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质量的提高不能靠急功近利

一、提高语文素质不能靠速成（论文文献综述）

段沿沿^[1]（2021）在《人民教育家于漪个体成长史研究》文中认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人民教育家就是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榜样。通过研究人民教育家的个体成长史,不仅能够弘扬人民教育家精神,而且对于揭示人民教育家的个体成长规律,为新时代人民教育家的成长与培养提供经验借鉴具有深远意义。本研究通过对人民教育家于漪个体成长历程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分析于漪如何成长为人民教育家的问题。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从于漪的成长历程、成长外因、成长内因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总结人民教育家个体成长的规律及启示。其中,成长历程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成名期和成家期;成长外因主要分析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成长内因从教育信念、自我发展、热爱教育和勇于创新四个方面分析;从于漪的个体成长中归纳总结人民教育家个体成长的规律,从而产生了对人民教育家个体成长的若干思考和启示,分析人民教育家成长的现实困境,并得出启示: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学校创建学习组织,家庭提供心理支持,个人注重自我提升。

杨方^[2]（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提出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胡梦^[3]（2021）在《先语后文-国际中文汉字教学路径探析》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国际中文教学中的传统教学模式——“语文并进”,同“先语后文”模式进行对比,突出强调“先语后文”是符合二语习得规律的教学模式,并且是汉语特有的习得模式。再立足于国际中文教学现状,利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汉字教学中的学习者、教师、教材及课程开设情况进行实际调研,分析现今汉字教学模式的不足。调查显示,“汉字难学”已然成为了汉语学习者的“通病”,并严重影响了其汉语水平的提高。教师队伍未经系统而全面的汉字教学培训,专门的汉字教材要么缺乏,要么针对性不强,普适化的教材居多。如此种种也最终导致了独立汉字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使得汉字教学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因此本文将汉字课程的设置体系作为探析重点,在实践探索并结合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意见,并认为,要想改变“语文并进”教学模式下汉字教学的附庸地位,使得汉字的教学不再依附于口语、词汇的教学,还需要开设独立的汉字课程,使得汉字课程的设置科学化、合理化。最后,本文在实践调查所得的基础上,以一堂汉字课堂教学设计为依托,将调查分析所得成果展示于教学设计中,在实践中检验“先语后文”教学模式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韩安宜^[4]（2021）在《面向母语为英语学习者的汉语称赞语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大多数民族来说,交际的顺利完成都离不开礼貌语的使用,作为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国,更加注重交际的得体性。称赞语,对生活中得体地进行交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出于各种交际需求,学好汉语称赞语对母语为英语学习者（下文的“学习者”亦指“母语为英语学习者”）来说十分必要。本文从汉英语贴近日常生活的影视剧中收集了大量语料,以此为基础结合前人学者的研究,分析了汉英称赞语在内容、表达方式、功能及其应答上的不同,发现了汉语称赞语多使用间接称赞方式称赞对方的能力等内向性方面,且具有丰富的表达功能和回应形式,为此后对母语为英语学习者的称赞语使用情况分析奠定基调。而后从教材和学习者出发,结合等级水平测试大纲和教学大纲考察称赞语在口语教材中的编排情况,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学习者的汉语称赞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以此分析学习者在汉语称赞语使用方面的问题,由此分别从教材、教学者和学习者角度提出了建议,以期为面向母语为英语学习者的汉语称赞语教学提供一些思路。

葛晗洁^[5]（2020）在《初级对外汉字教材汉字释义模式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为了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和初级对外汉字教材的编写质量,本文以初级对外汉字教材为研究对象,以语言释义模式、图画释义模式、字理释义模式三种汉字释义模式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常用的初级对外汉字教材中汉字释义模式的综合考察以及对《外国人汉字速成》和《张老师教汉字·汉字识写课本》这两本教材的深入研究,探讨了三种主要的汉字释义模式的性质和特点,找出了目前初级对外汉字教材汉字释义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同时概括出初级对外汉字教材汉字释义模式选取的重要原则,在前述相关建议和选取原则的指引下,本文还为一百个高频常用汉字的释义义项和释义模式拟出了可供参考借鉴的选取示例。本文的研究对于对外汉字教材编写、对外汉语字典编写中的释义模式的选择和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汉字释义方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熊迪^[6]（2020）在《新中国初期江西中等教育发展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江西饱受战乱的影响,教育发展很是落后,这种情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逐渐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里,江西中等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本文对这十七年来江西中等教育的发展状况、特征,教育改革和取得的成就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析。本文分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简要介绍近代江西中等教育的滥觞,并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江西中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大致的阐述,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江西中等教育有所发展,但其推广与普及的力度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章,首先归纳了江西解放初期面临的社会条件,虽然说经济薄弱、社会治安较为混乱,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而逐渐得以改变。其次详细阐述了新中国初期江西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在国民经济恢复初期,普通中学得到恢复和一定的发展,但其教学宗旨、办学数量及教学质量发生了改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这个时期,中等师范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并对中等师范学校增多的原因,毕业生的部分去向,办学规模和服务领域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由于受大跃进等运动影响,出现了中等教育发展过快、办学数量过多的情况,但后来在党的政策的调整下逐步走向正规。第三章,是介绍中等教育的具体教学活动,从教育工作方针、课程设置、教育师资情况和学生管理四个方面来介绍中等教育的教学活动。第四章,首先对新中国初期江西中等教育发展特征进行了阐述。其次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江西中等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其对当今中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对于今天中等教育依旧具有借鉴价值。

