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我省各地节庆早知道（论文文献综述）
李诗頔[1]（2021）在《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文中研究表明汪曾祺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当时他写作的小说和散文在风格上主要有两类,一类空灵,一类平实。80年代初,汪曾祺对自己40年代的一些小说和散文进行了修改和重写,这些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汪曾祺对故乡高邮的人物书写和对昆明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回忆。此时,风格平实的作品成为了他的写作主流。汪曾祺有意识地选择和接续了40年代部分作品的主题,反思自己40年代的写作方式,用80年代的情感重新观照普通劳动者和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完成了1980年代创作与1940年代创作的“对接”。本论文以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为研究对象,“修改”指汪曾祺在80年代有意识地挑选和重新出版40年代的部分小说,在字句语段上做出改动;“重写”主要指汪曾祺针对自己创作的小说和散文,在主题和结构上做出重大改动的作品。本论文中选取的“重写”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汪曾祺在80年代对40年代作品的同题重写作品,另一类是汪曾祺使用40年代曾经写作过的材料,融入新的感情和思想,在80年代创作出的全新作品。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选取多个文本,分析这些作品修改和重写的过程,从叙述语言、结构和情感三个方面的变化考察“延续”“继承”关系在汪曾祺具体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以及从中发展出的独特小说形式,试图用整体的动态的视野探讨汪曾祺修改和重写现象的意义。
木粲成[2]（2020）在《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时间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倚赖的基本观念之一。人类的实践既建构着时间,也展开于时间中,受时间形塑。时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时计与时间性。时计是人类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中习得或创造而成的各式各样用于标定过去、现在、未来的手段。时间性则是由回忆、感知、预期三种机能触发的统一于当下的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时计既展开于时间性中也影响人们的时间性,时间性既化育时计也受时计牵动。时计与时间性统一于时间实践。时间实践与社会文化互构。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时间实践会所有不同,同一社会文化群体内部的时间实践也会因社会身份与实践场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是一项以时间为中心论题,以聚居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清水江中上游两岸的苗族方南支系为考察对象的民族志。通过考察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计类型,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实践方式,不同社会场景的时间特点,以及不同社会角色在不同场景之中时间交叠、时间冲突、时间协调的具体过程,本文既从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来理解时间,也以时间为核心论题来呈现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本文依照如下框架展开。第一章系统梳理了百余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脉络,明确随之形成的主要问题、概念、理论、方法,确认当前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探究多样场景中不同行动者在实践中牵涉的多样时计、时间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强调,本文涉及的时计主要是方南苗族在生活中频繁使用且与其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具有密切关联的时间参照,并将对时间性的呈现锁定在方南苗族运用时计而展开的具体实践之中。第二章,从生态人文区位、生计方式、亲属制度、社会组织、信仰观念等层面勾勒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概况,强调方南苗族的核心社会理想是在祖先、神灵护佑下,维系家户、宗族、村落团结,建设跨家户、跨宗族、跨村落交换,实现并延续物与人的丰产。第三章,概要呈现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间起源论,主要时计类型,各类时计的内容、来历、功能、意义,不同时计掌握程度与运用状况的社会差别,多样时计划分的各级时间单位及其内部多样性,彰显方南苗族的时计愈发数值化、便携化的代际趋势。接下来,以多个民族志个案剖析嵌合着时计与时间性的时间实践过程,讨论方南苗族时间实践的社会差别与场景特征,呼应方南苗族社会文化图景与多样时计概貌。第四章讨论生计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呈现由基本社会分工带来的老年男性、中青年男性、妇女、儿童的时间实践之别及其交叠、冲突、协调,其中可见中青年男性的市场经济时间如何强势于老年男性的务农时间,在校儿童的国民教育时间如何强势于妇女的家务时间,体现出生计时间的可变性。第五章讨论仪式化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一类为仪礼时间,以一个葬礼为例,呈现仪礼时间的突发阈限性与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另一类为节庆时间,以三个节庆为例,呈现方南苗族节庆的时间特点,突出本地节庆时间的固定阈限性与集体惯习的时间效力;两类时间共同体现仪式化时间的固定性。第六章,以龙舟节这一既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又具备高度仪式化特征的大型区域性丰产节庆为个案,呈现方南苗族的生计时间、仪式化时间,家户时间、村落时间,以及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通过一系列协调混溶到趋于一致的区域时间之中的具体过程,其中不仅分析了龙舟节时间之区域性、周期性与复杂性的由来,也呈现了村民集体议定的出龙之时的强制力,村领导的时间纪律监督权威,以及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并强调,这种足以将多样时间实践混溶为一的根本动因,乃是方南苗族希望在祖先与神灵的护佑下,维系秩序稳定,延续两种丰产的社会文化理想。
孙艺璇[3]（2020）在《民族地区开发进程中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实地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的发展不仅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也催生了大批流迁人口,跨地域的流动迁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承载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的互动与碰撞。部分西部民族地区在工业建设蓝图下得以迅速崛起并实现跨越式发展,受国家调配而迁入的政策性移民与近年来自发进入的流迁人口共同构成当地的外来人口群体。加之民族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复杂民汉混居文化,来自不同地区文化载体的相遇,使得民族地区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研究富有挑战性,也颇具意义与价值。然而,结合对过往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流入西部地区的流迁人口的关注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且这类地区当前的研究仍旧局限于就文化适应谈文化适应,未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转型的大背景进行分析。