的结合路径,包括巡视监督与其他党内监督制度相结合,巡视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及横向之间的监督相结合,巡视监督与执纪执法相结合,巡视监督与审计监督相结合。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的思维、制度化规范化的路径、信息化公开化的手段,不断拓展巡视功能,探索与其他监督制度深度整合的有效路径,真正做到精准发现问题、深入研判问题、联动解决问题、跟踪落实整改,形成巡视工作的完整闭环,最大化地释放巡视制度的红利,充分发挥其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王洪旭[8]（2017）在《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政干部队伍既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需求,又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随着一系列新的干部人事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我国在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不得不看到,由于中央和国家在具体政策制定上缺乏对不同职级和职称干部的细化和量化,尤其是对基层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缺少具体的操作性规定,造成地方政府在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中出现一定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进行研究和探索,从整体上提高基层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以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为实例,介绍了对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基本理论,界定了核心概念,阐述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的要素和必要性;通过分析该县当前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存在干部评价考核不够完善、领导班子结构不够合理、日常监督管理不够到位等问题,并分析了其原因,表现为党政干部选任体系设计不够科学、后备干部推荐及年轻干部培养教育工作力度不足、监督管理制度不够科学规范。由此,结合相关理论和工作实践,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体系、实施后备干部推荐和年轻干部培养教育办法以及制定新时期干部管理监督制度制等具体的建议。
唐皇凤,赵吉[9]（2016）在《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调适与优化》文中研究表明通过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文本演变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在适应性调整中不断寻求制度设计优化、选拔程序细化和选任纪律监督强化,执政党不断推动该制度朝着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方向演进。而不断优化干部选拔的民主机制和制度体系,积极推进干部选任制度与现代民主法治的对接与耦合,探索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的有机统一和深度融合,则是我国干部选任制度调适与优化的基本趋向和优化路径。
张骞[10]（2015）在《西岗区提升纪实工作规范化水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岗区从提升政策能力、细化工作流程、强化监督检查入手,紧守政策、责任、督查三条线,有力提升了干部选任纪实工作规范化水平。守好"政策线"。将中央、省、市干部工作及公务员管理政策进行梳理汇总,依照工作脉络,将日常提请干部沟通事宜的报请审批程序和干部工作流程梳理成流、列章为程、划线作图,以节选摘要形式发给各党（工）委、党组,并专题业务培训各单位组织人事干部,提高其依规开展工作、依规履行纪实工作的业务能力。守好"责任线"。按照谁承办、谁记录、谁归档的原则,把"人"
二、提高选任工作规范化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高选任工作规范化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之实践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的经验 |
| （一）采用多元推进模式。 |
| （二）确立以听证审查为主的审查方式。 |
| （三）首创案件执行移送机制。 |
| （四）构建自我监督检查机制。 |
| （五）建立复议和诉讼衔接机制。 |
| 二、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的难题及化解路径 |
| （一）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选任规则各异。 |
| （二）委员会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存在冲突。 |
| （三）行政复议权集中行使困境。 |
| 三、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的思路 |
| （一）加强能力建设。 |
| （二）完善配套制度。 |
| （三）提升规范化水平。 |
| （四）健全应诉工作程序规定。 |
| （五）理清复议机构设置问题。 |
| （六）加快推动地方改革成果法制化。 |
（3）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监察委 |
| 2.1.2 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流程再造理论 |
| 2.2.2 程序正义理论 |
| 第三章 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现状 |
| 3.1 平川区监察委内设机构状况 |
| 3.2 平川区监察委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现状 |
| 3.3 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措施 |
| 第四章 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1.1 对案件查办过程的规范化水平监管不严 |
| 4.1.2 对案件查办过程监管的制度化建设不全面 |
| 4.1.3 对涉案人权利保障的合法化监管力度不大 |
| 4.1.4 对方案执行的程序化监管不到位 |
| 4.1.5 对涉案财物监管的科学化水平不高 |
| 4.2 问题的成因 |
| 4.2.1 思想认识不到位 |
| 4.2.2 规章制度不健全 |
| 4.2.3 信息化水平不高 |
| 第五章 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优化建议 |