贾韬^[7]（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刘文辉^[8]（2019）在《“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教学模式事关汉语教学的成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汉语教学中,传统的“分技能教学模式”在教学效率方面存在着不足,因此我们通过数年的理论探索,尝试构建出汉语教学的一种新型模式——“听说+读写”教学模式,并经过两年的大规模实证研究,证明该模式是有效的,是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检验的。本论文共分为4个部分,另加若干附录。第一部分为绪论与相关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与方法,勾勒出全文的研究框架;其次对国内外现有教学模式,尤其是汉语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教学模式主要成果进行了较为详实的综述,从而为本教学模式的全方位构建提供借鉴。第二部分是“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主要介绍了该教学模式的五大构成因素,即理论基础（包括认知主义、建构主义、自主学习、“输入”与“输出”假说、联结主义等各种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条件（包括课程设计、教师团队构建与培训、教材选用与改编、教学策略与方法、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等部分。同时,本文还归纳了该教学模式的6大特点,即:以多种理论为基础、结合汉语及汉语教学的特点、进行了较大规模且较长时间的系统实证研究、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语言技能的全方位配合、以强有力的“管理”作为辅助和保障。第三部分是“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的实验与结果。重点展示了运用对比教学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这一教学模式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与结果。研究发现:（1）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汉语总体水平提升更为显着（以新HSK5级成绩为标准）;（2）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学生听、说、读、写等各项语言能力进步明显;（3）实验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显着提升;（4）实验组学生对“听说+读写”教学模式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从实验时及实验半年后跟踪调查问卷数据所知）;（5）该模式效果与学生汉语基础无关,适用于汉语高水平及低水平的学习者。实验结果达到预期目标,该教学模式取得成功。第四部分是针对“听说+读写”教学模式所展开的讨论以及本文的结论。首先,结合第二轮教学实验的过程与结果证明该教学模式具有较广的适用性;其次,总结了这一教学模式对国内外汉语教学界的9点启示,并对未来该模式的进一步实施与推广提出6点展望;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谢真真^[9]（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汉字识字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字体系之一,记载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经脉。汉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具有系统性、分析性和表意性的特征。作为表意体系的汉字,它的超时空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汉字识字教学活动是使汉字一代代流传下去的重要途径之一,科学高效的识字教学活动可以促进学生智力、语言能力、阅读写作能力的发展,可以提高学生运用汉字的能力。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汉字识字教育从汉字识字教学方法与汉字识字群体以及汉字识字教材方面进行研究,并详细阐述研究典型汉字识字教材的意义,最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汉字识字教学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文章首先介绍了选题缘由和意义,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简述研究内容与汉字识字教育的现状,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汉字识字教育的历程进行了探索。在汉字识字群体与汉字识字方法层面上,介绍了识字运动中的识字群体和汉字识字教学方法。对识字运动中的儿童识字和成人识字（包括妇女识字和青壮年识字）进行了描述。详细叙述了集中识字、分散识字、字族文识字、字理识字、部件识字等其他各种识字教学方法,简要介绍了各种汉字识字教学方法的优点与缺点。指出“六书”理论对汉字识字教学方法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汉字识字教材的研究上,选取了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与《发展汉语（第二版）》《国语》《21世纪现代中国语文》这六套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这六套汉字识字教材生字表中的汉字进行字种与字量的统计分析。把六套教材的汉字字量与字种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六套教材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常用字表》进行对比分析。在汉字识字教学方法与汉字识字教材研究方面,研制出三个新的字表,筛选出汉字识字教材中出现的一些生僻字。提出适应新时代的汉字识字教育方法。在汉字学习与汉字识字教材编写、汉字识字教学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改革开放以来汉字识字教学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从识字教材、识字方法和教师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写出取得的成就对现行识字教育的借鉴意义,提出改进识字教学不足之处的方法。

王素平^[10]（2019）在《王立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王立根老师是全国语文特级教师,他在执教40余年里致力于探究语文教学真谛,并凭借丰富的课堂实践教学经验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教学风格和独特的教学理念。本文试图通过对王立根老师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来丰富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并为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学能力的提高提供借鉴。本论文综合应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专家咨询和实地调研等方法进行研究。论文内容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具体结构和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包括对本课题研究现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的分析。正文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章是对王立根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的梳理和探究,主要从语文教学观、作文教学观、语文教师观和学生发展观四个方面进论述。第二章是分析王立根老师与“闽派语文”的关系与影响,主要围绕王立根老师推动“闽派语文”学派的建设和创建闽派语文特色,为闽派语文建设丰富教学经验和传承闽派语文特色等方面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从王立根老师的生活经历、执教经验、新课程改革和“闽派语文”影响几个方面分析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第四章是结合当前语文教育的现状分析王立根老师语文教育思想给语文教育课程改革和语文教师成长等方面带来的启示。结语部分是对王立根老师的语文教学思想内涵对当今语文教育改革的作用和意义做总结。

二、提高语文素质不能靠速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高语文素质不能靠速成（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教育家于漪个体成长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先语后文-国际中文汉字教学路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面向母语为英语学习者的汉语称赞语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初级对外汉字教材汉字释义模式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初期江西中等教育发展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汉字识字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王立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提高语文素质不能靠速成（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教育家于漪个体成长史研究[D]. 段沿沿.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1)
• [2]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D]. 杨方. 扬州大学, 2021(02)
• [3]先语后文-国际中文汉字教学路径探析[D]. 胡梦.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面向母语为英语学习者的汉语称赞语教学研究[D]. 韩安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初级对外汉字教材汉字释义模式探析[D]. 葛晗洁. 暨南大学, 2020(04)
• [6]新中国初期江西中等教育发展研究（1949-1966）[D]. 熊迪.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7]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8]“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D]. 刘文辉. 暨南大学, 2019(03)
• [9]改革开放以来汉字识字教育研究[D]. 谢真真.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10]王立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 王素平.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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