基于此,本研究以文化生成理论为视角,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起迅速发展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为研究地点展开实地研究,运用威斯勒的文化内容划分法将文化适应降维至饮食习惯、节庆习俗与语言使用三个文化特质进行考察,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描述两类流迁人口进入当地之后的文化适应过程,据此归纳其文化适应的模式与外部作用机制。本研究有以下发现:首先,就文化适应本身来说,在饮食习惯方面,两类流迁人口群体均经历了流入初期的适应不良阶段。相较之下,早期流迁人口更倾向于接受当地的各类饮食,而后期流迁人口虽然尝试主动学习并改良某些当地食物的烹饪做法,但并没有全盘接受,也保留了自身的部分饮食习惯。在节庆习俗方面,伊金霍洛旗当地特色的节日习俗大多因其吉祥祝福的象征意义或喜庆热闹的氛围而被流迁人口接受,而对于“圆锁”习俗,两类流迁人口群体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后期流迁人口以不能理解为由拒绝接受,而早期政策性移民却已将其纳入日常生活。同时,后期流迁人口仍保持着重阳节等节日的传统庆祝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岁时节庆活动。在语言使用方面,随流迁人口进入伊金霍洛旗的各类方言与当地本土方言的博弈大多以普通话的胜利为结局,人际沟通的内在需要与普通话的推广使得在外来人口混杂的地区,带有当地方言口音的普通话逐渐成为新的优势方言。其次,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经历了两种转变,一种是对比早期与后期流迁人口,文化适应模式从大致全盘接受当地文化的“类同化”文化适应转变为既学习当地文化又保留自身文化的“互嵌式”文化适应;另一种是聚焦后期流迁人口群体,这一群体经历了完整的从被动文化适应向互嵌式文化适应的转变过程,其中,居留意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种转变最终以文化生成理论所主张的新的文化类型的形成为结果,如今的伊金霍洛旗,在饮食上趋于丰富,在习俗上趋于多样,在语言使用上趋于一致,一种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文化类型正在生成。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当地蒙古族的特色文化,渐渐嵌入到流迁人口的日常生活之中。最后,本研究对文化适应模式转变背后的社会因素与机制进行探讨,认为从早期流迁人口到后期流迁人口,他们所经历的社会时期不同,从而在流迁背景、流迁动因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便蕴含着影响文化适应模式的因素。伊金霍洛旗的早期流迁人口许多都来自计划经济时期的煤矿单位,这类地区具有典型的“文化孤岛”特征,与既有成果不同,本研究认为文化孤岛的生活背景也存在使流迁人口更倾向于接受流入地文化的可能。而伊金霍洛旗在资源开发进程中快速提高的经济、教育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令更多后期流迁人口愿意在当地定居,这也成为流迁人口群体从被动接受文化差异,向主动学习地方文化并为当地嵌入自身文化的适应模式转变的关键原因。此外,社会网络因素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原住地群体的支持与人际交往的拓展切实影响着流迁人口在某些文化特质上的适应程度。由此,本研究以实地研究材料为基础,理清并建构起一套适用于伊金霍洛旗类民族地区的流迁人口文化适应的分析路径,为当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
梁艳艳[4]（2019）在《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丰富了对都市满族的民族志研究,主要田野点开封里城大院是一个位于中原古都开封的满族、蒙古族聚居社区,拥有着从八旗驻防城到1949年后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延续三百年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通过对开封满族生命经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描述,运用历史记忆理论与族群认同理论,追溯社区“有关血统与共同起源的观念”,论证满族族群认同的历史连续性,同时指出满族族群认同具有明显的符号性与建构性。清代八旗制度下旗人群体的文化遗存记忆,民国艰难经历导致满族群体普遍的结构性失忆与谱系性失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政策对于满族人身份的承认,长达三百年的共同特殊经历成为满族族群共享的有别于其他族群的集体历史记忆,从而形塑了满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回顾开封满族的文献、口述与行为的基础上,本研究注重观念在家庭与社区中的传递,以及口述与行动的重要性。从“历史实践”概念出发,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用文字实践“历史”,对于大众记忆而言,更要重视用口述、行动实践“历史”,这都是主体性的体现。清朝结束、民国境遇、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持续一百余年的社会转型,导致满族没有外在显见文化特点,与汉文化的交融是满族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理性选择,选择性遗忘是他们普遍的集体性记忆。结构性失忆、谱系性失忆与集体性记忆共同凝聚为满族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族群认同主要是主观性认同,与族群性相关的历史记忆“文化遗存”在家庭与社区中传递,具有隐秘性与持久性,形成民族社区的“地方性知识”。满族族群的根记忆、根认同在共同体中被世代传承,关于族群认同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族群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族群认同的核心是有关血统与共同起源的主观信念。在大众中,关于族群性的历史记忆往往会浓缩为根记忆、根认同,简约地解释“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族源性问题,族群认同就是共享对于根记忆、根认同的文化解释。通过满与汉的族群认同建构的互鉴,本文认为寻根问祖的文化解释是中华民族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下的普遍文化现象,尊重与承认各族群的族群认同具有现实意义。族群认同的意义之网在不断地变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平等观念逐渐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度性民族认同建构对满族族群产生影响,编织入满族族群认同的意义之网。改革开放以来,都市民族社区经历着制度性安排缺失的转变,以及面临着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空间被城市规划取代的困境。外部变化激发了开封里城大院社区重建宗庙、树立牌坊、办祭祖仪式、策划民族特色旅游等一系列“历史实践”行动,这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是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理性选择。这一个案反映出,历史记忆与聚居生活在族群认同建构上发挥着重要的根基性作用,但族群互动、民族精英及经济能力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议保护城市少数民族活态历史记忆社区空间,留住“乡愁”与“族愁”,在城市规划中保留族群历史文化多样性,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有历史的地方、有历史的人、可以通过文化自觉建构实践历史与文化的民族社区的可能性。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应当重视将少数民族符号资本、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使得各民族共享旅游规划的政策红利,各民族的共生互补是促进民族团结之道。