| 5.1 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优化设计 |
| 5.1.1 转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 |
| 5.1.2 加强与监管相关的制度建设 |
| 5.1.3 全面监管案件查办的全流程 |
| 5.1.4 提高信息化监管手段 |
| 5.2 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优化保障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的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 |
| 2 检务公开制度理论概述 |
| 2.1 检务公开制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
| 2.1.1 检务公开的概念 |
| 2.1.2 检务公开的特征 |
| 2.1.3 检务公开的分类 |
| 2.2 检务公开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1 检务“信息不对称”现象 |
| 2.2.2 检务“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后果 |
| 2.2.3 检务公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一剂良方 |
| 2.2.4 检务公开在“信息不对称”中的权衡 |
| 2.3 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 |
| 2.3.1 司法公正和民主 |
| 2.3.2 权力制衡和监督 |
| 2.3.3 人民民主和知情权 |
| 2.3.4 依法治国理念 |
| 3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解构 |
| 3.1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1 起步摸索阶段(1998年10月-1999年4月) |
| 3.1.2 实践探索阶段(1999年5月-2003年4月) |
| 3.1.3 全面推进阶段(2003年8月-2013年10月) |
| 3.1.4 深化创新阶段(2013年11至今) |
| 3.2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现状 |
| 3.2.1 检务公开原则向规范、全面扩展 |
| 3.2.2 检务公开范围向纵深层面拓展 |
| 3.2.3 检务公开方式向主动发展 |
| 3.2.4 检务公开程序向制度化发展 |
| 3.2.5 检务公开载体向“互联网+”发展 |
| 3.3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取得的成果 |
| 3.3.1 检务公开一定程度满足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
| 3.3.2 检务公开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检察监督权的实施 |
| 3.3.3 检务公开促进了司法公正 |
| 3.3.4 检务公开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规范行为 |
| 3.4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4.1 检务公开无专门立法 |
| 3.4.2 检务公开范围和方式设计不合理 |
| 3.4.3 检务公开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 |
| 3.4.4 检务公开回应“互联网+”不足 |
| 3.5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问题分析 |
| 3.5.1 检务公开体系不健全 |
| 3.5.2 检务公开效果不明显 |
| 3.5.3 检务公开现代化水平不高 |
| 3.5.4 检务公开监督不到位 |
| 4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审视及借鉴 |
| 4.1 检务公开的域外考察 |
| 4.1.1 瑞典的检务公开 |
| 4.1.2 美国的检务公开 |
| 4.1.3 英国的检务公开 |
| 4.1.4 法国的检务公开 |
| 4.1.5 俄罗斯的检务公开 |
| 4.1.6 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务公开 |
| 4.2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比较 |
| 4.2.1 检务公开立法比较 |
| 4.2.2 检务公开范围原则比较 |
| 4.2.3 检务公开的特点比较 |
| 4.3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的借鉴 |
| 4.3.1 检务公开的立法 |
| 4.3.2 检务公开的范围 |
| 4.3.3 检务公开的例外 |
| 4.3.4 检务公开的保障机制 |
| 4.3.5 检务公开的救济 |
| 5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径 |
| 5.1 检务公开立法规范的“中国化”模式选择 |
| 5.1.1 坚持检务公开法治思想 |
| 5.1.2 检务公开立法模式选择 |
| 5.1.3 正确处理实践中的三大关系 |
| 5.2 检务公开原则的内容 |
| 5.2.1 “及时公开”原则的内容 |
| 5.2.2 “便民原则”的内容 |
| 5.2.3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原则的内容 |
| 5.3 检务公开范围和程序的优化设计 |
| 5.3.1 检务公开范围的界定 |
| 5.3.2 检务公开内容的拓展 |
| 5.3.3 检务公开例外的规范确定 |
| 5.3.4 检务公开实现方式的优化 |
| 5.3.5 检务公开流程的重构 |
| 5.4 “互联网+检务公开”实践模式创新 |
| 5.4.1 构筑“互联网+检务公开”的意识 |
| 5.4.2 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化模式 |
| 5.4.3 优化检务公开载体选择 |
| 5.4.4 强化“互联网+检务公开”的绩效考核 |
| 5.5 检务公开救济程序的优化设计 |
| 5.5.1 检务公开救济程序的作用 |
| 5.5.2 检务公开救济权利的范围 |
| 5.5.3 检务公开的救济权利主体 |
| 5.5.4 检务公开救济的实现方式 |
| 6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文章目录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我国法官准入标准及选任机制研究——以新修订的《法官法》为研究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新《法官法》中法官准入标准之评析 |
| (一) 提高法律专业学习经历条件 |
| (二) 加大从事法律工作年限要求 |
| (三) 删除法官任职年龄要求 |
| 二、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多重法官选任机制 |
| (一) 员额法官遴选 |
| (二) 初任法官遴选 |
| (三) 逐级遴选 |