王钰洁[5]（2019）在《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萧红作品解读》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作家萧红的创作主要以“故乡”为书写对象,塑造了一个激荡着爱、恨、苦、喜、怒、悲、痛等多种情感相互撕扯着的地域形象,包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文化精神,本文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审视萧红的创作,探究其人类学书写的内涵和价值。本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是关于萧红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本文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为“萧红人类学书写的特质”。首先从当时东北的文化生态环境角度入手,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分析东北地域文化作为背景对萧红创作产生的影响。其次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探究萧红笔下故乡的饮食、节日、萨满信仰、丧葬等习俗的人类学内涵。第二章为“萧红人类学书写的方式”,分析萧红人类学书写的两种方式。第一部分解读萧红作品的原型叙事,分两个角度展开,一是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分析萧红小说中三个典型的原型形象“阿尼玛”“阿尼姆斯”“花园”,二是运用弗莱理论中的“秋天”叙述程式分析萧红作品的叙述方式。第二部分分析萧红作品的抒情方式,指出其抒情方式是具有主观意识的现代抒情,并通过两种手段展开:一是怀旧,论文指出萧红的怀旧分为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二是她通过虚构与想像的手段构建一个故乡形象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此故乡形象是一个“中间风景”而非一个“阿卡迪亚”。第三章分析萧红作品中地方性知识再现的人类学价值。萧红在作品中再现了属于她自己的地方经验,保留了珍贵的族群文化记忆,对于今天现代化进程中的东北有着宝贵价值,对于当代文学有着重要启示意义。结语部分,反思萧红的创作对地域性写作之困境和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性日益消失之现象所具有的意义。
肖岳成[6]（2019）在《是走是留？ ——三线国企变迁与职工的预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线国企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产生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在城乡二元格局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三线国企职工的生产生活状态产生巨大变化,原本自给自足的单位内封闭社会被打破,地区发展间的差距不断加大。为此,单位内个体采取了不同的去留决策。本研究以此为背景,通过身份认同、地域认同和风险感知探究三线国企职工去留决策背后的预期及其在代际上的表达。本文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在华中地区某大型国有企业中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26位单位人进行访谈,在国家工业化框架下,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探讨单位经济改革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单位人去留决策背后的预期。研究发现,在单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职工主要存在三种去留决策:保留劳动关系去体制外工作、在体制内调动和留在本单位。去体制外工作的职工持低单位身份认同,对体制外持低风险感知,在外建立了新的家乡,已经成功转为市场人;在减负时期离开单位的职工仍在体制内工作,对体制外持高风险感知,持高身份认同,单位社区仍是其情感家乡;留在单位的职工加强了对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成为单位制的守夜人。所有职工均表达了对单位体制现阶段的低风险感知,但对单位制发展的未来感知具有差异,这具体体现在对子女的工作预期中。在单位功能日渐式微、“去单位化”诉求不断增多的当下,了解单位职工如何面对市场,走进市场,走进个体化,可以探究其艰难转型的实际发生过程,也可帮助同样处于国企生活背景的人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
黄丽瓶[7]（2018）在《“不适”与“逃离”：生态移民视域下摆拉苗人研究》文中提出国家话语下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使摆拉苗人从月亮山搬迁到榕江县城。搬迁后,摆拉苗人从时空上远离文化母体,生存环境也随之改变。在新的环境下,摆拉苗人需要就此对原有传统文化进行调适以适应新环境。摆拉苗人在搬迁初期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做出尝试加以适应,但生计方式转变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难以攻克及其在日常生活、人生礼仪方面的诸多“不适”,导致摆拉苗人在安置区居住一两年后陆陆续续“逃离”回到摆拉,回归原有的空间及其文化。本文以民族志写作方式对摆拉苗人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进行研究。首先,介绍月亮山的摆拉苗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记忆与时空安排,展示摆拉苗人原有的生存环境及历史文化,勾勒出其传统的社会生活以作为后文的基础。其次,陈述国家话语下的摆拉苗人生态移民背景、迁入地的情况及生态移民搬迁过程。接下来,叙述摆拉苗人生态移民生计方式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不适”,在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上也是“不适”的状态;其后,详细描写摆拉苗人人生礼仪,生态移民后摆拉苗人在人生礼仪上大多回到原有空间、延续原有形式,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压力无法适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摆拉苗人人生礼俗需要特定的文化环境。最后,呈现无法克服文化带来“不适”的摆拉苗人在生态移民一两三年不等的时间陆陆续续选择“逃离”回摆拉的事实;同时讲述二三十户为孩子上学而居住在新房及把新房作为不定期居所的情况。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纷繁复杂,也呈现不同的状态。本文正是通过生态移民下摆拉苗人的“不适”与“逃离”现象探讨文化适应的“分离模式”。文化适应中的“分离模式”是文化适应主体因高于预期的文化适应压力而暂时性回到自我文化阵地的现象。摆拉苗人的“逃离”即为“不适”后所选择的文化适应之“分离模式”。
PHUNG THI SINH[8]（2017）在《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和越南河江省1955年至2000年间民族政策及其实施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来探讨两国两地的民族政策及其对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的影响。希望这样的研究可以总结相关的历史的经验,为进一步改善两省少数民族的生活,推动两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一点绵薄的贡献。云南与河江两省都位于离本国政治经济中心较为偏远的地区,又都地处国家的边境,在国防和安全上地位重要。云南和河江两省是中越两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居住地,这两个地区曾经见证并迎接了很多少数民族大规模的迁徒和定居,并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大丰富两省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两省彼此交界,很多少数民族早就有了血统、婚姻、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的联系,这种血缘和历史的联系,长久以来是两国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两省的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远离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此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低于国内大多数省份,如何教育和动员当地少数民族利用本地、本民族的各种资源和优势,克服本地的各种困难和劣势,缩小与国内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差距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和两省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越南和中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了民族理论。在制定和推行各自民族政策时,中国和越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的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因此虽然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越南和中国两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还是有各自的特点,这是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的内容。第二章是对云南和河江两省的少数民族概况的一个介绍,包括两省少数民族的数量,民族名称,近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的特点等等。第三章探讨这一时期云南和河江两省的民族经济政策,分析云南“兴边富民”和河江“135项目”的重大经济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探讨这一时期两省的民族文化政策,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历史古籍的搜集和保存,文化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实践。第五章讨论的是两省的民族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这一时期两省对少数民族教育都非常重视,制定了和不断调整民族教育的政策,在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两省的具体做法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值得相互比较和借鉴。第六章探讨两省少数民族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但最主要的是依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力量,这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这一时期,两国两省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自身干部的培养和建设,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出规划安排,为少数民族培养了许多干部。结论部分对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做了提炼和概括。
戴颖洁[9]（2016）在《冲突与共谋：全球模式节目本土化生产的权力博弈》文中研究表明模式节目跨境流动作为全球传播格局的表征,体现了全球与地方文化的"勾连"。本研究以国外模式节目的本土化生产为研究对象,以权力博弈为切入视角,将模式置于全球和地方化的产业、经济以及政策规制中,分析模式节目本土生产空间的开拓以及文化"杂合化"的实现过程。研究者于2015年5月至10月在灿星公司开展田野调研,并对27位涉及模式本土化运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32次深度访谈,人员范围覆盖灿星公司,灿星合作方,以及国内其他同行。与此同时,还对田野期间获取的灿星公司内部资料、重点模式节目的拉片分析报告,以及各路媒体的相关宣传报道展开文本分析,并积极参加学界、业界模式相关的论坛和会议,进一步丰富理论知识和研究资料。本研究围绕灿星涉猎的《中国好声音》、《了不起的挑战》、《我的小小电视》三个模式节目,立足于电视空间的生产,将原本被遮蔽的"权力"要素置于前台。不仅关注媒介文本,更关注形塑媒介文本的框架性因素、结构性力量,以及他们的博弈路径,互动方式对本土版文化形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模式节目本土化分为引进、生产和推广三个主要阶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大权力机制,模式方,制作方,国家权力部门,播出平台,广告商五大权力主体。政治因素是引进时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经济因素是生产和推广阶段的最大诉求。多元主体间的竞争性互动,造就了"杂合化"的运作逻辑。这种"杂合"不仅体现在文本形态上,也体现在动力机制上;有力地批判了文化帝国主义流派"同质性文化"和"主导一服从"二元对立的理论主张,也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流派漠视权力架构的理论缺陷。最后以图绘形式,勾勒出模式本土化各阶段主要动力机制的运作方式和依存关系。引进阶段,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文化,政治和技术,都是单方面依存关系。引进违规的模式,总局不答应,受众不认同,广告商和制作方会蒙受经济损失;想要改变违规的模式点,技术层面有较大挑战。因此,政策上的把控诉求也是受众的文化诉求,广告商的利益诉求,以及本土电视人的自觉要求;不愿意冒险引进意识形态相左的模式。生产阶段,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和技术,都是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利益的实现依赖政治权力提供的资源和保障;依赖文化接近性对受众认同感的营造,并转变为收视卖点;依赖本土的制作水平;另一方面,经济权力也通过和政治权力的良性互动,以及采取意识形态与商业表达相结合的"并置"策略,为自己拓展政治局面。与此同时,依托节目影响力传递主导意识形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提升本土生产力,反作用于文化和技术权力。推广阶段,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和技术,都是单方面依存关系。通过依托营销平台、营销渠道的技术支持,营销宣传时置入文化元素获取受众认同,以及注意规避政策要素弱化政治风险等方式,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虽然不同阶段不同权力的权重存在差异,互动方式也有区别,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间形成了同盟。通过建构技术层面的专业主义,和政策进行良性互动,依赖、推崇文化差异,制造受众文化认同等方式,构建同一框架下全球文化的不同体验,巧妙地掩盖了电视产业跨国合作的商业诉求这一真实运作逻辑。
孙菊剑[10]（2016）在《基于顾客价值的丝绸品牌文化营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生产国,也是最大的丝绸消费国之一。丝绸原产自中国,丝绸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丝绸产品作为文化传播的纽带,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名片。在这样的市场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全面分析丝绸品牌的外部市场环境,深入了解国内丝绸产品的感知价值现状,研究丝绸品牌如何从文化层面制定品牌营销战略,依托丝绸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重建竞争优势,对于实现国内丝绸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归纳梳理了丝绸营销与文化营销相关理论,提出实现丝绸品牌差异化的重要途径是文化营销的观点。论文通过研究文化营销、丝绸文化与丝绸营销的相关理论与文献,重点分析了丝绸营销与文化营销的结合点,提出了丝绸品牌实施文化营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文对一般外部市场环境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逐一探讨;采用“五力模型”对丝绸产业竞争现状进行了描述;还使用了“SWOT分析法”对丝绸品牌目前存在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与威胁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丝绸自主品牌唯有采取差异化的竞争战略,才能保持持久的市场竞争优势,文化营销是实现品牌差异化的重要工具。