| (四) 从律师或者法学教学、研究人员中选拔法官 |
| 三、新形势下法官遴选机制的系统构造 |
| (一) 设置独立的法官遴选机构 |
| (二) 选择多元的遴选委员会委员 |
| (三) 建构专业的遴选考核标准 |
| (四) 打造规范的遴选程序机制 |
| 结语 |
（7）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与缘起 |
| 1.1.1 巡视制度问题 |
| 1.1.2 党内巡视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学方法研究 |
| 1.2.2 巡视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3 巡视制度的实证研究 |
| 1.2.4. 与巡视关联的反腐败国际比较研究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创新与局限 |
| 1.3.1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1 研究方法 |
| 1.3.1.2 思路结构 |
| 1.3.2 创新与局限 |
| 第二章 党内巡视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演进 |
|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发展 |
| 2.1.1 建党初期党内巡视的萌芽发生 |
| 2.1.2 党内巡视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确立与推行 |
| 2.1.3 抗战时期的党内巡视工作 |
| 2.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特点 |
| 2.2 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巡视工作的探索发展 |
| 2.2.1 弱化时期:1949年—1978年 |
| 2.2.2 新探索实践时期:1978年—2002年 |
| 2.2.3 逐步规范时期:2002年之后 |
| 2.3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制度化加速 |
| 2.3.1 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
| 2.3.2 巡视工作条例的创新完善 |
| 2.3.3 党的十九大开启巡视工作新航程 |
| 第三章 党内巡视的官方阐释和学理分析 |
| 3.1 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 |
| 3.1.1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
| 3.1.2 巡视是反腐败的组织化安排 |
| 3.1.3 巡视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有力手段 |
| 3.1.4 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治本之策 |
| 3.1.5 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实践意义 |
| 3.2 党内巡视的几种学理分析 |
| 3.2.1 制度惯性论:对历史制度文化的传承与批判 |
| 3.2.2 政党适应论:对外部环境的积极回应 |
| 3.2.3 政治净化论:党内自我净化的有效机制 |
| 3.2.4 政治整合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疏通机制 |
| 3.2.5 政治调节论:地方党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机制 |
| 第四章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巡视功能分析 |
| 4.1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提出和时代内涵 |
| 4.1.1 “从严治党”向“全面从严治党”的迈进 |
| 4.1.2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理念的发展 |
| 4.2 当代巡视制度的功能分析 |
| 4.2.1 “政治体检”功能 |
| 4.2.2 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功能 |
| 4.2.3 政治保障功能 |
| 4.3 大数据分析视角下的巡视功能 |
| 4.3.1 巡视工作舆情关注度分析 |
| 4.3.2 舆情关注度与巡视功能的正相关 |
| 4.3.3 引导群众理性参与巡视工作 |
| 第五章 巡视工作的实践范式和地方探索 |
| 5.1 常规巡视工作流程解析 |
| 5.2 巡视机构和巡视队伍结构 |
| 5.2.1 巡视领导体制 |
| 5.2.2 巡视组 |
| 5.3 巡视工作方法机制 |
| 5.4 巡视工作配套制度保障 |
| 5.4.1 巡视工作中长期规划 |
| 5.4.2 工作规程和流程再造 |
| 5.4.3 “三个不固定”制度 |
| 5.4.4 巡视整改落实制度 |
| 5.5 巡视实践中的“热词” |
| 5.5.1 巡视“热词”清单 |
| 5.5.2 巡视“热词”背后的问题透视 |
| 5.5.2.1 问题清单中的存量事物 |
| 5.5.2.2 存量问题的“新变异” |
| 5.5.2.3 问题清单中的新类型 |
| 5.6 市县巡察工作实践:巡视触角的延伸 |
| 5.6.1 巡察是巡视体系的制度化补充 |
| 5.6.2 巡察工作成效的现状分析 |
| 5.6.3 巡视巡察“双剑合璧” |
| 5.7 江苏巡视实践探索 |
| 5.7.1 形成整体推进合力 |
| 5.7.2 坚守政治巡视定位 |
| 5.7.3 细化配套制度规定 |
| 5.7.4 用好巡视工作报告 |
| 第六章 巡视制度面临的形势和创新完善的路径探析 |
| 6.1 巡视制度面临的内外环境 |
| 6.1.1 政治文化环境 |
| 6.1.2 信息网络环境 |
| 6.2 巡视制度执行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
| 6.2.1 制度设计层面 |
| 6.2.2 巡视专业化方面 |
| 6.2.3 巡视目标和对象方面 |
| 6.2.4 巡视人员监督方面 |
| 6.2.5 巡视信息沟通机制方面 |
| 6.2.6 巡视成果运用转化方面 |
| 6.3 客观评价巡视制度价值 |
| 6.3.1 从时效的角度来看 |
| 6.3.2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来看 |
| 6.3.3 从实践功能的角度来看 |
| 6.4 闭环理念与巡视工作优化路径 |
| 6.4.1 闭环理念 |
| 6.4.2 基于关联度分析的优化路径 |
| 6.4.3 基于实践层面的优化路径 |
| 6.4.3.1 与其他党内监督制度相结合 |
| 6.4.3.2. 与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及横向之间的监督相结合 |
| 6.4.3.3 与执纪执法监督相结合 |
| 6.4.3.4 与审计监督相结合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和目的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公务员选拔任用制度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相关研究 |