（2）对丝绸产品的顾客价值进行了质化和量化的研究。论文采用了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研究了丝绸产品的顾客价值。在质化研究中,依据顾客价值理论,采取经典扎根理论的工作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丝绸产品的顾客价值维度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半开放式访谈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对调研数据进行实质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总结出丝绸产品的顾客感知价值维度和期望价值维度。在感知价值的感知收益中,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都与文化营销直接相关联,表明丝绸文化营销十分重要且必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丝绸产品的顾客价值相互作用机理模型,以及丝绸产品的顾客价值与文化营销逻辑关系。讨论了丝绸品牌的顾客感知价值、顾客期望价值和企业设计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并结合部分丝绸品牌案例对丝绸顾客价值的冲突管理进行了探讨。在顾客价值质化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顾客的丝绸感知价值进行了市场细分量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共获得2151份有效样本,并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丝绸产品的文化价值认可度最高。不同细分市场的感知价值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与相关性。影响丝绸消费的关键驱动因素有六个:功能因子、使用因子、偏好因子、社交因子、价格因子与时尚因子。根据这六个关键驱动因素可将丝绸消费者分成了三个具有明显差异的细分市场。其中,忠诚型市场是丝绸品牌核心的现实消费群体,而平淡型和理智型市场则是重要的潜在消费群体。（3）提出了丝绸品牌的文化营销实施策略。基于顾客价值研究的结论,论文从文化营销的角度,结合丝绸品牌的实际案例,对丝绸品牌的文化营销对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丝绸品牌文化定位的三种主要来源和丝绸品牌文化创建的路径与方法,并将审美文化营销、情感文化营销、传统文化营销和知识文化营销贯穿于丝绸品牌的文化营销策略中,分别从产品开发策略、品牌活化、品牌文化传播等几个方面对丝绸品牌文化营销的具体实施进行了探讨。
二、2000年我省各地节庆早知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我省各地节庆早知道（论文提纲范文）
（1）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的创作起点 |
| 第一节 《老鲁》与汪曾祺40年代的创作转型 |
| 第二节 《鸡鸭名家》的叙述语言变化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小说的修改过程对照 |
| 第二章 主题与结构的变化 |
| 第一节 从《灯下》到两篇《异秉》 |
| 第二节 《职业》《戴车匠》中环境的作用与职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散漫的结构与“笔记体”传统 |
| 第三章 80年代的情感总和 |
| 第一节 《受戒》《岁寒三友》中的温暖人情 |
| 第二节 用新的情感重新审视昆明生活 |
| 第三节 80年代的情感与汪曾祺的现实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回顾 |
| 一、涂尔干及其学派:时间作为社会观念 |
| 二、马林诺夫斯基:时间作为文化工具 |
| 三、延续与拓展:“异域化”的“他者”“时间观念” |
| 四、研究的转向:时间与行动者 |
| 五、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专门化:认知、实践与象征 |
| 六、余论:21世纪的人类学时间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方南苗族社会文化概况 |
| 第一节 生态人文区位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概况 |
| 一、生计与分工 |
| 二、家庭与继嗣 |
| 三、宗族与拟亲 |
| 四、婚姻与交换 |
| 五、村寨与公职 |
| 六、信仰与膜拜 |
| 本章总结 |
| 第三章 方南苗族的多样时计 |
| 第一节 基本时间概念 |
| 第二节 时间起源论 |
| 第三节 多样时计 |
| 一、天象与物候 |
| 二、历 |
| 三、钟表 |
| 小结 |
| 第四节 时间单位及其内部多样性 |
| 一、秒、分、时 |
| 二、日 |
| 三、场 |
| 四、月 |
| 五、季 |
| 六、节 |
| 七、年 |
| 本章总结 |
| 第四章 生计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 |
| 第一节 务农之时与务工之时 |
| 一、老年男性、稻作与节气 |
| 二、中青年男性、工资与工时 |
| 三、交叠、冲突与协调:中断的合耕 |
| 第二节 家务之时与课业之时 |
| 一、妇女、家务与“没空” |
| 二、儿童、课业与课时 |
| 三、交叠、冲突与协调:弃置的兼职 |
| 本章总结 |
| 第五章 仪式化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 |
| 第一节 仪礼之时 |
| 一、死亡:突发的阈限时间 |
| 二、择时:占时者的时间权威 |
| 三、下葬:追赶预占之时 |
| 小结 |
| 第二节 节庆之时 |
| 一、可挪的妇女节 |
| 二、不变的敬桥节 |
| 三、避不开的年关 |
| 小结 |
| 本章总结 |
| 第六章 诸时混溶:一个龙舟节的案例 |
| 第一节 龙行区域之时 |
| 一、龙的周期性复活与区域联祭 |
| 二、水稻拔节孕穗期与夏旱频发时 |
| 三、节期轮流与区域格局 |
| 小结 |
| 第二节 村寨出龙之时 |
| 一、时机构成:村领导权威与村民荣誉感 |
| 二、连败与出龙时间纪律诞生 |
| 三、出龙:诸时归一 |
| 小结 |
| 本章总结 |
| 结论 |
| 一、方南苗族时间实践概观 |
| 二、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论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民族地区开发进程中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流迁人口文化适应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主要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文化生成理论 |
| 二、文化形式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访谈对象选取 |
| 一、研究地点简介 |
|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伊金霍洛旗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过程 |
| 第一节 “身体乡愁”:饮食习惯的相互作用 |
| 一、伊金霍洛旗蒙汉混居饮食文化概述 |
| 二、流迁人口的饮食习惯互嵌过程 |
| 第二节 “入乡随俗”:节庆习俗的适应差异 |
| 一、蒙汉特色节庆习俗浸润中的流迁人口 |
| 二、节庆习俗适应与互嵌分析——以“圆锁”与“重阳”习俗为例 |
| 第三节 “乡音易改”:新优势方言的产生 |
| 一、伊金霍洛旗汉语方言与流迁人口方言博弈 |
| 二、普通话推广与优势方言的出现 |
| 第三章 流迁人口文化适应的模式与外部机制 |
| 第一节 从接受到互嵌:流迁人口文化适应模式的转变 |
| 一、伊金霍洛旗两类流迁人口文化适应差异 |
| 二、文化适应过程的转变与新文化类型的生成 |
| 第二节 流迁人口文化适应的外部作用机制 |
| 一、文化适应的分析前提:两类群体的流迁背景 |
| 二、文化适应与文化孤岛:政策性移民的独特性 |
| 三、文化适应的扳道工:教育因素驱动下的居留意愿 |
| 四、文化适应的调节器:社会网络的建构 |
| 第四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第二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受访者信息一览表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4）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田野点介绍及田野调查概述 |
| 第五节 文献综述 |
| 一、满族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满族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 |
| (二)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认同 |
| (三)满族族群认同的研究 |
| 二、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 (一)历史记忆理论综述 |
| (二)族群认同理论综述 |
| 三、现代性与文化自觉 |
| 第一章 开封的地名记忆与八旗历史文化 |
| 第一节 满洲城、里城与里城大院的地名记忆 |
| 第二节 社区内部传承的旗人文化遗存 |
| 一、“小八旗”“八旗两蒙古”与族群来源 |
| 二、“挑马甲”与旗人文化模式 |
| 三、“月白京腔”与语言族群差异 |
| 四、社区饮食记忆与满族原生文化 |
| 五、动物把式、北城派斗鸡与族群边界 |
| 第三节 开封的八旗历史文化记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满族群体的谱系失忆与祭祖传统 |
| 第一节 民国特殊境遇与满族的文化涵化 |
| 一、遣散旗营“由旗化民”的身份转变 |
| 二、原址聚居共渡难关的族群经历 |
| 三、艰难生活的文化涵化选择 |
| 第二节 开封满族祭祖传统的记忆 |
| 一、清代驻防城祭祀的文字记载 |
| 二、名门望族的家谱与祖坟 |
| 三、无家谱满族家庭的祭祖传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开封里城大院的新中国岁月 |
| 第一节 民族聚居社区的政策性差异与共同体情感 |
| 一、开封里城大院的少数民族扶助政策 |
| 二、“乡土社会”的地域共同体认同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变化与旅游工业场域 |
| 一、开封里城大院社会资本的变化 |
| 二、旅游工业场域的城市记忆结构 |
| 第三节 开封里城大院的集体历史实践 |
| 一、开封里城大院的地方历史叙述 |
| 二、开封里城大院的民俗旅游想像 |
| 三、开封满族族群文化记忆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贾奶奶口述历史访谈 |
| 二、纪念开封清末民初旗人先贤 |
| 致谢及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萧红作品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萧红研究的文献综述 |
| (—)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海外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萧红文学作品的人类学特质 |
| 一、萧红文学创作的背景与实践 |
| (一) 东北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 |
| (二) 萧红文学世界中的东北 |
| 二、东北地方性知识的呈现 |
| (一) 物质文化民俗:饮食 |
| (二) 岁时节日 |
| (三) 民俗信仰:萨满 |
| (四) 人生仪礼:丧葬 |
| 第二章 萧红作品中人类学书写的方式 |
| 一、原型叙事 |
| (一) 原型意象的选择 |
| (二) 原型叙事的选择 |
| 二、现代抒情 |
| (一) 抒情基调:怀旧情绪与文化反思 |
| (二) “虚构与想像”的故乡 |
| 第三章 萧红人类学书写的意义 |
| 一、个体性地方经验的建构 |
| 二、族群历史与文化的书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是走是留？ ——三线国企变迁与职工的预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作为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度 |
| 1.3.2 社会转型中的单位制研究 |
| 1.3.3 预期 |
| 第2章 研究设计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预期 |
| 2.1.2 身份认同 |
| 2.1.3 地域认同 |
| 2.1.4 风险感知 |
| 2.2 研究设计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J厂介绍 |
| 2.3 研究框架 |
| 2.4 章节安排 |
| 第3章 灿烂的计划经济时代——1966年～1984年 |
| 3.1 艰苦的建设初期(1966年～1976年) |
| 3.1.1 原生态的环境 |
| 3.1.2 平等的政治地位 |
| 3.1.3 简陋的生活设施 |
| 3.1.4 工农交错的生产活动 |
| 3.1.5 小结 |
| 3.2 蒸蒸日上的建设中期(1975年～1984年) |
| 3.2.1 逐步完善的生活福利 |
| 3.2.2 便利的交通网络 |
| 3.2.3 逐步全面的教育 |
| 3.2.4 具有福利性质的入厂途径 |
| 3.2.5 未起波澜的缓建 |
| 3.2.6 小结 |
| 3.3 共同的集体怀旧 |
| 3.3.1 单位即生活 |
| 3.3.2 单位人与非单位人 |
| 3.3.3 新的家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缓步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时代(1984～2002) |
| 4.1 新的职业身份 |
| 4.1.1 返岗与临时工 |
| 4.1.2 全民合同制 |
| 4.2 福利改革 |
| 4.2.1 职称改革与继续教育 |
| 4.2.2 医疗 |
| 4.2.3 生活设施 |
| 4.3 三产多经 |
| 4.3.1 三产企业的建立与全民入股 |
| 4.3.2 与外界的互动:抽调、进修、推销 |
| 4.4 离职的先遣使——停薪留职/病休 |
| 4.4.1 哺乳假的另一使用方式 |
| 4.4.2 停薪留职与病休 |
| 4.5 保持观望的人们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减负时期(2002～2018) |
| 5.1 制度改革 |
| 5.1.1 薪酬差距 |
| 5.1.2 企业减负 |
| 5.1.3 藕断丝连的“负”——教育 |
| 5.2 新的离开方式——新“会战” |
| 5.3 离开的人们 |
| 5.3.1 祭祖与访友 |
| 5.3.2 新的家乡 |
| 5.3.3 子女期待 |
| 5.4 留下来的人们 |
| 5.4.1 置业、生活采购与居住地点的分离 |
| 5.4.2 优越感与无力感 |
| 5.4.3 高风险感知 |
| 5.4.4 子女期望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讨论 |
| 6.1 单位人决策的历时性分析 |
| 6.1.1 单位即生活 |
| 6.1.2 单位为保障 |
| 6.1.3 单位为工具 |
| 6.2 单位人的预期分析 |
| 6.2.1 身份认同 |
| 6.2.2 地域认同 |
| 6.2.3 风险感知 |
| 6.2.4 子女期望 |
| 6.2.5. 总结 |
| 6.3 反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不适”与“逃离”：生态移民视域下摆拉苗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梳理 |
| 三、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月亮山的摆拉苗人 |
| 第一节 摆拉寨地理环境与自然生态 |
| 第二节 摆拉苗人的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摆拉苗人的时空 |
| 第二章 生态移民的背景与实践 |
| 第一节 生态移民背景 |
| 第二节 迁入地情况 |
| 第三节 生态移民搬迁过程 |
| 第三章 生产生活的“不适” |
| 第一节 生计方式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社会关系 |
| 第四章 老家的引力:人生礼仪的开展 |
| 第一节 出生仪式 |
| 第二节 婚姻仪式 |
| 第三节 丧葬仪式 |
| 第五章 新房：“逃离”与“居留” |
| 第一节 “逃离”新房 |
| 第二节 “居留”在新房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版 |
（8）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起 |
| 2. 研究成果述评 |
| 3. 本论文的主要资料 |
| 4. 研究对象与思路 |