| (三) 简要评价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系统分析法 |
| (三) 调查研究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 (一) 构建了以经历业绩为核心要素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体系 |
| (二) 提出了以合理化配备和常态化培养为原则的后备干部推荐培养方法 |
| 第二章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基本理论概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党政干部 |
| (二)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的要素 |
| (一)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的主体 |
| (二)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内容 |
| (三)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的手段 |
| 三、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的必要性 |
| (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
| (二) 集聚优秀人才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 |
| (三) 治理吏治腐败和预防根除腐败现象的需要 |
| 第三章 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现状、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 一、辽阳县党政干部构成及其选拔任用情况 |
| (一) 党政干部规模与结构 |
| (二) 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拨任用情况介绍 |
| 二、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具体举措 |
| (一) 明确了党政干部选任工作指导思想 |
| (二) 完善了党政干部选任工作制度 |
| (三) 提出了党政干部选任工作要求 |
| (四) 规范了党政干部选任工作程序 |
| 三、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存在问题 |
| (一) 干部评价考核不够完善 |
| (二) 领导班子结构不够合理 |
| (三) 日常监督管理不够到位 |
| 四、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问题的成因 |
| (一) 党政干部选任体系设计不够科学 |
| (二) 后备干部推荐及年轻干部培养教育工作力度不足 |
| (三) 监督管理制度不够科学规范 |
| 第四章 加强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的建议 |
| 一、构建科学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体系 |
| (一) 明确党政干部选任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二) 以经历业绩为核心要素的选任体系结构 |
| 二、实施后备干部推荐及年轻干部培养教育办法 |
| (一) 以合理化配备和常态化培养为原则 |
| (二) 制定后备干部推荐的实施方案 |
| (三) 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和教育力度 |
| 三、制定新时期干部管理监督制度 |
| (一) 构建干部经常性管理监督机制 |
| (二) 健全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
| (三) 加大正风肃纪力度 |
| (四) 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信息公开 |
| (五) 坚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三评议”制度 |
| (六) 强化干部监督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信息沟通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论文的基本结论 |
| (一) 辽阳县党政干部选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
| (二) 辽阳县党政干部选任制度实施问题不容忽视 |
| (三) 辽阳县党政干部选任制度实施问题是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
| (四) 多措并举完善辽阳县党政干部选任制度实施体系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与下一步工作 |
| (一) 不足之处 |
| (二) 下一步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调适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调适及其内在逻辑 |
| 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
| 四、基本结论 |
四、提高选任工作规范化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2]行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之实践探究[J]. 王海伶. 中国司法, 2020(06)
- [3]平川区监察委案件查办的全流程监管优化研究[D]. 李世艳. 兰州大学, 2020(01)
- [4]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D]. 廖伟. 重庆大学, 2019(06)
-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我国法官准入标准及选任机制研究——以新修订的《法官法》为研究背景[J]. 杨奕. 法律适用, 2019(09)
- [7]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研究[D]. 李小中. 南京大学, 2018(06)
- [8]辽阳县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施问题研究[D]. 王洪旭. 东北大学, 2017(06)
- [9]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调适与优化[J]. 唐皇凤,赵吉.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08)
- [10]西岗区提升纪实工作规范化水平[J]. 张骞. 东北之窗, 20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