| 5. 研究方法 |
| 6. 特色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与越南民族政策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和越南运用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越南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两国实践的差别 |
| 一、民族成分确定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
| 小结 |
| 第二章 云南与河江省的民族状况 |
| 第一节 两地地理概况 |
| 一、云南省地理概况 |
| 二、河江省地理概况 |
| 三、两地地理概况比较 |
| 第二节 两地民族状况 |
| 一、云南省民族状况 |
| 二、河江省民族状况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 一、云南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 二、河江省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 三、两地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比较 |
|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经济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民族经济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1991年 |
| 三、1992年-2000年 |
| 四、民族经济政策的成就和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经济政策 |
| 一、1955年-1975年 |
| 二、1976年-1986年 |
| 三、1986年-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经济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的民族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四、对两地民族经济政策的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文化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1991年 |
| 三、1990年-2000年 |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文化政策 |
| 一、1955年-1985年 |
| 二、1986年-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文化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民族文化政策经验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小结 |
| 第五章 两地的民族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民族教育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1991年 |
| 三、1992年-2000年 |
| 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教育政策 |
| 一、1955年-1985年 |
| 二、1986年-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教育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的民族教育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小结 |
| 第六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2000年 |
| 第二节 河江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 一、1955年-1985年 |
| 二、1986年- 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干部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民族干部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一: 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称谓及居住地表 |
| 附表二: 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 |
| 附表三: 云南省四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数表 |
| 附表四: 河江省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整理项目 |
| 附表五: 河江省田野调查说明 |
| 后记 |
（9）冲突与共谋：全球模式节目本土化生产的权力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模式节目—全球与地方的勾连 |
| 1.1 节目模式的全球发展历程 |
| 1.1.1 1980年代前,节目模式萌芽期 |
| 1.1.2 1980年代—1990年代,节目模式产业形成期 |
| 1.1.3 1990年代,节目模式产业的勃兴时期 |
| 1.1.4 2000年代—至今,模式产业繁荣时期 |
| 1.2 节目模式的全球流动图景 |
| 1.3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1.4 学科视角 |
| 1.4.1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 |
| 1.4.2 媒介社会学视角 |
| 1.4.3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 |
| 1.5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2 研究综述 |
| 2.1 "模式"(Format) |
| 2.1.1 概念与缘起 |
| 2.1.2 "模式"的产业链 |
| 2.2 "模式"节目本土化 |
| 2.2.1 模式节目定位—媒介全球化的争议 |
| 2.2.2 模式节目本土化呈现—文化"杂合"理论的新面向 |
| 2.2.3 模式节目的本土化过程 |
| 2.3 "模式"节目研究成果介绍 |
| 2.4 小结 |
| 3 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 |
| 3.1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
| 3.2 个案介绍 |
| 3.2.1 欧美棚内音乐真人秀《中国好声音》 |
| 3.2.2 韩国户外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 |
| 3.2.3 韩国台网互动真人秀《我的小小电视》 |
| 3.3 具体研究方法 |
| 3.3.1 参与式观察 |
| 3.3.2 深度访谈 |
| 3.3.3 文本资料 |
| 3.3.4 资料分析 |
| 3.3.5 研究局限 |
| 3.4 小结 |
| 4 模式产业的中国印迹 |
| 4.1 中国电视业的发展进程 |
| 4.2 模式产业的中国式成长 |
| 4.2.1 2006年以前,萌芽期 |
| 4.2.2 2006年—2010年,初步发展期 |
| 4.2.3 2010-至今,爆发式增长期 |
| 4.3 中国模式产业的现状与趋势 |
| 4.3.1 抢购海外综艺节目模式成为卫视惯常选择 |
| 4.3.2 版权保护缺位,综艺节目克隆成风 |
| 4.3.3 综艺节目速生速朽,优质节目产能不高 |
| 4.3.4 真人秀进入怪圈,明星平民结合成为突破口 |
| 4.4 小结 |
| 5 在地"连结":模式引入中的权力博弈 |
| 5.1 "探路":模式引入前的准备 |
| 5.1.1 常规工作:热点追踪与数据分析 |
| 5.1.2 动态联系模式方,掌握最新节目动态 |
| 5.1.3 主动参会,寻求合作伙伴和优秀模式 |
| 5.2 模式节目的选择和偏好:"三步走"策略 |
| 5.2.1 模式 |
| 5.2.2 外部环境 |
| 5.2.3 运营团队 |
| 5.3 模式节目引进时的谈判和协商 |
| 5.3.1 对内谈判 |
| 5.3.2 对外谈判 |
| 5.4 模式在地"连结"中的权力互动 |
| 5.4.1 模式引入前 |
| 5.4.2 模式研判时 |
| 5.4.3 模式谈判中 |
| 5.5 小结 |
| 6 在地"创造":模式本土化生产中的权力博弈 |
| 6.1 模式在地"创造"中的"去地方化" |
| 6.1.1 "形式"去地方化 |
| 6.1.2 "内容"去地方化 |
| 6.2 模式在地"创造"中的"再地方化" |
| 6.2.1 导演团队,竞争优化 |
| 6.2.2 "匠心"精神,内容为王 |
| 6.2.3 洞悉市场,错位竞争 |
| 6.2.4 人文传统的引领与置入 |
| 6.3 模式在地"创造"中的权力互动 |
| 6.3.1 生产方与模式方 |
| 6.3.2 生产方与国家权力部门 |
| 6.3.3 生产方与播出平台 |
| 6.3.4 生产方与广告商 |
| 6.4 小结 |
| 7 在地"推广":模式本土实现中的权力博弈 |
| 7.1 营销推广:捆绑资本的资本最大化策略 |
| 7.1.1 电视节目的整合营销传播 |
| 7.1.2 赞助商的借势营销 |
| 7.2 "真"与"秀":包裹文化和艺术外衣的资本策略 |
| 7.3 模式在地"推广"中的权力互动 |
| 7.3.1 传统平台与视频网站的互动模式 |
| 7.3.2 赞助商借势营销的尺度和利益平衡 |
| 7.3.3 模式方与制作方赤裸的资本角逐 |
| 7.4 小结 |
| 8 政策、资本、文化、技术—模式节目本土生产空间的权力博弈 |
| 8.1 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回顾 |
| 8.2 研究发现回顾 |
| 8.2.1 模式节目的本土化路径 |
| 8.2.2 模式节目本土化中的权力博弈 |
| 8.3 "杂合化"的权力运作逻辑 |
| 8.3.1 "杂合化"的文本形态 |
| 8.3.2 "杂合化"的动力机制 |
| 8.3.3 模式本土化的博弈路径和权力地图 |
| 8.4 研究展望 |
| 附录 访谈节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基于顾客价值的丝绸品牌文化营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文化背景 |
| 1.1.2 市场背景 |
| 1.2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1.2.1 文化营销的相关研究 |
| 1.2.2 丝绸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2.3 丝绸营销的相关研究 |
| 1.3 本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的总体设计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3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中国丝绸品牌的外部市场环境分析 |
| 2.1 丝绸品牌的一般外部环境分析 |
| 2.1.1 政策法律环境 |
| 2.1.2 经济环境 |
| 2.1.3 社会文化环境 |
| 2.1.4 技术环境 |
| 2.2 丝绸行业竞争环境分析 |
| 2.2.1 中国丝绸产业的沿革 |
| 2.2.2 丝绸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
| 2.2.3 丝绸自主品牌的SWOT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丝绸顾客价值的质化研究 |
| 3.1 质化研究的方案设计 |
| 3.1.1 质化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3.1.2 质化研究的内容 |
| 3.1.3 质化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1.4 质化研究的实施过程与样本分布 |
| 3.2 丝绸顾客价值的质化研究 |
| 3.2.1 丝绸顾客感知价值的实质性编码 |
| 3.2.2 顾客感知价值的理论性编码 |
| 3.2.3 丝绸顾客期望价值的实质性编码 |
| 3.2.4 丝绸顾客期望价值的理论性编码 |
| 3.2.5 丝绸顾客价值的模型构建 |
| 3.3 丝绸顾客价值的管理 |
| 3.3.1 丝绸顾客价值的差距管理 |
| 3.3.2 丝绸顾客价值与文化营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丝绸顾客感知价值的量化研究 |
| 4.1 量化研究的方案设计 |
| 4.1.1 量化研究的目的与问卷设计 |
| 4.1.2 预调研及问卷调整 |
| 4.1.3 正式问卷的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
| 4.2 不同群体的丝绸感知价值比较分析 |
| 4.2.1 不同性别群体的差异 |
| 4.2.2 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 |
| 4.2.3 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 |
| 4.2.4 不同职业群体的差异 |
| 4.2.5 不同居住地群体的差异 |
| 4.2.6 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差异 |
| 4.2.7 态度、能力与结果三者的相关性分析 |
| 4.3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的丝绸细分市场研究 |
| 4.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3.2 丝绸消费的驱动因素分析 |
| 4.3.3 丝绸市场的聚类分析 |
| 4.3.4 市场细分及文化营销对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丝绸品牌的文化营销策略 |
| 5.1 丝绸品牌的文化定位 |
| 5.1.1 品牌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
| 5.1.2 丝绸自主品牌的品牌文化现状 |
| 5.1.3 丝绸品牌文化的构建 |
| 5.2 丝绸品牌的产品文化营销策略 |
| 5.2.1 丝绸品牌的产品文化定位 |
| 5.2.2 丝绸品牌的产品开发策略 |
| 5.2.3 丝绸品牌的服务文化营销 |
| 5.3 基于文化营销视角的丝绸品牌的活化 |
| 5.3.1 品牌活化的相关理论 |
| 5.3.2 丝绸品牌活化的现实可行性 |
| 5.3.3 基于情感价值的丝绸品牌怀旧营销 |
| 5.4 丝绸品牌的文化营销传播 |
| 5.4.1 丝绸品牌的POP文化营销传播 |
| 5.4.2 丝绸文化活动与丝绸文化营销传播 |
| 5.4.3 丝绸博物馆与丝绸文化营销传播 |
| 5.4.4 丝绸教育与丝绸文化营销传播 |
| 5.4.5 网络渠道的丝绸品牌文化营销传播 |
| 5.4.6 丝绸文化营销传播的战略协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附录1 :丝绸顾客感知价值的范畴 |
| 附录2 :丝绸顾客期望价值的范畴 |
| 附录3 :丝绸消费者调查问卷 |
| 附录4 :高档丝绸标志认定企业的品牌文化概况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2000年我省各地节庆早知道（论文参考文献）
- [1]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D]. 李诗頔.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D]. 木粲成.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民族地区开发进程中流迁人口的文化适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实地调查[D]. 孙艺璇. 山东大学, 2020(01)
- [4]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D]. 梁艳艳.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8)
- [5]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萧红作品解读[D]. 王钰洁. 云南大学, 2019(03)
- [6]是走是留？ ——三线国企变迁与职工的预期研究[D]. 肖岳成.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08)
- [7]“不适”与“逃离”：生态移民视域下摆拉苗人研究[D]. 黄丽瓶. 贵州大学, 2018(05)
- [8]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D]. PHUNG THI SINH.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9]冲突与共谋：全球模式节目本土化生产的权力博弈[D]. 戴颖洁. 浙江大学, 2016(08)
- [10]基于顾客价值的丝绸品牌文化营销研究[D]. 孙菊剑. 苏州大学, 2016(05)